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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书园] 中国文化史500疑案 作者:施宣圆等(千古之谜+全文完结)



  《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由施宣圆、林耀琛、许立言三位先生主编,这部书包括历史人物、事件、名人轶事、文学作品、文献学术、戏曲、绘画、音乐、书法、文物、考古、名胜、宗教、会党、民族、科技、博物、风情等各个方面不同的内容,饶有兴味地提出疑案,介绍各家不同的答案,妙趣横生,引人入胜。仍然是一部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雅俗共赏的文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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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道静宇宙中无奇不有,人世间诸事可究。问题在于处身中间的万物之灵——人,是否敢于从一尊之说、权威之见、习惯认识中摆脱出来,改变角度转换脑筋,提出一个更为接近事物本源真相的说法。当然,要这么去做,要有满肚子的学问、过人的胆识,更要有一追到底的探究精神,谈到此点,今人往往会诉说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假设、达尔文的人类起源于猿的假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假定。当初,这些伟大的科学家在提出假设、假说、假定时,曾遭到时人的唾弃,甚至残酷迫害,但他们对事物的本源的探究,对事情真相的诠释,是对真理的追求。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一度被人认为旁门左道、离经叛道的“邪说”,终于被确认是有道理的,是接近了事物本源或事情真相的,从而点化了千千万万人意识中原有的认定。西方社会正是藉着此种精神冲出中世纪,进而又跨入后工业化时代的。

  长期囿于固有之见,习惯于人云亦云而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全封闭做法,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受到冲决,种种人为的藩篱和禁区也在被撤除,人们的思想也空前地活跃起来,中国大地又一次出现了勃勃生机。顺应时代的潮流,《文汇报。学林》主编施宣圆同志开设了“中国文化之谜”的专栏,致力于汇集成书的繁忙工作。对于这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不禁使我想到这么一则传说。

  在公元2 至3 世纪时,印度出现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佛教哲学家、中观学派的创始人龙树。据说,凡是有学人、高僧造访、请教,龙树从不开口,只出示一钵清水,含笑相待。这令前往造访、请教的学人、高僧顿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龙树在打的什么哑谜,只得悻悻退去。一天,有位名叫提婆大德的僧徒也慕名前往求教。提婆一见钵水无法见底,就从怀里取出一根小针投放钵水之中。龙树见后,含笑点首,将提婆收为门徒,以后在其即将涅槃之时,又将衣钵传给了他。龙树为何如此器重提婆?这是因为提婆面对不能见底的一钵清水,知道龙树在暗示他:佛法的神通清澈广大,佛学的涵义深不可测。提婆在钵水中爽爽快快地投入一枚小针,即令钵水的深浅也显现了出来,表明自己要用一针见底的追求穷源竟委!

  我之所以要扯出这么一则传说,是觉得《文汇报。学林》把“中国文化之谜”作为钵水,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中青年学者投入小针的求索稿件,一则活跃了学术空气,二则促使有识之士在改变角度、转换脑筋,提出新的认识中,有了施展才能的活动舞台,以使多彩多姿的中国文化从书本走向民间。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创建的,不仅独具一格,且著称于世。它的巨大生命策略,正在其不拘于一孔之见,不定于一说之论,而显得耀眼夺目,又使其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成为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化而卓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中国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在一次诗兴大发时,吟诵出这样的诗句:“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似平整整一部中国文化史,被他就这么潇洒地用简简单单的十个方块字说完道尽了。偏偏有人要问:人事是如何代谢的,古今又是怎样往来的?这一同,使人看到潇洒的另一面恰恰是纷繁:“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面求索。”这是诗人对历史发出的咏叹;“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这是智者对历史提出的要求;

  “事因有难明于一时而有待于后世者。”这是史家对历史的遗憾。

  要求索,要定吉凶,要有待,从深一层来思考,则正显示出了中国人的智慧和胆识并不亚于西方人,甚至远远超出了他们。

  要求索,要定吉凶,要有待,便把生命的意义看作是运用自己的智慧去创造、去开拓,去进取;同时也表明人们不再满足于精心编造的一切,而企望显露自己的胆识,在“事有难明于一时”之中察觉蛛丝马迹;在“鲁鱼帝虎”之类的以讹传讹中指陈谬误成因;在“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人为偏差之间把握全局全貌。运用自己的智慧,坦露自己的胆识,“于不疑之处有疑”,摒弃假语村言的混淆,就能取得突破性的认识,激发自己以及后人的创造性和开拓精神,反过来又更新了人们的观念,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从这个意义上说,即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施宣圆等主编的《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500 疑案(续)》确实是一本提倡献疑精神的书。一提及此恐怕会引起一些读者望而却步,怕它过于繁冗的考据及艰深的勘误,弄得自己的兴味索然。其实这一担心是多余的。显然,主编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力求使书中的每一个疑案“三性”(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

  兼顾,“二悟”(领悟中国文化的奥秘、省悟学术研究的思维方式)同存,“一书”(内容翔实的可资参考的工具书特点)彰明,以适应各个层次的读者的需求。

  通观《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500 疑案(续)》,知其分门别类,几乎涵盖中国文化各个领域,真可谓是一部万宝全书。如书中列有“有没有过尧舜禅让”、“雍正皇帝是否改过遗诏”、“袁世凯告密导致了戊戌政变吗”之类的宫廷秘闻。尽管这些内容,过去的书本中都有过描述,或被编为剧本,多次搬上舞台演出;或被编为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但在扑朔迷离之中,撰写者能一一道来,最后让你再去思索。又如“马谡该不该斩”、“郑和下西洋的使命是什么”,“林则徐是病死还是被人毒死”之类的名人悬案,也常常是街头巷尾的谈话内容,撰写者则在提出可供参考的资料中,显出了披沙淘金的功力。另外如“《共产党宣言》最早中文全译本于何时初版”、“古代第一部兵书是何书”、“中国农民为什么嗜爱红色”、“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等等,撰写者既提出了更为接近事物本源或事情真相的说法,又开阔了人们的眼界。

  总之,书中所列的疑案或换一种说法,类似“哥德巴哈的猜想”,都有前人探赜索隐、穷深致远的痕迹,也有后来者的释疑,都为今后好学深思者承继前人的研究作了铺垫。诚如上海社联名誉主席罗竹风同志所说的:《千古之谜》,“把广大读者领到学术研究的十字路口和新天地,由好奇而探索,从新的起点出发再进行更深的研究。”更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此书是多作者撰写的,但施宣圆等主编注意了所写内容的知识面、段落安排的合理性、陈述文字的通俗度、疑案设置的巧妙点,使人拿到此书就想读,并令“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古训油然而生,往往开动脑筋,对其中某个疑案跃跃欲试,到了不能自己的地步。这也正是此书不同凡响的地方。书中每个疑案均无人为定见束缚读者的思路,也无终极的宣判堵塞读者的研究,只有探索者留下的思索痕迹。每个试图“补苴罅漏,张皇幽吵”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是在聆听良师的指点,或是在与益友切磋,然后可让智慧的常青藤再向上攀援,令胆识的向阳花吸取更多的阳光。法国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说过:“一个思考的人,才是力量无边的人。”从《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500 疑案(续)》中,读者将结识无数这样的人,并使自己也成为这样的人,这种既讲耕耘,又促收获的做法,不啻将此书的品位在无形中提得更高。

  处在市场经济开始形成中的中国,我深深地感到,人间要好书,并欣然认为《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500 疑案(续)》就是一本提倡开创性思维的好书。我十分乐意地接受了施宣圆的盛情邀请,写了此篇小文。我认为《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500 疑案(续)》比之于提婆投入龙树钵水中小针所提倡的追求更为现实,更加实用,也更见智慧和胆识。它将培养出中国的哥白尼、达尔文、爱因斯坦,并使中国文化在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更显光彩。

  1992年10月(此文作者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千古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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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千秋功罪

帝王篇

有没有过尧舜禅让?


  说起我国古代历史,总离不开三皇五帝,这个时代所谓的“垂拱而治、天下清明”,尤其是唐尧、虞舜相继禅让,历来为儒家学者世世所称颂。最早记有“禅让”其事的是被儒家列为十三经之一的《尚书》。其中《尧典》说的是“尧舜禅让”,《大禹谟》则有“舜禹禅让”的记载。除《尚书》之外,提到“尧舜禅让”的还有《论语》和《孟子》等。但对《论语》中关于尧让帝位于舜的一段文字,多数学者认为并非孔子所说,而是后人把散简附在书后所致。孟子对“禅让”这件事,态度比较暧昧,说法也很巧妙。

  当万章问他:“尧以天下与舜,有诸?”他回答:“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万章又问:“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孟子说:“天与之。”他接着说道:“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昔者,尧荐舜于人,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关于舜禅位于禹,他也有类似的说法。

  孟子说的“天”,可以理解为诸侯、人民,其实,也可理解为天子,因为自古以来,天子总是被看作“天”的代表,这样株圜的说法,好像把隙缝弥补了。《史记》的《五帝本纪》和《夏本纪》就是综合《尚书》、《论语》、《孟子》所说而撰述的。

  对于“禅让”之说,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人提出了怀疑。最早提出疑问的是荀子:“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荀子。正论》)战国末的韩非,不但不承认有“禅让”这回事,反而说舜和禹之所以能继承帝位,是“臣弑君”的结果,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子。说疑》)。这并非韩非一个人的惊人之笔,唐代的刘知几在他所著的《史通》中引《汲冢琐语》说:“舜放尧于平阳”,又说舜是给禹赶到苍梧而死的。稍后的《史记正义》作者司马贞,引《竹书纪年》说:“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见也。”《竹书纪年》等书成于战国,西晋初出自汲冢,后即散乱不传,今本系宋以后人伪托,已非刘知几、司马贞所见本,其所记未必会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同时,还有人认为《尧典》成于战国,《大禹谟》系晋人伪作。真是这样的话,那《尚书》中关于尧舜禅让的记载从根本上就靠不住了。

  近代有些学者认为:“尧舜禅让”说是战国初墨家的创造。如果《尧典》和《论语》所说不足为信,那么《墨子》则是最早有“禅让”记载的书了。《墨子》中《尚贤》、《尚同》两篇主张贤人执政,不仅是三公,就是天子。也可选天下贤者而立之。“古者舜耕于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墨子。尚贤》)把本是黄帝九世孙、有虞氏诸侯的舜,说成是会烧窑、捕鱼的农夫,以此来申述他“尚贤”的宗旨。墨子出身于下层社会,他的政治思想正反映了一般庶民参与政治的要求。可是,墨家只说过“尧舜禅让”。“舜禹禅让”说又从何而来呢?近代学者认为是儒家新添的。儒家在一定限度内也赞成“举贤”。于是,盂子接过墨家的“尧舜禅让”说,添加出“舜禹禅让”的故事。同样,也把原是百里诸侯的禹说成是匹夫出身。战国以后,墨家衰落,“禅让”说才被儒家所专有。这种看法,又一次从根本上否定有过“禅让”。

  传了两千多年的“禅让”说,一旦被完全否定,也难令人信眼。于是,又有学者结合社会发展史加以考证,认为这是一种部落选举的方式。如我国史有记载的乌桓民族,在汉代时,数干部落成为一部,推选“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大人有所召唤,部众莫敢违犯。实际上这“大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帝王。其他如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也是如此。由此推论,汉民族的上古时期也不会例外。只不过这种寻常的推选,被后人粉饰成神圣而又光彩非凡的“禅让”罢了。“禅让”一制,众说纷纭。要解开这个谜,看来还得有更充分的论证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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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太王亶父号“古公”吗?

  在周族人的观念中,他们推翻商纣的统治而建立周朝君临天下的事业,是从太王亶父开始的。《诗。鲁颂。宓宫》云:“后稷之孙,实维大(太)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可见这位太王,在周族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关键的人物。据说太王亶父又称”古公“。《史记。周本纪》叙述他的事迹说:”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古公乃贬戎狄之俗“:”古公有长子曰太伯“:”古公欲立季历而传昌“:”古公卒,季历立“:”公季修古公遗道“:”(文王)追尊古公为太王“。其后,《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后汉书。西羌传》等史籍都因袭其说,称太王亶父为古公。朱熹在《诗集传》、《四书集注》等著作中一再指出:”古公,太王之本号。“直到目前的各种历史著作,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朱绍侯和刘泽华等主编的《中国古代史》等,在阐述周族的兴起时,都大谈”古公“的业绩。范著还专门辟出一节,题目是”古公建立封建制度的周国“。可见这一称谓的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然而,这一称呼是大成问题的。清人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辨析说:“周自公季以前,未有号为某公者;微独周,即夏、商他诸侯亦无之:何以大王乃独有号?《书》曰:”古我先生‘,古,犹昔也。’古公亶父‘者,犹言“昔公亶父’也。‘公亶父’相连成文而冠之以‘古’,犹所谓公刘、公非、公叔娄者也。”现代学者孙作云在所著《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一书中也指出:“‘公亶父’不能称为‘古公亶父’或‘古公’。《诗经》四字一句,故在‘公亶父”前加一’古‘字,以足其文。

      司马迁不察,在《史记。周本纪》中一再曰’古公亶父‘或’古公‘,这是不对的。“上述议论,振振有词,说得相当有道理。查《诗经》中有许多“古”字,都作往昔、古代解。如《小雅。甫田》云:“自古有年(丰年)”;《大雅。思齐》云:“古之人无(厌)”;《大雅。烝民》云:“古训是式”;《周颂。载芟》云:“振(自)古如兹”;《周颂。良耜》云:“续古之人”;《商颂。那》云:“自古在昔,”可见在《诗经》中,“古”字是用得相当普遍的。《大雅。绵》中的“古公亶父”之句,“古”字亦应作从前、往古讲,而不能解为“公亶父”号为“古公”。《商颂。玄鸟》中,有一个同样的句式:“古帝命武汤。”这就是说,从前上帝命令武王汤。如果解为商汤时的上帝号为“古帝”,岂不笑话!再检阅《史记》之前,先秦时期和汉初的许多典籍,未有称太王亶父为“古公”者。如《穆天子传》卷二记:“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穆传》是从战国魏襄王墓中出土的先秦时期的作品。《孟子。梁惠王下》一再陈述周太王的事迹云:“昔者大王好色”,“昔者大王居亶”,‘故大王事獯鬻“,从不称其为古公,《吕氏春秋。开春论。审为》篇论说周太王迁居的故事,一则云”太王亶公居邠,狄人攻之“;二则记”太王亶父曰“如何如何;最后还加赞语道:”太王亶父可谓能尊生矣。“这里也毫不提及太王之号”古公“。

       西汉初年韩婴撰的《韩诗外传》,在卷十有一节叙述周太王传位的经过,屡云”大王亶甫(父)有子曰太伯、仲雍“,”大王贤昌而欲季为后“,”大王将死“,”大王薨“,亦不曾道及”古公“之号。还有汉初成书的《尚书大传》,在卷三《略说》中叙述周太王避狄人之事,一连用了六个“太王亶父”而不称其为古公。可见周太王亶父之别号“古公”,始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值得注意的是,班固作《汉书。古今人表》,在“上中仁人”一栏中赫然列入“大王亶父”之名而不作“古公”。《今本竹书纪年》卷上殷武乙三年记:“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今本纪年》是《竹书纪年》散佚后,宋、明间人重新编纂的,编者所看到的《纪年》佚文较现在为多,很可能《纪年》原作“公亶父”,今本才会如此写的。根据种种迹象,一些学者判定,太王亶父之号“古公“,是司马迁误解《诗。绵》之文所致。

  不过,也有学者在努力为“古公”之号的来源寻找根据。钱穆在《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第10期)一文中,引《水经。汾水注》:“汾水西过长修县南,又西与古水合。水出临汾县故城西黄阜下,东注于汾。”又引董佑诚曰:“临汾故城在今徐州东北,水在西北古山下。”于是他得出结论说:“临汾有古山、古水,公亶父本居其地,故称古公。”《楚辞。天问》有云:“吴获迄古,南岳是止。”闻一多《天问疏证》解释道:“古即古公亶父之古,本地名,当在沮、漆二水之间。太王自古徙岐,太伯失位,复逃归古。”由上述论证说明,“古公”之号得自地名“古”;其地一说在山西临汾县,一说在陕西沮水、漆水间。

  周太王亶父究竟有没有“古公”这一雅号?是司马迁误读《诗经》之文,或者他还有别的什么根据?“古”如果是地名,它又在哪里?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在学术界相当模糊和混乱,应当进一步切实考证,尽快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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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伐纣究竟在哪一年?

  武王伐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是商衰周兴的转折点。在《尚书。牧誓》中,对这次大战的经过曾作了简略的记载,是我们了解这次大战的最早文献。武王伐纣发生在什么时候?《牧誓》开篇曰:“时甲子昧爽”,仅有纪日,而无明确的年代。因此,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千古悬案。

  我国有记载的确实纪年始于公元前841 年。在这之前的史事年代均要通过推算得到。由于上古史料的缺乏,人们推算的武王伐纣年代简直令人无所适从。胡厚宣在《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中列举了前人的十二说法:即公元前1130年、前1123年、前1122年、前1117年、前1116年、前1111年、前1078年、前1067年、前1066年、前1150年、前1051年、前1050年、前1047年。加上梁启超提出的前1027年,唐兰提出的前1075年(《新建设》1955年第3 期),丁山提出的前1029年(《商周史料考证》),章鸿钊提出的前1055年(《中国古历析疑》),凡16种,使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变得扑朔迷离。这些说法中,以公元前1066年、前1122年、前1027年说最有代表性。

  前1066年说最早由日本新城新藏据南北朝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在《东洋天文史研究。周初之年代》中提出。后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齐思和的《中外历史年表》等也采用了此说。前1122年说源于刘歆的《世经》和《三统历》,此说曾影响了后世的很多学者,但也有人批评刘歆的推算是“欲以合《春秋》,横断年数,损夏益周”(《后汉书。律历志》),肆意缩短夏、商年数而妄增周朝年数,主观因素太多。前1027年说自梁启超在1922年提出后,雷海宗的《殷周年代考》、陈梦家的《西周年代考》皆主张此说。

  特别是郭沫若的《中国史稿》采取此说后,在国内外史学界,得到了很多人的承认。此说原本于《史记。周本纪》裴骃《集解》引:“《汲冢纪年》曰:‘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即从周幽王最后一年(前771 年)上溯257 年,便是前1027年。

  近年来,人们又对武王伐纣年代进行了推算,提出了新的说法。黄宝权等对前1027年说“稍事推进”后,提出了前1029年说。他们依据《国语。周语下》“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和《史记。天官书》“作鄂岁,岁阴在酉,星居午”等记载,认定武王伐纣在“酉年”,但用于支推算,从周幽王亡上溯257 年的结果却非“酉年”,其最接近的酉年是前1032年。那么是否可断定前1032年就是武王伐纣之年呢?不能。原来史书上所用的岁星纪年法并不准确,每隔86年要误差一年,257 年间正好误差3 年,“减去误差数得出前1029年就是武王克殷的绝对年代。”再进一步推算后得出结论,武王伐纣之战是在这年的“周历二月五日黎明前打响的”(黄宝权、陈华新《周武王克殷年代考》,载《华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4 期)。

  著名天文学家张钰哲先生利用电子计算机及大行星摄动而求得的这三千多年中的运动轨道,将我国历史上各次可能是哈雷彗星的记录加以分析考证后指出:如果武王伐纣时出现的彗星是哈雷彗星的话,“那么武王伐纣之年便是公元前1057~1056年”(《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的趋势和它的古代历史》,载《天文学报》第十九卷一期)。因为《淮南子。兵略训》中曾写道:“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其显示的天象是木星出现在东方的天空上,同时还有彗星出现,头向着东方。根据1910年4 月19日哈雷彗星的出现逆推40次回归过近日点,发现在前1057年3 月7 日,哈雷彗星距地球甚近,在这年的头3 个月里都能看到它,其天象正与《淮南子》记载相同。

      那时,木星运行在张宿中,正当鹑火之次,与《国语。周语下》所说的“武王伐殷,岁在鹑火”相合。赵光贤据此认为,天象是客观存在而又有规律可寻的,用电子计算机来算四千年前的天象,并与史料相结合,“推算出来的年代就是可信的。”从史料的考证上,赵光贤进一步充实和支持了前1057年说,并指出“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史记。周本纪》集解)中的“至幽王”,不是指幽王亡年(前771 年),而是即位之年(前782 年),而“二百五十七年”的“五”、“七”两字应颠倒过来,这样推算出来的武王伐纣年代才是正确的:即771 加11(幽王在位年数)再加275 ,共为1057年(《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10期)。

  何幼琦根据天文历法的知识和方法,通过推算文物、文献中有关的纪时,也考证了武王伐纣的年代。在推算方法上,以1980年为起点,推算尺度用现代天文常数,回归年(岁实)为365.2422日,朔望月(朔策)为29.530588 日。何幼琦先通过《小盂鼎》、《庚嬴鼎》的铭文间接地推算出康王元年(前1013年)和成王元年(前1030年),然后依据《史记。周本纪》“既克殷后二年……武王病……有瘳而后崩。……周公乃行政当国,……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的记载,逆算断定:“克殷之年,当在成王元年前七年又二年”。即前1039年,并算出大战就发生在这年的元旦(正月甲子胐)。

  所以说,武王伐纣是一次利用节日,出敌不意,远途奔袭的成功战例(《周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载《中山大学学报》1981年第1 期)。

  一个历史年代的推算竟引起人们的广泛注目,并提出了19种考证结果,这在史学研究中是非常罕见的现象。虽然上述诸说结论迥异,但各有所据,难道武王伐纣的年代真是纷纷然而不可定一吗?正确的年代只能是一个,但究竟是哪一年,还有待于努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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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穆王到过西域吗?

  大约1700年前,时当西晋太康年间,在河南汲县的一座战国古墓里,盗墓者意外地发现一批埋藏了五六百年的竹简,有数十车之多,计十余万言。经人整理,写定为75篇,《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即其中两篇,而《穆天子传》又是唯一能完整保存至今的。

  《穆天子传》说的是西周兴盛时的穆王,命御者造父驾着八骏西去邀游,穿天山,登昆仑,见到了西王母,在瑶池受到了盛情款待,举觞歌诗,流连忘返。来回行程3.5 万里,历时543 日。所说有日期、方向、地名、里数,以及西域部落、语言和物产等等,所以当时人颇信其为实录。然自唐宋起,有人怀疑此传系后人伪托,并非信史。于是围绕着《穆天子传》,人们进行了涉及广泛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周穆王游历到西域,是否真实?《穆天子传》是哪个时代的作品?西王母之邦在什么地方?“她”是神、是人还是其他?下面,我们概要地介绍一些情况。

  (一)周穆王游历到西域是否真实?

  一种意见认为,周穆王原是个雄心勃勃的旅行家,有史载为证。《左传》谓其“欲肆其心,周行天下”,而使天下的道路都印上自己的车辙、马迹,《史记。秦本纪》说,造父善御,得八骏,穆王使驾而西巡狩……。《赵世家》又进一步说:“见西王母,乐之,忘归。”可见《穆天子传》的故事绝非无本之木,周穆王之西游,正是西周盛时影响波及西域的反映,近人断其为小说、伪书,岂非数典忘祖乎!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原与西域的交通,是汉武帝时张骞历经千辛万苦才开辟出来的,西周时代,无论是道路、交通工具,还是边疆的民族关系等等,都无法使这位穆天子到达荒远的西域。司马迁记穆王西巡狩事于《秦本纪》和《赵世家》,而独于穆王自家的《周本纪》中却只字不提,这恐怕不是无意的疏漏。

  (二)《穆天子传》是何时的作品?

  有人认为《穆天子传》是秦汉时的作品,而以汉武帝以后的可能最大。因为只有在张骞通西域以后,作伪者才能具备西域地理方面的知识和材料。也有人主张是东汉时的作品,因为该书所用的以日记事的起居注形式,是东汉以后才产生的。与以上说法截然相反,有人认为《穆天子传》是周穆王的史官所为,也就是说,这是西周时的作品。

  还有人认为,《穆天子传》是战国时的作品,并断定是赵国武灵王时人所为。其背景是赵武灵王的西北略地。赵国本有造父御穆王的传闻,经过武灵王打开雁门通道等的刺激,再加上《山海经》中有关昆仑丘和西王母神奇描绘的启示,于是赵国学者把事实、想象和神话杂糅在一起,铺陈出这部穆天子的游记来。其目的,或是想为赵武灵王的西北略地进行鼓吹、美化,而托古于前代的穆王了。另有人则从多方面论证了《穆天子传》是春秋末战国初时的作品。比如,从该传用的文字来着:“皇”字,只作形容词,意为美盛,而不单独作名词用:“帝”字,只代表着“上天”,而不代表“人君”。这正是春秋以前的习惯。这两个词含义的变化都发生在战国。所以,《穆天子传》大抵诞生在春秋末战国初,《春秋》问世之后,《左传》问世之前。

  (三)西王母之邦在何处?西王母所指为何?

  西王母的传说起源很早,在先秦及秦汉时,颇为盛行,前后经历了一个由人到神,乃至确定为女性的演变。对穆王见到的西王母,众人说法也不一。有的说是神话人物,有的说是世俗凡人,而且不一定是女性,有的认为西王母是某一部落的译音,有的认为是国名。还有的指出,西王母的切韵,与突厥“始波罗”可汗之原语(“王权”之意),颇为相近。这样,西王母还可能是西域某部落的酋长。

  西王母之邦在何处,更是众说纷纭。大致有以下几说:(1 )极西至喀什噶尔;(2 )未出长城;(3 )示巴女王国,今阿拉伯;(4 )不出塔里木流域;(5 )天山南路;(6 )不出青海;(7 )亚西里亚;(8 )欧洲大平原华沙附近;(9 )新疆和阗之东。另有人认为,《穆天子传》所记西域地名间的里数,与《汉书。西域传》和《魏书。西域传》大略相符,以此折算,则西王母之邦,约在乌拉岭东吉里吉斯高原这个范围内。

  此外,人们还对穆天子西游在返途经的地点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也是各执其辞,莫衷一是。

  关于《穆天子传》的研究,对先秦的历史地理、民族关系,乃至中西交通史均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相信,有志者一定还会为此而继续探索,努力不懈。有关《穆天子传》的种种历史之谜,也总有一天会被人们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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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伯是吴国的开创者吗?

  春秋末期,长江下游曾出现一个显赫一时的诸侯国。它就是多次北上争霸的吴国。关于吴国的开创者,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得很明白。司马迁认为,地处南方的长江下游的吴,是所有诸侯国中资历最深的西周姬姓同姓国。所以在《史记》中,吴太伯列为世家第一。

  《史记》记载:太伯(一作泰伯)和他的弟弟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儿子,季历的兄长。他俩为了成全父亲想传位于季历的意愿,出奔到南方荆蛮,文身断发,不再回去。季历后来被立为继承人,他的儿子昌就是有名的周文王,在周文王手里奠定了灭商兴周的基础。“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死后,传位于弟仲雍。

       传到仲雍的第四代孙周章时,北方周武王灭商,分封诸侯,“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史记。吴太伯世家》)司马迁讲得很清楚,太伯、仲雍的后代一封于吴,一封于虞。所以司马迁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荆蛮句吴在哪里?《吴地记》说:“太伯居梅里,在阖闾城(今苏州)北五十里许。”《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无锡县东,皇山有太伯家,民世修敬焉。去墓十里有旧宅,井犹存。”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常州条下记着,无锡县“东三十九里有梅里山,吴太伯葬处”。皇山、梅里山,就是今天的无锡县鸿山,梅里即是离鸿山不远的今天的梅村,那里至今有规模宏大的太伯庙,鸿山上的太伯墓也完好保存至今。这些情况历来为各种当地志书所传载。

  至清代,学者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对太伯奔吴之事提出否定意见。到30年代,又有人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卫聚贤等在《吴越文化论丛》中即提出了太伯、仲雍根本没有到过无锡的论点。认为太伯所奔之地只在陕西、山西南部的范围之内。其理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太伯、仲雍不可能穿越千山万水及方国部落而无阻碍;也不可能到那语言不通,风俗迥异的荆蛮部落中去立足并当君长。后来童书业在《春秋左传研究》中进一步提出“大伯(太伯)、虞仲皆虞国之初祖,大伯、虞仲所奔为山西之虞,而非‘荆蛮’或江苏之吴”。所以太伯、仲雍没有到过江南,他们是山西虞国的始祖。

  1954年在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了12件西周青铜器。其中一件《宜侯矢簋》腹内底上有长达120 多字的铭文。铭文记载了周康王观看武王伐商,成王东巡的图画以后,卜问南方的宜地。在合会南方各方国时,改封虞侯于宜地为侯。周康王还进行了丰厚的赏赐,有酒、弓、矢、礼器等。特别重要的是赏赐了土地和奴隶。

  围绕《宜侯矢簋》的出土,又引起了对太伯奔吴问题的讨论。总的来说,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一种认为“宜侯”就是虞侯,也就是周初封于虞的诸侯的后代,而这个虞国是太伯、仲雍创立的。太伯无后,传于仲雍,仲雍又称虞仲,因封于畿内,所以他的后代称为虞公,而《宜侯矢簋》的铭文中称自己的父亲为虞公就是证明。宜侯矢从畿内改封于宜,宜、吴古音同,于是成为吴的始祖。这个说法否走了太伯、仲雍奔吴之事。第二种说法肯定了太伯、仲雍奔吴之事,并且从《宜侯矢簋》及江苏南部的考古资料出发,证明了太伯、仲雍奔吴是可能的。但认为太伯立国的地点不在无锡梅里,而是在南京、镇江地区,确切他讲是在丹徒。这是一种新的说法。第三种看法,唐兰在《宜侯矢簋考释》中指出,矢和周的声母是很接近的。认为宜侯矢,即是虞侯矢,也就是虞侯周章。周章是在武王和成王时被封虞侯的,为了不与北方的虞相混,30多年后的康王时改为宜侯。这个看法又从考古角度承认了《史记。吴太伯世家》的记载。

  所有的问题,集中起来,就是太伯、仲雍所奔究属何方?吴国的开创者究竟是谁?“宜侯”究竟是谁?要完全否定司马迁关于太伯、仲雍奔吴的说法,还是有困难的;主张太伯、仲雍所奔为山西之虞,无论在文献上、考古上的证据也还不十分充分。目前史学界对太伯、仲雍奔吴的看法还是各执一辞,在行世的有关著作中,就含有以上的不同说法,没有统一。近年来江苏省考古学会年会也围绕吴文化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而它的彻底解决,还有侍于太湖流域地下考古的进一步展开和对文献的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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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是否夏禹的后代?

  春秋后期,越王勾践统治的越国崛起于东南沿海。他奋发图强,覆灭吴国,进而北上中原,与齐、晋会盟。越王勾践的军队横行于江淮之间,鲁、宋、卫等小国都朝服于他,周天子命他为诸侯之长,成为煊赫一时的春秋最后一霸。可是,越国是怎样建立的?越国的第一代君王是谁?越王勾践的祖先究竟是何许人?对于这些问题,史书上记载不一,学术界也众说纷纭,至今还是一个不解之谜。一种流行的意见认为,夏禹治水,周行天下,到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市南)召集会见诸侯群臣,后病故葬在那里。到夏禹的第四代孙少康时,为了奉守夏禹的祭祀,就封他的小儿子无余于会稽,这样就建立了越国,无余是越国的第一代君主,世袭传位而至勾践。《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称勾践是夏禹的“苗裔”(即子孙)。《汉书。地理志》也说粤(越)地“其君禹后”,把越国国君都当作禹的后代。《吴越春秋》中有《越王无余外传》,详细记述了无余为祭夏禹而受封的经过。今浙江会稽山麓还有大禹陵,相传就是夏禹的葬地。

  越国国君为夏禹后代的传说,历来有不少学者提出过怀疑。其理由大致有如下四点:一是传位的世代太少。《史记》说无余“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勾践的父亲)。清人钱大昕指出:夏少康至夏桀传了11代,商汤于纣王传了30代,周武王至敬王(与允常、勾践同时)又传了25代,共有66代之多,而越国传位却只有20余代,这是“理所必无”(《廿二史考异》卷四)。二是夏朝的活动范围在北方。据《逸周书。度邑》、《战国策。魏策》、《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等文献记载,夏人居住的中心在今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以理推测,夏禹不可能远至今浙江省的会稽山,并安葬于此。三是风俗习惯不同。夏人属于北方民族,而越人属于南方民族。越人都把头发剪得较短,并且在身上刻划许多龙蛇图像。越国的国君也不例外。《墨子。公孟篇》说:“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这是不合北方民族的风俗的。

  四是人名、谥号不同。越王名号都没有什么意义,是谐音字拼凑而成。如勾践的谥号叫“藀执”(《史记。越世家。索隐》),意义不明;勾践的孙子名“不寿”,那是寿命不长、要夭折的意思。这在北方华夏族中是断然没有的。对越国国君的先祖有些历史的记载,持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国语。郑语》载史伯说:“(m ǐ)姓夔(kui )、越”,即认为越国姓。战国末赵国人所编的《世本》,也称越国国君是“姓”,并明确提出他们“与楚同祖“。到三国时韦昭作《国语》注,更把勾践说成是”祝融之后“(传说楚君的先祖为火官,叫”祝融“)。《墨子。非攻篇》又记述越国君王”出自有遽“。据清人孙诒让的考证,楚君熊渠在西周夷王时,曾封小儿子为”越章王“,”有遽“当就是”熊渠“,声近古通用(《墨子间诂》)。然则越国国君果真姓,与楚同祖,而其开国者就是楚君熊渠所封的儿子越章王。

  不过,这种意见也有根难说通的地方。越王勾践时,曾派使者廉稽至楚国去。在楚王面前,廉稽称越国是“周室之列封”(《韩诗外传》卷八),而不承认越国是楚君所封,范蠡也曾对吴国的使者说,越先君是“周室之不成子”(《国语。越语下》),而不闻与楚国有什么关系。而且,据《说苑。善说篇》记载,楚国的鄂君子晰听了越国摇船工的唱歌而不懂其歌词,需要找“越译”来把它翻译成楚语。显然,楚、越两国语言不通。战国末年的荀卿曾说当时的人们,“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荀子。儒效》)。

  可见,楚、越、夏三族到那时仍有着很深的隔阂。倘若越国国君与楚同祖,那么楚、越两族应该早就融合,不会出现如此的情况的。

  近来又有一些学者提出,越国本与吴国同族。两国首先是语言相同。伍子胥说:吴与越“言语通”(《吕氏春秋。知化篇》)。文种也称“吴与越同音共律”(《吴越春秋。夫差内传》)。其次是所处地域相同。两国都处于古扬州,有三江、五湖环绕,农业上盛产稻谷,手工业方面长于青铜冶铸。

  《周礼。考工记》曾称赞“吴、粤(越)之金、锡”和“吴、粤之剑”。再次是习俗相同。吴国人也都“断发文身”(《左传。哀公七年》)。《尚书大传》记:“吴、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还有在民族性格方面,两国也十分相似。《汉书。地理志》说:“吴、粤(越)之君皆好勇”,其民“轻死易发”。可见吴、越两国同族,是有充分根据的。但吴国国君的先祖据说是周太王的长子太伯(《史记。吴太伯世家》)。在吴、晋黄池盟会上,吴人说:“于周室,我为长”(《左传。哀公十三年》)。看来,太伯南奔成为吴国君长确是事实。既然吴国国君是北方周人的后代,那末越国国君是否也有可能是北方夏人的后代呢?这就又和越是夏禹之后的说法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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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五霸指的是哪五霸?

  春秋时代,列国混战,霸主更迭,历来都认为当时曾经出现过“五霸”。孟子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又说:“五霸,桓公为盛。”(《孟子。告子》)《商君书。更法》也强调:“五霸不同法而霸。”《汉书。诸侯王表序》更明确指出:周王室衰,则“五霸扶其弱”。然而,春秋“五霸”所指究竟为谁,却众说纷纭:

      (1 )《荀子。王霸》称:“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所谓信立而霸也。”《荀子。议兵》又说上述五君,“可以霸而不可以王”。《墨子。所染》也谓上述五君,“所染当,故霸诸侯”。

      (2 )《风俗通义。五霸》曰:“《春秋》说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是五霸也。”《孟子》赵岐注也以上述五者为五霸。

      (3 )《白虎通。号》记:“或曰五霸谓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人阖闾也。”

      (4 )《汉书》颜师古注云:“五霸谓齐桓、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也。”可见历来解释之歧异。

  在上述四说中,只有齐桓公和晋文公是众所公认的二位霸主,大家都没有异议。那么余下的三霸应该归谁呢?试对上列其他六位提名者逐一进行分析:一、宋襄公,齐桓公死后,宋襄公乘诸侯无主之机,欲为霸主。《春秋。僖公十八年》记,宋襄公曾与曹伯、卫人、邾人伐齐,把齐军打得大败。僖公十九年,宋襄公又逮捕了滕国的国君,与曹人、邾人盟于曹南;二十一年,宋人与齐人、楚人盟于鹿上;二十二年,宋襄公又联合卫国、许国、滕国一起伐郑。这几年的会盟、征伐,《春秋》均列宋襄公为首,可知他确实曾经做过短时期的盟主。但就在会盟之际,宋襄公被楚拘留;后战于泓,又为楚所败,遂伤而死。这样的人,能是霸主吗?

  二、秦穆公,《韩非子。难二》称:“蹇叔处秦而秦霸。”《新序。杂事三》谓:“秦用由余而霸中国。”可见秦穆公曾经称过霸。但《左传。文公六年》因其死后用人殉葬,便明确指出:“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

  《史记。齐世家》也谓: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但《史记。秦本纪》和《李斯列传》都说他用贤伐戎,并国开地,”遂霸西戎“。所以有人认为,秦穆公仅可称为”偏霸“,不能列为中原五霸之中。

  三、楚庄王,《韩非子。喻老》曰:“楚庄王……举兵诛齐,败之徐州,胜晋于河雍,合诸侯于宋,遂霸天下,”从历史记载来看,楚庄王武力强盛,曾称霸中原是没有问题的。但历来有人认为,他曾炫耀军事实力,威胁周王室,向周室“问鼎之大小轻重”,太骄横跋扈,不像一个霸主之所为。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就指出,楚庄王等没有“尊事王室之功”,不宜列入五霸。

  四、吴阖闾。《吕氏春秋。简选》称:“吴阖闾……与荆(楚)战,五战五胜,遂有郢,东征至于庳庐,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齐晋,令行中国。”《战国策。秦策》也谓:“伍子胥……卒兴吴国,阖庐为霸。”但事实究竟怎样呢?有人指出,吴阖闾仅仅是西破强楚,昭王奔随后,随人不以昭王给吴,吴人只得引退,不敢与争,当无力西及巴蜀;北迫齐晋也于史无征。因此,吴阖闾应为偏霸。

  五、吴夫差。他曾经南败越,西败陈楚,北败齐鲁,在与晋的黄池之会中以先到为盟主。可是正当他北上争霸之时,越勾践抄了他的后路,端了他的老窝,吴夫差兵败身死。这样的结局,可以称得上霸主吗?

  六、越勾践。《吕氏春秋。顺民》说:“越王……残吴,二年而霸。”《史记。越世家》载:“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当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号称霸主”。这里所记,周王曾经赐胙命伯,当然是称霸的明证。但不少论者总以为,越王勾践作为霸主的史实,毕竟太少。

  综上分析可见,上列六位君王曾被认作霸主,而各自又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些国君历史上明确记载他们曾经是“霸”,如《左传。成公十八年》谓:“晋悼公……所以复霸也”;《左传。昭公三年》云:“昔文、襄之霸也”,杜预注:“晋文公、襄公。”可见晋襄公、晋悼公都曾作过霸主。这些国君,是否也应列入春秋的霸主之中呢?

  关于春秋“五霸”,历史记载和历来的看法如此分歧,莫衷一是。如何才能作出一个正确的答案,需要我们去细致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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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赤壁战败的原因是什么?

  曹操赤壁战败的原因是什么呢?诗仙李白诗云:“烈焰张天照云海,周瑜于世破曹公。”金代元好问曰:“疾雷破山出大火,旗帜北卷天为红。”元代郑允端也说:“老瞒雄视欲吞吴,百万楼船一炬枯,”众口一辞,认为火攻是曹军致败的原因。唐代胡曾甚至认为这是唯一的原因,他在诗中说;“烈火西焚魏帝旗,周瑜开国虎争时。交兵不假挥长剑,已挫英雄百万师。”连“长剑”也不必“挥”,便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火攻之成,可谓大矣,当然,诗是文艺作品,并不是史籍。那么,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史籍的记载。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焚其舟船”,当然是用火攻了。《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记载更详,既有黄盖深感“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的献计,又有“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的火攻准备和诈降经过,更有“烟炎张天,人马烧死溺死者其众,(曹)军遂败退”的结果记录。

     曹军败于火攻,可谓凿凿有据,参之司马光《资治通鉴》等史籍,火攻论可以说是昭然于世,应无疑义的了,诗人所咏,看来也并非子虚乌有之事。然而,近年来一些论者对火攻论提出了不少质疑,认为曹操赤壁战败,并不是火攻造成,而是遭遇疾疫的袭扰,军队丧失战斗力所致,提出了曹军赤壁败退,是血吸虫病造成的。血吸虫病论者也引据史籍。如陈寿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叙及赤壁战事,就根本未提火攻一事——“(曹)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卒多死者,乃引军归“。明言是败于”大疫“。况且,交战一方的主帅曹操,也不承认因遭火攻而败北,他在赤壁战后曾给孙权一信,其中云:”赤壁之没,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三国志》裴注引自《江表传》)而曹操之言,并非孤证,《吴书。吴主传》中也有曹操自烧战船之说:”(曹)公烧其余船自退。“

      论者由此认定,火攻之说未可信,疾疫,倒是曹军败北的主要原因,而这个”疾疫“,就是血吸虫病,理由如下:一、血吸虫病在我国古代早已存在,远溯古医籍中周易卦象”山风蛊“之症以及公元7 世纪初叶的《诸病源候论》,都有类似血吸虫病的记载。近观1973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女尸,研究者在其肠壁和肝脏组织中都发现血吸虫卵,由此证明,至少在汉时,长沙附近就存在着血吸虫病之患。根据大量调查资料表明,与赤壁之战有关的地域,特别是两湖(湖北、湖南)地区,是严重的血吸虫病流行区。

  二、论者从赤壁之战的时间与血吸虫病的易感季节推究,认为曹军转徙,训练水军在秋季,恰好是血吸虫病的易感季节。曹军舍鞍马、仗舟楫,极易感染。虫体在宿主体内经过一个月以上的发育后才出现典型的急性期症状,所以训练期间已陆续发病,到了冬季决战,疾病急性发作,曹军疲病交加,软弱到不堪一击的地步。那么同属水上训练和作战,孙刘联军何以不受血吸虫病之害呢?对此,论者的解释是:与免疫能力的强弱有关。孙刘联军多南人,长期居于疫区,有一定的免疫能力,即使发病,症状也不会如此严重;曹军则大多为北方战士,免疫能力差,所以一触即发,且症状严重,因而致败。(见《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第11卷第2 期《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关系之探讨》)

  然而,血吸虫病说也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可疑之处较之火攻论为多。因此,《新医学》1981年11期,《文汇报》1982年5 月25日相继载文展开争鸣,他们认为:一、曹操训练水军的地点,不在疫区江陵,而在邺(今河南省安阳县境),那里不属血吸虫病疫区,当然没有感染之虞。

  二、曹操烧船退军,史书确有记载,但烧船的地点不在赤壁而在巴丘;时间不在赤壁大战时,而在曹军兵败退到巴丘时,其目的是避免余船资敌。三、血吸虫病潜伏期,一般在一个月左右,因天气冷热,时间长短有别,两个月以上者只是少数,而潜伏期越长,发病时症状也越轻。曹军即使秋季感染到血吸虫病,至十二月(大战爆发)才发病,症状也不会重了。

  四、曹操水军主要来自刘表,多为湖北人,世居于血吸虫病流行区,与孙刘朕军的免疫能力不会有什么差别,此外,刘璋补充给曹操的军队,是四川士卒,也来自疫区,所以,孙刘联军与曹军在免疫能力方面并无高低强弱之分。由此看来,目前虽两说并存,看来火攻论较为服人。当然,不能否认“大疫”、“疾病”也是曹军失败的因素之一,但决不是主要原因。至于这个“大疫”、“疾病”究竟是何种疾病,这倒是一个有待于解决的“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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