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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箭

    据《旧唐书》记载，李世民是因“服胡僧药，遂致暴疾不救”，即为了长生而瞎吃丹药，最终死于药物中毒（通常是银汞中毒）；但据《朝鲜通史》记载，李世民在征辽时被迫退兵，还有着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即在指挥攻城时受了箭伤。尽管在现存的各家唐史中并无李世民中箭的直接记载，但从不少细节处却能看到些蛛丝马迹，因此这种说法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地，不能简单地斥做胡言乱语。

    据《资治通鉴》卷198记载，就在唐军班师的途中，唐太宗突然患上了“痈疽”，而且病情严重，到了不得不“御步辇而行”的程度，与出征前的生龙活虎判若两人。到了定州后，留守此处的太子李治“为上吮痈，扶辇步从者数日”，显然其病情并不容乐观。侍中兼民部尚书刘洎入内室见驾，出来时“色甚悲惧，谓同列曰：‘疾势如此，圣躬可忧。’”痈疽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火疖子，本为小疾，不过肿痛而已，慢性痈疽更是根本不会有生命危险，刘洎又何必如此忧虑？此节未免令人生疑。李世民为人善于做戏，在征辽过程中，曾数次亲临战场督战，过沼泽时还干过铺路之类的苦力活，这样一个喜欢在战场前沿作秀的帝王，为流箭所伤也并不奇怪。而太宗颇重颜面，为了遮羞而将箭伤托辞为“痈疽”，亦是顺合情理之事。

    刘洎探病出来后没几日，太宗便于重病中突然下诏，以“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的古怪罪名赐他自尽。刘洎本是太宗亲信，更是他在出征前亲自为太子选定的辅政重臣，当时已成为唐帝国中枢实权最大的几人之一，却竟在半年后便被赐死，而诸如“试图杀尽大臣”之类的罪名更是牵强荒谬，显见其中大有可疑。一些人认为，正是因为刘洎“与人窃议”，泄露了太宗的“痈疽”其实是箭伤这一实情，令李世民失了面子，才给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

    虽然依据现存的史料，李世民中箭之事并不能确定，但他的健康状况在征辽后急转直下，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自辽东回来之后，李世民便病体沉重，一直无法视事，军国枢要皆交由太子处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一年多，才“上疾愈，三日一视朝”。痈疽本是小恙，服用一些下火药物，几日内即可缓解，但李世民的“痈疽”却持久不愈，可世间又哪有持续一年多的痈疽之疾呢？其实所谓的“疾愈”也多半并非事实，充其量只是病情暂时略有好转罢了，之后仅仅过了一年多，李世民就一命呜呼。太宗有一定的武人根底，寻常病根本不致于绵延数年之久，严重箭伤的可能性倒是更大一些。而他体格原本健壮，又经众人精心照料起居，却年仅五十就丧生，未免有些短命，除了瞎吃丹药外，或许箭伤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韩剧“渊盖苏文”中，有一个李世民被射成独眼龙的剧情，应该就是据此事艺术化而得。笔者认为，射中眼睛多半是失实地。一是这个位置太巧，哪能恰好就射到小小的眼睛这么一个特别的位置上？二来利箭如果真地入眼，恐怕李世民也就活不了三年多了。更重要的是，虽然李世民控制了史官，大肆篡史，但一个独眼的李世民的形象未免太过明显，即使以其通天彻地的改史之能，恐怕也无法完全彻底遮掩，难免会在许多野史话本中流露出蛛丝马迹，可如今却未见端倪。综上可知，独眼龙的剧情应该是韩人对他这个侵略军头子有意进行的丑化，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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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毒计

    在第一次征辽遭遇重挫之后，为了雪耻，唐太宗于647年便再度对高句丽用兵。经过上一次的失败，李世民对高句丽的强悍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也改变了先前高傲自大，认为轻易便可击破的浮躁心态，也明白了唐军先前屡次能够得逞的“以大兵团迅速击破”的战略，只适宜于应对陷入内乱之敌，或者高昌这种很弱的小国，对上高句丽这种实力稍强的国家则难以奏效。

    有鉴于此，太宗开始施行一条险恶且高明的计划，即每到收获时节，大唐就自海、陆两线出动数波精锐部队，轮番攻入高句丽境内烧杀抢掠（“少兵番次蹂其边场”）。647年三月，李世民遣大将牛进达率万余海军，李绩统三千陆军夹击骚扰。648年二月再次出兵，大举攻掠高句丽百姓，然后“焚其外郭及村落而还”。唐军不求攻城掠地，而是专门着力于破坏高句丽国内的生产，摧毁百姓的生存设施，尤其着力于减少其农耕收获，摧毁其经济基础，削弱对方国力。原本李世民和隋炀帝当年一样，希望堂堂正正地推平高句丽，风光大胜，好好争一回面子，可这回失败后也总算是学乖了，知道即使数十万人倾国而去，靠正面硬打也难以取胜，所以才用上这种见效比较慢，不够磊落的手段。

    李世民这条毒计十分高明，成效立竿见影。唐军在半岛纵横来去，破坏力惊人，几年下来，高句丽国内田野荒芜，粮食匮乏，穷困凋蔽，百姓苦不堪言，困顿而死者不计其数，呈现出一片“岛夷之邑，千里荒芜”的可喜面貌。太宗闻知此事后，大喜，据《新唐书-东夷传》记载：“帝与长孙无忌计曰:‘高句丽困吾师之入，户亡耗，田岁不收，盖苏文筑城增阵，下饥，卧死沟壑，不胜弊矣。’”言辞中显然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

    高句丽人拙于应付唐朝的袭扰战术，只得口头服软。据《三国史记》记载：“（647年）冬十二月，王使第二子莫离支任武，入谢罪，帝许之。”“七年（648年），春正月，遣使入唐朝贡。”高句丽以王子出使谢罪并朝贡，是规格很高的外事行为，李世民也接受了朝贡，收取了贡物，做出了许和之态。但就在当月，李世民却又背信弃义，遣大将薛万彻统三万海军自莱州泛海再击高句丽，四月时又令大将古神感率军渡海，再次大肆侵扰破坏。六月时又正式确定了第二次大规模进攻高句丽的军事计划，初步决定于649年征发三十万唐军，并以周边诸部、各国为助，彻底荡平高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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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私欲

    由于立国未久，大唐在贞观年间仍然民穷财匮，所以尽管在采用这种几万人规模的袭扰作战之后，国内的财政压力比起先前出动十七万大军时要小上很多，可帝国仍然难以负荷。孙子在《用间篇》中曾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曹操对此亦批注苟同：“古者八家为邻，一家从军，七家奉之，言十万之师举，不事耕稼者，七十万家。”可见战争给百姓带来的负担十分沉重，像伐辽这种远涉千里的军事行动更是负担数倍于国内。李世民在登基之后，为了建立帝王功业，连年对外发动战争，大唐百姓本就苦不堪言，第一次征辽更是戕民甚深，败归后本应让百姓休养生息，可战事却毫无止歇之象，这不免令百姓和各级官吏心怀不满，举国尽是罢征的呼声，最后连太宗最为宠爱器重的后妃徐惠都看不下去，上书反对他继续对辽东用兵。

    徐惠首先提出了“黩武玩兵，先哲所戒”的警示；继而劝谏李世民不要“以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还明确指出过于广阔的疆土并不利于长治久安，而无节制劳役百姓反倒容易引发变乱（“昔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亡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恃大，弃德轻邦，图利忘危，肆情纵欲之所致乎！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也。”）这实际上已经是在委婉地指责太宗不合时宜地坚持对高句丽用兵，穷兵黩武，并非是为了国家和百姓，而只不过是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满足虚荣心，“肆情纵欲”，因私废公罢了。

    李世民生性虚伪好名，素来两面三刀，说一套做一套。他大加赞赏了徐惠的上书，为自己谋取了虚心纳谏的美誉，可对战争的准备工作却丝毫不变，而且很快就变本加厉，准备再一次倾国而出，用比上一次多一倍的兵力再伐高句丽。这个决定一出，天下哗然，劝谏者不计其数，重臣房玄龄在临死前仍竭力恳请他暂缓征辽，但太宗却一意孤行，强迫全天下按着自己的意志错误运转。

    众臣之所以大多反对征辽，就是因为所谓的“贞观盛世”，实际上只不过是浪得虚名。其实直到贞观中期，唐帝国才刚刚能让大多数百姓勉强吃饱肚皮，国家的财政根基还非常薄弱，因此才被迫推行省钱却问题多多的府兵制，以这样的国力和民生情况，根本就不适宜大规模对外用兵。而且由于府兵制颇有缺陷，持久作战会重创国内的农业经济，因此唐帝国此时并没有大规模对外长期战争的能力，劳师远征就更是勉强，就算侥幸取胜，自己也会大耗元气，与对方两败俱伤；而一旦战败，或者陷入持久战，那国内田地荒芜，财政崩溃，就可能像当年原本如日中天的隋王朝一样，把自己硬生生地拖垮断送。总而言之，李世民此次在民力已经衰竭的情况下强要再伐辽东，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地，很可能会重蹈隋炀帝当年的覆辙，这正是众人不惜触怒他也要直言劝谏的主要原因。

    其实众臣劝谏的这些道理李世民未尝就不明白，他也不是不知道征辽给百姓带来的艰辛苦痛，更清楚唐王朝此时的国力并不适宜再次发动战争，只是他终究放不下自己的面子这一关，又心存建功扬名的贪念，更不能容忍后世史书上记载他铩羽辽东，功业未竟，所以宁冒天下大乱的风险，宁忍亲手促成无数百姓流离失所，也仍然坚持要孤注一掷。尽管唐太宗满口都是“君舟民水”之类冠冕堂皇的大道理，竭力为自己营造出了“惜民”的形象，但那不过是在搞宣传，装样子，一旦事关他的切身利益，尤其是影响到他最为在意的后世口碑，那百姓的死活马上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不惜冒着“水覆”之险以全自己的功业了。在利益攸关之时，一个人的真面目才会显现，平日里唐太宗装得道貌岸然，可一到这后世声名与百姓活命只能二选一的关键时刻，不能再行矫饰，李世民自私刻狠的本性立时便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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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苦难

    自从篡位登基之后，李世民便不顾国家的经济现状频频发动战争，大唐百姓们饱受兵役徭役之苦，其中尤以远征辽东为甚。李世民征辽时征发的民夫数量史无所载，不过通过辅助资料可以略见端倪。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记载：“若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复加矣。”由此可知当时民夫的数量通常是战兵的四倍多。在比沈括早四百多年的唐初，运输技术自然更加落后，因此民夫所需数量只会更多，仅十万陆军所需的民夫恐怕就有五十万；海军的补给难度虽然较小，但登陆后继续前进仍然需要大量民夫，因此唐帝国在第一次攻辽时征发民夫当在五十万以上。

    唐太宗连年对外作战，百姓不堪其苦，民间多有自残手足，以躲避强制征募者。不少人采取烧、烫、烙、熨等手段，或用麻染石蜡，缠绕手臂或大腿，再点火将自己烧成残疾，情景惨不忍睹，却被自残者们美其名为“福手福足”，认为虽残躯体，却能得保性命，比起那些被强征到战场丧生者，还算是福气不浅。大诗人白居易深感民生疾苦，曾做了《新丰折臂翁》一诗，描述了逃役百姓的可怜凄惨之景。

    “……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弓箭。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臂折来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飞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

    诗中讲述了玄宗时期一个寻常百姓将自己捶成“福手”，以保全性命的辛酸过程，嘲讽了帝王将相们为了“封狼居胥”而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其实玄宗讨伐藩属时如此景象，太宗时连年对外作战，百姓对征发又何尝不是同样痛恨，境遇又何尝不是同样凄惨？白居易若早生个几十年，且不被强征死于战场，恐怕在贞观年间也会写出像《新丰折臂翁》这样的诗作来。

    笔者将心比心，颇能感觉到当时的大唐百姓在太宗的苛政之下那种无奈绝望的痛苦，可当李世民听闻“福手福足”这件人间惨事后，非但不觉同情怜悯，反倒因治下“刁民”竟敢以此伎俩逃避徭役而勃然大怒，马上下诏道：“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隋炀帝征辽时天下百姓同样民不聊生，也有不少“福手福足”之惨事，但那时自残躯体尚能躲避征发，保得残生，而太宗对百姓却比杨广还狠，竟连自行致残都无法逃避兵役徭役，非但要带残从征，还要被再行加罪。

    在唐太宗第一次征辽时，虽然也有一些人贫苦思变，希望能藉军功来改换门庭，所以自愿应募从军，但在这被征发的十七万士兵中，其实大部分还是希望过平凡却安全的日子，而不愿到域外泣血博命；至于那五六十万被征发的民夫，连获得军功的希望都没有，自然更加抵触。可是此时自残躯体的路子已被聪明的太宗堵死，没有背景的寻常百姓又如何逃得过这场劫难？因此唐军中充斥着大量被迫前来，不情不愿的士兵和丁夫，有不少人宁可自此弃家流亡，也要冒死从军中脱逃，显见其对强征深恶痛绝。

    据《旧唐书》卷74记载，当民部侍郎崔仁师在河南为海军督办粮草时，“韦挺以壅滞失期，除名为民，（仁师）以运夫逃走不奏，坐免官。”韦挺运粮失期，多半就是强征来的民夫大批逃亡所致，诸官多半也曾尽力去弥补过，但最终却瞒不下来，仍然失期误事，主官崔仁师也被罢职，由此可知此次逃亡的规模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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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民变

    征辽路途遥远，粮秣是战争的关键，而运粮就要大举造船，于是早在在644年第一次伐辽之前，李世民便令将作大匠阎立德“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资治通鉴》），以充当运粮船；又于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新唐书》卷100），做为战舰，这九百艘大船一时成为了江西三州百姓的噩梦。此次再伐高句丽，太宗对海船的需求更大，有大臣见该地百姓已然不堪重负，心怀不忍，便在648年六月为民请命，建议将负责造船之处改为剑南道，原因是“属者辽东之役，剑南复不预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舰”（《资治通鉴》卷199，下同）。但到了八月，太宗仍然“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非但不体恤百姓，要求反倒比先前的九百艘更高，民间负担益重。既然这个大臣曾专门提及未承担过造船任务的剑南地区还能保持富庶状态，那言外之意自然是造完船后的江西地区已经沦入贫苦状态了，真不知道这些可怜的江西百姓又该如何再承荷这一千一百艘的重负。

    当然，太宗也并没有放过富庶的剑南地区，噩运同样也降临到了蜀地百姓的头上。太宗先是在648年七月“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此举已然扰民极深，可李世民旋即又令巴蜀百姓大造船舶，每家每户都摊派下重负。由于身体堪忧，太宗又急于在生前灭亡高句丽，赶临死尽量谋取名利，因此催逼急苛，民工夫役日夜不停赶工，徭役奇重，百姓苦不堪言。司农少卿长孙知人便曾奏称：“蜀人脆弱，不耐劳剧。大船一艘，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毕，复征船庸，二事并集，民不能堪，宜加存养。”可见这两项摊派迫民何等深重。

    由于身处山地，不擅造船，官府又催逼急切，蜀人多被迫去江南买船交差，或雇佣湖南潭州人代造，一时间船价奇高，巴蜀百姓大多倾家荡产，很多人卖田卖地不够，还被迫要卖儿卖女，无数人间惨剧就这样在太宗的功业大梦中上演，最终导致巴蜀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骚动（“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输直雇潭州人造船；上许之。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蚤然。”----《资治通鉴》卷199）

    蜀地的少数民族也深受征辽徭役之苦，他们可不似汉民般乖顺，活不下去便要起事。于是就在所谓的“贞观盛世”里，剑南道（川贵地区）竟然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大量少数民族百姓于648年武装暴动，大唐出动了两万多大军才将这场民变镇压下去，显见其规模颇大。

    剑南地区的大动荡终于令太宗感到惊惧，知道自己迫民过甚，已经超出其忍受底线，便不敢再漠视百姓的苦痛，继续催逼，但造船征辽的计划当然决不能停，于是便“敕潭州船庸皆从官给”，由官方出了买船的这笔钱。其实此时巴蜀百姓已被榨干，再逼迫也无济于事，只能徒增社会动荡而已。与很多人想象中不同，太宗迫苦百姓，并不完全是为了对外做战，就在百姓们卖田卖宅卖子女，以向前来逼催的官吏交税顶役时，李世民这个“仁德”君王却正在他们的血泪上大肆挥霍，就算在连年征战之余，在第二次大举筹备伐辽之时，这个自私自利之徒竟仍然不忘大建宫室，奢靡享乐，真是好一个仁义爱民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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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丧生

    唐太宗第二次征辽前的情景，与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前十分相似，都是民怨沸腾，都是劝阻无数，都是一意孤行。二人唯一不同的只有结果，杨广把第三次远征做全了，于是国家财政和农业经济被彻底拖垮；而李世民却幸运地于649年五月病死在出征之前，不仅结束了大唐百姓的灾难，也全了自己的后世声名。他第一次倾国而出时对安市城无可奈何，第二次就能攻下了么？高句丽这个半山地国家中又还有多少个如安市这样的坚城？唐帝国要花上多少时间，用几次征伐，才能够彻底取胜？唐帝国自身又能否撑到那个时候？

     事实上，在李世民殒命之时，大唐百姓已然不堪其苦，所谓的“贞观治世”早已变得民怨沸腾。为了缓解一触即发的社会矛盾，李治甚至还来不及正式登基便匆忙下令：“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停止了征辽准备和李世民劳民伤财的大修宫室等奢靡行为。笔者认为，幸好李世民死得早，如果他晚死几年，为了私欲再强撑着远征几次高句丽，很可能就会走上和隋炀帝一模一样的绝路，把唐帝国也断送在辽东。

    在太宗临死之前，曾经立遗诏罢止二伐高句丽，这充分说明他心中完全清楚此次征辽很勉强，风险很大，胜算不足。由于上次征辽时损耗的国力还未恢复，内部反对的呼声又很高，而对手刚刚击退唐军，达成了保家卫国的目标，正是士气高涨之时，内部有隙而对手斗志旺盛，于此时发动大规模战争，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占，显然并不适宜。其实李世民对这些早就心知肚明，但他身体不支，无暇再等，因此不管百姓能否承受，不管再次失败后国家的损失会有多大，不管又将有多少人埋骨辽东，都要不顾一切地进行这场军事赌博。

    李世民生前顶着诸多压力，拼命筹备征辽，可在死前却不让儿子继承自己的遗志，伺机对辽东用兵，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些人认为，从李世民先前的诸多表现，已经能够看出他根本不以百姓死活为意，因此他在临终前下诏罢征，显然并不是因为体恤百姓疾苦，真正的原因则是因为李世民心胸自私狭隘，既然一征失败，就不希望儿子李治能够击败高句丽，反衬出自己的无能，更不愿儿子立下开疆扩土之功，在功业方面超过自己。李世民在登基后，费尽心机，使了不少手段，终于在史书上丑化了老父李渊，将这个雄才大略的开国君王贬低得一无是处，并且成功骗过了不少人，将开唐之功尽数揽于己身，抢走了本该属于亲爹的光环，以一个二世继承者的身份，竟然攫取了开国之君的尊荣，如此阴私好名之人，担心儿子的成就超过自己，因而竭力阻挠，这其实半点也不奇怪。

    不过李治也不傻，自然也想建立功业，留千古英名，所以根本不会遵从李世民的遗志。高句丽是一定要去伐地，但由于李治还年青，无须像李世民一样急着出兵，迫民过甚，他用了数年时间让百姓休养生息，直到因李世民连年发动战争所损耗的国家元气有所恢复后，才寻了一个较好的契机，再次对高句丽发动攻势，最终还趁着高句丽内乱成功将其灭国，达成了李世民豁出老命也未能实现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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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帝国对朝鲜半岛发动的三十一年战争（二）百济的亡国与复国运动

1、大唐国策的改变

    李世民征辽失败，令唐帝国放弃了一举攻陷辽东的臆想，被迫开始稳扎稳打，最明显的改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骚扰破坏战术替代强攻，第二个就是大幅调整了对新罗的态度。此前新罗在被高句丽和新罗夹击时，曾多次请求唐帝国出兵援助，但李世民却仅仅是搞些下诏、遣使之类的表面文章，毫无实际作用。笔者认为，太宗起初未尝没有让高句丽和新罗内耗，然后自己再出兵将其全部荡平，尽据朝鲜半岛的想法，因此始终乐于看到双方两败俱伤，然而一征高句丽铩羽而归的惨痛教训却又令他不得不开始正视这个顽强的对手，于是之后便空前重视对新罗的扶持。这一方面是为了借助新罗的力量来夹击高句丽；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在半岛南部开辟一个南攻高句丽的前进基地、一个稳定的补给后方，好为海军日后自南线夹击高句丽创造条件。对新罗的扶持其实并不符合李世民的初衷，不仅不能趁机将其削弱，这种合作关系的建立还令唐帝国在灭高句丽后，不好立时翻脸对新罗下手。

    李世民伐辽时，曾令藩属国百济和新罗助攻高句丽，但这两家的回应却迥然不同。由于利益一致，新罗人积极响应，据《旧唐书-新罗传》记载：“新罗遣大臣领兵五万人，入高丽南界，攻水口城，降之”，说明其出动五万之众，倾国北上配合。不过新罗军在攻陷水口城后，却未能再取得其它战果，原因在《三国史记》卷5中可略见端倪（“太宗亲征高句丽，王发兵三万以助之，百济乘虚袭取国西七城”），由此也能看出百济此次坚定地站在了大唐的对立面，与高句丽精诚团结，守望相助。其实大唐虽然号称是总领诸藩的宗主国，实际上却只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领袖，对麾下藩属并无号令的能力，这些藩国平日朝贡称臣，不过是放低姿态捞点实际好处，无关痛痒的小事上给大唐一个面子，利益一致时也能积极响应，但一遇到大是大非，利益攸关，便会马上撕破面皮，立场鲜明地跳起来作对，大唐通常也对其无可奈何。

    虽然新罗此次仅下高句丽一城，但不过是受百济影响，但其与百济相互牵制，令百济无法与高句丽合作共击唐军，所以还是有很大的作用地。对于唐帝国而言，如果百济覆灭，就能将新罗军从与百济的对峙中解放出来，从而更好地配合自己夹击高句丽。而更重要的是，在占据百济之地后，唐军将在半岛上取得一个能够直接控制的基地，行军和补给的负担必将大大减轻。因此唐廷在一征失败之后，便决意在攻取高句丽之前，先行将百济铲除，为自己二伐高句丽做好铺垫。据《旧唐书-刘仁轨传》记载，刘仁轨曾言：“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明确地从战略层面说出了大唐灭亡百济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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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国百济的灭亡

    李世民含恨而终后，唐帝国暂停了对高句丽的军事行动，以缓解国内艰危的民生，让太宗治下痛苦不堪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这说明高宗李治还算得上是一位能够体恤民情、审时度势的帝王。当然，李治没有立即就对辽东用兵，除了民生的压力之外，也是因为一时无从下手，然而半岛三国彼此不和，内讧不绝，很快便为唐帝国的再次入侵提供了契机。

    由于新罗在李世民征辽时鼎力助其作战，与高句丽和百济的矛盾更加激化，于是在唐帝国撤军后便遭到了两国变本加厉的报复。655年，百济和高句丽再次联合攻打新罗，百济夺其三十余城，新罗向大唐求援，唐廷遂决意趁机介入朝鲜半岛。经过周密准备，高宗以名将苏定方为帅，于660年出动水、陆大军十余万攻伐百济（在《三国史记》中记为十三万，《资治通鉴》中记为十万，《三国遗事》中记为十二万三千），新罗则出动精兵五万配合，三路大军共伐百济。

    由于百济的兵力远不及唐、罗联军，加上百济国王扶余义慈被唐廷释出的烟幕所迷惑，误以为唐军此次只是要借道进攻高句丽的西南腹地，因此并未坚决抵抗，错过了拒敌于海岸线前的最佳御敌时机，唐军在安然登陆后大举进攻，发动了一场直捣其国都的闪电战，猝不及防的百济军一败如水，屯驻各地的百济兵将亦不及赴援，联军仅用十日便攻入了百济国都泗沘城，拥有近六百年历史的古国百济为唐所灭。

    百济此次亡国，与其一直首鼠两端、心存侥幸不无关系。大唐的国力和人口远胜高句丽，但百济却在双方决战的关键时候站在高句丽一边，而不是按常理去投靠唐朝，就是因为看出了唐帝国的野心，知道唇亡齿寒，高句丽一旦亡国，唐军趁势而下，整个半岛就将全部沦陷。然而尽管扶余义慈聪明地看穿了局势，却又不愿正撼唐军锋锐，妄想着靠外交斡旋等手段与唐朝维系住表面的藩属关系，让唐帝国始终把军事重心放在高句丽身上，拿高句丽当挡箭牌。正因如此，扶余义慈才会一面扯唐朝的助手新罗的后腿，一面还对唐朝称臣纳贡，后来被大唐的外交烟雾所欺骗，没有坚决抵抗唐军的登陆，结果被打得猝不及防，都是这种侥幸心理在作祟。

    在统治中心被摧毁后，百济军民在心理上遭受了沉重打击，大多失去了斗志，纷纷向唐军投降，百济全境很快就被平定，唐帝国在其地设县驻军，正式开始施行统治。然而这种“斩首行动”虽然迅速地击垮了对手，却未能彻底摧垮其地方武装势力，因此唐帝国在百济的统治浮于表面，存在着极大的隐患。如果唐帝国能够善待降附百姓，妥善施政，凭借十几万兵马之威，或许还能勉强维持统治，然而唐军军纪素来败坏，在百济故地上为非作歹，戕害百姓，终于激起了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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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打家劫舍的大唐府兵

　　随着开国之后日甚一日的土地兼并，唐初的均田制逐渐崩解，府兵们大多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全家老小的生活，皆靠在战争中打家劫舍而来，因此唐军士卒都是抱着“打赢了捞一票”的心态来到百济地，而唐军素来军风不正，连皇帝李世民都明目张胆地鼓励手下屠城、劫掠百姓，以此来鼓舞士气（如攻白岩城时），下面的将领自然更是大加纵容，再加上征服者自发的骄纵和大国欺负小国惯例的鼓舞，十几万大唐兵将便放心大胆地在百济故地上恣意烧杀奸淫，掳掠财物。据《旧唐书》卷109记载：“显庆五年，苏定方讨平百济，常之率所部随例送降款。时定方絷左王及太子隆等，仍纵兵劫掠，丁壮者多被戮。”

    做为侵略者，大唐本就无法让刚刚亡国的百济遗民们归心，大部分人都处于敢怒而不敢言的敏感状态，可就在这种情势下，苏定方等将领非但不肯约束部下，收拢人心，反倒纵容麾下军卒四处劫掠，于是本就军纪败坏的唐军士卒在上官的默许下，变得分外残狠贪暴，四处抢劫破坏，等到十几万唐军回国时，百济已然白骨盈野，一片凋敝。

    在百济人眼中，唐军就是无恶不做的异族侵略军，而苏定方就是领头的杀人魔王、邪恶化身。其实百济惨状的出现，并非缘自苏定方个人的道德问题，656年王文度在西域倡议屠戮数千家前来归附的无辜百姓时，众将皆赞同或沉默，唯有苏定方出言阻止（“如此乃自为贼耳，何名伐叛！”）虽然他最终未能阻止那场暴行，但当唐军杀尽这数千家无辜的百姓后，众将“分其财，独定方不受”，可见苏定方尚算是唐军将领中持身较正者，尚有一丝良心未泯。不过四年前的那个苏定方此时已然蜕变，也已经开始默许甚至支持麾下军卒荼毒百姓，此时残虐百姓早已成为军中常例，没有哪位将领敢于阻止士兵们的兽行，苏定方也不敢挡大家的财路，否则引发兵变都有可能。

    由苏定方的蜕变能够看出，大唐府兵的军风军纪下堕极快，在短短几年中便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军纪的迅速败坏源于唐廷一贯奉行功利作风，只要打了胜仗，那道德沦丧、抛却良知、由军变贼、烧杀抢掠、淫辱妇人都无所谓。对于士兵们在境外（甚至是羁縻州和新夺占的领土上）向已经降顺的百姓施加的暴行，从最高位的皇帝开始，就睁一眼闭一眼，大加包庇纵容，上梁不正下梁歪，军中将领自然更是乐得放任，最终一发而不可收拾，兵卒们恶习已成，谁都无力再约束手下，于是唐军便为所欲为了两百多年，着实羡煞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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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义军蜂起

    唐帝国在占领区的残暴统治激起了百济士民的极端愤恨，奋身起义者不计其数，武装反抗此起彼伏，更硬生生将很多本已归降的百济将士逼反，这些人同情正被唐军荼毒的同胞，降而复叛，一时间百济大地火头四起。尽管这些人普遍缺乏铠甲和武器，大多只能以简陋的木棒作战（“兵尽前役，故以棓战”），但却异常英勇，不畏牺牲，一时间令唐军大感头疼。而看到军队起事，各地百姓更是有了主心骨，闻风相从，军民团结一心，共同与残忍的唐朝侵略军殊死作战，一场轰轰烈烈的复国运动就此在百济故土上拉开帷幕。

    第一个举起反唐复国大旗的义军首领，就是后来被大唐视作梁柱的的百济将军黑齿常之。在百济国王投降后，黑齿常之和同僚们原本均已归降依附，但当看到唐军士兵大肆屠虐百姓，较仁慈者也会将其劫掠一空之后，黑齿常之等人愤而复叛，于任存山揭竿起义，“旬日而归附者三万余人”。

    面对如火如荼的大起义，大唐与新罗立即联起手来，对各支义军进行了冷酷的镇压。苏定方出动大军进攻任存山，虽然黑齿常之临时招聚的三万散兵游勇仓促成军，缺乏训练，而唐、罗联军拥兵近二十万，且武器精良，双方实力相差悬殊，但由于满怀仇恨的义军士兵为了保卫家园，均殊死而战，所以唐军仍然大败而回（“定方遣兵攻之，常之领敢死之士拒战，官军败绩。”----《旧唐书》卷109）

    在攻打黑齿常之失败后，苏定方并未再次进攻，而是于660年九月率唐军主力归国献俘，百济战场上的唐军锐减至一万七千人，新罗军之后也相继撤兵。此后百济的乱局迅速恶化，各地义军纷纷转守为攻，在《新唐书》、《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中均提到，黑齿常之在击退苏定方的进攻后，紧接着便又取得攻占“二百余城”的辉煌战果，收复了大量失地，大唐在百济故土上的统治一时间风雨飘摇。而在苏定方撤军一个月之后，另一支百济义军的首领道琛和鬼室福信就拥立了正流亡日本的百济王子扶余丰，以之号召百济人民起来抗争复国，于是百济大地上的起义浪潮更加汹涌，唐军只能龟缩在几个大的据点中负隅顽抗。在金法敏致薛仁贵的信中便曾提到：“大军回后，贼臣福信，起于江西，取集余烬，围逼府城”，可见情势已然岌岌可危。

    苏定方此次在彻底平定起义前就急急撤军，一方面是因为十余万大军长期远在辽东，靡费巨大，国内百姓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则是苏定方急于见好就收，回去献俘请功。在当年的正月和十一月，唐帝国先后于洛阳举行了两次盛大的献俘仪式，苏定方均是主角，一年间两次得胜还朝，这是罕见的荣耀，苏定方急着回去也不难理解。一些人则认为，苏定方急于归国，与唐廷高层的争权夺利有关。而且苏定方与留守百济的刘仁愿不和，专门给他留下一个烂摊子，好看他的笑话。

    笔者认为，苏定方急于回国的最主要原因并非以上所述， 而是因为唐廷始终将军事重心放在高句丽身上，灭百济也不过是在为这个目标做铺垫。此时百济政权已然坍塌，虽然义军蜂起，但对唐帝国联合新罗夹击高句丽而言，已经构不成大的影响。唐帝国在661年春便再次大举进攻高句丽，660年秋令苏定方撤兵回国，休养整编，自是顺理成章之事。

    在唐廷高层眼中，百济起义自始至终都无足轻重，只要平灭了高句丽，那数十万大军顺势南下，镇压掉百济的起义不过是弹指间事。虽然唐廷低估了百济起义的力量，百济的局势也比其先前预想的要乱得多，但不得不说，如果二征高句丽真能一鼓而下，那唐军在百济就算再凶暴残忍，凌虐百姓，搞得天怒人怨，唐帝国也能轻易压服，在北亚的统治照样能够稳固如山。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民心的力量从来都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