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驶上街道了,吕青旦还时不时朝街尾看去,他希望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但始终没有见到扛“枪”的记者出现。
冬天的气候还没有完退去,天空阴暗,到处浓雾弥漫,汽车慢慢行驶在布满石子的公路上,两边是长满青色小叶子的甘蔗,一派勃勃生机。偶然有两只色彩鲜艳的毛鸡,冷不防地横窜公路,引起车上的人一阵尖叫,只有掉光了叶子和花絮的芒杆在山风中伸长脖子等待着发芽。刺人的寒风在车厢里盘旋,引起羊群一阵阵的骚动,贾铁柱站在车上不停地“嘘嘘”地吓唬前途未卜的羊群,而羊群总是不听话,只要汽车碰上石头往上蹦一下,它们就好像幼儿园里不听话的孩子见到老师端来一大盘冰淇淋似的齐声喊叫起来。
汽车很快就转上泥泞的山路,又在一个大山下被睹往了去路。原来,前面有一辆中巴车滑出了路边,一大群女正望着歪歪斜斜的汽车叽叽喳喳。他们都是县一中的女老师,也是去乡下扶贫的。她们的力量太薄弱了,根本推不动车子,我们只好停下车来,一齐上去帮她们把车子推上路面。见车上什么东西也没有,我很奇怪地说,你们两手空空下乡做什么呢,有个中年女老师简略地说,学校前年给的是钱,去年也给农民买了几头母猪,今年没什么送的了,只能出点劳动力帮他们把甘蔗草除掉,再施施肥什么的了,学校实在没钱啊。
凹凹村是县一中扶贫的挂勾点,在青藤村后面几公里远的地方,我曾进村过两次,道路十分恶劣,车子离村2公里就走不了,进村只得走路去。
我们越过中巴车继续往前走。突然,陈芳芳递给我一块绿箭口香糖,然后莫名其妙地说:“我们不应该花两万块钱,像一中那样除除草搞搞卫生就可以了。”
“搞形主义不是我的性格。”我把口香糖放进嘴里答道。
陈芳芳是个舍不得花钱的人,贾铁柱说她是个著名的铁公鸡,常常为家里买什么样的卫生纸和老公吵架。
由于美女陈芳芳坐在身边,陈风水精神特别的好,在平坦的道路上故意把车开得很慢。趁陈芳芳不注意时猛地刹一下车,弄得陈芳芳的乳房碰在他的身上。
“你想干什么呀,讨厌。”陈芳芳敝他一眼,紧紧地靠在我身上。陈风水一本正经地嘿嘿笑,然后吹起口哨来。
距青藤村还有一里路时,我们又遇到了一辆抛锚的救护车。车上坐着的是县妇联的人,他们是去河光村修路的。河光村在青藤村左边不远的山洼里。带队的是主管妇联工作的苏娜副县长。今年刚四十岁的苏娜,是个党外人士,原来就是县卫生院的院长,前年换届时才当上了副县长。她对扶贫工作很热心,前年就到处凑钱给村里修公路,但钱拨到村里后,村长却把钱挪用去挖鱼塘了。她并不灰心,曾对我说,无论多大的困难,她和妇联的同志一定把公路修好,让农民兄弟下雨天也能进出村里村外。苏娜说这话时,苍白的脸显得红润而生动。
苏娜你是好样的,如果领导干部都这么想,扶贫工作那有做不好的呢。
救护车只是轮胎爆了,无需我们帮助。我们稍停了一会儿后又向村里驶去。这时,天空晴朗了,但山里的风更加寒冷,车上的羊群也冻得紧紧靠在一起不吵不闹,仿佛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中午11时,车子终于驶入了青藤村。这时,雨也停了,天空格外的蓝,树的嫩叶格外的绿,连村里的狗和牛也格外守纪律,自觉到远处大小便。因为,村长今天一大早就把全村的人喊起来,搞了一次爱国卫生大扫除。路边堆放的杂物搬走了,晒谷场上一条红色的横标牵挂起来,随风摇曳。进村的村巷还垫了一层黄土,散发着一阵阵泥土的腥味儿。
村长领着村的人站在村口迎接我们,因为他们昨天就得到了我们进村扶贫的消息。又矮又黑的村长上前紧紧握住我的手,激动得半天才说:“想不到天气这么冷,你们这些大人物也会来呀。”我摸仿电影里党代表的口气说:“我们又来给你们扶贫了,这是县委县政府的英明决定,这是我们真心实意抹贫的具体行动,我们真的希望你们早日富起来啊。”村长一改往日的木纳,抹去眼角的黄色眼屎裂开嘴说:“大冷天县委派人来扶贫,这是我们村的光荣,也是我们农民的福份,我们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坚决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村长说话的时候,一双三角眼朝陈芳芳的丰乳扫了个来回。陈芳芳不好意思地往外走。
分羊的现场隆重热烈。村民争先恐后,生怕分不到羊。村长在旁边念名单,我和吕青旦亲自将羊一一分到农户手上,有力地体现了领导关心农民的岁先进思想。贾铁柱不停地用数码相机给大家拍照,好像新闻记者似。陈芳芳满脸笑容地给各家各户分发《养羊技术问答五十例》小册子,那高耸的乳房上下跳动,给寒气中的男人增添了融融的暖意。小羊在绳子和主人的牵引下,似乎体会到分离的痛苦,一声低一声高比赛似地号啕,但它们好像并没有忘记我们,在进入幸福的家庭和不幸的家庭途中,时不时回过头来,不停地打招呼摇尾巴,表示最崇高的致意以及最真挚的拜拜。有个脖子上青根暴突的老人给我送了一串黑色的干槟榔,让我突然想起了村里人取媳妇的欢乐日子来。
村长不停地夸奖道:“这批羊都不错,真的不错哟。”
我起了私心,挑了两只又肥又壮的小羊留给了自己的“三同”户黎木勺。黎木勺十分感动,硬拉着我去他家里坐一坐喝口水。他还说,儿子去深圳打工了,家里只剩下他和多病的老伴。
黎木勺不刮胡子,依然穿着有破洞的旧衣服。
他的家在村东头,两间泥砖屋,墙壁发黑,门口垂着被拉断的电线,据说家里的广播坏了几个月也没钱修。一只黄狗懒洋洋地躺在地上,我进来的时候,连眼睛都没有睁开。屋里空荡荡的,没一件橡样的家具,一张摇摇晃晃的木床,铺在床上的被褥,却亮出这破败农舍里少见的白净。床底下乱七八糟地堆放着一些地瓜。
老伴见到我也没说话,脊背深深弓着,头几乎垂到了胸前,经过我身边的时候,眼神没有一丝一毫的漂移,她的年龄还不到五十岁。
黎木勺坐在我的左边,他老伴坐在我的左边,我们有意识地摆了个领导和农民促膝谈心的姿势,贾铁柱抓住时机赶紧拍了几张“新闻照”。
“身体好吧?”陈芳芳关心地问。
黎木勺裂开一嘴黄牙回答道:“好,好得不得了。”
“有钱花吗?”吕青旦很富有地问。
黎木勺竖起三根手指头说:“有,儿子每月都给三十块。”
“好好养羊呀,羊生仔仔又生羊家里很快就富了。”我鼓励道。
黎木勺抖动着胡子说:“养,好好养,就怕人家偷呀。”
“我们书记送的羊谁敢偷?”吕青旦板板腰间的手枪,语气坚定地说道。
陈芳芳又赶紧补充道:“怕什么,警察叔叔的眼睛是雪亮的。”
黎木勺和老伴对视了一眼,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太沉闷了,一笑起来,黄白掺半的胡子茬跟着下巴微微地抖动,眼睛眯成一条缝。
按照计划,为了不增加农民的负担,我们返回抱鸡乡吃午饭。离开家时,黎木勺依依不舍,在陈芳芳的斜视下,我将两百块钱塞进黎木勺的上衣口袋里。吕青旦说:“收下吧,这钱是书记给你修广播的。”但到了村口,他又将钱还给我。我又再次塞给他,他还是不肯收。他黑着脸说:“我怎么敢收大物的钱呢。”
“拿着给老伴看病吧。”陈芳芳热情地说道。
他把手放在我的肩头,说:“我这人管不住钱,儿子给的钱在我手上转一下就走了,从来就不会停留的。”
一直没说话的老伴抿着嘴笑了笑。
“书记,你们这些大人物要常来啊”黎木勺紧紧拉住我的手说。
我高兴地说,来,经常来。
此刻,阳光暖融融的,屋子里传出羊的叫喊声,整个村子顿肘显得生动起来。
回到县里后,我十分惦记着青藤村,几乎每个月都打一次电话到乡里询问养羊的情况,乡长罗天灯什么时候都回说,养得不错,养得不错,领导扶贫有方啊。
于是,我脑海常常幻化出黎木勺家里的羊生了子子又生子,一代代繁衍不绝的动人场面。
8月的一天,我和吕青旦正在办公室里商量年底检查扶贫工作的计划。突然贾铁柱闯进来边摇头边说:“他妈的,别商量了,没戏了,你快去市场看看吧,他们都把扶贫羊杀了。”
我们来到市场的肉摊前,只见村长正带着村里的人卖羊肉。挂在铁勾上的小羊鲜血淋漓,仔细一看正是政法委送的黑色“扶贫羊”。我生气地说:“还没有生小羊怎么就把它们给杀了呢?”
村长不好意思地说:“不杀掉羊,九月份小孩开学,去哪钱给孩子交学费呢?”
“你没有孩子上学,怎么也把羊杀了?”我气愤地问黎木勺。
“担心被偷啊,给他们偷了,倒不如自己把它杀了。”黎木勺脸红红地低着头。
我胸口憋得再也说不出话来,扭头就往回走。
“书记,你看到了吧,你叫我弄什么扶贫规划,我为什么没答应,因为我对青藤村的扶贫一点信心都没有入。”贾铁柱边走边对我说。
我没听清贾铁柱在说些什么,只听到从身后的市场里传来的吵杂声。
宣传部长龚之草
龚之草和我住在最破烂的一栋常委楼。
大约是两年前,他从大学调来县里当常委宣传部长,据说当时他还不愿意来。
到县里报到那天,大概是午饭前,我正在六楼打扫房间安置行李。跑来帮忙的几个人都是县委政法委的工作人员,很卖力地把墙壁打扫得乌烟瘴气,灰尘飞扬,石灰味呛得喉咙发痒。突然房门被打开,一颗圆脑袋探进来用很浓的湖南口音问:“喂,是新来的政法委书记吧?
我赶忙答道:“是啊,有话进来说吧。”
那圆脑袋又伸入一点儿说:“我叫龚之草,住在你头顶上,这门口是我每天的必经之路,以后有时间慢慢谈吧”。
话说完,圆脑袋又缩了出去,接着楼道里响起了“蹬蹬”的脚步声。那脚步声很快又消失在楼上。
我放下抹布说:“这是谁呀?”
政法委副书记吕青旦捂住鼻子说:“他是宣传部长。人家都说他是个怪人,你和他住在一起以后可有好看的罗。”
我半信半疑地说:“怎么会这样?
吕青旦歪着嘴笑笑说:“碰到牛副书记你问问就清楚了,领导的事我不好说啊。”
这套房原本是牛副书记一家人住的,不知为什么不到两年他就主动搬走了。
星期六的晚上,他拿着棋盘到家里来教儿子下围棋,儿子很想学,我也不好推辞。他们坐在客厅的地板上下棋子。两小时后,可能是太热了,他把上衣脱掉露出个大肚腩,儿子看见阿弥陀佛般的白肚子禁不住说道:“哗,叔叔的身材不错啊。”
他慌忙穿上衣服说:“一般啦,一般啦。”
儿子说:“人家都说,教授教授越教越瘦,你为什么越教越胖呢?”
他边下子边说:“我学毛主席,喜欢吃红烧肉嘛。”
麻杆般的儿子说:“从明天开始,我也跟你学吃红烧肉。”
他抬起头连连说:“NO,NO。”
……
到了深夜他还不想走,整个过程他常常自言自语,弄得儿子以为他在说秘诀呢。
在我眼里龚之草是个童稚未脱又很随意的人。
龚之草今年三十三岁,湖南湘西人,腰长腿短,脸色白暂,原系大学里的教授,拥有植保专业的博士学位,曾留学英国带过研究生,从小就养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
由于龚之草完全没有当官的经验,到县里不久就给县委钟书记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那天早上,他因为夜里写东西起床晚了,洗脸后忘了戴眼镜就急匆匆往食堂跑,在马路上没有给迎面而过的钟书记打招呼。在县里没人敢看到钟书记不打招呼的。钟书记剔着牙回头看了他一眼没吭声,回到办公室后满脸不高兴地对黄主任说:“怎么搞的,龚之草看到我连招呼都不打一下,太傲慢了吧,现在的知识分子怎么会这样的呢?”
实际上,龚之草完全没有认出钟书记来,因为他的眼睛近视800度,右眼散光。
天后,钟书记在县委礼堂给科以上干部作形势报告,原定十二点会议准时结束的,但钟书记不知怎么的来了兴趣,滔滔不绝,从国内讲到国外,从天上讲到地下,足足讲了十五个大问题三十六小点,超过一点钟了还没有讲完。台下的干部坐不住了。有的不停地伸腰,有的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有的甚至跑到厕所里抽烟聊天,会场的嘈杂声越来越大。主持会议的牛副书记不得不插话提醒大家:忍一下,大家再忍一下。但会场还是安静不下来。龚之草感到膀胱被尿憋得很难受,两个蛋子压在硬板凳上痛得发热。
于是就用英文给钟书记写了个纸条,意思是“尊敬的书记同志:时间超了,大家都饿了,请你尽快结束讲话吧。”钟书记看了一眼没看懂,顺手把纸条塞回裤兜里,又继续讲最后一小点的第七个小事情。
散会后,钟书记当着他的面把纸条扔下面,四方脸黑黑地说:“你明知我连ABC都不懂,却故意用英语来出我的洋相。告诉你龚之草,在学校你是神,学生哄着你,在这里我是神,你得百分之两百抬着我。
我是老大,你懂吗?”说完气冲冲地夹起公文包转身就走了。
龚之草拱拱手自言自语道:“I am sorry,excuse me。”
其实龚之草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喜欢用英语来表达自己想说的话罢了。
龚之草喜欢英语确是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龚之草很少睡懒觉,五点钟就起床,洗漱完后就打开CD看外语电影,几乎每天都这样。夏天的一个早上,我还在梦中,突然楼上传下尖厉的老外声把我吵醒了。侧耳细听,既有激烈的枪炮声,也有温柔如鸟语的姑娘声,隐隐约约还有混厚的音乐声。出于职业的敏感,我怀疑他看黄色电影,决定去看个究竟。于悄悄上楼推开他的房门,只见他光着上身穿着大裤衩,手上拿着一本厚厚的《世界电影》杂志,坐在沙发上翘起二郎腿给正在冲锋陷阵的史太龙配英语。CD机里放出来的电影我很熟,名叫《第一滴血》。
龚之草见到我很不好意思地把音量拧小,然后用手摘下眼镜抹抹金鱼眼睛说:“我把片子里对白的声音关掉了,重新给史太龙和其它人物配英语,这也是学习口语最好的办法。”
我吃惊地说:“电影里姑娘的声音也是你模仿的吗?”
他捋捋披肩发答道:“是。说得不好。”
我惊奇地说:“你的英语说得这么好了,为什么还要下那么大的功夫呢?”
龚之草往上推了推眼镜说:“由于缺少语言环境,英语这东西一天不练就会走音。”
我好奇地说:“一天要练多少时间?”
龚之草淡淡地说:“不多,早上30分钟就OK了。”
我又好奇地说:“每天都这样?”
龚之草看看我一本正经地说:“对。做官都是暂时的,但我的知识不能丢,将来不当官还可以当教授嘛。”
我把龚之草学英语的事告诉了办公室的同志,大家都惊叹了半天。吕青蛋很有远见地说,这样的领导太少了,如果每个县领导都有这本事真不得了。刚参加工作的小柴很不理解地说,这样的人干嘛跑来当县官呢,留在大学里教书不是更好吗?
干部群众都担心他干不好。但龚之草烧了“两把火”让大家刮目相看,同时也改变了钟书记的看法。
他从转变农村产业结构入手,下乡转了两个多月就写出了一篇很有份量的论文,题目叫《W县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N种可行性调查报告》。洋洋洒洒三万多字的论文,从地理环境,水土资源,人力配置,环境保护,效益评估等九个方面详细论证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论文写好后,他亲自送给钟书记“指正”,钟书记在论文上改了几个错别字,然后挥笔在最后一页的空白处批示道:“这是一篇划时代意义的农业科学论文,具有独特的前瞻性和很强的操作性。同时说明,咱们县不是小有作为而是大有‘文章’可做。”他将论文润色后署上钟书记的名字寄到《经济展望》杂志,论文发表后得了市委书记的表扬。
钟书记也很高兴,在家里请他喝了一顿酒,旁敲侧击地对他说:“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大有作为的,也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这句话毛主席很早就说过了,但今天还很有用。”
他自言自语地道:“OK。”
钟书记又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毛主席的语录,弄得他一下子记不下来。
他不明白钟书记引用毛主席的话是什么意思,但他似乎觉得钟书记并没有看偏他。
刚入冬,广钱乡上万亩香蕉得了黄斑病,农民请了许多科技人员人去会诊都没找到病因,眼看农民就要遭受重大损失。钟书记坐不住了,冯县长睡不好了,龚之草也急了。他没跟书记打招呼就扎入村里,把乡里所的香蕉地都看了几遍,结果发现黄斑病是因为水源受到污染引起的。他把书记乡长叫来训了一顿,然后建议农民抽地下水代替被糖厂污染的河水。同他在香蕉地里摆开阵势,光着上身亲自教农民配药施肥。不久,黄斑病奇迹般地消失了,香蕉也保本了。事后,他建议县委县政府立即责令糖厂修建污水处理设施,还说糖厂的污染已经把水源和土地都逼疯了,将来这四周的人都会得癌症,糖厂的利润还不够交医疗费呢。书记动情地对冯县长说:“龚之草真有两下子,就让他负责处理糖厂的污染问题吧。”
从此以后,干部群众常常可以看见钟书记和他在球场上打蓝球。打完球后,俩人又肩并肩上酒店吃饭。
龚之草才华横益但感情很脆弱,甚至脆弱得令人不可思议。
有一天他下乡很晚才回来,进门就把自己关在房子里陶嚎大哭。哭声撕心裂肺,并不时拌有跺脚的声音。我以为他家里出了什么大事就上楼去劝劝,推开他的房门一看,人不在客厅里,仔细一听哭声是厕所里传出来的。我又推开厕所门,只见他把头伸进马桶里泣不成声。我大吃一惊,拍拍他的肩膀说:“老父亲过了吗?”
他停住哭声摇摇头说:“不是。”
我又说:“是母亲仙逝了吧?”
他昂起头眨了眨金鱼眼睛低声说:“我很小就没有母亲了。”
我不解地说:“你跑到厕所里哭什么?”
他慢慢站起来伤心地说:“我今天去坑口村看了,那里的农民真苦啊,饭吃不饱,冬天没衣服穿,房子破破烂烂的,家里连个放衣服的木柜子都没有。有一对农民夫妇,因为孩子没钱上大学,把孩子杀死后夫妻俩又悬梁自尽了,村委会连收尸的钱都出不起,是我拿自己的五百块工资给了村委会才了结这事的。他们也是人啊,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啊。县委天天讲解决三农问题,可现实状况一点儿都没得到解决,我们还算是人吗?我们还算是领导吗?我们还有脸唱高调吗?……”话没说完,他又蹲下来脑袋对着马桶呜呜大哭起来,好像大难就要降临似的。
……
后来,当我把龚之草的行为告诉牛副书记时,他神色不安地将嘴靠近我的耳朵说:“我怀疑他神经有问题。下乡见到农民讨饭跳楼吃毒药什么的,他回到家里肯定会对着马桶大哭的,正常人怎么会这样呢?”
牛山歌又很领导地说:“我在农村工作二十几年,什么样的困难没遇见过,什么样的苦没吃过,什么样的死人没看见过,可我从来不哭,哭什么呢,哭能解决问题吗?”
牛山歌摇摇头说:“还有,他早上模仿的鸟语声(英语),我真的受不了,所以主动搬走了。”
牛山歌又很不理解地说:“当县领学英语有什么用。”
冯县长对龚之草却很信任,把许多政府应该做的事都推给他干。龚之草也不知深浅,有求必应,吃了大亏还没明白过来。譬如,有一次县政府因为拖欠农民工资被告上法庭,他受命代表县政府出庭辩护。没想到那天下大雨,他穿着雨衣步行上法院,刚走近法院大门口,一群衣衫褴褛的农民工就一拥而上将他打得鼻青脸肿。他挣扎着大声问:“你们为什么打人?”
一个全身湿透的黑大个农民工说:“你和包工头合伙欺骗我们这些乡下人,我们的工钱讨了六年你们都不给,不揍你揍谁呀。”
他擦去嘴角的血水说:“政府欠你们的钱,你们不应该打我啊?”
一个瘦削的女农民工说:“不打你,政府会还我们的工钱吗?”
人群中有人起哄说:“拖那么久不给钱,该打。”
“打人不能解决问题呀。”他耐心说道。
黑大个农民工说:“你不懂,只有打伤了人才能解决问题。”
“为什么?”他擦去脸上的雨水。
瘦削的女农民工又说:“你真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吗?我现在就告诉你吧:农民打伤了县领导,上级一定会知道的,上面的领导知道后担心社会不稳定就一定会责怪县里的,县里的领导害怕给上面的领导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影响升官,所以一定会想办法还我们的工钱的,道理就这么简单,懂了吧。”
黑大个农民工插话说:“旁边有个县的农民工也是和县领导打了一架后,上级责令下来才拿到了拖欠工钱的问题。”
“哦,想不到乡下人挺有阴谋的。”他自言自语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