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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薪尝胆的故事是真是假?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了。据说春秋时期,越国在一次战争中被吴国打败,越王勾践被吴军围困于会稽山上,不得不向吴王夫差屈辱求和。从此,越国臣属于吴,受到吴国的控制,越王勾践还到吴国宫廷中服了3 年的劳役,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勾践被吴王赦免归国以后,力图报仇雪耻。为了不忘亡国的痛楚,激励自己的斗志,他在屋中吊了一个苦胆,出来进去、起立坐下、吃饭睡觉时,都要尝一尝苦胆的味道;他疲倦了要休息时,又不用床铺,不垫被褥,而是把硬柴叠起来睡在上面,以使自己的筋骨感到疼痛。经过这样十多年的磨炼,再加上各项措施的得力,越国终于灭亡了吴国。这里有一个问题,越王勾践用以激励自己的两种手段一一卧薪(柴)和尝胆,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事呢?

  查阅记载越王勾践事迹的历史资料,成书时代较早而史实比较可信的,当首推《左传》和《国语》。这两本古籍都是战国时代的人利用春秋时代的历史记载编纂而成的专门记述春秋史事的文献。《左传》是编年体史书,按春秋时鲁国国君的年代记叙史事。在《左传》的“定公”和“哀公”两部分中,曾大量记述越王勾践的事迹。《国语》是国别体史书,春秋时各国的史事都分国把它编纂起来。《国语》中有《吴语》和《越语》上、下共三篇,详细记载了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战争胜败的经过。但在这两本史籍中,完全没有关于越王勾践曾经卧薪尝胆的记载。其次,当推西汉时司马迁作的《史记》。这是一本记述从上古到西汉事迹的纪传体的通史。司马迁作《史记》时曾经广泛搜罗先秦的古籍资料,访问历史遗迹和民间传说。但在《史记》的《越王勾践世家》中,司马迁也仅记越王勾践曾经‘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而绝没有关于越王勾践曾经卧薪的事。到东汉时,袁康、吴平作《越绝书》,赵晔作《吴越春秋》,专门记述春秋时吴越两国的史事。

  这两本书,在先秦占籍的基础上,又掺入了一些小说家的怪诞离奇的传闻,其可信程度已大打折扣。但前书既没有说到卧薪,也没有提及尝胆;后书中的《勾践归国外传》,也仅说越王勾践“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不绝于口”,而根本没有卧薪的事。这样看来,尝胆之事,最早出现于西汉的《史记》;而卧薪之事,到东汉时还没有记载。

  据考证,卧薪和尝胆连在一起,作为一个成语来使用,最早见于北宋苏轼所写的《拟孙权答曹操书》(载《东坡续集》卷九)。这是一篇游戏性质的书信体文章。北宋的苏轼为三国时的孙权起草了一封答曹操的书信,信中苏轼设想孙权在三国鼎立时曾“卧薪尝胆”,它的内容原与勾践是不相干的。

  到南宋时期,吕祖谦在《左氏传说》中,曾谈及吴王夫差有“坐薪尝胆”之事。明朝张溥在《春秋列国论》中又说:“夫差即位,卧薪尝胆。”以后,马骕在《左传事纬》和《绎史》两书中,都把卧薪尝胆说成是吴王夫差的事情。与此同时,南宋的真德秀在《戊辰四月上殿奏礼》,黄震在《古今纪要》和《黄氏日抄》两书中,又说越王勾践曾卧薪尝胆。然则,“卧薪尝胆”的词语原是由北宋的苏轼提出,从南宋到明朝,此事是夫差还是勾践所做,尚没有定论。到明朝末年,梁辰鱼写传奇剧本《浣纱记》,渲染了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二事。清朝初年,吴乘权编了一本简易通俗的史书《纲鉴易知录》,书中写道:“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不久,又刊刻了明末作家冯梦龙写的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书中也多次提到勾践曾卧薪和尝胆。

  这样,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也就愈传愈广。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越王勾践“卧薪”之事,在东汉时代成书的《吴越春秋》中还是有记载的。该书的《勾践归国外传》说:越王勾践当时“苦身劳心,夜以接日。目卧则攻之以蓼。”什么是蓼?清人马瑞辰解释说:“蓼,辛苦之菜也。”(《毛诗传笺通释》卷六)“蓼”这种苦菜积聚得多了,就成为“蓼薪”。《诗经。东山篇》有这样的话:“有敦瓜苦,蒸在(蓼)薪。“意思是说,圆圆的苦瓜,生在众多的蓼菜中。勾践为了磨炼意志,准备的蓼菜一定很多。”攻之以蓼“也可以说是”攻之以蓼薪“。这样,上述《吴越春秋》中的话语意就十分明显:勾践那时日夜操劳,眼睛疲倦得想睡觉(”目卧“),但他忍耐克服,用苦菜(”蓼薪“)来刺激,打消睡意。

  尝胆是让味觉感到苦,卧薪是让视觉感到苦,“卧薪”的目的是在折磨眼睛而非折磨整个身体。后人把“卧薪”说成是睡在硬柴上,那是对《吴越春秋》意思的误解。

  卧薪尝胆的故事若是真的,何以历史记载却出现得这么晚,似为后人所编造和误传;若说它是假的,却又流传得这么广,二说似都有所依据。另外,卧薪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吴越春秋》中有无记载?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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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卿世禄制是怎样形成的?

  卿是古代高级官吏的称呼。世卿就是天子或诸侯国君之下的贵族,世世代代、父死子继,连任卿这样的高官。禄是官吏所得的享受财物。世禄就是官吏们世世代代、父死子继,享有所封的土地及其赋税收入,世袭卿位和禄田的制度在古代曾十分盛行。但是这种制度开始出现于何时?它是怎样形成的?学术界对此说法不一,争论很大。

  商代的官吏是否实行世卿世禄制,由于历史资料的不足,还无法作具体的阐述,至于西周时代的官吏制度,一部分学者认为,肯定是实行世卿世禄的。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在论述西周政治制度时说:“各种各样的官吏,大都是世袭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杨宽著的《战国史》在论及西周的官吏情况时也说:“在周王国和各诸侯国里,世袭的卿大夫便按照声望和资历来担任官职,并享受一定的采邑收入,这就是世卿、世禄制度。”

      根据史书的记载,西周的开国元勋、周武王的胞弟、周成王的叔父周公旦,其长子封在鲁国,“次子留相王室,代为周公”(《史记。鲁周公世家。索隐》);同样有卓著功勋的召公奭(shì),其长子封在燕国,“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史记。燕召公世家。索隐》)。西周宣王时,又有召公、周公二相行政,他们显然都是周公旦、召公奭的后代。赵光贤著的《周代社会辨析》认为,这些事例证明西周时代早已有“世卿制度的存在”。

  另有一些学者不同意世卿世禄制推行于西周时代的说法。他们认为,《尚书。立政篇》载有周公阐述的西周时代的选官方针。在这篇文献中,周公一再强调:“自今后王立政”,要“俊(进)有德”,选拔“成德之彦”,择用“吉士”、“常人”,也就是选用有德有才的贤人,而不搞世卿世禄制。

  再从西周所任公卿大官的实际情况看,周公、召公自康王以后,仅见于厉王、宣王之际,其他昭、穆、恭、懿、孝、夷、幽七朝,都未见有周、召在王室任职的事。又如周初毕公高曾辅佐武王伐纣,在成王、康王时都为三公,但“其后绝封,为庶人”(《史记。魏世家》),也并没有世袭卿官。周宣王时,曾大批“进用贤良,樊仲山父、……张仲之属,并为卿佐”(《太平御览》卷八十五引《帝王世纪》)。这些卿士也都不能世袭任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说:“周宣王时有卿士张仲,其后裔事晋为大夫。”可知张仲后裔因在王室不能世袭而跑到晋国去了。其实,古人早已说过:“世卿,非礼也”(《公羊传。隐公三年》),它不符合周札的规定。汉代何休进一步解释说:按照周礼,“公、卿、大夫、士皆选贤而用之。

      卿大夫任重职大,不当世(袭)”。在这些学者看来,世卿世禄制开始出现于春秋中后期。据历史记载,春秋初年鲁国的大夫羽父想用“杀桓公”的手段来付好隐公,“以求大宰”(《左传。隐公十一年》)。“大宰”即执政之卿。可知在当时,鲁国的执政之卿还没有世袭,大夫都可以求取。到僖公时,季氏困立君有功而命为上卿,受赐费邑及汶阳之田,季氏的势力就逐渐壮大,以致季氏与盂孙、叔孙三卿“三分公室”、“四分公室”,完全控制了鲁国的郊地和军赋。自宣公至哀公六代,季氏世世为鲁上卿,专鲁国之政。晋国在春秋中期的晋文公时,仍由国君选卿,卿死后又确定其他人选继任,还未形成世袭(见《国语。晋语四》)。

  但此后,晋国的六卿,特别是赵氏、魏氏等,逐渐壮大。“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史记。赵世家》)。自赵盾至赵无恤(襄子)六代人父子世袭,为晋正卿。齐国世卿制的出现虽较鲁、晋两国为早,在春秋初年的齐桓公时,高、国二氏就各控制了一军人马,实力雄厚,成为世卿(见《国语。齐语》)。但到春秋后期,田氏的势力却后来居上。至田乞联合诸大夫击败高、国,杀其君晏孺子;其子田恒又杀其君简公而立平公。于是,田氏就“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自为封邑,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自田乞以后至田和篡齐,田氏就世世执掌齐国政柄,国君形同虚设。可见世卿世禄制是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内卿大夫的势力不断壮大,逐渐控制政权而形成的。不过,上述论断也难以使人信服。有人提出,在西周铜器铭文中,有很多官职都是世袭的。

      如1974年在陕西扶风县强家村出土的师鼎等器,它们的主人一家四代父死子继,世袭“师”官职。1976年陕西扶风县白家庄出土的微史家族铜器群,这一家族的六代人从西周初年开始,一直是父死子继,世袭“作册”史官之职。有人认为,《尚书。商书。盘庚篇》中说的“图任旧人”、“世选尔劳”,《诗经。大雅。文王篇》中说的“凡周之士,不(丕)显亦世“,都是当时贵族世袭大官的明证。

  总之,世卿世禄制是商周时代早已法定实行的,还是春秋中后期由于卿大夫的专权才形成的,双方各有各的论据。事实的真相究竟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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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晋阳起兵的首谋者?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隋汤帝统治摇摇欲坠。正在此时,李氏集团起兵于太原,攻克长安,翦灭群雄,建立了勃勃生机的唐王朝。晋阳起兵是他们这一行动的起点,那么谁是这次起兵的首谋者呢?

  有关唐朝的史书,都说唐太宗李世民是晋阳起兵的首谋者,“世民者,济世安民也”,其父李渊起兵是被迫的,是被李世民拉了上了反隋的大船。《旧唐书。高祖纪》云:“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同书《太宗纪》云:“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新唐书。高祖纪》云:“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己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当李渊知道此事后,初是”大惊“,”阳不许,欲执世民送官,己而许之“;《新唐书。太宗纪》云:”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据此看来,两书记载是一致的,都认为太原起兵的首谋人是李世民,而李渊只是被动的受摆布者。

      《通鉴》关于李渊受摆布的记载还非常具体:先是李世民与刘文静密谋,打算”乘虚入关,号今天下“,继又使裴寂说服李渊,最后李渊才不得不说:”吾儿诚有此谋,已如知此,当复奈何,正须从之耳“,”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这就是说,李渊是个遇事缺乏主见、无所作为、任人摆布的无能者,如果没有李世民,晋阳起兵就无从谈起。后来的一些史学专著,多从此说。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认为:“唐高祖爱好酒色,昏庸无能,只是凭借周、隋大贵族的身份,616 年得为太原留守。他起兵取关中,建立唐朝,主要依靠唐太宗的谋略和战功,他本人并无创业的才干,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南开大学编的《中国古代史》(上)则说:“李渊用他次子李世民的策略,自太原起兵反隋”,十大院校合编《中国古代史》(中)认为:“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十分精明干炼,他积极聚积力量,劝说李渊起兵反隋。”

  对此,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许多学者认为,李渊是晋阳起兵的首谋者,他作为隋朝统治集团的一位重要人物,早就有叛隋起兵的念头,只是在正式起兵前几年里,一直处于隐蔽状态罢了,“高祖审独夫之运去,知新主之勃兴,密运雄图。”《旧唐书》及《通鉴》载高祖“纵酒纳赂以自晦”,其实“纵酒”即沉湎,就是装糊涂:“自晦”即混其迹,就是掩盖自己。李渊以“纵酒”作为“自晦”之计,是一种防护性的策略,以消除隋扬帝对他的猜忌,这正是他老谋深算的表现,不能斥之为昏庸的酒徒。

      据《旧唐书。字文士及传》,早在晋阳起兵前四五年,李渊就与字文士及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武德二年(619 年),字文士及降唐,李渊对裴寂说:“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涿郡密论天下事,李世民才十三四岁,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怎能左右久居高位的李渊呢?615 年,李渊受命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时,副使夏侯端劝他早作反隋准备,李渊“深然其言”(《旧唐书。夏侯端传》)。又据《大唐创业起居注》载,李渊刚做太原留守,就暗暗自喜,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然历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时也。”这表明李渊的政治野心。

      非常明显,李渊视太原为自己的地盘,早有并吞天下之心,李渊是个颇具雄心、富于权谋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晋阳起兵前,他就命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李世民“于晋阳密诏豪友”,为起兵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升任太原留守后,很快地取得了聚集在太原的济济群士的信任,成为关中地主众望所归的人。起兵攻入长安,“约法十二章”,很快稳定了关中秩序,当上了大唐开国皇帝。因此,晋阳起兵的主要策划者,首推李渊,他决不是昏庸无能之辈,而是一个“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的人物。晋阳起兵之时,年仅20岁的李世民,从年资、阅历或者实际的政治、军事经验来说,都够不上首谋人物,无论从资历还是威望上,都及不上李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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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田制是如何施行的?

  井田制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的土地制度。可是,关于这种制度的施行情况,各家的意见很不一致,历来争论不休,至今仍然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怎样的形状才算是“井田”呢?《周礼。小司徒》郑玄注:“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据此,有人认为,“井田”的基本结构必须是九块等积的方田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井”字形。但《易经。井卦》中说:“往来井井”;《荀子。儒效》也称:“井井兮其有理也”。“井井”系形容有条理。

  因此,又有人认为,凡是整齐地划成等量小块的田地,都可以称为“井田”。井田制在古代是否施行过呢?《孟子。滕文公》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周礼。小司徒》说:“九夫为井”;《国语。齐语》记管仲说:“井田畴均,则民不憾”;《国语。鲁语》载孔子说:“其岁收田一井……”;《穀梁传。宣公十五年》又谓:“井田者,九百亩。”根据上述资料,古代施行过井田制是过去94没有问题的。但也有人认为,《孟子》、《周礼》上的井田说是理想化的乌托。邦,《国语》中的“井”不是指田地;《穀梁传》成书甚晚,所说“井田”是从《孟子》那里演化而来。还有人认为,《孟子》所说井田固然是空想,但小方块形式的井田制肯定是存在过的。

  那么,井田制从何时开始施行,至何时瓦解废除的呢?有人认为,马克思说过,农村公社的地产都是由“小块土地组成的棋盘状耕地”;恩格斯也说,在农村公社里,每一个社员都可以“分到同样大的一块土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55 、452 页)。因此,井田制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阶段应已出现,它的最初形态就是公社的土地所有制。又有人认为,《左传。哀公元年》记,夏少康“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成”就是井田的单位,杜预注:“方十里为成”。商代甲骨文中,更把“田”写成四方、六方、八方、九方的整齐小块。《孟子》上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可知,夏商周的田制是相类似的,井田制实行于夏商周三代。也有人认为,“井田”之名自周代文献中才出现,至战国末土地买卖盛行,促使井田制瓦解。因此,井田制只是周朝一代的土地制度。

  井田中一般都有“公田”和“私田”,它们是如何划分的呢?《夏小正》传说:“古者先服公田,然后服其(私)田也”《诗。小雅。小田》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田)。”对于上述两类田地,有人认为,所谓“公田”是周王赐给诸侯和百官作为俸禄的井田;贵族们为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而开垦出井田外的荒地,成为他们真正的私有财产,便是所谓“私田”。也有人认为,“公田”是贵族的自营田,征发劳动力来耕种,收获物归贵族剥削者所有,所以也称“藉田”(“藉”是“借”劳动力的意思):“私田”是授给耕种者的份地,用以维持劳动者的生活。故《汉书。食货志》上说:“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所“受”之田,即为私田。

  井田中都分成等量的小块,它是干什么用的呢?有人认为,这些等量小块,对诸侯和百官来说是作为俸禄的单位,而对耕种者来说是作为课验勤惰的单位。但也有人认为,这些等量小块都是分配给单个家庭供其生活之用的,而且要定期实行重新分配。《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说:在井田上,官吏把田分为上田、中田、下田三等,并规定“三年一换土易居”。这样分得上田的人不能“独乐”,分得下田的人不能“独苦”。《周礼。大司徒》谓,分得上田的“家百亩”,分得中田的“家二百亩”,分得下田的“家三百亩”。这是后来的又一种分配方法。

  井田上耕种者的身分是什么,采取什么样的剥削方式呢?有人认为耕种者是一无所有的奴隶,他们承受着奴隶制方式的剥削。也有人认为,井田上的耕种者受有“私田”作为生活份地,是封建社会初期的农奴;他们被征发到“公田”上去替主人耕种,承受着劳役地租的剥削;自春秋时代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初税亩”以后,劳役地租又变为实物地租。还有人认为,井田上的耕种者虽受有份地,但他们仍被强迫进行奴隶制性质的集体劳动,他们是一体“授产奴隶”。此外,《孟子》说的夏人行“贡”法,殷人行“助”法,周人行“彻”法,其具体含义是什么?夏人每块小田为“五十亩”,殷人“七十亩”,周人“百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井田制施行时有“国”和“野”的区别。《孟子》上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为什么又有如此的不同?对于这些,各家的解释不一,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总之,井田制是如何施行的,问题很多,众说纷纭。要了解历史的真相,还需详细占有材料,细心地鉴别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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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户口制度始于何时?

  据史载,我国夏禹时分天下为九州,有人口约1300多万。周代增加了二三百万。战国末期,共有人口2000多万。《汉书。地理》》记载,西汉末年共有居民1223.3万户,5559.4万人。这是一个比较详细也是比较信得过的数字,说明了当时我国调查户口、编定户籍的制度已相当完备。

  那么我国是从何时开始制订调查户口、编写户籍制度的呢?一般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和户口编制制度,“十户为一里,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若干乡为一县”。全国从基层到中央政权,都通过户口制度像编席织麻一样编织起来,整齐划一地进行登记。

  但是也有人认为,秦朝的户籍制度,实际上应从秦孝公就开始了,战国时期,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改革,其主要内容也是清查户口、按户分田地,每户一百亩。商鞅变法的户口编制是“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生了小孩要登记,死亡人口要除名,官吏要经常检验户口,凡是在册人户,都得向国家缴纳赋税,充服兵役,维护地方治安,检举捉拿“奸人”。

  谈到户口的整顿、编审,有人认为,春秋时齐桓公任用管仲对全国进行严格的行政区和户口登记,控制了人口,增强了国力,这就比商鞅变法还早了几十年。当时的齐国京城里分为21乡,工占6 乡,士占15乡;京师外,分为五属,属下设县,县下设乡,乡下设卒,卒下设邑,邑下是家。政府要求多家多户“行同和”,“死同哀”。

  春秋以前有没有户口制度?唐太宗李世民曾向大臣卢承庆提出过这个问题,卢承庆回答说,夏商周就有了户口编审,并且还谈了从夏商周到隋朝户口变化的情况。

  夏商有无户口编审,至今尚无史料可以佐证,但是周代是确实编审了户口的。《周礼》中有这样的记载“听闾里以版图”、“凡在版者”。闾里即乡里,版图即户口册,后来才用以代指一国的疆域。西周是奴隶社会晚期,有的奴隶可以结婚生子,成家的奴隶称“臣”,以“家”计算,史书有奴隶主买卖和赏人“臣五家”、“臣十家”乃至“臣一百家”、“臣二百家”。历代王朝对户口十分重视,中央政府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对全国的户籍进行管理,周朝始置“司徒”官位,其职掌为治理民事,掌握户口,官司籍田、征发徒役和收敛财赋。春秋时沿置。秦代及汉初有“治粟内史”,其职掌与周朝时“司徒”类似。三国时专设户部,魏晋南北朝时为度支部,后周、隋朝称为民部,唐朝因为要避讳李世民的“民”字,将民部改为户部。户部是中央官僚机构六部之一,长官为“尚书”,其副手为“侍郎”。实权很大,掌土地、户口、农垦、钞币、租税、漕运、救荒、官俸、兵饷等。此后各代沿置,一直到清朝末年才又改为度支部。

  户部向全国征粮、征兵的根据是户口簿,户口簿还是维持地方治安的图册。秦末刘邦起兵攻入秦都咸阳,萧何首先到秦朝中央保存档案图书的地方抓到了户口册和天下地理册,从而为刘邦掌握了粮源和兵源、以及天下各处关隘要塞的情况,为战胜项羽,统一天下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在历朝的户口簿上,一家称户,家中人口称丁。隋文帝诏令:3 岁以下为“黄”,10岁以下为“小”,17岁以下为“中”,18岁以上方才为“丁”,而60岁以上为“老”,“丁”得向国家负担各种差役、兵役,60岁以上的老人便可免除。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封建王朝穷兵黩武,加紧搜括,常常把“丁”的年龄定小,“老”的年龄推后。古代还习惯以户主的职业称呼其户,例如“织衣”、“灶户”、“花户”、“军户”,歌女乐师称“乐户”,长期居住船上漂泊江河湖海的人称“疍户”,讨饭为生的人为“丐户”。

  史学界认为,古代最完善的户口簿要数明朝的“黄册”。明朝编审天下户口,国家的户口册用黄色纸(绸、布)作封面,故名“黄册”。上面登记着全国各省、府、县每家每户的人口数、性别、年龄、婚姻、田宅、资产等情况。按十户为一甲。若干户为一里进行“里甲”编制,向国家交纳赋税和充服各种役差。而对户口编制最为严密的是中国最末一代王朝——清朝,地方上一律实行保甲制,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每户都要挂“一家牌”,上面写着家长姓名、职业、丁男数目。每十家要挂“十家牌”,上面写着十家户主姓名、人口情况和大家共同守法的公约,牌上还写着“一家犯法,十家连坐”八个大字。应该指出的是,封建王朝通过户籍固然对国家的严密管理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一些严格的制度把人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这种强制统治,也是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闭塞、落后、长期停滞不前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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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是何时创立的?

  科举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1000多年。直至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光绪皇帝下谕:“著即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科举制度才最终被废除。科举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真可谓深远。然而,关于科举制度创立的时间,却一直有不同说法。进士科的创置是科举制度创立的主要标志。因此进士科设置的时间,历来是史家注意的重点。在历史上,对于进士科设置的时间,早就有创设于隋和创设于唐两种不同意见。

       主张创设于隋朝的,从目前所见到的史料来看,最早的可能是薛登。据《旧唐书。薛登传》,他在唐武则天天授中(690 —692年)任左补阙时,鉴于当时“选举颇滥”,上疏要求改革。在疏文中他说道:“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仿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时,辑缀小文,名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而以浮虚为贵。”在薛登此疏之后70余年,唐代宗宝应二年(763 年),礼部侍郎杨绾在上疏中又说:“进士科起于隋大业中”(《新唐书。选举志》),“汤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旧唐书。杨绾传》)在这之后的杜佑以及五代时的王定保也都认为进士科创设于隋朝:“炀帝始建进士科”(《通典》卷十四,《选举二》),“进士始于隋大业中”(《唐摭言》卷一)。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朱熹,他不仅肯定进士科创设于隋朝,而且还十分明确地指出,炀帝大业二年(606 年),始建进土科(《通鉴纲目》卷三六)。今查《隋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大业二年未见有设置进士科的记载,不知朱熹依据什么?

  主张进士科创设于唐朝的,历史上也不乏其人。如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说:“李唐御统,艰阙制度,立进士之科,正名也;行辞赋之选,从时也。”(夏竦《文庄集》卷二十)唐宣宗时右补阙裴庭裕也说:“大中十年,郑颢知举后,宣宗索《科名记》,颢表曰:自武德已后,便有进士诸科。”(《涌幢小品》卷七)

  关于上述两说在历史上的情况,邓嗣禹在1934年写的《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一文中作了这样的概括:“唐宋而后,主隋者渐众;而在唐时,尚二说纷陈,莫衷一是。”(《史学年报》第2 卷第1 期)

  解放以后,学者们对科举制度创立的时间,继续进行研究和探讨,提出了各种不同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种看法认为进士科创设于隋炀帝大业年间。具体的又有各种不同意见,张晋藩、邱远猷认为,“到隋场帝时,开始设立进士科,用考试方法来选进士。”(《科举制度史话》)毛礼锐等则认为进士科创置于隋炀帝大业二年。他们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中说:“隋炀帝大业二年始置进士科,这便是科举制度创立的开始。”顾树森用更肯定的语言表达了这种意见。他写道:“到了隋炀帝大业二年,始正式设置‘进士科’,实行以试策取士,虽然正史《炀帝本纪》与《资治通鉴》俱不载此说,但‘通鉴纲目’中则具有此目。证诸其他各方记载,可以断定此种设置是确凿无疑的。”(《中国历代教育制度》)范文澜持另外一种意见。他认为进士科开始于大业三年。他说:“607 年,隋场帝定十科举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当即进土科。

  隋炀帝本人是个文学家,创立进士科,以考试诗赋为主,是不足为奇的。这是科举(主要是进士科)制度的开始。“(《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3 编第1 册)

  另一种看法认为进士科开始于隋文帝开皇十五或十六年(595 年)。韩国磐在《关于科举制度创置的两点小考》一文中认为,《大唐新语》、《通典》、《唐摭言》等书记载的材料,或言明经、进士两科都是炀帝时所改建,或言进士科为炀帝所创建,“实际并非如此”。他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房玄龄本传都记载玄龄18岁“举进士”,并参照房玄龄墓碑的记载,推断“在开皇十五或十六年时,房玄龄被举为进士。因此,进士科必须是在开皇十五或十六年时已经出现。”(《隋唐五代史论集》)

  同上述两种认为进士科创设于隋朝的看法不同,何忠礼认为科举制度起源于唐朝。他在1983年第2 期《历史研究》上著文《科举制起源辨析》,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第二,举人及第或黜落必须通过严格的考校才能决定。第三,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士人定期赴试。他指出,在隋朝这三个特点都没有形成。唐朝建立后具备了对选举制度实行重大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唐高租武德五年(622 年)的诏书,“正式开创了科举制的先河”。科举制度的三个特点逐渐形成。因此,他的结论是:“从南北朝后期起,科举制已逐步萌芽,但三个特点基本具备,正式形成制度,应该是在李唐。”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对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深远,前后持续了一千几百年的科举制度,它到底创立于何时,至今仍是一个尚待解开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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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神龙”年号是谁制定的?

  公元705 年1 月22日,唐都洛阳城的玄武门内人奔马突,刀光剑影,传来阵阵喊杀声。大臣张柬之、崔立、桓彦范、袁恕己、敬晖等人,经过密谋策划,率领部分羽林兵发动了宫廷政变。他们杀死武氏宠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拥立中宗李显复位,迫使统治了20余年的武则天退出朝政,在唐朝历史上,一年中出现两位君主,并非绝无仅有,但皇帝更替,而同年的年号只有一个,却是这次事变后带来的一个少见的现象。由此也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这个联系两朝的神龙年号,究竟是谁制定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到当时的文献典籍中去寻找答案。现存的唐史典籍中,资料最丰富、体例最完备、叙事最详尽,当推五代时刘昫等人编撰的《旧唐书》和北宋时宋祁、欧阳修等人编撰的《新唐书》。这两部唐书对神龙年号的建制都有所记载,但令人困惑的是,两书的记载却截然不同。《旧唐书》卷六载:“(武则天)神龙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即更换年号)……癸亥,麟台监张易之与弟司仆卿昌宗谋反,皇太子(李显)率左右羽林军桓彦范、敬晖等,以羽林兵人禁中诛之……甲辰,皇太子监国,总统万机,大赦天下。”由此可见,《旧唐书》认为神龙年号是武则天所制定,唐中宗李显继续沿用了它。《新唐书》卷四却摒弃上说,改记为:“(唐中宗)神龙元年正月,张柬之等以羽林兵讨乱。甲辰,皇太子监国,大赦,改元。丙午,复于位。”按《新唐书》的意见,神龙年号是由唐中宗建立的,它与武则天无缘。新、旧两部唐书,虽然成书年代有先有后,著书目的也互有侧重,但所依的资料,各有根据;撰书之人,都是当时的名家;一旦书成,又是尺短寸长,自有千秋,因此,对于两书的任何一种记载,都不能随意地予以否定。那么,如何来分辨这个历史的是非曲直呢?后来的一些史学研究者(如著作《新唐书纠缪》的北宋人吴缜)对新、旧唐书各自记载上的错误,曾做过一些考订,但对神龙年号问题,则大都忽略了。对这个问题引起足够重视、并且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应当首推为《资治通鉴》作“注”的南宋人胡三省。他看到了新、旧唐书这个记载上的不同,并没有简单地肯定其中的一说,而是运用“它证”的方法,从其它唐史材料中去找根据。他发现《旧唐书》、《唐历》、《统记》、《纪年通谱》等书的记载都是相同的,而《新唐书》则一帜独树,缺乏旁证,据此,他才判断道:“新纪(《新唐书》本纪卷)误也。”

  胡三省是一锤定音。因为他的论断言之有理,也因为唐史的不少原始材料后来都佚落了,很难再作考订,所以以后许多学者,大都袭用了胡三省的这个意见。神龙年号的问题,看来似乎是解决了。

  但是,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历史书籍,特别是一些历史年表,对于神龙年号的“归宿”,又有了若干不同的表述和意见。如方诗铭编的《中国历史纪年表》、荣孟源编的《中国历史纪年》、万国鼎编的《中国历史纪年表》等书,都将神龙年号从武则天朝列起,连续到唐中宗朝;而河南博物馆编的《中国历史年表》、文物出版社的《中国历史年代简表》,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等书,则把神龙年号完全标在唐中宗名下。无论这些著作的名称有同有异,内容也有详有略,但它们所表达的意见,大都有一定的根据,在学术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并且令人注目的是,这些名目诸多的著作,又将意见大体归结到新、旧唐书那两种不同的记载上去了。这是一种重复?还是一种失误?或是一种升华的研究?这些都值得思索。但不管怎么说,神龙年号的问题,是又一次被提出来了。中国历史上的年号向题,可以说是百枝千叶,不胜枚举。若把研究历史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这些问题上,那是重蹈清朝乾嘉考据学者的老路,当然不足取;若是对这些问题全然不顾,则又会使历史的研究失却真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花费一定的精力,作出认真的努力,来解答神龙年号以及类似的问题,看来也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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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桥驿兵变是怎么一回事?

  建隆元年(960 年)春天,后周大将赵匡胤奉命出征,抵御契丹和北汉的侵犯,但是军到汴梁(开封)东北的陈桥驿,部众发动兵变,给他披上黄袍。第二天,赵匡胤回到汴梁,登上了皇帝宝座,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宋太祖。从此,结束了自安史之乱后的200 年混乱局势,四分五裂的中国又得到了统一。

     赵匡胤轻易夺得政权,旧史书归因于“人望固已归之,于时主少国乱,中外始有推戴之意”;宋王朝君臣也每称是“本朝以揖让得天下”。(魏泰《东轩笔录》)可是,大概也有破绽之处,在赵匡胤陈桥兵变前,有记载说,他的母亲、姐姐以及政敌韩通之子、学士陶谷等都在不同角度窥测赵匡胤将返朝称帝,汴梁民众也有风传,“及将北征,京师喧言,出师之日,将策点检为天子”。(《涑水纪闻》卷一)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因此,几十年后,郑州知府李淑因作“弄耜牵车晚鼓催,不知门外倒戈回”的诗句而获罪罢官。但陈桥兵变事由,千百年间仍为人怀疑,有如岳蒙泉说:“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绿雪亭杂言》);查初白也称:“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便罢兵”(《敬业堂集》)。

  本世纪初,蔡东藩撰写演义小说,于此提出种种疑问,他说:“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史家但言非宋祖意。吾谓是皆为宋祖所欺耳。”接着他提出,契丹和北汉何以不闻深入?点检作天子之谣,自何而来?何来黄袍?在赵匡胤称帝时,何以首赏功臣?……“足见宋祖之处心积虑,固已有年”,“第借北征事瞒人耳目而已“(《宋史演义》)。

       类似这种看法,也见于部分通史和专著,尚钺说:”赵匡胤虚报辽和北汉联合入侵,借奉命出征的机会,利用五代以来将士拥立的风气,在陈桥驿组织兵变,自立为帝。“(《中国历史纲要》)陈登原以为这是阴谋,”所谓陈桥兵变,真曹丕所谓‘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者也。“并以周太祖郭威亦为士兵拥立为帝之例说:”即黄袍加身,亦不止陈桥兵变时为然矣。“(《国史旧闻》)张家驹亦称,”其实所谓契丹入侵,仅仅是一个谎报,它不过是赵姓集团实现阴谋的一个步骤罢了“,”利用出兵机会,得以提早实现他的阴谋“。(《赵匡胤》)

  另一种说法,大体循旧史韦:“匡胤奉命出兵时,汴京已有传说,将士将拥立都点检为天子”,“乃于夜深强以黄袍加于赵匡胤之身,逼令作天子,并逼回京,先即皇帝位。”(《中国通史》)也有人认为陈桥兵变前,镇、定两州并非“谎报”军情,“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这两州守将“都不是赵氏集团的人”,“他们怎么可能去配合赵氏兵变而谎报军情呢?”“契丹趁后周‘主少国乱’之机,起兵人寇是完全可能的。”(《历史知识》1984年第5 期)陈桥兵变是有史可查的,正是这次兵变才导致赵匡胤称帝。但它是赵匡胤预谋,一手操纵,还是遵循五代将士拥立主帅旧例?这还是个谜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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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的使命是什么?

  1405年至1433年,郑和受明成祖朱棣及明宣宗朱瞻基的派遣,先后7 次率领舟师,乘风破浪,扬帆远航,途中经历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郑和下西洋,这在明初被传为一时“盛事”,且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空前的刨举。郑和不辞辛劳,出没风波,屡下西洋,往返再三,究竟负有何种神秘的使命?

  《明史。郑和传》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由此看来,明史的纂修者,把到海外跟踪询查惠帝,看作是郑和出使的主要目的,而沿途炫耀武威,则是附带的行为。传中所说的惠帝,即朱元璋长孙建文帝朱允奭. 建文帝登极之初,鉴于诸王兵权过重,尾大不掉,曾决心进行削藩。

  当时燕王朱棣公开反叛,以“清君侧”为理由起兵北平,号称“靖难”。靖难之役后,建文帝下落不明,有传说他已逃亡海外,若果真如此,那岂不是祸根!因此朱棣遣郑和出洋追查,以绝后患。《明史》的说法,以后修史者多有因陈,就是解放后出版的著述,完全承袭此说的也不乏其例,如许立群在《中国史话。三保太监下西洋》一节中写道:“永乐皇帝(朱棣)派郑和航海的目的是寻找建文帝,因为永乐篡了建文帝的帝位之后,建文帝失踪了,永乐皇帝怕他逃到国外,将来回来复辟,所以派人去找他。”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也说郑和下西洋的用意是“以探寻朱允奭踪迹为首”。

  然而,建文帝是否逃亡海外,却还是悬案一桩。永乐年间修撰《明太祖实录》,据载当朱棣的燕兵攻入南京金川门时,建文帝纵火焚宫,已死于宫火。清初开馆修《明史》,史馆诸臣对建文自焚的问题看法不一,雍正元年王鸿绪进呈《明史稿》,史稿之首有《史例议》一册,论定建文帝必以焚死的内容竟占此册的一半,若确如王氏之言,则寻找建文的说法就成了空中楼阁,于是史家们便试图从其他方面,解释郑和下西洋的原因。

  近人梁启超据“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一语,在其《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书中指出,朱棣雄主野心,想通过扬威的壮举,达到震慑与笼络海外诸国来朝受封的目的,其实只不过是“聊以自娱”罢了。李长傅的《中国殖民史》甚至干脆把下西洋的动机说是“耀兵异域”,别无他意。

  与以上两说不同,韩振华的《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载《厦门大学报》1958年第1 期)、陈得芝的《试论郑和下西洋的双重任务》(载《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3 期)、剪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第三册)、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部的《中国古代史常识。明清部分》等著述则认为,郑和下西洋,既有政治目的,也有经济意图。朱棣以燕王身分凭武力强占了侄儿允炆的帝位,自知“夺嫡”声名不佳,遣使出洋炫武异域,使万国来朝,并安抚或镇压那些逃居沿海岛屿和海外的不愿与他合作的臣民,自然不失为提高国际威望和巩固统治的积极措施,另一方面还可打开一条通往西洋诸国的海上航道,扩大明朝官方的对外贸易市场,用中国精湛的瓷器、绞罗绸缎等手工业品,去换取外国的香料补药、奇珍异宝,以满足王公贵族的奢侈享用,这从郑和统率的船队被称为“宝船”或“西洋取宝船”,即可得到证明。不过也有人认为,郑和一再远航,又是出于建立广泛的国际友好关系,瓦解朱允奭残余势力的政治需要;或说主要是为扩大对外贸易、借此增加财源的经济目的。前者见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中国古代史》(中册)、冯尔康的《郑和下西洋的再认识》(载《南开史学》1980年第2 期);后者见于田培栋的《明朝前期海外贸易研究——兼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载《北京师院学报》1983年第4 期)。

  还有些人说,郑和七下西洋,其使命应随时间推移而有所不同。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认为,15世纪初,帖木儿帝国崛起于中西亚,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帖木儿调兵数十万准备东征中国,但于永乐三年(1405年)二月死于途中,所以同年六月朱棣遣郑和第一次出使,“大概是想联络印度等国抄袭贴木儿帝国的后方,牵制它东侵”,后6 次则是为了“寻求通西方的航路和达到通商的目的”。李光壁的《明朝史略》虽同意郑和后6 次的使命如尚钺所述,但又指出第一次则带有扩大贸易、提高“威望”、联络印度等国的三重任务。郑鹤声、郑一钧在《郑和下西洋简论》(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第1 期)中认为,郑和前3 次下西洋,主要是为了和东南亚,南亚沿海诸国建立一种国际和平局势,附带解决“疑惠帝亡海外”的问题,后4 次则主要是向南亚以西,继续向未知世界前进,通过开辟新的航路,让从来不通中国的海外远国“宾服中国”。以上各家之言,无不持之有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哪一种说法才符合历史的真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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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东林”之名从何而来?

  明代末期,党事纷乱,政治腐败已到极点,士大夫分邪正两派,互相攻击,宦官魏忠贤又与邪派勾结,合力迫害比较正直的朝臣。万历三十二年无锡籍大臣顾宪成被革职回乡,修宋朝学者杨时(号龟山先生)所建的东林书院,聚会失官归隐的一些大臣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等人讲授程朱道学。

  一时政治上不得志的士大夫等皆进书院听讲。书院除诵习古书外,兼议论时政、批评人物,一时成为全国舆论中心,在朝的一部分正派官员,也与东林通声气,依靠舆论力量对抗邪党。在朝的邪派官员则以“东林”二字为犯罪的代名词,给政敌加上东林名号,便可惜题攻击。虽然朝廷中有些人并不承认自己是东林党人。但有些人却要求挂名于东林党自以为荣,这种党争攻击一直到明朝灭亡为止。

  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政治集团大多是无锡人,他们活动的区域一般也在无锡附近,为何人们不像称他们的政敌浙党、宣党、昆党等一样,称他们为锡党,而称他们为“东林党”呢?

  从最简单的解释来看,这是由于他们聚众讲学的书院之名“东林”而形成的,东林书院,旧址在“锡邑城东隅弓河之上”(今无锡市苏家弄3 号),相传称为“东林精舍”。宋杨时寓居无锡的讲学处,后曾一度废为僧庵。明万历年间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无锡知县林宰的赞助下,罢官归里的顾宪成、顾允成等人在废址上重建书院,仍以“东林”名之,从此东林“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一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东林”之名大著,传闻中外。

      那么,原先建造书院的南宋学者杨时,为何用“东林”二字来命名其讲舍呢?有学者考查过宋代以前的所有无锡城乡的地名,均无“东林”之名。那么“东林”之名从何而来?还必须以题名者杨时本身的经历和思想言行方面去寻求答案。杨时早年中进士,因敬羡程颢、程颐的学问人品,“调官不赴”,专程以师礼见“两程”、“程门立雪”之后,“杜门不仕者十年,久之历知浏阳、余杭、萧山三县,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当金兵大举南侵之际,他极力主张反对投降、主张加强边防,并提出收复失地要以“收复人心为先”的建议。然而执掌朝政的蔡京、童贯之流却置之不理,救国无门,所以他屡次“乞归林泉”。

      这期间,他曾游庐山东林寺,追怀东晋文学家陶渊明,名僧慧远,道士陆修静等人谈儒论经的雅事。并留有《东林道上闲步》诗三首。清代初年,有人就根据这些猜测“先生或爱庐山东林之胜而移名吾邑讲学处,亦未可知”。这种猜测是有一定道理的。历史上,常有一些文人学士,因留恋或向往某处名胜古迹而将其美名移至他处,北宋苏舜钦被谗遭贬后,居苏州,买水石筑亭造园,因慕湖南沧南之水可濯缨灌足,故名之日:“沧浪亭”。苏东坡客宜兴丁山,颇爱此处山水,欲买田种桔,在此定居,但又怀念家乡四川,故名这里的山为“蜀山”。

      有学者认为,杨时所以要“移名”与苏舜钦、苏东坡有所不同,并非单纯出于“爱庐山东林之胜”,更主要是执意继承和发扬白莲社之风。位于庐山西北麓的东林寺,是我国佛教净土宗(莲宗)发源地。东晋太元六年,名僧慧远在此建寺讲学,并创设白莲杜,倡导“弥陀净土法门”,后世推尊他为净土宗始祖,国内外许多名僧来此求经拜佛。唐时极盛,扬州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前也来该寺,后与该寺和尚智恩同渡日本传经讲学,慧远和东林净土宗的教义也随之传入日本,至今日本东林教仍以庐山东林寺慧远为始租。慧远创立的“净土宗”的主要教义认为世俗众生居住的世界为所谓“秽土”、“秽国”,而佛居住的地方为“净刹”、“净界”、“净国”。因而他邀僧俗18人成立“白莲社”,发愿往生西方净土。杨时先生起名自己的书舍为“东林”,也就有它特殊的含义。

  杨时先生的这种志向和意图,后来也被东林党人所继承,他们不但修复了东林书院,还建造杨时祠堂——“道南词”(取意于程颐目送杨时南归时所说“吾道南矣”之语),聚朝野之臣、林下之士讲学于其间,仿庐山东林寺,庄严肃穆,溪云庭月、景色幽美,追慕古贤、聊舒胸臆、远思悠悠;抨击时弊,慷慨陈词,与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最腐朽的势力——阉党邪党抗衡,力讦他们的秽状劣迹。“进则正言直谏于朝,退则明善淑人于野;丹心矢谒于少壮,素节不改于暮龄”。

      天启五年,魏忠贤矫诏杀死了顾命大臣杨涟、左光斗以及魏大中等东林党人,又毁了复兴20余年的东林书院。为复建东林书院而竭尽全力的高攀龙来到那儿,他明知自己即将遭害,仍然书写下了成为千古绝唱的《过东林废院》诗,其中一首云:“蕞尔东林万古心,道南祠畔白云深。纵令伐尽林间木,一片平芜也号林。”这也清楚他说明了“东林”两字被顾宪成、高攀龙等人承名后,又有了新的更进一层的含义,他们以林比书院,以木喻党人,坚信东林党人伐不尽,正义之气世间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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