[史海探秘] 隋炀帝杨广是否是杀父奸母的恶棍？ 的, 是, 隋炀帝杨广, 人世间, 帝国

大隋风云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无疑是杨广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年份。

　　这一年七月十三日，隋文帝杨坚崩逝于仁寿宫的大宝殿，终年六十四岁。

　　大隋帝国的最高权杖终于如愿以偿地落到了杨广手上。

　　这一年杨广三十六岁。十几年的刻苦修行终于为他换来了人世间最辉煌的报偿。

　　然而，关于隋文帝之死，其时的长安坊间以及后世的诸多史籍却有很多对杨广不利的传闻和记载。这些传闻和记载把杨坚之死描述得既可疑又神秘，其目的无非是向人们暗示：隋文帝并非寿终正寝，而是死于一场政治阴谋。或者说——是死于一场不为外人所知的宫廷政变。而杨广正是这场政变的主谋。

　　真相到底如何？让我们来看看历代官修正史对于杨坚之死是怎样记载的：

　　正月二十七日，杨坚抵达仁寿宫。

　　正月二十八日，杨坚下诏，将朝廷的财政、赏赐之权以及一切大小事务全部交给太子杨广。

　　四月，杨坚开始感觉身体不适；六月，朝廷宣布大赦天下。

　　七月初十，杨坚病势突然转沉，紧急召见文武百官。弥留中的杨坚躺在病榻上，用尽最后的力气和他的大臣们一一握手话别。场面无比伤感，君臣皆唏嘘不已。

　　七月十三日，杨坚死亡。

　　上面这些文字见于《隋书？高祖纪》和《资治通鉴？隋纪》。如果史书的记载到此为止，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认定：隋文帝杨坚死得极为从容和安详。对于把江山交给太子杨广，老皇帝不但没有后悔，而且是带着放心满意的心情撒手西归的。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他临终前肯定跟百官们说了许多“尽心尽力辅佐太子、不要辜负朕之所托”之类的话。

　　对此，《隋书？何稠传》中记载的两个细节可资佐证：差不多在杨坚与百官话别的那一天前后，他又召见了自己晚年亲信的大臣何稠，命他负责自己身后的殡葬事宜；随后又召见太子，用手摩挲着杨广的脖子，说：“何稠此人做事很用心，我已经把后事托付给了他，行事应当和他商量。”(上因揽太子颈谓曰：“何稠用心，我付以后事，动静当共平章。”)

　　“托付后事”的细节充分表明临终前的杨坚不但头脑清醒，而且心境平和；“揽太子颈”的细节则更加有力地证明：杨坚的爱子之情仍然不减于往日；换句话说，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对这个帝国的接班人充满了信心和期望。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上述文字只不过是杨坚之死的故事梗概和版本之一。《隋书》的主编魏徵及作者颜师古、孔颍达等人又在《隋书？杨素传》和《隋书？后妃列传》中给出了另一个非常详细而且充满了暗示意味的版本。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隋纪》基本上原封不动地采纳了这个版本。

　　于是，一个绘声绘色、极富香艳色彩也极富阴谋色彩的故事就此呈现在世人面前：

　　首先在这个故事中闪亮登场的是一个女人——一个据说是天生聪慧、美丽绝伦的女人。

　　这个女人本是陈朝的一位公主、陈宣帝的女儿，陈朝灭后被纳入隋朝后宫，渐获杨坚宠幸。独孤皇后死后，陈氏“进位为贵人，专房擅宠，主断内事，六宫莫与为比。”

　　杨坚患病后，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朝廷重臣立刻赶赴仁寿宫，组成了临时内阁。同时太子杨广也奉命入住大宝殿侍奉皇帝。杨广眼见父皇的病势一天天沉重，料定他时日无多，决定早作防备，于是写密信给杨素，向他询问朝廷和百官的情况，并命他做出相应布署，防止朝廷在国丧期间出现动乱。杨素按太子的要求回复了一封密函。不料送信的宫人却误把信送到了皇帝手上。杨坚见信勃然大怒。他还没死，太子和宰相就已经暗中联手在左右帝国政局了，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无异于谋逆啊！

　　杨坚正在气头上，忽然看见他最宠爱的妃子陈氏神色慌张地走了进来。杨坚质问她出了什么事，陈氏流着眼泪说：“太子无礼！”然后哀哀戚戚地告诉皇帝，说她早晨如厕时无意中遇见了太子，而太子欲强行非礼她，她拼命抗拒才逃了回来。杨坚一听，犹如五雷轰顶。他断然没有料到这位温良恭俭的太子到头来居然是个衣冠禽兽！杨坚躺在御榻上，用力拍打着床板大骂：“这个畜牲怎么可以托付国家大事？独孤氏误了我，独孤氏误了我啊！”

　　痛定思痛之后，杨坚急召柳述和元岩入内，说：“传召我儿。”柳述等人刚准备去传唤太子，忽然听见皇帝加了一句：“是传杨勇！”柳述和元岩面面相觑，顿时明白了什么，连忙入阁撰写复召杨勇的诏书。杨素听说此事，立刻报告杨广。杨广随即矫诏将柳述和元岩逮捕，关进了大理狱；然后紧急调动东宫军队进驻仁寿宫，命左庶子宇文述等人控制宫禁出入，命右庶子张衡进入皇帝寝殿，将侍奉皇帝的所有宫女和宦官全部逐出，关在别殿。

大隋风云

　　当天，仁寿宫就传出了皇帝驾崩的消息。

　　由于太子在皇帝死前的那一番异常举动，使得朝廷内外对皇帝之死的真相议论纷纷。

　　陈氏和后宫嫔妃听到皇帝宾天的消息，顿时惶惶不安。当天午后，太子使臣带着一个金匣子来见陈氏，说要将这个匣子赐给夫人。匣子上有一张纸条，上面有太子杨广的亲笔签名。陈氏以为里面是毒药，大为恐惧，一直不敢打开。使者一再催促，陈氏只好战战兢兢地打开匣子。

　　让她感到意外的是，匣子里的东西不是毒药，而是几个精致的同心结。

　　陈氏身边的宫女们又惊又喜，互相说：“这回好了，可免一死了。”

　　可陈氏却一脸不悦，背过身去不肯答谢。宫女们一起逼迫她，陈氏才勉强向使者拜了一拜。

　　当天晚上，太子杨广就带着一种得意洋洋的表情堂而皇之地走进了陈夫人的寝室……

　　故事的结局是：杨广把他父亲的这位爱妃、相当于是他后母的陈夫人奸污了。

　　《隋书》记载这则“香艳”与“阴谋”故事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把杨广塑造成一个继“夺嫡”之后又“弑父”、“奸母”、“篡位”的无耻小人、一个禽兽不如的流氓恶棍！

　　简言之，就是要把杨广“妖魔化”。

　　然而，当我们对史籍进行更为深入的考查和比对后，我们就会不无遗憾地发现——这个“妖魔化”故事存在着太多逻辑上的漏洞和硬伤：

　　第一：不合常理。

　　在杨坚之死的“简易版”中我们看见，“百官话别”、“托付后事”和“揽太子颈”这三个充分表明杨坚父子和睦的关键性细节都是发生在七月初十这一天或者之后的，而此时无论是杨广还是杨坚本人都已经知道他时日无多，事实上杨坚也的确是在三天后就死了。可见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时刻。对于杨广来讲，虽然他距离帝座只剩下最后一小步，但恰恰是这一小步，往往是最危险、也是最艰难的，稍有不慎就会功亏一篑、满盘皆输。在此情况下，像杨广这么一个善于隐忍并具有高度自制力的人，肯定会比平时表现得更为谨小慎微，甚至会在百官面前亲自为父亲端茶送水、亲尝药石。这才符合他的一贯性格和处事原则。可“香艳版”中的杨广却在明知道属于父亲的一切很快就将被自己全盘继承的情况下，一反常态地做出了对他自己最不利的举动——丧心病狂地去非礼陈夫人。

　　如果此事属实，那并不能证明杨广好色，只能证明他愚蠢——十足的愚蠢！

　　几天后隋朝的整个天下都是他的，更何况一个小小的陈夫人？他何苦为了满足一时的情欲而葬送自己为之付出了二十年努力的帝业？即使说他已经有把握彻底控制身患重病的父亲，可非礼之事一旦泄露，他就必须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采取极端行动。试问，这个一向以精明和谨慎著称的杨广，会因为一个女人而宁可用一场危险的政变来夺取本来已经唾手可得的帝位吗？

　　很显然，这不符合常理。

　　第二：自相矛盾。

　　不但杨广在这个“香艳版”中的表现不合常理，就连这个陈夫人的前后表现也是极度自相矛盾。据《隋书？后妃列传》记载，陈氏被纳入隋朝后宫为嫔，由于“独孤皇后性妒，后宫罕得进御，唯陈氏有宠，”当时，“晋王广之在藩也，阴有夺宗之计，”所以“规为内助，每致礼焉。进金蛇、金驼等物，以取媚于陈氏。皇太子废立之际，颇有力焉。”

　　这就是说，早在杨广还是晋王的时候，这个陈夫人就已经利用皇帝对他的“独宠”，暗中收受杨广的重金贿赂，从而“有力”地支持了杨广的夺嫡行动。可见，陈氏与杨广的关系早已非同寻常。即便他们不是情人关系，起码也是一对政治同盟。换句话说，他们很早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其关系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既然如此，杨广为何早不非礼、晚不非礼，偏偏要在皇帝病重、人心不安、朝野瞩目的特殊时刻，去非礼这个夺嫡时的政治盟友陈夫人呢？退一步说，即便杨广真的丧心病狂到如此地步，可这个陈氏既然敢在隋文帝还独掌大权的时候冒着杀头的危险帮助杨广夺嫡，却为何在皇帝已经病危、大权其实已落入杨广手中的时候，反而拒绝杨广的示爱、拒绝自己后半生的政治靠山和荣华富贵呢？再退一步说，即便陈氏是一个可以出卖一切但就是不能出卖肉体的“贞节主义者”，即便她拒绝了杨广，但也绝对不可能把非礼之事告诉皇帝。原因很简单：万一杨广因她的指控而被皇帝拿下，杨广难道不会出于报复心理而把他们当年通贿夺嫡的丑闻全部捅出来、从而把陈氏也拉下水吗？像陈氏这么一个历经两朝、成功地周旋于皇帝、皇后和藩王之间的绝顶聪明的政治女性，会愚蠢到不知道把非礼之事告诉皇帝将导致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吗？

大隋风云

　　答案是：陈氏不可能这么做。


　　所以我们可以据此断定：《隋书》在“香艳版”故事中对陈氏的前后记载完全是自相矛盾、不合逻辑的。

　　第三：张冠李戴。

　　关于杨广的这个“香艳版”篡位故事为何会如此逻辑混乱、漏洞百出呢？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因为《隋书》的编撰者魏徵等人并不是这个故事的原创者。最早“创作”出这个故事的人其实是隋末唐初一个名叫赵毅的人，《隋书》的记载正是直接取材于赵毅所著的野史——《大业略记》。

　　这本书的史料来源其实并不可靠，大多是当时民间流行的一些杂谈、轶闻和传说。众所周知，隋末唐初的百姓对“暴君”杨广可谓恨之入骨，所以赵毅很可能正是怀着同样的心情、出于批判杨广的考虑，才根据民间传说创作出了这个故事。而《隋书》的编撰者魏徵等人作为新朝大唐的臣子，当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批判旧王朝、诋毁旧统治者的机会，所以经过加工处理后，将这个故事收录进了官修正史。

　　可就在他们加工处理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个“张冠李戴”的错误。

　　让我们先来看看《大业略记》中的记载：高祖在仁寿宫，病甚，炀帝侍疾，而高祖美人尤嬖幸者，惟陈、蔡而已。帝(杨广)乃召蔡于别室，既还，面伤而发乱，高祖问之，蔡泣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嗜指出血，召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令发诏追废人勇，即令废立。帝(杨广)事迫，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帝(杨广)简骁健宫奴三十人皆服妇人之服，衣下置杖，立于门巷，以为之卫。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

　　很显然，在赵毅的记载中，杨广非礼的对象是隋文帝的另一个宠妃：蔡氏，而不是《隋书》所说的陈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张冠李戴”的错误呢？这难道仅仅是《隋书》编撰者们一时疏漏导致的笔误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今天的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做一个推测。也就是说，《隋书》编撰者很可能是考虑到这个蔡氏与杨广历来毫无瓜葛，如果说她突然被杨广非礼，恐怕看上去会显得突兀，难以取信于人，还不如把蔡氏改成一直与杨广暗中通贿(很可能还暗中通奸)的陈氏，这样看上去就显得顺理成章了，而且还可以借此揭示杨广大奸大恶的一贯性和长期性。可《隋书》编撰者却没有顾及到，把蔡氏偷梁换柱地改成陈氏，反而暴露出我们上面讨论过的那个更大的逻辑漏洞。

　　当然，这一点仅仅是我们的推测，《隋书》为何如此“张冠李戴”的原因，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隋书》中这个“香艳版”的篡位故事，纯粹是在野史的基础上加工处理的结果。也许正因为取材于野史，所以《隋书》编撰者才不敢贸然把赵毅在“非礼事件”之后极力描述的那个“进毒药”致“高祖暴崩”的情节收进官史。因为并没有过硬的证据支持“杨广弑父”的情节，所以魏徵等人只能在《隋书》中采取暗示手法。

　　假使大唐的开国君臣早已掌握了“杨广弑父”的证据，那他们肯定会在起兵推翻隋朝的时候大张旗鼓地昭告天下，怎么可能把这个攻击隋炀帝的有力武器一直藏着掖着，直到时过境迁之后才在修撰《隋书》的时候语焉不详地进行暗示呢？

　　关于杨广的“妖魔化”故事就这么在历史的记载中流传了下来。千百年来杨广在无数世人的心目中始终是一副面目狰狞、张牙舞爪的形象。这个既可怖又丑陋的杨广几乎成了乱臣贼子、凶悖之徒、暴君、独夫的代名词。

　　不过公元604年的杨广当然意识不到这一切。

　　这一年的七月二十三日，杨广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大隋帝国的皇帝宝座。他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地俯视着这片美丽的江山和匍匐在他脚下的万千子民。他仿佛看见压抑在心中多年的壮志、

　　激情和梦想正源源不断地喷薄而出，化成一片彪炳日月、照耀千古的煌煌帝业……

大隋风云

隋炀帝为何成大昏君？只因太聪明 太有作为

　　有为政府的代价

　　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其实不见得个个都是昏庸之辈。乐不思蜀的阿斗和“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毕竟是少数；其他即使如成天和嫔妃玩做买卖游戏的南朝东昏侯、整日只知道做木匠活的明熹宗，其实也就是心思没放到大事上去而已，要论智商，恐怕也未必很差。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恰恰是因为太聪明了，结果倒成了昏君，而且是比上面提到的诸公更有知名度的大个昏君，这个人就是隋炀帝杨广。

　　杨广之聪明多才，恐怕放到中国历史上所有明君行列中也不会逊色。他自己也认为，就算是跟士大夫们比才学，他也应该做皇帝的。话虽有点浮夸，但此公才学确实有，还在当皇子的时候，就跟士大夫诗赋唱和。从流传下来的诗作来看，多少有点意思，至少不像现在名气很大的清朝乾隆皇帝的御笔那么俗气。

　　《隋书》上说他“好学，善属文，深沉严重，朝野属望”，应当说有点道理。杨广文才不错，武功也有那么点，隋平南陈，他是行军元帅，北却突厥，他还是出征的主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至少没有给将士们添乱。即使是痛贬他的史家，也不得不承认他“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可是，造化就是这样弄人，被聪明所误的人，在聪明人中十有八九，隋炀帝杨广就是一个典型。

　　如果不聪明而且多才，恐怕杨广不会有那么多的大手笔的动作，后来让唐朝占了那么多年便宜。独享制度之利的制度创制，多半出于这个被后人骂为“炀”的皇帝，特别著名的是科举制度。正是这个制度，让中国的帝制有了世界上最完备和发达的官僚结构，被后世史学家许倬云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原色之一，让法国著名的史学家布罗代尔惊叹，怎么中国那么原始的帝制，却有了一个现代化的官僚制相伴。当然，调动几百万民工修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以及兴百万大军屡次征伐辽东，也是他的大手笔。只是这样的大手笔，最终让他丢掉了江山社稷。

　　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像他那样，做了如此多的遗惠后世的大动作，却因此身死名裂的。不仅科举制让后来的皇帝把天下英雄尽数纳入彀中，而且大运河也让后来的王朝尽享漕运之利，然而他得到的只有千古的骂名。毋庸讳言，在当时，这些大手笔的施展对于社会生活的破坏是灾难性的。

　　中国虽然有着发达的商业，但却从来没有形成过统一的市场，发展出成型的商业社会，国家也没有对应的制度和税收策略；中国也不完全是一个内陆国家，但海洋经济由于受到商业发展的限制，更是进不了国家战略的视线。所以，历代王朝都只能以小农经济作为立国的基础，而小农经济是经不起国家大手笔动作的。修建东都和大运河，成百万人耽误农时，消耗储备，一已为甚，何况再乎？农业民族，从本质上讲是不宜扩张的，对外战争，最高的限度是防卫性的。

　　以秦始皇这样的雄才大略，挟灭六国之势，击走匈奴之后尚且得修长城，可见进攻态势之不可取。百万兵上阵远征，百万人沿途馈粮，幸而战胜，尚且难以预后，何况战败！说到底，中国不是一个商业国度，可以方便地集中资源，也需要靠武力维持商路的畅通；中国也不是一个海洋国家，无视海洋的运输之利，也想不到出海谋取更多的资源。在自己限定的框架里，只能量体裁衣，量入为出，否则就要出大麻烦。

　　当然，在史家眼里，这个亡国之君跟他的同类一样，有着雪崩式的道德败坏的经历，矫情做假、荒淫无耻、挥霍无度、任用奸佞，等等。野史小说更是把杨广说得像恶魔一般：弑父杀兄，淫母奸嫂，杀人取乐，甚至还近乎色情地描写他坐着羊车在众多宫姬住处之间游走，为了能得到他的临幸，宫姬们竞相在门口堆满羊爱吃的食物。尽管后者荒诞得有点像后现代先锋派小说，但实际上两者都是暗示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就在于隋炀帝的品质和道德的败坏。事实上，隋炀帝的奢费并没有耗尽国家的储备，而使隋朝从仓储之粮满赢，到饿殍满眼的转换，恰是因为他动机看起来还不算坏的大手笔。

　　“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格言，言外之意就是不能乱折腾、大折腾，老是翻锅。

　　别把诗人的话当真

　　诗人的话当不得真，据说这是古训，说是唐朝一位诗人做诗云：“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上司见了，很是哀怜，说：想不到君家不幸如此。不想此公答道：没的事，我只是做诗而已。后人嘲笑这位仁兄，说：既然是做诗，何必把兄弟全搭上，为什么不写“娇妻伴僧眠，美妾入禅房”？

　　不过，尽管如此，还是有拿诗人的话当真的。同样是唐朝，唐宣宗时，令狐为相，推荐诗人李远为杭州刺史。唐宣宗说，我听说此人有诗云“长日惟消一局棋”，这样的人，能治理好地方吗？令狐回答说，诗人的话，当不得真的。两下僵持了半晌，最后唐宣宗说，先让他上任干着，紧看着点，以观后效。乖乖，差点因为一句诗，丢了好大的一个肥缺。

　　唐朝毕竟是唐朝，皇帝虽然把诗人的话当了真，也不过是担心诗人光顾着下棋耽误了公事。可是到了宋朝就不一样了，王安石变法，大才子苏轼写了几句诗发牢骚，结果被御史摘出，逮捕下狱。

　　转眼到了明朝，朱元璋一做了皇帝就大兴文字狱。不过，倒霉的大多是些地方上的小知识分子，上书写什么“生民作则”之类的话拍马屁，不幸拍在了马腿上。朱元璋用凤阳话把“作则”误会成了“作贼”，结果拍的人纷纷掉了脑袋。真格的诗人，因为做诗丢命的好像还没有。大概是因为明朝采用特务统治，锦衣卫、东西厂特务密探神出鬼没，诗人的诗兴未免稍减，大家一哄而起写小说去了。

　　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刚刚兴完大狱，杀了宰相胡惟庸并三万余大小官员，废了宰相，自己既当国家元首，又做政府首脑，天天累得半死，不得已从翰林院找来几个老儒，帮他处理公务。其中一个名叫钱宰，年事虽高，但办事写东西还算让皇帝满意，算是最得朱元璋宠爱的一个“秘书”。一天散朝回家，忽然吟诗一首：“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见过皇帝，朱元璋说：你昨天做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你呀，何不改“嫌”为“忧”呢？老钱宰吓得一个劲地磕头。

　　到了清朝，皇帝进步了，自己就有爱诗如命的，像乾隆一个人做的诗传下来的据说就有四万余首。不过他一爱诗不要紧，诗人的脑袋可就有点危险了，几十上百的文字狱出来了，连“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样的诗句，也被上纲上线为恶毒攻击清朝皇帝的“盛世修书”。诗人的话，还就是被真真切切地当了真。

　　诗人的话被当真，诗也就没了。

大隋风云

隋朝灭亡的教训：“迷于人”而非“迷于楼”

　　隋开皇十年(590年)，杨广任扬州总管，一住十年。及至杨广即帝位后，仍然眷恋扬州的繁华，曾三次南下巡幸。后来有一个叫项升的浙江人为取悦炀帝，进献新宫图一幅。隋炀帝诏命有司依图建造新宫。“役夫数万，经岁而成”，一座壮丽宫殿在扬州拔地而起。

　　据载，隋炀帝当年建造的迷楼凌云摘星，飞云宿雾，玉柱金楹，千门万户，复道连绵，幽房雅室，曲屋自通。有误入者，“目眩神迷，虽终日不能出”。炀帝游迷楼后，大喜过望，说：“此楼曲折迷离，不但世人到此，沉冥不知，就使真仙游其中，亦当自迷也。”(韩偓《迷楼记》)迷楼缘此而得名。

　　《迷楼记》虽然是小说家之言，但是史书中对隋炀帝后宫之盛亦多有记载。《资治通鉴》记，隋炀帝曾于洛阳西郊修建了一座方圆二百里的西苑，院内掘海修渠，沿渠建十六院供宫女们居住。“上好以月夜从宫女数千骑游西苑，作《清夜游》曲，于马上奏之。”

　　扬州自古繁华，风俗尚奢侈，达官贵人都以迷楼为醉人之乡，来扬州必到迷楼。“闻说到扬州，吹箫忆旧游。人来都不见，莫是上迷楼。”(包何《同诸公寻李芳直不遇》)隋炀帝为建迷楼，“费用金玉，帑库为之一虚”，建迷楼耗尽了国家财力，隋朝也很快走向灭亡。“紫髯郎将护锦缆，青娥御史直迷楼。海内财力此时竭，舟中歌笑何日休。上荒下困势不久，宗社之危如缀旒。”(白居易《隋堤柳》)迷楼从此成了一个包含着醉生梦死、荒淫无耻等意味的文化符号，后代文人多以迷楼为题材写诗作赋，希望后世以此为鉴。罗隐在《迷楼赋》中总结隋亡的教训是“迷于人”而非“迷于楼”，警告后人不要重蹈覆辙。

　　“炀帝雷塘土，迷藏有旧楼。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扬州三日》)杜牧具体指出了迷楼靠近雷塘，雷塘位于扬州城北，炀帝死后即葬于此。后人为了记取这一历史教训，在迷楼的基址上建了“鉴楼”，并题匾在楼上，以喻隋朝国亡可鉴。今之楼乃清代重建，是扬州的览胜佳处。人们在登临之余，还可借以谈往事，话兴亡，论古鉴今，从中悟出一些发人深省的道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