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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皇帝到底死于何病?

  1875年1 月12日(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北京气候严寒,紫禁城内弥漫着一片悲哀的气氛,因为年仅19、亲政未及三载的同治皇帝突然死去了。同治帝究竟死于何病?一直是个疑团。长期以来,流行着不同的说法。一说是死于淫创,即花柳病。《清朝野史大观》卷一《清宫遗闻》中说:“孝哲后,崇绮之女,端庄贞静,美而有德,帝甚爱之,以格于慈禧之威,不能相款洽,慈禧又强其爱所不爱之妃(指将军凤秀之女),帝遂于家庭无乐趣矣,乃出而纵淫,……专觅内城之私卖淫者取乐焉。……久之毒发,始犹不觉,继而见于面,盎于背。”“太医知为淫毒,而不敢言,遂以治痘药治之,不效。”此外,蔡东藩的《清史演义》也持这种说法。

  一说是死于痈,俗称毒疮或疗。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说:“同治十三年十二月酉刻,上崩。先是十一月朔,……上旋患痈,项背皆一,皆脓溃,先十日己屡昏,殆不知人。”《清宫遗闻。同治帝之殊趣》中也说“其病实染毒疮”。查《辞典》,痈又名痈疽,发病原因与疖子相同,一般多由葡萄状球菌侵入毛囊汗腺的周围所引起,惟范围较大,恰如多数疖子骤生于一处,多生于项背及臀部,小者如栗子,大者如手掌,疮口甚多,疼痛异常。

  此症在初起时,须速就医诊治,迟则易陷于危险。这个解释同李慈铭的记载比较接近。

  一说是死于天花,翁同龢就持这种说法。他在日记中写道:“十一月初二日,入至内务府大臣处,……见御医李德立、庄守和脉按言:天花三日,脉细口渴,腰疼耳脓,四日不得大便,项颈稠密色滞干艳,证属重险,不思食,咽痛作呕。”“初八日,两宫皇太后在御榻上持烛令诸臣上前瞻仰。上舒臂令观,微语曰:”谁来此?‘伏见天颜,温睟偃卧向外,花极稠密,目光微露。“翁同龢是弘德殿行走,同治帝授读师傅,从同治帝发病到去世,曾多次奉命前往探视,他说的”天花三日“、”花极稠密“,都是亲眼所见,其记载当然可靠。无独有偶,就在同治帝病死的当月二十九日,大公主(慈安太后所生之女)也因天花”薨死“了。可见当时宫内流行天花确有其事。

  此外《清朝野史大观》卷一《穆宗微行》一节中也说:“帝以痘疾竟至不起,人疑其为花柳病者以此,”也说明同治帝系因天花而死,所谓死于花柳病纯系疑误。

  除了上述三种说法外,还有一种说法,即同治帝死于西太后之手。费行简在《慈禧传信录。穆宗致命》一节中说:“王庆祺(同治帝师傅、昭仁殿行走)革斥后,辄语人云,穆宗亲政后,太后仍多干涉,乃请修园为颐养计,意在禁隔,使勿再干政耳,竟为太后所觉,遂致奇变。”

      金梁的《四朝轶闻》、黄濬的《花随圣人摭忆》也都这样说。金梁说:“此说出自庆祺口,虽似妄言,证以沃丘(费行简)所述,则淫贪专恣之妇,其子固已先嫉之,不待后来德宗(光绪帝)戊戌围劫颐和园之谋。”从西太后一生专制残暴、凶狠毒辣以及证之后来光绪帝一生不幸的遭遇来看,这一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只是附会臆想,并无事实根据。从某种程度上说西太后干涉同治帝行政是可能的,说她因此而亲手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似乎可能不大。

  宫闱内幕,讳莫如深。同治帝究竟死于何病,尚待人们作进一步考证。

  光绪皇帝是怎么死的?

  光绪皇帝死于谁手?历史上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光绪又为何突然“驾崩”?亦是揣测繁多,难以定论。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11月24日,光绪帝突然“驾崩”。次日,慈禧太后亦病故。

  关于光绪之死,稗官野史和民间传说颇多。一说西太后自知病危,派人送药把光绪帝毒死;一说是袁世凯见慈禧一病难起,怕老佛爷归天后自己处境岌岌可危,遂贿赂内宦害死光绪;一说太监李莲英得悉光绪日记中载有西太后死后将诛袁世凯和他的消息,与慈禧合谋将毒药投入光绪食物之中致使光绪身亡;也有说光绪病重时未得到及时救治而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近些年来,清宫医药档案整理后,编写出版了《慈禧光绪医方选议》。有人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光绪帝诊病记录——脉案,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现代中医学理论,撰文说“光绪自幼痼疾缠身,患有结核病,波及肺、肾及其它器官,还有严重的遗精病”。又据光绪亲笔所写《起居注》云:“腰胯左边疼痛甚重,稍一动转即牵制满腰,极痛难忍。”从其死前三四日内及其临终前的病情看,并无发现突发性中毒或其他伤害的征象。由此认为光绪帝被毒毙的说法,证据不足。光绪之死,乃虚痨之病日久,最终五脏六腑无处不病,阳散阴涸,阴阳离决。其直接死亡之原因,可能是心肺功能的慢性衰竭,合并急性感染所致。

  也有人认为,光绪一生中经过外侮内忧,心情始终不佳。尤其是戊戌变法失败,他在政治上遭受重大变故,其病情开始加重,出现多种病症,气血双亏,身体每况愈下。从28岁(光绪二十四年)起病势逐渐加剧,至光绪三十三年已卧床不起,行动艰难,其病情已人膏育,心肝腑脏皆损,阴阳俱衰。

  结果只活了38岁。据光绪死前脉案记载:“皇上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已将脱,谨勉以生脉饮以尽血忱。”光绪临终前数日的脉案都处于抢救状态,御医也使尽了浑身解数,说光绪病危时未得到救治也是不确切的。

  然而,有人对上述这一说法不以为然。根据曾任当时清廷内务府三席大臣的增崇之子察存耆回忆,在光绪突然去世前两天,大夫给光绪请脉时,光绪“还在外屋站着,不过脸上较平日灰白些”,而且自己“就觉得痰盛,叫大夫想法去去痰”,怎么这样快就不行了呢?又据察存着保存的父亲增崇的家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脉案一纸,奉阅可也,据医士云,此症不甚重……

  其脉案上话语,系由春季所有的病症,均奉旨不准撤,全叫写上,其实病症不是那样,要是那样,人就不能动了……。“可见脉案和病情并不是一回事,完全是由慈禧”脸色“定脉案的缘故。凡给光绪请脉的太医或外省保荐的医土,依慈禧脸色行事,已经成了一种风气。

      察存耆曾回忆了这样一段太医只能以”脸色“行事的例子:有位初学当差的太医,在慈禧面前对答光绪脉案时,说了句”舒肝顺气“的行话,慈禧竟把脸一沉,说:”谁叫皇帝的肝不舒了?气儿又怎么不顺了?“吓得那位太医连连叩头认罪。以后谁也不敢应承请脉的差使了。”以后,谁为光绪请脉、下处方,总是‘和肝调气’、‘理肺益元‘,甚至把肝的病硬挪到肺上去。“

  再者,光绪暴卒后的入殓亦有悖常理。据察存耆回忆,一天下午快吃晚饭时辰,清内宫给他父亲增崇送来内传口报的“知会”,说“万岁爷病重”,请即进宫准备给(光绪帝)料理后事,增崇及两位在内务部任职的弟弟闻后,顿时呆若木鸡,因为前两天尚未听说光绪有什么事,且也未得到皇帝病重的“发抄”(皇帝病重,太医院要主动抄录药方和脉案通报各处,相当现在的报病危),故感到“似是猜疑有人捏造谣言”。

       待证实光绪确实死亡后,更感死因可疑。因为按清廷规矩,皇帝死了,要传用专为“请”遗体的“万年吉祥轿”,而这回却是悄悄地将光绪尸体移到宫内,没有用此轿,而且等内务府大臣赶到后,尸体已由太监代为人殓完毕。难怪在内务部供职、与医士接触较多的增崇兄弟,对光绪帝突然死亡大惑不解了。

  由此可见,脉案“考证”虽属一说,但光绪之死的疑案却是至今尚未解开的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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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告密导致了戊戌政变吗?

  1898年夏,27岁的光绪皇帝在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推动下,“不惑于浮言,不挠于旧党”,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开始了“百日维新”。九月二十一日凌晨,慈禧太后自颐和园间道入西直门,直奔光绪帝住的大内养心殿,尽括章疏,携之以去。她怒斥光绪帝:“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帝战粟不敢出声,良久才嚎嚅说:“我无此意。”慈禧太后唾骂道:“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立传懿旨,以光绪帝不能理万机为辞,再次临朝训政,将光绪帝幽禁于南海瀛台涵元殿。从此,这位青年皇帝在这四面环水、太监把守的孤岛上度过他一生中的最后九年,他所兴革之事被全部推翻。“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政变。

  是什么原因促使慈禧太后突然发动这场宫廷政变呢?史料记载不一,后人观点分歧。最流行的说法是,谭嗣同夜赴法华寺,劝说袁世凯起兵勤王,围攻颐和园,劫持皇太后,杀死直隶总督荣禄;袁世凯佯作应允,立即向荣禄告密;荣禄星夜进京,闯宫告变;慈禧太后即刻赶回皇宫,政变发生。例如,常为史家所征引的费行简《慈禧传信录》就是这样描述的:袁世凯从谭嗣同之口得知维新派“锢后杀禄”之谋,赴天津向荣禄密告,荣禄大惊失色,即嘱袁世凯守卫天津,自己乘火车微服入京,直奔颐和园告变。时已夜午,荣禄急叩园门,守门人不肯开门,有一待从出来,认得荣禄,才导引入内。

  到慈禧太后寝宫,荣禄捶门而呼,时慈禧太后己寝,闻报召荣禄入内室,问道:“是康有为等谋变耶?”荣禄告以袁世凯告密之语,慈禧太后震怒,连叫:“小子负心”,立即起驾回宫,并命令荣禄驰赴宋庆、董福祥诸军防变。这天光绪帝原拟赴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安,未及成行,慈禧太后的轿舆已进皇宫,正在他出而迎驾、惊异不止之时,慈禧太后把他狠骂一通,宣布“训政”了。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作为高等院校教材的《中国近代史》等有影响的论著,都持这种说法。

  有的史料说,袁世凯告密后,荣禄不是闯宫告变,而是电奏慈禧太后的。这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日本驻天津领事曾发电报给外务相,内称:“皇帝在九月十九日接见袁世凯时,密令他从小站派四千名兵士到皇宫担任皇帝的禁卫军,在袁世凯回小站的第二天,袁向后党分子直隶总督告密了。直隶总督立刻电奏慈禧太后,太后立即重新执政。”(《大陆杂志》第三十八卷第九期)国内颇有影响的《申报》十月八日也发表报道:“康有为等曾奏请饬调新建陆军三千人,入京围颐和园,劫令皇太后改易服式,为天下倡……慰帅(袁世凯)微有所闻,……密告荣中堂(荣禄),电奏皇太后,宫寝得免震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 册)但当事人袁世凯却否认此说。

      袁世凯的《戊戌日记》记载,他于九月二十日陛辞出京,日落时乘车抵天津,拜谒直隶总督荣禄,“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所以“必须保全皇上”。后因叶祖珪等人入座,而约次日详谈。

      第二天一早,袁世凯备述详情,荣禄大呼冤枉:“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袁世凯说:“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果及皇上,我惟有仰药而死耳!”筹商久之,迄无善策。当晚,荣禄折简来招袁世凯,出示训政之电,政变“业已自内先发矣”。这与流行的“袁世凯告密,荣禄闯官告变”的说法不同。

      日记为政变后第8 天追记,直到1926年才发表于《申报》,此时袁世凯已死了10年,以世人唾骂的“窃国大盗”的形象钉在历史的耻厉柱上,有谁再去相信他的自我表白呢?不过,不少人还是认为袁世凯告密不是戊戌政变的直接原因,如苏继祖的《清廷戊戌朝变记》、丁文江、赵丰田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台湾学者黄彰健的《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等论著皆持这种看法。

  也有的材料认为,慈禧太后是害怕维新势力与外国势力勾结才发动政变的。当时,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访问中国,许多京朝官员奏请光绪帝留伊藤博文为顾问官。九月二十日,光绪帝接见伊藤博文。伊藤博文由康有为同乡好友、户部侍郎张荫桓带领,他们在到班、上殿、下殿时都拉手致意,在帘内监视的慈禧太后顿起疑心。“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加以她早就听到康有为勾结日本谋劫太后之说,于是发动政变。曾押解牵连获罪的张荫桓流戍新疆的王庆保、曹景郕的《驿舍探幽录》就是这样描述的,台湾学者萧一山《戊戌政变真相》即信此说。

  还有些记载认为,李鸿章的儿女亲家、顽固守旧的御史杨崇伊上“即日训政”密折,说康有为兄弟为梁启超来京讲学,煽动天下之士心,且引入内,廷,即为清制所不许,又为太后所忌;而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布置党羽,更无异向太后夺权。慈禧太后接受他的奏请,回宫发动了政变。李剑农的《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认为此说是实,房德邻著《戊戌政变史实考辨》不仅赞同此说,而且以大量新资料考证:慈禧太后己于九月十九日起从颐和园回宫,住在中南海,九月二十日荣禄夜奔颐和园告变之事不可能发生;荣禄得袁世凯密告,电奏太后之说不合清廷奏事制度,自太后归政,她那里也不再设奏事官,也无专用电台,往来电报都经京局,荣禄岂敢冒险电奏?袁世凯和荣禄确有保全光绪帝之意,所以,荣禄在九月二十一日政变发生的当天晚上才将袁世凯的密告奏报慈禧太后;政变当天,清廷只下诏捉拿康有为和无关重要的康广仁,不捉拿“谋乱要犯”谭嗣同,也证明政变不是袁世凯告密所致。

      多年来传说袁世凯告密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是以讹传讹:九月十八日谭嗣同夜劝袁世凯勤王,二十日袁世凯向荣禄告密,二十一日一早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当晚荣禄密报慈禧太后,二十二日起清廷搜捕维新派,二十八日处死谭嗣同等维新六君子,二十九日依据袁世凯告密内容宣布维新派“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罪状,这样就给不了解内情的人们造成错觉,以为慈禧太后是得到袁世凯密告后才发动政变的。

  诸位读者,你以为哪一种说法可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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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是怎样呜呼哀哉的?

  1916年(民国5 年)6 月6 日,窃国大盗袁世凯一命呜呼!

  偷鸡不着蚀把米,用现在人们常喜引用《红楼梦》的一句话,那就是叫做“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袁世凯自从辛亥武昌首义后,从养晦一度的彰德家乡再度出山,摄政王载沣甘愿让位,由他出任王朝国务总理大臣,在南北议和后,又代孙中山当民国临时大总统,一年后又爬上了正式大总统宝座,正是步步高升,可是袁世凯野心勃勃,他的目的是做皇帝。

  现在皇帝是当上了,却受到全国各界反对,年纪还未过60,一顿可以吃一只带皮蹄胖或一只全鸡的袁世凯,终于在亿万人众声讨中呜呼哀哉了。袁世凯死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制复辟的大背景时代。

  千夫所指,无疾而死!鉴于他的接班人,仍是袁世凯北洋系统的老同事、老部下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之流,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因而对他的死因讳莫言深,据讣告说是病死的。但通常说是气死的,诸说不一。

  说是病死的,佚名《袁氏盗国记》还作了详细说明,“五月二十七日,经中医刘竺笙、肖龙友百方诊治,均未奏效;延至六月初四日病势加剧,即请驻京法国公使馆医官博士卜西京氏诊视病状,乃知为尿毒症,以加神经衰弱病人膏育,殆无转机之望。”佚名《袁世凯全传》也称袁世凯所患,“相传为尿毒症,因中西药杂进,以致不起。”

      佚名《袁氏盗国记》、《袁世凯全传》都是袁世凯死后推出的出版物。自有其可信处,因而50年代刘厚生《张春评传》说“袁世凯患尿毒症,摄护腺肿胀,如果及时采取外科手术治疗,决无生命之虞。可是在医疗方案上,袁世凯的两个儿子意见分歧,大儿子袁克定相信西医,主张动手术;二儿子袁克文则竭力反对,相持不下,贻误时机,终致不治。”又说据当时形势“说他会被活活气死,这断然不可能”。

  此说以为袁是因医疗误时而致命的,与此相近之说,有袁世凯患病后不肯服药因而毙命的。据说,当年袁世凯归隐彰德时,有术士算命,“称袁不得过五十八岁。袁问有何禳解否!曰此事甚难,非得龙袍加身不可。袁默然无语。饮术士以酒,比出户,而毙,盖鸩之以灭口也。然自此遂怀异志。革命以来,适得称帝之机会,愈自喜,谓龙袍一加身,即安然富贵矣。谁知事不如愿,各省纷纷反对,不特称帝不成,抑且性命难保,于是积忧成疾;昏迷之中,恒见术士来索命。医者以药进,袁皆拒而不服,指之为鸩,盖其视药与当年饮术士之酒无异。左右颇知其隐,而不敢喧之于众,但改用针砭而卒无效,世所传庸任针医出于袁大公子之意,不知其别有原因也!”(《袁世凯轶事》)

  但是,多家均以袁无论得病与否,症结还是因帝制失败、众叛亲离而气愤始成疾的。所以如“袁世凯以称帝不成,中外环迫,羞愧、愤怒、怨恨、忧虑之心理循生迭起,不能自持,久之成疾”(《袁世凯全传》):“盗国殃民,丧权乱法,在中国为第一元凶,在人类为特别祸首,其致死固宜,益以年老神昏、兵亡将变、人心怨怼、体面无存,袁氏心非木石,顾后思前,能不自疚,此即袁氏病死之真因也“(《袁氏盗国记》)。袁世凯子女也说,袁当时是患膀胱结石症,”内外交攻,气恼成病而死“(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期)。因为气愤,方致患病,连气带病,病中加气,恶性循环,那么袁世凯因何以气病死的?

  通常的一种说法是四川督军陈宦背向,宣布“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陈宦通电),是促使袁世凯的一贴催命药。所谓“袁氏自遭各地反抗,忧郁成疾,逮四川警报至,疾益剧,至是殂”。“六月六日,愤疾而死”(《民国徐又舒先生树铮年谱》)。“他这时羞愤交加,又恨又怕,就再也支撑不住,以至身死”(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此说时人多无异词,白蕉说:“袁自南方独立,内政外交事务之纷扰,已昼夜焦虑,体力不支;帝制失败,更羞愤万状,迨其亲信川督陈宦、湘督汤芗铭反戈独立之报至,遂以忧愤死”(《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章炳麟也说:“陈宦以四川独立,世凯犹不信,见其露布,始怒,命秘书发电痛诋之,秘书不肯,世凯惭怖,呕血至碗许,渐不支”(《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为什么陈宦背袁,导致袁世凯加剧病死呢?这是因为陈宦是袁世凯的亲信、帝制拥戴者,而且又有实力。据说,当袁派陈宦带兵入川前夕,他向袁辞行时,就行三跪九叩之大札,“项城惊异道,何必如此。陈对以陛下登极大典,臣恐未必能躬预,故先行庆贺。项城即说,即改国体亦废跪拜礼了。

  陈又跪下,三嗅项城之足而退。“(《曹汝霖一生之回忆》)陈宦先是用臣子见皇帝礼节,而后又是学喇嘛拜叩活佛的最高敬礼,真可谓是阿谀奉承到了顶峰,果然使袁世凯对他感觉良好,以为只要陈宦坐镇成都,”倚以镇慑,谓西南可无事,江上刘戍,亦自谓慎固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因而陈宦在这年5 月22日宣告独立,对毫无思想准备的袁世凯是最大打击,”陈宦的叛离,最使他恼火“(彭明《中国近现代史论文集》)。此中还有一个原因是陈宦又为袁的其他亲信起到带头羊作用。他们就是5 月26日宣告陕西独立的陈树藩和5 月29日宣告湖南独立的汤芗铭,所以有人说:”袁世凯最后服了一贴‘二陈汤’以致送命,这3 个人对他宣布独立是他所料不到的,因此活活气死了。“(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但也有不同意袁世凯是因陈宦等背离而气死的。

  有人说是袁世凯虽有野心,但其铤而走险,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做皇帝,源于接受杨度劝设筹安会、复辟搞洪宪帝制。由此使他悔恨交剧,在他患病时,“匿避天津之杨度回京,比至,项城已不能语,但怒目视杨,似自恨为杨所误者。……越六时而项城死”(《袁世凯轶事》)。并以杨度后来为袁送的挽联为证:“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也有一种说法,说是据当年袁世凯身边的人回忆,“袁世凯的死主要由于贪恋女色所致”(引自《人间百事通》,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此说以为袁生活十分腐朽糜烂,除原配夫人外,另有姨太太九人,由此每天服用鹿茸、海狗肾等补药,以满足性生活需要。自1916年春节起,身体日趋不佳,以后常患腰疼,经法国医生抢救无救,死于尿毒症。

  此说完全排斥当时政治大背景对袁的精神、心理负面,显然出自不明国事的下人想象、推理,以致传播,信以为实,但袁世凯死时,民间确有谣传,通常说是袁知帝制失败,且总统宝座也遭国人反对。竹篮打水皆是空。在悔恨交加中,吞金自尽。与此相近者,还有说他是被章炳麟说梦吓死的。

  据说,章炳麟为袁世凯软禁于龙泉寺时,有一天,他要住持宗仰和尚向袁转达他的一个梦,梦中说是章做了阎罗王,迟早要审判袁;现正在试验一种刑具,就是像袁世凯那样的奸贼,到底让他心火自内烧死的好,还是采用铁床铜柱把他烤死的好,还没有最后决定,要他等待着吧!宗仰和尚即将此梦转告,袁世凯听了又惊又气,遂“一气成疾”,“袁后来真的因此被气疾而死”。(《章太炎爱骂人》,台湾《中央日报》1990年5 月1 日)此处所说,以袁世凯之一代奸雄,当然不可能凭这种鬼话所吓坏的。但出自口诛笔伐,正也反映时人对复辟者的厌恶痛恨。

  在袁世凯本人,却始终没有向后来者交待他为何人而气出毛病、难以治愈的了。人到死时,其声必哀。可是,这个窃国大盗即使在咽气前,还不讲真话,只是喃喃地叫道:“他害了我!”他是谁?有人说是老部下冯国璋、段祺瑞,他们希望继任总统所以对帝制暧昧;或者是陈宦、汤芗铭始从终弃,反而对他倒打一耙;也有说是“太子”袁克定,为了当上合法接班人,极力怂恿老子做皇帝,更有说是杨度等“筹安会”成员,以致是其他部僚、朋友。

  这句话所指是谁,语焉不详,且用意和含义令人难解,看来此时此刻的袁世凯的思维定势,仍在玩弄权术,正如有人说的,“他最后一句话没有指明‘他’是谁,这也是奸雄到死都在玩弄诈术的地方。他用这话减轻自己的罪责,又嫁祸于人,又用这句不明不白的话刺痛那些推戴他当皇帝,而后来又背叛他的人。”(田遨《杨度外传》)

  袁世凯一生都在欺世盗名,这大概就是他最后留给历史的一个谜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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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相篇

◆伊尹是圣贤还是巨奸?


  伊尹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人物,名伊,官名尹,一说名为挚,后官名为阿衡。据《尚书》、《墨子。尚贤下》、《楚辞。天问》、《孟子》、《吕氏春秋。本味》和《史记》等古籍记载,他是夏朝末年有莘氏(今山东省曹县)的家奴,富有谋略,作为陪嫁之臣,随同有莘氏女去到商汤处,汤先任其为司厨小臣,后其运用才智为汤所赏识重用,委以国政,替汤出谋划策,最后经鸣条(今山西省安邑县)一战,攻灭夏桀,奠立了商朝的基业。

  汤去世后,他先后扶立并尽心辅助汤的儿子外丙、仲壬二王。仲壬死后,他又扶立汤的孙子太甲为王,并以汤的功绩和夏桀昏暴亡国的事实教导太甲务必勤于政事,治理好国家。但是,太甲即位后却一味沉湎于歌舞酒色,不理政事,还带头破坏汤立下的法规。伊尹屡次苦口婆心地劝谏,太甲均无动于衷。眼看太甲愈演愈烈,将成为夏桀第二,伊尹就在汤于桐(今河南省偃师县西南)的陵墓旁建造宫舍;毅然将太甲送往该处居住,让他反省,伊尹自摄国政。这件事,史称“伊尹放太甲”。太甲思前顾后,终于悔悟。3 年后,伊尹亲自携带君王的冠冕服饰,去桐宫迎他回都城,归还国政,自己仍作相,悉心辅佐。自此,太甲勤政爱民,谦虚谨慎,成为一位贤明的君主,“民大悦”,伊尹也十分高兴,作了《太甲训》等3 篇文章夸奖他。

  《帝王世纪》说,伊尹一生辅弼了商朝五代帝王,直到太甲的儿子沃丁在位时才寿终正寝,终年100 余岁,去世时天降大雾3 日。沃丁为了报答他始终尽忠、扶持商王室的丰功大德,特以天子之礼将他葬于亳。据《史记。正义。括地志》说,亳即偃师县西北(今河南省僵师县西北)。

  依据上述记载,因伊尹助汤灭夏建商,又改造了太甲,既不愚弄荒唐的君王,也不乘机图篡王位,赤诚为国,所以,后人将他尊崇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贤相,将他与其后的吕尚(姜太公)、周公、管仲一起,奉为人臣的楷模,称道不衰。哪知伊尹去世1000多年后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年间,在汲郡的战国墓中发现了一部古籍《竹书纪年》,其中有这样的记载:“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伊尹即位,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这一下掀起了轩然大波,历来被推崇备至的伊尹原来并非圣贤,而是逐君篡位的巨奸逆贼。从此,伊尹究竟是贤相还是乱臣贼子这一问题,使历代的文士们争辩不休。

  一派意见认为,《竹书纪年》叙述夏、商等朝史事,经考证,颇为可信,史料价值甚高,“太甲杀伊尹”之说当是可信的。伊尹改造太甲、归还国政之说只是儒家崇古的说法而已。伊尹是篡位后被杀的逆臣。

  另一派学者则引经据典,极力反驳,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史学家崔述,他在《商考信录。辨太甲杀伊尹之说》中辩解道:《孟子》中有“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说明太甲是经伊尹训导后悔过才返都的;《左传》中有“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声”,指的是太甲复位后仍用伊尹为相,对伊尹毫无怨言,说明他并未杀伊尹;沃丁礼葬伊尹后,《尚书》中留有《沃丁》篇,赞颂伊尹的功德,说明伊尹系善终;《竹书纪年》中所载太甲杀伊尹后,又任其子伊陟、伊奋为相,杀其父又立其子为相,实属不可信。崔述认为,战国之时弑君杀主之事屡见不鲜,世风败坏,人都见利忘义,《竹书纪年》受此风气影响,才将伊尹放太甲之举演变成伊尹夺位被杀之说,他甚至怀疑《竹书纪年》的作者是否将伊尹放太甲这段史料抄错了。他坚持认为伊尹是“心广大若天地,光明若日月”的“圣人”。

  自西晋出土《竹书纪年》至今1700年来,两种观点各执己见,然而又拿不出有力的旁证,谁也难以说服对方。看来,伊尹究竟是还政太甲后善终,还是废主篡位后被杀,究竟是圣贤还是巨奸,只有等待史学家深入发掘史料,进一步考证论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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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有没有篡位称王?

  周武王去世后,其子成王尚年少,周公作为叔父在当时如何处置政局,历来就有不同的记载。《左传。僖公二十六年》称,周公曾“股肱周室,夹辅成王”;《左传。定公四年》又记,在成王继武王之位后,“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史记。周本纪》也载,当时由于天下初定,成王年少,“周公……乃摄行政,当国”。可见周公只是“夹辅”或“相”成王,“摄(代为)行政”,并无篡权之意。《孟子。万章》说得更清楚:“周公不有天下。”

  他完全不想把天下占为己有,心迹是何等明朗!

  然而另一些记载表明,周公在当时的作为不是如此。《荀子。儒效》和《淮南子。汜论训》都说,周公“履天子之籍”。清代王念孙《读书杂志》解释说:“谓履天子之位也。”《礼记。明堂位》和《韩诗外传》卷三又称:“周公践天子之位”;《尚书。大传》更明确指出:“周公身居位,听天下为政。”再根据近人的考证,《尚书。大诰》中的“王”称文王为“宁王”,又叫作“宁考”。所谓“考”,对已故父亲的称呼。周公是文王的儿子,而成王已是文王的孙子,故称文王为“考”的“王”只能是周公。《尚书。康诰》又载:“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按“封”是康叔的名字,他是周公的同母弟。《康诰》中的王称康叔为“弟”,那么这个“王”显然又是周公。由此可知,周公确实是身居王位,自称为王的。

  周公为什么要践位称王呢?根据《尚书。金滕》的记载,周公曾对太公、召公说:“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这里的“辟”,指玉位,“弗辟”即不掌握政权。大家知道,武王死后,东方尚未平定,有待于嗣君继续完成大业,而当时成王幼弱,不足以肩此重任。周公考虑到,我如果不即王位,则诸侯将叛,而先王未成之事业将坠,我恐死后无言以告我先王。《荀子。儒效》也说,周公“履天子之籍”的原因是“恶天下之倍(背叛)周”。很明白,当时天下初定,局势不稳,成王年幼,无治国能力,没有英武老练之君主,就不能巩固新生的政权。实际上,武王在弥留之际,也曾有过传位周公的想法。《逸周书。度邑解》记武王曾称赞周公为“大有知”,认为只有周公“可瘳于兹”,能稳定周初的政局,因而主张“乃今我兄弟相为后”,兄死由弟来继承王位。当武王说出了这样的想法后,周公顿时诚惶诚恐,“泣涕共手”,表示不能接受。可见周公本没有篡位的欲望。故《韩非子。难二》说:“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他只不过是代行王政,待成王年长,即刻归位。《汉书。王莽传》载群臣奏曰:“周公权而居摄,则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摄则恐周坠失天命。”正是由于这样,“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群臣,发号施令,常称王命”。显然,周公(假为天子“,完全是为整个国家的事业打算。

  不过,事情还有另一方面。《荀子。儒效》称:“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有的论者解释:屏者,除也,或蔽也;及,继也。周公屏除成王以继接武王的天下,“偃然如固有之”,则非专横篡位而何?《史记。燕召公世家》又记当时“召公疑之”,《鲁周公世家》也记周公曾向太公、召公进行解释,如果周公没有野心,召公、太公也是贤人,为什么都发生怀疑呢?特别是“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史记。管蔡世家》),因而发生动乱,从管、蔡的一贯表现看,他们是忠于周的。《逸周书》中的《大匡》、《文政》等篇,有不少关于管叔、蔡叔“受赐于王”、“开宗循王”的记载。所以顾颉刚曾说:“他们二人确实是武王的好助手”(《武王的死及其年岁和纪元》,《文史》第18辑)。周公先是用计把他的哥哥、按“兄弟相为后”应该继承王位的管叔调离京都,又乘管、蔡怀疑动乱之机兴兵东征把他杀了。这真是“政治家”的好手腕!既然周公已经篡位称王,为什么又要还政成王呢?有的论者认为,由于召公、太公怀疑,管蔡联合武庚起兵反周,关中地区也跟着乱起来,《尚书。大诰》称“西土人亦不静”,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周公的意料之外,于是他改弦更张:一方面在平定管、蔡后还政下野;一方面又拉拢召公,与召公平分大权。《史记。燕召公世家》载,成王时“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除长子就封诸侯外,次子留守周室,世代共掌王政。周公比王莽、袁世凯机灵,他看到篡位不成,就下野让位,而以另一种方式,又取得了大量的权力。

  周公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光明正大地代理王政,还是有篡位野心,耍尽阴谋诡计而未能全逞?如何在纷然杂陈的大量历史记载中理出一个头绪,至今还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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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祈求代死、纳册金縢之匮是否事实?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放言》诗曰: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此处所谓周公恐惧流言一事,原见《今文尚书》之《金縢》篇。该篇之大略为:武王于灭商次年生重病,周公即向祖宗太王、王季、文王祈祷,愿以身代死。后将书写祝词的典册纳入“金縢”之匮(以金质绳索捆束的箱匣),并诫史官不可语人。次日武王病愈。后武王死。成王继位,周公摄政,管叔等放出流言:“周公将不利于孺子。”于是周公“居东二年”。不久,周公作《鸱鸮》一诗送给成王,表明自己惨淡经营的苦心。但成王仍不理解,因之惹恼了上帝。是秋,庄稼长得很好,但将收获时,忽然雷电交加,狂风大作,庄稼倒伏,国人大恐。成王与大夫们穿上祭天的礼服,打开金縢之匮,取看文书,发现了周公祈求代死的册书,知道了周公的忠心,于是成王出城亲迎周公。上帝因之息怒,是年庄稼丰收。

  该篇所表现出的天人感应、人鬼相通的迷信思想,自属荒诞,但其中某些问题是真是伪,却引起了大家研究探讨的兴趣。

  (一)周公祈求代死并纳册金縢之匮是否事实,目前尚难定论。被后世誉为“不虚美,不隐恶”的《史记》在《鲁周公世家》中不仅详载了武王病,周公祈求代死的金縢之事,而且还有这样一段:“初,成王时少,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册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此段不见于其他典籍。三国时谯周以为,此与《金縢》所述本为一事,因”秦既焚书,时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误传为此。而唐代司马贞认为虽”经典无文,其事或别有所出“;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周公就是两度祈求代死了。

  除《史记》外,后世一些史籍亦基本肯定此事,历代经学家更是对此深信不疑。前举白居易之诗即持肯定态度。

  而另外一些学者对该篇却提出不少疑问。如北宋程颐认为该篇“意多浅晦”,“疑其不可尽信”。其后王廉、王夫之、袁枚等也都提出一些理由疑为伪作。近代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论《尚书》各篇的写作年代时,也曾指出《金縢》篇“文体平顺,不似古文”,“决不是东周间的作品”。如果真是如此,那么《金縢》即为后世崇拜周公者根据传说增饰而成,其真实性就很可怀疑但是,仅从文体上辨别真伪,也还不是无懈可击的。明代郑瑗在《井观琐言》中即已指出:《尚书》词语聱牙,盖当时宗庙朝廷著述之体,用此一种奥古文字,其余记录答问之辞,文体又自寻常。他举出一些例子证明此点,并指出后世亦是如此。近代有的学者亦持此种观点。

  因此,《金縢》是否为伪作,仍难定论;而《金縢》所述之周公代死一事的可靠性究竟多大,亦很难断定了。

  (二)假如《金縢》所述基本为事实,那么,周公是诚心代死呢,还是玩弄某种欺世盗名的把戏呢?这也是一个难以搞清的问题。明代李贽在《史纲评要》中概述金縢之事后,评曰:“周公何故好名,作此俑人也。”弟代兄死,子代父亡,周公在这方面算得上一个始作涌者。顾颉刚也曾指出《金縢》中的周公好像“是一个装神作怪的道士”,他的祈祷祖宗“仿佛用了糖果哄小孩似的”。一般他讲,周公玩把戏的痕迹不难看出。祈祷之后,纳册于匮而又诫史官不可语人,这真是欲扬之先抑之;纳于金縢之匮而非别处,其用心亦不可谓不深。“天道示警”后成王马上去开看金縢之匮,可见该匮是盛放救命法宝的器具,到了关键时刻就会被打开,而对其中的册书,人们是会深信不疑的。周公深知此点,所以纳册于匮,只能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求鬼问卜,装神作怪,也许还是虔诚的表现,纳册于匮也许正是符合礼仪的行为。因此,周公究竟是诚心代死,还是玩弄把戏,也还是无法最后断定的。

  (三)关于“我之弗辟”与“周公居东二年”的训释及《鸱鸮》的作者问题。这点也关系到金縢之事的真伪。

  周公听到管、蔡流言后说:“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于是“居东二年”,对此向有不同的解释。

  一是将“辟”释为“行法”(如王肃《<尚书>注》、《伪古文尚书》孔传),或释为“君位”、“掌握政权”,将“居东”释为“东征”。此种训释的问题在于似与全篇旨意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因为既然周公掌握了政权,进行东征,能对管、蔡“行法”,何以又逗留不归,只能作《鸱鸮》以明志,待天变促成成王的亲迎呢?

  二是把“辟”释为“避”,“居东”释为“避居东都”,这种训释虽似合于全文旨意,但又与某些语句难以吻合。因为前有“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后又有“罪人斯得”之句,如果不把“居东”释为“东征”,也是难以讲通的。当然,如果“罪人斯得”不是指管、蔡被诛而是指另外的我们目前尚不知道的事件,也许是能讲得通的。

  三是太史公作《鲁周公世家》时,将“我之弗辟”句改为“我之所以弗辟而摄政者”,这里对“辟”字的训释同二,而句意却同一。

  《鸱鸮》是否为周公所作也是很值得怀疑的。该诗为“豳风”中的一篇。《诗序》承袭《尚书》之说,曰:“《鸱鸮》,入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焉。”但近代有人认为此说并无确证,不足为凭。

  总之,金縢之事或有或无,周公祈代成王死是真是伪,直至目前尚难作出明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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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涓是否指挥过马陵之战?

  公元前343 年末,魏国联合赵国向韩发动进攻,韩国求救于齐。次年,齐威王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师,发兵攻魏而救韩。魏国指挥这次战争的是将军庞涓,他见齐军来援,便释韩而调头迎击齐军。齐军在孙膑的策划下,施出行军减灶之计,即第一天行军营地有10万灶,第二天军队后退减为5 万灶,第三天再退缩减至3 万灶,装出一副怯弱畏战的样子。庞涓行军三日见此情景,心中大喜,日:“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逃亡过半矣!”乃弃其步兵,与其轻骑锐卒兼程倍进来追逐齐军。孙膑估计魏军在黄昏时当至马陵(今山东莘县西南),就在那里布置伏兵。马陵道路狭窄,旁多险阻。

  孙膑设下包围圈。又把圈中的一棵大树斫去树皮,而书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八个大字。庞涓在当晚果率魏军追至马陵,见树上书写文字,乃点火想看个究竟。未等庞涓读毕树上之字,埋伏在两旁的齐军万弩俱发,魏军顿时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遂自到,齐因此而乘胜大破魏军。这段脍炙人口的马陵之战的故事,载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它充分显示了齐国军师孙膑的足智多谋和魏军统帅庞涓的莽撞无能。

  然而这段史实是有问题的。据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孙膑兵法》,魏将庞涓早在马陵之战前11年(前353 年)的桂陵之战中,已被齐军生擒。该竹简的《擒庞涓》篇记:当时魏军将攻赵都邯郸,使将军庞涓带甲8 万出击。齐国为救援赵国之难,亦派将军田忌、军师孙膑率甲兵8 万击魏。孙膑为迷惑敌人,先派“不识事”的齐城、高唐二大夫进攻守备森严、“人众甲兵盛”的平陵。结果齐二大夫未进入平陵城郊,在路上就遭到魏军的袭击,大败而被杀。这样,魏国对齐的来犯,开始麻痹而轻敌。接着,孙膑派遣轻快的战车西驰魏都大梁之郊,“以怒其气”;并分散用少量的士卒跟在战车后面,以“示之寡”,显现出齐军的弱小。经过这样的一番布置、欺骗之后,在全力攻赵的魏军统帅庞涓,“果弃其辎重”而率其轻骑锐卒昼夜兼程,回师救大梁之危而来与齐军决战。于是,“孙子(膑)弗息而击之桂陵(今河南长垣县西南),而擒庞涓”。《孙膑兵法》对于在桂陵之战中生擒庞涓的事实是叙述得很清楚的,它是孙膑弟子在当时所记,不容有什么怀疑,既然庞涓在桂陵之战时已经当了齐军的俘虏,如何能在马陵之战中再任魏国的将军指挥作战?既然庞涓己在桂陵之战时中了孙膑的伏兵狙击之计,他怎么会不吸取教训,在马陵之战时再次上当?

  查《战国策。魏二。齐魏战于马陵》章云:“齐、魏战于马陵,齐大胜魏,杀太子申,覆十万之军。”同章又记齐张丑曰:“今战胜魏,覆十万之军,而禽(擒)太子申。”这里记马陵之战,都没有提到庞涓为将指挥魏军以及他的下场,似乎庞涓未曾参与这次战役。《战国策。宋卫。魏太子自将过宋外黄》章述:“魏太子自将,过宋外黄”,有外黄徐子对太子说:“今太子自将攻齐,大胜并莒,则富不过有魏,而贵不益为王;若战不胜,则万世无魏。”后太子犹豫不决,勉强上阵,“与齐人战而死,卒不得魏。”这段记载,又明确告诉我们,马陵之战是魏“太子自将攻齐”,而没有庞涓为魏将之事。至于《战国策。齐一。田忌为齐将》章云:“田忌为齐将,系梁太子申,禽庞涓”;《孙膑兵法。陈忌问垒》篇记孙子曰:“用此者,所以应猝窘处隘塞死地之中也,是吾所以取庞……而禽太子申也。”这两条记载,都是总括桂陵、马陵两次战役而言,说明田忌为齐将和孙膑用谋略所取得的战果。而司马迁不察,把庞涓和太子申都当作马陵之战时魏军的统帅,遂造成庞涓被生擒后又任将出战和两次被孙膑的伏兵击破的误会。故台湾学者徐培根、魏汝霖在《孙膑兵法注释》中认为:“马陵之战指挥魏军的当为太子申,而不是庞涓”,揭开了这个千古的谜团。

  不过,司马迁在《史记》的许多地方都提到马陵之战时庞涓为魏将。如《魏世家》述,当时魏“使庞涓将,而令太子申为上将军”。战争结果,魏“败于马凌,齐虏魏太子申,杀将庞涓”。《田敬仲完世家》又记,此次战役齐“救韩、赵以击魏,大败之马陵,杀其将庞涓,虏魏太子申”。《六国年表。魏》在马陵之战当年并载:“齐虏我太子申,杀将军庞涓。”在《孙子吴起列传》中,司马迁又把这次战役的经过,写得如此栩栩如生,他必然另有所据。

  有的学者认为,庞涓在桂陵之战被齐生擒后,可能不久就获释放,因此到马陵之战时能又任魏将,与孙膑再次交锋。这就像春秋时秦穆公的三帅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被晋俘获后又被释,不久即再次率师伐晋一样。有的学者还考证,据《水经。淮水注》引《竹书纪年》,在桂陵之战的次年,魏惠王调用韩国军队,击败齐,宋、卫的联军于襄陵,齐国不得已而清楚将景舍出来向魏求和。庞涓之被释放归魏,应即在此时。

  魏将庞涓曾否参加马陵之战,是司马迁误解《国策》,错记入史,还是被俘又释,再次上阵指挥?探究历史事实的真相,当进一步认真的辨析。

  赵高为何乱秦政?

  赵高是秦始皇和二世皇帝宠信的权臣,他居高位后,声势显赫,一时权倾朝野,著名的“指鹿为马”的故事就是指他玩弄权术,蒙骗君臣。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王朝——秦朝的灭亡,多少与这个人物篡权误国有关。

  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中述说赵高的身世云:“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

  赵高能进入秦王朝中央政权机关,是因为他“通于狱法”,这一点符合了“喜刑名之学”的秦始皇的胃口,遂得始皇宠信。以后赵高私下勾结公子胡亥,蓄谋利用胡亥作为篡权工具。秦始皇出巡途中病死于沙丘。临死前,令赵高作书通知远在上郡监军的长子扶苏至咸阳会丧并嗣位,诏书未发出,秦始皇已死,赵高对李斯进行威胁利诱,一起伪造了秦始皇遗诏,立胡亥为二世皇帝,赐公子扶苏死。接着,他又设法处死了掌握兵权的大将蒙恬和蒙毅。二世上台后,赵高又劝他“尽除去先帝之故臣”,不少秦朝的宗室大臣,因赵高的陷害而被杀,连李斯也未能幸免。从此,秦朝的中央大权完全落入赵高手中。

  对于赵高的身世,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卷四十一《赵高志在复仇》条云:“高本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卒至杀秦子孙而亡其天下。则高以勾践事吴之心,为张良报韩之举,此又世论所及者也。“这种说法,据他自己说出自《史记索隐》,影响颇大,连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二册中”秦末社会矛盾的激化“章节中也引用了这个观点,认为“赵高原是赵国远支宗室的后代,因其父犯罪被处宫刑,当了宦官……骗取了秦始皇的信任。”

  另一种说法,认为赵翼这个观点,显系臆说,本意无非是为了故作惊人之论,查今本《史记》三家注中“索隐”部分,并无这种内容。即使赵翼真见了什么“孤本秘籍”,此说也难以置信,因为这说法和《史记》原文有很大出入,而“索隐”出于唐人司马贞之手,其史料价值难与《史记》并论。

  《史记。蒙恬列传》说赵高为“诸赵疏远属也”,并不能理解为“赵诸公子”。因为“诸赵”一语,犹《史记》、《汉书》中常用“诸吕”、“诸窦”,“赵”乃姓氏,并非国名。而“诸赵”系指秦国王室,因为秦王室虽姓赢,却又以赵为氏,《史记》中有明文记载:“太史公曰:”秦之先为赢姓。……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说:秦始皇”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可见,所谓”诸赵疏远属也“乃指赵高是秦王室的本家,因而所谓”赵高乃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之说是站不住脚的。大多数学者都认定赵高是个“宫人”,但他是怎么变成“宫人”的,又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清代赵翼认为,他是“自宫以进”,施行苦肉计,目的是为了报仇。但是这与《史记》中说的“生隐宫”有距离,今本《史记》三家注中有一段“索隐”的文字说:“盖其父犯宫刑,妻子没为官奴婢,妻后野合所生子皆承赵姓,并宫之,故云‘兄弟生隐官。谓”隐宫“者,宦之谓也。’”这就是说赵高并非“自宫”,而是因其父犯刑而殃及于他,成为“宫人”。还有一种说法比较新鲜,以为赵高并非“宫人”,理由是京剧传统剧目《宇宙锋》中有赵高逼女嫁给二世皇帝为妃的情节,如赵高有女,则非“官人”无疑,但仅仅根据一出京剧传统戏为凭,根据不足。而京剧《宇宙锋》是根据什么来编写赵高逼女嫁给二世的情节的,这恐怕也是鲜为人知的。

  据上述可知,赵高并非赵国公子,并非“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而乱秦政。关于赵高乱秦政,历史上还流传不少故事,但只能供参考。如前秦王嘉(一说梁萧绮)撰《拾遗记》中记载一则故事说:“秦王子婴立,凡百日,郎中令赵高谋杀之”,子婴梦见秦始皇的鬼魂对他说:“余是天使也,以沙丘来。天下将乱,当有同姓欲相诛暴。”子婴因此“囚高于咸阳狱”。

  这故事具有天道轮回的意味,荒诞不经,当然不足为信。

  其实,无论赵高是否赵国公子,也无论他曾否为“宫人”。他与秦二世胡亥加紧盘剥百姓,又任意诛灭异己,滥用刑戮,这就使社会矛盾迅速激化起来,刚建立不久的秦王朝被推向崩溃的边缘。在这种形势下,只要有星星之火,就会燃成燎原之势,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就是这样第一次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终于推翻了曾经显赫一时的秦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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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被杀的原因是什么?

  韩信是帮助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大功臣,然而功成之后,他却成了被烹的走狗。关于他被杀的原因,说法历来不同。

  有的学者认为,韩信是因为谋反而被杀的。早在楚汉战争最紧要关头时,韩信就逼刘邦封他为齐王,完全暴露了野心家的嘴脸,因而楚汉战争一结束,刘邦就夺了他的兵权,并徙封为楚王。韩信至楚,野心不死,巡行所辖县邑,出入陈列兵仗,被人告发。刘邦采用陈平的调虎离山计,以出游云梦、会诸侯于陈为名,趁韩信前来朝会之际,逮捕了他。刘邦念其大功,又赦免了他,降封淮阴侯,使居长安,韩信从此“常称病不朝从”,“日怨望,居常快快”(《史记。淮阴侯列传》)。公元前200 年,他勾结握有重兵的边将陈豨,再次阴谋叛乱。公元前197 年,陈豨果反于代,汉高祖亲征,韩信托病不随征,“阴使人至豨所曰:”第举兵,吾从此助公‘“(《史记。淮阴侯列传》)。正在此时,他的阴谋再次被人告发。萧何与吕后设计捕杀了韩信,清除了这个闹分裂、谋叛乱的分子。有人还认为,亡周乱秦兵革之后,汉初社会各阶级都迫切需要休养生息。韩信从个人恩怨出发,制造新的动乱,违背了历史发展趋势。所以吕后杀韩信避免了第二次楚汉战争,带有历史进步色彩。这不仅为新建的西汉王朝除掉了一大祸害,而且在客观上也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彭卫《应当正确评价吕后》,载《人文杂志》1979年第2 期)

  与此相反,有些学者认为韩信无意叛汉,他的被杀完全是屈杀功臣。所谓韩信密谋“诈诏赦诸官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并与叛将陈豨搞里应外合,都是没有实据的。首先,告发者是韩信准备处死的一个罪徒的弟弟。

  即使韩信确有密谋,也不可能让此人知道;其次,当年韩信据齐,握有重兵,有人劝他“反汉与楚(指项羽)和,三分天下王之”,韩信却认为“汉王遇我甚厚”,“吾岂可以乡(向)利倍(背)义乎?”(《史记。淮阴侯列传》)在绝对有利的条件下尚且不反,而这时他闲居长安,既无兵柄,又无武装,怎么又要造起反来了呢?再次,韩信被捕之后,立即斩于长乐官钟室。宫中悬钟之室,岂是刑场?这实际上无异于暗杀。若谋反有据,何不昭示群臣?最后,高祖平陈,事在汉十一年十月至十一月,十二月攻下东垣,而韩信“谋反”则在第二年春正月。陈豨已经兵消瓦解,而韩信又怎能“从中应之”?高祖平豨回来,“见信死,亦喜且怜之”(《汉书》作“且喜且哀之”)。所喜者,畏将已除也;所哀怜者,大臣无辜就戮也。从这种心情可以看出,刘邦本人并不认为韩信真会谋反。(昭岷《谋害功臣宿将是吕后篡权叛国的既定方针》,《武汉大学学报》1977年第1 期;史继谬《论韩信之死》,载《湖南师院学报》1980年第4 期)

  有人分析了汉初全部异姓诸侯王的命运,把他们分为三类:一类是与韩信一样,并没谋反,也无他罪,而终为“谋反”借口被杀者,如梁王彭越、越王张敖;另一类是由于刘邦的怀疑、逼迫以致走到反叛道路的,如韩王信、淮南王黥布、燕王卢绾;再一类是免于杀戮的,如势力最小的吴芮。凡那些功高震主的将领,不管你反也好,不反也好,皇帝总是要找理由将他杀掉的。

  韩信就属于前者。刘邦对于韩信,既佩服他那“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军事才能,自称“不如”(《史记。高祖本纪》),同时又对他这种才能极不放心,因而对待韩信的政策便是:使用——限制——诛杀,即在战争中用其所长,为我效力;随着战争的渐趋结束,而逐渐限制;一旦夺取全国政权,其才不可留,杀之了事。这样,韩信当然免不了一死了。谋反云云,只不过是刘邦与吕氏在政权到手后杀戮功臣猛将的借口而已(邱鸣皋《为韩信辨诬》,载《徐州师院学报》1980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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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为何不得封侯?

  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将李广一生写得悲壮激越,脍炙人口,李广因此成了一位传奇式的英雄。唐代诗人王昌龄的《出塞》赞咏:“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维的《老将行》感叹:“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高适的《燕歌行》追怀:“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后来还出现了曲艺话本《汉李广世号飞将军》。人们咏叹之余,不禁发问:在汉武帝开疆拓土、以封侯赐爵重奖军功的年代,李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史记。李将军列传》)戎马一生,名扬塞外,为何终不得封侯?人们试图解开这个“谜”,提出了种种看法。

  一说为“杀已降”。李广在世的时候,就对他自己没能封侯疑惑不懈,曾请教一位操望气之业(相面)的王朔。王朔针对李广自悔在任陇西太守时,曾杀过已降的800 名羌人之事说:“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这个看法有第一手的文字资料为据,在日本史学界相当普遍。但因蒙上了一层唯心论色彩,国内持此说者却不多见。

  二说为“杀霸陵尉”。李广曾因兵败而丢了将军职,一天夜晚回家路过霸陵亭,霸陵尉按规定不放行,李广手下的人说情道:“这是过去的李将军。”酒醉的霸陵尉轻蔑地回敬道:“当今的将军尚且不能夜行,何况过去当过将军的人!”后来李广复职,公报私仇,借故杀了霸陵尉。明人董份于是说:“广不能忘一尉之小憾,乃知功名不成,非特杀降也,亦浅中少大度耳,其不侯故宜。”(《史记评林》引)此说似以小节论大端,难以令人信服。

  三说为“治军不严”。宋人何去非认为:“自汉师之加匈奴,广未尝不任其事,而广每至败衄废罪,无尺寸之功以取封爵,卒以失律自裁(者),由其治军不用纪律。……广之治军,欲其人人自安利也,至于部曲顿舍,警严管摄,一切驰略,以便其私而专为恩,所谓军之纪律者,未尝用也。”

  (《史记评林》引)所谓“治军不严”,是与李广同时代的一位将军程不识治军整严相对而言的。李广领兵作战不讲“军阵”;停宿驻留,不击刁斗;幕府中那些表册文书也大多省约。然而他对征战大事还是肃审慎严的。司马迁就认为他与程不识一样是“名将”。所以,南宋叶适对此辩驳说:“李广自用兵,人所不及,世或以常律论之,固非矣。”(《学习记言》卷二○《史记》)明末清初的大学者王船山在《读通鉴论》中发展了他的观点,认为李广是“攻兵之将”,程不识是“守兵之将”,“非可一律论也”。

  四说为李广系“常败将军”。宋人黄震说:“李广每战辄北,因踬终身。”(《史记评林》引)司马光也认为:“效不识(即程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既然如此,当然不能封侯。然而,现代学者表示怀疑。因为《史记》仅记载了李广一生中的几次战事,并带有悲剧色彩,这是司马迁为塑造人物形象对史事进行剪辑的结果,没有说李广大小七十余战,一无战功。况且,司马迁称他为“名将”,匈奴兵将也敬畏李广,誉为“飞将军”,岂能是位“常败将军”?

  五说为李广不是军事全才。这实际是对常败将军说的修正。当代论者认为,从《史记。李将军列传》看,李广虽多失利,但确属一员“猛将”;但是,他既独勇寡智,又“自负其能”,犯了骄兵之忌,不免败多胜少,因此不侯,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吕锡生《略论卫青的出身、战功、将才》即持此说。然而,据史载,汉武帝时将军并非全才,且疆场血战逊色干李广而封侯者,大有人在,所以,此说也不是全面之论。

  六说为汉武帝的偏见与卫青的压制。这种说法唐代已经存在。王勃《滕王阁序》叙说历史上高才之士境遇坎坷,在“李广难封”之句,将李广的不封,归咎于汉武帝。当代论者认为,由于李广数次征战失利,汉武帝于是产生了偏见,觉得他“数奇”(命运不好,不吉利),不胜重任。李广最后一次出征时,武帝就嘱咐全军统帅、大将军卫青不让他居前夺首功;卫青出于私心,让好友公孙敖出任前锋,代替了身为前将军的李广,致使李广失途误期,触犯军律,自刎而亡。宋怀仁的《李广不得封侯考辨》(《北方论丛》1984年第3 期)持此说,有代表性。此说不同拘执于李广本身的前五说,而是从汉武时代的政治、军事上探索原因,视野较为开阔。不过,仍有许多疑难之点未能解决。

  倘能完满揭开李广不侯之谜,将有助于汉武时代政治、军事的深入研究。因此,史学界正在继续寻求它的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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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谡该不该斩?

  “失街亭”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但失街亭的责任究竟应由谁负?是不是仅仅由于马谡的过失才导致诸葛亮北伐中关键之战的失败?

  传统的说法认为马谡应负主要责任,因此罪有应得。可是近年来不断有人对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

  1980年4 月10日《北京晚报》刊登了乃源的文章《该不该斩马谡》,乃源认为,用马谡为主将并不是诸葛亮的失误,说诸葛亮没听先主刘备的嘱咐而错用了马谡,所以败军失地,酿成“挥泪斩马谡”的悲剧是不公平的。

  乃源指出,马谡在当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杰出将才,刘备所说“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虽然抓住了他的缺点,却有点形而上学的味道”。诸葛亮因为他的确“才气过人”才会用他,譬如,“南征攻心之策就是马谡建议的”,诸葛亮的失误在于:马谡只做过县令、太守和参军,没有统军独当一面的经验,大敌当前,一下子让他“统大众在前”,没有锻炼和取得经验的过程,遇上强敌,“自然不免失败”;诸葛亮没有识其短长而量才使用,也没有指出他的短处而让他补短;临战“违众拔谡”,败了就“戮谡以谢众”,没能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何况马谡不但没畏罪投敌,而且认识了错误,临终还上诸葛丞相书,使全军官兵感泣,正不必‘戮遇以谢众’。”可见乃源认为马谡是不该被斩的。此文一发表,立即受到许多人的反对,有人说马谡是个赵括式的危险人物,临阵前独断专行,不听副将王平几次苦劝,不切实际地生搬硬套“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兵法,放弃有利地形,屯军山上,十分轻敌,吹嘘自己“熟读兵书,颇知兵法”。有人认为失街亭正说明马谡是个危险人物,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人,而不是什么“杰出将才”。诸葛亮差点被司马懿所俘,马谡丧师误国,罪应伏诛,何况马谡领命时立过军令状,表示“若有所失”,则“乞斩全家”。(《北京晚报》1980年4 月26日)

  但是认为马谡该斩的同志所持论据大多是小说等艺术虚构而成的所谓“事实”。众所周知,艺术创造允许虚构,说诸葛亮差点被俘的“空城计”就纯属子虚乌有,“置之死地而后生”之议、“熟读兵书”等吹嘘马谡的话只见于小说、演义所载,井非史实,为此乃源对此颇不为以然,仍然坚持马谡是不该斩的。(《北京晚报》5 月15日)

  朱大渭在《马谡被杀真相》一文中指出,马谡“罪在必诛”,但不是街亭一战失败直接所致,因为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不能由于一战失败,将领就“罪在必诛”。马谡被斩是因为他犯了军法,又畏罪潜逃,因此即使街亭之战胜利了,按军法也当该斩。朱大渭认为,马谡战败,是违抗诸葛亮的正确指挥造成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诸葛亮的军法很严,街亭失败,不是一般性质的指挥失误,而是在战争的紧要关头,违抗上级的正确指挥所造成的,从而构成严重的罪行,所以按军法马谡该斩。“正像诸葛亮回答蒋琬时所说:”若不按军法斩马,谁还服从指挥,如何能‘讨贼’呢?“朱大渭还指出,马谡并未承认错误,他居然畏罪潜逃,”按当时军纪,将士临阵退却和逃亡,都是要杀头的。“

  所以说马谡该斩,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见《学林漫录》四集)

  但是,依据现在资料,很难断定历史真相,因此双方互不信服,各执一词。马谡该不该斩的问题只好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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