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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历史] 浴血罗霄 作者:萧克(开国上将的一部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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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8-6 10:06


作者简介

萧克(1907.07.14~2008.10.24),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原名武毅,字子敬。乳名克忠。1907年7月14日生于湖南省嘉禾县泮头乡小街田村。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第一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2008年10月24日12时51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萧克将军爱好文学,在漫长的战争岁月中,无论是在运筹帷幄的指挥间隙,还是在关山飞渡的行军路上,他经常抽空读书,先后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如《战争与和平》、《少年维特之烦恼》、《阿Q正传》等作品。

晚年致力于军事学、党史、军史、战史的研究。主编《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朱毛红军侧记》,发表多篇文章。著有《浴血罗霄》,获1988年茅盾文学奖荣誉奖。主编百卷巨著《中华文化通志》。出版《萧克回忆录》、《萧克诗稿》。

《浴血罗霄》是萧克著的一部长篇小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品被评为1984-1988年度茅盾文学奖荣誉奖。小说描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罗霄纵队为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决策北进,以罗霄纵队司令郭楚松为代表的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内容梗概

1933年,国民党五十万军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罗霄山脉中段湘赣苏区的主力红军罗霄纵队按照中央的指示,向北挺进,去新的苏区。

罗霄纵队一举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攻克、火攻敌人的堡垒。一路上在敌人天上飞机、地上步兵追击的情况下,罗霄纵队一次次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但在艰苦、残酷的环境下,罗霄纵队损失很大,不少战士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两个多月的征战,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情况更加复杂,环境更加恶劣,部队从各方面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向北挺进已经没有意义。为了保存部队实力,中央同意罗霄纵队返回罗霄山脉根据地的计划。

罗霄纵队的战士们知道要打回自己的根据地,个个情绪高涨,克服了边急行军边连打恶仗的巨大困难,甩掉了追赶的敌人,终于回到离开近三个月的家乡。

创作历程

刚刚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当编辑的时候,就听老同志说,萧克将军手里有一部长篇小说。我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直接找到了将军家里。得到的回答是:首长现在还很忙,等空下来再和你们联系。过了不久,我就接到首长秘书的电话,说可以去谈一谈。

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我如约来到萧老的家里。老将军和我说起了这部书稿的来历——

长征结束后,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苏区党代会。会后返回部队的路上,他和战友们策马扬鞭,畅谈革命的前途和对未来的憧憬。路旁耸峙的高山,勾起了他对血与火的红军生活的追忆,激起了他的创作冲动,他决定要写一部苏联《铁流》那样的小说。

长期担任军事指挥员的他,怎么突然有了创作的冲动呢?

他感慨万端地对笔者说:“你不知道哇,我读完《铁流》,心里很不平静。我们经历的战争,远比《铁流》里写的要复杂得多,精彩得多。所以我要写出来。”

搞创作,仅仅有冲动是不行的。他能完成这部小说,与他的文学基础分不开。他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喜欢读书看报。他喜欢的作家很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的作品曾使他废寝忘食。参加革命后,又读到了不少文学作品,有不少还是打土豪抄出来的。他不光读,自己有了感受就写。写诗歌,也写散文。当年的《湘赣红旗》上就发表过他的作品。

在黄土高原上一个叫镇原的小城外,他开始了《浴血罗霄》的创作。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了。他身为120师的副师长,和贺龙、关向应同志一起,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战事繁忙,小说创作自然中断了。

1938年8月,我军收复晋西北7城之后,部队有段短暂的休整,他又重新执笔,利用夜晚的时间写起小说来。每天晚饭后,他在小饭桌上点一支洋蜡,放一摞白纸,一写就到深夜。关向应政委打趣地说:“老萧,你要不当兵,准会去搞文艺工作。”

《浴血罗霄》完成初稿,是在京西的百花山里,那时,他是冀热察挺进军的司令员。每天的工作都是很紧张的,但是他会见缝插针,利用躲敌机的时间,在膝头上奋笔疾书。当时躲敌机没有像样的防空洞,多是在老乡挖煤的洞子里。所以有人说,这是完成于煤洞子里的小说。

司令员利用业余时间写小说,在那时也是绝无仅有的。他的部下中不乏作家、评论家,他们对《浴血罗霄》都很关注。《晋察冀日报》的主编邓拓同志看了初稿,对萧克说,还可以再充实一些,多了可以删。由少变多难,由多变少易。萧克将军虚心听取了意见,又作了两次修改。初稿的添补却在病床上——他得了严重的肺结核,不得不静下心来养病。
他没料到从此再也没有时间动它了。这部用毛边纸、粉连纸等杂七杂八的纸写成的小说交给了他的夫人蹇先佛同志。此后,行军的路上,转移的途中,蹇先佛除了照顾他们的孩子,还要特别留心这部稿子。这是萧克同志心血的结晶啊!

全国解放了,按说这部小说可以送到出版社了。萧克将军没有送出去,他还想修改一遍,只是苦于没有时间。那时候,百废待兴,他主管部队的教育训练工作,实在无暇将它修改出来。到了1958年,这部还没有出版的书就开始遭厄运了。有人打电话给萧克,要他把书稿拿出来。他说,拿就拿,我的小说能有什么问题!书稿被打印出来,供批判用。在批判会上,有个同志居然指着书中国民党士兵的一句口号说:“你居然喊打倒共产党!”真叫将军哭笑不得。翻来覆去的批判气得他吐血。

到了“文化大革命”,对这部书稿的批判也逐渐升级。“为错误路线歌功颂德”、“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蹇先佛同志说:“要早知道这样,不如把稿子烧了!”

为了改好这部书,我们随同萧克将军回到了他当年浴血苦战的罗霄山脉,到当年的战地考察,和老红军、老乡亲交谈。萧克将军改稿,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对我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他认为可以接受的,都会接受,他认为不可接受的,也要说出为什么不能那样改动。稿子他先后改了四遍,从近40万字删到25万字,又增加了不少情节、细节。直到二校时,他还逐字逐句推敲了一遍,才在校样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1988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浴血罗霄》出版了,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浴血罗霄》是一部真实再现红军生活的小说,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给读者一种全新的感受,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写出这种韵味。

1991年的春天,被誉为当今最高文学奖的茅盾文学奖梅开三度,《浴血罗霄》被评为1984-1988年度茅盾文学奖荣誉奖。八十高龄的将军和当代作家刘白羽、路遥等一起走上了文学的领奖台,此事被列为当时文坛一大盛事。

成就与影响

这是一部真实再现红军生活的小说,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给读者一种全新的感受。本书曾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荣誉奖。

1988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浴血罗霄》出版了,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浴血罗霄》是一部真实再现红军生活的小说,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给读者一种全新的感受,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写出这种韵味。《浴血罗霄》反映的红六军团的军事动作是红军长征的前奏。

胡耀邦在读完小说《浴血罗霄》后,曾经赋诗:

寂寞沙场百战身,
青史盛留李广名。
夜度将军罗霄曲,
清香伴我到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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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这几天的雾好重。白茫茫、灰蒙蒙,吞没了村镇,吞没了山岭。就连镇子西边小山包上的三个碉堡,也被浓雾淹没了。
  等到云开雾散,碉堡里的国民党军官兵吃了一惊——村里飘起了红旗。一面、两面、三面……红旗迎风飘扬,分外的鲜艳。分外的骄傲。
  这里处于赣江中游以西百十里,是国民党战区防御体系的纵深地带。守碉堡的敌军在先一天已经知道红军游击部队离这里不远,也想到他们可能会来这个地区,但没有想到会在拂晓时,雾影朦胧中来到在这几座碉堡直接控制下的大村镇。他们虽然弹药充足,但与外界联系的电话线早被红军截断,几座孤立的碉堡,不敢贸然行动。只好躲在碉堡里往外观察:发现有许多衣服槛楼的农民、工人、小孩、老头、妇女和小服,夹杂着三三五五的军人,时来时往,时聚时散。他们有的在开会、演说和呼口号,有的在分地主家里的物品,有的凑在一起闲谈。小小的街上,成了热闹的市场。还有个小队伍,到附近村庄去贴标语、开大会,打土豪、分东西……
  这叫他们好生奇怪,红军到这里来干什么呢?他们若长期来此驻扎,为什么不打碉堡,他们若不准备长住,为什么又顶到碉堡底下,难道不怕碉堡朝外打枪?
  国民党士兵还看到,来这里的红军人数不少,起码有几千人。这么多的人,就住在村镇和附近几个小村庄,一枪不放,这叫他们大惑不解。
  这些红军到底要干什么呢?
  国民党军队被蒙在鼓里,红军战士也被蒙在鼓里。他们接到通知,要做好出发的准备。然雨,要到什么地方去,去做什么,没有任何消息。
  白昼很快的过去,夜很快的来了,红军战士三三五五地围着灯光忙活,有的用破旧衣服撕成两指宽的长条,有的用兰麻搓成筷子粗的绳子,有的打草鞋,有的做面套、手套和袜套,有的补衣裳……庄严的兵营,成了工作紧张的工厂;威武的军人,成了勤劳耐苦的工人。
  “……谁的功,谁的力,劳动的结果……”歌声悠然从一两个人低音开始。随即此唱彼和,越唱越多,越唱越高。“全世界工农们,团结起来啊!”
  歌声到了高峰后,不要好久,又不知不觉地越唱越低,越唱越低,以至不知不觉地沉没于撕布条的哗哗声、剪刀不时落在桌子上的叮当声和三言两语的说话声中了。
  警卫连一排长丁友山盘坐在一张草蒲团上,两腿半分弯,脚尖顶着一根木棒,木棒上穿着三根草绳链成扇面,扇端合成两根绳子,系在腰上。他已经打好两双草鞋,这是最后一双了。他在抽紧绳后对炊事班长朱福德低声说:“晚饭不久,我昕我村的丁长生说一-他是杜政委的警卫员呢。他说这两天杜政委有时坐在屋里,拿着云帚不说不笑,也不挥舞,一坐就好久,和平常不大一样。”
  朱福德哈哈一笑,慢声慢气地说:“他的婆姨在后方,还不是……”
  丁友山也笑了。朱福德反而严肃起来:“他是管大事的,有想头啊!”
  “对。朱老大,你猜,我们会向哪里去?”
  朱福德抽了口大气,停了一下,才说:“很难猜,我想走路是一定的。但是不是走远。很难说。”
  “我说,一定走得很远。”司令部理发员何云生眯着他那伶俐的小眼,微笑地插嘴道,“我当了三年兵,得了条经验,凡是上级叫我们多打草鞋,冬天做帽耳、手套,夏天准备竹水壶,就一定会走远路。现在上级叫我们作好四天的准备,这不是要走远路吗?”
  附近的人说:“对,小鬼说得差不多。”
  可是,朱福德没有表示,他象遇到袭击一样,一时无话可说。他不知道是否会有大的行动,就是有的话,也不好随便议论。但他很快就感觉小鬼的话是对的,就以称赞的口气说:“小何真是小状元。”
  丁友山在朱福德对面打草鞋,他说:“军事上的事确实很难说……”
  朱福德说:“不管怎样,这一次走路是定了的。”
  “到什么地方去?”
  “你去问司令、政委吧!”朱福德指着对面一间灯光明亮的房子说。
  他们以为罗霄纵队的首脑机关会知道此次行动的目的和去向。其实,指挥员们也陷入了五里云雾之中……
  门开了,一缕灯光射出来。纵队政委杜崇惠的身影闪了出来。他身材魁梧,只是背微微有些驼,手里依旧拿着那云帚。他的步子不大,走起路来很快。
  出了院门,外面黑漆漆的。阴冷的北风,扑面面来。他不由地扣紧了风纪扣。
  “政委,要不要送你回去?参谋冯进文追出来。
  “三步半路,不要送了。”杜崇惠说着,继续往前走。
  走出街口,前面是个小坡,上弦月暗淡地在雾影中失色,杜崇惠心不在焉地迈着步子,不留神撞到一棵树上。他自言自语地说:“真是撞上鬼了!”
  前几天,他们接到的上级电报,只客观地介绍了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陈铭枢,李济琛、蒋光鼐、蔡廷锴的领导下,发动了抗日反蒋事变。中央红军要向北发展,但又没有明确行动的目的。中央要罗霄纵队配合中央红军,虽然指定了行动地区及任务,而罗霄纵队远在赣江以西,北上又是去另一个苏区,也看不出明确的战略目的。可是,中央红军既是向北,就会去南昌、抚州方面,客观上对十九路军是有利的。罗霄纵队北上,既然是为着配合中央红军,也就不能是不间接有利于十九路军了。但领导上又不明说,实在令人难以捉摸。在闲谈中,杜崇惠了解到,他和罗霄纵队其他领导人几乎都有同感。这天下午,他们开会研究讨论,也没有研究出任何名堂,刚才大家又做了许多猜测:上级叫他们破坏南浔路,大概要攻打抚州、南昌;有的说可能是北面的蒋军东进去打十九路军,北边方向敌人空虚,可以趁机扩大苏区;还有人猎测上级有别的意图……
  猜测毕竟都是猜测,军队是不能靠猜测打仗的!会议前,杜崇惠见到了刚从省委来的巡枧员,问他们知不知道此次北上行动的有关情况。得到的答复更令人疑惑:省委也接到内容相同的电报,正想问问他们呢……作为罗霄山脉中段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离开这里,省委却不知道是什么目的。这也太令人难以理解了。
  杜崇惠想,有时上级为了一次大的战役行动,不把目的全部告诉下级,这是正常的。但作为纵队的最高指挥机关,是应该知道些内情和战略目的的。这次,无论如何也推测不出上级的真正意图,实在是不可思议。
  “是政委吧?”是警卫员丁长生的声音。
  杜崇惠答应一声,继续低头往前走。
  “收拾好了。她很高兴!”小丁指的是杜崇惠的夫人李佳荣。她到部队的时候,杜崇惠正在离他隔院的郭楚松那里开会,他们还没有见面,是丁长生半小时前才告知他的。“她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
  杜崇惠心烦意乱地推开屋门,灯下妻子李桂荣正在往桌上放饭碗,在灯光照耀下,李桂荣显得更年轻,更秀丽。杜崇惠心头不由一热。警卫员走了,屋里只剩下他俩。桌上,摆了杜崇惠爱吃的菜和地方老酒,李桂荣斟满一碗端到他面前。他一连喝了几口,一阵幽香和着深情沁入心脾,一时忘乎所以。几句钟情话之后,杜崇惠几天来的矛盾心情又浮上心扉,竟找不出一句合适话对好几个月没见面的妻子说。
  李桂荣倒是喜气盈盈,她对杜崇惠说:“看你的样子,好象有心思。不会高兴点吗?”
  是啊,妻子老远赶来,无论如何也应该热情点才是。杜崇惠说:“你带了这么多好吃的,我能不高兴吗?”
  “高兴你就多吃点,我要看你把桌上的东西都吃光。”
  “你也吃啊。”
  “不,我看你吃。
  “你不吃,我也不吃了。”杜崇惠向她逗趣,“还是一起吃吧。”
  杜崇惠打心眼里感激妻子。结婚三年来,自己总是东跑西颠,家里成了“店”,一年半载不能回去一趟。回去了又说不定什么时候离开。可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她是很不容易的呀!调到苏区工作的时候,他办青年训练班,李桂荣是学生,他知道她在革命之前是高小学生,家是富农兼作小商,父亲还曾在赣南做过生意。前几年苏区加强反富农斗争的时候,她父母怕斗,就带了小兄弟去赣州了。她父母本来想把她带走,但她不愿走,她向父母说:“你们走了,难道还会斗到我头上?”她说舅舅是中农,就到舅舅家。她虽然因成份关系,只分到一份坏田,但她勤劳,跟舅舅学会农作,又跟舅母学会针线,积极参加社会文化活动,做鞋袜送红军。政府干部对她都有好感。杜崇惠在青年训练班,看上了李桂荣。她虽出身富农,但本人没有任何剥削而且又进步,就对她有意了。李桂荣看到这位离家万里而投身革命的青年,又不因为她是富农成份而不准她革命,内心佩服。是她的心目中的布尔什维克。经过多次接触通信,他们互相信任,军队领导也赞成,经苏维埃政府批准,就这样成婚了。真是自由恋爱呀!想到这里,他深情地望着她,李桂荣竟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了。
  “我来的时候,乡妇女会指导员余贵秀也想来……”
  “她来做什么?”
  “你还不知道哇,她跟你们这里的一个参谋好上了!”
  “是吗?冯进文?”
  “她还让我给冯参谋带了点东西哩。”
  “嗯。”杜崇惠答应着。把一杯酒倒进了肚里,胸口有些发热。
  “还把东西缝起来不让我看,哼,我是过来人了,还能瞒得了我,明天,非得逗逗你们的参谋不可。”李桂荣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特别是在多日不见的丈夫面前。
  她越是热情,杜崇惠心里越难受。告不告诉她昵?怎样告诉她才不至于伤她的心呢?
  李桂荣见他脸色发红,更是来了精神,把炭火慢添轻拨,还不时给杜崇惠倒酒。
  “不能再喝了。”杜崇惠抬起头来,他看到了一双满含深情的眼睛。
  “没事,喝完睡觉。”
  杜崇惠一把抓住她的手,说:“桂荣,叫我怎么对你说呢?”
  妻子看他神色不对,就说:“你心里有什么事?是我不好吗?”
  “不是,等一会儿我跟你说。小丁把桌子收拾收抬。”
  警卫员在厢房里应了声。
  等收抬完毕,他们对坐在一盏马灯前,杜崇惠抬起头来,说:“说来挺对不住你的。”
  李桂荣被他说得莫名其妙:“你有什么对不住我的?”
  “我们又要走了?”
  “往哪里走?”
  “我也不知道。”
  “干什么去?”
  “我更不知道。反正我们是要去打仗。”
  “打仗就打仗,这有什么不好说的?”她抿抿头发,对这司空见惯的事情她并不觉奇怪。
  “哎,你不知道,我觉着,这回出去,凶多吉少。”
  李桂荣往他身边坐了坐,说:“不会的。这话你说过多少回了。你总是这么说。”她嫣然一笑,带点调笑而压低声音,“看相的人说你福星高照,不会有事的。”
  杜崇惠认真地对她说:“我们要往北走,走多远,去干什么,不知道。我是兵,是兵!这一次行动,是奉军委命令,但未来如何,谁知道。我们能不能再见很难说。”
  李桂荣听了,感到话中有话,喃喃地说:“是啊,你是兵嘛。”
  杜崇惠说:“正是兵,兵凶战危,谁知道以后怎样?还有,这一次我们会去别的苏区,能不能调回?谁知道。”
  “喔!会回来的。”
  “回来,很难说,当兵的人啊!你看,有些苏区的红军调到另一个苏区,一去就好几年。红七军从广西左右江调到江西来,三年了;湘鄂赣苏区一个师,调到罗霄山脉中段,也一年了。你是明白的人啊!你如果到了那种情况,不要过于伤感,也不要等我,有合适的人,就另找一个。”
  李桂荣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茫然难对,低着头,一会儿眼睛一瞪说:“看你说的多凄凉。你是老兵,比我懂得多,为什么不能往好的方面想一想?”
  “不是我不往好的方面想,是你不懂事情的严重性。现在是革命战争呀,我几句话说不清,你也就不要问了。”
  “你往不吉利的方面想得太多了,革命战争不一定都会不幸,调到别的苏区也不一定不回来。你以前不是向我说过,大革命失败后,有些夫妻被迫分离,虽然有永别的或久别各自重建家庭的,但更多的是会再会台的。”
  “你说得很对,我过去也是这样对你说的,但究竟是革命战争啊!”
  杜崇惠的这些话,等于给李桂荣泼了一盆冷水。她看看低头沉思的杜崇惠,半天才说:“好,明天我就走。”
  杜崇惠没说出的话,她先说出了。杜崇惠还是委婉地说:“也不必那么急,我们在这里还有几天,打土豪的东西你也分享一点嘛!”
  杜崇惠边说边笑起来,李桂荣也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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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隐藏了好几天的太阳,冲破阴晦的天空,照耀大地,这对于准备行动的罗霄纵队,真是得了“天时”。
  队伍趁着天色晴朗,循着迂回曲折的雪道,蜿蜒向北。这天的行军序列是,三团为前卫,一团为本队,二团为后卫,纵队直属队在前卫后行进。雪后初晴,冷气刺骨。各人只露出眼鼻和口。手上戴着各种颜色的手套,包袱外边捆着几双草鞋,大踏步地前进。
  这天正午,部队到了一个高山下。在平常,他们一到宿营地,除了有大的敌情外,都是随到随宿营。这一天虽然没有敌情顾虑,除担任分配房子的人员外,都站在宿营地外一个广场上。
  队列中一个背图囊和手枪的人,身材较高而结实,浓眉,双目炯炯,走到几个看热闹的农民面前,说了几句客气话,就向他们请求说:“老表,借几把秤,行吗?”
  “行!”农民立即答应,又问,“要几把?”
  “越多越好。”
  老表们和士兵们都笑起来,他们都奇怪,觉得从来还没有看到借秤也说越多越好的。左猜右猜,谁也猜不着,只有等秤来了再看看。
  借秤人名叫黎苏,是罗霄纵队的参谋长。他家在贾鲁河畔,土地不多,由兼做草药医生的父亲耕种。也只够吃。童年读私塾,后考入旧制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中学,才一年半,因故乡连年饥荒。便辍学投身北洋军队。大革命时代,参加了响应北伐军的战争。武汉政府叛变革命后,他以单纯的军人态度继续服役,参加蒋冯阎军阀大混战。中原战争结束后,由蒋介石统率他们在鄂豫皖地区打红军。黎苏本来在大革命时期就受过在军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影响,知道苏维埃政府是最廉洁的政府,红军是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军队。后来更多更直接看到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红军的主张和行动,就确认他们和中国其他任何政党、政府和军队不同。他当时是副营长,他那营独立驻在苏区边一个镇子里担任守备。他的团有个团副和他那营有两个连长,是秘密共产党员。他们利用国民党军队中-一些士兵和军官对进攻苏区的不满,决定起义。他们在黎苏同情赞助下,做好营长的工作,派人到苏区和共产党联系。就在红军配合下起义了。半年之后,因为黎苏有较好军事知识和技术,就调到罗霄纵队工作,他仍然保持了正规军人的气质和风度,不同的是加入了共产党。在起义前他是少校军官,起义之后很快和士兵打成一片,过官兵平等和无薪饷的生活了。罗霄纵队北上的时候,他看到部队有个不好的习惯,没收土豪的东西,特别是被服,腊肉之类,总想多带。这样很多人包袱很重,影响整个部队的行动。这天早晨出发之前,接到红军总司令部的电报,要罗霄纵队赶快进到南浔铁路附近,为了加速行军,必须减轻不必要的行李。他向郭楚松建议说:“到宿营地就减行李?”
  “好。”郭楚松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也觉得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又补充说,“必须严厉一点,行动要真正做到‘其疾如风’。”
  黎苏说:“不管是谁,一律不准带不重要的东西。”
  队伍集合好了,每个人身后是自己的行李包裹,黎苏站在一个土台上,向部队说:“同志们听着,大道理我不讲了,讲点小道理。当兵打仗,最要紧的是轻装上阵,如今我们是长途行军打仗,这个问题尤其重要,俗话说远路无轻担,我们都是有这方面经验的人。可是我们有的同志,行李太多,把没收土豪的东西都背上了。而不管用得着用不着,有些人甚至把女人的裤子也背起走。真不象话。背的东西多了,影响行军速度,削弱了战斗力,因此,我们决定轻装。不需要的服装、物品,一概送给老百姓,不需要的书籍文件,不能送人的,一把火烧掉。炊事员只准挑一餐的菜——就是猪肉鸡鸭,也不准多带!”
  黎苏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叫就近部队行政首长来,每人发一把秤,眼睛随即向大家扫射一下,高声而严肃地说:“各人把包袱解开!”
  所有的人包袱打开了,他命令大家把红红绿绿的和不必要的物品,通通清出来,集中一块,叫宣传队长陈廉给群众分掉,不需要的文件,一把火烧了。需要的东西,各伙食单位过秤。
  黎苏在各部队走来走去,监督过秤。一个担架员,正和过秤的人发牢骚:“我的东西不算多。”
  “不管多少,都要过秤。”营长朱理容见黎苏过来,也督促说。
  担架员忽然慷慨地说:“过吧!”
  可是,他趁着过秤的人没有注意,偷偷摸摸丢一件东西给了过秤的同伴。他身边的人,都隐笑起来,黎苏看到他们这样子,怀疑有点名堂,就问发笑的人,但他们闭口不说,只是冷笑。他更加怀疑了,于是亲手检查,一个两个,到了第三个——他是过了秤的——发觉他包袱底下,有一条绫绸女人裤子。他把裤子高高举起,挥动几下,好象要大家看把戏一样,同时大声叫道:“大家看看!”
  于是全队列都大笑起来。
  “你好打埋伏!”他看着那个战士,斥责道。
  “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他申辩说。
  “是谁的?”他又穷追。
  “是他的。”那人指着担架员说。
  担架员说:“也不是我的。”
  “是谁的?”
  “是……”担架员见黎苏很严厉,吞吞吐吐。
  “是谁的?”
  担架员还是不说。
  “那就是你的!”黎苏火了。
  “真不是我的……担架员申辩着。
  “那到底是谁的?”
  “是……”担架员说着看了看旁边的朱理容。
  朱理容不看他,而是望着很远的地方。
  黎苏明白了几分,说:“你过来,我要和你单独谈话。”他把担架员叫到一边问:“到底是谁的?”
  “我不敢说。”
  “什么不敢说?我给你做主。”
  “营长的。”担架员终于说了出来。
  “好吧。你回去。”
  黎苏把朱理容叫过来,说:“好哇你!”又把绫绸裤子举起来,“你带着女人裤子干什么?”他这句话使大家狂笑起来。他随即改成庄严的口气说:“我们是来消灭敌人,不是搬家。你背多了东西,行军会掉队,不只害了自己,而且害了大家。”
  黎苏看到他很尴尬,又想到他结婚不久,大概想给年轻小娘子穿漂亮点,口气缓和了些:“你还舍不得?革命成功了,天下都是我们的,一条裤子算什么!真是……”他的眉头皱一下,没有把话说完,心里说:“真有点农民意识。”
  黎苏把裤子摔在一边,就过去了。到了另一个单位,看见一个拿秤的人,正在和朱福德论理,他们两人之间,隔着一担挑子,挑子两头各有两个敞口煤油桶。桶的两边上方挖了个铜板大的孔,穿一根横木,拴上棕绳,能挑水,也能装油盐、菜刀之类杂物,一看就知道是炊事用具。他们越说声音越大,如果没有挑子隔着,似乎要吵起来。
  黎苏看到那样子,虽然没有听清楚他们说什么,但知道又出了问题,于是走近他们面前,以指责的口气,向着他们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拿秤的人转过头,向着黎苏说:“朱老大挑了四个洋油桶,要他减两个,他就不肯。”
  黎苏质问朱福德:“你为什么不愿意?”
  “参谋长你听我说。”朱老大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是不愿减轻行李,我还在劝别人减行李呢。我的工作是当炊事员,我要保证部队吃饱饭喝足水。这四个煤油桶,是我的工具。你去问我们单位的同志,他们到宿营地,不要好久,就可以喝到开水,因为我一到,不借老百姓的桶,很快挑水,很快烧开,还可以很快煮饭煮菜,这样吃饭也快了。喝足水,吃饱饭,还怕什么!”
  “啊!黎苏立即改变为和平口气,脸上微带笑容,“朱老大,我懂你的意思了——你都是为了大家好。不过,你担重了,也会妨碍大家的。”
  陈廉这时在黎苏旁边,也劝朱老大说:“老大,我看还是减两个吧。”
  朱老大有点生气地说:“怎么减!”他指着陈廉提的石灰桶,“我的煤油桶就象你的石灰桶一样。你做宣传工作,能不能把你的石灰桶减掉?”
  黎苏接着说:“朱老大,这是上级命令,谁也不能超过重量,如果你可以超过重量,那么,别人也照你一样,那命令怎么办?”
  “参谋长,”朱福德辩论说,“我同别人有些不同,我身高力大,挑重一点也比他们挑轻的走得快。”
  黎苏和四周的人都笑起来。笑过一阵后,黎苏说:“朱老大,不要这样说,你说你气力人,别人也还有气力大的,如果你们气力大的都要超过重量,那可就不好办了。”
  朱福德也笑起来说:“这好办,我把包袱甩掉就行了。”
  “那也不行。”黎苏婉言说,“一个人换洗衣服还是要的。”
  一个同朱老大同班的站起来说:“对!包袱还是要的。”他又向着黎苏,“参谋长,朱老大的包袱我代他背,煤油桶还是不减为好。”
  “那么你的包袱不是重了?”
  朱老大单位的上士说:“他那一点子东西,我分一点背就行了,我们都可以减一点自己的行李,绝不超过规定。这样他的包袱也不要摔,我们就又有水喝又有饭吃。”
  “对!”另一个也说,“我也可以帮他分背一点。”
  又有几个人接着说:“我也可以,”
  黎苏看到这个情况,就不坚持了,反而转为和悦的颜色向他们说:“好!好!好!就这样办。”
  朱福德立即喜悦起来,他又看了黎苏一眼,就去整理他的行头了。
  黎苏他们轻装的时候,杜崇惠正朝一团团长朱彪、政委罗铁生发脾气:“轻装工作是重要,可是纯洁部队更重要,我早就告诉你们要做好清洗工作,富农出身的军队不能要,‘自首’的不能要,流氓习气重的不能要,喜欢发洋财的都不能要。你们就是不办!这样对待上级的指示,什么意思?”
  朱彪低着头吸烟。罗铁生手里摆弄着棋子儿不吭声。
  “一个‘自首’分子,居然还敢讲动摇军心的话,你们还不警惕!”杜崇惠越说越气。
  “他平常有缺点错误,我们都同他谈过。”朱彪嘟哝了一句,又埋头抽烟。
  “这样的人谈一下就行吗?”杜崇惠气更大了,手上的云帚用劲一挥,“应该给他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打击!”
  朱彪、罗铁生处在受委屈而又不好回答的地位,只轻轻“唔”了两声,杜崇惠又继续训斥:“应该提高阶级觉悟,不能让阶级异己分子自由自在呀!”
  杜崇患说的是这个团的机枪排长桂森。两年前苏区肃反时,他被别人交代出是AB团。那时他在师里当通信员,经过审讯,他承认了。郭楚松、黄晔春认为他出身贫农,一贯表现好,就保他,组织上准许他“自首”①,才留在这支部队的。几天前,他和几个战士发牢骚,说往哪里走,去做什么都不知道,是“打糊涂仗”。恰巧被部队中的“十人团”②成员昕见了,报告了杜崇惠政委。杜崇惠指示一团立即把这个人开除回家。谁知今天又在行军的队伍里见到了他。
  朱彪、罗铁生他们没有处理桂森,是经过调查没有发现桂森有什么问题,牢骚话也不常说,同时认为象桂森这个人,出身好,打仗勇敢,对同志忠厚,怎么会去当AB团?他们对杜崇惠根据“十人团”的报告,就要把他洗刷出红军,总觉得窝心。他们知道,前几年苏区和红军打AB团,有很多他们认识的好人被杀了,他们心里都认为冤枉了,没有杀的,虽准许“自首”。但仍是怀疑对象。对“十人团”这个组织也半信半疑。不信吗?那是上级设立的搞军队内部保卫工作的秘密组织,信吗?只要讲错几句话就被怀疑甚至抓起来,这样,对这个组织就有意无意的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在杜崇惠根据“十人团”的报告要处理桂森的时候,他们就向老首长郭楚松、黄晔春报告,并经他们同意留下了桂森,杜崇惠也知道内情,不好朝郭楚松、黄晔春发脾气,就在下级面前出气。等杜崇惠停下来,罗铁生说:“杜政委,这样吧,我们派人监视,如果有情况马上处理。”
  杜崇惠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就坡下驴,悻悻地走了。


  ①“自首”是指肃反中被迫承认参加过反动组织的行为。
  ②“十人团”是红军时期国家保卫局为纯洁部队、加强内部保卫设立在基层的半公开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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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红军轻装了,立即向北进军,顺利渡过了袁水。这时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大的碉堡防线。每隔五六里或七八里就有一个碉堡。绵延四十多里,形成了一个碉堡带。每个碉堡的周围,都挖了外壕;外壕外面又有一层削尖了的树枝,向外排成圆圈。碉堡分三层,最上一层是露天的,插着青天白日旗;第二层,有能容一人出进的小门——碉堡唯一的门——都朝着小镇,门离地面约八九尺,竖着木梯,以便进出。碉堡每层都有许多枪眼,守兵常常向小镇及其四周射击,阻击街上和各村庄的交通。
  这座碉堡里的军队,是国民党军阀何键派来的。在守备期中,不断地加强工事,储藏充足的给养、弹药;除在碉堡间架设电话线外,并有好几条电线通到较远的城镇和附近的碉堡。
  几天来,红军补充了一些弹药武器,都是从消灭孤立的碉堡得来的,进攻这种敌人,很有兴趣,也有了一些经验。
  指挥打碉堡的,是罗霄纵队一团团长朱彪。首先,他指挥部队把碉堡包围起来。在包围的时候,朱彪特别指定张生泰,带起机关枪,上到离镇北碉堡不远的一座较高民房上,隐藏起来。同时向白军喊话:“白军弟兄们!你们住在碉堡里,空气不好,想必辛苦了吧。我们到这里来,不是要和你们作对,而是要和你们谈几句心。”
  “弟兄们!你们想想吧,升官发财的是谁?是蒋介石、何应钦、何键那些东西。他们在南京长沙南昌住洋房子,你们呢?在这里住碉堡;他们睡的是钢丝床,你们睡的是无脚床。还有……弟兄们!你们想想守碉堡有什么好处?”
  碉堡里回答的只有枪声。
  “弟兄们,你们都是穷苦人,红军是愿意和穷苦人做朋友的。你们如果愿意和我们做朋友,那么,请不要开枪。”
  碉堡回答的,依然是枪声,不过子弹有些飞得高了。
  红军方面依然是向他们喊话。
  又经过了好久。枪声稀少了,红军趁着机会,请白军家属送入碉堡一封劝降信。
  不久,碉堡顶层的凹口上传出声音来:“你们认我们是朋友,为什么朋友围朋友?”
  “认了你们做朋友,为什么闩起门接朋友?”
  “是你们先围我们的。”
  “是你们先闩门的。”
  不久,朱彪用望远镜见着一个穿大衣戴风帽的人,站在碉堡顶层,单人独马和红军进行舌战。他断定是敌军头目,就看了一下张生泰,小声说:“张生泰准备好了吗?”
  “早就好了。”
  “你看到戴风帽的人吗?”
  “看到了。”
  “那一定是当官的。”
  “干吧。”
  张生泰本是重机枪射手,但他有支专用步枪,经过多次打靶试验,百米左右,打头就瞄左肩角,打胸就瞄左手关节,不说百发百中,也是十有九中。他叫个战士专背着,这时候,他又用上了。他接过枪,屏住气,“叭”一下,那人就倒下了。
  红军只打了一发子弹,随即又是舌战。
  “弟兄们。请开门,愿干的就在我们这里,不愿干的发盘缠回家——三块大洋!”
  碉堡中还是不说话,也不打枪。
  经过一阵沉默,碉堡顶上忽然出现一面小白旗,左右摇动:“朋友!我们开门!”
  红军方面立即发出巨大的欢呼声:“欢迎!欢迎!”
  一阵欢迎号音结束了舌战。碉堡门开了,白军士兵出来了。红军士兵进去,看到戴风帽的倒在地下,原来是个少校,大家高声说:“张生泰真是神枪手!”
  不到三分钟,碉堡周围和碉堡顶上站满了人——红军和老百姓——有的在说,有的在笑、在叫、在跳。
  一团政委罗铁生也站在碉堡顶上,向四周看了一下,就低下头,看看碉堡底下一个小兵,叫道:“小陈,告诉第二连赶快来平碉堡。”
  他走下碉堡,站在老百姓中间。“老表!”罗铁生指了一下碉堡,“你们去平碉堡,木料砖瓦,谁拆归谁。”
  霎时间,碉堡上站了更多的人,有的搬家具,有的拆窗子、下门板,有的用十字镐,有的用镢头、斧头、大砍刀砍碉堡周围的电线杆。有的收电线背回家去。军队和老百姓混作一团。
  “老表,你们这里砌碉堡,受苦了吧?”红军战士边干边问。
  “唉!还说!开始砌碉堡的时候,说是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个个要出钱,出不起钱的要出工。碉堡砌好了,又说个个要出钱养兵,天呀!我们都是穷光蛋,晚上打开门睡也不怕的。兵养起了,就该算完了,可没有完。他们一出碉堡,就作威作福,要额外花销,还不是出在我们身上,唉!真害苦了我们。”
  他们都不说话了,只使劲地平毁,老百姓虽然知道平了碉堡,红军走后,国民党又会叫他们重修,由于对碉堡的仇恨,他们不愿意去想这些问题。
  他们边挖边说,边说边笑,好象做游戏似的。一个老兵笑着说:“当他们的兵才倒霉,白天晒不到太阳,夜晚看不到月亮。”
  “要是我,三天也过不了。”
  “哼!三天!恐怕一天也够你受呢。”
  “那么,他们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怎么过的?”
  “怎么过?那是没有办法。不晓得你注意看过碉堡没有。碉堡的第一层,是没有门的——门是开在第二层。原来那些当官的,怕士兵守碉堡不坚决,开门投降,就把门开在第二层,一有情况,就进碉堡,梯子一抽,由官长把门,这样除了死守以外,你要走也走不了。”
  “呵!是这样的。前几天在小江边,我看过烧毁了的碉堡,门开在第二层——离地一丈高,我当时想不通是什么道理。你刚才说白天晒不到太阳,夜晚看不到月光,难道说不让大家出门吗?”
  “当然,平时是让大家出门的,可是,他们都是一些胆小鬼,只要听到一点风声,就叫你进碉堡,梯子一抽,随便就是三五天、七八天。”
  一个刚入伍的士兵,看着张生泰,叫道:“排长,在碉堡里面晒不到一点太阳?”
  “是的!晒不到太阳。”
  “没有门和窗吗?”
  “碉堡普通都有四层,只有第二层有个小门——我刚才说过的。窗吗?确实没有。枪眼虽然很多,但碉墙很厚,枪眼很小,太阳怎么能进来?白天进不了太阳,晚上也就看不到月亮。本来第四层是露天的,但从第三层上去,只有个小窟窿,个子大的,就很不好上了,同时又放了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石头、石灰等,夏天没有顶,哪个发疯去晒太阳?冬天四面都是枪眼,哪个去喝西北风!”
  “呵!”新兵很鄙视地说,“真是乌龟!”
  “我告诉你,他们那里流行一个歌,听起来也有点造孽。”张生泰说完,带着伤感的情调轻声哼唱起来:

  碉壁出,碉堡进。
  第一层没有门,
  第二层有门象个猫儿洞,
  第三层无窗也无门,
  第四层淋雨又吹风。
  天呀!地呀!爹呀娘,
  哪天才能跳出鬼门关!

  “这个小曲除了官长以外,哪个兵都知道,可是,谁也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钻乌龟壳。”
  新兵又看着张生泰叫道:“排长,你还知道他们的歌子……”
  张生泰吞吞吐吐地说:“我……我……知道的……”
  正在休息的老兵,从另一小群人中向新兵说:“排长不只看过乌龟壳,而且住过乌龟壳。”
  新兵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些奇怪地说:“住过?”
  张生泰意会到老兵是有意为难他一下,他为了摆脱窘境,就鼓起勇气并微红着脸说:“我是打九渡冲来的。”
  “噢!”新战士恍然大悟地说,“难怪排长……”
  罗铁生这时也插话说:“人家是排长,是打碉堡的神枪手,又是平碉堡状元罗。”
  “对!我们大家都是平碉堡状元。”
  正干得起劲,纵队通信员急忙跑来,向罗铁生敬礼,边喘气边说:“参谋长说,碉堡不要拆了,今晚上有大用处。”
  “有什么用处?”
  “我也不清楚。参谋长还说,要你们搞十多担茅柴,放在碉堡的中层上层。晚上烧给别的碉堡看。”
  当晚九点多钟,碉堡上起火了。一股股浓烟从碉堡的门窗和枪眼中冒出,浓烟中有时夹着淡红色的火舌,一会儿,一股巨大的火光冲上碉顶,熊熊伸向天空,风一来,火光跳耀着,前后左右摆动。无数的火星,不断地从火舌上溜出,迅速飞到空中,远远看去,活象无数流星在空中飞行一样。
  “快看快看!”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人们抬起头来,看到一条火龙蜿蜒数里——这是敌人的碉堡线。此刻被红军村相继点燃了,火光映照着夜空,分外壮观,敌人没有料到,他们围攻红军的堡垒,顷刻之间变成了红军庆祝胜利的焰火。
  红军战士被照得满脸通红,高兴地唱起来了:

  红军勇敢向前冲,
  杀得敌人满地红,
  帝国主义打摆子,
  豪绅军阀进鬼门。
  红军能守又能攻,
  时而分散时集中;
  打游击战是老手,
  打运动战更英雄。

  歌声悠然,在人流中此起彼落,在天空中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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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呜呜哇哇的喇叭声,由小而大,由远而近。迎面而来的人群,簇拥着一顶花轿。轿子是三尺立方形,下半截用木板,上半截是各种形状的方格。轿顶锤形,由四块锤形板组合而成,最顶端还有个葫芦顶,葫芦顶用红布包裹,垒轿漆红。花轿里面不时传出尖嫩的少女哭声。轿的前面有五六个吹鼓手,吹吹打打。轿的后面有五六个十多岁至三十左右的儿童、青年跟着,有的穿学生装,还有穿农民衣服的,也有穿长袍的。他们后而,又有十几个青壮年,抬了三个抬盒,里面各有一套被子和垫被,还有的抬桌子,抬凳子和其它家具的。这一群人除了轿里的人在哭外,其余都是喜眉笑脸,高高兴兴。
  “娶新媳妇的。”走在前面的便衣侦察员,很高兴地向同伴说。
  “是。今天长见识了,我们家乡自革命以后,就没有见到这种怪样子了。”冯进文参谋说。
  这群人没有看出从前而走过的是红军便衣侦察员,照旧吹吹打打,走自己的路。正走着,忽然有个人仓皇地叫了一声:“糟了!糟了!前面来了好多老总。”
  这一声马上惊动了所有的人,吹鼓手停止了吹打,花轿中的哭声也停止了,他们站在路上。茫然不知所措。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许多人都仓皇地说。
  刚刚走过他们行列的便衣侦察员,急忙回头对他们说:“老表,老表,不要怕,后面的队伍是共产党,是工农红军。”
  这一群人中,有些曾经听说红军共产共妻,有些听说红军很好。这回亲眼见到红军,不免都在怀疑观望。
  “老表,快走!不要耽搁你们的喜事。”大队红军到了他们面前,一个骑马的红军,向他们和气地说:“老表,恭喜!恭茸!你们走吧!”
  他们又惊又喜,领头的小心地回答:“等老总过了再走。”
  “老表,”骑马的红军又说,“走吧,我们队伍多,不要耽搁你们的喜事。”
  几十个惊慌的人忽然活跃起来,他们见红军真心实意让他们走,感激得大叫起来:“恭喜红军得胜回朝!”
  花轿在吹吹打打的欢闹声中过去了。人们又议论开了。
  “你们看到新娘的脚吗?”
  “怎么,你注意别人脚上去了?”
  “我看到是个小脚婆。”
  “我们都没有看见。怎么,只你看到了?”
  “刚才村里的姑娘们给新娘喝茶,揭开门帘的时候看到的。”
  “看到脸没有?”
  “没有。”
  “咦!美中不足。”
  “看到脚就够了,如果是小脚婆,不怕她脸上怎么漂亮,也要顶一个绵羊尾巴。”
  “唉!真作孽!”
  “你莫说吧,在白区这佯的老婆,还讨不起呢。”
  “那是真的,起码百把光洋。”
  “少不了,俗话说:‘高山有好水,平地有好花,人家有好女,无钱莫想她!’苏区在革命以前,还不是和这一样。”
  “是呀。不过我们苏区,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了,其实我们那里,往日比今天这样还难看的也有。”
  “是呀。古里古怪的事多呢,我们那里的姑娘,在出嫁前两天不吃饭——只吃一两个鸡蛋。出嫁那天,不喝水,她怕一到婆家大小便不好意思。”
  “真的!真的!”好多人都赞同地抢着说,“哈哈……你今天如果不说。我几乎忘记了。为了嫁人吃好多苦,难怪我们那里的老年妇女羡慕文明结婚呢,”
  “不只女的要吃亏,男的也一样,我们湖南。结婚的第二天早晨兴拜堂,戏弄新郎新娘的人,把锅底烟煤和油搅溶,等你拜堂的时候,在新夫妇脸上糊得象个黑面菩萨,可难看呢。”
  “那象什么?”
  “天晓得。据说那样就吉利了。”
  “什么吉利,是坏风气。现在苏区里面真自由,自己找个对象,到政府写个名字,女同志自己就去男家了。”
  “自由也不容易!我喜欢她的,她不干;她喜欢我的,我不来。”
  “呵!她喜欢你还不干,你不怕打单身?”
  “打单身就打单身。”
  “你打单身,等你老了,那时候就成了你喜欢她,她不来了。”
  “不要紧,不要紧,找不到漂亮的老婆,找个麻子老婆就行了……”
  “哈哈……”
  正走着,飞机到他们头上了,这时西方响起了枪声,士兵们对于常常在耳边震动的枪声,听得太多,听得太惯,不十分注意。他们觉得也许是地主武装、民团土匪在作怪,就是正规白军,也不要紧。
  担任前卫任务的朱彪一发现情况,立即意识到这是从潭上市方面来的敌人,便立即问刚刚归来的侦察员:
  “是地主武装还是白军?”
  “听不情楚。只听到是湖南口音。”
  朱彪想:湖南口音就不象地主武装,从敌人战斗动作来看,很象正规军。便马上报告司令部。自己带了两个连赶往响枪的地点。
  他带着部队离前卫尖兵排占领的阵地只有百多米远了,阵地突然被敌人夺去了。情况不好!他知道敌人还没有站稳脚。立即脱掉风衣,拿出驳壳枪,这时他身边只来了两个连,也不等展开散开,大声叫道:“跟我来!”
  队伍一拥而进,敌人虽然不断向他们射击,他们连头都不低一下,继续向前冲。两分钟后,红军的手榴弹打到敌人头上了,朱彪大叫一声“杀!”
  他没有等手榴弹爆炸,又前进了。他后面的人,都争先赶到他前面,他离敌人只十几步,驳壳枪连响了二十发,敌人跑了,他们夺回了阵地。
  朱彪不再前进了。他选择一个便于展望与指挥的地点,察看地形,把逐渐来到的部队,逐渐展开,摆成阵势。
  不久,红军主力部队分左右两翼向两侧高山展开。山脚是稻田,经千百年的修整和雨水冲刷,越到山脚越陡峻,遍地黄草夹着灌木岩石,他们挂着枪,两手抓着枯草灌木,攀着岩石,身子随着两手不停地向上攀登。飞机到头顶的时候,就暂时停止,好象许多长在墙壁上的长条瓜一样。
  越爬越高了,到了山腰就没有以前那样陡峻了,但飞机更加猖狂地朝他们扫射,可是,谁也没有停止,他们恨不能一气爬上山顶,加入火线。
  上到高峰了,大家迅速地抢占阵地。
  山的东西两端,是长不过四百步,宽不过百多步的驼形峰,右边是一座小山,连到东端的主要阵地;左边,有许多小的起伏地与双峰相连,高峰的西端是敌人。
  国民党飞机集中到红军主要阵地上活动了,这里没有树木,也少灌木,利于空中观察。一阵连续的轰隆声后,红军头上立即起了无数巨大的烟球,吞没了山顶。烟球随即向天空飞散,红军阵地上出现鲜血淋淋的尸首,在山岗上许多乌黑色圈内,东斜西歪的横陈着没有手的,没有腿的,没有一个四肢五官完全的人,有些树枝上、灌木叶上,挂着带血的衣服、帽子……朱彪在红军主力开始增援以前,只一心一意巩固阵地,这时飞机向东飞去了,他认为攻击时机到了,命令第二、三营为突击队,第一营以两个连控制阵地,掩护突击队进攻,其余一连暂作团的预备队。
  突击队准备好了,朱彪对部队发出了火力准备的命令。
  红军主阵地上枪炮声忽然空前地猛烈起来,隐藏在反斜面的队伍象闪电一样前进了,狭长的鞍部,从鞍脊及左右斜坡只看到雪白的刺刀在闪动。
  白军阵地上也响起猛烈的枪炮声,阵地前沿冒出一股股的白烟。这团烟球散了,那一团又起来,那一团散了,这一团又起来,构成了一阵烟幕。
  红军一气突入烟幕中,与白军展开激战,几分钟后,云雾逐渐稀薄,突入到烟幕中的红军,又退回到烟幕危险界外,第一次攻击失败了。
  这时候,东方又出现微小的飞机声音,由小而大,由远及近,随即看见飞机成三个并列的品字队形飞来。红军地上进攻没有成功,空中来的敌人又比以前强大,优劣形势,非常分明。站在朱彪左边的是郭楚松,他看到飞机到头上的时候,就坐下来,把望远镜放下,对朱彪说:“飞机怎么回来这样快?”
  “离南昌只一百几十里。”
  “散兵线上倒不要紧,离敌人不到三百米远。”
  “是呀。”
  飞机除在红军阵地纵深活动外,不断地在双方阵地之间盘旋。郭楚松这时十分注意地面上的敌人,防止敌人陆军配台行动。忽然他手指敌人阵地说:“看!快看!”
  敌人都站起来,有两个人用小白旗左右摆动,旁边用白布摆着符号,仿佛是个“王”字。
  这一声惊动了他附近的人,他掉过头去,向大家说:“飞机来的时候,大家站起来,但对地上的敌人,却要注意隐蔽。”
  朱彪立即叫来参谋李云俊:“你准备白布,也摆成个王字形。要快!”
  李云俊有点为难的样子说:“没有白布,怎么办?”
  朱彪火了:“想办法,刚才过路那个新娘子,不是有好多嫁妆吗?把铺盖的裹布借用一下。”
  李云俊带了两个通信员立即向山下跑去。快到山下,有片小森林,是临时战伤诊疗所,看到顾安华和医务人员,正在包裹伤员。他叫了一声:“颐主任。”
  顾主任转过身,他抢着说:“朱团长要我来找白布,要三五丈,学敌人阵地上摆陆空联络符号,欺骗飞机。你这里有大白布没有?”
  顾安华抢着说:“没有!没有!只有纱布,伤兵要用。”
  “那我就到前面新娘子那里去借。”
  “好!带了钱吗?”
  “我走得急,没有想到用钱买。”
  “那不行,我马上凑十几块钱。”顾安华立即从身上拿出一块大洋,又向周围的后勤人员借钱,还说由他向供给处报销。
  钱很快凑够了,李云俊向着送亲的一群人赶去。事也凑巧,送亲的人因为红军后续部队向前赶路,又因左侧方打枪,就停在路旁休息。走到抬盒前,李云俊向送亲的人说:“老表,你们的新被子卖给我们,我们有急事。”
  “不行!我们是送亲的,送到婆家没有被子象什么样!红军是讲理的。”
  “你们有三台铺陈,我只买两床大被子。新娘子还有一床大被。”通信员拿出大洋六块、三十枚银毫子,分给两个抬抬盒的,不由分说就急忙把两床花面白里大被搭在肩上,送亲的都跺脚叹气,他们根本不看,回头上山去了。
  回到战壕,朱彪把花被面和白被里子用劲向左右一扯,四面撕开,伸开两手把白布纵横一拉,高兴地说:“阿床被里够了!够了!”
  他立即撕成三幅,按他规定的长度,叫几个通信员拿出针线包,大针大针地接好。为避免地面敌人看到,就在自己阵地的内斜面,摆个“王”字,郭楚松他们看到后,都喜形于色。
  李云俊拉出一条白手巾,拔断小灌木,插在手巾边上的夹层内,飞机飞到头上的时候,他站在王字形的头上,左手摆小白旗,右手举一只明晃晃的马号。看着飞机,高声叫道:“打那边!打那边!”
  飞机被地面的信号搞糊涂了,盘旋两了一圈无可奈何地飞走了。
  白军阵地上枪炮声咆哮起来,山头上结成一层薄薄的云雾,云雾中涌出很多人来,疯狂地向东前进,白旗迎风飞舞,雪亮的刺刀在太阳的照耀下不断地闪光。
  郭楚松立即发出就地抵抗的信号。
  于是红军阵地上沉寂起来,他们都伏在地下,既不打枪,也不说话,在敌人的射击下不断加固临时工事。
  不过一刻工夫,红军阵地的前沿,巨大的白烟球随着爆炸声向上滚来,烟球后面,无数的人紧紧追随着。“杀!杀!”的声音,配合烟球的爆炸声和飞机的呼呼声,好象可以吞没整个宇宙。
  但他们进到离红军阵地几十步的光景,就听到红军阵地上突然虎吼似的一声:“快放!”沉寂了好久的战场,又热闹起来。正在前进的敌人,接二连三地倒下了。云雾中立即钻出好多人来,他们挥着红旗,舞着刺刀,飞奔而前。这时候飞机还是呜呜呜呜地在低空盘旋,但无论红白两方,谁都没有管他。
  红军冲到白军阵地的前沿。白军的胸墙上,露出明晃晃的枪刺,胸墙内有无数的手榴弹飞沙走石般地飞出。双方阵地上都停止了枪声。只在烟球的前后左有,有两方投来投去的手榴弹声。红军冲不上去,又退回来。
  双方都似乎有点失望了,各死守各的阵地——他们在肉体及精神极度紧张之后,对于当前的严重局面,暂时失去敏感。这时飞机在红白两军最前阵地,成圆圈形不断盘旋,他们不仅不炸白军阵地,连红军的阵地也不炸,他们在天空看地下,相距三四百米远处,各占山头!都摆了同样的陆空联络符号,都有人站起挥小旗,谁是敌,谁是友,心中无底,只好观战。
  红军当然怕飞机下弹,白军也怕他们误会。两方面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看着飞机。飞机飞到白军阵地,红军希望它下弹,飞机飞到红军阵地,白军希望它下弹。于是,阵地上就在不知不觉中沉寂起来——似乎战斗已经结束了。此时无论哪方面都摆着三条路:一条是保持对抗的形势;一条是坚决进攻;一条是退出战斗。
  白军方面兵力居于优势,而且在南面会有友军来配合,有很好的条件走第二条路;但经过一天的痛苦教训,已经失去信心了。退却是不愿意的,因为这和作战的决心完全相连,而且当前的情况也没有理由和必要走这条路,只有保持对抗是最好的方法。他们估计先一天到达战场东南六十里的友军,可以在当天来打击罗霄纵队的左翼,纵然当天不能赶到,第二天上午是无论如何也会到的。其他方面的友军也有可能来增援。这种祈望,他们从战斗开始就存在着,特别在经过几次攻击还不能解决战斗时,更是这样。
  可是,红军是绝对不愿再对抗下去的,从当时军事环境来说,无论战略战术上。都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放弃战斗吗?空中有成群的飞机截击退路,地上的白军会乘机追击,离他们不远还有许多追击堵截的敌人。这样就只有最后一条路了,而且也是最好的一条路。
  郭楚松这时候正坐在最前线的临时散兵壕内,看了看太阳正在西南。他觉得为了便于展开以后的行动,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必须争取胜利,纵然伤亡大一点,比撤退下去遭敌人追击的损失或遭敌机扫射要好得多。他观察右翼第三团的阵地,射界较好,又得到他们报告,能抵住敌人。他命令他们稳住阵地,有机会再前进。他在太阳偏西之前,对于敌人的援军是没有多少顾虑的,但由于打得太久,敌人的援军有可能来,纵然不敢大胆来打,就是摆到侧翼,也很危险。他一方面命令第二团派出一个连,前出十里左右,如敌前进,就边打边退;如不前进,就就地监视敌人。另一方面,决心迅速解决战斗。
  新的进攻号令下达了,红军第一线的火力队,很快完成了射击准备,以便突击队冲锋时掩护前进,同时防止敌人反冲锋。突击队接受了突击的命令后,完全轻装,并预定在突击时,不避飞机。
  散兵壕因为土质太硬,同时是在战斗中临时掘成的,正面既小,壕内又浅,郭楚松和杜崇惠、朱彪、张生泰,还有机关枪兵步兵,密密地挤在壕内。他们手靠手地连接起来,几乎没有空隙;不过也有好处,一声口令,全壕内所有的武器,都能同时开火,使几次接近到几十米远的敌人,不仅不能前进,而且也不能后退。本来郭楚松来到这里以后,感到这里不宜于他作指挥位置,这种把最高司令部和散兵摆在一条线上,是不艺术的;但又觉得已经到了这里,这里和敌人很近,飞机很难分清红白,可以减轻空中的威胁;后退一点,虽然可以减轻地上的敌人的威胁,但又增加了空中的威胁,同时后面也没有适当的地形便于展望战场和督促部队行动。此外,为着在紧张关头鼓舞士气,也以进到最前线为宜。这在表面看来是不恰当的,但在这种情况下,高级指挥员摆在散兵线上,正是争取胜利的妙诀,不妙中的妙处。
  飞机大部分向东飞去了,郭楚松和黎苏研究了一下,认为敌人的陆军在一定时间内没有空军配合,队形的纵深和后方也没有威胁——正是攻击的最好时机。
  飞机返回之前的时机,对于胜利地解决战斗,是非常有利的。郭楚松的精神在新的环境中更加紧张,好象为一种不可思议的引力所吸引,以全副精力来抓紧这一时机。他看到这种时机,在整天战斗中很短促,是会很快过去的,如果过去了,解决战斗将更困难,至少要延长到夜间。但在天黑之前,敌人也可以利用他的优势兵力,利用很快就会到来的良好时机——飞机再回来——及时地解决战斗。因此,要抓住这个一天难逢的好时机,他扼要地向就近的指挥员讲了他的看法。那些人都是战场老手,知道部队已经准备好了,于是立即决定进攻。
  朱彪指挥的部队,这时正在散兵线后面百多米远的斜面休息,他们在中午奉令撤到后面休整,已经有两个钟头没有参加战斗了,朱彪在接到进攻的命令的时候,向部队说:“司令刚才叫我们休息,现在就叫我们最后出一手了!”
  他明白郭楚松的用意,在休息中把已经减员的班排,加以调整:擦拭武器,整理草鞋,检查了手榴弹,还吃了饭。他向部队说了两句话后,把两个营长六个连长召到身边,指示进攻路线和方法,指定他的代理人。他为取得火力部队的充分援助,又和他们商定了配合动作。
  朱彪的部队隐蔽前进了,几分钟后,红军快冲到敌人面前,于是又出现了无数的白色烟球,先出现的刚刚飞散,新的又起来了,好象珠泉一般地不断地破灭,又不断地涌出。
  “哒哒哒哒!”红军阵地上所有的武器都怒吼着,站起来投手榴弹的国民党士兵通通倒下了,白色的烟球也稍稍减少了。红军乘机冒入白云里面,于是白军阵地内——最高的山头上——立即涌出好多黑烟球,红军趁着黑烟弥漫的时候,电流般地冲到白军的战壕边,这样,白云世界就逐渐消散,代之而起的,是山头上新起来的黑色世界。红军掩护阵地上,停止射击了,但他们仍作预备放姿势。
  双方主要阵地的枪声差不多都停止了,黑色烟幕也快消散了,代之而起的是双方的刺刀在山头上前后左右急速地飞舞。
  好些戴青天白日军帽的,吃了刺刀倒下了,其余的向后跑了,白军旗倒了,红旗插上去了。
  打败仗退下的军队,没有连没有排,千万条心指挥千万双腿,从荒山上争先恐后地向下面滚。没有其他动作,只有千万条腿的摆动;没有其他的声音,只有不断的喘息声;有时也夹着短促急速的“走呀!走呀!”的恐惧的叫喊声。有的不用脚走,顺着陡坡向下一滑一滚;有的丢了帽子枪支子弹,只身逃跑;有的停住缴枪,要求免死;有的窜入灌木杂草岩石下,避免后面的急追。官长们扯掉证章,抛弃刀带,准备混在兵士中一起当俘虏。
  在这没有次序向下乱滚的那群后面,又有一群也没有次序地跟踪向下面滚,他们虽然也是没有整齐的连排,也是争先恐后地滚,但千万条腿却是一条心所指挥。他们虽然也有不断的喘息声,但被他们喊杀的咆哮声所吞没,分不清叫的什么,喊的什么。
  那群在逃跑的人、跑得非常干脆,包袱、毯子、干粮袋、雨具等等用品,完全不要了。他们觉得只要能侥幸不当俘虏,就算是千幸万幸了。
  那些在后面追逐的人,看着敌人抛弃的一堆堆的军用品,谁也不去过问,他们的希望是活捉国民党的师长、旅长。
  两群人马正在奔驰的时候,大群的飞机又从东来了,这时红白两军,相距不及一箭,没有明显的界限和标志,他们都拼命地走,谁也不怕飞机,谁也不看飞机,更淡不上摆飞机符号了。飞机在他们头上无精打彩地飞了几个圈子,就向东飞回南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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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仙梅失败的国民党军队,是鲁涤平系统下的褚耀汉师一个旅和何键系统下的孟当仁旅。当他们和红军激战的时候,尾随追击罗霄纵队的孙威震将军却止步不前。
  孙威震将军,是湖南一个老军官,他的脚曾经受过重伤,走路有点跛,站定后胸部特别挺出。几年来同红军打了不少仗,虽然没有占过上风,但忍耐力还不算坏。在罗霄纵队北进之前,他在茶州东乡集中全师进攻苏区西面的梅香山。红军利用高峻的山势,采取攻势防御的战法,在阵地构筑真伪两种工事,真工事是在便于发扬火力的地方。构筑分段的散兵壕,加以伪装;另在明显的高地构筑两座碉堡,吸引敌人的炮火。不出他们预料,孙威震在队伍展开的时候,以炮火和湖南派来支援的飞机,猛击碉堡,红军隐蔽起来,避免损失。随后白军用步兵密集进攻,炮兵怕打到友军的头上,停止射击,红军利用敌人炮火间断,从隐蔽地进入分散的散兵壕,利用工事顽强抵抗,然后突然猛烈向下反突击,孙威震的军队,哪里顶得住,纷纷由高山滚下,争相逃命。他亲自尝过的滋味,当然不会健忘。罗霄纵队北进后,他改变为曾士虎将军的作战序列,率队跟踪追击,在追击中,和罗霄纵队距离时远时近。他追击的战术,是远急近缓。就是说离红军远的时候,就大胆急追,追到红军附近,就谨慎地缓进,好象恶狗遇到生人,在离人还远的时候,就疯狂地咆哮,一下跳到人的附近;但接近人后,特别是看到人停止要对付它的时候,就不敢扑来,甚至后退了。罗霄纵队摸着他的规律,就用对付恶狗的办法来应付他。如果疲劳或看到他接近了,就停下来,装作要和他决战的模样。他也停止前进,准备和罗霄纵队决战,罗霄纵队乘着他准备决战的时机,经过短促休息,等到他快进攻的时候,又急行军甩开他了。
  这天早晨,他在仙梅东南六十里的地方,快要出发,忽然接到曾士虎将军的电报:“……郭匪北渡锦江后,继续北窜,为祸赣西北。褚师及孟旅明日即由潭上市东进,占领仙梅甘堂一带,堵匪北窜,兄部须跟踪猛追,务祈与褚师孟旅夹击,将其歼灭于仙梅地区,免贻后患……”他一目十行地看了一下,向着幕僚严肃而沉重的说一声:“好!”
  部队紧紧追随红军的踪迹行进。离仙梅还有二十多里,隐约听到北面有枪炮声,他立即意识到是褚、孟等部和罗霄纵队接触了。他决心乘机消灭当前的敌人。
  但在继续前进中,昕到枪炮声越响越清楚,越响越激烈,不由心头一颤,涌出一幅梅香山失败的阴影:他看到自己的部队,从山头上无次序地向下乱滚和争相逃命的惨景;看到红军从山头上排山倒海地向下突击和勇猛追击的雄姿。新的环境虽然并不恶劣,却引起了对过去悲痛的回忆新的恐怖。两者互相交错,不断地刺激他,他身上虽然在太阳下穿了皮衣,也觉浑身发冷。可是,他不能因为听到枪炮声就停止,这样要见笑于部下,损失他那仅有的威信;如果被上级知道了,也有打破饭碗的危险。凑巧得很,他的前卫因为前面情况不十分明白,停止前进,准备向他请示。他大脚跨步——虽然是一跛一步——走到前卫停止的地点,胸膛向前一挺,头稍微向上一抬,睁着眼睛,问前卫团长:“干嘛停止了?”
  前卫团长以为这个动作不合他的意,谦和而诚恳的向他解释说:“前面敌情不十分明白,稍微休息一下……”
  他没有责怪前卫团长,似乎对这一动作认可了,但为着在部下面前表示自己对于战争有很大决心,又严肃而大声地说了两声:“干!干!”
  然而他又小心翼翼地问着向导,向导告知他们响枪的大慨地点和路程。他掏出手表看一下,自言自语地说:“时间不大早了。”
  “师长,”参谋们向他建议,“前面情况不十分清楚,最好派侦探去看看。”
  “好!去看看。”他似乎不十分同意,但却有些为难似地说。可是,他心里并不是如此,他想:“不管谁和老共打,应该先派侦探去察明情况,然后再决定行动。”
  侦探去了不到两个钟头,就听不到枪声了。他左走两步,右走两步,有点惶惑地向参谋们说:“怎么听不到枪声了?”
  “大概……”参谋们也不知道。他也不再问这个问题,却“顾左右而言他”地说:“现在应该前进了,侦探怎么还不回来?”
  “是啊,怎么还没回来?”参谋们改变口吻,附和着说。
  黄昏,侦探回来了,报告红军的胜利和白军的失败。他非常气愤,也有些仓皇,跛足在地下猛猛地跺了几下,随即指着侦探破口大骂:“怎么不早点回来?这样好的机会被你送掉了!……”他嘴里虽然在骂,心里却比较安静,他想:“好在我素来用兵谨慎,不然,又来个梅香山,谁能原谅我呢?”于是在侦探头上找了借口,命令部队宿营。
  晚上,他的高级参议来找他。这位参议姓李,名宗儒,字才华,曾经在庐山军官团受过训,是曾士虎将军的同乡,在“黄浙陆一”四字中,占了头两个字。他对于军事行动,俨如军师,不仅参议,而且起唑监督作用。参议很客气地向他说:“师长,今天共匪一定很疲劳,而且死伤也会很大。我们明天最好行动,并且要早点,这正是以强击弱,以锐蹈瑕……”
  这位参议为人素来好胜,喜欢议论,曾经对于有些军队不敢大胆进攻红军,引经据典,进行过不留情的批评:“裹粮坐甲,固敌是求,敌至不击,将何待焉!”
  梅香山作战的前夕,他对于孙威震将军的行动迟疑,也曾表现难色,战后,他的口虽然还是一样的硬。但心里却有点不同了。这一天他内心虽然和孙威震将军意见一致,但总要装点面子。他向孙威震将军建议时,孙威震也很圆滑地回答他说:“我也想到了这一层,但还要考虑一下。”
  孙威震将军虽然这样说,但心里并没有想如何进攻红军,因为他也窥察到参议的心不一定和口一样,想用个心眼,叫参议自己说出自己的想法。
  “明天一定有场恶战。”他很诚恳地向参议说,“前卫非常重要,如果弄得不好,就会影响整个战斗。才华,”他的眼睛向着参议,“我看明天你最好跟前卫走,坚决督队。不分官兵,只准向前,不能退后。才华,你看怎样?”
  参议看到要派他跟前卫走,急忙说:“前卫当然非常重要,不过我既不是监军,也不是指挥官,去前卫督队,不免有‘代庖’之嫌,请师长考虑一下。”
  孙威震看到参议已经入彀,心里非常痛快。他平常派人做事,一经说出,是非去不可的,这一天不仅希望参议不愿去,就是部下演个“六军不前”的故事,他也不会说是违犯军法。不过因为参议曾经屡次为难他,他也要报复他一下。在参议请求考虑的时候,他深深吸了口气,好象有个天大的问题不容易解决似的,随即带点责备的口气,问:“你怎么不能去?”参议本来知道孙威震根本没有行动的决心,听到他这样口气,更明显地看出是不会勉强叫他去的,但不必一语道破,只嗫嚅地说:“请师长再考虑,考虑……”
  孙威震将军依然象解答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似的说:“明天太重要了,如果是今天打的话,当然没有什幺,但明天就不同了,你不能去,谁能去负担这样大的任务呢?”
  他尽量把军事行动的大事,推到个人问题来,同时也是继续为难参议。他觉得他太不善于处人,也不善于自处,仗着高级统帅部的后台,对他太不尊重,这时候他虽然有为难参议的目的,但问题的本身,并不在这里,而是在明天究竟前进不前进。他之所以为难他,主要是为了这点,可是,问题很难说圆,于是自怨自艾地叹息说:“唉!我的脚……”
  坐在他旁边的参谋长,看到他还在为难,便为他圆场了:“刚才才华提的意见,很有考虑的必要。现在友军已经退走,我们眼前所处的环境,和今天仙梅响枪的时候大不同了。应该本着蒋委员长常常引用曾国藩说的‘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的原则,明天在这里待机。严密警戒,注意侦察,傍山为营,步步筑垒,如果共匪来了,就凭着工事坚决抵抗。这‘反客为主’的道理,曾文正公说过,‘凡出队,有宜速者,有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敌,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敌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每喜作主,不喜作客’,这是至理名言,很合乎我们今天所处的实际环境。去年我在庐山受训,曾经把这个道理,仔细研究,虽然不能说有什么心得,但总可以当个参考,现在我们处在这种情况,请师长当机立断,迅速确定行动方针……。”
  孙威震将军微微地点了几次头,最后他好象是帮他们两个排难解纷地说:“海琴的话,是有见解的。去年十月我在南昌参加高级将领会议,蒋委员长多次讲话也说:‘……各位一定要记得曾国藩所讲的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这句格言。无论遇着了多少土匪,我们总不要慌忙,到一个地方,先把自己的兵力靠拢,看好地形,坚筑阵地,只要我们自己脚跟站稳了,再也不怕有多少土匪来进攻,并且我们正要等他来攻……’这也正合乎他还讲过的以主待客,以静制动,以拙制巧,以实击虚的道理。我看就是照梅琴这个意见。”
  行动就这样确定了。孙威震颇觉自得,但他一想到曾士虎将军曾命令他在当天要赶去夹击红军,现在不仅没有赶到,而且第二天还在原地停止待机,这种处置,他虽然用了很多理由压倒了参议。但他想到参议并不一定心服,一定会利用黄埔和浙江同乡的关系,在曾士虎那里拔弄是非;同时也想到褚耀汉和孟当仁失败后,会迁怒到他头上,把他没有按时到达仙梅的情况报告曾士虎和何键。他想到这里,心里有点惶恐,头上微微发汗。
  但他的决心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的,于是一味打主意如何应付上级。他想用和参议辩论的理由向何键和曾士虎说明,但又觉得只能解释明天在原地待机的理由,不能解释当天没有到目的地的原因。他为这种沉重的思虑所苦,瞪起眼睛,很久没有吭气。忽然室内有人大声咳嗽,他睇了一眼,才意识到秘书就在身旁,他一时仓皇起来,不知所措东张西望。秘书早已领会他的意思,向他请求说:“师长,把今天的处置和明天的决心报告总司令和刘司令官吧?”
  孙威震将军笑了一下,但又没有回答,好象是在说:“你写的中意吧?”秘书看到他的形色,于是接着用似乎很惋惜而又带点解释性的口气说:“本来我们今天是可以到目的地的,可惜,他们退得太快了。”
  “好,你提笔吧。孙孙威震不再犹豫地说。
  不一会儿,秘书把草稿拿给他看,他小声地读出来:“总司令何暨司令官曾勋鉴,职师奉令于本日向仙梅前进,至仙梅南二十余里处,闻该处有激烈枪炮声,职率部急进,而枪声渐止,未几,即遇南来友军散兵数人,当知褚、孟等部,于晨九时与匪在仙梅激战,至午后三时,向西溃退,职处此境,进退两难,遂就地停止,构筑工事。窃职本拟于本日到目的地,协同褚孟,夹击匪军,奈两部未待职部到达,先期进军,进军后又未坚持,至失良机。似此剿匪,匪何能剿?职明日决本‘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及‘以静制动,以主待客’之旨,原地待机。如匪来犯,当决一死战。”
  孙威震刚刚读完,觉得措词很好,不仅可以封住参议的嘴巴,而且对褚耀汉、孟当仁也是个攻势防御的对策。就连声说“好!好!”
  他一个字也没有改,就命令无线电台赶快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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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罗霄纵队在仙梅大战胜利后继续向北挺进。走着走着,路上的景色忽然变了,村庄口插上了红旗,贴了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布告,道旁有个妇女,持红缨枪,检查行人。她的右边摆很多茶水,一群儿童戴起红军帽子,在茶水后面,整齐的站着,见着骑马或带手枪的,就立正敬礼。还有些青壮年,衣服五光十色,背着长枪或短枪,走来走去,问东问西,何云生高兴地说:
  “呵!又到苏区了。”
  “有多大?”
  “听说有一万四五千人口。”
  何云生大声而诙谐地说:“江西到处有苏维埃政府,到处都革命。”
  “何止江西!”陈廉不同意。
  “当然只有江西,你看,中央苏区在我们江西,中央政府也在江西,党中央和军委也在江西。”
  “哈哈!哈哈!哈哈!你投胎投得好,投在江西人肚子里,吹起来了。”
  “吹,那么你吹吹罢。”
  “我不要吹,只说给你们听就对了。辛亥革命,不是从武昌发动的吗?大革命时代,湖南不是最热闹的吗?湘南暴动不是在湖南吗?长沙省城不是成立过苏维埃吗?湖南不是最出红军吗?多的是,我不罗嗦了。”
  何云生理屈,一时茫然。
  又走了两个多钟头,就到了小苏区中心,村庄旁边,有个小演说台,正对北面的大山,演说台前面,横系红布匾,上面写着“二七纪念大会”几个大字。布匾上面,有两面红旗,红旗上各有大红星,红星中间,斧头和镰刀,互相交叉。演说台前站着-一群老百姓——男男女女,大大小小。各人拿着小红旗。红军就在他们后面和两侧集合,于是,演说台前,工人、农民、老人、小孩、小贩、红军战士、游击队员,苏维埃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俘虏兵,人山人海,混作一团。
  老百姓特别注意台上的两面红旗,他们看着红旗说:
  “多漂亮的旗!”
  “是!”一农民说:“红旗使我们下力的人有田了。”
  “我们也得了好处。”一个持着县赤色工会小旗的中年人插着嘴,“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好多保护工人利益的法令……”
  桂森也高兴地笑着说:
  “我们更加好,到队伍以后,家里还分田,缺劳动力的,有人代耕,甚至帮助挑水,打柴……合作社买东西,家属有折扣,开会看戏坐头排。至于外籍红军,苏堆埃就划出红军公田,由政府代耕,秋收后以谷折价,把价钱分给外籍红军,去年我们机枪排就有三四个人分到三块大洋。”
  “是!是!”司令部一个通信员抢着说。“我看到管理科长拿一把光洋,分给司令、参谋长和军械员他们,因为他们是外籍红军,也是一个人三块大洋。”
  又一个人说:“杜政委分了没有呀?”
  “没有。”
  “为什么?他不是外籍红军吗?”
  “政委是外籍红军,但他婆姨是苏区的,把他的田也分到她名下了。她还在离山街上开了个小铺子,有些首长,从他门口过,还进去喝过茶哩。前几天我听丁长生说,他的婆姨李桂荣来,带了老酒和好吃的东西。他已经享受到公田的利益了。”
  大家大笑一场。
  这时桂森左侧后面,有个龙钟老人,向前几步,和桂森斜对着,他左手抬起来,一面摸胡须,一面高兴地说:
  “你是排长?”说完又上下打量桂森,以赞许的口吻说:
  “喔!有出息,是个好角色。”
  “不,不,不——”桂森有点害羞似的,“大伯,好大年纪了?”
  “六十六了。”
  “有福气,有福气。”
  “搭帮同志们。”
  “老伯家到这里有好远?”
  “十三里。”
  “你还能走这样远!”
  “算什么!我今天正午听到你们要来,特意来看看你们。”
  “伯伯,你真好!”
  “我刚到这里,站在你们后面,又听到你们说红旗长,红旗短,这件事我比你们年轻人清楚一点,我今年六十六岁了,看见很多样子的旗。在清朝是龙旗,龙旗是用黄布,裁成三角形,上面画着一条龙,龙是皇帝,我小时候在私塾念书,每逢初一、十五要焚香烧纸,先生学生都要向那条龙三拜九叩,膝头跪烂了,我也没有得到龙旗的好处。后来革命党撕破了龙旗,换了五色国旗,换旗的时候,百姓也很欢喜,以为天下真太平了。呵呵……”老人突然鼓起眼睛,失望的把颈子一缩,“天晓得!不到几年,百姓更苦了,我们上年纪的人,就想起了龙旗来,想出个真命天子。但想来想去,总是受苦。到民国十五年,广东来了国民革命军,赶走省长蔡成勋和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扯了五色旗,换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这面旗开始的时候,也和五色旗一样,确实不坏,成立农民协会,减租减息……可是,只有几个月,就翻脸了,这一下非同小可,比五色旗还坏得多,坏得多!这样,我们上年纪的人,就更加想龙旗,可真命天子还是不来,还是受苦。直到五年以前,天下才变,出了共产党,扯下青天白日旗。我开始对红旗也不大相信,以为又是五色旗代龙旗,青天白日旗代五色旗那样,后来,他们告诉我们不要靠天靠地,不要想真命天于,要靠自己救自己,号召我们农民成立农民协会,成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打土豪,分田地;打衙门关卡,我才真信红旗;这面旗和龙旗、五色旗、青天白日旗都不同,看样了就好,它是红的,是吉利的意思,上面画的是镰刀、斧头交叉,是工人和农民拉手的意思,镰刀斧头放在五星上,是天下的工农都是一家,也是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意思。我盼着这面旗永远红,不象那些旗,过不了多久就变。”
  “是!”桂森更兴奋地说,“大伯说得对。”
  好几个老百姓都说:
  “大伯可有些文才。”
  台上一声哨响,宣布开会。会场的台子很简单: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郭楚松、杜崇惠、黄晔春等人都和战士们一样,坐在台下。
  主席报告开会意义,他详细地说了一下“二七”流血斗争的历史,他说完了,接着是共产党代表讲话……
  共产党代表是这个小苏区党委书记,他穿一身粗布短棉袄,戴帽,肩上挂手枪和图囊,虽然不象正规红军,但却是十足的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他站在台中央,亲切地看着大家说:
  “老表们,红军同志们,游击队员们,”他手指着还穿着白军制服的一群人,“新来的弟兄们。去年我们在这里开过‘二七’纪念大会,今年又在这里开,明年虽然不一定在这里,但开会是定了的。为什么我们每逢今天,要开大会来纪念?就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从建立那天起,就做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也领导了这一次大罢工。刚才我在台下,听到几个同志说,红旗子救了我们工农兵,你们知道。这红旗是谁开始打起来的?就是“二七”大罢工时的工人阶级。从那时到现在已十多年,中国经过了‘五卅运动’,大革命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又领导土地革命。这都是工人阶级和他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十多年来革命的经验证明,只有工人阶级和他的政党——共产党,才能领导革命。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苏维埃和红军,也就更不会使革命走向胜利。千百年来,中国农民,暴动了多少次,但从来没有成功。原因很多,主要是那时候没有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我要讲两个故事,头一个故事结束的地方,你们掉转头看看,”他指着北面,“前面老远老远那个大山,叫做九宫山,二百九十年前,死了一个大英雄,这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李自成。李自成本来是陕西人,小时候放牛。长大了,恰巧陕西、甘肃、河南,河北一带地方,连年灾荒,老百姓没有饭吃,饿死很多,李自成领导农民暴动,打开北京,做了皇帝,叫大顺皇帝。可是,他坐了北京后,很多领导人骄傲起来,脱离群众。那时明朝驻山海关的总兵是吴三桂,勾结满清军队,向他们进攻。正处在困难的时候,内部又互相残杀起来。以后东走西走,越打越少,退到这个山上。”他说到这里,又指着北面的九宫山,“就在那个山的牛积岭被乡勇杀害了。我讲的第二个故事,离现在不过六七十年,有些寿高的人,还亲眼见过的,就是太平王造反。太平王也是英雄,他从广西金田起义,不过两三年,打到南京。到南京后,又和李自成一样,骄傲起来,脱离群众,他的内部也互相残杀,后来满清军队,进攻南京,他在围城的时候自杀了。同志们,这两个故事,一个是李自成,一个是太平王,一个坐了北京,一个坐了南京。按理他们是可以成功的,为什么失败了?原因很多,我觉得最大原因,是那时候没有先进阶级,不懂革命的道理。在胜利的时候,被胜利冲昏头脑,骄傲、腐化,内部不团结,给敌人好机会。在困难的时候,不坚持到底,走的走,死的死,所以一开始虽然闹得轰轰烈烈,也不能成功……”
  “喂,老黄,那不是刘玉樱吗?”坐在主席台右侧的郭楚松用胳膊肘碰了一下黄晔春,悄声说。
  其实,黄晔春在进会场前就已经听人谈到刘玉樱在这地区工作。他到会场的时候,就注意妇女队伍中有没有她,虽然不一定想见到她,但总想了解他们分离后的情况。经郭楚松一指,他眼光飞到一群妇女那边,立即认出刘玉樱,他盯住她,刘玉樱的眼睛也正看他,他忙回避,不再看她。
  两个月之前,黄晔春收到刘玉樱一封信,信中提出,她决定和黄晔春解除婚约,并且说她已请求组织分配她到别的地区去工作。黄晔春当时很恼火,因为相隔较远,无法同刘玉樱面谈,就把这问题放到一边了,没想到竟在这儿碰到她了。他想:一会儿得找她谈谈。
  主席台上演讲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黄晔春都没有听进去,他的心已经飞回到家乡,回想着他同刘玉樱的一幕幕往事。
  他们俩是被父母指腹为婚的。刘玉樱和黄晔春同年生的。两家住得近,只隔一山坳。小时候,只要他俩碰到一起,就有人开玩笑,说他们小两口如何般配,如何亲密什么的,他俩倒觉得很有趣。稍长,他进了小学,小学生有时羞他,嘲笑他的小媳妇,惹恼了,黄晔春就和小同学们对打一阵,常常鼻青脸肿地回到家,就朝刘玉樱撒气,弄得刘玉樱也是一肚子不高兴。日久天长,两人就有点不对劲,见面躲着走。后来,黄晔春中学毕业,刘玉樱也上过高小,两家父母见他们都已长大,就按过去的约定,为他俩完婚。婚后不久,黄晔春受聘到离家三四十里的一个县小学当教员,一连三年,他们只寒暑假见面。黄晔春又去广州参加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后,又搞农民运动,他为那时青年学生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的思潮所激荡。一过两年,偶尔写封家信,也很少提到刘玉樱。她感到黄晔春对她太冷淡,常自叹命薄。黄晔春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回到家乡,在家住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刘玉樱不但越发长得漂亮,而且思想也很进步,讲起话来,一套一套的,有板有眼。黄晔春倒真有点爱她了。但是,刘五樱却不喜欢这个家了,黄晔春回家个把月,她只来过两次,没有夫妻久别之后的情意。那些天,正赶上湘南暴动,黄晔春没有时间去仔细思索就随军上了井冈山。戎马倥偬,他们难得有见面的机会。有一次他们的队伍路过家乡,刘玉樱成了农会的妇女部长,郭楚松、黎苏开黄晔春的玩笑,说他和当地的妇女部长“搞关系”。黄晔春只能苦笑一下。他不愿意告诉战友,自已婚姻是包办婚姻,他的夫人虽然是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却和他没有感情。特别在出发前的那封信,很使他难堪,他只是把郁闷埋藏在心底。没想到会在这里碰上她。
  散会了,郭楚松要去喊刘玉樱,黄晔春一把拉住他,说:“到住地我再和你说。”
  到了住地,听黄晔春说完,郭楚松火了:“不行,这太没道理!我把她找来!”
  “别去。”黄晔春拦住他说:“让小陈先去探探虚实,比你去要好。”
  郭楚松转念一想,也对。就喊来陈廉,交代说:“你到区委去找黄主任的妻子,你认识,见过面的。”
  陈廉转身要跑,又被郭楚松喊住了:“就说我和黄主任在这里等她。”
  陈廉答应一声跑了。
  屋里只剩下郭楚松和黄晔春。郭楚松点起一支烟问:“你是不是伤了她的心?”
  “没有哇。就是离也得离个明白呀。”
  “这里肯定有别的原因。”
  “我想不出别的原因来。”黄晔春沉默了。
  这时,黄哗春和刘玉樱的关系在司令部政治部一部分人中很快传开了,冯进文、何宗周都是平常爱说笑话喜欢逗些小是非的人,他们有的认识刘玉樱,有的不认识,都在议论这个新奇的事。有的说刘玉樱对,有的说不对,何宗周走出大门看天色,忽然大声叫道:
  “黄主任,黄主任,来了!来了!刘玉樱来了。”
  原来刘玉樱和这里的区长,带了七八个人,提着花生干菜,来慰劳红军了,她走前头,突然听到有人喊叫,以为是叫黄晔春来难为她的。她一时茫然,回头便跑,插入大队中间。人们都停住了,问她为什么跑,她根本说不出话。
  这时郭楚松、黄晔春被何宗周一声叫,也出来了。区长继续带着他的队伍,来到大门口,高高兴兴地见面。刘玉樱跟在大队里,一起进门,她脸色有点苍白,心神未定,郭楚松看到她,也不大自然的叫她的名字,黄晔春也以他素日的和气眼色看着她,她心定了。那几个恶作剧的人,站得远远的,仍在窃窃私语。管理科接受了慰劳品,话不多,他们告辞了。陈廉随即回来,他同郭楚松、黄晔春说,刚才到区政府请刘玉樱来。她开始不愿来,她说,要说的话在两个多月前给主任的信中都说了。这时区长在旁要地来慰劳红军,刘玉樱才答应一起到这里来的。陈廉还说刘玉樱已经和别人结婚了。
  “什么?”郭楚松很惊诧。
  “地和这里的区委书记结婚了。”
  郭楚松把手里的烟往地上一摔,说:“岂有此理!我投有想到她这样,我要问问她!”
  黄晔春叹口气,说:“她给我的信已经明确提出来了,算了吧,强扭的瓜不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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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修河中游有个不大的城市,年代虽久,但很坚固。城的近郊,有许多新建筑的碉堡,象星点一样的散布起来,成为城墙外围的防御地带。这里经常有强大的军队守备,此刻,又成为国民党湘鄂赣闽粤西路军第二纵队的指挥中心。
  城中有个小高地,有几座新的半中半西的大房子,俯视全城。房子四周,有椭圆形的粉白的围墙围绕,围墙只有一个大门,一个小门。这里就是曾士虎将军的行营。大门外两旁,各有两个穿深黄色军装和挂宪兵肩章的兵士,肩着手提机关枪,不分昼夜,威风凛凛的站着。
  围墙上面,有好些斗大的红红绿绿的标语。
  “剿灭赤匪!”
  “抗日必先剿匪,攘外必先安内!”
  围墙里面的三座院子,相距各约一丈,成一条线排列着,左右两院的后面,各有一间小房子,中间那个院子前面七八步处,是一口用坚硬的石块筑成的半圆形小池,池的四周,围着石凳,凳上摆着花盆,花盆内只余下枯枝残叶。
  房门常常是闭着的,有时也可看到单个的或三两个军人,从这个院子走到那个院子,有时也可以看到他们在晒太阳。
  中间那个院子的正厅是办公室,两旁一边是会客室和餐室,一边是寝室和储藏室。办公室中,四壁都悬挂着湖南胡北江西福建广东各省军用地图,有五万分之一的,有十万分之一的。中间有一张长约一丈,宽约六尺的大办公桌,桌上铺着精致的黄色绒毯,上面堆满报纸和文件、笔墨和纸张。桌子周围,摆着精致的凳子和靠几。正厅的右下角,靠着一张三角小桌,桌上摆一部新电话机,左上角是西式铁炉,烟筒通到室外,在那寒冷的大天地中,这是块温暖的小天地。
  曾士虎将军虽然刚进入中年,就蓄了短须。他的头发乌黑而光采,整齐的倒梳着。胸部挺出,两眼平视,有旁若无人之态。微宽的口,说起话来有声有色。他穿着黄呢军官服,两肩挂着陆军上将的肩章,三八刀带从来没有离开过腰身。他时而坐在办公桌上批阅书报,时而离开办公桌,面向四周墙壁看地图,有时两手反扣,低着头在办公桌周围徐徐打圈子,他常在闲散的时候,有时甚至看了地图之后,头稍微向左向右转动,垂下他那英雄的眼帘,斜视挂在肩上的辉煌肩章。有时看得得意,就自言自语地说:
  “大丈夫居宜如是!”
  曾士虎是浙江人,曾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从国民党军阀的派系来说,属于蒋介石嫡系。三年以前,蒋介石为了控制和瓦解地方实力派,就以中央名义,派他到何键的第四路军当参谋长。何键虽然不大欢迎他,也不好拒绝,他也在行,自觉的以客卿的地位工作,何键对他,除人事和经理权以外,在作战指挥调动上,都照他的。一九三三年夏,国民党设湘鄂赣闽粤五省东、西、南、北四路进攻红军的总司令部,蒋介石就委任他为西路军参谋长。不久,又兼任西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官。红军北上后,他除了指挥第二纵队外,蒋介石又临时指定两个师和三个独立旅给他指挥。两礼拜前,去南昌见蒋介石,回来以后,和红军作战的信心更加强。他每天清早起来,看电报看地图,接电话,吩咐幕僚办理大小事务,忙个不休。有时甚至在吃饭的一点时间,也不安静。假如哪天事务没有处理清楚,就挑灯夜战。他常常在疲劳或兴致来了时摇头摆尾,用他那有节奏的语气,读他的座右铭,鼓励自己的情绪和勇气。
  “成败利钝,非所逆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不久以前,他听到外界对于他的军事指挥有很多异议,同时又接到蒋介石指责他督剿不力的通报,他对于外来的责难,虽然更加警惕,但又觉得已尽最大努力,问心无愧,因而颇为不满和苦闷,但又觉得事业重大非破釜沉舟干下去不可。他为解除内心矛盾,就去寻找多年来最崇拜的老师——曾国藩的遗言来安慰自己。
  “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
  “国藩昔在江西湖南,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唯以造端过大,本以不顾死生自命,宁当更问毁誉。”
  夜深了,勤务兵给他一杯咖啡,他喝了几口,无意中又有声有色的,念他生平最崇拜的一句话:
  “大丈夫生不能留芳百世,死亦当遗臭万年!”
  这时候他非常自得和自负,忽然听到门外叫了一声:
  “报告!”是译电员的声音。
  “进来!”
  译电员进了门,对他鞠躬后,把译出来的三份电报双手放在他的面前。他看了一眼,是孙威震发来的。又举杯向唇边,在芬芳浓郁的气味中,显出得意的微笑,在他那眼色里面,好象是说:
  “今天的消息,不错吧?”
  但没有说出来。
  他一面喝,一面默读电报:

  “司令官钧鉴:吻戊电奉悉,伪罗霄纵队北渡修水后,有窜扰南浔路企图,职师(缺一旅)奉令于日午抵九江西南山岳地带,协同九江
  正西两个独立旅,南浔路中段之独立旅,枕戈以待。如匪东窜,则尊委座本早电喻,竭力堵截。请饬友军,勿分昼夜,衔枚疾追,务期歼匪于南浔路西及修河以北。谨闻。孙威震阮亥。”

  他又看了一份,虽然来自另一个部队,但内容差不多,他一连点了三次头,把看过的电报放在一边,又举杯深探地喝了一口,得意地吐了一口大气,随即把头向左低下,垂着眼帘,看一下肩章,摇头摆尾地哼起来: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译电员依然在他旁边,提醒他看完最后的一份电报,但他却不大在乎,有点忘形地说:
  “差不多吧?”
  “那一份不是我译的,我不知道内容。”
  译电员刚刚回话,他的眼睛已经向着电报了,他一面看一面小声念出来:

  “司令官钧鉴:匪军正由修河中游以北向东猛窜,职师连日与匪激战,斩获颇众,据俘匪称,匪弹尽粮缺,千里奔走,极为疲惫
  ,恳饬追剿各军,昼夜兼程,堵剿各军,严守要点,务祈灭此朝食,免贻后患,谨闻。柯云吻午”

  他读到这里,微笑了一下,把电报顺手交回译电员,似乎胜局已定,小小斩获,很不足道似的。他又顺手从热水壶中倒出一杯开水,移开凳站起来,喝了一口,口里念念有词道:
  “运筹唯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他打算睡了,译电员又送来电报,又是孙威震将军从原地发来的。孙威震在两周之前,跟踪追击红军到仙梅附近,他“反客为主”地等了几天,由于客人不仅不来,反而继续北去,于是进到仙梅,也准备继续追击,正巧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说红军继续向北,有侵扰南浔铁路企图。南浔路是国民党北路军在江西进攻红军的交通动脉,一定要保障安全,叫他率领主力,走直路到南昌,乘车北上,进到南浔路中段布防。红军进到武兴以北,蒋介石叫他到九江西南地带,到达目的地那天晚上,南昌行营判断红军主力在秦山地区,就命令秦山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准备围攻。孙威震的部队是向西。他在接到命令后,觉得他的左右都有友军,他的驻地合乎军事上的要求,他的后方,设在主力的左后面,也很安全。可是,在到目的地的第一、二天晚上,红军却从小路袭击南浔路,正打到他的后方,这一失利,出乎他的意外。他为了面子,不想把这次失利的情况对上报告,但又有溃兵是向南浔路跑的,他知道隐瞒既不可能,伪报更加不好,只好比较老实地向曾士虎报告。

  “司令官钧鉴:职部昨日抵九江西南山区后,即协左右友军堵匪东窜,正期大举迎战,将匪歼灭之际,而匪由间道东窜,一部直抵铁路,昨夜南浔各站,烽火连天,本早虽无炮声,但战况不详。另一部出职部之左后方,我辎重行李医院及警卫部队,全部损失,职闻变之下,欲率主力向南截击,奈时机已失,功亏一篑,殊由痛心!”

  他看完这封电报,脸色严肃了,心跳加剧了。随即又看下一封电报,这时他的手微微有点颤抖,生怕再有类似的事出来,但只好硬着头皮读下去。

  “顷探报,进窜铁路之匪,已于本早西窜,职正激励士卒,准备再战;务祈歼彼丑类,保障南浔路之安全。特闻。”
  他再也不能忍耐了,他拿着电稿,向桌上用力一掷,随即踢开凳子站起来,皱着眉头,怒气冲冲地说:
  “出鬼了!”
  这时候他怀疑先看的几个电报说什么“与匪激战斩获颇众”,什么“匪弹尽粮缺,极为疲惫”及其他“务祈灭此朝食”等等。他又回想起两年来的剿共战争中,他的部下有时以真报假,以假报真,弄得他有时真假难分。特别对于孙威震,更加不满。他最近从好几方面的报告,认定仙梅战役,孙威震本来可以按照他的命令,按时赶到目的地和褚耀汉、孟当仁配合夹击红军,他却站在二十里外观战。这也罢了,而在他给他的报告中反而把没有消灭敌人的责任,完全推到别人头上。同时他还怀疑孙威震刚才的报告是不是完全真实。他不由得跳起来,把孙威震大骂一顿,然后在地图上看来看去,看了一会,又反背两手,围着办公桌,慢慢打圈子,军靴轻轻地落在地板上,发出有节奏的响声。
  门口“吱呀”一声,进来一个挂着中校肩章的青年军官,向他报告说:
  “行营转武兴来的电话,伪幕阜山独立师进到秦山以西地区,现在离武兴城不过四十里了。”
  “有鬼!”他感叹地说,“他们钻了我们的空子,他看到我们在修河中游和其他部队向东,他就来个向西”,他停了一下又说:“这明明是牵制我们向东的追击部队。”
  “看样子就是这样的。”
  “他们都有无线电吗?”
  “听说有一架。”
  “那就奇怪了,他们一个走东,一个走西,相隔几百里,中间又是我们的军队,如果没有无线电,怎么能……”
  “他们……”中校说到这里,拉长声音,似乎很佩服地说,“他们行动很灵活,又没有保存实力的观念,能协同动作。”
  “还有,”青年军官又说,“行营说飞机报告,赤匪从铁道回头,现在离秦山地区不过二三十里了。”
  他再不说话了,虽然觉得红军有值得佩服的地方,但从来不表示出来,而且也不愿意服。可一时想不出对付红军的办法,同时又怕蒋介石再来一次申斥,何键更可能利用这件事挤掉他的饭碗。特别使他怀恨的,段栋梁在一个月之前占领罗霄山中段赤区西面的屏障七谷岭之后,有电文给他讨论赣西北的军事形势,他说一年以来,赣西北大军云集,碉堡林立,理应迅速消灭红军和赣西北赤区,但结果适得其反,表示非常遗憾;可是,他又没有提出具体的有效办法,而在末尾却有“吾兄总参营幕,怀济世才,宏猷嘉谟,走笔立就……”的话,这隐隐约约讥讽他是纸上谈兵。他恨死了,急于有所作为,同时也特别注意到段栋梁此后的军事行动,是否也有错误,以便一有机会,就抓住报复一下。但天不由人,两周之后,降级记过,现在他指挥的队伍,又吃了些亏。这时他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无头无脑地走到寝室,躺在靠几上,好久没有动一下。
  “唉……”他终于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声。
  他低头看到肩章,觉得肩章上的光辉,几乎完全暗淡了,他再不向左或向右低头了,这时候他十分焦急,又找不到好办法,觉得对不起蒋介石,对不起肩章,也对不起自己。不觉张开两掌,抚着他那素来爱好面子的脸。
  “我是个将军呵……”他沉痛地想,“假如赤匪胜利了,那就真会象蒋委员长在上前年春天的训词中说的:‘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那时候,谁还看上我的肩章……我就任西路军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的时候,不是当着政府和国人宣誓过一定要剿灭赤匪吗?今天……”
  他想到这里,出了一阵冷汗,心怦怦地跳动,用力咬着牙关,好象防止心从口里跳出来似的。他想消灭红军,又没有信心,也想不出方法。想来想去,忽然想到两周之前,到南昌去请示,蒋介石和他亲口说过的话:“我们剿匪无论如何要胜利,我们根据什么可以相信一定剿灭土匪?我的《剿匪手本》就是我们剿灭土匪的证据……所以随便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作战的时候,行军的时候,或者危险艰难的时候,就拿过《剿匪手本》出来看看,一定可以有方法,来解决我们当前的危险和困难。”他想到这里,突然吸了一口大气,好象在黑暗中遇到光明一样。随即从书匣中捡出《剿匪手本》来,看了一下墙上的蒋介石像,就打开书本,虔诚地翻阅,读到“成败利钝,非所逆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讨寇之志,不以一管而自挠……”和“眼前只见一义,不见有生死求,只从义利辩得清,认得真,有何生死可言”这些警句的时候,牙关一咬,好象发疯一样,双脚跳起,拍案大叫:
  “有我无匪,有匪无我!”
  他的幕僚,在另一个院子里,听到他雷霆一声,以为在指责什么人。
  “老总发谁的脾气?”
  “不知道。”
  他们问站在他门口的卫士,卫士回答说:
  “没有人进房子。”
  但他们大体上都了解他的个性,所以也不十分惊奇。
  这时候他已经走到地图面前,头和眼珠转来转去,对于红军现在活动的地区和幕阜山东端,看得非常仔细。眼睛不断地被千千万万条曲线和字迹所吸引,他看到红军一定要到幕阜山东端,于是用红铅笔划个大圈,同时拿来达尺在地图上比来比去,从南到北,从北到南,量上量下,一分一厘都不粗心,于是又用绿铅笔从红圈的西南向秦山划个矢标,又转到东南方和东方各向秦山划个矢标,几根绿的矢标从红圈外面越过红线指着红圈中心诸村落,又在北面和西面,在有些复圈的符号上,用绿铅笔划个较大的圆圈,于是回到办公桌前,在桌上沉重地击一掌,随即放低声音默念着《曾胡治兵语录》中的话:
  “天下事只在人力作为,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只要切实去办。”
  夜不知不觉过去大半,鸡声喔喔,冲破了静寂的夜。曾士虎将军更加兴奋,把门一推,大声对卫士说:
  “叫李参谋处长来。”
  参谋处长已睡着了,但为长期紧张的军事生活所养成的习惯,一闻呼声,就坐起来。他急速走到曾士虎将军房子里。正在看地图的曾士虎头也不抬,严肃地说:
  “孙师的飞机报告,罗霄纵队今下午可到秦山。我看他们这几天,天天走路,天天打仗,一定会到秦山休息,我们应乘机把敌人歼灭于修水以北,秦山地区很小,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不过百多里,山地很穷,粮食不多,到处有剿共义勇团队、靖卫团打击他们,这一带地方,对于我们有利,对于土匪,是非常困难的……”他说到这里,看了参谋处长一眼,用米达尺指着铅笔所划的绿矢标和记号说,“褚师柯师及乔师一个旅从大小蚴余霞桥向秦山中心进攻,由褚耀汉师长统一指挥。孙师主力从岷山向秦山,独立第四旅及独立三十六旅,由瑞安向秦山,修河中游一带,由柯师堵防;南浔路中段,由独七旅堵防;鄂南方面,通知第三纵队丁继明司令注意,各军限后天进至攻击准备位置和堵截位置,大后天向秦山总攻,中心目标是九固源——秦山地区的中心,你马上根据这个意思和这个图的标示,发出命令。”
  参谋处长把这段话记在心里,好象很有把握似地说:
  “好!”
  他回到办公室,急速拟好了电稿,亲自送给曾士虎审查。曾士虎一面详细看,一面顺手删改。看毕,就在电稿头上批几个字:
  “万万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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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章

  曾士虎行营东面约一天行程的石霖镇,离苏维埃区域较远,红军从来没有到过。镇中有镇公所,设有食盐公卖处,还有四五十个靖卫团丁,但没有多少和红军游击队作斗争的经验。
  镇长是个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的中年人,浓眉深眼,鼻尖微勾。他除了法政专业知识外,对国内政局尤其是对国民党进攻红军动态,常加分析。对所属地区及其附近的事,从不放过,他有个背驳壳枪的警卫,不仅老百姓怕他,就是全县的大绅士,也马首是瞻。他在壮年时期,曾害脚病,走路一步一颠,身子随着一上一下,人们给他起个绰号:跛子老虎。
  跛子老虎就是镇里人,两年前曾在皖南山区当了一届县长,虽然费力搜刮,而地皮不多,就告辞回家;他早看中石霖镇是修河下游大码头,就以降职身份充任镇长;他一上任,就修理镇门,门宽而高,加以油漆。门的左右,各挂油漆的长方牌,一面写着“公所重地”,一面写着“闲人免进”。牌的下面,倒悬着粗大的军棍。卫兵寸步不离。
  这天上午,他正在镇公所办公,忽然接到南昌来的电话,说秦山地区的红军,在昨天被国民党军队三个师包围,准备明天总攻击,离秦山百里左右的纵深地带的党政军警,加强戒备,堵截溃散的红军云云。他作了判断,据说红军只三四千人,国民党的三个师另加两个独立旅的包围,优劣之势,了如指掌。他在这次大战中,不仅愿卖气力,还想立点功。那时,人们就是当面叫他一声“跛子老虎”,他不仅不会生气,而且觉得富有新意,成了光辉的称号了。
  跛子老虎立即叫靖卫队长和有关人员来,他讲了南昌来电话的内容,命令他们,随时准备行动,并对北面加强戒备。又叫保甲长把修河上下十余里的船只,集中在镇的南岸,来往船舶,没有他的命令,不准通行。
  布置之后,他除电话通知友邻军政机关外,又报告县政府。县长觉得他布置有方,就夸奖说:“你有胆有识,布置周密,好,很好!”
  他放下电话,又处理了一些事,就午餐了,他有些倦意,本来可以回家,他没回去,就坐在办公室休息。
  半下午,一个哨兵急急忙忙地走到镇公所,在镇长办公室门口,大声叫道:
  “镇长,镇长!大兵来了。”
  镇长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叫声,立即站起来,问道:
  “哪里的大兵?”
  “是湖南军队,他们说是孙威震师长的。”
  “真是国军吗?”
  “他们说是湖南的,我看也是,他们穿着整齐,军衣、军帽、臂章、绑腿,都和我前不久见到的国军一模一样。他们讲话的声音也是湖南话,模子、模子的,好难听。还有……”他从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给镇长,镇长一看名片上印着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师司令部上尉副官李进才的名字,还有籍贯和学历,他相信了,但又问道:
  “从哪里来?”
  “从秦山来。”
  镇长镇静了,又问:
  “来了多少人?”
  “只二十几个,来打前站的。”
  “他们现在在哪里?”
  “步哨长叫我来的时候,他们在村口。我跑得快,他们恐怕进街了。”
  跛子老虎听说要进街了,不由紧张起来,但他毕竟老练,觉得只是来个上尉副官,如果把文武官的官衔套一下,他不仅比不得我以前的县长,就是比镇长也稍低一点,于是坐在办公室,等李副官来。
  可是,他心里很是不安,就从窗子向大门看看,岗兵忽然由肩枪改为预备用枪。问道:
  “你们从哪里来?”
  来者不仅没有回答,一个背三八刀带的军官走到镇门口,反而反问道:
  “这是石霖镇吗?”
  “是。”岗兵立正回答,“官长从哪里来?”
  “从秦山那边来,刚才你们放哨的,不是有人回来报告吗?”这时跟随军官一个背驳壳枪身着国民党军装并挂上士衔的士兵,指着军官并用长沙口音向岗兵说:
  “这是我们李副官。”
  岗兵又向军官敬礼,好象自惭形秽,没有资格迎接军官似的,谦恭地说:
  “李副官,辛苦,辛苦!”
  李副官挺着胸,大声说:
  “今天有公事,要见镇长。”
  “请等一下,我进去报告镇长。”
  大门离镇长办公室不过二十步,刚才镇公所大门口出现的事,镇长不仅听到,而且看得一清二楚,但还是要摆个架子。仍然坐在办公桌前,故意办理公案。
  李副官在大门内站着,他的队伍就站在门内外,眼睛四顾,子弹上膛,还有四个人对着警备队门口。镇长看着他们在自己的政区和防地内,还处于备战状态,以为是有教养的军队的常规。
  一会工夫,传达兵出来了,向着李副官说:
  “镇长有请。”
  李副官挺胸而前,后面跟着警卫,快到镇长办公室门前,镇长手里拿着名片迎了出来,他那哗叽面子的大皮袍子,黄色呢子的礼帽,配在又白又胖的魁梧的身材上,显出十足的绅士风度。他向着青年军官,微微打一个拱,和悦地笑笑。同时把自己的名片也给他。
  “列位武装同志,辛苫!辛苦!”随即注视军官,“是……李副官……”
  青年军官将要回答,他身边的卫兵很自然地抢着说:
  “是我们李副官。”
  “李副官,请进!请进!”
  青年军官把镇长的名片端详一下,不仅写了现在的官衔,而且把两年前当过县长的履历也写了。随即微微拱手,亲热地说:
  “张镇长您好!您好!”
  “不敢!不敢!”
  镇长一面回答,一面打量那位军官,他比较阔大的胸口上,挂着半新不旧的上尉证章,他的脸上浮着健康的红润,两只眼睛,在浓厚的眉毛下闪着亮光,嘴较大面带微笑,肩上挂着三八刀带,把腰身捆得紧紧的。走起路来,大脚跨步,挺胸抬头,虽然是个上尉军官,却仪表非凡。
  他们进了镇长办公室,室中摆着一张大长方桌,桌面铺着华丽的绒毯,上面摆着笔架,架着朱笔,四壁森严,活象小阎罗殿。镇长虽然知道自己的官衔,不仅在两年前,就是现在,也略高于这个青年军官,但因为他是孙师长派来的,当然不敢怠慢,立即请军官坐上座,自己和其他几个有威望的绅士在侧座作陪。跟随李副官的卫士,手持驳壳枪站在门口,镇长请他坐,他说他是卫士,不敢和绅士先生同坐。
  “张镇长和各位先生,”军官谦和地说,“我们孙师长派我先到贵处来,有一件事通报你们一下,就是我们十八师今天要到贵处来麻烦你们……”
  “不敢!不敢!”镇长站起来,高兴地说,“今天就到,好!好!好!我们盼望国军,好象‘大旱之望云霓’,只怕招待不周,请李副官海涵!海涵!”
  “不客气!不客气!你们没有听到敝军要来贵处?”
  “没有,没有!如果知道,我们早就去迎接了,不过刚才曾司令走这里过武兴去了。”
  “哪个曾司令?”
  “西路进剿军的曾士虎司令。”
  青年军官突然听到曾士虎过去了,心里一惊:
  “曾司令他过去了。我们都是归曾司令指挥的呀!他到了你这里?”
  “没有,他今天坐了三辆装甲车,从南昌去西面督战,中午从这里过,我这里有个团丁,认识他的卫士。”
  “什么时候回来?”
  “那就不晓得了。不过西面会有军队来,刚才县政府来了一封信。”
  镇长说着从信袋中取出信来。
  李副官把信拿在手上,一溜眼就过去了,仿佛无关轻重似的。
  一个和镇长打扮差不多的老头进来了,他下巴有浓密的斑白的胡须,睫毛直竖,隐藏凶险神色,有俗语说的“老奸巨滑”之概,后面跟着一个穿西装的摩登少年,头发倒梳得整整齐齐,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穿着长统皮靴。走起路来托托响。镇长办公室因他们进来,便显得更加阴森。
  镇长在他们刚进门口,就站起来,军官随着站起,镇长用手指着军官,眼睛随即转到他们身上说:
  “这是孙师长那里来的李副官。”
  “辛苦!辛苦!”老少两个绅士同声说。
  “不客气!不客气!”
  “这位是雷老先生。”镇长指着老人说,“是敝县最有威望的老绅士。”镇长又指着少年向副官介绍,“这位是雷先生公子……雷震川先生。上海法政专科学校毕业,在牯岭党政训练班服务。前几天由南昌行营派来调查民情,也顺便探亲。”
  镇长给他们互相介绍的时候,他们三人都先后取出自己的名片,互相交给对方。
  “今天是从秦山脚下来的吗?”镇长向着李副官问。
  “是的!”
  “路很远!”
  “一百二十里。”
  镇长感叹起来:“真是神兵!才半下午,就赶了一百二十里。”
  老头眼睛突然亮起来,摇头摆尾地说:
  “‘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贵军可以当之!”
  “未免过誉!未免过誉。哈哈!”
  军官没有等笑声完全落下,就向着镇长说:“要麻烦镇长,请下命令架浮桥。”
  “这马上就可以办到。”
  “我想派两个人去帮忙。”
  “不必,你们的兄弟已经辛苦了,而且架浮桥并不难。”
  “镇长,架浮桥还有许多军事上的要求。”
  “那也好,也好。”
  镇长立即派人到码头去,他再三吩咐要按军官的要求办好。
  镇长问军官:
  “前几天听说秦山地带,到了很多土匪,今上午听说被国军包围了,现在怎样?”
  “喔!”青年军官微笑着说,“完了!差不多完了!昨天上午我们十八师,十六师,六十二师,独立七旅,三十四旅各部队,在那一带把土匪三面包得紧紧的,经过一下午战斗,大部分消灭了,拂晓前看到上级通报,只有一部分,乘雨夜向西南方向从小路冲出去了。”
  “没有完全包住?”
  “包是包住了,不过那些人,扒山上岭,摸黑穿雾,不按正规战法呀!……今天敝师来贵处,是来搜剿他们的。”
  “好!好!好!”其他的人都欢呼起来。
  “我听说土匪到秦山。”镇长很得意地说,“就知道他们命不长了,现在果然……”
  军官接着说:
  “那是托蒋委员长的洪福。”
  他刚说了蒋委员长,摩登青年、绅士们不约而同地立正。绅士们都热情地重复他的话:
  “是!是!是!”
  戴眼镜的摩登青年对青年军官有声有色地说:
  “蒋委员长对于剿灭赤匪,具有坚定不移的方针,顽强不屈的意志,他在庐山常常对我们说:‘有匪无我,有我无匪!’又说:‘头可断,骨可碎……消灭赤匪这个志向,是不可以夺的。’他关于军人的责任,也明确指出:‘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因为土匪是心腹之患,甚于外敌。因此你吃饭要想剿匪,睡觉也要想剿匪,走路还是想剿匪,必须到匪剿完了为止。无论对士兵讲,对官长或是对百姓讲,时时刻刻总要不离开剿匪……’象这类的话,他讲过不知多少。他是真正做到了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会议,什么什么……都是讲剿匪。”
  “蒋委员长,”老头说,“这种精神,正是曾文正公剿灭长毛贼的精神。”
  青年军官和摩登青年一听到蒋委员长四字,又不约而同地立即立正,镇长对老头微笑看了一下,老头也会意地微笑,表示孺子可教的得意神色。
  “是,是。”许多人都赞同,镇长随即说,“我虽然没有亲聆蒋委员长教诲,”青年军官和摩登青年又是一个立正,镇长向他们打个手势,等他们坐下又说,“但从他的演讲集中,也看出他的伟大。他说:‘……曾胡几个以忠义之气为天下倡……所以才把风气转移过来,卒能平定洪杨,把垂死的清室中兴起来。现在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比当时的满清更严重……我们要救国,要复兴,就不可以不效法曾胡以及当时一般忠义愤发的将领……”
  “对!对!对!”老头、摩登青年、青年军官都同声赞叹着。
  停了一会,青年军官向着老头微笑一下,说:
  “雷老先生,尊府离这里不远吧?”
  “有一天半路,在这里西北面。”
  “还平安吧?”
  “咦!”老头立即气愤起来,把手在腿上狠狠一拍。“就是不平安,所以才到这里来。”
  “不平安!”青年军人也有点惊愕似的,“怎样?”
  “是不久的事,西面有一股共匪,突然到我家乡,那些可恶的臭种,看到我有碗饭吃,就眼红了,在我门口贴了布告,说要办什么狗农会,分田,焚毁田契债约……胡说八道,犯上作乱。这也算了,他们还要罚我一万元。”老头把头伸到前面,激愤地说。
  “什么!”军官更惊愕,“你不犯法,为什么要罚款?”
  “莫说吧!莫说吧!”老头更气地说,“他们在布告上数了我八大罪状,骂得我一塌糊涂,只要是人,就读不下击。”
  “唉!”青年军官摇头感慨着:“世道衰微,人心不古……”
  “正因为这样,弄得天下昏昏,邪说流行,民国十六年我在南昌,看到街上用大红布写着什么‘劳工神圣’,还有什么什么的,李副官,你想,这是放的什么屁,孟夫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变成什么劳工神圣了。李副官,做工卖力的是下人,怎么还能叫神圣?你看天下乱到什么田地!”
  “这里他们没有到过吧?”青年军官转问镇长。
  “没有到过。”
  “是镇长善于镇守,也是诸位先生有福。”
  镇长仓皇地两手一分:
  “岂敢!岂敢!尸位素餐而已。据说全国匪患,江西最严重,我们这里虽然比较安静,但也不敢过于乐观。”镇长停了一下又说,“为什么江西的土匪特别凶?”
  “谁知道。”老头子插嘴说,“我看江西土匪凶的原因,就是杀得太少了,曾文正公平定洪杨,是杀平的。他劝他弟弟曾国荃,要多多杀人,他的家书上说:‘既已带兵……何必以多杀人为悔……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后来硬杀平了,清朝于成龙先生在广西柳州罗城平苗乱,也是以不厌多杀闻名的,他在致友人荆雪涛书中说:‘……盖苗人不是杀,惟有剥皮……悬首郊野,自是而境内悉平。听说民国十七年十二月共匪在广州暴动,汪精卫、张发奎先生一次杀了七千五百多人,结果只三天就平了。还有李鸣钟先生,剿匪到七里坡,一共剿杀了赤奴七万多。这样那里的土匪也杀平了。今天的江西,只要不怕死人,就有办法。”
  “是。”摩登青年插嘴说,“我看蒋委员长,”他自己又是一个立正,然后继续说,“他现在一面学曾国藩,一面学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蒂,这两个合起来,比那个也长,洪杨占了南京,纵横十六省,比现在共产党强多了,但一个曾文正公就把他消灭了。现在共匪不比洪杨强,剿共的领导者,既有曾胡遗风,又有法西斯蒂的西洋新招,当然更有办法了。”
  “对!对!”老头又微笑,目视他的儿子,再次意味着“孺子可教”的意思,接着又说,“但不管是曾文正公也好,法西斯蒂也好。总是不出一个杀字。”
  “是,是。”
  镇长站起来,向青年军官打拱,同时说:
  “李副官请坐,我去隔壁打个电话,报告县政府一下。”
  青年军官也站起来,忙说:
  “不必!小必!今天已经麻烦了你们很多,怎又去麻烦县政府?”
  “我要告诉县政府一声。”
  “不必!不必!”他再三坚持说:“镇长,你知道我们师长的脾气,他是最怕麻烦地方的。”
  “你们来这里他们应该知道。”
  青年军官还是婉辞拒绝:
  “诸位大概总听到过我们师长的脾气吧,弄得不好,我也有点为难。如果一定要通知,我就自己去。打县政府的电话是什么号码?”
  “两长一短,我带你去。”
  “镇长带他到电话室,他抢先两步,接着电话机,并说:
  “张镇长,请回去陪客。”
  镇长在他婉辞谢绝下,离开了。但仍站在电话室门口。
  他摇了几下电铃,电话中,立即发出微小的声音,他故意不答。对方叫了几声之后,把电话挂了,他却说起话来。
  “我是石霖镇。我是十八师师部上尉副官李进才,我请邝县长讲话……喏!邝县长。我向你报告,我们十八师今天就会到石霖来,孙师长叫我先来打前站,现在我已经到了这里,见到张镇长,张镇长很好,一切都办好了……好!好!张镇长办得很如意,实在吵扰了贵县,对不起!……好!好!再见。”
  他挂了话筒,出了电话房,镇长还在门口等着他,他很满意李副官的电话上向他的上司——县长讲了称赞他的话。
  “李副官,你真体贴地方。”
  “算得什么,算得什么!”
  回到原束的房子,刚刚坐下,镇长从忘乎其形的高兴中,突然想起新问题:
  “喔,孙师长快到了吧?”
  “先头部队大约离这里不远了,孙师长就是跟队伍来。”
  镇长立即派人去探听队伍什么时候到,好去欢迎,又叫人赶快弄饭,饭后就亲自领着人马去欢迎。
  “未免太客气了,”青年军官谦和地说,“孙师长年高德劭,爱民如子,他是不愿意麻烦百姓的。”
  “正因孙师长年高德劭,所以人民才爱戴,我们去欢迎他,不过聊表敬意而已。”
  饭后,镇长带人去迎接大军,他一步一跛,走不快。在平常,就是三五百步,也是坐轿的,但这天只能勉强步行。青年军官跟他一起走出屋门。
  霎时间街口外面的白杨树下,几十个文质彬彬的绅士,长袍大褂,高冠厚履,没有次序地站在大道的东边,本地的靖卫团和警察,隔着大道在对面站着,向东排成横队,还有许多儿童,在他们前后左右叫来叫去。西沉的太阳,拉着长长的光线,射在那群峨冠博带的人头上,显得更加辉煌。
  镇长和青年军官站在这群人的前面,左右有些同来的军人。他们都满面春风,向着北方遥望;军人们虽然是戎装整齐,除李副官和卫士外,其余都满身溅着泥点,同他们站在一起,有点刹风景。
  “快来了!快来了!”青年军官手指着北面的队伍,向人们打个招呼。
  绅士们有的两手摸着帽边,向左右移动几下,也有两手互相把衣袖拉抻,又在整个身上打量了一番,左看右看,好象很不自然。
  一队全副白军装扮的军队,从北面来了,青天白日旗迎风飞扬,数百步后,又拉着长长的人线。绅士们看到军队到了面前,都拱手点头,镇长走前两步,向着队伍说:
  “武装同志,辛苦!辛苦!”
  李副官见到前来的部队,上了刺刀,手榴弹也拿在手上,有充分的战斗准备,他立即向着靖卫团,严肃地叫了一声:
  “立正!”
  “架枪!”
  这一完全没有战斗准备的武装,被他这一声突如其来的口令所慑服,失去任何反省的机会,都听口令把枪架得整整齐齐。
  “向后——转!”
  “开步——走。”
  靖卫团完全象平常在操场上听指挥官的口令一样,他们这时候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机器,只是听李副官的口令做动作。
  峨冠博带的人们,看到李副官调动参加欢迎的队伍,以为这是迎接大人物的礼节,他们谁也不问,只集中注意力于打拱和陪笑脸。
  徒手兵向后转走了十几步的时候,青年军官又大叫一声“立——定!”
  他不叫他们稍息,又向着刚到的军队看一下,用手向着绅士们一指,又回转头去,监视那群徒手兵。他们会了意,走到绅士们面前,青年军官向着镇长和摩登少年,还有两三个著名的绅士指一下,又是那些随李副官来的全副国民党军队装束的兵士,把他们一个一个绑起来。
  “李副官!”镇长在被绑的时候,哀怜的叫道。但那位李副官并没有理他,于是又一声一声叫,李副官虽近在咫尺。依然不理,他申辩说:
  “剿匪是大家的事,就是不周到,也不要发脾气。”
  绑他的人打了他一个嘴巴,厉色地骂道:
  “土豪劣绅!”
  “我办公事,从来正直公道,”他不管准不准说。还是继续辩驳,“你们今天事先没有通知,就是不周到也难怪我们!”
  “李副官,你们要什么,我们就办什么,把我们通通捆着,谁同你们办?”
  青年军官回过头来,第一次厉声骂他:
  “你这个跛子老虎!”
  “什么!什么!”
  文质彬彬的绅士们吓得发抖,他们的长处是写呈文,刮地皮,喝人血,怎么能同刺刀辩论呢。他们的脸色早已变成青黑色了,眼睛象泥人一样瞪着,大有“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的感慨。
  后面的队伍陆续来了,绅士们见到和先来队伍的服装、旗帜都不同,他们头上戴的是八角帽,帽上不是青天白日,而是红色五星。又看到一个不背枪只背根上面是布套木杆的兵,他把布套脱下,打开旗子,向空中举起,一而正方形的红旗在微风中飘动,亮出镰刀斧头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番号,绅士们看傻了。
  队列中立即发出一阵欢呼声。来的队伍里,有人朝着那个青年军官叫道:
  “冯参谋,冯参谋!”
  冯参谋根本没有听着,他还在指手划脚,处理没完的事呢。
  那群被绑和受到监视的绅士们,以及象木桩钉在地下一样还在立正的靖卫团,这时候才如大梦初醒——他们在被绑时,以为是由于办公不力,获罪于“有理说不清”的丘八,最多也不过是一年半载的监狱,或者把捞进的冤枉钱吐点出来罢了——在出了一身热汗之后,又一阵冷汗,都绝望地叹气:
  “天呀!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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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这帖子太美,太漂亮了,顶,献花一朵.......!
看到楼主的这个帖子,我明白一定要低调.......!
哇,楼主你真是太给力了,这样的帖子都能找得到,佩服!
问候七喜乐园的朋友们,报个到并祝朋友们安康如意,永远开开心心!
楼主辛苦了,这帖子我很喜欢,找了很久,拿去收藏了,谢谢朋友啦!
这帖子真的让人感觉很舒服,我超喜欢,楼主真是太给力了!
超极囧囧的帖子,楼主你太雷了,真正把我给OUT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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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章

  红军顺利地渡过修水,在山地走了三、四天,到了一个纵横五六里的大田坝,田坝中有个大村镇,镇中有好些高大的房屋,其中有个特别高的,顶上耸着十字架。
  按照老规矩,北进的罗霄纵队,不仅要执行打仗的任务,还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每天宿营后要调查土豪。这项工作由各宣传队兼任。陈廉率领的宣传队,对这项工作既熟悉又努力,每次都出色完成任务。这天,他们仅用一个多小时就把情况了解清楚了。尔后,陈廉带了一个宣传员到政治部民运科。这时民运科已经来了很多人,他们有的是宣传队员,有的是供给员,管理员。民运科长看到人到齐了,就以兼任没收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开会。并叫第一组作调查报告。
  陈廉把日记本子拿出来,大声说:“先说教堂,牧师是意大利人,名叫贝尔克。人们叫他贝尔克牧师。他到这里有十年了,来此之前,这里虽然建立教堂二三十年了,但信教的人不多。他来之后,常常接近人,讲他那套道理。看到读书人,就送一本福音书——不管你看不看。他为了教人信教,除了讲他那套耶稣救世主外,还吹捧蒋介石宋美龄,说他们是了不起的人,他们都信耶稣,大家为什么不信耶稣?他还能讲不少中国话,又办了一个福音学校,不收学费,这样好些穷苦的人就送孩子去上学,接受他那套宣传。最近六七年,放了好多高利贷,但自己不出面,都经过教友,可是老百姓都知道是他放的。利息起码三分,最高到七分,他有两匹马,几个奶羊,吃的穿的用的差不多都是从外面买来。我看贝尔克不是简单的宣传宗教,政治上是同情蒋介石,经济上搞封建剥削的。”
  民运科长有点激动,急切地说:“这样的牧师,过去我们调查过。也没收过不少天主堂、福音堂,他们到中国主要是搞文化侵略,但为宣传耶稣教义,有些人还做点好事。我听郭司令说,在满清科举时期,他们在中国办学校,不仅读孔夫子,还要学算术理科。过去中国出版的自然科学,有不少是传教士从国外翻译的。那时候他们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自觉地起了和他们原来目的的相反的作用。象贝尔克这样搞封建剥削,劝人拥护蒋介石的牧师不多!真坏透了,等下讨论如何处理。”
  陈廉继续说:“贝尔克两天前听说我们到石霖,就骑马往南昌去了。现在只有两个中国教徒和三四个工人。”
  陈廉接着报告了一个大土豪,名张全光,老百姓都叫他张百万,是县里第二个大财主。有水田六百五十亩,有五百五十亩出租,牛五头、马三匹,请了五六个长工,买了三个丫头,放了两万多块钱高利货,他有很大势力,不只老百姓怕他,就是县长到任,也要拜访他。县的事,要他同意才能办。他家里平常象个衙门,经常有四五个人跑腿,对老百姓,尤其租户债户,有一点不如意,就抓起来,轻的关牛栏猪栏,重的打屁股,罚款,有时候还要送到县衙门去。这一带的老百姓,怕得要死,也恨得要死。前年冬天,有个晚上,不知道什么人,在他后门上贴了一付黄纸写的挽联。上联是“早死一日天有眼”,下联是“迟留半载地无皮”,横批是“当大事”三个宇。对子还落了款,上款是“张全光先生千古”。下款是“江右余生敬挽”。门口外面不远,插了一块木灵牌,写了他的名字。第二天上午,他看到这付对子,气得直咬牙,马上撕了,同时叫长工把木灵牌烧掉,长工去拔灵牌,又发现灵牌背后有张黄纸,送给他看了一下,是他的姓名和生庚八字,他骂道:“哪个王八!我没有挖你的祖坟,你却来埋我的生庚八字!”但又不知道是谁干的,没有地方出气,就指着长工的鼻子大骂起来:“你这个短命鬼!怎么这样的东西也拿给我看!”
  长工说:“我没读过书。”
  张全光更火了,“你没读过书,难道黄纸也认不得!”
  张全光认为长工给他晦气,会招不祥之祸,立即赶出门,并请了十几个道士,做了七天道场,演了三天大戏,以辟邪消灾。
  张全光家里除工人外,有二十一口,一个儿子在上海什么大学读书,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南昌读书,他父亲母亲,都七、八十岁了。早不管家了。他一家人都在昨天下午和今天早晨,跑到县城去了,现在看家的是管家。
  还有一个土豪叫李福才……
  接着是第二组报告。
  “关于张百万的情形,要补充一点,就是他还在本街和别人合伙开了一个杂货铺,资本他占一半,约一万元,我刚才走到他店时,铺面很漂亮,店员都在。其他情形,同第一组调查的完全一样,远近的老百姓都知道他——我们在昨天就知道他家里的大概情形了。”
  民运科长收集完材料后,叫大家讨论一下,都认为天主堂和张百万李福才家,都要没收。并决定第一组到天主堂,二三两组到张百万家,第四组到李福才家。
  大家正要走,第二组组长问民运科长:
  “张百万在街上开的商店怎么办?”
  “不能没收。”他肯定地说,“只没收他家里。凡地主兼商人,只能没收他封建剥削部分,不能没收他商业资本的部分,我们一路来都是这样。”
  “我懂得你的意思,不过张全光和一般地主兼商人不同。他是一个凶恶的地主,是个恶霸。”
  民运科长没马上回答,陈廉轻轻摇了两下头,说:“那也不行。”
  “怎么不行!”第二组组长提高声音对着陈廉,“难道张全光是一般的地主兼商人?”
  陈廉也不让步:
  “我看是不行。张全光凶恶,可以把他的封建剥削部分统统没收,如果没收他的商业资本部分,是违反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策的。”
  “政策也不能用到张全光这样的恶霸头上。”
  “我也讲不出多少道理,总觉得这样不好。同时我们从这里路过,没有多少时间作宣传,所以更不能这样。”
  到会的人,有赞成第二组组长的意见的,也有赞成陈廉的意见的,民运科长站起来说:
  “我觉得把张全光的商店没收是不好的。这正象小陈说的,违背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策,我们现在干民主革命,主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地主兼商人,只能没收封建的部分。好些年来,我们都是这样办的。去年十月我们到萍乡,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政治部就讨论过这样的问题,黄主任的结论是不能没收。他还讲了个例子,一九三○年春,红四军由闽西进到赣东,有个支队没收了一家地主兼商人的资本部分,纵队党委立即给支队长支队政委停职一个月的处分。至于张全光,虽然有些不同于一般的地主兼商人,但他的商店。总是商业资本部分,同时他的商店是同别人合开的,我们从这里路过,没有时间把他那一部分财产清出来,也没有时间讲清道理,所以我不主张没收。等一会我向黄主任报告一下。”
  会议结束不久,天主堂及张百万、李福才家的大门外,来了许多人,有没收委员会的,有供给人员,有宣传员,有衣履褴褛的贫民。小孩子突出两只大眼珠,向门内探望,但门口有卫兵,一般人不能进去。
  首先进大门的人,是没收委员会的,他们进去后,只见屋内不是美丽的衣柜,大床,就是巨大的谷仓米桶。不是鸡,就是鸭。有些人好象不知从哪里下手。陈廉忽然想到渡修水前两天的夜行军和急行军来。渡修水后又是在山沟里行军宿营,三四天以来,不是少水就是缺菜。大家没有好好吃顿饭,这一天他虽然不担心没有米和肉吃,但却担心吃饭太慢,于是建议:
  “先搬米粮鸡鸭,好早点煮饭。”
  民运科长同意了。他几个箭步跑到大门口,叫道:
  “供给员进来。”
  “来了”
  等在门口的人携箩带筐地进去,挑出一石一石的白米、腊肉、干菜来,随即又传出鸡鸭的鸣声,猪的叫声:
  “宣传员都进来。”
  “好!”门外的宣传员拥进来。
  陈廉向他们说:
  “把衣服和轻便的用具都搬到戏台上,准备分给老百姓。”陈廉又吩咐几个宣传员,号召老百姓开大会。随即跑到杀猪的地方,见到大块大块的肥肉堆在桌凳上,他问管理员:
  “有猪肉分给老百姓吗?”
  管理员指着那一大堆肥肉说:“有,多得是。”
  “怎么没有精的?”
  “精的,各个伙食单位要吃。”
  “也不能只把肥的和皮分给老百姓!”
  “我们人多,天天走路,也要多吃点精的。”
  “我们当然可以多吃点精的,但老百姓也要分一点,不然,老百姓一定会说,我们不要的东西才给他们呢。如果我是老百姓,吃了也不领情!”
  “哪里?”管理员还是不大同意地说,“老百姓一年吃不上几次,分到肥肉和皮,就是福气了。哪有不领情的。”
  “伙计,你的话有点不对头,我们打土豪分肉给老百姓,不仅仅是为了要他们领情,更重要的是同情和体贴穷苦人,为了发动群众。我看这样不大好,如果科长知道了,一定不会同意。”
  管理员觉得陈廉的话有道理,同时他怕科长知道这件事,就同意他的意见,陈廉带了几个人扛了好多猪肉就去会场了。
  会场是个戏台,台前小广场,老老小小,到了几百人,民运科长正在台上大声讲话。他走上去,同他说分给群众的猪肉都准备好了。民运科长很快结束讲话。陈廉接着说:“今天要分猪肉,凡是到会的,每家一人,站在戏台前面,等一会跟我走。其他的人,散会回家。”
  会场中立即有三四十个人站在戏台前,陈廉带他们到屠案前,叫他们列队。这时管理员已经在那里准备好了,他身旁还站着三团二连指导员张洪海,手里拿一把屠刀。
  陈廉见到他的模样,问:“老张,你也来,你连里还没有猪肉?”
  “我不是为我连分猪肉,我们连已经分到了,”他左手向街道左前方指了一下,“听管理员说,老表要来这里分猪肉,我来帮帮忙。”
  “你帮得上吗?会用屠刀吗?”
  “你看看罢!”
  陈廉转向老表,开始召唤。老表很有次序,叫一个来一个。第一个来了,张洪海问他:
  “你家里几口人?”
  “老小五个。”
  张洪海准备下刀,又同陈廉说:“这里大约有三百多斤肉,一口人能不能分一斤?”
  陈廉眉头一皱,说:“可以,可以。”
  张洪海高举屠刀,用劲一砍,又割两下,对老表说:
  “拿去,不用过秤了。”
  陈廉看到了张洪海的刀法,惊奇地对他说:
  “你真有两下!”
  “会一点而已。”
  第二个老表第三个老表按次序来了,每来一人,张洪海先问家里有几口,然后下刀,都不过秤。老表欢欢喜喜地拿走,他们都相信红军手快刀利,不会少斤缺两。
  因为不过秤,肉分得快,将近黄昏,老表都走了,陈廉和张洪海准备回队,他俩边走边聊:
  “老张,我以前只知道你会打仗,会做支部工作,今天才知道你还有这一手。你可以称得上是‘一刀屠’呀!”
  “哪里!”张洪海有点不好意思,“什么‘一刀屠’?我只是估着下刀,多砍一点,反正是土豪的。”
  “看你下刀有劲又准,你怎么会的?”
  “小学毕业,就跟父亲种田。伯伯是屠户,他有时叫我帮忙,我看他下刀,他有时也让我动手,就慢慢学会,也有劲了。当兵以后,学刺杀,打手榴弹,劲更大了。”
  “难怪,你还是家传呀!你把手艺和群众工作结台起来了。今天群众大会分猪肉,你不请自来,分外光彩。开始我还以为你要捣什幺鬼哩!”
  两个人谈了几句就分手了,张洪海离驻地只二三十步,一提脚就到了。陈廉要走到街那头,有半里地,快到家,看到左侧铺店房顶后面高高竖起的十字架,就从小巷进去,走到天主堂门前,看到老表出出进进,他兴头又来了,大步进去。
  不看则已,看了叫他一惊。玻璃门窗,好多煤气吊灯,通通打破了,能搬的东西搬走了,搬不动的也打破了。虽然快黄昏,还有不少人,更多的是儿童和小青年,从这间房到那间房,从楼上到楼下,翻东倒西,地下满是玻璃碎片,纸张图书,就是耶稣圣像,也被踏脏踩乱。
  陈廉看到老表来打“洋土豪”,就说:
  “老表,你们为什么不把东西搬回家——却把它砸破?”
  老表看着陈廉,中等个子,脸庞稍圆,眼睛清亮,讲一口吉安话,既易懂,又和蔼。他们一拍即合,坦率地说:
  “这里搬得动的东西,先来的人早搬走了,现在砸破的是搬不动的。”
  “搬不动就搬不动,为什么砸破?”
  “红军兄弟,你不知道,我们欠了洋人的钱。”
  陈廉早就知道天主堂教主放高利贷,同情地说:
  “难怪你们要出口气。”
  “出口气是小事,我们还不起洋人的帐。”
  “砸了他的玻璃,煤汽灯那些东西,就……”
  “就是因为还不起。”老表放低声音说,“砸破他的房子和用具,他知道房子不能住,就不会回来了。他不回来,还他的球!”
  “喏!这个道理。”陈廉又提醒一下,“传教士还是可能回来的。”
  “回来也找不到我们。”
  “我们不怕。”又有些老表说。“如果他真回来,在快到的时候,我们就起阵风。说红军游击队要来了,他就不敢回来了。”
  “你们自己斟酌罢!”
  陈廉身边的老百姓越来越多,他忘记了疲劳,拉呱好久,有些人还在翻破烂,他本想从天主堂找些自己作宣传有用的工具,天黑了,屋里光线太暗,找不着,便回政治部了。
  刚刚到家就开饭了。这一餐是猪肉鸡鸭一锅煮,大家“不亦乐乎!”
  饭后,他作了第二天的行军宣传准备,就和衣睡在早已安排的门板上,只盖一床三层布夹被。
  正睡得香,隐约昕到起火了的声音,他醒了,揭去被子,爬起来,许多人都起来了,走出门,向卫兵指的方向一看,正是天主堂起了火。他和几个人拿起水桶,有的从大水缸打水,有的到井边汲水,走到天主堂,看着许多老表在火光周围欢呼,陈廉大声向他们请求说:
  “老表,救火!救火!”
  老表被红军紧张的动作弄得一时茫然,以为得罪了红军,无从回答。他们有些人在黄昏时同陈廉谈过话,对他有一个好印象,现在在火光中更看得清楚,有两个老人走到他面前,不由分说,双膝跪下。陈廉仓皇去扶,连声说:
  “老伯起来!起来!有话好商量,好商量。”
  他们起来了,带着哀求的口气,连声说:
  “老总,救命!救命!”
  这时还有许多来救火的红军,看到老表要求红军不要救火,也弄得不知所措,只好观望,陈廉诚恳地说:
  “老表,有什么事,你们慢慢说吧。”
  老汉还是紧张,要说也说不出,旁边一个青年接上来说:
  “我们这里有好多穷苦人借了天主堂的钱,每月要付利钱。我们三餐稀饭。那里付得起。如果现在不平了它,洋人回来了,我们就会死。”
  陈廉觉得烧房子是不好的,尤其在他们从这里经过,必然会给敌人以造谣的资料。陈廉读过苏维埃许多法令文件,知道烧房不对。但在群情激愤老表面前,也毫无办法。他们既不主张烧房子,也不能再叫救火,于是火越烧越大。
  “管它!火是老百姓点的,我们勉强去救,反而不好。”一个红军战士说。
  他们阴一个阳一个走了,火光依然熊熊,火舌上升,不断舐着天主堂顶上的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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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楼主的这个帖子,我明白一定要低调.......!
哇,楼主你真是太给力了,这样的帖子都能找得到,佩服!
问候七喜乐园的朋友们,报个到并祝朋友们安康如意,永远开开心心!
楼主辛苦了,这帖子我很喜欢,找了很久,拿去收藏了,谢谢朋友啦!
这帖子真的让人感觉很舒服,我超喜欢,楼主真是太给力了!
超极囧囧的帖子,楼主你太雷了,真正把我给OUT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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