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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阵始于何时?

  方阵是古代军队作战时采用的一种队形,是把参战部队(车、步、骑兵等)按照作战要求排列的阵式。一般按古代军队的编制,以伍或队为基础,组成包括中军、左拒(矩)、右拒(矩)在内,形成方形或长方形。根据作战规模的不同,能大能小,大方阵可达万人以上;按照不同的作战情况,内容有多有少,有分有合,“分如掣电,合如乌云”。聚散率然,变化多端。

  可以说方阵是古代一种适应各种情况的用兵方法,所谓“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但是,方阵是何人何时创造的,看法不尽一致。一说是黄帝时代产生的。据《李卫公问对》记载,方阵为黄帝创造。“黄帝兵法,世传握奇文”,“考其辞云:四为奇,四为正,余为握奇。奇,余零也。”这种“握奇阵”,实际上是将一支军队分为八个小方阵,四正四奇总为八阵,按井字形、环形配置,大将居中掌握,称为“握奇”。部队环卫前后左右,形成八个活动区。做到一处受敌,多方可救。“其形井字,开为九焉,五为阵法,四方闲地”。李靖(李卫公)认为,黄帝创立的这种方阵是阵的最初形式,诸葛亮的八阵图,就是这种八行方阵演变的。“天地风云,龙虎鸟蛇”的“八阵”,实际是一阵。“天地风云”原本是旗幡之名:“龙虎鸟蛇”,原本是队伍之别。要不然打一次仗旗号帜别那么多,为何只有八种呢?

  但是,有人认为上述这种方阵,来自黄帝最早所立的“丘井之法”(八家为井,十六井为丘),并没有用于战争实践。传说黄帝与炎帝在阪泉(今河北怀来县境)发生的战争,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教熊罴貔貅驱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文中所指的猛兽,实际上是以动物为图腾的各氏族部落,并非真正的兽类。从记载实战情况看,并未列成方阵。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中国历代军事史分册)载,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蚩尤率领所属72族,利用浓雾天气围困黄帝族。黄帝族率领以熊、罴、狼、豹、雕、鹘等为图腾的氏族,九战九不胜。后得到玄女族帮助,吹号角,击夔鼓,乘蚩尤迷惑、震慑之际,冲破迷雾重围,击败蚩尤。这一仗是否按黄帝创造的方阵列阵,还有待进一步考查。

  另一说是周代时出现。据明代何良臣在《阵纪》中记载,传说中的方阵,是周代齐国的始祖吕尚(姜太公),改变黄帝的握奇阵,“画为九区,方诸井字,而作三才五行阵也”。何良臣认为,这种阵是按井字形画为九个方阵,前为天阵,后为地阵,左右为人阵,名为三才;按金木水火土结构,土居井字形中央,其他分居四角,称五行阵。三才、五行实为一阵,交战时可布奇兵,奇正能互相变化使用,出奇制胜,进退无常,变化多端。传说吕尚在辅佐武王灭商时,曾使用过此阵。一说是在灭商的战争中,逐渐创立的。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继位后四年(公元前11世纪),率兵车300 乘,虎贲3000人,开赴商郊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先列阵布兵,“阵师牧野”(陈与阵同义),后庄严誓师(史称“牧誓”),声讨商纣罪行,激励斗志,要求保持阵形严整,并令吕尚率一部精兵攻击商军,商军土崩瓦解,周军占领商都,商朝灭亡。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方阵是在军队普遍使用金属兵器的春秋时期形成的。据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的《孙膑兵法》记载,方阵是军队使用金属兵器作战的基本队形。其基本单位是各基层单位组成的小方阵,由这些小方阵组成大方阵,形状可方可长。排列方法“必薄中厚方,居阵在后”。

  即中间兵力少。四周兵力多,机动部队位置靠后。中间兵力少可以虚张声势,,四周兵力厚可以粉碎敌人,机动兵力靠后,可以灵活的使用。有人认为这种方阵,内外相维,四面如一,攻守结合,有正有奇,虚实并用,战车、步兵、骑兵都能使用。这时的方阵,已经是智谋与力量的结合,并进到比较成熟的阶段。

      方阵的产生并不是随着金属兵器的出现和发展自然而然产生的,它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金属兵器较普遍的运用于战场,增强了战斗对抗的力度。虽然商和周时作战中已使用铜兵器,但到了春秋铜兵器在种类和形制上都有发展,出现了戈、矛合体的戟,戈身也改进为弧形,头部更尖,勾、啄的能力更强。当时战争频繁,规模越来越大,参战兵力越来越多,交战双方谁要想取得胜利,就要善于发挥或增强自己的力量,这样把军队集中起来排成一定阵式作战,就成了一种自然的选择,方阵由此产生。

       二是人们对战斗实质是力量的对抗的认识逐渐深化,《孙武兵法》、《孙膑兵法》在这一时代产生,就可以证明。《六韬。均兵篇》载,不列阵的单个士兵,一名骑兵抵当不了一名步兵,但是若排列成阵式,则骑兵可与八倍数量的步兵抗衡。所以,有人认为“方阵”的出现,是兵法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是智慧第一次战胜蛮力的标志。它说明人们在作战中,只要发挥军队的整体作用,巧妙地组织力量,就能夺取战争的胜利。上述各种看法,虽然各有依据,各有各的道理,但方阵究竟始于何时,是黄帝、是周还是春秋?或者是哪位未被人们发现的将帅,还有待人们去发现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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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武将何时分开?

  文武分离是国家体制的重大变革,是社会政治、军事发展的必然结果。所谓文官武将分开,是指有了专职军将,文官不再率兵作战,这在史学界已达成共识。但是,文官武将究竟何时分开?人们尚存不同见解。

  《史记》、《淮南子》称:黄帝时已设立“司马”等军事首领官职。《今文通典。尧典》、《古文通典。舜典》称:夏王朝设立了“司徒、司马、司空”等文武官职。

     《尚书。洪范》称:商王朝有“司徒、司空、司寇”和“马、亚、射、戎、卫”等文武官员。《舀壶》、《舀鼎》称:西周中央政府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寇”等文武百官。从《史记》等古籍看,西周继承了夏商体制,虽分别设立了各种文官、武职,但卿、大夫既执掌政务,又受王命率兵出征,司马只主管平时军事行政,战时统帅由天子临时任命,征战结束即解除统兵之权。

     《周礼》还详细记载了西周著名政治家周公旦多次率兵平定武庚管蔡及东夷叛乱,周宣王派秦仲统兵伐西戎,尹吉甫统兵伐狁,方叔统兵伐荆蛮,穆公统兵伐淮夷,亲自统兵伐徐夷的情况。这些史实说明,西周以前文官武将并没有分开。

  春秋时期周王朝的王权下移,各诸侯均建立了常备军,据《史记》、《国语》记载,国君是军队最高统帅,天子常亲自率兵作战,文官武将率兵征伐的也不少。周桓王二年,北制之战,郑庄公派大夫祭足、原繁、泄驾、公子伯和子元率兵抗击燕军(《左传。隐公五年》)。

     周襄王十四年,桑楚泓水之战,宋军由襄公统帅,太宰子鱼和大司马公孙固辅助;楚成王派成得臣、斗勃等军将统帅楚军(《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楚昭王元年,吴军包围潜城,楚王派王麇(宫廷主管)、王尹寿(营造、手工业主管),统帅救兵增援(《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周襄公十八年,城濮之战中,楚成王令尹子玉率楚军攻宋,晋文公亲自出征,派先轸、狐毛、栾枝、狐偃等军将和大夫领兵作战(《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春秋末期,吴楚柏举之战,吴王率文臣武将伍员、伯、孙武,击败了楚将尹子常、沈尹戎和武城大夫黑及大夫皇率领的楚军(《中国历代军事史》)。以上大量史实证明,这时的文官武将也并没有分开。

  战国时期,各国新兴地主阶级执政后,见于以往国家上层官员文武不分,卿、大夫等奴隶主贵族平时管理政务,战时统兵作战,军政权力过于集中,造成国君丧失大权的弊端,于是采取文武分职,以相、将为百官之长,建立了封建君主专制政权机构。《尉缭子。王霸篇》、《吕氏春秋。举难篇》也有类似的叙述。所以,《中国军事史》、《中国政治制度史》等都认为,战国才出现了专职军将和独立的军事系统。

  战国时期,战争规模扩大,军队数量不断增加,军队指挥成为一种艺术。统帅军队的指挥官必须掌握专门的军事知识,富有管理、训练和指挥作战的经验。《韩非子。显学》称:“明君之吏,宰相必起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史记》、《吕氏春秋。异宝》,还有战国取消分封制,按军功授爵,从军中选将帅的记叙。吴起、孙膑、乐毅、白起、廉颇等名将,正是遵循这个原则选拔起来的。这时,文官只在朝中执掌政务,不再率领军队出征。例如,著名的马陵之战和长平之战,统帅魏军的是庞涓,统帅齐军的是田忌(孙膑为军师),统帅秦军的是王龁(后为白起),统帅赵军的是廉颇(后为赵括)这些专职军将。

  基于上述情况,史学界普遍认为,文官武将分开始于战国,而且一直延续至今。但是,也有人认为它始于春秋,因《国语》、《左传》称:春秋末期世袭制度多已废除,军将已开始按军功选拔,多数诸侯大国中的军帅,通常都兼三军统帅,平时主管军事行政事务,战时负责指挥军队作战,文官率兵出征者日益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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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斩首何时开始?

  斩首是古代死刑的一种,它是随着法律的建立而出现。但它作为军队中的一种刑罚始于何时?至今仍是个谜。

  有人说斩首是春秋时期开始的。那时曾流传过孙武斩吴王宠姬的故事。据《史记。孙武吴起列传》载,孙武献《兵法》于吴王阖庐,吴王为考验孙武的用兵才能,当即命他训练宫女。孙武受命后,将180 名宫女编成两队,并以吴王的两个宠姬任队长。讲解要领,宣布纪律,待宫女们回答明白之后,才开始操练。先发令向右转,谁知宫女们却大笑不听命令。孙武又将要领讲了一遍,再次宣布纪律,又发令向左转,宫女们仍然大笑。孙武宣布:“约束不明,中令不熟,将之罪也;约束已明而不知法者,吏士之罪也”。

      立即按军法从事,“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这一故事,是否能说明当时军中就有斩首这一刑罚呢?其实春秋时期已公布了成文法,并把刑书铸在鼎上,从以往的不公布状态走向公布状态。法律以对付逃亡和镇压盗贼为重要内容。那时军队规模扩大,增加了新兵种,为了巩固部队,军事法己初步建立。不但对逃亡者使用酷刑,对练兵中违纪者也施以重刑。《左传》载,楚将子玉治兵,一天时间,就处死3 人。类似孙武斩吴王宠姬的事,在军队中已出现。

  另一种观点认为:斩首始见于西周。西周的刑罚共有墨、劓、剕、宫和大辟五种,称“五刑”。大辟是当时死刑的通称。据《尚书。吕刑》记载,西周有五刑之属3000条。根据犯罪人等级及罪行大小,各种刑罚都有不同的执行形式,规定着不同的条文。如死刑就有杀、斩、磬、膊、焚等多种。据《周礼。秋官。掌戮》对死刑的解释,杀,“杀以刀刃”;斩,“斩以斧钺”。

  说明西周就有用斧钺斩首的刑罚。那时的军队实行“国人”(自由民)当兵的等级制度,随着战争规模扩大,“军旅皆出于乡”,军队由6 个师扩展为22个师,频繁地征伐争战。为惩治军中的犯罪者,习惯法和不成文法中均有“杀”、“斩”之刑。国王的军令、训词及权臣的命令是法律形式之一,《周礼。秋官。士师》载:“誓,用之于军旅”。周武王率兵伐纣,在商郊牧野誓师(史称“牧誓”)时,就宣布过严明的军纪。如无命不许轻退,敌退不许追杀,务须严守约束,若有不遵者杀无赦。在这次作战中,当周军攻人商都朝歌时,周武王对已死的商纣王,“乃射三发而后下车,击之以轻吕(剑名),斩之黄钺(铜斧)”,交将纣的头悬挂在大白旗上(见《史纪。周本纪》)。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斩首始于秦。秦的死刑,种类多,执行手段极其残酷。仅秦律中规定的死刑就有:弃市、斩、枭首、磔、戮、具五刑、戮尸、车裂、阬、定杀、绞和族等12种。其中“斩”和“枭首”,都属于“斩首”类。一说“枭首”是处死后悬头示众,不包括斩首。

  那时军队中法律比较完备,据出土的秦简《军爵律》和《商子》载,对违反军令的人要按法严惩,对作战中畏死不前,临阵脱逃者,处以死刑。军中规定的死刑还有:“降敌”罪,“降敌者诛其身,没其家”,杀本人,全家还要没为官奴:“不得”罪,下级军官带兵作战,得不到敌人首级的,要处死:“誉敌”罪,赞扬敌军,瓦解士气者,要处“戮”刑。那时军队由于条件限制,执行死刑时,往往是斩首。

  说军队斩首始于秦,不仅是其法律中明文规定有“斩”的刑罚,还因为一是秦建立空前统一的强大的封建帝国后,奉行了先秦法家关于“法”、“术”、“势”的法治理论,司法机构健全,立法完备严密,用刑严峻苛刻,主张依靠法律的强制力贯彻统治者的意志,强调重刑厚赏。二是秦时军队中实行了赏勇罚怯的制度,认为士兵的勇敢在于“制”。军中还实行了征兵制度,从中下阶层的士民中征集兵员,为了巩固部队,赏罚十分明确,特别强调严惩和重刑,“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刑重则内畏,内畏则外坚矣”。三是军队中普遍使用了铁制兵器,执行斩首时,较之春秋前使用的黄钺(铜斧)要便利得多。

  但是,也有人认为,秦律中虽有“斩”的刑罚,并无“斩首”之刑。“斩”既包括斩首,也包括腰斩、斩手足以及处死后砍杀等。那么,军中斩首究竟始于何时?确实成了千古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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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军何时开始建立?

  提起三国时的赤壁之战,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曹操号称80万大军,却败在东吴水军手下。宋金时黄天荡之战,韩世忠、梁红玉率兵大败金兀术。这些都是靠水战获取的胜利,它说明我国历史上早就建立了一定规模的水军。但水军究竟何时建立?至今仍是个谜。

  水军在我国古代称舟帅,是当代海军的前身,军队的一个军种。我国是水军的诞生地之一。它是随着造船业的发展,武器装备的改进和作战区域的扩展而产生的。传说在原始公社末期就出现了独木舟和木筏,用于交通运输,后来用于渔业和通商。《周易。系辞下》就有“刳木为舟,剡木为可楫”的记载。当时部落之间争战频繁,黄帝与九夷作战,是否渡过淮河、长江,有没有建立水军,还有待考证。

  商代甲骨文中多次出现过“舟”字,西周金文中不仅有“舟”字,而且开始出现了“船”字。周时舟船的数量显著增加,已有多人撑驾的大船。商和西周的军事力量,开始由中原地区逐渐向东南扩展,商已有向东南夷的记载。西周的势力已达到东南沿海和我国南方多水地区。当时军队已具有相当规模,并有运用舟船输送军队或实施渡河的记载,但尚未发现记载舟师建立的时间。

  春秋时期临江傍水的吴国、越国、楚国和面临东海的齐国等都有水军,并多次在水面上交战。那时水战中使用的舟船,具有相当的规模。据《神机制敌太白阴经》载:“水战之具,始于伍员。以舟为车,以辑为马”。这些代替陆上车马的舟楫,为水军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越绝书》记载,伍子胥还著有水战法,规定舟船的尺寸、水军的编制和船队的战法。《伍子胥战法》说,“大翼一艘,广丈六尺,长十二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擢(手)五十人,舳舻(手)三人,操长钧、矛、长斧各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水战使用的武器,有刀矛弩矢和长钩、长斧。

      鲁国公输般还创制水战的装具——“钩拒”,这是一种带铁钩的竹篙,对敌船“退则钩之,进则拒之”。用这些战船和武器实施水战,使水战具有相当的规模。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战术条记叙“公元前485年,吴、齐在黄海进行了海战”,当时吴国的舟师,从长江口出海北上,实行远航奔袭,声势浩大。但齐国舟师,没等吴军到达,就在水面上实施截击,结果吴军战败。显而易见,双方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水战,一定早就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军。

  公元前549 年,楚国派水军进攻吴国,《左传》叙述:“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这次水战比上述吴齐黄海水战早64年。这说的是进行水战的时间,建立水军将比水战还要早。那么我国水军究竟何时建立?还有待进一步探讨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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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法始于何时?

  在中国古代的许多典籍里,有“刑始于兵”,“师出以律”的记载,“兵律”、“军律”等军法也有许多专篇。特别是到了唐代出现了一套完整的包括“律”、“令”、“格”、“式”俱全的军法,如《卫禁律》、《擅兴律》、《捕亡律》、《官卫令》、《军防令》、《兵部式》、《兵部格》等,详细地规定了军人的职守、赏罚。凡是违犯了“令”、“式”中的有关规定,就要按“律”、“格”进行惩处。而最早的军法出于何时呢?还是一个谜。

  军法是治军的法规,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具有阶级性、强制性。在中国的原始社会,由于那时处在公有制和军事民主时期,战争的胜败直接关系到部落的每个成员的生死存亡,作战时常常都是男女老幼志愿参加,不需要用带有强迫性的军法来进行约束。

      随着私有制的产生,阶级的形成,氏族制度的瓦解和奴隶制国家的建立,战争开始成为争夺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原始社会时期军事民主制下的群众武装,开始蜕变为由奴隶主操纵的、专为压迫大多数人和掠夺财物的、夺取和维护奴隶主政权的军队。这时,战争的胜败,直接关系到奴隶主贵族的切身利益。而对于军队的大多数成员——平民和奴隶——来说,则关系甚小,他们对待战争的态度没有贵族那样积极。

      为了鼓励参战,提高军队的士气,便出现了带有强制性的各种行为规则和明确的赏罚规定。对立功的军人,按圣旨或军律赏赐钱财、官爵、田地、奴仆,对违犯纪律和军律的官兵,处以杀戮、鞭打、徒刑等处罚。如《尚书。甘誓》中记载:夏王启,为了确立其统治地位与有扈氏大战于甘(今陕西户县西南)时,在战前,召集了带领军队的六个贵族,进行战前动员和宣布作战纪律、赏罚标准。

      规定凡是服从命令,忠于职守、勇敢战斗、努力完成作战任务的,就在宗庙里予以奖赏;不努力执行命令,完不成作战任务的,就要杀死在宗庙里或者降为奴隶,“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拏戮汝”。这种简单的口头规定军队纪律与赏罚的做法,是早期的军法。

  有的认为,这种口头规定的纪律与赏罚,虽然带有军法的含义,但有很大的随意性,而且赏罚也不容易一致,还不能算是军法。我国的军法大约形成于春秋、战国之交。因为这时,各诸侯国频繁进行“争霸”、“攻战”,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各诸侯国对攻战的赏罚都作了明文规定,建立起了一套以军功授爵制为中心的赏罚制度,并与严格而残酷的刑罚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带有强迫性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军法。

      这些军法,虽然由于各诸侯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实行的程度也不尽一致,但基本的精神都是根据官兵在战争中的表现和贡献,给予一定的奖励或惩罚。当时,实行得比较彻底,规定也比较具体的是秦国,而且在商鞅变法时就全面推行了这种制度。据出土的秦简《军爵律》和《商子》等文献可以看到赏罚的具体规定。

      如:士兵个人,在战争中杀敌一人者,免除其全家徭役和赋税;士兵个人斩杀敌军官一名,并取得其首级者,授爵一级,赐田一顷,宅九亩和赏给一个农奴(庶子);大部队作战,在攻城战斗中斩首八千以上,野战中斩首二千以上,均评为“满功”,部队内各级军官都升一级,其中功大者可升三级;士兵五人一伍,其中一人逃跑,余下四人处以二年以上徒刑;畏死不前,临阵脱逃者,处以死刑,在千人大会上车裂等等。此外,春秋末期的大军事家孙武。在其所著的《孙子》兵法一书中,也把军法列为进行战争的五大要素之一。

       写着:“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显然,当时的军法已经成为军队建设和进行战争的重要内容。但是,也有的认为军法形成的时间还要早。据《周礼。夏官》记载:“国有大事,则帅国子而致天大子,惟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则授之车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军法治之”。从这段文字看,显然早已存在军法。

      另据《司马法》记载说:虞舜时代的作战命令,是劝告式的,希望民军体念君王的困难,自动应命为国效力。夏代的作战命令是强迫式的,在组成的军队中下达,希望民军完成君王所考虑的任务,商代的作战命令也是强迫式的,在军队列阵处下达,以统一全体的意志,共同对敌作战。周代的作战命令也是强迫式的,在和敌人将要交锋时才下达,用以激励士气,鼓舞斗志。“有虞氏戒于国中,欲民体其命也。夏后氏誓于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殷誓于军门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将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我们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军法的形成正和其它事物一样,有一个形成和充实的过程,那么,到底形成于春秋、战国之交?还是夏朝之初?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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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始于何时?

   间谍,是国家情报机关派出或指使进行窃取、刺探、传送机密情报或进行颠复、破坏活动的人员。在中国的历史上,各朝的封建帝王都十分重视间谍的使用。他们遴选了各种人才,设置了专门机构,投入了大量金钱,使用了各种手段,为他们进行向外扩张或巩固政权服务。

      春秋末期的孙武,在著述的《孙子》兵法中阐述了间谍的作用和间谍的分类。他把间谍分为五种,“故用间有五:有乡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提出要任用大智亲信去进行间谍活动。“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强调用间要极端秘密,“事莫密于间”等等。那么中国究竟何时有间谍的呢?

  《战国策》记载,郑武公在伐胡前,曾反用了敌方的间谍,使胡麻痹,从而一举袭击成功。“郑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问群臣曰: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思其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郑袭胡取之”。

  传说中西周的太公吕望,曾为西周做过间谍。《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吕望博闻强记,曾在殷朝做过官,知道商王朝的许多机密;他也到过各诸侯那里进行游说过,了解各方国的情况。“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而率西归周西伯”。他到了西伯那里,根据掌握的商朝情况和天下的形势,提出各种建议和制定各种正确的决策,使商朝的诸侯、重臣叛变纣王,投归西伯,有效地瓦解了殷王朝。所以《孙子》兵法中称:“周之兴也,吕牙在周”。把周朝的兴起归功于吕望在殷的间谍活动。

  《吕氏春秋。慎大览》记载,商在灭夏前,曾使用伊尹为间谍两次去夏朝进行间谍活动。伊尹原来是有莘氏的媵臣,有莘氏嫁女时,作为陪嫁的一名奴隶、随着有莘氏嫁到汤家司烹。以后,受到了汤的赏识,于是两次派伊尹去夏王朝了解情况,进行间谍活动,为了使夏桀不怀疑伊尹,由汤亲自射伊尹,表示其有罪才逃亡。“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毫。……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又复往视旷夏,……“伊尹到夏后,一方面积极宣扬汤之仁德,消除夏王与汤之间的嫌隙;一方面积极刺探夏的机密,调查中原的地形;同时以重金收买夏朝重臣,离间君臣之间以及夏王朝与各方国、部落的关系,并使一些有影响的臣子叛变投商,从而孤立了夏王,为商朝覆灭夏王朝的作战创造了可靠的条件。另据《左传》、《竹书纪年》记载,夏朝少康时,在攻打过、戈两个方国的时候,曾派汝艾和季抒进入两国,了解情况,查明地形,收买重臣,进行间谍活动,为灭两国创造条件。“世子少康,使汝艾伐过杀浇”。注“哀元年传使汝艾谍浇。……汝艾,少康臣谍侯也”。又“伯子抒帅师灭戈”。

  注:“灭戈前,先使其弟季抒诱之耳”(《竹书纪年。帝太康》)。以上这些传说都可算中国早期的间谍史,但究竟哪一个可信,可算最早使用间谍的鼻祖呢?看来还得进一步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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盔甲何时产生?

  参观过秦皇陵兵马俑的人,都会对一个个盔甲整齐、威武雄壮的兵马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穿在这些武士身上的盔甲,究竟何时产生的?看来还是一个不易解开的谜。

  盔甲是一种古代将士防护身体的装备。盔在古代叫做胄、兜鍪、头鍪,形状像帽,用以防护头部;甲又叫介、函、铠,形状类似衣服,用以防护身体。据古代传说,盔甲是母系氏族社会黄帝时就有了,还是黄帝创造的。《事物纪原》卷九记载:“兜鍪、胄也,黄帝内传所述,盖玄女请帝制之,以备身也”。而甲,相传是夏朝第七代帝抒在和东夷人作战时创造的。《世本》记载:“抒作甲”。注:“抒或作与,少康(夏第六代帝)子也。”原始的盔甲大多用藤条、兽皮制作,盔似乎也有用金属做的。《史记。五帝本纪》正文中记载:“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兽身人语,铜头铁额”。这里的所谓“兽身”,很可能就是用兽皮制的甲,“铜头铁额”,也许就是金属制的头盔吧!

  但这些毕竟还是传说和推测,缺乏考证,不能作为信史。

  从考古发现,早期的头盔,有皮和金属做成,商时已发展得比较完善。从出土的先秦文物看,已有商朝青铜盔,而且制作技术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如河南省安阳市出土的商朝青铜胄,不仅有较好的防护性能,而且胄顶还有装缨的铜管,胄面上还铸有虎纹和牛纹及其它图案。除此以外,皮胄、铁胄也有出土,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春秋时制作的皮胄,由18片髹漆皮甲片编缀而成,上有脊梁,下有垂缘护颈,既可防护头部,也可防护颈部;河北省易县燕下都出土的战国晚期制作的铁质护头装具,是用89片甲片编缀而成,其防护性能更优于皮胄。从这些头盔的实用价值看,其结构科学、合理,有较好的防护性能,已是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

  早期的甲由整片的皮革改制,可以伸缩活动。它的制作,通常是根据护身部分的不同形状,将皮张裁制成形状各异、大小不等的革片,并把两层或多层的皮革合在一起,制成坚固、耐用、美观的甲片,然后在皮片上涂上油漆、穿孔,用绳编联成甲。《周礼。考工记》的“函人为甲”中,比较完整地总结了有关选材、制甲的全套工艺。“函人为甲,犀甲七属,兕甲六属,合甲五属。犀甲寿百年,兕甲寿二百年,合甲寿三百年。凡为甲必先容,然后制革。权其上旅,与其下旅,而其长为之围。凡甲,锻不挚则不坚,已敝则桡。“《旬子。议兵篇》中也记载,楚国的制甲技艺更为精良,制的甲坚如金石:”楚人鲛革犀以为甲,坚如金石。“此外,还有用藤条编织的甲,也有一定防护作用。从这些记述看,这时甲已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出土的文物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皮甲,经复原后,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皮甲的结构是由甲身、甲裙和甲袖三部分组成的,并配有一顶由皮甲片编缀成的胄,形成一副完整的盔甲。穿戴后不仅可以自由活动,而且具有一定的防护性能。同时,有的还在甲上使用一些青铜铸件,使皮甲的防护性能更优。如山东胶县的西周车马坑中曾出土过一件青铜兽面甲,在河南省、北京市等的西周墓中,还发现过钉缀在皮甲上的各式青铜甲泡。它和盾结合作用,可以有效地防御青铜兵器的攻击。

  此外,《周礼》还记载,这时的盔甲已发展到相当数量,所以管理盔甲还设立了专门的职官,并规定了一定的编制员额,“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从以上出土的盔甲看,无论实用价值、制作工艺,都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而且国家还设置了管理盔甲的职官,这说明盔甲不论质量和数量都已发展到一个相当阶段。但是,事物总是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盔甲也毫无例外,不可能一出现就那么完善。更何况有的认为在皮盔皮甲之前还有藤盔藤甲,而这些易于腐烂之物,在考古上是难以发现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盔甲的产生要比出土的实物更早。那么,盔甲到底产生于何时?

  是商代、还是夏代,或者真如传说中的黄帝时期,我们等待着考古的发现。(庞成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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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远舰是怎样沉没的?

  东沟海战天如墨,炮震烟迷船掀侧。

  致远鼓楫冲重围,万火丛中呼杀贼。

  勇哉壮节首捐躯,无愧同袍夸胆识。

  著名维新思想家郑观应的这首诗,描写的是1894年9 月17日黄海大战的悲壮场面。这天下午3 点半,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已经鏖战一百分钟,处境困难。旗舰定远号屡中敌弹,超勇、扬威二舰先后中炮沉没。平远舰中炮后驶离战场暂避,日本舰队由北洋舰队的右翼向左翼回旋,驶至旗舰定远号前方,向定远舰进逼。情势危急!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为保护旗舰,下令开足机轮,驶出定远舰之前,迎战来敌。日本四艘先锋舰围攻致远舰,致远舰连续受到十吋至十三吋重炮榴霰弹的轰击,中弹累累,水线下受伤,舰身倾斜,弹药将尽,但仍于“阵云缭乱中气象猛鸷,独冠全军”。

      邓世昌见敌舰吉野号横行无忌,最为凶狠,随即命令大副陈金揆“鼓轮怒驶,且沿途鸣炮,不绝于耳,直冲日队而来”,志欲与日舰同归于尽。遗憾的是,致远舰还未来得及与吉野号相撞,就倾斜沉没了!邓世昌等250多名将士全部落水。邓世昌落水后,其侍从刘忠将浮水救生艇推给他,但他却扬臂高呼:“为杀敌而死,不要偷生!不做俘虏!”义不独生,奋掷自沉。其随身爱犬“太阳犬”凫到他身边,衔住他的手臂,被他推开了;又叼住他的发辫,不使下沉,他把犬首捺入水中,终于饮恨海底!全船将士除7 人遇救,全部壮烈殉国,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悲壮颂歌。

  致远舰沉没后,朝野震惊。光绪帝曾为邓世昌书挽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又作诗一首发到邓世昌祖居:”城上神威炮万斤,枉资剧寇挫我军。后来天道终许我,致远深沉第一勋。“(《邓世昌遗事及有关文献》,刊《图书馆杂志》1982年第2 期)日本海军也承认,致远舰”勇敢果决,极有胆量“。(川崎三郎《日清战史》)但是,致远舰究竟是怎样沉没的,至今还是一个谜。史籍记载主要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是中鱼雷沉没说。姚锡光所撰《东方兵事纪略》称:“致远药弹尽,适与倭舰吉野值。管带邓世昌……谓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舰,则我军可以集事,遂鼓快车向吉野冲突。吉野即驶避,而致远中其鱼雷,机器锅炉迸裂,船遂左倾,顷刻沉没。世昌死之,船众尽殉。”姚锡光曾任驻日领事,甲午中日战争时正在山东巡抚李秉衡衙署任事,经常往来辽、碣、登、莱,观察军情,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他以所见所闻,参以中外记载撰成此书,记载详赡清晰,远胜一时诸作,向为史家所重视。1935年国民党参谋本部第二厅第六处编印的《甲午中日战争纪要》即持此说。解放以后出版的著作,如丁名楠等合编的《帝同主义侵华史》(第1 卷)、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陈旭麓主编的《近代中国八十年》,以及孙克复、关捷的《甲午中日海战史》、戚其章的《北洋海军》、1979年版《辞海》,均沿用此说。邓世昌的孙女邓素娥在回忆邓世昌轶事时也说致远舰被鱼雷击中而炸裂沉没。电影《甲午风云》也以鱼雷命中致远舰作结尾。港台学者也采此说,如包遵彭的《中国海军史》即是一例。

  另一种是中炮沉没说。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海战时在定远舰上指挥作战。他在战后第二天向北洋大臣报告海战经过时说:“倭船快,炮亦快且多。对阵时彼或夹攻,或围绕,其失火被沉者,皆由敌炮轰毁。“(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盛宣怀档案中保留了参战官兵在1895年3 月总结海军利弊的呈文近十件,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守备饶鸣衢的呈文说:”譬如致(元)、靖(远)两船,请换截堵水门之橡皮,年久破烂,而不能修整,故该船中炮不多时,立即沉没。“守备高承锡的呈文说:”水师战船贵有铁甲,甲厚则船坚,交锋之际,经战持久,不易沉没。如大东沟之役,超勇、扬威、致远皆因无甲,故中炮即透入机舱,进水沉没。“(《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甲午中日战争》)当时参战的外国军官泰莱在《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说:”为敌炮所沉者三舰,其中有一为忠勇之邓君所统之致远舰。“”躬履行间“的水师提督英国军官斐物曼特而对林乐知说:”致远既受重伤,志欲与敌舰同归于尽,……不料日炮毕萃于其舰,独中沉渊之祸,惨哉!“(蔡尔康译编《中东战纪本末》)主”中炮沉没“说的,均为海战参加者。亲见目睹之说,自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了。

  参战目击者都说致远舰是中敌炮致沉,而治史者却众口一辞:中鱼雷而沉。于是致远舰沉没的真相,也就成为至今未解开的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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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篇

◆夏商人口究竟有多少?


  关于夏商的人口问题,由于缺乏准确可靠的人口数字记载,长期以来难于进行认真的探讨。

  《左传》哀公元年记载了一则流传于春秋时期的夏代史事,谓夏后相失国,其子少康逃奔有虞,有虞的酋长“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以收夏众”。杜预注云:“方十里为成,五百人为旅。”收众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了夏代国家的盛衰兴亡。此“有众一旅”,似指族落组织可出兵员数,如连老弱妇孺在内,以五口之家或三口之家可出一人计,则少康在纶邑的人口总数,大概应有1500到2500人。这则传说表明,早在夏代,统治者就有过人口统计之举。

  有关夏代和商代的人口数,文献中说法不一,但都未得到证实。

  一种见于《尚书大传。虞传》:“古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焉。———郑注:州凡四十三万二千家,此盖虞夏之数也。”

  如按一家五口计,则上说虞复全国总人口数有216 万。但是像邻、朋、里、邑、都、师、州这类如此整齐规范的行政区划和社会组织结构,在夏代并不存在。甚至在商代金文和甲骨文中,都还没有出现邻、里字样;朋字只用来称贝;都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商代称王都为大邑或大邑商;师是军队之称;州是族名兼地名。再者,以个体家庭作为人口统计单位,也不符合早期人口调查的特点。显然这种说法是出于后人附会,根本靠不住。

  另一种说法见《后汉书。郡国志一》刘昭补注引《帝王世纪》:“及禹平水土,还为九州,……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

  至于涂山之会,诸侯承唐虞之威,执玉帛亦有万国。……及夏之衰,弃稷弗务,有穷之乱,少康中兴,乃复禹迹。孔甲之至桀行暴,诸侯相兼。逮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方于涂山,十损其七;民离毒政,将亦如之。殷因于夏,六百余载,其间损益,书策不存,无以考之。又遭纣乱,至周克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又减汤时千三百矣;民众之损,将亦如之。

  及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错,民口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十六万一千人。“

  这段文字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叙殷因于夏之间损益时,指出“书策不存,无以考之”,似乎在其它方面有一定的史载依据。其二,谓夏商时代方国林立,在文献中亦有类似之说,如《左传》哀公七年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战国策。刘策》云:“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

  看来,除夏国未必有万国外,众多族落小国林立,确为夏商社会实际状态。其三,尽管人口落实到百、十、个位数,且夏初和商末周初的这三位数都为,“九二三”,不免荒唐之甚。但其注重不同时期的民数得失,又按单纯人口而不是以户计数,却具有早期人口清查的特色。故此说有一定参考价值,不能贸然否定。

  按照此说,从总体上推算,夏代直至商初诸侯方国规模均甚小,平均人口仅1300多人;后众国相兼及人口繁殖,到商末周初平均人口增加到了近8000人。商初成汤时有三千余国,则总人口约为400 万左右。

  唯夏代人口不可能达到1350万以上,须知直到西汉初年全国总人口也不过1500万至1800万。夏代人口也不可能超过商初的400 万,因为夏王朝统治区和活动范围远比商代小得多。《淮南子。泰族训》称商国“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即商疆域东到海边,南抵五岭,西达甘肃内蒙,北至河北北部及辽宁。据至今全国已发现的商代文物遗迹,遍及豫、冀、晋、陕、鲁、鄂、赣、湘、川、辽及江浙地区,与文献所言可相印证。夏代领土大大小于商,竟是“诸侯万国”,且总人口也多出两倍多,不能不说是虚张附会之言。

  近代甲骨文的出土及考古学的发展,对夏商总人口提出了新的观点。据迄今发现的11处龙山文化晚期和夏商之际的古城遗址,估测当时城邑居民的平均人口数大致在1500人左右,这与前述《帝王世纪》所记夏至商初族落方国平均人口1300余人的数值比较接近。前云夏初“千八百国”,总人口约240 万,如按现今遗迹考证总人口为270 万。商初三千余国,人口数似应在400 ——450万人之间。

  另据甲骨文、金文和考古资料等线索来分析,甲骨文、金文中有族氏地名约550 个。此外,甲骨文中有称“侯”的诸侯约40个,可知其所出族氏或自有其领地人口。《周官。载师》云:“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郑注:“一夫百亩之税,一家力役之征也。”“夫”以成年男丁为单位,自然包括了他们的家属老小。

  西周早期不少地域组织的人口规模约平均8000余人数,与殷商晚期正前后相系。按这个平均人口规模数计之,总人口数约略有575 万人左右。

  夏代和商代的人口数,一直是历史之谜,说法各异,莫衷一是。近代考古学及文献线索所提供的数字仅是粗估,有待进一步深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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