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话说聊斋》韩田鹿（讲稿视频文字全集）

主讲简介：

　　韩田鹿，文学博士，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讲授课程为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文化概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出版专著《漫说聊斋》《那些风花雪月的事》《河北文化与明清小说》三部，发表《论李贽的为学之道》《论蒲松龄的为政意识及其行为方式》《蒲松龄的弱势读书人心态对<聊斋志异>创作的影响》等多篇。

内容简介：

　　一说起鬼故事，人们就会想到，时下流行的网络小说《鬼吹灯》、《盗墓笔记》，而在三百年前就有一部，在当时流行更广更受欢迎的鬼故事集，按照纪晓岚在在《阅微草堂笔记》里所说，这本书在当时，几乎家喻户晓，人手一册。从古至今，鬼故事就史不绝书，但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因科学的昌明而日显苍白，但这部书却依然能在三百年后感动着红尘中的芸芸众生。

　　这部鬼故事中的经典之作，就是《聊斋志异》。说起《聊斋志异》，不少人脑海中，就会立刻浮现出，一个令人耳熟能详的电影——《画皮》，电影里那些恐怖夸张的故事情节，时至今日仍然令我们心有余悸，所以很多人一定会误以为，《聊斋志异》这本书，就是一部恐怖小说，其实不然。

在《聊斋志异》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鬼文化中的奇迹，这里的鬼怪带给我们的，不是恐惧，而是温暖与感动。书中那些花妖狐魅演绎的生死相从的绝美爱情，比人世间的真情，更温暖而可贵。书中那些鬼怪精灵，处处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让我们在阅读中，时时领悟到人生的真谛。那么把鬼故事写得如此出神入化的人是谁呢？谁又为他创作书生美女的绝美爱情故事，带来了不竭的灵感呢？河北大学韩田鹿教授走进《百家讲坛》，为您《话说聊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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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24 08:57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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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草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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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24 09:10 | 只看该作者

《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中国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全书共有短篇小说491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艺术成就很高。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堪称中国古典文言短篇小说之巅峰。

创作背景

蒲松龄一生贫困潦倒，但这样的经历恰好对他创作《聊斋志异》这样的文学巨著十分有利。他个人科场蹭蹬的不幸固然可悲，但他却由此而对科考制度有了深切的体验，从而促使他把满腔孤奋斗倾注在自己的创作中，将揭露和抨击科举弊端作为《聊斋》的重要内容，并塑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应试士子形象。三十多年的农村教书先生生活对他的创作也极为有利：一方面东家毕际有的石隐园里有林泉之胜可以陶冶性情，丰富的藏书可供他研习学问，丰富知识；另一方面又使他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和恰当的机会搜集民间传说，整理加工聊斋故事。他去南方一年的幕僚生活也为创作《聊斋志异》作了一定准备。南方的自然山水和风俗民情开阔了他的眼界，幕僚的身份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各阶层人物，特别是官僚缙绅和下层歌妓，为他在《聊斋》中塑造各种官僚豪绅和众多女性形象打下重要基础。此外，蒲松龄从小就喜爱民间文学，喜好搜集民间奇闻异事。他不仅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艺术营养，而且直接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创造。这是他采用充满奇幻色彩的花妖狐魅故事来反映现实的重要原因。

思想内容

《聊斋志异》中的优秀作品，反映了广阔的现实生活，提出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态度。它们或者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或者抨击科举制度的腐朽，或者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

　　描写爱情主题的作品，在全书中数量最多，它们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精神。其中一些作品，通过花妖狐魅和人的恋爱，表现了作者理想的爱情。如《婴宁》、《莲香》、《香玉》都在没有恋爱自由的当时写出了青年男女自由相爱的故事。篇中的男女主角不顾封建礼教的约束，按照自己的感情和意愿，大胆地追求心爱的人，并都获得了幸福的结局。如《香玉》中的黄生在劳山下清宫中爱上了白牡丹花妖香玉，不幸花为他人移去，他日日临穴哭吊，终于感动花神使香玉复生宫中。《莲香》中的女鬼李氏热爱桑生，使桑生害了重病，当她不得不忍痛分手之后，却“愤不归墓，随风漾泊”，终于游至张家，借尸还魂，和桑生结成了美满姻缘。在《小谢》中，作者更写出男女双方经过一段自由接触逐步发展了爱情的故事。女鬼秋容、小谢和陶生开始只是师友相处。后来陶生因事入狱，秋容、小谢为之奔走相救，秋容被城隍祠黑判抢去，也得到陶生的搭救。他们在与黑暗势力的斗争中彼此互助，发展了爱情，才结为夫妇。这在男女被绝对禁止社交的封建社会中，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事。

　　封建婚姻的决定权操在父母之手。可是这些作品中的青年男女，他们自由地相爱，自由地结合，和封建婚姻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充满幻想的故事，无疑是现实爱情生活中新生因素的集中和升华，真切地表达了广大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憧憬和渴望。

　　描写爱情主题的另一些作品，揭露了封建社会对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种种阻碍，表现了他们的反抗斗争。《鸦头》、《细侯》、《连城》、《宦娘》都是这方面的优秀作品。

　　《鸦头》中的狐女鸦头是一个敢于反抗家长淫威的女性形象。《细侯》则揭露了富商大贾对青年幸福的破坏和妓女细侯的激烈反抗行动。《连城》写乔生和连城争取自由婚姻的斗争，尤为曲折动人。史孝廉征诗择婿，乔生的诗得到女儿连城的喜爱，史却以乔生家贫而不许婚。乔生深感连城知己。后连城病死，乔前往临吊，一恸而绝。他在阴间找到连城，并在好友顾生的帮助下，被准许还魂，二人相携回到里门：

　　连城曰：“重生后，惧有反复。请索妾骸骨来，妾以君家生，当无悔也。”生然之。偕归生家。女惕惕若不能步，生伫待之。女曰：“妾至此，四肢摇摇，似无所主。志恐不遂，尚宜审谋，不然，生后何能自由?”相将入侧厢中。嘿定少时，连城笑曰：“君憎妾耶?”生惊问其故。赧然曰：“恐事不谐，重负君矣。请先以鬼报也。”生喜，极尽欢恋。因徘徊不敢遽生，寄厢中者三日。

　　这一情节充分暴露了封建社会的沉重压力，也突出表现了二人争取自由婚姻的坚决斗争。这篇作品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提出了一种新的爱情观点，即知己之爱。它比之向来“郎才女貌”的爱情，有更其深刻的社会意义。

　　《聊斋志异》的另一重要主题，是抨击科举制度的腐败。作者饱含感情地揭露了科举制度埋没人才的罪恶。《叶生》中的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却屡试不中，郁闷而死。最后只能让自己的鬼魂帮助一个邑令之子考中举人，“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作者指出科举埋没人才的原因，即考官都是“乐正师旷、司库和峤”(《于去恶》)之流，不是眼瞎，便是爱钱。《素秋》、《神女》、《阿宝》等篇都暗示了科举考试的贿赂公行；《司文郎》、《于去恶》等篇则有力地抨击了考官的有目无珠。《司文郎》的讽刺尤为辛辣尖刻。作品写一个能从烧成灰的文章中嗅出其好坏的瞎和尚，在嗅过王生的文章后说：“君初法大家，虽未逼真，亦近似矣。我适受之以脾。”再嗅余杭生的文章，则咳逆数声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鬲；再焚，则作恶矣。”可是榜发之后，余杭生高中，而王落第。和尚闻讯叹道：“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于去恶》进一步揭出了这些考官鼻目双盲的底：“得志诸公，目不睹坟典，不过少年持敲门砖，猎取功名，门既开，则弃去；再司簿书十余年，即文学士，胸中尚有字耶?”庸俗利禄之徒以八股文为敲门砖，在猎取功名、掌握文柄之后，再大量录取凡庸之士。正是在这种恶性循环里，“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就成为一种必然现象了。

　　作者对科举制度的抨击，虽然只限于揭露其弊端，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制度的反动本质是为统治阶级选拔忠实的奴才，从而象后来的吴敬梓那样，根本否定这一制度。但他对那些只以功名利禄为念而醉心科举的人物，是有所认识和批判的。如《王子安》中的王子安，在考试之后的醉卧中，梦见自己中了进士，殿试为翰林，便“自念不可不出耀乡里”，于是大呼长班，长班稍稍来迟，他便骤起扑打，结果摔倒在地。作者用这个醉梦的境界有力地嘲笑了这类士子。《续黄粱》中的曾孝廉在高捷南宫之后，听见术士说他有宰相之分，便兴高采烈地说：“某为宰相时，推张年丈作南抚，家中表为参、游，我家老苍头亦得小千把，于愿足矣。”后来在梦中作了宰相，却变成一个无恶不作的权奸。作者最后也用地狱惩罚了他，并说：“闻作宰相而忻然于中者，必非喜其鞠躬尽瘁可知矣。”

　　相反，作者对那些不肯向科举制度低头、不屑“易面目图荣耀”的士子，则给予热情的赞扬。《贾奉雉》中的贾奉雉“才名冠一时，而试辄不售”。后来他“戏于落卷中集其羽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竟中经魁”。可是当他回头来看这些文章时，却“一读一汗”，自觉无颜见人，终于“遁为丘山”而去。

　　贾奉雉的入山，说明作者对科举制度的绝望，却还找不到当时士子离开科举之后的出路。这在《罗刹海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罗刹国所重，“不在文章，而在形貌”，而形貌又是以丑为美。十四岁便有文名而又面目姣好的马骥在这里被看作“怪物”。与罗刹国相反，在作者所幻想的“海市”里，马骥被视为“贤才”、“文学士”，得到龙君的赏识，拜驸马都尉，名噪四海。作者于篇末悲叹道：“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彼陵阳痴子将抱连城玉向何处哭也?呜呼!显荣富贵，当于蜃楼海市中求之耳!”正说明这幻想的破灭。

　　《聊斋志异》的再一重要主题，是揭露现实政治的腐败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压迫。这类作品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具有更高的思想价值。

　　《促织》是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压榨人民十分典型的一篇。由于皇帝爱斗蟋蟀，以及地方官的媚上邀宠，胥吏的借端勒索，遂至“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成名一家便是这无数受害家庭中的一个。成名因为买不起应征的蟋蟀，受尽官府的杖责，奄奄待毙。后来历尽艰辛，捕得一头，却不幸又被儿子不小心弄死：

　　儿惧，啼告母。母闻之，面包灰死，大骂曰：“业根!死期至矣!而翁归，自与汝覆算耳!”儿涕而出。未几成归，闻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儿，儿渺然不知所往；既，得其尸于井。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

　　这就是“天子偶用一物”造成的悲剧。后来成名的儿子复活，魂灵化为一只轻捷善斗的蟋蟀，才挽救了一家被毁灭的命运。这只蟋蟀献入宫中后，得到皇帝欢心，抚臣受名马衣缎之赐，县宰也以“卓异”上闻。这不仅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压榨的残酷，也充分说明了那些官僚是怎样飞黄腾达的。

　　另一篇作品《席方平》则揭露了封建官府的暗无天日，人民在这里含冤莫伸。作品写诚朴的席廉得罪富豪羊某，为羊死后买通冥间的狱吏旁掠而死。席方平代父伸冤，魂赴冥司告状，可是从城隍到郡司直至冥王都受了羊某的贿赂，不仅冤屈莫伸，反遭种种毒刑。作品虽写幽冥，显然是影射人世。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封建社会的各级官府没有任何是非曲直，钱就是理。正如灌口二郎判词所说：“金光盖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铜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无日月。”如果说《促织》表明了封建统治机构——各级官府是为皇帝掠夺人民服务的工具，那么《席方平》便表明了它同样也是为地主豪绅欺压人民服务的工具。

　　此外，《聊斋志异》还在不少作品里揭露了贪官蠹役、土豪劣绅种种压迫人民的暴行。《潞令》中的潞令“贪暴不仁，催科尤酷”，到任不过百天，便杖杀五十八人。《梅女》中的典史为了三百钱的贿赂，便诬人为奸，逼出人命。《梦狼》写世上的贪官都是“牙齿谗谗”的老虎，蠹役都是吃人血肉的狼，在他们大吃大嚼下，出现了“白骨如山”的惨像。土豪劣绅也和贪官蠹役一样横行霸道。他们的牛践踏了别人的地，还要串通官府把别人关进监牢(《成仙》)；因为争夺一个妓女，便随便打死人(《向杲》)。他们看上别人的东西，可以“举付健仆，策马竟去”(《石清虚》)；看中了别人的妻子，就公然闯入人家抢劫(《红玉》)。作者通过这一幅幅画面真实地揭露出了封建社会“强梁世界”的本相。

　　《聊斋志异》不仅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残暴，而且热情地歌颂了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塑造了一系列富有反抗性的人物形象。席方平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他为了伸冤，从城隍到冥??王，层层上告，不肯罢休；受到械梏、笞打、火床、锯解种种毒刑，仍不屈服；两次被押送还阳，又都逃回去，直到冤屈昭雪为止。席方平这种“大冤未伸，寸心不死”的顽强斗争精神，表现了对压迫者的刻骨仇恨。也反映了我国人民传统的高贵品质。《向杲》中向杲的化虎报仇也表现了同样的精神。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塑造了许多反抗的女性形象，如梅女、侠女、商三官等。商三管的形象尤为突出。她为了给父亲报仇，竟女扮男装学做优伶，终于在仇人诞辰，登场作戏，手刃了仇人。

　　揭露统治阶级人物灵魂的丑恶，歌颂人民道德情操的高尚，也是《聊斋志异》重要主题之一。《考弊司》、《公孙夏》都暴露了统治阶级的虚为面目。考弊司司主虚肚鬼王实际正以割髀肉勒索贿赂，堂下却立着“礼义廉耻”的碑碣。某贵官以五千缗卖出一个官缺，却勉励买者做官要“清廉谨慎”。《窦氏》则揭露了统治阶级人物的卑鄙残忍。地主南三复诱骗了农女窦氏，生下孩子后却不承认，窦父大怒，弃儿扑女。

　　女夜亡，视弃儿犹活，遂抱以奔南。款关而告阍者曰：“但得主人一言，我可不死。彼即不念我，宁不念儿耶?”阍人具以达南，南戒勿纳。女倚户悲啼，五更始不复闻。质明视之，女抱儿坐僵矣。

　　这种灭绝人性的残酷行为，正表现了地主阶级的本性。

　　歌颂人民高尚道德品质的作品更多。如《娇娜》写真诚的友谊，《崔猛》写打抱不平，《宦娘》写成人之美，都和统治阶级人物道德的堕落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中许多形象都优美动人。

　　除了上述重要主题外，《聊斋志异》还有一些有意义的篇章。如《颜氏》写孤女颜氏女扮男装，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而官至御史，大大超过了丈夫的才能，表现了作者的民主思想。《画皮》、《黑兽》等则是具有教育意义的寓言。《画皮》教人要透过外貌看到本质；《黑兽》说明面对强暴决不可延颈受死，对封建社会被宰割的人民有一定启发意义。《贾儿》塑造了一个有胆量、有智谋、勇于同恶事物斗争的儿童形象，可作为儿童文学作品读。《偷桃》、《口技》描写了当时卓越的民间技艺，表现了我国人民高度的艺术创造才能。

　　积极的内容是《聊斋志异》的主要部分，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局限，也存在许多消极落后的东西。如《尸变》、《宅妖》等都纯粹是记录怪异，宣传迷信思想。《画壁》、《绩女》等则是宣扬佛教的色空观念。《珊瑚》中歌颂对凶暴婆婆逆来顺受的珊瑚，《邵女》中歌颂任嫡妻蹂躏的邵女，《金姑夫》中对寡妇再嫁颇有微辞，又表现了作者肯定愚孝、贞节及一夫多妻等封建伦理观念。此外，在《聊斋志异》中还有一些色情描写，它们甚至在最优秀的爱情小说中也不免出现，因而有损作品的光辉。至于因果报应、地狱轮回以及宿命论思想几乎弥漫全书，其中虽有劝善惩恶的意旨，但毕竟容易削弱人们对现实的反抗斗争。

艺术成就

《聊斋志异》在艺术上代表着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它博采中国历代文言短篇小说以及史传文学艺术精华，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造奇设幻，描绘鬼狐世界，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色。

　　一、“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鲁迅说：“聊斋志异虽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屈，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中国小说史略》）。这里明确指出了《聊斋志异》一书而兼志怪、传奇二体的特色。“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不能简单理解为“用传奇的笔法，去表现志怪的题材”，其实，蒲松龄对志怪传统和传奇笔法，既有继承又有超越。

　　1、《聊斋》对志怪题材的继承和发展

　　六朝志怪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内容荒诞无稽，情节简略、单调，艺术粗糙平板；《聊斋》虽然也写花妖狐魅的怪异题材，但为的是曲折反映社会现实，抒发自己内心“孤愤”，在内容的深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的志怪、传奇。

　　2、《聊斋》对传奇笔法的继承和超

　　传奇笔法：

　　鲁迅认为，唐传奇“虽尚不离于搜奇记异，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可见，唐传奇比之六朝志怪，除了题材内容的发展之外，特别是在艺术上的超越。从情节结构上，它从六朝志怪的“粗陈梗概”发展到丰富曲折、首尾完整的故事；在语言文字上，从志怪的简率古朴、粗糙平板发展到文辞华丽、形象生动；在表现手法上，从六朝志怪单调平板的如实记述发展为“尽设幻语”的委婉叙写。

　　《聊斋》对传奇笔法的超越：

　　《聊斋》除了对唐代传奇情节曲折、叙写委婉、文辞华丽等特点的继承，有又对其的超越，具体表现在：一是从故事体到人物体，注重塑造形象；二是善用环境、心理、等多种手法写人；三是具有明显的诗化倾向。

　　二、情节离奇曲折，富于变化。

　　《聊斋》每叙一事。力避平铺直叙，尽量做到有起伏、有变化、有高潮、有余韵，一步一折，变化无穷；故事情节力避平淡无奇，尽量做到奇幻多姿，迷离惝恍，奇中有曲，曲中有奇。曲是情节的复杂性，奇是情节的虚幻性，曲而不失自然，奇而不离真实，这是《聊斋志异》艺术力量之所在。

　　三、善用多种手法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1、赋予花妖狐魅形象以“物的自然性”和“人的社会性”。

　　《聊斋志异》所写鬼狐花妖，作家一方面赋予它们以人的社会性，另一方面又保持它们某种自然性，写得狐有狐形，鬼有鬼态，从而显得牛趣盎然。如虎精苗生的粗犷(《苗生》)，牡丹精葛巾的芳香(《葛巾》)，蠹鱼精素秋的善读书(《素秋》)，鼠精阿纤的善积粟(《陶纤》)，蜂精绿衣少女的细腰(《绿衣女》)。这就不仅使人物性格特点突出，而且使读者有鲜明的形象感受。

　　2、通过主要特征和生动细节写人。

　　《聊斋志异》刻划人物时，或通过人物的声容笑貌和内心活动，或通过生物、准确的细节，往往寥寥数笔，便能形神兼备。例如写婴宁，作家抓住她爱笑、爱花两个特征，加以反复渲染，于是她的天真无邪的性格便跃然纸上。王子服初见她时，她“拈梅花一枝，华容绝代，笑容可掬”。以后她便在各种笑声中出现：或“含笑拈花"，或“嗤笑不已”，或“掩其口，笑不可遏"，或大笑、纵笑、狂笑，或忍笑、浓笑、憨笑。每一笑又都与拈花、簪花、攀花、种花的行为相配合。作家写婴宁这两个特征，正是为了突出她蔑视世俗礼教，敢于按自己的意志和感情行事，热爱生活，热爱美好事物，痛恨丑恶行为的的性格。花，是大自然的美，笑，是人间的美，她兼而爱之，作家在她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此外象小翠的顽皮(《小翠》)，小谢的调皮(《小谢》，青凤的庄重(《青风》)，孙子楚的痴情(《阿宝》)，乔生的真溅(《连城》)，杨万石的懦弱(《马介甫》)，贾儿的机智(《贾儿》)无不生动真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3]　3、善用环境描写映衬人物。

　　比如《婴宁》，处处用优美的自然环境来衬托人物：村外的“丛花杂讨”，门箭的丝柳垂荫，墙内的“桃杏、修竹”，门前的夹道红花，窗下的海棠繁叶，庭中的豆棚瓜架，使得人物与环境十分和谐，相得益彰。婴宁是狐精所生，鬼母所养，从小远离尘世，没有被人间污浊熏染。作家用一系列清新雅洁的环境来衬托人物的生活，是具有象征与寄托意义的。

　　三、《聊斋志异》的语言既具有方言文的简练、典雅练、典雅，又不失小说语言的生动形象。例如写冯相如见红玉自墙上来窥一段：“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固请之，乃梯而过”。在如此简短的语言中，描写了人物的外貌、心理和动作，表现了少女情窦初启时的娇态．和相如的执着、热烈的爱。语言精粹而内含丰富，不仅熔铸了古文语言的精粹，同时还吸收了民间文学和群众口语乃至方言的精华。又如《镜听》中写郑家兄弟赴考之后，妯娌人正冒暑在厨房做饭。“忽有报骑蹙门，报大郑捷。母入厨唤大妇日：‘大男中试炙，汝可凉凉去’，次妇忿恻。泣且炊。俄又有报二郑捷者。次妇力掷饼杖而起。曰：‘侬也凉凉去。”这里的“汝可凉凉去”，“侬也凉凉去”，都是口头语，用在这里，突出了郑母与次妇的性格，十分生动，如闻其声。《聊斋志异》人物语言的个性化特征，也十分突出。例如《翩翩》，写翩翩与花城娘子两位少妇调笑：“一日，有少妇笑入，目：‘翩翩小鬼头快活死!薛姑子好梦，几时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贵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风紧，吹送来也！小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日：‘花娘子瓦窑哉!那弗将来?，曰：‘方呜之，睡却矣。’”这里把古语、俚语，熔铸成生动活泼的对话，逼真地表现了人物的音容笑貌。《聊斋志异》在语言的运用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它使文言语汇产生活力，生动活泼地表现了现实生活。

作者简介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出生于一个逐渐没落的书香家庭，但功名不显。

父蒲盘弃学经商，然广读经史，学识渊博。

蒲松龄19岁时，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取秀才，颇有文名，但以后屡试不中。

20岁时，与同乡学友王鹿瞻、李希梅、张笃庆等人结“郢中诗社”。后家贫，应邀到李希梅家读书。

31～32岁时，应同邑进士新任宝应知县、好友孙蕙邀请，到江苏扬州府宝应县做幕宾。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离乡南游，对其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南方的自然山水、风俗民情、官场的腐败、人民的痛苦，他都深有体验。还结交了一些南方下层歌女。

北归后，以到缙绅家设馆为生，主人家藏书丰富，使他得以广泛涉猎。

61岁撤帐归家，过了一段饮酒作诗、闲暇自娱的生活。一生热衷科举，却不得志，71岁时才援例成为贡生，因此对科举制度的不合理深有体验。加之自幼喜欢民间文学，广泛搜集精怪鬼魅的奇闻异事，吸取创作营养，熔铸进自己的生活体验，创作出杰出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以花妖狐魅的幻想故事，反映现实生活，寄托了作者的理想。

除《聊斋志异》外，还有文集4卷，诗集6卷；杂著《省身语录》、《怀刑录》等多种；戏曲3种，通俗俚曲14种。经人搜集编定为《蒲松龄集》。

作品点评

蒲松龄的同乡好友王士祯则为《聊斋志异》题诗：“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时)。”士祯对《聊斋志异》甚为喜爱，给予极高评价，并为其作评点，甚至欲以五百两黄金购《聊斋志异》之手稿而不可得。但此书也有不合常理之处如：《医术》中载：“有病伤寒者，言症求方。张适醉，误以疟剂予之。醒而悟，不敢以告人。三日后有盛仪造门而谢者，问之，则伤寒之人，大吐大下而愈矣。”根据现代医学，伤寒最忌腹泻。

纪晓岚：“留仙之才，余诚莫逮其万一。”

冯镇峦〈读聊斋杂说〉：“聊斋非独文笔之佳，独有千古，第一议论醇正，准情酌理，毫无可驳。如名儒讲学，如老僧谈禅，如乡曲长者读诵劝世文，观之实有益于身心，警戒顽愚。至说到忠孝节义，令人雪涕，令人猛醒，更为有关世教之书。”

陈廷机《聊斋志异》序：“亦以空前绝后之作，使唐人见之，自当把臂入林，后来作者，宜其搁笔耳。”

鲁迅评：“《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该弦，别叙崎人异行，出于幻灭，顿入人间；偶叙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诞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处，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是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鲁迅曾经说过，《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细按原意，当是指用传奇的表现手法，来表现志怪式的题材或内容，也就是接受了它之前的这种文言小说的优点，所以鲁迅把它列入了“拟晋唐小说”，正确地指出了它的渊源。

鲁迅从12岁就读这部书，1921年在《唐传奇体传记(下)》中写道：“清蒲松龄作《聊斋志异》，亦颇学唐人传奇文字，而立意则近于六朝之志怪，其时鲜见古书，故读者诧为新颖，盛行于时，至今不绝。”

张爱玲早期以婚姻家庭为题材的作品也明显受《聊斋志异》的影响。她在散文《天才梦》中说：“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着《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

郭沫若评价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老舍评价说：“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

莫言曾说他的文学创作受《聊斋志异》影响很大，“我写的《红高粱》一书中，‘我奶奶’这个形象的塑造其实就是因为看了《聊斋志异》才有了灵感。”其实，不独莫言，许多文学大师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聊斋志异》的影响。

版本信息

《聊斋志异》为蒲氏一生得心血所萃。作者从青壮年时代，就从事资料得搜集和写作，正如他的挚友唐梦赉在序言中所说的：“于制艺举业之暇，凡所见闻，辄为笔记。”由于作者广泛取材，于是“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从稿本所记故事情节的时间（最晚时间是清康熙四十六年的《夏雪》《化男》篇，蒲氏时年六十七岁）和稿本修改情况分析（除个别篇章、条目有修改外，其余大部分是誊写工整的），当是作者晚年最后的修订稿本。所以，他的儿子蒲箬等所作的祭文都说：“暮年著《聊斋志异》。”

　　本书除《考城隍》篇首行标有“聊斋志异一卷“外，其余各册各页都没有卷次，由于稿本的历次重装和古代以册作卷的习惯提法，致使本书卷数颇为混乱，如蒲立德在序中称十六卷，蒲箬等“祭父文”和张元所作“墓表”均称八卷。蒲箬、蒲立德等是他的子孙，并还共同生活过一段时期，他们对前辈写作情况，应该是十分了解的，并且还目睹和长期保存了这一手稿，为什么对原稿卷数的提法，如此莫衷一是？这只能从稿子的原装和改装，以及我国古代以册作卷的习惯提法去理解。因此，为尊重作者和原稿实际情况，本书称“不分卷”是比较恰当的。
　
本稿曾经王士祯批评。淄川人王培荀对王氏评阅经过作过介绍：“《志异》未尽脱稿时，王渔洋先生士祯按篇索阅，每阅一篇寄还，按名再索。”（见《乡园忆旧录》）至于王渔洋书评的价值如何？过去就有不同的看法，如涪陵冯镇峦说：“此书评语亦只循常，未甚搔着痛痒处，聊斋固不以渔洋重也。”（见《读聊斋杂说》）尽管如此，以渔洋先生当时在文坛所处的地位而言，有他的书评，无疑能增加《聊斋》在我国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这部手稿能保存下来，也有它一段曲折而又艰辛的过程。稿成后，由于蒲氏家道贫寒，后裔也“无力梓成”，一直藏在家中，亲朋好友（如唐梦赉、济南朱氏等）都曾向他借抄过，后来，越传越广，竟到了“人竟传写，远迩借求”的程度。乾隆三十一年，莱阳人赵杲刻《聊斋志异》，就是据传抄本刊刻的。后来传至同治年间，蒲氏七世孙蒲价人（字硕庵），将稿本带往东北沈阳，其子英灏后供职清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幕中，曾将半部手稿借给依克唐阿阅读，依克唐阿因事赴京城不幸染病身故，又适值当时遽遭庚子八国联军侵华之乱，致使其所带去的半部手稿失亡。民国二十三年《北平晨报》曾报道过如下消息：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图书馆藏有蒲留仙《聊斋志异》原稿四十六卷。这是否就是那亡佚的半部手稿呢？可惜一直未能得到进一步证实。尚存的半部手稿传至民国蒲氏后裔蒲文珊，除《聊斋行乐图》（长六丈）被其叔父蒲英芳变卖外，原稿在一九四八年东北西丰解放后，当地人民政府县长刘伯涛同志下乡检查土改工作时，蒲文珊乃将此手稿交给他转赠我中央文化部，归北京图书馆收藏，后又转交辽宁省图书馆珍藏至今。

　　全书共分八册，共四百页，除三篇序文外，尚收文二百三十七篇（重《猪婆龙》篇，《木雕美人》篇有文无题），除《牛同人》残篇外，其余各篇均散见于各种刊本、手抄本及补遗本中。本书是研究《聊斋志异》的第一手材料，从原稿可见作者的构思和修改的思想发展过程，同时也可校正各种刊印本的讹夺，具有重要的文学艺术价值。

　　本书在民国二十二年，曾为伪满袁金铠，用珂椤版选印了其中二十四篇，书名《选印聊斋志异原稿》，后附有史锡华的校勘记一卷。建国后，为了继承和发扬古代优秀文化遗产，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于一九五五年据半部原稿影印出版。这是直接据手稿本过录的本子，分册情况、篇目次序，与手稿本全同。文中避康熙讳，不避雍正、乾隆讳，纸张变黑发脆，显系康熙间抄本。很可能是蒲氏生前朱缃家据手稿本过录的。

　　此本今存四整册，另两残册，共250篇。与现存半部手稿本重复者两册，即第一册、第三册（首篇为《酒虫》）。这样，在手稿本仅存半部的情况下，我们便可以窥见手稿本四分之三的原貌，有较大的校勘价值，对考察手稿本的分卷问题，也有益处。

铸雪斋抄本，这是现存较完整的早期抄本之一。抄者是历城张希杰，字汉张，号练塘，铸雪斋是他的斋名。他原籍浙江萧山，落籍历城。少有才华，曾受业于泰安赵国麟。由于屡试都名落孙山，在人生的坎坷道路上，历尽艰辛，曾撰“铸雪斋赋”，以发泄其功名不就、郁郁不得志的悲愤。这个本子就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晚年据朱氏本抄录的。

　　历城朱氏（也有称济南朱氏），是清初名宦朱宏祚、朱纲的家族，朱缃与蒲松龄关系密切，在诗词上时相唱和，蒲氏本人还亲自到过朱府。朱氏早期曾有过《聊斋志异》的抄本，后来亡佚。雍正元年，朱氏又通过张元的儿子张作哲（字仲明）借得原稿抄录了一个本子，书中有署名“殿春亭主人跋”，详记此书抄写经过。张希杰与朱氏后裔关系也不错，能借到抄本过录那是很自然的。

　　由于朱氏抄本源出手稿，在稿本仅存半部、朱氏抄本又亡佚的情况下，它无疑是研究《聊斋志异》的重要参考资料。卷首除有原稿三篇序外，还有渔洋老人王士祯、昆仑外史张笃庆、橡村居士朱缃、练塘渔人张希杰以及寄庐氏董元度等的题辞，卷末附有殿春亭主人跋和张氏自跋。全书共分12卷，收文488篇，其中有目缺文14篇，比原稿增补了近一倍，也较后来的赵氏青柯亭刻本多出49篇，在文字和各篇的编排次序上，与稿本基本一致。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曾据此本影印出版。

此书是佚名氏抄写的二十四卷本。在早期流传的抄本中，只有八卷、十二卷和十六卷本，未见有二十四卷本。这个抄本是1962年在淄博市周村附近首次发现的。全书收文474篇，在文字和篇目上，与铸雪斋抄本比较，均有不同。文中避乾隆帝“弘”字讳，另据其它材料推断，这个手抄本可能抄于乾隆十五年至三十年之间，也不排除是清道光同治年间据乾隆本过录，确切的抄写时间，尚待进一步考证确定。由于它是一个珍贵难得的抄本，为研究《聊斋志异》，提供了新的宝贵资料，1980年由山东齐鲁书社胶版影印出版。

黄炎熙选抄本本书亦为早期传抄本之一。扉页左题：淄川蒲留仙先生著，中篆书大字款：聊斋志异。右下题：榕城黄氏选尤。原书共分12卷，现存卷一、卷三至十一共10卷，每卷目录下均署：“古闽黄炎熙斯辉氏订”九字，据说此书原为山阴谢桐生收藏，咸丰年间携书入川。内有《猪嘴道人》、《张牧》、《波斯人》三篇为他本所无。

这是《聊斋志异》的一个别书名。《聊斋志异》究竟有没有别名？据青柯亭本“刻聊斋志异例言”记载：“本编初稿名鬼狐传。后先生入棘闱，狐鬼群集，挥之不去。以意揣之，盖耻禹鼎之曲传，惧轩辕之毕照也。归乃增益他条，名之曰志异”。可能，从初名“鬼狐传”到定名“聊斋志异”，这其中还有一个过程。

　　原书不少篇章后有“异史氏曰”，这是蒲松龄的自称。如在“张诚”篇后有：“异史氏曰：‘余听此事至终，涕凡数堕。。’冯镇峦评曰：‘柳泉善堕，柳泉至性为之也。。’”但《异史》是否真是《志异》别名。现尚无确凿证据。

　　本书封面左题：“康熙巳未”；中题：“异史”；右下题：“聊斋焚余存稿”。各卷卷端书名均题“异史”。前有康熙己未紫霞道人高珩序，首句题：“史而曰异。。”。继有壬戌唐梦赉序及聊斋自序、高凤翰跋。卷末有王士祯、张笃庆、朱缃题诗。

　　全书分18卷，收文484篇，虽较张氏铸雪斋抄本少数篇，但该本有目缺文14篇，此本独全。文中胤、真，皆避讳缺笔。原书解放后由北京中国书店购得，后下落不明。

青柯亭刻本此书乃现存最早的刊本，但它距作者蒲松龄殁后已整整半个世纪。初刻者为赵起杲（字清曜，山东莱阳人），续刻乃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其时赵清曜官浙江睦州州判，采集了郑方坤（字荔芗，闽人，曾官兖州、沂州知府）、周季和（闽人，曾肄业于济南泺源书院）等人收藏的抄本编排刻印。然工未竣而赵氏病故，其弟臯亭邀鲍廷博继其业始成。原据底本为16卷，经过选辑釐为12卷，后来赵氏又感未能窥全豹为憾，“再阅其余，爱莫能舍，遂续刻之”。最后，仍刻为16卷。可能由于这个原故，致使该本与稿本、铸雪斋印本，在全书目次编排上，有较大的变动。

　　全书共收文425篇（比铸雪斋本少49篇，但可补其缺者5篇），篇目虽然不算完整，然而重要的名篇，都已囊括在内。在文字上，与稿本相比，个别地方虽有差异，但总的来说，仍不失其原意，基本相同。因是初刻，对《聊斋志异》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致使后来的各种印本，纷纷据以评、注和翻刻。就青柯亭本而言，前后经过几次修改翻刻，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本子，且较容易混淆，现将几种版本举例如下：

（一）青柯亭初刻本。本书扉页上款题：“淄川蒲留仙著”，中款大字隶书：“聊斋志异”，下款题：“青柯亭开雕”。卷首有余集序、赵起杲序，次有高珩序、唐梦赉序，继有聊斋自志、淄川县志聊斋小传、刻书例言、16卷总目；卷末有乾隆五年蒲立德识语。半页19行，行21字，小黑口，左右双边。

（二）杭州油局桥陈氏重刻本。这个本子行款、边栏和初刻本相同，扉页题：“乾隆乙己年重镌、青柯亭藏版。”在卷首余集序末页刊：“杭州油局桥陈氏刊”一行小字，另在唐梦赉序言之后、诸家题辞之前，刊有“得闲居士鲍廷博的《刻聊斋志异纪事》”，此文详记本书刊刻的经过。

　　（三）乾隆乙卯重刻本。这个本子行款、边栏和初刻本也完全相同，扉页上也有“青柯亭藏板”标记，但没有鲍氏“刻聊斋志异纪事”一文，也没有“杭州油局桥陈氏刊”字样，只是在卷五第九、十两页的版心下刻有“乙卯重刊”四个小字。

　　（四）还有一个本子，从内容、形式、字体等方面与乙卯重刊本一致，只是没有“乙卯重刊”几字而已。

　　上述几个本子，书的形式大体相同，但内容已有差异，有个别篇目，甚至彼此不同，如一本有《夏雪》而无《蚰蜒》，而另一本却有《蚰蜒》而无《夏雪》，还有的本子文目不全，有少文缺目等诸如此类的现象。如不细加鉴别，是很容易统统误认为“青柯亭本”的。

何守奇评本，此书是以青柯亭本为基础的评本，评者何守奇，广东南海人（生平待考）。原书前有唐梦赉、赵起杲、高珩序，赵本刻书例言、聊斋自志、聊斋小传，继有王士祯、张笃庆、朱缃等人题辞，卷末有蒲立德跋，独未有何守奇序跋。全书共16卷，版心下刻“知不足斋原本”，可知其是青柯亭本的体例。扉页左题：道光三年新镌，中款：批点聊斋志异，右下题：经纶堂藏板。此书后在道光十五年，又由天德堂重刻，版心下亦镌“知不足斋原本”。并有道光己未绣谷杨慎修题辞。

吕湛恩注释本，这是头一个为《聊斋志异》作注本。注者吕湛恩未见史籍记载，但可从梁溪蔡培的序中略知其梗概：吕湛恩，字叔清，号坦垒居士，山东文登人，髻年应试受知于阮芸台先生，补博士弟子员，因屡不第，遂立志为“聊斋”作注，以发其抑郁之气，历三年而书成（即道光五年）。吕注止于考证章句典据，而不评文字的工拙。如书中人物的简历、词条的旨意和出处、某字的音读字义等等，这对阅读者，大有裨益。该本注释较详，尤其山左的人和事，盖其为当地人之故。其注有讹误或有应注而未注之处。此本只刊注释，不载原文。未几，魁文堂又增注补一卷重刻。延至道光二十三年广东五云楼始将吕注与原文合刻，道光二十六年，三让堂又重刻之。吕氏注本影响较大，后来诸家坊本多采用其注刊刻。光绪初年，铁城广百宋斋和上海同文书局、鸿宝斋等又继出绘图本。

何彤文刻何垠注释本，这是继吕氏注之后第二个注释本。何垠字地山，江宁人，生平不详，据陈元富序云：“何君擅文思杰笔，多精言，每咏必示之，好书必竟读，最爱词。”何垠为什么作注，在他的自序中也有说明：“读聊斋志异，即以无注释为憾，嗣见吾友亦言，用择其一二易知者，勉为考订，游幕中岁月五，集成卷帙。”何注兼重音读，这比吕注又进了一步。但是，也因何垠未见到吕注本，所以，书中有注重的地方。何、吕两人注释，各有特点和长处，惟吕注毕竟比何注详细，因而何注本翻刻不多，流通也不太广。本书分上下栏，上栏注释，下栏原文。前有何垠、沈道宽、陈元富等序，还有何彤文跋，扉页题：道光己亥，板存花木长荣之馆。故又有称：花木长荣之馆刻本。

但明伦评朱墨套印本，这是继王、何之后又一评本。但明伦，贵州广顺人，其传见《广顺州志》。书中自序，他在嘉庆二十四年入“词垣，先后典楚浙试”，并曾在两淮运署做过官，因读《聊斋志异》，不忍释手，遂“取是书随笔加点，载以臆说，置行箧中，为友人王萲堂等见而使之，谓不独揭其根柢，于人心风化，实有裨益。嘱付剞劂未果。兹奉命■任江南，张桐厢观察、余瀛仙主政，叶素庵孝廉诸友，复怂惥刊布，以公同好”。全书卷数篇目，依原赵氏青柯亭本，并以墨印正文朱印评语两色套印，更显条理清晰。但评历为人们重视，影响较大，后来印本，多所翻刻。此书虽刻印于道光，后两遭兵燹，失落颇多。咸丰初，穆棣园曾补版校订之。

四家合评三色套印本，本书首次汇刻王士祯、冯镇峦、何守奇、但明伦四家评语于一本。王、何、但三家评已志于前，惟冯评未见披露。冯镇峦，字远村，四川涪陵人，据喻焜序介绍，他曾“一官沈黎，寒毡终老”，大概也是个终身不得志的文人，曾著有《晴云山房诗文集》、《红椒山房笔记》、《片云诗话》等刊行于世。冯氏作评于嘉庆二十三年，其自称：“予尝评阅数过，每多有会心别解，不作泛泛语，自谓能抓着作者痛痒处。”他作评的方法也很奇特，“每饭后、酒后、梦后、雨天、晴天、花天、或好友谈后、或远游初归，辄随手又笔数行，皆独具会心，不作公家言”。冯氏还写有《读聊斋杂说》一文，对“聊斋”其书和各家评论，作了全面、概括的论述。后来，曾有人对比评论：“渔洋评太略，远村评太详，渔洋是批经史杂家体，远村似批文章小说体，言各有当，无取雷同。然聊斋得远村批评一番，另长一番精神，又添一般局面。”冯氏作评后，甚得建南黄观察赏识，曾想刊行而未成，后仅以传抄的形式在四川一带广为流传，直至光绪十七年，始为合阳喻焜汇四家评于一本而刊行之。全书共为16卷，书分上中下三栏，上中二栏刊评语，下栏刊正文，前有“合阳喻氏校刊”牌记，光绪末年，重庆一得山房又据此本重刻。

百家讲坛话说聊斋（九）难缠的小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