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考古] 云南李家山出土青铜器纪实---古滇国！ 废品收购站, 破铜烂铁, 大跃进, 青铜器, 盗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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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虎铜案于1972年在江川县李家山古墓群遗址第24号墓坑中发掘出来的战国时期青铜器。案又称“俎”，是中国古代一种放置肉祭品的礼器。牛虎案就是用来放献祭牛牲的，是古代祭祀中最重要的献祭。因牛牲居祭祀“三牲”中首位。虎在滇文化中具崇高地位，常立于滇人祭祀的铜柱顶端，为崇拜之对象。

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在中国文物考古界，有两次惊人的发现：一是甘肃武威出土的铜奔马“马踏飞燕”，二是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祭器“牛虎铜案”。从此这一北一南，一马一牛的精美雕塑誉满神州，轰动世界，并有“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之称。同时也翻开古滇王国神秘面纱的一角。牛虎铜案俨然是江川形象的一个代表。七十年代出土的牛虎铜案为研究战国时期江川历史及古滇国青铜器制造有着重要的作用。实物现存于云南省博物馆，并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青铜器牛虎铜案是云南古代青铜文化的杰出代表，原件现珍藏于云南省博物馆，于1995年被国家文物局鉴定专家组定为国宝级文物。江川县博物馆存有牛虎铜案的青铜复制品，馆前竖有牛虎铜案的大型雕塑，省内已开发出多种材料的牛虎铜案工艺品系列。

特征细节

青铜器牛虎铜案：高43cm；长76cm云南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此铜案为古滇战国时期青铜材料铸成的案祭礼器。其造型由二牛一虎巧妙组合而成。以一头体壮的大牛为主体，牛四脚为案足，呈反弓的牛背作椭圆形的案盘面，一只猛虎扑于牛尾，四爪紧蹬于牛身上咬住牛尾，虎视眈眈于案盘面。大牛腹下立一条悠然自得的小牛，首尾稍露出大牛腹外，寓意了大牛牺牲自己对小牛犊的保护。牛虎铜案中的大牛颈肌丰硕，两巨角前伸，给人以重心前移和摇摇欲坠之感，但其尾端的老虎后仰，其后坠力使案身恢复了平衡。大牛腹下横置的小牛，增强了案身的稳定感。 此铜案是滇国青铜器中较大的一件，其特殊的组合造型使整个铜案重心平稳，大小和谐，动静均衡统一。也因其器奇特造型，新颖构思，既有中原地区四足案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此铜案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极具艺术观赏价值，是中国青铜艺术品的杰作，更为我国古代文化之稀世珍品。

构思

牛虎铜案吸引我的不仅是它精巧的构思、完善的造型、生动的形象，还有它写实的风格。它的造型是一只老虎咬着一头牛的后背，而在那头牛的肚子下面，站着一头安然无恙的小牛。看到牛虎铜案你会想到什么？它实在传达了太多的信息：古代祭祀的兴盛，古代滇人的智慧和先进生产工艺，无私的母爱与残酷的竞争、弱肉强食交织在一起……中国自古就讲究繁衍生息，而父母对子女无微不至的关怀正反映了繁衍生息的需要，为子女尽心尽力，让他们幸福成长，培养他们成材，处于危险境地时牺牲自己也要让孩子好好活着。像那头被老虎咬着的母牛，即使后背已被老虎狠狠咬着，即将成为虎口下的美餐，也要让小牛安然无恙地活着，即使自身惨痛万状，也不愿让小牛受一分一毫的苦楚。下一代的生存代表的是这个种族的希望，中国人自古就重视种族的繁衍，就是为了种族的希望，在遇到危险景遇时，总要想尽办法保护下一代的生息安全。长辈们的辛勤耕耘是为后辈们留下发展的财富。

牛虎铜案似乎也反映着适者生存的理念。弱肉强食是动物界永恒不变的真理。弱小动物被强大动物吃掉，不适应生存环境的动物被自然界淘汰。弱肉强食看起来似乎很残酷，但它却反映了生态平衡的理念。要使食物链正常循环，破坏其中任何一条链扣的关系都是不行的。而在人类社会中，虽然不像动物界那样赤裸裸地弱肉强食，但也存在着适者生存法则。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都出现过“人吃人”的现象，随着人类的发展进步，这种现象少有了，但竞争的观念在今天这个社会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不能适应社会中的激烈竞争，就会成为“虎口中的美餐”，被社会淘汰。而想要逃避社会现实，躲在父母臂膀保护下，不寻找谋生之路的“下一代”，也不能适应社会的生存环境，最终被社会淘汰。

文物意义

透过牛虎铜案，我们不难看到战国时期古滇国人民对生活对社会的理解，其制作工艺体现了当时南方青铜器的发展情况。不论从设计还是制作上，牛虎铜案无不闪耀着古人的智慧，不愧为天下无双的国之瑰宝。

以牛虎铜案为代表的李家山青铜器是“国宝级的旷世文物”，是中华青铜文化中的一枝奇葩，它们既和中原及西北青铜文化有着历史渊源，但又有着鲜明的边疆民族个性。对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古滇国的民族史、农牧史、冶金史、美术史、民俗史等等，均具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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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城昆明南90公里。江川县李家山。一片低矮的山丘。 能有多少人知道，这片土山竟是一部历史巨书，它记载着2500年前古滇国的辉煌。已经发掘的85座古墓表明，李家山分明是一个大写的“谜”字，谁知道这里究竟还埋藏着多少秘密?

      在大跃进年代，农民挖渠时，挖出一堆破铜烂铁，废品收购站拒购。那原来是无可估价的青铜器。盗墓者将一件牛虎铜案弄到香港，卖价200万！

      1972年和1992年国家两次发掘，得青铜器3000多件。

      李家山尚有百座古墓深埋地下，专家们认为，由于我们对古滇国的研究和发掘地下文物的力量不够，至少在20年内不要轻易在这里再动土.

      青铜器中铭刻的历史 1953年，一个古董商带着几件青铜器到云南省博物馆要求鉴定，博物馆初步鉴定认为不像中原地区的商周青铜器，尤其是那斑斓的铜绿锈色和具有浓郁少数民族风格的纹饰，引起大家的特别注意，便将青铜器买下。后又得到一线索，在晋宁县小梁王山一带曾发现过类似青铜器。省博物馆在晋宁县开展了调查，居然找到了青铜器出土地点——石寨山，并从山下农民手中征集到几件青铜器和一件新石器时代的石铲，得知当年大批青铜器出土时的情况。

      石寨山青铜时代的墓葬大都集中在中段，分布密集。1955年至1957年间进行了两次大的发掘，出土各种文物4000余件。奇珍异宝，美不胜收。举世闻名的滇王金印，就是第二次发掘的6号墓出土的。篆书“滇王之印”印背蟠绕一条蛇，回首逼视，两眼熠熠放光，光彩夺目。这枚金印体积不过方寸，却是古滇国历史的见证，为研究汉王朝与滇的关系、滇文化的衰亡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 沉寂了一千多年的古滇国终于又浮出水面，并渐渐为世人瞩目。

        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晋宁石寨山以南50公里的江川县李家山村民，偶尔在山上捡到因下雨冲刷山坡裸露的零星青铜器和玉饰品。六十年代初，当地村民修造梯田时挖到一部分中小型墓葬，得到一批青铜器，他们用箩筐挑着卖给当地龙街公社供销社，售价仅十多元。凡梯田所及的较浅墓葬均已破坏，未及之处尚保存完好，人们后将挖出来的千余件青铜器全部堆放在生产队的仓库里。云南省博物馆的同志认为应尽快抢救发掘。但此时的云南文物考古工作由于“文革”原因处于停滞状态，没有及时发掘。

        1972年，由省博物馆张增祺为领队的4人发掘组赴江川进行了第一阶段的发掘工作，先后挖掘60余天，共清理发掘古墓27座，出土文物1300多件，大都是精致的青铜器及玛瑙、玉石装饰品。古墓群均为竖穴土坑墓。从年代上看，大体可把发掘的古墓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墓葬年代上限春秋战国，下限西汉中期；晚期墓葬年代上限西汉中期，下限东汉初期。青铜器文物有1000余件，价值也最高。

        青铜兵器有戈、啄、狼牙棒等；生活用具有壶、尊、洗、案等，其中，出土的牛虎铜案是云南青铜文化的精品；生产工具有锄、削、凿、纺织工具等。青铜乐器最具有古滇文化特征，第一次发掘出鼓、葫芦笙等。从整个古墓群出土的器物特征看，李家山古墓群的主人就是《史记》中所记载的“滇”族。江川李家山青铜文物与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同属古滇国遗物，在众多古滇青铜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和研究价值。

        1991年5月，沉睡了20年的李家山再次被探测硅矿的机器轰鸣声惊醒，其中一条深槽直伸李家山山顶南端，又发现了一个中型墓葬，当即发生民工哄抢文物事件。后经江川县文物管理所多方查找，追回了大多数文物。于是，有关专家对李家山古墓地再次进行详尽勘测，认定李家山还有为数可观的古墓。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省、地、县联合发掘队于1991年12月至1992年4月在李家山古墓地进行了第二次正式发掘，共清理古墓58座，其中大墓6座，出土文物2066件（套）。主要器物有铜鼓、铜贮贝器、铜俑、铜编钟等礼器；铜狼牙棒、铜鱼、铜矛等仪仗器和兵器；铜铃、铜策、金钏、玛瑙扣饰等装饰品及生活用具，以及用金、玉、绿松石等制成的各种珠管和扣缝缀在纺织物或毛皮上形成的“珠襦”等。

      李家山古墓群的第二次发掘，无论从文物的质量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第一次。第一次发掘没有出现金器，有的学者认为李家山古墓群较之晋宁石寨山古墓群，显然墓主人的社会地位要比石寨山的低下得多。但第二次发掘出现的不少金器，以及一些大墓墓主人的随葬品，与石寨山滇王墓里的随葬物品相比毫不逊色。这就说明李家山的一些大墓，在当时的滇国境内是高规格、高等级的，究竟是哪些大贵族的墓葬?至今是谜。

      1994年4月至5月，对85号大墓进行了发掘。此次出土文物120多件，主要是金器，如金簪、金兽饰、金剑鞘等，青铜器主要有剑、矛、斧等。此外还有贮贝器、环首铁刀、百乳镜等物。专家证实，第三次发掘的85号古墓与第一第二次发掘的古墓均属滇文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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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斑斓多姿的古滇青铜文化 古滇国青铜文化，以丰富多彩的内容、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精湛的制作工艺和独特的民族风格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目前世界上研究青铜器的专家学者，无不对滇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

      古滇青铜文化何以如此发达?出土青铜数量、种类何以如此之多呢?云南省博物馆张增祺教授说，古滇国民族很少受中原传统礼教的束缚，这在青铜文化中反映出来，无论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都显得更加开放和富有创造性，不受或少受内地传统模式的影响与限制。

      就以器物和种类而言，无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乐器还是装饰品，样样都用青铜制作，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多限于兵器和礼乐器。铜伞、铜枕和成套的纺织工具，以及房屋、舞台、兵器中的“仿生式”器物及铜铠甲、铜箭?等仅在古滇国青铜文化中出现。

     尤其是青铜器上的装饰图案，多为大自然中的动、植物图像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典型情节，很少用艺术的夸张和神秘色彩渲染。就以装饰题材中动物图像而言，古滇国青铜器经常出现的就有40余种，大到虎豹、小至蜜蜂甲虫，刻画得十分细致逼真，生动自然。

     牛虎铜案为战国时期青铜器，是古滇人祭祀时放置祭品的。牛虎铜案出土于李家山滇王国贵族墓地24号墓。原件长约76厘米，高约48厘米，重30多公斤，由二牛一虎组成。

      铜案以站立的大牛为主体，牛的四脚为案足，牛背椭圆形呈凹状作案面。粗壮的牛头及朝天的双角为案一端，牛尾有一直立的猛虎，虎口紧咬牛尾，前肢紧抓牛臀，构成铜案另一端。

      在牛腹之下四脚之间横站着一头悠然自得的小牛犊。铜案的主体大牛异常健壮，头颈厚重，较为夸张。牛尾立的一虎，使全案保持平衡。大牛腹下的一小牛，使案心下移。牛虎铜案利用对比、反衬、烘托等手法，将整体气氛和牛虎的神态、动作刻画得惟妙惟肖。

     大牛的健壮驯良，小牛的单纯可爱，猛虎的凶恶残暴，表现得淋漓尽致。观赏过这件文物的人无不为铜案造型完美、重心平稳、大小和谐、动静统一而赞叹。有评论家认为，牛虎铜案通过饿虎扑食这一扣人心弦的情节和瞬间，表现了自然界弱肉强食的撕杀场面。

     当有猛虎出现时，大牛奋不顾身将小牛护在自己肚下。牛虎搏斗时，虎避牛角锋芒，击其薄弱的尾部，死死咬住牛尾，再现了生活的真实。“案”为汉族的生活用具，但大多为木器。

      李家山牛虎铜案的出现，显然是古滇人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加以制作的，也可从此看出云南土著民族与中原汉族源远流长密不可分的融合。可以说，牛虎铜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杰作。

      牛虎铜案仿制品如今陈列在人民大会堂云南厅。在青铜器装饰工艺上，取材随意，表现手法不拘一格，是古滇青铜器中的最大特点之一。 由于历史条件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云南自古以来就成为多民族和多种文化的汇集地，滇国青铜文化吸收和融合了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文化精华。

      如铜桶、靴形铜斧等可能受到东南亚青铜文化的影响；动物纹扣饰及成套的马饰，与北方草原文化有密切关系；兵器中的铜戈、矛等，则是依照中原地区制作的；铜铠甲、有翼虎带钩等和中亚、西亚文化有关。广取博采，兼容并蓄，是古滇文化发达的重要原因。

     呼唤消失在远古的滇国 云南省博物馆张增祺教授介绍，2000多年前，我国古代越系民族中的一支渐渐占据了以滇池地区为中心的云南中部及东部地区，大致包括今昆明市全部，曲靖和玉溪大部，红河州、楚雄州和文山州的一部分地区，实力不断壮大，形成以越系民族为主体民族的古滇国。

      考古资料还证实，古滇国在战国末至西汉初为全盛时期，西汉中期开始衰落，西汉末至东汉初被中原王朝的郡县制所取代，古滇国随之消亡，生存了大约500年左右。古滇国绚丽多姿的青铜文化就是这个历史时期越人制造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滇池区域及附近地区发掘出30余处滇国时期的文化遗址，出土青铜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乐器、装饰品等5大类80余种，共1万余件，为研究滇国历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早已被遗忘的古滇国和滇文化又重新展现出风采。

     古滇国的历史，在我国古代史研究中基本是空白。我国古文献有关滇国的记载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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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滇国人使用的金腰带

　　春秋战国时期，一支远征云南的楚国大军，在滇池一带建立了云南历史上第一个王国——古滇国。中国古文献对古滇国只有过片断记载，且大多来自传闻或转录，并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因此汉以前的古滇国在现代人的视线中模糊不清。

　　上世纪60年代，玉溪市江川县的一些农民在李家山上进行坡改地，挖出一批“破铜烂铁”，引起了文物管理部门的重视，于是李家山古滇国墓葬群被发现。此后，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发拙， 清理古墓85座，出土文物3500多件。这些文物以青铜器为主，其中有驰名中外的牛虎铜案、虎皮鹿贮贝器等重要青铜器，还有金、银、铁、玉、石等器物，内容涵盖了古滇社会的各个方面，从中可以看出滇人在战国末至东汉初生存繁衍的情况。

　　1992年，国家文物局将李家山古滇国墓葬群列为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为保存和展示这些珍贵的文物，1994年，在江川县建成了中国第一座青铜器博物馆——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陈列出李家山出土的数千件青铜器文物，为研究古滇国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

　　我们德宏团结报赴玉溪采访团在玉溪采访中，参观了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

　　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外形为仿古建筑，馆内陈列着散发着泥土与青铜味的珍贵文物。随着讲解员的讲解，眼前滇人用过的锄、镰、矛、剑和贮钱的“贮贝器”、贵妇人的首饰盒、精致的扣饰、滇式编钟仿佛都活了起来，带领我们走进2000多年前幽深的古滇国，一点一点地揭开那神秘的面纱……

　　古滇国人处于奴隶制时代，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使用汉字也不普及，社会发展缓慢，普遍信仰一种原始宗教。社会文化生活丰富而独具特色，从建筑、饮食、服饰到宗教都自成一体，很少受外来影响，带有强烈的地域特征和地方特色。滇人男女均为椎髻发式，戴耳饰和手镯，衣长至膝下，赤脚，住干栏式房屋。他们以锄耕农业为生，兼营渔猎，饲养牲畜，手工业发达，尤以青铜冶铸、金银及玉石制作突出。他们的礼器有铜鼓、贮贝器、葫芦笙、案、枕、编钟，装饰品有各种造型的扣饰、腰带、耳环、手镯，兵器有狼牙棒、啄、铖、吊人矛、戚、蛇柄剑、铜柄剑、铜柄铁剑，农用工具有锄、镰、铲，还有渔猎工具和纺织工具。这些文物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生动地反映了滇人生产、生活以及祭祀、狩猎、纺织、舞蹈等情形。

　　展出的青铜文物，有的至今还弄不清它的用途，有的还有不可思议的文化之谜。“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李家山出土的“牛虎铜案”不仅是古滇国文明的象征，也是中国数千年青铜文明的经典之作。牛虎铜案高43厘米，长76厘米，重36千克，是贵族祭祀时用的华贵器具。从画面看老牛安详温和，而虎却是一种偷袭之态，虎牛之间是一头小牛。对此案有不同的解读，有的说这是表现舍命呵护小牛的亲情，有说是警示危急与祸患就在身边，有的说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只是为了使重心稳定。我无法判定谁是谁非，只认为这是一件展示戏剧冲突而又饱含哲理的空前绝后的神奇之作。

　　日本学术界认为李家山出土文物中的铜俑造型与日本武士相仿，妇女装束与日本古代妇女相同，古滇国亚热带自然环境、耕作、干栏式建筑结构、鱼食品和发酵豆制品饮食文化等与日本文化有渊源关系。对此推测铜俑不言不语。青铜器上那端坐在铜伞下的贵妇、执伞的奴隶、身披羽衣的巫师、击打铜鼓的乐人、还有古代波斯人的造型……这些江川坝子曾经的主人和客人，他们究竟从何而来，去向何处？谜底消逝在2000多年的时光遂道中。李家山现今发掘的古墓仅仅是200多座墓葬群中的一小部分，希望今后随着发拙的加大，这些答案能够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据专家考证， 滇国的消亡和滇文化的消失主要是由于中原王朝的入侵，但根本在于它的落后，从而被比之先进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文化所同化和取代，这不能不令人扼腕痛惜，同时也给后世的人们于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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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青铜器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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