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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小说阅读园 』
» 中国文化史500疑案 作者:施宣圆等(千古之谜+全文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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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4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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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17位帝后为何出宫为尼?
在中国宗教的发展史上,佛教曾占有重要的一席,以致在封建王朝中早年出自尼庵或末世遁入空门的尊贵帝后也不乏其人。然而,像北朝中后期那样,百余年间,仅历魏、齐、周11帝,竟有帝后17人出宫为尼,实在世所罕见,成了我国佛教史和北朝发展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国史学家和史学界在解释和评说这一历史现象时,存在着一种倾向:即多以佞佛释之,是媚佛、迷信佛使之。如《晋书。何充传》载:“二郄谄于道,二何佞于佛”;《新唐书。侯希逸传》亦载:“好畋猎,佞佛,兴广祠庐,人苦之。”佛教自东汉明帝时开始传入洛阳,汉未曹魏时期在河南地区初步传播,西晋十六国时期迅速传播和兴盛,至北魏臻于极盛。
佛教刚传入中国时,正是东汉谶纬迷信盛行之际,占星、望气、风角、卜筮等宗教迷信遍及朝野,但佛教自传入后就得到了很快的发展。究其原因,中国早期的佛教表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依附性,自汉至南北朝,外来的佛教愈来愈具有中国的特色,比较广泛地流传于民间。
连年战乱,社会黑暗,民不聊生,为佛教的流传创造了合适的土壤;魏晋玄学所造成的社会清谈风尚,又为佛教崇尚虚无、追求精神解脱的思想传播奠定了基础;同时,佛教的因果报应和六道轮回之说,很容易使人麻醉。在这个方面,儒教和道教是不能与之抗衡的。
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门阀世族的倡导下,得到了统治阶级进一步的支持和扶植,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南北朝各代统治者,包括皇帝、贵族和世族官僚都崇信佛教,天竺(印度)僧人佛图澄、鸠摩罗什先后被北朝后赵石勒、石虎和前秦苻坚尊为国师。南朝梁武帝更是一个迷信根深的教徒,尊佛教为国教,曾四次舍身出家为僧,由朝廷和群臣以巨资赎回。北朝当无例外,以北魏为例,各帝王大都倡导、弘扬佛法;据史书记载,北魏递传15主(连同西魏),几乎每位皇帝均在倡导,且主译经、造寺及刻像之事。如文成帝下诏复兴佛法,天下承风。大同云岗石窟,成古今无比之伟观。孝文帝于洛阳城南伊阙龙门山之断崖分刻六龛,其佛最高达130 尺,全山造像142289尊。
共有造像记及题刻3680品,元魏时代造像记有300 品,题名为200 品,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中最为珍贵者。宣武景明元年诏营石窟,至正光四年六月,用工802366个。文明皇太后、冯氏、宣武皇、后高氏、孝明皇,后胡氏、恭帝皇后若干氏及西魏文皇后乙佛氏在长安出家;宣武灵皇后胡氏更明言为佛法而出家为尼。其时洛阳西域僧人不下3000;宣武帝造永明寺,最多时居外国沙门3000余人。当时文人学士,亦多崇佛;致使寺庙僧人快速发展。从这样的大背景来分析,北朝17帝后的出宫为尼,皆因佞佛使然。
有的学者指出,应该从当时寺院经济的特殊地位来探讨、分析这么多帝后出官为尼的根本原因。由于北朝各帝崇尚佛教,使寺院大量兴建,僧尼空前增多。北魏时,国都洛阳有寺1367所,江北整个地区有寺3 万余所,出家僧尼达200 余万人。与此同时,这些佛教寺院都拥有大量的土地、占有很多劳动力,逐渐形成了相当独立的寺院经济和特殊的僧侣地主阶层。寺院拥有大量土地财富、不事生产,却享有门阀世族地主阶层的特权;他们通过出租或役使依附农民,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等,剥削广大劳动人民,聚敛财富。
当时无神论者范缜在《神灭论》中曾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揭露:人民倾家荡产去求僧拜佛,粮食被游手好闲的僧众吃光,财富被奢侈的寺院耗尽!坏人充斥,不能禁止,都高颂“阿弥陀佛”!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后的出家为尼,应与此有关。
近几年来,曹文桂等学者载文指出:如果我们细读史籍,便发现北朝17帝后为尼的背景并不相同,大致可以归纳为五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原因中唯独没有一项与佞佛有关。
这些帝后出家为尼的真正原因包括:首先是因为健康的缘故,寺庵的环境极有利于染病在身的帝后的康复;其次是有的帝后在争宠的角逐中,由于失宠而被逐出宫为尼;再次是因皇位更迭或王朝易代而沦为牺牲品的,对这些失败的帝后来说,入尼庵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去处;第四类是幼主嗣位后两宫争权的失败者;最后则是希图入寺寻求政治避难的。
北朝中后期,寺院势力在统治阶级的扶植下发展迅速,僧尼人数众多,佛寺遍及全国,其中不少佛寺即为最高统治者出资所建,这些御立寺庵皆穷极奢丽,收容帝后为尼最多的瑶光寺还有大量供后妃役使的掖庭宫女。所以这里名为寺院,实是帝后优游享乐的另一处别宫,被废黜的帝后只是失去了内主之尊,而在物质生活上与宫内差异不大。若从这个角度来看,北朝帝后为尼与被贬人冷宫相比,是一种优待,这无疑会刺激和吸引失败者的帝后入宫为尼。
还有的学者认为,北朝诸帝的祟佛或灭佛,都是带着特定的目的的。如魏之太武帝的毁佛,就是因为他发现佛寺有兵器、藏财富、匿妇女,于是诏诛长安所有沙门,焚烧经像。因此,我们分析北朝帝后出宫为尼的原因,就不能单归结为佞佛一点,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读者诸君,不知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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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4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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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的下落如何?
1399年6 月,燕王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大兴“靖难”之师,以破竹之势,于1402年6 月3 日誓师渡江。登岸一战,守军崩溃。燕王又顺手夺取镇江等处,使南京变成了一座孤城。6 月12日,被建文帝朱允炆免罪不杀的曹国公李景隆打开了金川门,迎接燕王进城。此时,守卫南京的20万大军,不战而降。朱棣一举攻下了南京城。
是时,建文帝于宫中放起了大火,皇后马氏带着7 岁的太子投火自尽。建文帝正欲拔刀自刎,一说为翰林编修程济等人救护,从地道逃出;另一说朱棣进宫后,到处收捕建文帝,最后在一片灰烬中扒出一具被烧得残缺不全、面目焦烂的尸体,有人告诉朱棣,这就是建文帝。
问题提出来了:建文帝究竟是从地道里逃出,还是死于火中?换而言之,建文帝的下落如何呢?
对于这个扑朔述离的谜,数百年来,史学界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建文帝确实是亡于一炬之中了。
永乐年间所修之《实录》,说建文帝“已焚”,到了清代修编《明史》时,史馆中也对朱允奭以“焚死”来定论。
首创“焚死”说者当数清代的王鸿绪,王氏在其所著《明史稿。史例议》中,花了大量的篇幅专门论述建文帝必定焚死,还对建文帝在世时所作所为表示深深的遗憾。王氏认为,朱允奭“虐杀宗藩,自遭众弃,势穷力竭,而后一死了之”。(引自孟森《明清史讲义》)这样的话,建文帝确是非死无疑的了。清代大学者钱大昕在作《万斯同传》时,也采用此说,并云万斯同本人也待此说。
然而,还有不少人认为建文帝朱允奭并未毁身于一炬之中,在明代即有人认定朱允奭逃匿出亡了。
《明史。恭闵帝本纪》中云:“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有人就以此为发端,认为既然已经出现了帝及帝后尸,也就是说,明明知道帝之所终,为何又言及“不知所终”呢?确定建文帝逃亡。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清代大学者朱彝尊也持建文帝“焚死”说的。然而,后来一查考,把建文帝“焚死”与逃亡之矛盾揭示出来的,正是朱彝尊。上引《明史。恭闵帝本纪》中的这段记载正是承袭了他所著的《曝书亭集》的。
《明史。姚广孝传》中记载着这样一段史料:“十六年三月人觐,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广寿寺,车驾临视者再,语甚欢,赐以金唾壶,问所欲言,广孝曰:”僧溥洽系久,愿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录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浦洽,而命给事中胡等遍寻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余年,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
根据这段史料,有人提出:一、如果明成祖朱棣已经得到建文帝真正的尸体的话,那他又何必坐系溥洽以求建文帝之踪迹呢?二、如果溥洽伪造其说的话,朱棣就应该以妖言罪状诛之,又何必假借其他事以久系之,而至16年不决呢?断定建文帝是逃亡了。
有人还持《明史。胡传》中具有神秘色彩的一段记载来发问。
《明史。胡传》载:“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于是朱棣便“遣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胡于外”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蹈至,急起召入。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可见,建文帝下落不明,乃是朱棣的心病。
据此,有人提出,一、如果明成祖朱棣确定火中有建文帝尸的话,那他为什么还派人到海内外分途遍访建文帝之下落,而历时20余年呢?二、胡来见时,朱棣已经就寝、为什么却急不待明日,四鼓乃出,奏对良久呢?
就第二点,还有人认为,胡遍访后发现建文帝之确切踪迹,并且建文帝此时亦无意复国,而后隐匿起来了。
近代明清史专家孟森对“焚死”说也持有疑义。盂氏认为,建文之焚死,“非真相也!”(参见孟森《明清史讲义》)
假如建文帝确实未“焚死”,逃匿出亡,他又能隐向何方呢?
清代大学者钱谦益云:“以文皇帝(指朱棣)之神圣,明知孺子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钱谦益还认为,建文帝削发即为溥洽。言下之意,建文帝逃亡后隐匿起来做了僧人,“朝于黔而夕于楚”。(《有学集。建文年谱序》)凡此种种,各持一论,那么,建文帝到底是“焚死”、还是逃亡,或是隐匿为僧呢?他的下落到底如何呢?这确是一大悬案,孰能解之?
注:据新华社上海1991年1 月17日电:上海史学工作者、文汇报编辑徐作生考证,建文帝出亡后,藏于江苏吴县鼋山普济寺内。不多久姚广孝归隐禅寺,在姚的监护下,建文帝隐匿穹隆山皇驾庵,直到1423年病殁于</PGN0017.TXT/PGN>此,葬于皇驾庵后的小山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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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景帝是有疾而终还是被害身亡?
明景帝朱祁钰是明宣宗朱瞻基次子,与朱祁镇是同父异母兄弟。正统元年(1436年),长子朱祁镇即皇帝位,是为英宗。英宗封朱祁钰为郕王。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也先发动瓦刺军侵明,宦官王振挟英宗亲征。结果发生“土木之变”,英宗成为也先的阶下囚,国不可一日无主。留在北京的众臣请郕王朱祁钰监国,未久即皇帝位,是为代宗,年号景泰。代宗即位后,对政治、经济、军事等着手进行改革,励精图治,景泰朝出现一片兴旺景象。景泰元年(1450年),英宗还京师,尊为太上皇,居于南宫。
代宗虑英宗与外人通谋议,对南宫限制很严,实际上将英宗软禁起来。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初,代宗生病。十六日夜间,将军石亨、宦官曹吉祥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政变。他们在南宫迎出英宗后,即簇拥英宗往东华门。东华门卫士拒不开门,英宗大声呼曰:“吾太上皇也。”卫士确认是英宗,遂打开大门。行至奉天门,英宗再次上前叱退守卫。政变人马几乎未受阻挠,进入皇宫。第二天早朝,英宗重新登上皇帝宝座。这一次政变,史称“南宫复辟”或“夺门之变”。
英宗重新上台后,改元天顺。他对失去帝位、软禁南宫8 年的生活耿耿于怀,积恨难消,屡次下诏指斥代宗“不孝、不悌、不仁、不义,秽德彰闻,神人共愤”。宣布废为郕王。
代宗在病中虽遭此巨变,身体却渐渐康复。不料二月十七日(一作十九日)癸丑,代宗竟死于宫中。代宗是有疾而终还是被害身亡?史书记载下一,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历史之谜。
从《英宗实录》看,代宗之疾,日渐沉重,终于不治身亡。景泰七年(1456年)十二月癸亥,代宗因疾不起,遂罢朝贺。石亨至病榻前探视时,见帝病沉重,即退出与太监曹吉祥谋变,以邀不世之功,从景泰七年十二月癸亥起至代宗去世,《英宗实录》有近20处记载代宗疾病状况。
对代宗之死,明代人多有忌讳。李贤《天顺日录》、杨瑄《复辟录》、尹守衡《明史窃》仅记代宗“薨”,而不言何以“薨”。参看《英宗实录》,人们只能得出有疾而终的结论。
陈建《皇明从信录》、《皇明资治通纪》及薛应旗《宪章录》亦不记代宗死因,但记载了唐妃等殉葬事。
代宗死后,追谥为“戾王”,其生前所营造之昌平寿宫,令拆毁,转葬于金山(一说西山),与殀殇诸公主坟相属。英宗并赐红帛若干,令代宗妃嫔唐氏等殉葬。诸妃中仅一汪妃因曾被代宗所废而幸存。
民国时期,孟森在北京大学讲授明清史,说“郕王薨”并唐妃殉葬事,不述郕王死因。
从史书看,只有陆釴《病逸漫记》对代宗的死因作如是记:“景泰帝之崩,为宦官蒋安以帛勒死。”
代宗即位后,废英宗原立之皇太子朱见深,而将自己的儿子朱见济立为皇太子,但朱见济在景泰四年死去。代宗卧病之时,群臣请建太子,代宗不允,说:“偶有寒疾,十七日当早朝,”然十六日“南宫复辟”,十七日早朝的竟是英宗!英宗能有复辟之日、乃代宗贻患而成。英宗以其自身的教训,决定反其道而行之。二月十七日,代宗病已向愈,英宗为防止再次发生“复辟”、“夺门”事件,命太监蒋安用帛将代宗活活勒死。为斩草除根,又赐红帛令唐妃等殉葬。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明宪宗朱见深复代宗帝号,谥景帝。
乾隆十四年(1769年),清高宗弘历为景泰陵立碑题辞,题辞中说代宗“子亦随死,终于杀,礼西山,实所自取耳。”认为代宗系遇害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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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死于何地?
崇祯甲申(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等率领农民军进入北京,明朝末代皇帝走投无路,只有以死了却一生。关于崇祯皇帝的死地,历来众说纷纭,今列主要说法如下:一、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丁未五鼓,上御前殿,与二人手自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
遂散遣内员,手携王承恩,入内苑,人皆莫知。上登万岁山之寿皇亭,即煤山之红阁也。亭新成,先帝为阅内操特建者。……遂自经于亭下海棠树下,太监王承恩对面缢死。“
二、赵士锦《甲申纪事》:“二十二日,贼搜得先帝遗弓于煤山松树,与内监王承恩对面缢焉。左手书‘天子’二字,身穿蓝袖道袍、红裤,一足穿靴,一足靴脱,发俱乱。内相目睹,为予言也。“
三、李清《三垣笔记》:“上同二人登煤山顶望,逾时回乾清宫。日就晡,上鱼服出宫门,两出两返,乃命酒,召后、贵人,良娣以下,按掖庭籍属,被宠御者皆至,慷慨极酣,漏未下三刻,御所佩剑,曰:”事至此,可以死矣。‘泣数行下。于是皇后先投缳,其余咸引决,稍顾望,辄手剑刃之。
时长平公主被剑断右臂,仆地未死。又唤内官王承恩着靴,带同内官数十人,绕城夺门不得,归,遂同承恩对缢煤山古树下“。
四、《中国名胜词典》:“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拂晓,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帝朱由检仓惶出逃,在煤山东麓的一棵槐树上自缢身死。”
五、《明实录。崇祯实录》卷十七:“……天且曙,仍回南宫,散遣内员,携王承恩人内苑,登万岁山之寿皇亭。俄而上崩,太监王承恩亦自缢从死焉。”
六、《明史》卷三百九《流贼传》:“十九日丁未,天未明,皇城不守,鸣钟集百官,无至者,乃复登煤山,书衣襟为遗诏,以帛自缢于山亭,帝遂崩。”
七、《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九:“遂仍回南宫,登万岁山之寿皇亭自经。亭新成,所阅内操处也。太监王承恩对缢。”此外,夏燮《明通鉴》卷九十,谈迁《国榷》卷一百、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四等均与此书记载相同。
八、之江抱阳生辑《甲申朝事小纪》卷六:“乃回南宫,登万岁山之寿皇亭,自经于北棂,一云灵寿亭。亭新成,所阅内操处也。太监王承恩面帝缢殉。”
九、宋起凤《稗说》卷四:“万岁山又名煤山,居禁城之北,……建亭于山麓之中,额曰万寿。地平坦,可以驰射,先朝列庙无有幸者,独思宗岁常经临焉。上每御是地,辄遣禁军操演,以观其技。……上宾天日即在万寿亭中。”
十、黄云眉《明史考证》第一册:“帝崩于万岁山。”“万岁山,金人名琼花岛,元至元四年筑宫城,山适在禁中,遂赐今名。”显然,这是认为崇祯自缢于今北海之白塔山了。
十一、《明亡述略》上:“丁未,内城陷,帝崩于西山。”
十二、钱《甲申传信录》卷一:“上怆惧还宫,易袍履,与承恩走万寿山,至巾帽局,自缢。大明大行皇帝于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夜子时。龙驭上宾。“”九门提督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承恩随驾入巾帽局自缢。“《胜朝遗事》也有如是记载。
十三、俞平伯《崇祯吊死在哪里?》:“西方作家邓尼在《一代的伟人》书中,如此记载明崇祯帝一事(笔者案:上言崇祯砍伤长平公主事):”她那精神错乱的父亲就北出宫廷爬上煤山,在那里又查看外国来的大炮,他又给李自成写了血书,要求他不要压迫老百姓,不要再用那些不忠的官僚。然后他自己就在管园人所在小屋里椽子上吊死了。‘“
总结上述,可见关于崇祯皇帝的死地有六说:自缢于煤山(或曰万岁山)之树下,自缢于山亭,自缢于今北海之白塔山,自缢于西山,白缢于巾帽局,自缢于管园人小屋。
据考:明末的万岁山就是煤山。崇祯帝吊死煤山比较可信,也合乎情理,但到底是吊死在海棠树下、松树下、槐树下,还是亭子里?目前还不好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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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太祖为何杀害同胞弟?
1861年(清成丰十一年)7 月,咸丰皇帝在热河避暑山庄去世,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尚书肃顺等称“赞襄政务王大臣”,受遗诏辅政。不久,慈禧与恭亲王奕发动北京政变,肃顺陈尸西市,载垣、端华赐死宗人,府。这端华、肃顺系同胞兄弟,时人号“端三肃六”,他们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亲弟舒尔哈齐的八世孙。
有清一代,舒尔哈齐默默无闻,即使今人闲话清史,述及帝业肇起,也惟知太祖而已。其实舒尔哈齐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与努尔哈赤一起奠定了清朝300 年江山的基石,若说他是仅次于太祖的清帝国的缔造者,也并非过誉。
努尔哈赤弟兄5 人,但称得上同胞手足的只有三弟舒尔哈齐、四弟雅尔哈齐。1583年,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被明军误杀,当时努尔哈赤25岁,舒尔哈齐20岁,兄弟遽失护恃,明人谓为“孤雏”,十分可怜,辽东镇帅李成梁觉得努尔哈赤父祖死不当辜,就让努尔哈赤继父祖领建州左卫都指挥,给还敕书、马匹,也未加留意。
谁想努尔哈赤兄弟沉潜有心计,为报父祖亡仇,生聚教训,秣马厉兵,不几年间,建州异军突起,不但令周围女真名酋刮目相看,明朝和朝鲜也都知道有“奴速”兄弟二人多智习兵,其志不在小。
明朝人称努尔哈赤为奴儿哈赤,舒尔哈齐为速儿哈赤,故有“奴速”之称。当时朝鲜政府得到情报说,努尔哈赤自称为王,其弟称船将,立志“报仇中原”。明朝留心边事的人记述说,凡军机大事,努尔哈赤兄弟登高密议,决定之后,雷厉风行,竟无一人了解内幕。以后努尔哈赤晋都督,加龙虎将军勋衔,舒尔哈齐也被明廷授予都督崇阶,故在建州内部人称舒尔哈齐“二都督”,到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舒尔哈齐去世时,不仅统一了建州女真,而且灭掉了海西女真哈达、辉发二部。昔人曾三,“女直(即女真)兵满万,天下不能敌”。此时建州有精兵劲卒数万,鲸吞女真,虎视辽东,已成不制之势,总之,在开创帝业的最艰苦的头30年间,是努尔哈赤兄弟二人打的天下,然而清代官修史书中,舒尔哈齐对清王朝的丰功伟绩却无从追寻,这实在耐人寻味。
还是从舒尔哈齐之死谈起吧。据《清实录》所记,1611年8 月19日舒尔哈齐“薨,年四十八岁”,但何以致死,丧仪如何,全不作交代,不免让人疑窦丛生。当时明朝方面的记载则为:“奴酋忌其弟速儿哈赤兵强,计杀之”(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奴儿哈赤杀其弟速儿哈赤,并其兵”(沈国元《皇明从信录》)。
对这次骨肉相残的内幕,明代黄道周说得绘声绘影:“酋疑弟二心,佯营壮第一区,落成置酒,招弟饮会,入于寝室,锒铛之,注铁键其户,仅容二穴,通饮食,出便溺。弟有二名裨以勇闻,酋恨其佐弟,假弟令召入宅,腰斩之。”(《博物典汇》)黄氏所云不可目为无稽之谈。
清人撰《满文老档》记舒尔哈齐事始起于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3 月间,努尔哈赤以舒尔哈齐图谋出走自立尽夺其所属军民,又杀舒尔哈齐一子及一僚属。两年后,舒尔哈齐死去。揣度当时情状,舒尔哈齐自有军兵,不可能束手就擒。努尔哈赤用计囚禁,杀其亲信以震慑其族党,是意中之事。舒尔哈齐以一代雄杰,纵非被戮而亡,亦会自毙于囚室。明人谓努尔哈赤杀弟,并非诬传。今天史家即奉此说,认为舒尔哈齐为其兄囚杀。
坐实努尔哈赤杀弟之后,这桩疑案仍余波未平。努尔哈赤兄弟二人相依为命,最为亲厚,为什么竟闹得同室操戈、骨肉相残?通常认为是权力之争使然。舒尔哈齐与其兄同为明廷任命的管理建州女真的官员,二人又分别统辖自己属下的兵马,若舒尔哈齐能屈身事兄,自然相安无事,而舒尔哈齐偏偏又是桀骜难制的人,他虽不及其兄兵强马壮,但处处要分庭抗礼,兄弟之间难免参商龃龉,裂痕日大。
舒尔哈齐最后决心离兄出走,自树旗帜。在努尔哈赤来说呢,当时强邻环伺,断不容在自己身边又立一敌国,由此而导致努尔哈赤火并舒尔哈齐,近来又有新的解释,以为努尔哈赤兄弟之争,决不单是权力的争夺,而是一场“叛明”和“拥明”的斗争,建州内部本有拥明派的社会基础,明廷又扶持舒尔哈齐重建建州右卫以削弱勃兴中的努尔哈赤。持这种看法者,还考得新设建州右卫治所黑扯木在辽宁铁岭东南。看来,清太祖杀弟疑案一时还难以完全澄清。
不管权力之争也罢,政见之争也罢,二者互相交织也罢,舒尔哈齐为其兄有意诛除则是确定无疑的。舒尔哈齐生前有大功于清室而身后竟寂寥无闻,清人所修官书虽不得不记其死,但又不敢明言其死事,国初诸王冤案后被清帝昭雪者不乏其例,独不及舒尔哈齐,这些固然因为努尔哈赤的子孙们不愿以杀弟恶名加之其祖,另一方面,在清人看来,努尔哈赤杀弟也是出于维护帝业的目的,因此不能翻太祖手定铁案。舒尔哈齐之子济尔哈朗后以功得封郑亲王,终清之世,工爵世袭罔替,即俗称“铁帽子王”也,这在一定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对舒尔哈齐开创之功的酬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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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皇帝有没有皈依空门?
清世祖(1638-1661 年)爱新觉罗。福临,为清太宗皇太极第九子,6 岁即位,年号顺治。开始由皇叔父多尔衮代为摄政,至顺治七年多尔衮死后亲政。先后灭南明福王、唐王、鲁王等政权。少年英武,虽亲政时间不长,却为清代近300年的统治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局面。
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顺治宠爱的皇贵妃董鄂氏去世,他十分悲痛,不仅辍朝五日,而且将她晋封为皇后,谥号“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传说半年后,顺治勘破红尘,于次年正月遁入山西五台山,削发为僧。民国初,我国不少剧种都上演了《董小宛与冒辟疆》一剧,于是顺治帝当和尚的故事就传开了。
为什么《董小宛与冒辟疆》这一剧本和顺治出家有关呢?这里先扼要介绍剧本情节:世家公子江南名士冒辟疆,在绛云楼主人钱谦益及其妾柳如是的促成下,纳秦淮名妓董小宛为妾。清军南侵,董、冒失散。降清的明将洪承畴得到了董小宛,得知其为辟疆之妾,为泄私愤,将董伪作皇室栋鄂王之女,改名栋鄂氏,送到皇宫,顺治对董宠爱非常,封为贵妃。
冒辟疆知道后,通过已做礼部侍郎的钱谦益,买通太监,混进宫中。夫妻相见,分外悲伤,正在此时,皇太后与皇后闯了进来,见状大怒,遂将董小宛白绫赐死。顺治一气之下,放弃帝位,于五台山皈依空门;而冒辟疆回到故乡江苏,终身不仕,老死乡里。
这个剧本的情节虽说很富有戏剧性,但是,当时确实盛传顺治为董小宛而出家的故事,蔡东藩在《清史演义》一书中写道:“宫中有位董鄂妃,乃是南中汉人,被虏北去,没入宫内。顺治帝见她身材窈窕,秀外慧中,竟把她格外宠幸,封为贵妃。”后来,“可怜一朵娇花”“与流水同逝”了。“顺治帝十分悲痛,辍朝五日……顺治帝经此惨事,益看破世情,遂于次年正月,脱离尘世,只留重诏一纸,传出宫中”。此外,还有《清稗类钞》、《清代野史大观》等书中都有关于顺治帝因董妃去世而削发出家的故事。这样顺治出家的传闻就在民间广泛地流传开来了。
顺治一向好佛,宫中奉有木陈忞、玉琳琇二禅师,铃章有“尘隐道人”、“懒翁”、“痴道人”等称号。他对木陈吝曾这样说过:“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旅庵相待。”他早有削发为僧的念头。临宣布他去世前几天,他还叫最宠信的内监吴良辅去悯忠寺(今北京广安门外法源寺)削发做和尚。顺治与孝惠皇后颇为不合,宠爱的董鄂氏一死,他以死为借口皈依了净土。
这是一些人认为顺治出家的原因。他们举出清朝著名诗人吴梅村的诗为佐证。吴梅村的《清凉山赞佛诗》中所谓“房星竟未动”影射顺治没有死。“澹泊心无为,怡神在玉几。长以兢业心,了彼清净理。”“纵洒苍梧泪,莫卖西陵履。”是指顺治出家,了却自己的心愿。据说,康熙帝曾四次去五台山,前三次都是为看他父亲去的,每至,必屏侍人独造高峰叩谒。第四次去,顺治已死,康熙见景生情,有诗哀悼:“又到清凉境,巉岩卷复垂。
芳心愧自省,瘦骨久鸣悲。膏雨随芳节,寒霜惜大时。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十分悲恸。又传说在康熙年间,两宫西狩,经过晋北,地方上无法准备供御器具,却在五台山上找到了内廷器物,于是顺治出家有了更充分的证据。然而,事实上顺治的宠妃栋鄂氏并非董小宛,因为,“当小宛艳帜高张之日”,是“世祖呱呱坠地之年”。
董小宛的丈夫冒辟疆写的《影梅庵忆语》明白地写着董于顺治八年(1651年)去世。当时,海内无数名流以诗词相吊,这时世祖才14岁,不可能纳董小宛为贵妃。关于顺治死因,据当事人王熙《王文靖集。自撰年谱》载:“奉召人养心殿,谕。朕患痘势将不起。”王熙是顺治进士,授检讨,后在康熙朝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并奉命专管密本。因此,他的记述有一定的可靠性。同时,张宸在《青琱集》中亦称:“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张宸也是当时人,曾任兵部主事。主、张两个所记完全相合,可以互相印证。似乎清世祖死于出痘是无疑的了。民国初年,史学界对顺治出家一案很感兴趣,纷纷进行考证。其中考证最详尽的一篇文章是已故明清史专家孟森的《世祖出家事考实》。他举了《东华录》等史书的记载,认为清世祖死于痘疹,没有出家。又认为吴梅村诗中“房”为天驷,“房星未动”是指顺治本将幸五台山而忽然去世。后几句诗孟森认为是自责之词。但是他没有对康熙帝为什么四次去五台山,五台山为什么存有这么多供御器具,还有顺治生痘疹怎么会短短几天就去世等问题作出解释,所以顺治出家与否,仍然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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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是病死还是被鸩毒而死?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月,69岁的老皇帝玄烨兴致勃勃地到南苑去打猎。他偶感身体不适,即命驾返回京师西郊的皇家苑囿——畅春园休憩,不料病情日渐加剧,延至十一月十三日晚上溘然长逝。当夜,遗体送还紫禁城,安放在乾清宫,十四日大殓。二十日,文武百官奉皇四子胤禛登极,是为雍正。迫谥玄烨为仁皇帝,庙号圣祖。
康熙帝是清朝第二个皇帝,君临天下61年,正是清初的隆盛时期,封建的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一个新的顶点。他的逝世和雍正继承皇位,不但是当时震撼全国的重大事件。而且由此产生了许多传说和怀疑,诸如:康熙是怎么死的?是因病寿终正寝还是被人鸩毒而死?雍正是怎样登上皇帝宝座的?他是康熙心目中的皇位继承人吗?的确,宫禁事秘,传闻多误,这一团历史的疑云至今还没有揭开,理所当然地成为清史研究者着力探讨的一个课题。
康熙有子35人,女20人。在诸皇子中,胤禔最长,但不是嫡出。嫡出最长者为胤礽,康熙十四年被立为皇太子,准备日后继承大统。清代自太祖以来皆不预立储位。太祖曾说:“有德者即登大位。”清代之立太子自此开其端。胤礽立为皇太子以后,康熙选派大学士张英、儒臣熊赐履等教之,南巡北狩,都随驾从行。康熙三十五年,御驾亲征噶尔丹于漠北,皇太子在京留守,得了狂疾。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康熙在布尔哈苏台行围时,召集诸大臣宣布废立,将胤礽幽禁咸安宫。这是第一次废太子。
这时,太子兄胤禔为直郡王,弟胤祉为诚郡王,皇四子胤禛、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胤禵都是贝勒,各结党引类,觊觎储位,皇太子废立后,更加植党暗争。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康熙念储位不定,他日必定引起动乱,而废太子胤礽病情略有好转,便又立胤礽为皇太子。没有很久,皇太子狂疾复发,至康熙五十一年不得已仍废黜禁锢,从此再也不提建储的事,但诸皇太子夺嫡之争益加激烈。
在这种情况下,康熙死了。他是怎么死的,不能不涉及诸皇子之间的夺嫡之争。
王先谦的《东华录》说,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玄烨到南苑行围,十一月初七日身体不适,返回畅春园,十三日病情加剧,命速召皇四子胤禛前来;又召皇三子、皇七子、皇八子、皇九子、皇十子、皇十二子、皇十三子和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嘱咐:“皇四子人品贵重,……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皇四子胤禛随即赶来,不久康熙晏驾,胤禛即位,从记述的情况来看,康熙帝是因病逝世,胤禛是奉遗命即皇帝位。
雍正朝编纂的《大义觉迷录》,其中湖南人曾静的供词指出,康熙是被毒死的,凶手就是胤禛. 他说:“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这是当时社会上俚俗流言的反映。但同样成书于雍正年间的萧奭的《永宪录》则另有一说,称康熙病危时“以所带念珠授雍亲王”,用这一含蓄的叙事说明胤禛继位的合法性。可是根据《清朝野史大观》的记载,这一串念珠原不是昭示帝位谁属的信物,恰恰相反,它是康熙弥留之际用来泄愤的“武器”。它述称;康熙垂危时,众多的皇子都不在身边,只有胤禛一人随侍在侧。老皇帝从昏迷中苏醒,他想宣召朝廷重臣入宫托付后事,可是没有一人前来,心知有变,气恼之下,取下手腕上的一串玉念珠朝胤禛掷去,没有击中,胤禛假意跪下谢罪。不久深宫传出消息,康熙“龙驭上宾”。这些记载,或此或彼,使人感到扑朔迷离。
清史研究者对这个问题也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30年代初,清史研究的第一位开拓者孟森认为,康熙当时的病势并不重,突然死亡,“不能无疑”,“参汤一碗之说,……至少不能无同等之嫌疑也。”而隆科多身任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掌握警跸中的武装力量,和年羹尧为川陕总督,以封疆大吏支持胤禛,都是这一事件的“机括所在”。(见《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
王钟翰在解放前写成的《清世宗夺嫡考实》一文和孟森的看法一致,他并且引用意大利人马国贤身临其境目击其事的记载:“驾崩之夕,号呼之声,不安之状,即无鸩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可断言也。”
近年来,随着清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也出现了两种不见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康熙是被毒死无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许曾重撰文说,西征之役即将结束时,胤禵返京即位几成定局,胤禛因此采取断然手段。十一月十二日晚,在严密控制畅春园的情况下;隆科多在食品中放入毒药,致使康熙死去。(见《清史论丛》第4 辑)
另一种意见认为,康熙是久病缠身,因感冒引起其他症状导致死亡。南开大学历史系冯尔康的文章指出,康熙身边警卫森严,时有提防,不可能被人暗害。毒死之说是经不住推敲的。(见《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 期)看来还需要对现有史料进行全面综合与比较,通盘考察,加强分析,去伪存真,才能揭开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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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是怎样嗣位的?
康熙驾崩以后,第四皇子胤禛在激烈的皇位争夺中,终于以胜利者的姿态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雍正皇帝。雍正嗣位,长期来在民间有种种传说。有的说。康熙临死前曾手书遗诏,传位“皇十四子”,而第四皇子串通舅舅隆科多等人,把遗诏中的“十”字改成“于”字,即了皇帝位;也有人说,康熙临死前并没有立什么遗诏,而是隆科多耍了手腕,将康熙死前宣召十四子篡改成宣召四子;还有说,康熙本来就以四子胤禛为继承人,如此等等,众说纷纭,并由民间传说引申到学术领域作为一个学术课题进行研讨。
早在80年前,刘法曾根据某些史实,确认雍正篡夺“其事亦必非无因”。(《清史纂要》)30年代初,孟森分析大量材料,同意刘法曾的看法,认为康熙的意图“将来神器之所归者,乃十四阿哥胤禵”,胤禛矫诏夺位实属事实。(《清世宗人承大统考实》)但是金兆丰则认为胤禛是合法嗣位,指出:“综官书考之……则皇位继承之事,亦可大白于天下也。”(《清史大纲》)由此在学术上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解放后,雍正嗣位问题在港、台学术界仍有广泛的讨论,而内地则因着力于经济史、农战史的研究,使这个问题搁置了起来。近几年来,随着对雍正评价的逐步深入,对雍正嗣位的研究也日益增多。目前有以下几种看法。
有人认为,雍正是谋父篡位。
第一,康熙心目中的皇位继承人是十四子胤禵,这可以从康熙让胤禵在西陲主持军务一事看出。因为西征之役关系到中国半壁江山谁属和清朝今后安危的重大问题,康熙必须认真地选择他所最信任,最有能力的人充当大将军。对胤禵的任命是为了提高胤禵的威信,使群臣倾心悦服,也是康熙以新的方式选择、培训皇太子的决定性的环节。
第二,据意大利人马国贤目睹记载:康熙驾崩之夕,号呼之声,不安之状,无鸩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由此可以推断雍正谋父篡位是有根据的。第三,遗诏是隆科多独自宣布的,完全可以将“十”字改为“于”字。
也有人认为,历史上根本不存在雍正篡位的问题,因为:第一,康熙遗诏是用满文写成,用满语宣读的,不可能篡改。第二,隆科多与雍正原无深交,何苦冒险矫诏拥立?有关矫诏夺位的种种传闻,无非出于政敌中伤。第三,胤禵若真是康熙未来的皇储,为何长期滞留边陲,令人费解。第四,根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病危前夕,曾将几位皇子和大臣召至御榻前说:“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康熙临死前曾命雍正代行郊祀大典,可见“康熙想立的就是雍正”。有人还认为,胤禛确是康熙晚年诸子夺嫡争储的斗争中夺得皇位的,但是在这场皇子们争夺皇位的斗争中,捷足先登不能算作“篡立”。帝王用何种手段即位,以封建伦理的标准来衡量,无疑是个尖锐的问题,但是今天仍把它作褒贬历史人物的根据,就不可取了,重要的是看他即位后有无建树。
还有人认为,康熙原本要在胤禛和胤禵两人中选择一个继承人,而最终确定了胤禛,胤禵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确实说明他是康熙选择皇太子的候选人之一,但还未最后选定,否则为何让他长期滞留边陲?而胤禛在康熙四十八年晋封为亲王后,在皇子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先后22次参予祭祀活动,次数之多,居众皇子之冠,康熙还屡次让他参与政务,赐给他圆明园和狮子园,并常去他的花园内游玩,这是对他的特殊恩遇。
此外,康熙十分喜爱胤禛之子弘历,称赞其母是“有福之人”,由此可见,雍正是后来居上的皇太子候选人。也有人认为,康熙临终时本想传位于胤禵,但他远在边疆,若将他叫回再宣布诏书,在空位阶段必定发生皇位纠纷,不得已只好传位于雍正。
总之,雍正是如何嗣位的,至今仍是一个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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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是否改过遗诏?
清代初期的几桩离奇怪事中,康熙的皇四子胤禛(即雍正)篡改遗诏这一历史疑案,要算被世人议论得最多的不解之谜了。
官方记载历来都称遗诏中所立的就是皇四子胤禛. 王先谦的《东华录》说,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凌晨,康熙帝病情突然恶化,传诸皇子入见。寅刻皇三子、皇七子、皇八子、皇九子、皇十子、皇十二子、皇十三子以及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隆科多等8 人至御榻前,遂传遗诏如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下达这道诏书时,胤禛并不在场。他赶到康熙所在的畅春园时为巳刻,三次进见康熙问安,这时康熙还能说话,“告以病势日增之故”。直到夜间戌刻,康熙去世,方由隆科多向胤禛宣读遗诏,据说胤禛尚无当皇帝的思想准备。众皇子向他叩首,于是胤禛即皇帝位,改元雍正。
对于这一官方记载历来就有分歧。一种意见认为这基本上是可信的,雍正的即位属合法继承,是根据康熙的临终遗诏登极的;另一种意见则不相信这种官方记载,认为雍正出于“矫诏篡立”,康熙病危,雍正和隆利多控制着当时的局势,假传遗诏,夺得了皇位。
《清朝野史大观》的记载则与官书所载大相径庭。其中《清世宗袭位之异闻》中说,康熙弥留之际,手书遗诏曰:朕十四皇子,即缵承大统。恰好是皇十四子胤禵,“尝统师西征”,胤禛侦知遗诏所在,想将“十”字改为“第”字,乃只身入畅春园,“窃诏改窜”。《大义觉迷录》中保存下来的一些传言,所说胤禛私改遗诏的情节,更是曲折离奇:“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即胤禵)天下,皇上(指雍正),将‘十’字改为‘于’字。”
又说到康熙病重时,雍正就让他喝了一碗人参汤,不知何故,“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登了位。”雍正还随即召回了允禵囚禁起来,太后要见允禵,雍正不允,太后就撞死在铁柱之上。
据皇十四子的侄子弘旺的《皇清通志纲要》载,皇十四子,“讳允祯,改讳禵. ”民国前期,弥尔田根据皇十四子的改名,认为雍正是这样篡改康熙遗诏的:“改祯为禛,固自易易”(《遁堪文集》卷一)。他指出遗诏是“皇位传十四子胤祯”,经雍正改后为“皇位传位于四子胤禛”。
那么,雍正有没有改过遗诏?近年来清史专家们曾认真探讨过,但至今仍是一团迷雾。
许多专家认为,康熙想立的就是雍正,雍正改遗诏的说法是难于成立的。因为,据《上谕内阁》等正史记载,康熙遗诏是用满文写的,并用满语宣读的,故将“十”字改为“于”字是行不通的;即使是用的汉字“十”,也无法加一道,成为“于”字,因为那时的“于”字写法是“於”;而且,清朝皇帝的儿子,一定称为皇子,第几个儿子,则称为“皇某子”,这是规矩,违错不得。假若真将“十”字改“于”字,那就是“皇于四子”,语法不通。
冯尔康先生指出,康熙遗诏是“皇位传十四子胤祯”篡改后为“皇位传于四子胤禛”的说法亦难成立,因为改“祯”字为“禛”字,改“十”字为“于”字说,与只改“十”为“于”说一样,都不符合清朝称皇太子为“皇某子”的规矩。倘若加一个“皇”字,则雍正将“皇位传皇十四子胤祯”改为“皇位传皇于四子胤禛”,语法仍不通(《历史档案》1981年第4 期)。所以说,雍正改遗诏是不可能的事。
戴逸先生则认为,康熙朝的《实录》记载康熙传位之事虽详,但那是雍正在位时篡修的,所说自然对雍正有利。而且,现存的档案都是经过雍正篡改或销毁的,没有留下其改遗诏的任何明显证据。若我们完全迷信这些资料,就如同法庭上只听一面之词,难免失之偏颇;但《大义觉迷录》等书的记载又有可能出自雍正的政敌之口,究竟有几分可信?亦值得怀疑。
不过,戴逸先生认为,民间所传改“十”字为“于”字等虽不可能,但并不排斥雍正的“矫诏篡立”。因为,官书记载的康熙临终立遗诏传位雍正的说法,的确有明显破绽。
其一,根本不存在八人同受遗诏之事,在“八人受谕”以后一个时辰,雍正到了畅春园,在10个小时之内三次晋见康熙,这时康熙尚能说话,“告以病势日增之故”,却一字未及遗诏一事,于理不通。所谓“八人受谕”是雍正捏造出来的现场,用以证明自己继承的合法性。
其二,隆科多的获罪。隆科多是这一历史疑案的关键人物,康熙去世他肯定在场,雍正绞尽脑汁最后将其置之于死地。
其三,赵昌被杀,赵昌是康熙晚年的贴身侍卫,常传达康熙的使命,雍正杀他为的是他可能知道雍正“矫诏篡立“的内幕。所以,雍正是有可能改遗诏而登极的。(《简明清史》第二册)有关雍正改遗诏这一历史疑案,至今没有发现任何充分而可信的史料,其真相和细节尚难以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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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有没有用和尚密参朝政?
雍正皇帝是康熙第四子。在诸皇子争夺帝位的斗争中,他以广结党羽、势力强盛而获胜。1722年,雍正即位。未久,兴年羹尧、隆科多之狱;监禁并处死与他争夺帝位的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兴文字狱,构吕留良、曾静诸案。同时,他改革赋役,实行“摊丁入亩”;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巩固了国家的统一;设立军机处,强化了中央集权。在历史上,人们对雍正毁誉参半。民间传说,雍正曾用和尚密参朝政,诸如年羹尧案、隆科多案、八阿哥胤禩案、九阿哥胤禟案等,皆有和尚参予,并为雍正筹谋划策。雍正果真用和尚密参朝政了吗?民间传说可靠吗?
乾隆朝编纂的官书《清世宗实录》记载了雍正一生的言行,应该说,这是研究雍正较为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专家们说,说《实录》较为可靠,是因为《实录》并不全部照实而录,它有许多溢美之词和不实之词。像诸如用和尚密参朝政之事,这是不光彩、不名誉的,在《清世宗实录》上根本不见踪影。而从零星的清史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民间传说事出有因,并非无影造西厢。雍正毕生崇信佛教。他在晋封为雍亲王以后,曾在藩邸建立京师大觉寺,并选一和尚作为替僧(替身)。雍正即位后,仍与和尚过从甚密,十分引人注目。雍正亲自撰写佛学著作,编辑名僧语录,刊印释家典籍,并干预梵宫事务。他自号“圆明居士”,又称“破尘居士”,用雍正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未受戒的佛教信徒,是在家研究佛学的人。
雍正曾作过一首题为《自疑》的诗,诗曰:谁道空门最上乘,谩言白日可飞升。
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袖人间个野僧。
在这首诗里,他自称为不着僧服的“野僧”。
雍正二年(1723年)七月初二日,抚远大将军年羹尧给朝廷上奏折。雍正一时兴起,在奏折上批了一段与奏折内容毫不相关的话,他将自己比为和尚,又戏称怡亲王允祥为道士。
雍正六年(1727年),黄河突然变清。俗话说:“黄河清,圣人出”,蒙古王公请求诵经祈福,以庆祥瑞。雍正说,若蒙古地区因做福事而人畜兴旺,是受我之赐,“朕亦即是释主”。雍正在这里己不是比作一般的佛徒,而是自称教主了。
雍正处世,主张儒、佛、道并重,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天下。他对佛教之笃信,虽然还没有到梁武帝三次舍身出家的程度,但也走火入魔,相去不远了。
雍正笃信佛教,自然与和尚往来密切。从史料记载看,与雍正私交非同寻常的御用僧有3 人。一个是京师大觉寺的住持和尚性音。雍正对他颇为赏识,认为他不仅人品极好,且对佛经“深悟圆通”。雍正与他理论禅宗机锋,认为他出语惊人,皆为“彻底利生之作”。雍正即位后,性音到庐山隐居寺修行,谢绝尘境,四年以后圆寂。雍正追赠性音为国师并赐予谥号。令将其著述收入藏经。
但数年后,雍正竟与死去的性音反目为仇,不仅削黜封号,又将其著述撤出藏经。性音是雍正即位前结交的高僧,性音有无参予雍正争位的密谋,现在无从而知。但从性音与年羹尧、隆科多一样先荣后黜的迹象看,性音当谙知雍正争位内情。也就是说,性音当年很可能参予了那一场密谋。雍正不会放过知道他争位隐事的年羹尧和隆科多,当然也不会放过性音。
还有一个和尚名超盛,雍正将他视为自己的佛门高足。雍正曾亲自为超盛讲解佛旨,超盛受此殊荣,诚惶诚恐,洗耳恭听。雍正对这个高足十分满意,说他听其讲解后能“直蹈三关,洞明妙义”,“目今宗徒内无有出其右者。”北京卧佛寺重修以后,雍正命他去执掌法席。
另一个和尚名文觉,直接在宫中侍奉雍正,秘密参予政务。据说雍正即位后处理的重要军国大事,文觉都发表了意见,因而深得雍正之赏识,几成左右手。文觉始终没有公开参政,他虽无官无爵,无品无级,却权势倾朝,炙手可热。雍正十二年(1733年),雍正命文觉往江南朝山,所到之处,地方官对他礼敬有加,“仪卫尊严等王公”。
性音、超盛、文觉究竟如何密参朝政?参予了哪些重大朝政?对雍正一朝的政治、经济有何影响?正史不予披载,野史语焉不详,后人便弄不清楚真相了。
乾隆皇帝是海宁陈氏之子吗?
清朝末年,社会上普遍流行这样一个传说:“浙江海宁陈家有个儿子当了清朝的皇帝。”这一传说,上自官僚缙绅,下迄妇孺百姓,几乎是尽人皆知。有的说这位皇帝是指康熙帝玄烨,更多的人则说是指乾隆皇帝弘历。在一些私家所写的稗官野史中,也记载了这一传说。
《清朝野史大观》卷一《高宗之与海宁陈氏》一文述及:雍正帝胤禛当皇子时,与海宁陈氏相善,两家时有往来酬酢。这一年恰巧两家都生孩子,月、日、时辰皆同。胤禛命人抱来看看,等孩子被送回时,陈家发现已经易男为女,大惊失色,但是不敢追究,更不敢声张。没有多久,康熙帝去世,胤禛即帝位,即擢拔陈氏一门数人至显要地位。以后乾隆帝即位,对陈氏的优礼更厚。
乾隆一生六次南巡江浙,有四次曾到海宁陈家,升堂垂询家世。最后一次临走时步至中门,对陈氏说:“以后除非是天子临幸,这门不要轻易开户。”从此这座门就永远锁上了。也有人说,陈氏之子抱进雍亲王府第时,是王妃暗中偷换,雍正帝也不知道。等乾隆帝成年即位,也怀疑自己是陈氏所出,所以数度亲赴海宁察访,一定要弄个明白。
还有人传说,乾隆帝自知不是满族,在宫里时常穿汉人服饰,有一天,冕旒袍服,召近侍到面前,问道:“朕似汉人否?”一老臣跪对:“皇上于汉城似矣,而于满则非也。”乾隆帝乃作罢。有人在《清宫词》中述及此事:“冕旒汉制终难复,曾向安澜驻翠蕤。”此事还有同样的记载,见于1931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陈怀教授著《清史要略》。
另有一些资料说,海宁陈氏的宅堂中有两方匾额,一方题为“爱日堂”,一方题为“春晖堂”,都是皇帝亲笔书写。“爱日”一词,出自汉辞赋家扬雄《孝至》一文:“孝子爱日”,后世因专称儿子奉侍父母之日为爱日。南宋朱熹注《论语》“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语:“而于爱日之诚,自有不能已者。”唐代李商隐的诗《江村题壁》有“倾壶真得地,爱日静霜砧”;骆宾王的诗《赠宋五之问》有“温辉凌爱日,壮气惊寒水”。这些诗句中的“爱日”都作恩德解。“春晖”一词是用唐代孟郊《游子吟》诗“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后人取诗意,以春晖比喻慈母的恩爱。从这两方匾额的题词内容看,都是用儿子尊敬和孝顺父母的语意,似乎也可以看出上述传闻的一些蛛丝马迹。还有传说称,清皇室以男易女之后。这个女孩在海宁陈家成长,后来嫁与江苏常熟蒋氏,蒋氏为她筑了一座小楼,后世称之为“公主楼”。直到本世纪30年代,还有人不惜耗费笔墨,著述《乾隆与海宁陈阁老》,坚持乾隆帝是海宁陈氏之子一说,并力图证明常熟蒋氏与公主婚配之事。
这一传说当然是荒诞的。
雍正帝有10个皇子,6 个公主。乾隆帝是其第四子。揆诸情理,根本没有必要把别姓的孩子换来当自己的孩子继承皇位。这是最有力的论证。
其次,以清代皇帝与海宁陈氏的关系来说,纯是君臣之谊。陈氏在清初就是名门望族,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曾仕宦显达,煊赫一时。以科第而论,康熙时,陈家两度出现兄弟子侄三人同榜,实为稀有之事。以后,陈诜、陈世倌、陈元龙父子叔侄都位极人臣。陈世倌为乾隆时相国,其父诜肾任湖北巡抚、工部尚书;陈元龙曾任吏部左侍郎、广西巡抚。乾隆二十二年,陈世倌以大学士退休,到皇宫去辞行,乾隆帝赐银五千两,命他在家坐食俸禄,颐养晚年,并赐给御制诗:“老成归告能无惜,皇祖朝臣有几人?”表示尊重老臣之意。在封建社会,这是非常荣耀的事,由此建立起来的君臣关系似乎比其他人更亲睦。雍正初年,大举修建浙江海塘,这是关系到钱塘江下游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重要建设,但雍正帝忙于政务,而且海潮冲刷堤岸的危害还未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因此未能亲自前往。乾隆帝即位后,非常重视这项工程,6 次南巡,有4 次亲到海宁踏勘。既到海宁,总要有个合适的住所。陈氏是康、雍、乾三朝宰辅,其家园是海宁名胜,亭台楼榭,花木扶疏,自然是接驾驻跸的理想之处。这个园子本名“隅园”,乾隆帝为之改名“安澜园”。“安澜”是水波不兴之意,由这一命名也可以看出,乾隆帝临视海宁,是为了巡视海塘工程,而不是为了其他目的。
关于那两块匾额,据史学家孟森考证,清国史馆编纂的《陈元龙传》记载,康熙三十九年四月,玄烨在便殿召见群臣,说:“尔等家中各有堂名,不妨自言,当书以赐。”元龙奏称,父亲之闿年逾八十,拟“爱日堂”三字。
玄烨便书写赐之。《海宁州志》还提到,康熙五十四年六月,玄烨因陈元龙胞弟陈维坤的妻子黄氏守寡41年,御书“节孝”两字赐之,又赐“春晖堂”匾额。这便是说,两方匾额的题词,是康熙帝根据臣下的请示书写,与传说中的理解完全是两回事,至于海宁陈氏用男孩换来的公主下嫁给常熟蒋氏,经人查访,连常熟本地人也不知道这件事,可见其事纯系子虚乌有。
经过这样查证、分析,乾隆帝是海宁陈氏之子这个谜揭开了。但是,这个传说是谁编造的?有什么背景?编造这个传说,意图是什么?怎么会不胫而走?这一连串问号至今还未能有明确的解答。
(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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