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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龄是怎样死的?

  “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67页)这是恩格斯对鸦片战争时期镇江守军英勇反击英侵略者的赞扬。指挥这场战斗的是满人海龄。海龄,满洲镶白旗人,郭洛罗氏。1841年初任京口(今镇江)副都统。鸦片战争是中华民族蒙受凌辱,国土始遭蹂躏的开端。英国侵略者为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841年8 月以进攻江浙地区为重点,妄图控制长江下游的航道,截断清政府的漕粮供应,以谋夺更多的权利。1842年7 月,几千名侵略军进犯镇江。镇江为大江钥匙,南京门户,漕运咽喉。两江总督牛鉴闻风逃遁,躲进南京。海龄率1700名士兵守卫镇江,敌我悬殊很大。但是,面对气焰嚣张的侵略者,海龄率领镇江守军奋起反抗,坚守镇江达7 天,歼敌180余人,但由于种种原因,镇江最终失守,海龄死于镇江。如何评价海龄?史界众说纷坛,褒贬不一,搞清海龄的死因对正确评价海龄是很有帮助的。海龄是怎样死的?至少有4 种不同的记载。

  一、“为民戕害”或“为乱民所杀”说。1842年8 月山东道御史黄宗汉上奏:“海龄闻系误杀良民甚多,以至被民戕害”(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五)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写道:“英佯攻北门,而潜师梯西南入城,士兵仅斫其一二人,敌已蚁附,守兵皆溃。英先焚满营,海龄为乱民所杀。”民间钞本《夷艘入寇记》也有类似的记载。

  二、“不知所终”说。无名氏《京口偾城录》中记:“城破后郡民纷传都统遁去。”夏燮《海疆殉难记》中“又有言都统开城逸去,不知下落者”。镇江之战另一指挥者、参赞大臣齐慎上奏,城破,“房屋多已燃烧。副都绕海龄督帅旗兵堵击,身受重伤,旗兵伤亡不少”。“副都统海龄并城内文武官,均不知下落。”

  三、“投火自焚”说。《英人强卖鸦片记》中叙述海龄死因较为详细,海龄对妻子说,今日之战,官军将恐不利,劝妻子趁北门起火,“混乱以逃”。妻子说:“许妾所为,君但督士卒,至死勿弃城。”说后,“掖小儿走于北门跃入猛火中以自死。海龄见之大怒,欲报妻子之仇,聚满洲兵四五十人,冲入敌中,殊死战,多杀敌兵,后海龄见兵寡,竟不可胜,因见北门火势未减,亦投其中,就妻子死所而死焉。”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写道:“满兵的副都统海氏在败了的时候,坐在家中的一把椅子上,命令他的仆人点火烧房,故意死在火焰之中。”

  四、“自缢殉节”说。《夷氛闻记》写道:“城上兵立溃,夷先放旗营纵火,城陷,海龄自缢殉节,其妻与孙并同时死难。”耆英奉旨调查后上奏说:海龄同其妻并次孙“皆在署内自缢尽节”。

  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悬案!从材料上分析,“为民戕害”之说疑点最多。首先黄宗汉《奏海龄闻系误杀良民甚多被民戕害折》,一个“闻”字证明他的上奏只凭传闻,令人怀疑。其次,《道光洋艘征抚记》所说亦恐为传闻所误。1841年2 月魏源曾为裕谦幕僚,参与浙东抗英斗争,但因清廷战和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数月后愤而辞归,镇江之役他不在场。其三,据耆英奉旨查明,引出这种说法,主要出自常镇道周顼中伤。周顼身为镇江地方官,深怕镇江失守皇上追究,“惧于重谴,乃讦以误杀良民,被民残害等情。”耆英的调查当属实。当时京口人就恨周顼诬陷都统,“乃编十字谣,揭之通衡”(见夏燮《中西纪事》卷八),卑鄙无耻往往与贪生怕死连在一起。开战前周顼已被侵略者气势所吓倒,禀中说,“贼(指侵略者)势浩大,据我腹心,实已不能转动,若不早图和解,其祸变愈久愈大,不知究极”(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四),主张不战自降,全部答应侵略者的要求。侵略者进犯镇江时,他惜命“托词不知何往”,当了逃将,“以致镇城内外,居民警惶”这种人中伤海龄不足为怪。

  “不知所终”说,没有一条肯定的史料。《京口偾城录》为镇江当世人所写,但撰者年老多病,一直在家未参战,文中对海龄“遁去”并没有肯定,是战乱中据郡民纷传随手而记。夏燮《中西纪事》卷中已肯定了耆英的查访,海龄“自缢尽节”为实情,对“开城逸去”之说并不认为属实。齐慎之所以云不知海龄下落,7 月21日镇江失守前,齐慎会同海龄布防军务,坚守镇江,卯刻,齐慎“由正西迎上前敌”。激战中,据探报,侵略者“由间道往攻北门”,齐慎等人救援,结果“被逆夷由西南两门攻破”。齐慎率部分清兵退到越河口下,防英军内犯,与海龄再没见面,23日的上奏对海龄的下落当然不甚了了。

  至于是“投火自焚”,还是“自缢尽节”?后者可能是实情。第一,《英人强卖鸦片记》为日本人所撰,不是战时的目击者,虽对海龄自焚场面写得详细,充满同情心,但必定是道听途说。更何况后来耆英在衙署里找到了海龄尸体,可见海龄并非死于北门火中。第二,宾汉是侵略镇江一分子,他的《英军在华作战记》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他对海龄坐在椅子上自焚身死的描写值得深思。海龄死应在城陷之后,当时衙署已被英军烧着,无需海龄命仆人点火烧房。宾汉这样写,有可能掩饰其入城后烧杀之行径。文中接着写道,第二天发现了海龄的幕僚,由他指出了海龄的尸体。这一天应为7 月22日,齐慎六月十六日(阳历7 月23日)上奏提到“副都统海龄并城内文武官均不知下落”,清军机处正是根据齐慎上奏决定派耆英“迅即查明具奏”的。

  这应在宾汉等人发现海龄尸体之后。如是同一现场,这位幕僚为何只字未提海龄妻与孙的情况?这究竟是海龄的尸体吗?

  极大可能是海龄“自缢尽节”死后遭火焚的。耆英在查询当中,从收集京口满兵内,领催扎明阿报告了海龄的死因,“据称城陷之时,海龄将堂印交印房骁骑校祥云(后投水死),海龄随入内,同伊妻并19岁次孙皆在署内自缢尽节。”根据其报告,在衙署并获其尸并一妻一孙于灰烬中,“又拾得都统印信原著葛纱、袍襟、并伊妻所带玉环”,经丹阳县令金榕,京口协领武忠阿和海龄之子辨认,确实是海龄尸体。

  读者,你认为海龄是怎样死的?海龄“自缢尽节”身死是否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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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是病死还是被人毒死?

  1850年11月22日,广西道上,钦差大臣林则徐奉旨赴任,日夜兼行百余里,至广东潮州普宁,不幸突然死亡。

  林则徐的死讯传到北京,咸丰皇帝特别颁发了《御祭文》和《御赐碑文》,盛赞林则徐一生的业绩。他的死也引起了封建地主阶级士大夫极大的震动,纷纷以诗文和挽联等形式来悼念这位伟人:痛惜林文忠,将星陨闽漳。

  天若遗此老,鼠贼安足当!

  千古英雄皆堕泪,四方妇孺尽知名。

  林则徐的死使朝野如此哀悼和重视,乃是由于他不仅在帝国主义列强侵入我国大门时,第一个奋起组织抵抗,坚持严禁鸦片,惩办走私活动,从而揭开了近代中国反侵略斗争的序幕;而且他为反抗外国列强,挽救民族危机,不囿于传统旧习,放眼世界,探求新知;同时他又比较注意发展生产和关心民生疾苦。无论在整顿河工、兴修水利、救灾放赈,还是在查禁鸦片、改革财政等方面都表现了杰出的才干。

  这样一位既干练又爱国的边疆大员在奉旨赴任途中突然亡故,这就不能不使人们产生种种的猜疑和传说,所以对于林则徐的死因,前人或后人都有各种记载和传说。前人的记载就有多说。

  一说认为林则徐是在赴任途中病死。如《清史稿》本传说:林则徐“行次潮州,病卒”。又施鸿保的《闽杂记》卷四,对于林则徐死亡前夕情况有较详细的记载:“公患痔漏久,体已赢,至是力疾起行,十一日抵潮州,复患痢,潮守刘晋请暂留养疾,不可。次日遂薨于普宁行馆。”一般官方记载都持此说。

  另一说则谓林则徐系洋商买通厨人投毒谋害致死。张幼珊的《果庵随笔》谓:“禁烟事起,广州之十三行食夷利者,恨林公则徐刺骨,……后公再起督师粤西,彼辈惧其重来,将大不利,则又预以重金贿其厨人某,谋施毒。公次潮阳(按应为普宁),厨人进糜,而又巴豆投之。巴豆能泄泻,因病泄不已,委顿而卒。或劝其公子穷究其事,清例,凡毒死者,须开棺验视。家人忍而不请。其是疆吏虽微有所闻,亦不欲多事。“又广东《东莞县志。逸事余录》所载内容与上述基本相同,但是却直接指出谋害者乃是广东十三洋行总商伍氏(指伍绍荣)。因伍氏曾被林则徐在查禁鸦片时锁拿于越华书院,故而忌恨在心,这次又闻林则徐起任广西巡抚,伍氏忧其再次复职督抚广东,特遣派亲信携巨款贿赂林的厨师,用夷药投入食品中,致使林则徐一路上泄泻不止,终于委顿而死。另有一个叫平如衡的在《林则徐家书。著者小史》中则说是”被奸徒以黄蜡毒死者“。

  近人则依据前人的有关材料和新发现的记载,加以排比考证,提出了几种不同看法。有人根据林则徐在临死时曾三呼“星斗南”的说法,认为“星斗南”者,就是指洋商聚居之地的“新豆栏”。近人王逸塘的《今传是楼诗话》引录张之洞族孙张祖继诗集《民诗草》中《拜林文忠小像》的自注说:“新豆栏,广东要地。公临殁呼之,人讹为星斗南。孝达公莅此,始悟其语。”对此,《林则徐传》的作者杨国桢则进一步考证,认为林则徐临死大呼的“星斗南”,系指当时洋商聚居之地“新豆栏”,而福建方言“星斗南”与“新豆栏”的发音相同,由此说明林则徐在临死时已发觉自己受洋商所害,所以连呼“新豆栏”。

  近年来又有人不同意上述说法,他们根据新近发现的林则徐《讣文》和林则徐之子林汝舟《致陈子茂书》等材料,认为林则徐的死因不是被毒死也并不只是腹泻。自11月12日至15日,林则徐一直在赶路,没有服药,所以吐泻情况已很严重。15、16日服用“中和之剂”后,吐泻情况有所好转,但林则徐抱病继续日夜兼程,辛劳颠簸,身体得不到休息,病情则转为“胸次结胀”、“痰喘发厥”,引发了心肺旧疾,以致“两脉俱空,上喘下坠”,“喘急愈甚”。在元气大亏,脾胃虚寒的情况下,医生却又“投以参桂重剂”、“连进葠剂”,结果药力未及奏效,反使喘咳增加,舌蹇气促,加上他已是66岁高龄之人,经不起路途颠簸,终致无法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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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缘何开缺?


  1898年6 月15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戊戌变法的第四天,翁同龢突然被光绪帝下令开缺回籍。由于他是光绪的授读师傅、身边最亲近的大臣,因此他的开缺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说:“帝……此时已怀了变政的决心,觉得翁公过于持重,常常掣他的肘,心上也不愿意,遂……去翁。”张孝若这样说,所持依据主要是翁同龢本人的日记记载。翁在日记中曾提到他在开缺前曾因为两件事“与帝不协”,为光绪所不满。一件是德国亲王亨利二世来华的接待礼节问题。光绪主张“行西礼”、“宫中召见”,翁“力持不可”,“上皆驳之,盛怒”。

  一件是光绪帝要他通知康有为将《明治变政考》等书再抄一份进呈,翁对以“臣以康素不往来”,“此人居心叵测”,于是“上怒诘责”。恰好这时安徽布政使于荫霖疏劾翁同龢、张荫桓,于是帝乃将翁“解组归田,以示保全”。但有人对这一说法表示异议,认为仅此还不足以构成光绪帝将翁同龢开缺的理由,并否认这种说法。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记》中记:光绪对翁的开缺,事前毫不知情,说帝在宣读此诏时“战栗变色”,“惊魂万里,涕泪千行”。另外,从翁同龢开缺的当天晚上,光绪仍令太监将端午节赏赐给军机大臣的葛纱围帽等物赏给翁同龢一事来看,下令将翁同龢开缺的似乎也不像是光绪帝。一说翁同龢开缺回籍是荣禄、刚毅等人挟嫌报复。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卷四)中说:“同龢旧与荣禄不协,刚毅诵奏疏,误读刘鼒(音z ì)名为刘才,复为同龢所诮,刚毅引为大耻。及(康)有为败,……二人比而谗之。“持这种说法的人还相当多。《满清稗史。闻见录》里说:”常熟丢官,时人多认为实木讷(指刚毅)主之。“直至今天,还有人这么说。郑逸梅在《艺林散叶》中说:”翁松禅由荣禄媒孽倾陷而被黜。“翁同龢与荣禄是结拜兄弟,刚毅是翁同龢在刑部时的属员,是翁同龢一手大力提拔起来的,但彼此交恶已久,矛盾根深。据说戊戌政变的当天,刚毅曾在太后面前进言将翁同龢诛杀或充军戍边,后因王文韶、廖寿恒等人谏阻,才改为革职编管。从这些来看,并不排除荣、刚”媒孽倾陷“的可能性。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并力白无之。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就竭力为荣禄洗刷,说”维时上怒不测,幸荣文忠造膝婉陈“,翁方得以”幸免“(指免诛戮和充军)。

  一说下令将翁同龢开缺回籍的是西太后。裘毓麔在《翁常熟去官之远因》中说:“翁常熟去官,言人人殊,其实甲午后,慈眷尚隆,其失眷在丁酉(1897年)秋冬,有旨交户部提款百万,搭排云殿彩棚,以万寿期近也(后生朝十月初十日),常熟持不可,内务府某大臣希后旨,遽拨百万与之。后意甚怒。

  逾月,太后召见内务府大臣时,尚申詈常熟不置也。未几常熟竟开缺。(《清代轶闻》卷三)黄鸿寿在《清史纪事本末》一书中则说:“其时(指1898年6 月)天津阅兵废立之谋渐有所闻,同龢密言于帝,太后侦知之,遂命开缺回籍。”梁启超给夏曾佑的信也说:“翁以阻天津之幸,至见摈逐。”(《梁启超年谱长编》)联想到翁同龢甲午年间主战、疏请停罢庆典,移祝寿费为战费及维新变法初期赞襄光绪帝变法的活动表现,再证之翁同龢开缺谕旨中的“至甲午中东一役信口侈陈,任意怂恿”,“今春力陈变法,滥保非人”的“罪名”,这一说法是颇有道理的。

  翁同龢究竟缘何开缺?至今众说纷坛,尚待人们作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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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舒翘是怎样获罪和身亡的?

  1901年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了《辛丑条约》,在依约被处死的“首祸”王公大臣名单里,有刑部尚书赵舒翘的名字。他的被处死,不少人认为是一个大冤案。如鲍心增在《赵尚书被冤述略》一文中就认为,“被祸诸王大臣,人知其非尽袒拳者也(拳,指义和团——引者),而赵尚书展如之冤尤甚。”那么,赵舒翘何许人也?他的冤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赵舒翘(1848—1901年)字展如,号琴舫,又号慎斋。曾以平反王树汶冤狱而声震朝野,该案案情简况如下:1879年,河南镇平县发生了一件抢劫案,主犯胡体洝被县役刘学汰收重贿放走,却以年仅15岁,并未抢劫的王树汶冒名顶替,致使王被判处死刑。王临刑呼冤,上奏清廷后,令河南巡扰李鹤年,东河总督梅启照等人复查审理。李、梅等人官官相护,维持原判。时任刑部员外郎的赵舒翘顶着压力,力主详查,终使冤案平反。真凶胡体洝被严厉制裁,王树汶被释放,李鹤年、梅启照等参与此案审理的官吏多人以失职罪被撤职或判刑。在赵舒翘任浙江按察使时,鲁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以科场代人行贿罪入狱,此案即由赵舒翘办理。赵舒翘48岁时,已升任江苏巡抚,颇得清廷信任。1900年夏,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与清军及洋人发生冲突。这时,赵舒翘已任刑部尚书,并入值军机。慈禧遂命赵舒翘赴保定一带查看。赵回京覆命时,曾向部下表示义和团不可依靠。但因当时慈禧想利用义和团去进攻帝国主义军队,使其两败俱伤,以坐收渔利。因此,对反对依靠义和团力量的官员给予重惩。赵舒翘在向慈禧的密奏中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后来,帝国主义要求惩处支持义和团的王公大臣时,慈禧为保全自己却用赵舒翘等人作了替罪羊。

  赵舒翘被治罪的幕后原因,有下列两种说法。

  一、赵舒翘被治罪,是李鸿章的一个幕僚捣的鬼。这个幕僚之父是赵任江苏巡抚时的下属,因贪赃枉法被赵参奏撤职。幕僚遂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在最初拟定的治罪大臣的名单中,并无赵舒翘。这个幕僚对李鸿章说,所惩办的王公大臣名单中没有汉族人,如有人就此事向朝廷进言,朝廷将会对李起疑心,不如把赵舒翘列入其中,以杜口实,多年混迹官场的老官僚李鸿章这时被清廷委以谈判全权代表重任,他为了自己的前程,采纳了幕僚的建议,赵舒翘遂成了首祸诸臣之一。(赵继声《赵慎斋先生年谱叙》)

  二、赵舒翘被列为首祸诸臣是外国谈判代表来提出的。中方全权代表奕劻、李鸿章对此曾据理力争,认为赵舒翘“无仇洋之举,更无罪可科”。至于奉命调查过义和团之事,最多不过革职。外国代表当时表示同意,但隔日却在照会中坚持原议,不许有丝毫更改,赵舒翘遂被重惩。(陈夔龙《梦蕉亭杂记》)据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联军统帅瓦德西在慈禧居所仪鸾殿搜出赵舒翘给慈禧的密奏,瓦德西当即派人把奏折送交李鸿章,要求向在西安的慈禧等人急电为赵舒翘免罪,此事却被奕劻与李鸿章搁置,致使赵舒翘未能救出。(鲍心增《赵尚书被冤述略》;周政伯《赵尚书被冤述略书后》)

  赵舒翘是怎样身亡的?亦是诸说纷坛。《咸宁长安两县续志》、《清代七百名人传》中笼统地说他“自尽”身死。《清史稿》中写道:“初饮金,更饮以鸩,久之乃绝。”

  周建人先生回忆录《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中则写得颇为详细;1901年农历正月初六,清廷“赐”赵舒翘自尽的圣旨送到赵家,赵舒翘谢旨后,自己走进内室,先吞金箔,未死。在两位钦差的催促下,赵只好让家人给他“挑天官”,即用烧酒浸了皮纸,一张一张地贴在脸上,鼻孔和嘴均被堵住,又闷又醉,气绝身死。西安一带至今还流传着关于赵舒翘死状的传说,与周建人的回忆大同小异,所不同者有二;赵死的地点在臬司衙门,而不是在家中;死前,先用黄表纸盖住口鼻,然后用酒喷,使赵窒息而死。

  赵舒翘对清王朝一片忠心,却落得如此下场,足见清末官场的黑暗和倾轧之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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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禄贞被刺是谁主谋的?


  吴禄贞,湖北云梦人,早年参加过兴中会和自立军起义。后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和满洲贵族良弼是同学。在良弼的推荐下,吴禄贞当上了新军第六镇统制。武昌起义爆发后,吴禄贞在石家庄和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及山西起义军秘密联络,准备三路进攻北京。可是,就在这关键时刻,吴禄贞被原第六镇第十二协统周符麟和卫队营长马步周等人刺杀了。是谁主谋刺杀吴禄贞的呢?多少年来众说纷坛,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清皇室主使周符麟、马步周暗杀了吴禄贞。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清廷对握有兵权的袁世凯甚感恐慌,因而起用吴禄贞为第六镇统制,想以此来达到以吴制袁的目的,吴禄贞虽然也反袁,但他的反袁不是为了保全清廷,而认为袁世凯是中国革命的一大障碍,必须去除。武昌起义后,吴禄贞联合革命党,屯兵威胁京师,这是清廷始料不及的,所以清皇室要派人暗杀吴禄贞。杨玉如著的《辛亥革命先著记》就说:“清廷以禄贞行动威胁清廷,遥助革命党,深加痛恨和恐惧。奈当时军威已替,又不敢显示其非,明正其罪,恐致激变,只得用二三权臣卑劣之计,密购绿林贼盗往石家庄将吴禄贞刺死。”张难先所著《湖北革命知之录》也说:“军咨府大臣载涛,知马步周、周符麟与吴禄贞有隙,就秘密将他二人叫到北京,许以二万两银子,并许将来保他们升官,教他们刺杀禄贞。”罗正伟编的《滦州革命先烈事略》则认为是:“良弼知禄贞有异,乃重贿啖其部下原第十二协统周符麟往刺之。”

  然而,当时的直隶总督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说吴禄贞“为项城(即袁世凯)遣人暗杀”。曾在袁世凯的亲信随从唐天喜家做过家庭教师的任芝铭在回忆录中说:唐天喜告诉他,是袁世凯主使周符麟、马步周暗杀吴禄贞的。任芝铭认为,北洋军队一向由袁世凯所控制,清政府把吴禄贞安插在北洋六镇中来抑制袁世凯,必然引起袁世凯的忌恨;况且吴禄贞一上台就联合革命势力,截留清政府运给袁军的军火列车,使袁世凯面临南北革命军夹击的形势。所以唐天喜说:“老头子(袁世凯)不止一次说要杀吴禄贞。”再说,清政府大兵南下攻打革命军去了,京畿空虚,还不敢加害重兵在握的吴禄贞。张国淦编著的《辛亥革命史料》写道,当时的军咨府第二厅厅长冯耿光说:吴禄贞与载涛、良弼关系很好,他们曾多次密议铲除袁世凯的方法。

  清政府重用吴禄贞的目的,就是要他来扼守京汉铁路,阻袁军北上,保卫京城。因此他们在反袁上是一致的。吴禄贞遇刺的电报到京后,载涛深恐计划失败。所以冯耿光认为暗杀吴禄贞的罪魁是袁世凯而不是载涛。
  吴禄贞的存在,不仅对清廷是个严重威胁,对袁世凯也是个极大的障碍,清廷和袁世凯都有可能谋杀吴禄贞,因此以上两种说法各有所据,可是吴禄贞的参谋何遂却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认为是清政府和袁世凯共同主谋暗杀了吴禄贞。他说,清廷曾派军咨府第三厅厅长陈其采去石家庄监视吴禄贞的行动。周符麟到石家庄召集部分军官密谋暗杀事宜时,陈其采也参加了,马步周就是被他们共同收买,去暗杀吴禄贞的。段祺瑞的长子段宏业事后还在何遂面前称赞马步周,说:“马步周是英雄,够朋友,他的行动省了不少不少的事。”所以清廷派陈其采、袁世凯通过段祺瑞共同主使马步周暗杀吴禄贞是确凿无疑的。同意这种意见的也大有人在。

  暗杀吴禄贞的凶手是被抓住了,应当说要查清吴案的来龙去脉是很容易的。可是当时北方还在清政府和袁世凯的掌握之中,他们当然不会去追查此案的主谋,反而接受湖北道监察御史温肃的奏折,要查明吴禄贞“与黎元洪通谋,东说滦州军队,西煽太原叛兵,截留前敌军械,欲阻绝南北交通,以抄第一军后路”的所谓罪行,从而为后人造成了这一历史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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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是怎样逃离北京的?


  “二次革命”之后,云南都督蔡锷来到北京,袁世凯送给他全国经界局督办、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处员、参政院参政等桂冠。蔡锷在京目睹耳闻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径,深为不满。然而,他处于袁世凯派来的密探监视之下,行动不得自由。1915年底,他终于逃离袁世凯的樊笼,经天津,东渡日本,旋又南下云南,举起护国运动的大旗。

  蔡锷是怎样逃离北京的?同小凤仙有什么关系?

  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说:“从十月下旬起,他(蔡锷)就经常请病假,不久借着一个与小凤仙乘车出游的机会,十分机警地溜到了东车站。梁启超早已派家人曹福(天津人)买了两张三等票,在车站等候着。直到蔡上了车,曹福才悄悄地把一张车票塞在他的手里。他们两人在车中装做互不相识。火车到了天津站,曹福护送他到意租界会见梁,与梁会谈后,又护送他到日租界同仁医院预先定好的房间下榻。“

  陶菊隐在这里叙述蔡锷逃出北京,不仅与名妓小凤仙有关系,还同梁启超有关系。说蔡锷逃出北京同小凤仙有关系的还有张相文《南园丛稿》,张在《小风仙传》中说,蔡锷伪装与夫人反目吵闹后,夫人携眷南归。蔡锷每天带小凤仙遨游公园、市场,为凤仙买脂粉、赊衣物,密探见蔡锷同小凤仙打得火热,逐渐不以为意。一天,小凤仙对蔡锷说:“可行矣!”蔡锷遂乘机出东交民巷,登车赴天津,转航东京。

  《邵阳日报》1984年9 月12日刊贺舜田的文章,谈及他的岳母曾龙珠老人回忆她父亲曾鲲化等筹划蔡锷逃离北京的经过。这是最新的说法,现介绍如下:曾鲲化是辛亥革命的先驱,早年同蔡锷一起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后经孙中山提名,担任国民政府交通参事。为了帮助蔡锷摆脱袁世凯对他的软禁,精心筹划了蔡锷逃离北京的方案。按照计划,蔡锷携小凤仙将密探引至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来到大松柏树下的“来今雨轩”露天茶社饮茶。

       蔡锷故意将手提的银元袋子(用十字线编织的露孔网袋,从外面可以看见里面雪白的银元)放在茶桌上,接着摘下巴拿马草帽(当时最名贵的草帽,每顶价值70元)也放在茶桌上,并从容地脱下长衫,搭在靠背椅上,然后坐下来和小凤仙对面吸烟、饮茶,神情悠然自如。这时跟踪而来的密探充作游客,坐在距蔡锷不远的茶桌上,盯视着蔡锷。少顷,蔡锷起身对小凤仙说:“我去解手即来,你不要离开!”密探见蔡锷身穿短衫,口衔香烟去厕所,且留下衣物在桌椅上,便不在意。

       蔡锷绕过厕所,出了园门,直奔府右街石板房20号曾鲲化家里,随即迅速换上了曾龙珠之母刘灿华的蓝衫和黑裙,男扮女装,由曾家的厨师(新化县人)和马车夫(北京人)两人用轿子抬,放下轿帘,并故意将绣花鞋尖露在帘外,径直抬往崇文门火车站。当时只有崇文门火车站未供外国人使用,不设检查机构。曾鲲化利用交通参事职务之便,将蔡锷从崇文门火车站送上早已准备好的直达天津的专车,终于逃出北京。

      关于蔡锷逃出北京也有说同小凤仙没有关系的,哈汉章在《春耦笔录》(见刘成禹《洪宪纪事诗三种》)叙述说,1915年11月10日,哈为其祖母80寿辰,宴宾客于北京钱粮胡同聚寿堂,蔡锷应邀出席。是夜,蔡锷与牌友玩牌至次日7 时方散。密探看到蔡锷一门心思打牌,早已星散。蔡锷趁机出哈宅,直人新华门,因离上班时间太早,门卫异之,以为是袁世凯召他来的,不敢多问。蔡锷抵总统办事处,侍者问他:“将军今日为何这么早来?”蔡锷看了看故意拨快的表说:“我的表快两个小时!”随即打电话给小凤仙,约她午后12点半到某处同吃饭。

      片刻,蔡锷见已摆脱密探。便出西苑门,乘三等车赴津,绕道日本返滇。哈汉章说蔡锷出京同小凤仙没有直接关系,但蔡锷出走之后,“小凤仙因有邀饭之举,侦探盘诘终日,不得要领。乃以小风仙坐骡车赴丰台,车内掩藏松坡(蔡锷字)上闻。”哈汉章等人亦趁机“宣扬小凤仙之侠义,掩人耳目,明日,小风仙挟走蔡将军之美谈,传播全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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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床下都督”有否其事?


  1911年10月10日(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晚上7 时。

  武昌新军起义了。当天晚上,武汉三镇城头就变换了旗帜,那面被洋人讥讽的“病蛇旗”(黄龙戏珠旗)拉掉了。

  革命终于使古老神州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中国从此永远结束了帝制。谁想做皇帝谁就倒霉,皇帝野心家成为过街老鼠,他在哪里出现,就在那里挨骂挨打,袁世凯、溥仪复辟无不作如是观。

  武昌起义,横扫千军。清朝镇守武昌的大官小官纷纷逃窜,这时有一个新军第八镇第二十一混成协(旅)的协统(旅长)叫黎元洪的。也从他所隶属的第四十一标(团)第三营营房中逃跑。他深怕起义士兵追踪前来,拿他问罪,不敢藏匿家宅,就换了一身便衣东躲西藏,想方设法混出城去。武昌新军起义成功了。那么由谁出面主持起义者建立的湖北军政府工作呢!因为起义来得仓促,来不及和同盟会等革命组织取得联系,可是政府要建立,起义的新军还需要巩固和扩大战果。

        翌日下午,当起义士兵代表和地方立宪派商议,要推出鄂军大都督时,立宪派的花言巧语,使缺乏政治经验的起义士兵同意了让黎元洪当大都督。黎元洪下落不明。起义士兵只得分路寻找。经过转辗周折,这位面团团的黎协统总算找到了,当得悉起义士兵用意是要推举他出任对抗大清王朝的革命军大都督时,浑身紧张,汗流浃背,坚决表示不干此“叛逆事”。后来经起义士兵强行逼迫,再加上大气候已开始逐渐走向有利于革命的一方,才勉为其难。但这位黎都督所作所为,实在令人发噱:要他剪去辫子,他却痛哭流涕,迟迟拒绝将盘在头顶心的猪尾巴割掉。

       就任都督时,他在公众场合作献辞,却又是一副狼狈相,说了半句“元洪不德”就哑口无语了。其实也不奇怪,须知他本是清军巡防营的一个高级军官,在武昌起义当天晚上,还亲手杀害起义士兵派来联络的代表,要他一夜之后,转变立场,讲革命话做革命事,岂非咄咄怪事。这种行为和心态,在时人看来,倒也滑稽有趣,于是乎,关于他当都督前逃匿和寻找之事,被人们奔走相告,加之印刷出版事业兴起,于是出现了不同之说。

  最有传播力的是“床下都督”说。说是黎元洪在起义爆发时,就躲在幕僚家,见到有士兵前来寻找,以为是逮捕他审讯,吓得躲到床下去。后来经人们东哄西说,好不容易才从床下拉出来,就此获得了“床下都督”雅号。

  此说见于当时参与者记,“先是二十日天明时,李君翊东取军械出,见黎元洪与其执事官王安澜被兵士多人围于楚望台坡下,或曰:黎自其床下被挟至此者。或谓自黎之某参谋家挟至此者。”(甘绩熙《躬与辛亥武昌首义及阳夏鏖兵之经过情形实录》)此说颇见风行。笔者在建国初期见有叶蠖生等著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采用这种说法。近年,此说仍有延袭,“据说,黎元洪是藏在床底下,被马恭拖了出来的”(黎东方《细说民国》)。这当然有些传奇色彩,盖以中华历史之久,幅员之广,却还未曾有过一个从床下捉将出来的而又被捧为全军统帅的。因此,多书对此质疑。早在1950年,彭明在以“床下都督黎元洪”作题时,即有旁注说:“黎元洪从床下被拉出来当都督,这是流行极广的说法”,“真相如何,尚待多方查考。为了避免以讹传讹,特记于此”(《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故事》上册)。

  据彭明说,当时黎元洪躲匿,起义士兵群起搜寻,“结果在一个缝衣厂里拖了出来。当时他穿着借来的蓝呢袍、青马褂,又短又小,狼狈异常。起义的人向他说明来意之后,他拔腿就跑,到处躲藏,起义的人跟着追,后来终于又把他从一个楼梯下面放灯油的地方拉出来。”(同上)此处虽排除躲匿床下说,但还是说他是被捉出来当都督的。

  但是,通常史家所述,还是据章裕昆《文学社运动纪实》,在起义者成立湖北军政府,要推举一个有名望的人当都督时,就推选了黎元洪,“拥黎议决后,阙龙等即赴混成协司令部觅黎不见,复至混成协皮工厂,见黎在内默坐,阙至,黎即起身出外,入左旗后营门,旋又出,疾行至黄土坡,复绕道至楚望台。”作者系文学社成员,直接参与起义,且耳闻其事始末,因有所记。对此胡祖舜也说,“工程营汤启发率支队巡中和门前后一带,见有人负皮箱一口,自黎宅出,启发等疑为盗窃,叱止之,询所自采及其何往,始知为黎协统之伙夫,再三盘诘,复知黎走避黄土坡其参谋黄文吉家,遂跟踪前往,见黎与执事官王安澜等坐谈,启发遂请其往楚望台与吴兆鳞相见,王安澜亦随之去”(《六十谈往》),此处黄文吉家,当作刘文吉家者,系误植,与此雷同说,有《革命真史》,称,“马恭、程正瀛报告吴兆麟称,黎元洪在城内,有黎之护兵可证,旋由护兵引程、马至黄土坡刘文吉家,挟黎至楚望台,后由吴派马护送至咨议局”。

  此种说法,黎元洪本人也有近似说,他不久写信给奉命讨伐的清军水师提督、也就是他的老师萨镇冰,“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军队来营合围搜索,洪换便衣,避匿室内,当执索获,责以大义,洪只得权为应允”。凡此诸说,均无有“床下”捉拿事,且叙事平平。

      此中将黎元洪被寻获时的尴尬相全抹去了。对此,胡祖舜所说较为翔实:黎之马弁忽肩负皮箱二口,由此跟踪,知黎匿居其参谋黄土坡刘元吉家,但黎得悉要他“主持大计”,坚决拒绝。最后,“众不耐,乃有人曰:我等好意来请,乃尊重统领也;如坚执不去,则自取祸耳!黎踌躇有顷曰:”我去我去!“(《武昌开国实录》)作者参与武昌起义,任黎元洪之鄂军都督府军事参谋官,此处虽有为尊者讳处,但字里行间,仍流露出黎元洪的心态:被动、胆怯而又顽固、自愎。黎元洪“床下都督”说,是传说、误称或是另有张本,因避讳而抹去此中痕迹,诸说不一。信之者说有,不信者道无,看来都可为史家选用,它还得保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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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纯是死于“妻妾暖昧情事”吗?


  民初的直系军阀、江苏督军李纯,1917年坐镇江南,控制长江下游,与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号称“长江三督”,与皖系争雄而风云一时。可是到1920年10月12日,却突然暴死于江苏督军公署。李纯是怎样死的?是自杀,还是被人刺杀?是一个众说纷坛,饶有兴趣的谜。

  近人蔡东藩在《民国通俗演义》第一百二十回有首叹李纯的诗,其中两句说:“无端拚死太无名,宁有男儿不乐生?”诗后批云:“李纯虽不能无疵,要不得谓非军阀之翘楚,是何刺激,竟至暴死?就中必有特别情由。但仍旧逃不出‘妻妾暧昧情事’这句话”。

      这里的“妻妾暧昧情事”,指的是李妾与马弁私通,被李发觉,结果被马弁刺杀而死。这虽是演义、小说家言,但决非于史无据。作者再三声明:“历史演义必须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要严格做到无一事无来历,要把‘临潼斗宝,鞭伏展雄’之类虚构的故事逐出演义之林”。所以此说当不至于视为失实的无稽之谈。关于李纯因妻妾暧昧情事致死之说,在其他一些稗官轶闻、野史杂著中,也有同样记述。

       当年曾任李纯书记官和军需课长的苏雨眉,在解放后所撰的有关李纯的史料中,也十分肯定地说,李纯是“死于同马弁私人间的桃色纠纷”(《李纯一生的聚敛》)。由此可以推断,李纯死于“妻妾暧昧情事”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但与《民国通俗演义》几乎同时成书的台湾学者丁中江所著《北洋军阀史话》,则是另一种说法。丁氏认为,李纯之死,非死于李妾与马允情通之事,而是死于李与马弁的妻子有染,被马弁发现,一怒之下,把他杀了的(《北洋军阀史话》中册)。丁氏所述李纯的死因与蔡氏所述不同,这很可能是当年同时流行的两种说法。也可能李既有妻妾暧昧情事,也有李与马弁妻子私通的事。这类事出现在当时并不奇怪,它反映了民国年间军阀的腐败本质和官场生活的极度糜烂。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他自杀身亡。40年代,由竞智图书馆主编吴虞公口述的《李纯全史》中有一篇《李纯之自戕》,首段说:“李抱病两月余,已渐痊可,力与图谋控制长江者,互争雌雄,忽于十月十二日晨四时逝世。省长以下各官,均至督署探问,街警加岗,军官往来如织”。又说:“据可靠消息,李于十一日晚问,尚在后花园散步,精力尚健,午间接命令,加英威上将军。李阅后,长吁一声。晚六时,向副官索连日上海报看,副官恐李见报激愤,假言报尚未到。至晚十二时又问,左右仍以未到答之。

        李深为诧异,谓何以数日报都未到。汝等骗我,遂大骂。并勒令承启官张某取来,众不敢违命,遂呈上。李阅后大哭,亦不言语,病遂加重,急电请西医须藤诊视,未开方即去。李就案写信多封,一时就寝。至三时,值日副官陈廷谟,在签押房,闻内有叹息声,未敢即入。旋陈呼内差,无人答应。陈入室,见室内无一人,李拥被而卧,一无声息,乃有弹自左胁入腹。又于床下得勃郎林手枪一枝,李遗书五封,方知李之死,实系自戕“。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金兆梓的《近世中国史》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孙思白主编的《民国人物传》都采纳了这种说法。

  六七十年代之交,对李纯之死,在台、港学术界也展开过广泛的讨论,较通行的说法也认为是自杀。有的说他因长期吸烟成痢,即吸芙蓉膏成瘾,“一时不吸即欲下便”,为病魔所困,对生活失去兴趣,而起了轻生之念。

  也有的说他原是冯国璋的部属,又与冯是直隶同乡,1918年冯代理总统期满下台,他因失去依靠,表示悲观绝望,“遂以手枪结束自己生命”(开国煊《李纯传》)。但对自杀之说,也有人表示怀疑。有人说:“以手枪自杀之人,宁有在床上而以枪自击其腹者乎?”也有人说:“遗嘱指定,四妾各给二千元,以李纯之财产,李纯之地位,而有此遗命,亦非事理之常”,“且自杀时间,在清晨四时,亦甚可异”;至于在被褥堆中,举枪自杀,“枪声必不能闻于外,即闻亦不远。”还有人认为,“以李之为人,亦一健者,讵甘如此毕命,实令人费解”(《李纯轶事》)。

  近年来,随着北洋军阀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对李纯之死的探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也出现了一种新的见解。例如,由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沈云龙主编的《北洋人物史料三种》,既否定马弁刺杀说,也不赞成自杀说,而认为李纯之死是由李手下的军官与前帝制犯顾鳌合谋刺杀的。作者在书中明确指出:“一月前(即李死前一月),帝制犯顾鳌(字巨六、四川人,袁世凯称帝时任大典筹备处法典组主任。袁死后作为帝制祸首被通缉,出逃南京)由李下令拘捕,下之于狱,并经秘密审讯,顾氏承认此来为运动帝制,与苏省军官密谋接洽,并历举其名,中有一人,自民国以来,即与李督甚为接近,且为李一手提拔,擢升要职。李氏闻之固然之怒,然亦无法,因兵权皆在其手也。及后奉上方命令释放,此殆由于张作霖之授意,李亦不言其释放之理由,此十日前事也。顾鳌既释,某军官即密谋害李,其计划极慎,其布置极周,遂获成功。”但也有人对此说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所以李纯之死真相到底如何,仍然是一个悬案,(黄清根)冯玉祥“贺寿送水”是什么含义?

  冯玉祥将军是近代的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他坚持正义、嫉恶如仇,在旧中国军阀混战时期,又可以说是出污泥而不染的传奇英雄。

  近年推出的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陈陈相传冯玉祥的轶事,其中颇为炙口的就是他的“贺寿送水”故事。据当时在西北军追随他多年的简又文回忆,说这件事是“适足表现其特殊性格的”,他后来写的洋洋数十万言的《冯玉祥传》也记述了这件事:“其年,吴佩孚在洛阳做其五十大寿。当时,吴高任直鲁豫巡阅副使,威风权势,煊赫一时,巴结者均送金送玉或谀辞致贺。

  其中颇为典型的是康有为写的一副祝联:“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最获得吴佩孚的欢心。当时冯玉祥派员前往拜寿,赠以冷水一罐,自云:君子之交淡如水。是涵有’谲谏‘之意。这一来,冯氏任性奚落人家,因自鸣得意,然身受者自然觉得真似‘冷水浇背’“。(《冯玉祥传》1972年6 月台湾传记文学社版)

  简又文说,冯玉祥贺寿送水事,传闻遐迩于民间和上层,“久已遍传人口,初以为谣言”,后经冯玉样本人证实“亦自言不讳,乃知为真事”。由此可见,冯玉祥确有此事。

  可是近年推出有关冯玉祥故事对此却有所花样翻新,而且对“送水”含义又有相异说法。

  一说是1922年4 月,吴佩孚在洛阳过50岁生日,河南督军冯玉祥前来祝寿,送来一只用红纸封着的瓦罐,吴打开一看是一罐清水,故作惊喜尝了一口“寿水”,并自我解嘲地笑道:嗯,很好很好,还是焕章想得高人一筹,不同流俗——一罐清水,这岂不是说成“为官清如水嘛!”冯玉祥说,“君子之交清如水”。(冯桂荣编《冯玉祥传说的故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本篇系72岁老人吕资安口碑,可见此故事深人民间,传闻之广,但此处不同的是冯玉祥亲自送礼,而且还让吴佩孚当着他面品尝,加上两人对话,显然有点戏剧化了,与此内容相近的《冯玉祥将军传奇》(王华岑、朱耕,1983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君子之交淡如水》篇也有类似写法,所不同的一是时间改为1922年12月,向后拖了8 个月,地点不是在洛阳,而在直系大本营的河北保定,做寿者也换成了直系头子、时任直鲁豫巡阅使的曹锟,他做的是60大寿。考证于当时报纸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陶菊隐著),以及冯玉祥和曹锟的主从隶属,他不至于仍拿一罐清水充寿礼的故技,嘲弄曹锟的,但也不排斥另有张本。

  但也有一说是说冯玉祥送水并非是为吴佩孚祝寿,也不是讽刺,而是对吴佩孚支持的表示。据称吴在直奉战争击败张作霖后回到洛阳,他人要为他作寿,吴不同意,冯玉祥在陕西督军任上“乃遣人送蒸馏水一坛,外加封签,题八字曰:君子之交,有如此水。吴得之大悦,谓其部下曰:”知我者唯焕章一人。外界企以为异,且有议冯寿礼之菲薄者,殊不知此中大有作用。“(春明逐客《冯玉祥全史》1924年8 月七版)原来方此之际,直系和奉系又在酝酿第二次大决战,双方调兵遣将,摆出一副剑拔弩张的态势,吴佩孚要冯玉祥率军出潼关助其一臂之力,冯表示同意,但迟迟按兵不动。

       吴佩孚疑鬼疑神,深怕他变卦,几次三番派专使进关探问,“冯笑曰:子玉何视人若是之轻,我不能效妇女之矢誓言,又难仿战国年间之歃血为盟,故送以蒸馏水一坛,附签八字。以表寸心。”吴佩孚见之,非常高兴,“欣然色喜,而曰”知我者,其唯焕章乎!“这是因为吴是秀才出身,军阀行列中罕有的”儒将“,要附和风雅,冯即投其所好,因而春明逐客对此评曰:”自古君子之交,宗信义,重然诺,一言既出,驷马难逃,苟背盟携贰,有如此水“。所谓”送水“,其实乃是冯玉祥的独出心裁的表态,此中心迹,两人自知。显然,这种说法更为特殊了。

  冯玉祥“送水祝寿”,只是一件小小插曲,可是无论从时间、对象或者是他的行为和动机,都是相异处,难道是文字记载的失真,事过境迁的模糊,甚至是冯玉祥在若干年后的记忆失误或另有他因,但总给人带来是是非非的感觉,聪明好思的读者,你能由此得出正确的答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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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篇

◆殷都屡迁的原因是什么?


  在人类历史上,人们改换自己居留地的迁徙活动,是常有的事。不论哪一种形式和规模的迁徙,各民族和社会群体在不同时期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我国商代,殷人多次迁都,其原因究竟何在?学术界至今尚未有公认的解释。殷人迁都,史料非常有限,主要集中在《尚书》中的《盘庚》三篇里。殷人迁徙了多少次,一般认为“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张衡《西京赋》)但对此还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殷人“不常厥邑”的原因,过去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殷人为了躲避水灾的威胁,才不得不如此的。

     《书序》称:“祖乙圮于耿”。《正义》曰:“圮,毁也;河水所毁曰圮”。后人据此发展成了“河患”说。著名学者王国维也不脱陈说,在《说耿》中把“耿”考释为邢丘,“其地正滨大河,故祖乙圮于此也”。(《观堂集林》卷十二)对于“河患说”,有人提出反驳:“上古黄河流域的水灾当是常常发生的,那几百年间常常发生的水灾,绝不能解释几百年间才有几次迁徙的事实原因”(芳明《殷商为什么屡次迁都》,《历史教学》1956年第6 期)。

       傅筑夫先生进一步认为当时的“河患”并不严重,而成汤以前的八迁地点都是离河甚远的高地,这些地方根本就没有“河患”,即使盘庚以后的两迁,也不避“河患”,往返于大河南北;再则,殷人迁徙反而是“有目的地向滨河一带移动,并且还是尽可能地要在距河不远的适宜地点定居”。(《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

  因此,有人从经济方面解释了殷人屡迁的原因。1935年,丁山就提出由于“部落时代之生活,农业方在萌芽,大部分生活基础仍为游牧,游牧者因水草而转徙,部落之领袖因其族类而亦转徙不定;于是政治中心之所在,既无所谓都邑,更无固定可言”(《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 )。这里明确指出了游牧生活是殷都屡迁的决定因素。所以有人认为找出殷人“定居条件是否成熟”,是说明殷都屡迁原因的途径。在盘庚前,畜牧业占主导地位,长久定居的条件尚不成熟,因此有多次必要的大迁徙,但到盘庚时代,农业逐渐发达起来,“在长久定居的条件已接近成熟”的情况下再要迁都时,便发生了《尚书。盘庚》中所记载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的情况。盘庚强行迁殷后,殷人在两百年中,不再迁徙。这说明社会经济发展到了定居生活阶段,人们不再需要迁徙了。

  傅筑夫的意见不同,他指出:“殷代是一个农业社会,其经济发展早已超过渔猎和游牧阶段”,因此,他否定了因为游牧经济占主导地位而导致殷都屡迁的论点,而认为迁都的原因是“为了农业生产的需要去改换耕地,实行游农”(《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因为殷人的农业水平较为原始,不懂得收获量的减少是由于地力的衰竭,而只是通过不断改换耕地来继续其农业生产的发展,所以,这种迁徙是“初期农业社会的一个共有现象”。

  也有人从政治方面解释了殷都屡迁的原因。考古学家邹衡认为殷人迁都是为了便于战争,因为“当时选择王都的地点,不能不考虑到作战的方便,就是说,不能不从军事的角度上考虑迁都的问题。成汤居亳,显然是为了对付北方和西方的强大敌人”。(《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另外,有人认为“比九世乱”是殷都迁徙的客观原因,“恪谨天命”是殷都迁徙的主观原因。“比九世乱”是“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立”的王室与贵族之间的斗争(《史记。殷本纪》),“比九世乱“的直接后果是殷王权的削弱和贵族势力的膨胀,所以只得通过迁都来重整和加强王室的势力。由于殷人尊神,他们把迁都看作是”天“的意志,不能不”恪谨天命“(黎虎《殷都屡迁原因试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4 期)。

       美籍华人学者张光直教授,最近独辟新径地解释了三代王都屡迁的原因。他认为,迁都是“以追寻青铜矿源为主体的因素”。这是因为青铜器在三代政治斗争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由于储量稀薄的铜、锡矿多集中在以豫北、晋南为中心的华北平原边缘的山地,而王室对于青铜的需求量又特别巨大,促使人们随时寻求新矿,“那时在寻求新矿、保护矿源以及保护矿石或提炼出来的铜锡的安全运输上,都城很可能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商代都城是“沿山东、河南山地边缘逡巡迁徙,从采矿的角度来说,也可以说是便于采矿,亦便于为采矿而从事的争战”(《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载《文物》1985年第2 期)。殷都屡迁,诸说殊异。从各种纷坛的说法中找出一种比较正确的解释,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那段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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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年间执掌国政者是谁?

  中国历史有明确纪年的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之“共和”元年。这一年(公元前841 年),西周镐京的“国人”因不堪厉王的暴政,举行了暴动,结果是厉王被逐于彘(今山西霍县),天子大权由他人执掌,直至共和十四年宣王立。然而,“共和”年间执掌国政者是谁?这个问题历来就有两说:一说是周公、召公;一说是共伯和。

  前一说源于《史记。周本纪》:“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此“共和”两字,前一字为副词,后一字为动词,意谓两公和衷共济,代周王行政。从司马氏说的古代著名学者不少,如韦昭(《国语解》)、杜预(《左传注》)、司马光(《稽古录》)、李贽(《史纲评要》)等。后一说源于《竹书纪年》:“共伯和干(夺)王位”。此谓因共伯和其人代行王政,故而称“共和”。从《纪年》之说的学者亦不少,如郦道元(《水经注》),苏辙(《古史》)、罗泌(《路史》)、顾炎武(《日知录》)、梁玉绳(《史记志疑》)等。延至现代,史学家们的观点仍分为两派。范文澜、李亚农、林汉达等学者认为从《史记》说为当。他们认为,当时“国人”起而暴动,仅限于反抗厉王过度的暴政,本意并非要推翻文武以来的王统,只指望由较厉王仁贤的统治者来代替厉王。当时,周公是宗周的第一家贵族,召公是第二家贵族,并且曾谏阻厉王勿以暴虐弭谤。周、召二公得到国人的拥戴是很自然的,贵族共和在当时实不失为是一种适合情势的政治制度。再者,根据史籍所载,共伯和是卫釐侯之子。《史记。卫康叔世家》载:卫釐侯卒,长子共伯余即位,其弟伯和袭杀其兄,夺得卫主之位,此即为卫武公。然而,据《史记》年表,卫釐侯十三年,厉王出奔。釐侯二十八年(前827 年),周宣王立。

  卫釐侯四十二年(前812 年)釐侯卒,共伯和(武公)嗣位,然而,此时已是宣王十六年。也就是说,厉王出奔时,釐侯尚在位,共伯和还只是侯国的一个世子,年岁亦小。在春秋时期,世卿权重,尚不敢干诸侯之位,共伯和作为侯国一世子,在嫡长继承制极端严格的西周,岂能轻易一跃而登周天子大位?另外,史书多载共伯和有贤名。如《吕氏春秋。开春论》载:“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又《鲁连子》曰:“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但正是这位甚有贤名的共伯和,同时犯下了杀兄和夺天子位的大罪,似不可信,很有可能是捕风捉影之说,以讹传讹了。

  郭沫若、顾颉刚、尚钺诸人则认为当从《纪年》。他们认为,共伯和乃海内皆知好行仁义之人,因而在厉王出奔、太子年幼、政局动荡之际,“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鲁连子》),恰好合乎当时人的意愿。当时他虽然尚是世子,仍可“干王政”,《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有厉王被逐时,“诸侯释位,以间王政”之语,杜预注“间”为“犹与也;去其位,与治王之政事”。其虽未言明“释位间政”者是谁,但可推知必是在外诸侯。

      孟康注《汉书》云:“共伯,入为三公者也”也可作为证明。进而言之,《国语》有“昔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傲也”的记载,武公年95岁作《懿戒》,其卒年必不在此年。假若就在这一年,则据《史记》年表为平王十三年,推算知其当生于“共和”纪元前十九年,至“共和”元年已20岁。如享年百岁,则“共和”之始年25岁。大凡有过人才智者,不必定待及壮年而后才有所为。

      何以断言身为世子的共伯和年仅20,就不能“干王位”?当时国势颠荡,亟需一位能控制局势而又得民心的人,卿士们虽顾念宗制,也有不得已而让共伯和干政的可能。从另一方面看,以共伯和德行不符来否定他曾干政,也是有失偏颇的。历史上每一种新的进步无不表现为对某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微的、但习以为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纯粹的道德化标准不能作为解释与衡量历史是否进步的最高标准,更何况是在讨论对于暴虐的周厉王进行取代这一具体问题上。共伯和不杀太子静,后又还政于宣王,这种审度时势而定进退,尊而不喜,废而不怒,正是他具有政治家风度与才能的表现。

  司马迁照理是应读过西汉所存战国时的书的,《史记》录自《吕氏春秋》的文字就很多。共伯和之事在诸子书中记载不少,他必无不知之理。但为什么他要灭没共伯和“干王位”之事,而别创周、召两公“共和”之说呢?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司马氏以为摄行王政是一件大事,而这样的大事不见于孔子之书不足信,于是就把共伯和干政之说视为百家杂说,删去了共伯和干政之事,但“共和”纪元不能废,于是他循周初成王时周公旦代行王政故事而衍成臆想之说。两说并存久远。现在一般的通史或历史教材有取《史记》说(或将《纪年》说作为备注附于此说之后);有取《纪年》说;有的干脆不注明谁人执政,只言“诸侯共管”。两说至今仍难确定孰是孰非,“共和”年间执政者是谁,也就成了至今难解的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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