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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十 章

  前卫是朱彪团。他和团政委罗铁生从司令部的敌情通报中,知道有两个师在两天前落在自己的后面,还有两个师位置不明,他跟郭楚松打电话,问这两个师的情况,郭楚松说,现在还不能证实,据说一个师到了修河中游一个县城,在东面约百里以上。另一个师,十天前发现在修河中游南面,估计明天也不会在我们的行动方向出现。但独立旅保安团就很难说,那些敌人,来得快也走得快,要多加注意。部队前进了二三十里,没有发现大的情况,后续部队便鱼贯而前。将到中午,尖兵打响了,右前方敌人也向他们射击。朱彪他们弄不清有多步敌人,他们就按着过去处理这种情况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给敌人一个猛攻,打退了敌人的先头部队。俘虏几个敌人并收容了敌人遗下的伤兵,证实了当前的敌人是厉鼎的部队。此次堵击罗霄纵队,虽然归曾士虎指挥,但何键常常直接调动。在仙梅被红军击败后,曾士虎调他到刘江上游,当总预备队。红军从九宫山向西南运动,曾士虎命令他立即向东北堵击。他通过国民党地方政权和军事组织以及飞机的侦察,常能及时发现红军的行动。红军在和他们接触之前,不仅没有发现他们的行动,还以为他在自己东面百里之外。
  朱彪用望远镜向敌方远距离看了一下,就坐在斜面上,从图囊中拿出小本写起来:“首长:据俘虏说前面敌人为厉鼎师,已发现约两个团,似还有后续部队。你们不要前来。我们稳住阵地,待命行动。朱彪十一时三十分。”
  他叫通信员赶快送到司令部,并督促迅速构筑战壕。信送走不久,冯进文来了,向朱彪和罗铁生说:“情况已经知道了。司令指示:我们必须打开一条出路,才有利于今后的行动。第二团正向左翼展开攻击敌人,你们团等他们攻击的时候,也发起攻击。”
  朱彪立即回答:“坚决执行!”
  罗铁生说了一声:“好!”就到二梯队去了。部队正坐在地上休息,他面向大家,大声地喊道:“前面的敌人是湖南军阀何键的嫡系,是我们的死对头,我们一定要消灭他!我们要再来一个仙梅呀!同志们,勇敢一点吧!”
  “勇敢!”许多人跟着欢呼,“勇敢!”
  第二梯队向右翼运动了,朱彪特别注意左翼团的动作。他看到左前方的敌人成群向前运动,与左翼团接近,双方争夺小土丘。他立即对各营发出攻击命令,各营协同向敌冲击,一次冲不动,整顿一下,继续攻击。到日头偏西,攻击也没有奏效。只好退回原阵地,凭临时构筑的简单工事顶住敌人。左翼团也没有得手,敌人乘机从左翼和正面反击。朱彪看到右翼团溃退,即将危及司令部;他的团在边战斗边加强工事中,阵地还巩固。而敌人以密集队形攻击左翼团,正暴露在他团的左侧面。他退下几步,把机关枪连连长叫来,指着左侧面八九百米远处,从容地说:“左前方敌人以密集队形冲击我二团,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对暴露的敌人来个突然侧射。
  不一会儿,沉寂的阵地上咆哮起来,虽然是大白天,也可以看到机关枪口火光一闪一闪地和“叭叭叭叭”的声音交错起来,震耳晃眼。不出朱彪和机枪连长所料,敌人阵地上立即乱成一团,乱蹿乱跳,有的向后跑,有的向左斜坡走。我阵地上大家一阵欢呼。正在增援右翼团的预备队,乘机反击,把敌人打退。这时敌人后续部队继续增援,而罗霄纵队除郭楚松的警备连只有六个班外,没有别的队伍了。太阳还有一杆子高,敌人以优势兵力攻击左翼团,又一场恶战。朱彪这时没有一点预备队了,就从第一营抽下一个连,到团指挥位置后面。
  这个连是由教导员带来的,他见到朱彪,低声地说:“这个连的连长牺牲了,一排长丁友山为了不中断指挥,未及时报告营部,就自告奋勇代理连长,营长知道后,立即同意,请团长政委批准。”
  朱彪和罗铁生立即同意,朱彪还说:“好!好!”我早就看到他不错,所以从司令部警卫连把他挖了来。”
  这时,朱彪发现左后方我们的伤病员纷纷向西撤退,他的阵地虽然还可以稳住,但左翼已完全暴露。恰巧郭楚松及时发出指令:全军向西撤退,要他派队掩护。朱彪立即从战壕站起,命令左侧的一营:“你们快撤!”
  突然一颗子弹呼啸着击中他胸部,他向后一仰倒在地上,通信员喊两声团长,他没回答。李云俊过来帮助通信员用担架把团长抬到阵地后一里地的临时救护站。那里顾安华正和几个卫生员在一处刚能避流弹的土坎下,紧张地包扎伤兵,通信员走向前去以低沉的声音说:“朱团长带伤了,伤得很重。”
  担架放下了,顾安华拿着镊子,看护端着弯盘靠了过来。顾安华看了看朱彪的脸色,又摸了摸他的脉搏,脉搏显得缓慢无力,从伤口的进出处判断,是伤了内脏。
  “朱团长!朱团长!”
  朱彪没有声音。顾安华又叫:“老朱!老朱!”
  仍然没有声音,只是眼睛轻轻地张开一下,又闭上了。顾安华和看护兵解开他的衣服,受伤部附近,被血液浸透了,他们把衬衣上的血污剪掉,用冷开水浸棉擦干净,迅速上药包扎,叫担架员立即抬走,警卫员问他往哪里抬,他向西方看了一下,从他多年的军事生活中,知道这一天是打了败仗而且是被迫撤退;他意识到朱彪的生命已难于挽救,他很难过,但没有眼泪,在流弹不时从头上飞过的时候,也不恐慌,只简单地说:“往西去,看大家走的方向走就是。”
  朱彪被抬出火线后,罗铁生和团参谋长陈瑞云继续指挥,他们按朱彪受伤前的撤退部署,以第二营掩护。阵地是一片起伏地,团指挥所前面百米处,有个小土坡,对面和左右射界较好,是战斗中双方争夺要点,由第二营四连占领。一营营长命令丁友山连接替,这时左右的部队都撤退了,丁友山叫部队继续加强工事和伪装,他把全连的武器检查一下,叫大家把马尾手榴弹上上底火,木把手榴弹松开盖,他看到除了他原来当排长那个排外,其他排有些人缺刺刀,心里有点不快,但也没有办法,就坐下抽出马刀,用破布擦拭起来。
  国民党军队从四五百米处用重机枪向小坡及左右扫射,红军躲在单人战壕里,伤亡不大。接着,白军步兵都上刺刀成密集队形冲来,一面射击,一面吼叫。
  丁友山弯腰前进几步,观察敌情,他吩咐各排等敌人进到投手榴弹距离才射击。国民党军队一直冲到红军面前几十米处,丁友山突然站起夹,大叫一声:“快放!”
  红军阵地上所有的枪和手榴弹都响了,疯狗一样的敌人,通通倒下了。丁友山后退几步,他想,要有力掩护撤退,必须先打退前来进攻的敌人,他看到向小土坡前进的敌人,比较突出,人数不太多,如果自己接近他,敌人后面的机关枪就不好打了,他决心对当前的敌人猛冲一下。
  三个排马上接着丁友山指定的前进路线,以较密集的散兵队形前进,这时国民党军队先冲来的那群人,除了死的伤的以外,都趴在地下,他们看到红军冲来了,就向后跑,退回进攻出发地。
  红军乘胜冲击敌人,白军阵地上枪声更加猛烈,许多人倒下或卧下,没有死的伤的,被敌人火网封锁,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
  丁友山这时候也伏在那里,他指示各排,采取交替前进法,一个班射击,一个班前进,前进的班到适当地点,就停止射击,另一班前进。不到好久,就到敌人投手榴弹位置附近,全连包括丁友山都把手榴弹取出来,又前进几步,向敌人投去。这时国民党军队,看到红军快到身边,也投出手榴弹,于是双方的头上,都涌现了无数的烟球,一刹那,烟球逐渐破碎,变成稀疏的轻烟,缭绕而上,构成一层层的云雾。烟球虽不断地消散,又不断地涌出来。丁友山看到部队的手榴弹不多了,他觉得再不能停在原地了。于是,向左右看了一下,大声地叫道:“前进!”
  丁友山首先站起来,左右的战友也站起来,都作预备用枪姿势,冲出烟幕。国民党军队,也站起来,作刺杀姿势,也前进几步;双方相距十来步的时候,谁都不前进了,这时候在这一块地区——战场的一角,没有枪声,也没有炸弹声。红白两军互相怒目地对峙着,两方都排列得象长城一样,都露出雪亮的刺刀。
  “来呀!”国民党士兵喊。
  红军方面也说:“你来吧!”
  “你有本事就来!”
  “你有本事也来!”
  双方怒骂着,谁也不肯向前。突然丁友山的驳壳枪响了,敌人倒下了几个。
  “杀!”
  声尾还没有落,刺刀已经向前了,杀声响成一片,惊天动地。
  丁友山用马刀一连砍了两个敌人,可是,他们人少刺刀少,而且地形也略低,他和他的战友,劈开这里,那里又堵上了,他们有好些人倒下了,余下的人,被敌人压退了。丁友山还和三四个敌人拼着,脱不了身。他旁边一个战友,抡起大刀对着和他拼的敌人劈去,敌人倒了一个,伤了一个,其他的敌人吓得退了几步。这时丁友山听到这位老战友叫了一声:“连长,走!”便趁敌人不注意和敌人重机关枪正在向后转移不能射击那一会儿,迅速脱离敌人,退回到连的冲锋出发地。
  冲锋出发地就在小土坡附近,丁友山到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三四个战士,等了—下,又来了八九个人,他集合部队,恢复建制,又清查人数,知道一排长受伤了,三排长牺牲了,他对指导员讲“七班长代理三排长,一班长代理一排长。”
  指导员说:“好!等一会报告上级。”
  丁友山指定了两个代理排长,立即命令散开,向着前进的敌人射击。他大声叫道:“没有命令谁也不要退!”
  敌人排山倒海地冲上来了,他叫大家准备好手榴弹,等敌人拢到二三十米处,他突然大叫一声:“为排长复仇!为朱团长复仇!”
  声音刚刚落下,一排子手榴弹抛出去了。
  敌人被打退了,就改变进攻方式,从左右两侧包围上来,这时营部来的通信员说,二三连已撤退到西北面小山,营长要第一连撤退。丁友山乘敌人还没有形成包围圈,也退到小山上。营长走过来问他:“连里还有多少战斗兵?”
  “大概有六十个人。”他略一沉思,便答道。
  “王连生很不错吧?就是参加宁都起义的那个。”营长又问。
  “很忠诚,也有技术,我会用大刀,就是他教我的。刚才反击敌人他那把大刀就显了威风啊!”
  丁友山压低声音,带沉重而惋惜的口气说:“可惜又负伤了。只当了一个多钟头的排长啊!”
  营长叹息一声,就率部撤退。丁友山连为后卫,他们边打边退。
  黄昏,红军脱离了敌人的战场追击,整天震耳的枪声也听不到了。丁友山的队伍从容地走了二三里,刚到一村庄,看见营部通信员在等他们,从村中通过,又走了一两里,是个较大的村庄,他们团和罗霄纵队指挥机关大部分在这村里宿营,他的连住在村西头。
  丁友山进村以后,看到路旁有间大厢屋,两扇大门大开着,里面有灯光,堂屋地铺上躺着六七个人,有的头上还有绷带,他意识到这是卫生部门,立即想到团长朱彪,很想知道他的伤势。他叫部队继续走,自己则去看朱彪。
  丁友山找到朱彪时,朱彪已入殓,棺材已放到墓口的横木上,只等盖棺。二十位武装整齐的士兵,在棺材旁边立正着,罗铁生和几个干部战士,还在清理墓地。郭楚松举着马灯,瞻仰朱彪遗容。朱彪脸庞清瘦,浓眉深锁,头戴军帽,帽额是红色五星,身上穿着生前的军衣,平平躺着,象安详地睡觉。这个洞庭湖东的贫农子弟,参加过南昌起义、闽赣游击战争以及几次反“围剿”,这个临危不惧、气势昂扬的战士,现在却长眠在这地上了。郭楚松退到墓前,同黄晔春、罗铁生十几个站成一列,黄晔春轻声喊:“敬礼!”
  大家向着朱彪遗容行举手礼,礼毕,黄晔春以沉痛的口音说:“朱彪同志:放心吧!我们会干到底!”
  棺材两头各有个人,抬着棺盖放平,然后把棺材徐徐放入墓穴。丁友山如大梦初醒,喊着:“团长,团长没有死啊!”扑了上去。几个战士死死抓住他,任凭他撕心裂肺地哭喊……
  郭楚松和大部分人离开墓地。他平时虽然步履矫健,这时却走得很慢,他想起午时朱彪在火线亲自写给他的简单报告,已发现是敌人主力,如果处理得好,军队不会受这么大的损失,朱彪也不一定死。他心情沉重。回到驻地,他问了问情况,知道敌人离他们八九里地也停止了,似乎宿营了。他看到敌人同他们打了一天,伤亡也不小。便要黎苏通知部队拂晓前吃饭,准备出发,防敌人拂晓攻击。他安排妥当后,心神安定了一阵,但朱彪在墓地的遗容又浮在眼前。他解开右下袋扣子,掏了一下,朱彪的信还在里面,就在灯下一字一句地看,看着看着,郭楚松的眼睛湿了,他那字迹,虽然是火线上草草写就,但一笔一划都很清楚,且言筒意赅,是标准的战斗文书。他知道他在家只读过两年书,参军后虽学了点文化,但对上级的通报、命令和报纸,看得似懂不懂,常常要文书解释。他在两年前当营长的时候,有一次和郭楚松等人喝酒,无意中说:“我朱彪就是少了点文才!”
  朱彪的口气,虽然是自谦,却有自负之意。因为只是缺文才而已。大家听了,不觉笺起来。团政委接上说:“缺文才就补一点,我没有多少,可以教你一点点。”
  郭楚松高兴地点头,朱彪虽然觉得不好意思,也同意了。过了两天,政委找了一套小学语文课本,要他一课一课读下去,还要他抄写生字。一、二年级课本只个把月就在业余中读完了,三年级课本,他难读了,政委指定营部书记分课教他,到四年课文读完,还不到一年,就能看文件、报纸和写简单信了。他提高了学习的兴趣和信心,早先一直压在箱子底层的《战斗条令》、《游击队怎样动作》和《社会进化史》等书籍都成了他的亲密伴侣了。近年来到白色区域,还找白区报纸看。有时,他还把有价值的材料送给郭楚松看看。大家开玩笑说,朱团长快成为
  吕蒙了。
  郭楚松想到朱彪说“少了点文才”时的模样,好象他还在自己的眼前一样。
  黄晔春来了,看到他在看信件,问道:“看什么信?”
  他低声而深沉地回答:“朱彪的信。”
  “就是今天上午火线上写的那封信吗?”
  “是。”
  黄晔春知道郭楚松的心情比自己还沉重,就以宽解的口气说:“睡吧!明天还要走路,还要打仗呢!”
  黄晔春有意不在他面前提起朱彪,就回政治部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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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天一亮,红军又出发了。前卫通过了岔路,接着是直属部队,因为有伤病兵和小行李,行军时不如战斗部队的轻便和整齐。
  忽然岔路前面响枪了,无数的弹丸从东边飞来,许多人都带着一点侥幸的希望,以为又是靖卫团保安队捣乱;可是,郭楚松、黄晔春、黎苏、冯进文,却十分警惕。他们知道响枪的方向有国民党的一个军部驻在那里,不可大意,等到机关枪响了,郭楚松就叫冯进文到警戒阵地去督战,掩护全军通过。同时又叫前卫赶快走——用不着顾虑后面;叫后续部队迅速跟进。
  冯进文到了警戒阵地,立即传达了郭楚松给警戒部队的任务。警戒部队接连打退了敌人三次冲锋,但本来人数就少,又有很多伤亡,而敌人第四次的冲锋又来了,于是他从通信员手中接过一把白晃晃的马刀,打开战斗旗;挺起胸膛站在散兵线上。他伸直左手把红旗向上高举,右手挥着马刀,高声叫道:“同志们!坚决打!党团员起模范作用……”
  散兵线上立即象火山爆发一样地怒吼起来:“打倒国民党!”
  国民党军队疯狂地冲向红军阵地。红军在敌人进到手榴弹距离以内后,一排手榴弹打去,接着是反冲锋,于是敌人第四次冲锋又打退了。
  行军纵队在敌人弹丸的催促下很快通过了岔路。冯进文命令警戒部队退出战斗,当了后卫的后卫。国民党军队乘机追来,而直属队和前卫的左侧、前后都响枪了。这时侯后卫不知前卫的情况,前面也不知后面的情况,只有一件是大家都清楚的,就是坚决和敌人拼命。
  枪声愈响愈密,最激烈的是直属队一段,但他们能够担任战斗的,只有由六个班编成的警备连。警备连还没有占领好阵地,敌人已经到了大道,于是伤兵、病兵、担架、行李,乱七八糟的混作一团,离开大道,从右侧田垅中走,企图弯路过去。
  前卫在发现敌人之前,并没有判明整个敌人的企图,只是机械地遵照郭楚松的——不要顾虑后面,只赶快向前走——的指示,等到自己眼前出现了敌人,同时听到后卫的枪声越响越近,才醒悟是强大的敌人有计划展开成宽大正面来侧击,于是一面停止抵抗,一面向后面联络。
  郭楚松在前卫没有发现枪声之前,就上了警备连的阵地。他见到掩护部队太少,命令后卫团的先头营占领警备连的左翼,其余的人随着伤病兵,向大道右侧的田垅中撤去。
  冯进文从警戒阵地撤退后,昕到前面响枪,忙飞快地向前走。他走到郭楚松那里,气喘喘地向他说:“警戒部队撤退下来了,敌人追得很急哩!”
  “这地方不要紧,等后面的人过了就撤退。”
  冯进文再没有说话,同郭楚松站在反斜面上,有时上山顶观察敌情,有时回头去看田垅中正在退却的部队,有时左右游动去监视部队的战斗动作。他对于身前屡立战功并坚决抵抗敌人的警备连,虽然和郭楚松一样,有很高的信赖,但人数太少,总有点不大放心。可是,这时候他也和过去战争紧张的时候一样,很关心郭楚松的安危。他从郭楚松手上接过望远镜代替他观察;可是郭楚松又把望远镜抢了回去。他只好在郭楚松观察的时候,不时向他说:“我来吧?”但郭楚松并不给他,他也就不多嘴了。
  战斗经过了一小时,部队快通过完了。郭楚松叫冯进文写通知给正在战斗的左翼部队,准备退却。
  冯进文坐在反斜面上,纸垫在图囊上,专心写着。忽然“扎”的一声,接着身旁飞来一架望远镜,同时又听到短促而带着一点惊奇的“唔”的一声。冯进文向后一看,只见郭楚松空着两手斜向右后方,几乎倒下了。他大惊,仓皇地说:“怎么!怎么!”同时身子向前倾一下,一跃地站起来,两手带笔带纸去扶郭楚松,但郭楚松已经站稳了,右脚向后退一步,眼光扫在附近的地方找望远镜。冯进文没有去找望远镜,他那锐利的眼光在郭楚松身上看来看去,用安慰的口气说:“没有什么吧?!没有什么吧?!”随即向郭楚松走近了一步,看着郭楚松的左手,惊慌地说:“手出血了啊!”
  话还没有落音,在他右后方二三步处捡起望远镜的司号长说:“呵!望远镜打破了。”
  冯进文完全没有理会望远镜破与不破的问题,他在郭楚松举起血手来审视伤痕时,看见流血的地方——左手的中指和无名指的第二节——凹下去两分多深。他觉得伤势并不要紧,于是把望远镜接过来审视一下,子弹是从右眼镜中间穿过,进口大如指头,中间的轴和镜筒里面的三棱镜都破了。他抬起头来,看着望远镜微笑了一下,眼光便转到右前方的远处去了。过一会儿,后面的人过完了,冯进文觉得是撤退的时候了,想向郭楚松建议,但郭楚松已经吩咐另一个参谋,下达了撤退命令。
  于是战斗队形逐渐变成行军队形,原来的后卫披指定为本队,原来的前卫则为后卫,那群没有武装没有秩序的勤杂人员和伤病员成了所谓“前卫”,哪里没有敌人就向哪里走,后面的部队,也盲目地跟着走。
  冯进文一面走一面回忆这一带的地形,并用指北针定了定方向,忽然急促地叫道:“不对,不对!前面走错了,向正西去了。”
  郭楚松也惊奇地说:“谁在前面领头?”
  “谁知道!恐怕是勤杂人员伤病担架自由走的。”
  “恐怕就是,那方面没有响枪哩!”
  “那怎样办呢?”
  郭楚松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向前遥望一下,随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象帮助脑子思维似的。
  “好,就跟着前面走。”他在说话中吐出大气,随即大步前进,并用血手从胸前平着眼睛向左侧划了一下,眼睛随手转动。“叫所有的部队都走这条路,以免前面的回头而迟延行动。”
  “那不是更向西面去了。”
  “不要紧,等一下可以转向南面。这样才可以保持整个军队集中行动,同时还可以迷惑敌人。”
  “是!是!”冯进文肯定地说,“那么,我就到前面去,把路弄清楚。”
  “好。向西走一程后,就注意找到转向南面去的道路,队伍最好找个适当地点集合一下,以保持建制。要派出前卫。”
  冯进文飞快地去了。道路平铺在一条长长的田垅中,他从道路的侧面赶上去,快到田垅尽头,才赶上那批无武装无次序的所谓前卫,他们无次序地在那里乱叫乱跳,有的主张继续走,有的主张不走,谁也在作主,但谁也不能作主。主张走的说:“后面还在响枪呢?敌人一定会追来。”主张不走的说:“队伍都在后面,怕什么!等他们来再走。”
  冯进文到了之后,他们不再争论了。他叫他们集合,等部队来,自己就去问路,这时战斗部队陆续来到,他们以营为单位,疏散在田垅中集合,所有的枪都退出子弹,靠在左肩,那群混合部队——这时已不混乱——见到部队来了,都自动归还建制。顷刻之间,所有的人,都找到了一定的位置,队列于是又整齐严肃起来。
  冯进文把道路问清楚后,就同顾安华医生坐在路旁,等郭楚松来。
  郭楚松到了,他们两人同时起来向他敬礼。郭楚松的目光立即射到冯进文身上,同时说:“找到向南去的路了吗?”
  “找到了。”冯进文把身子向右一转,指着南山上说,“就是从那小路上山。”
  “路好走吗?”
  “听说还可以走。”
  郭楚松看着黄晔春和杜崇惠,说:“已经逼到西面来了。现在虽然已经摆脱了战术上的危险,但战役上仍有危险,要脱离被动,就要向前面走。”
  黎苏看了一下地图,有点怀疑地说:“我们离敌人很近,从这里向南,敌人可能发觉,就会取捷径回头截我们。”
  这时大家面面相觑,一时拿不出主意。郭楚松又去看地图,问了一下路线后,说:“马上向南是危险的,最好是继续向西,但不要深入太远。敌人看到我们向西,就会跟踪追击,我们再向西走一天半天,然后突然向南,钻敌人的空子,渡过刘江。”
  冯进文说:“刘江不易徒涉,沿岸有许多碉堡,没有多大把握。”
  黎苏说:“碉堡再多也不怕,只要没有正规军。问题是刘江好不好徒涉。”
  “刘江冬天水干,”冯进文说,“徒涉场是有的,但一下子不易找到,而且徒涉场附近多半有碉堡。”
  黄晔春说:“那问题就不大。”
  郭楚松说:“今天只能从这两条路选一条,我看还是向西然后向南,马上向南危险太大,很可能碰上敌人的主力——我们现在一定要避开敌人的主力。继续向西再向南,敌人就会甩在我们后面,至于碉堡,只要没有敌人的主力守就好办。”
  郭楚松在人群中穿来穿去,手上的血痕早已被冷风吹干了。冯进文和顾安华紧随着。
  冯进文看到郭楚松把要紧的事都处理了,就对顾安华使眼色,给他上药。
  顾安华拿着绷带,不断地看郭楚松的脸色,好象要趁着他说话的间隙而有所请求似的;可是,他那严肃的神情使他到了口边的话,又收回来。他这样耐心地等了好久,看到郭楚松有处理不完的问题,便鼓起勇气向他请求说:“司令,上药吧?”
  “慢点!”郭楚松不耐烦地回答。
  顾安华并不离开他,冯进文知道他的脾气,同时伤势很轻,就向顾安华小声说:“你走吧。”
  顾安华离开了,这时来路的枪声还在不缓不急地响着,而遥远的空中,又听到微小的飞机声,郭楚松怕部队拥挤,同时为了迅速转移,没有等后卫到齐就命令已经集合的部队出发了。他趁前卫逐渐开进的时候,在道旁不远约二尺高的田埂上一坐,草正露青,坐下很松软,这是他从清早起床后一天最安闲的一刻。
  护士长拿起绷带到他面前,既不敬礼,也不征求他的意见,用指令的口气说:“司令,上药!”
  护士长还象苏区小青年的样子,根本不等他回答,叫另一个小护士端弯盘,从行军壶倒点开水,棉花一浸,左手抬起郭楚松的左手,镊子夹起药棉擦洗了,郭楚松把手指分开,服服贴贴叫护士包扎。
  前面队伍在路上伸开了,郭楚松和司令部的人也上道了,山路还是崎岖曲折,国民党的飞机来来去去,他们对付的办法,还是老一套,到头上就隐蔽,飞过去就走。有时知道飞机炸弹打光了,飞机故意在头上盘旋威胁,他们就根本不隐蔽,继续走,有些老兵,还向飞机打几抢。
  太阳快下山了,到了一个村庄,冯进文领着三个穿便衣的来找郭楚松,他们都带着手枪。
  “这里是苏区,有个三县联合县委。”他指着第一个人,“他是县委代书记,不用介绍了吧。”对着那两个人,“张同志、陈同志是县常委。”
  郭楚松一眼就被第一个人所吸引,一来她是第一个进门,二来面熟极了。她穿一身灰布棉衣,戴块青色家织布头巾,他猛然想起了:“这不是刘玉樱吗?”
  刘玉樱落落大方地在郭楚松对面坐下,并送给他一小篮带壳的花生。又解下头巾,头发仅盖住耳朵,刘海轻松垂到眉睫,眼珠显得更为明亮。
  在这一瞬间,郭楚松下意识地从敞开的店门看着村中的队伍和老百姓,黄晔春正在那里同老百姓谈话。
  “郭司令,”刘玉樱的声音依然象从前那清脆悦耳,“你们辛苦哇!”
  郭楚松忙说:“你们在这山上打游击,也艰苦得很。”
  黄晔春听说司令部来了几个本地干部,高兴得向司令部走去。一进门,他谦和地向几个客人扫一眼,看到刘玉樱,刘玉樱正注视他。他根本没有想到她会到这里来,这个有革命经验的人,一时茫然,停一会才说:“今天到你们这里,好象到了娘家,群众多好呵!”
  “这里的群众确实好。”几个客人都说,刘玉樱对黄晔春半看半避地接上说,“已经通知两边山上的群众送米来。”
  黄晔春兴奋地说:“刚才看到已经有人送米来了。这么快!”
  “红军侦察员一到,我们知道有部队来,就想到队伍要吃饭的。”
  “啊呀!你是又主动又热情。你们知道是我们的部队来吗?”
  “我哪知道。问侦察员,他们还保密。不过听到他们的口音,我估计是你们的部队。”
  刘玉樱还是以前的刘玉樱,只是她不再是老黄的妻子。他们现在谈话,全是公事公办,郭楚松很想知道仅二十多天她怎么一下就到这个苏区来了。刘玉樱把来的经过和任务,简单说了一下。她旁边同来的人补充说:“这个地区位于幕阜山西端南面,全是山岳地带,是个联合县,后来敌人不断进攻,根据地缩小了,我们书记又害了痨病,没有一年半载也难好,上级就调刘玉樱同志来了。”
  郭楚松立即高兴地说:“玉樱同志,你提升了!”
  刘玉樱脸有点红了,不大自然地说:“我我……本事不大。”
  和他同来的另一个人抢着说:“有本事,有本事!她来我们这里才二十天,就办了几件好事。一件是加紧生产,除农活要精耕细作外,还组织会采药的人上山采药,国民党封锁我们,但药材在外地可以换些东西来。第二,对逃跑的地主,通过他们的亲戚朋友,叫他们回来,我们这里这几年人口少了,田土多,让他们耕种,愿开荒的,也由他们。他们和外地关系多,来往买卖方便,要盐也容易些,他们的子弟当靖卫团的,有些也不干了。第三,办好小学。要各村砍些树木把桌几板凳修理好,动员没有上学的孩子的家长送孩子读书,路远的带午饭,这样孩子上学的就多了。还有……”
  刘玉樱说:“那是大家一起干的。”
  “是。但还是你出主意多,跑得多,不知道累呵!”
  室内人越来越多,他们有些人是认识刘玉樱的,甚至有因为她和黄晔春的婚事而起过哄的,都以好奇的心理来看这个独立领导一个独立区域的女书记。郭楚松不仅把他过去因他俩的婚事作过“多管闲事”的不平之鸣,消失得干干净净,而且引起对她的敬服。黄晔春早就看到刘玉樱是有作为的人,但他们的婚姻,究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他的思想在一九二二年衡阳师范大闹学潮时期就比较解放了,近年来在苏区强调婚姻自由的风气下,他接到刘玉樱解除旧式婚约关系的信件后,虽然感到不快,但一想到十九世纪后期俄国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的小说《怎么办》中,说到一个男子在接到他夫人提出要求解除婚约之后,经过考虑,只说了“尊重自由”四字,二十多天前,知道她另结婚时,他亦有同感。当着有些年轻人起哄时,他心里还是想着应“尊重自由”。
  郭楚松在黄晔春谈话的时候,吃开了花生。刘玉樱说:“花生还没有炒呀!”
  黄晔春说:“花生生的也可以吃呀!”
  刘玉樱笑了,是她进房以来第一次笑。她的笑声是直接回答黄晔春的,于是引得大家都笑了。
  笑声刚停,言归正传。郭楚松问刘玉樱说,他们明早要行动,还有百多个伤病员,能不能留下?刘玉樱和同来的两人同声地说:“可以。我们一定照管好。不过要留点药。”
  郭楚松说:“那当然,”又同刘玉樱,“你们要枪吗?”
  刘玉樱说:“有就要,”
  “要多少?”
  “随你们,二二十支就行了。”
  “多些行吗?一百支?”郭楚松问。
  “我看各部队所有的多余的枪,一概留给他们。”刚刚进门的政委杜崇惠立即插了一句。
  “好!”郭楚松马上赞成。
  “玉樱同志,我们枪有多,带起来也不方便,现在把多的统统留在你们这里,你们用多少算多少,如果用不完,就坚壁起来。不要落到敌人手上。”杜崇惠又嘱咐了几句。
  “好!好!”刘玉樱精神振奋,很自信地说:“绝对不会落到敌人手上!”
  许多人散去了,跟刘玉樱来的也说有事走了,黄晔春呆坐着,郭楚松朝杜崇惠使个眼色,对黄晔春说:“你们单独谈谈嘛。”
  山上农民三三五五挑起粮食、背起担架下山来了,红军看到他们,感激得要流出泪来,在这几天的恶战和长途行军中,几乎处处是黑暗,在这里,遇到了亲人的接应,能不激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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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无线电队到宿营地就赶快架电台和省委同红军总司令部联络。但只通了四十五分钟的报就停止了。
  电台是三瓦特,机器小,便于行动,大家都很重视,设队长和报务员各一人,四个挑夫,六个监护兵,何观是队长,还有一个指导员兼监护班班长。
  何观放下耳机,到郭楚松那里,向他说:“没有电了。”
  “刚才同哪里联络了?”
  “同省委。”
  “把电池取出来晒晒罢?”
  “前几天已经晒过了,再晒也不行。”
  “找参谋长,请他把手电筒的电池收些来。”
  “收过一次了……”
  没有电池,电台是块废铁。大家都非常着急。何观急中生智,说:“我去问问朱理容。看他有没有办法搞到电池。”
  大家都说:“快去快去!”
  朱理容挑了几天行军锅之后就复职了,还到一团一营当营长。一营驻地离电台不远,何观找到朱理容,把困难说了一遍,又说:“朱营长,大家都说看你的了!”
  “没得问题。”朱理容答应得十分干脆,就象他答应请别人的客一样。“你回去吧,晚上给你。”
  何观有点怀疑地看看他。
  “走吧,我晚上给你。”朱理容好象有绝对把握。
  这次,朱理容可不是吹牛,因为他知道洪再畴喜欢夜间走动,有时是查铺查哨,有时是到朋友那里去闲谈,他的电筒历来不缺电池,不过他不肯借给别人。关键时刻,他不会不拿出来吧。
  朱理容正想去找洪再畴。洪再畴却先来了。洪再畴一见朱理容,说:“正要找你呢。”
  “我也要找你。”
  “去,到那边去说。”洪再畴指着不远处的一片不落叶的树林。
  朱理容说:“什么保密的事?还值得到那边去说?”
  “走吧。”洪再畴拉他一把,“现在是春天,不冷不热,那边空气多好呀。”
  “前面没有什么情况吧?”
  “没有什么大的情况,只听说前面三十里地方有湖南保安旅的一个营。”
  “是吗?”朱理容有点惊讶地说,“要注意。”
  洪再畴往前面观察一阵,等了一下,说:“咱们走前几步去看看。”他一面说一面向前走了,朱理容跟在他身后。
  洪再畴拖长声音说:“这两三天我们损失多大!下级干部和战士莫说了,就是你们的朱团长也牺牲了,二团政治委员受了重伤,还有三团政治委员也牺牲了,死都没有关系,连尸首都没有拉下来啊!”
  是啊,这几天的仗打得太激烈了。朱理容心想。
  洪再畴又说:“后面是追敌,向西走是粤汉铁路,离长沙、洞庭湖不远了,北面是没盐吃的地方,南面是浏阳河,老朱,你说到哪里去?”
  “不大要紧吧?”朱理容似乎感到他思想有问题,有点惊讶地问道。
  “是不大要紧。”洪再畴用严肃面带讥讽的口气回答说。
  “上级有办法的。我看,我们从前还不是碰到过好多次危险,最后都克服了,我们在秦山在九宫山都是这样嘛!”朱理容又补充了一句。
  “办法!”洪再畴的口气沉重而带感叹。
  朱理容感到问题严重了。只听洪再畴又说:“老朱,这里没有别人,我看咱们不妨……”
  洪再畴不往下说,而是看朱理容怎样表态。他认为朱理容会听他的,跟他一块走。
  朱理容这时才有所警觉,莫非洪再畴想拉自己“开小差”?他试探着问:“那么怎么好呢?”
  他没有作声,等了一下,说:“这一带的地形我熟悉,朝哪里走都不是路。你是知道我的心的,难道我愿意离开革命吗?我在革命队伍里吃空饭也有五六年,什么事都见过,什么苦也吃过,但是现在有什么办法呢?……”
  “洪营长,你这么说……你说现在没有办法,那么,你的办法怎样,难道要脱离革命?”
  “不。”洪再畴一口否认,“我只是说现在没有办法,怎么愿意脱离革命?”
  朱理容从他的言论和行动,逐步认识到事情极端严重了,为了挽救他,坚定地说:“总会有办法。如果脱离革命,等于出卖自己的光荣历史。”他一面说一面鼓起眼睛去窥察他的脸色,为了防止意外,他还轻轻地把枪取出来。
  “啊!哪能这么说!本来我是不愿离队的,但现在根本没有出路,我们留在这里也不过多死两个人罢了!你仔细想想,难道多死几个人就是革命吗?难道回去就不能革命吗?”洪再畴相信朱理容即便不同意,也不至拉住他,就装着诚恳而又直率的态度说,“老朱,我们也是几年的朋友了,有两支驳壳枪,走到哪里都可以革命,都有饭吃。我们另找条路吧!”
  “老洪,你说……”朱理容问道,“革命,几千人一起干好,还是两个人干好!”
  “当然人多好,不过,现在人多没饭吃,目标又大。我们有两支枪,还怕找不到买路钱。”
  “买路钱!”朱理容恍然大悟。
  “洪再畴要逃跑。”朱理容心跳骤然加快。心里说:真算我看错了人。洪再畴啊洪再畴,儿不嫌娘丑,狗不嫌家贫。在这支队伍困难的时候,你要逃跑,你还不如一条忠实的狗。
  朱理容气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片刻,他才说:“真的没一点出路了吗?”
  “不知你还留恋什么?上次你不就犯了那么点错吗,他们就给你停职,罚你挑行军锅,还叫拿二三十年锄头的朱老大来指挥你这个背驳壳枪的。”洪再畴装出很气愤的口气,“也太看不起人了!”
  “不要扯那些,我看你还是别走。”
  “你这人不识好歹。”
  “你才不识好歹呢!”……
  他俩争吵起来。吵嚷声惊动了住在村边的部队。丁友山、何云生等五六个人跑了过来。
  “干什么!干什么?”
  “他……他……”朱理容一着急,说话都结巴了。
  “快抓住他,他要叛变投敌!”洪再畴来个恶人先告状。
  “他才要投敌呢!”
  “你叛变!”
  “你投敌!”
  洪再畴说着举起手枪,丁友山吼一声:“住手!”
  说时迟,那时快,枪声响了,子弹擦着朱理容的头皮飞过。
  朱理容急了,也举起了手枪。何云生夺过朱理容的手枪,丁友山和刚刚闻讯赶来的二团的几个人,也下了洪再畴的枪。
  他们这时还不了解洪再畴和朱理容冲突的内容,只听到一个说你叛变,一个说你投敌。在场的人感到问题严重。大家一起动手,七手八脚地把他俩捆起来,押着他们到司令部去。
  朱理容边走边叫骂:“你这个东西一贯落后。”
  “落后?”洪再畴说,“你以前当过白军,流氓意识很重,爱发洋财,违反苏维埃法令,破坏红军政治影响。司令指着谁的鼻子骂过,停过谁的职?罚过谁挑行军锅?”
  “我以前是当过白军,那时我才十六岁,在白区被国民党招募欺骗去的,当了一年多,认识了国民党反动,就跑回家,又报名当红军,自愿来的嘛!”
  他们一行人吵吵嚷嚷来到司令部,找到郭楚松。洪再畴大叫:“郭司令,朱理容要逃跑!”
  朱理容也不示弱,说“是他要逃跑,叫我抓住了。”
  郭楚松拎起一盏马灯走到他俩眼前,照照这个,看看那个。然后突然命令丁友山:“把他俩的衣服脱下来。”
  丁友山一时不知是怎么回事,忙和战士们给他俩松绑,同时脱掉他们的棉衣。
  “抖一抖。”郭楚松又命令。
  一抖不要紧,洪再畴的棉衣里传出叮当响声。
  郭楚松问他:“洪再畴,你的衣服里有什么?”
  洪再畴扑通一声跪下来,说:“司令,我不是想叛变,是想回家看看母亲。”
  “啊?”郭楚松气愤地说:“照你说来,你倒是个孝子了,你不想叛变,为什么要带枪走?为什么想拉朱理容同你一起走?”
  洪再畴理屈词穷,哭丧着脸说,“司令,饶了我吧,饶了我这一次。”
  郭楚松接过棉衣,嘶啦一声扯开,里面掉出几块银元和一个金条;“说,还带了什么逃跑?”
  “没有了,郭司令,饶命啊!饶命!”
  郭楚松再不理他,他向丁友山和在场的人说:“把他带走,严格看管,听候处理。”
  朱理容这才把他找洪再畴要电池的事讲出来。郭楚松立即说:“你马上去搜查。”
  他们很快从洪再畴的行李包袱中找到了几节新电池,朱理容立即送到何观手中,电台又开始工作了。
  何观拿出过去用来镶电池的小木盒,又拿出随身用的电台修理工具,把几节小电池联接,电力集中,以代替过去要到白区秘密购买或在战场才能缴获的AB大筒电池,忽然听到门外面响了两枪,他知道是处决企图叛变的洪再畴,愤激地说:“该死!该死!”
  夜深,除卫兵外,都在睡觉,报务员闭着眼睛用右手不断地打键,机上不断发出嗒嗒嗒的声音,这声音和熟睡的人发出的呼噜声交织着。
  一连打了好久,还没有得到对方的回答,只好忍着疲劳继续呼叫。
  “嗒嗒嗒嗒嗒……”
  “呼呼呼呼呼……”
  又半点钟,报务员紧张起来,停止打键,只剩下呼呼呼的声音了。他把电报发出后,又收对方的急报。可是天电太大,总是收不下。他没有办法,只得向着何观喊:“台长,台长,台长。”
  何观突然坐起,急促地说:“什么?什么?”
  报务员又叫了他两声。何观揉了几下眼睛,才从容地问:“怎么样了?”
  “天电大,收不下来——有急报。”
  何观打了几个呵欠,站起来,走到机器旁边,说:“我来。”
  他接过耳机挂上,耳鼓里有不断的“济济济”的声音震荡。他一面听,一面在收报纸上用阿拉伯字四字一组地记下来。
  记不上几个字,他的右手指头又在不断地打键,发出嗒嗒嗒的声音,打不到几下,又涂掉些字码,在旁边补上新字码,再按次序写下来。
  这样翻来复去,费了比平常多好多倍的精力,才结束同红军总司令部的通报。他放下耳机,立即将电报送到司令部。
  电报很快被译出,上级同意他们的行动方案,命令他们保存有生力量,返回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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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炊事员快要做好的早饭,被敌人一个突然袭击,吃不成了,这意外的事,对于走了一天一夜的人,是多严重的问题啊!队伍沿着石板铺的路往上走。横列在面前宛如驼背的山峰,东西绵延,又高又陡。从山腹到山顶,是一片密密麻麻的竹林。大路倾斜向上延伸,到两峰相接的凹地,就隐没在竹林里。微弱的太阳,也象疲倦了一样,没有光辉。大块的浮云,沉重地压在山顶,就象压在人们的头上。蜗牛一样往上爬的人们,走不到几步,又停下坐在石阶上,面向来路休息。山下汨罗江长长的流带,从东边起伏着的山边的阴影底下出来,消失于西边夹在两岸的山峡的曲折处。那里,银色的飞机正成群结队从东边飞来,流连于汨罗江两岸的上空;那里,野蛮的国民党军队正跟着红军的脚迹,从北岸渡过南岸,用火力向南搜索。看着这,上了山的红军,虽然非常疲倦,但只得奋力前进。
  这样走一程,又休息一程,到了中午,前卫上了大道的最高点徐家垅。左边高不可测,无边无际的茂林修竹,右边是深邃的险壑。从溪豁通视过去,又是绵延的高山峻岭,山腹象许多蚌壳,不规则地排列在倾斜面上,比较平坦的地方有小块竹林,竹林外面,有许多荒芜的梯田;竹林里面,隐约可以看到茅屋,但没有人影,也没有鸡犬的鸣叫声。回过头看,又是一片青色的竹林、枯萎的荒草。路旁,星星点点散落着被火毁了的破垣断壁。这时人们忘记了一切,不管地下怎样潮湿,虫蚁多少,都就地一躺。四面没有一点声响。马垂着耳朵,有的横卧地下,有的啃着枯草,又抬起头来轻轻嚼几下,随即半闭眼腈,闭着口,口中露出几根枯草……
  郭楚松、杜崇惠、黄晔春、黎苏都在想办法找饭吃。向导告诉他们要粮食就得走路,或者后退三十里,退到敌碉堡能打到冷枪的地方;或者前进四十里,进到南山山脚下的小村庄中。可是,后退是谁也不愿意的,因为不仅是违反南进的方针,而且要受到追击的危险,同时空着肚子已经走了十几个钟头的人,谁也没有气力再走三十里了。前进是最好的,但既然没有气力走三十里,当然更不能走四十里了。他们望着莽莽山林,一筹莫展。战士们渐渐醒来了,有的抬着洋铁桶,有的拿着洋瓷面盆,也有用洋瓷茶杯或其他东西下到深壑中去汲取清泉,回来以后,掘开地下或架起石块,做临时灶,又采拾些干柴野草作燃料。于是道旁的烟火便一股股地升了起来,战士们不断地添火,不断地添水,水开了,他们一碗又一碗地喝,这样虽然能解渴,但肚子越喝越慌。
  忽然有个电话员指着一匹不大瘦的青马,那是那群瘦马中最肥的,笑着说:“这匹马倒有几斤肉……”
  “还有几个轻彩号跟着这匹马呢!”有人说。
  电话员的话似乎提醒了饿坏的人们,他们叽叽喳喳,打起马的主意来。“把那匹驮东西的杀掉吧。”“太瘦了,没有几斤肉。”“对,杀了!杀了它!”
  人越来越多,后到的人喊:“怎么还不动手?”
  大家都喊杀,但谁也没有动手。
  正在吵闹的时候,人墙外面响起了一个粗大的嗓门:‘站开点!”
  他们虽然没有看叫喊的人,但都听出是朱老大的声音。
  “谁说要杀马?这匹马驮着司令部的东西,把它杀了,你来驮?”
  人们看着红了跟腈的朱老大,反问他:“你这火头军给我们弄饭吃啊!”
  “没饭吃也不能杀马!”朱老大说着,爱怜地拍拍马头。马抬起头拱拱他的手。
  “别吵了,杀吧。”人们听到了沉闷的声音,转头看,是郭楚松牵着他的马过来了。
  朱老大说:“杀你的马更不行。”
  郭楚松眼看着远方,他懂得“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的道理,要保存有生力量,只有这样办了。历史上能征惯战的军人,谁不爱马?但到了“无粮食则亡”的时候,就下决心杀马。他回头看看大家,坚定地说:“现在只能这样了。快杀吧!”
  “我不杀。”
  郭楚松把缰绳递给朱老大,说:“执行命令。”说完转身走了,并要黎苏派人到各团去传达杀马的指示。
  朱老大看着马,马看着朱老大,人们都不再说话,沉默了片刻,朱老大抚摸着马的脖子,说:“我,我,你们谁有本事谁干吧。”说完,含泪走开了。
  几十分钟后,不晓得多少把刀把马分成几千块,管理员按着人数的多少,分配马肉,于是在大伙食单位中又分成好多小伙食单位。各单位的人都围着锅灶,打水的,烧火的,采樵的,挖冬笋的,没有一个人袖手旁观。
  火焰从来没有那样多。千百条心想的是马肉。千百只眼睛盯着的也是马肉,他们从来没有杀过马吃,更没有整个队伍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菜是马肉,饭也是马肉,而且还是无油无盐的马肉。可是,谁也没有怨言,也不失望,千百人这时只有一条心,一个动作,就是煮马肉。
  火焰虽然那样多,火力虽然那样猛,由于肚子在闹,总觉得慢了,在马肉还没有切完的时候,水早烧开了,马肉下锅的时候,各人都拿起了碗筷,伸长脖子等了好久了。
  肉汤沸了不久,千万只眼睛都集中在锅里,喜洋洋地说:“差不多了!”
  但谁也没有动手,几分钟后,都忍耐不住了,于是有人提议:“行了,拿下来。”
  “对!”没有半点不同意见。
  于是,许多人都端碗围在锅台边,由掌勺的按次序分马肉。他们或坐或立,没有一个说话,只有筷子拔碗和咀嚼的声音。
  吃完饭,郭楚松用望远镜向来路看了一下,敌人还没有追来,但村庄和树林里面,有很大的烟火,看不清什么,只知道敌人还在那里。这时他和大家一样,也很高兴,而且还有点得意,觉得五六天以来,强大的敌人总是想把他们向北面赶,把他们赶到战略上非常不利的鄂南地区。但敌人的算盘落空了,敌人原来是在南面,自己在北面,经过五六天来的艰苦奋斗,敌我两方变了个方向,敌人不能不跟自己跑,自己却达到向预定的战略方向前进。他虽然不是看轻敌人,但也觉得红军的英勇善战,真值得在敌人面前骄傲。红白两军不仅在实战上有高下之分,就是战略思想上也有高下之分啊!他再向北面看,汨罗江的大流带横在眼前,于是联想到屈原,这时他周围的气氛正和《楚辞》上有一段相照应,他不觉地哼起来:

  后皇嘉树
  受命不迁
  深固难徙
  绿叶素荣
  橘徕服兮。
  生南国兮。
  是壹志兮。
  纷其可喜兮

  他周围有好些人虽然不知道他念的什么,但知道他是很得意的。只有黄晔春说:
  “老郭,你念的是《楚辞》吧?”
  “是啊!”
  “《楚辞》好啊,屈原是个有骨气的诗人啊!”黄晔春也改变腔调哼起来:“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面难徙,更壹志兮。”
  他们把屈原投汨罗江和龙舟竞渡的故事给大家说了说。一谈龙舟竞渡,插口的就多了,顿时热闹起来。正热闹着,冯进文来了。何观说:“你们知道吗,冯参谋本来不姓冯,是姓马的。”
  “老冯,是真的吗?”
  冯进文点点头。
  何观看着他,狡猾地笑道:
  “老冯,我们这样做不算坏罢?”
  “当然。”
  “我看实在太残酷了。”
  他警觉朋友的话有点酸味,反问一句:“你说的什么?”
  “哎呀!”何观故意惊叹一声,“你还装傻!我就同你解释一下吧。我说残酷,难道不是事实?一个军队到了吃到你的伙计头上来,就不能不承认战争残酷得很了。张巡守睢阳,拿破仑从俄国退走的后半期,不是都吃过你的同伴吗?”
  “够了,够了!我不要你解释了。”冯进文这时窘迫得很,想从舌战中退却。大家看到这个从来讲笑话都是占上风的人受了挫折,都有点得意地笑起来。冯进文自己也只好跟着笑。
  笑罢,冯进文突然张大眼睛,抬起头,傲然地说:“你怎么拿我们同拿破仑来比?拿破仑进攻俄国是侵略,俄国军民奋起反抗,他才走了死路。现在我们虽然杀马吃,但一定会克服一切困难,一定胜利。看吧!这个山上,有许多冬笋;翻过山去,又有白米了。”
  “哎呀!”许多人都说,“那太好了。”
  “好,”冯进文趁这机会,转变形势说,“那么,出题另做吧?”
  “好,”大家都说,“你出个罢。”
  “我出……”老冯把尾音拖得很长,皱了一下眉头后说:“提议小陈唱个禾水上游的山歌好不好?”
  “好!”大家同声叫起来。
  这时陈廉附近的人,把他推到中央位置,他大声笑着说:“我不会唱,不会唱。”说完又跑回原位置。
  “不行,不行。”大家把他向前推,“难道你当宣传队长还不会唱歌吗?”
  “我又不是歌咏队长。”
  “宣传队长当然是歌咏队长。”
  “职责上没有这样规定。”
  “职责上也没有规定你不唱歌……你平时到宿营地手不离笔,今天到这荒山上,不用你动手,只请你动动嘴。”
  “我一个人不唱。”
  “那好办,增加一个。唱个“小放牛’。”
  “‘小放牛’我不会。只会唱‘大放马’。”
  “好好!一个调,就唱‘大放马’。”
  于是从人群中推出一个来,两人相隔六七步,对唱起来。

  共产党宣言是谁起草?
  做农民运动是谁最早?

  对唱的人: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起草,
  做农运彭湃毛泽东最早……

  歌声彼伏此起,许多人都跟着哼唱起来。这个歌曲在苏区很流行,据说是一位在省委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给一个姑娘的求爱信中写的歌词,姑娘不仅把歌词公开了,而且还用熟悉的“小放牛”曲调唱。那时,年轻的情人来相会,也要对对这些歌。所以,部队的战士们也差不多都能哼几句,就是记不住词的,现编几句也来得及。
  歌声停了。人们三三两两地钻进竹林,拣些干草枯叶垫在地下,又把毯子铺上,大部分的人便在上面擦拭开了武器,一些机关枪射手在上面修理机枪的小毛病。有的则在补衣服,有的则取出麻绳,坐在地床上,伸直两腿……他们抓紧时间在打草鞋呢!
  黄昏时分,只余下打草鞋的了,擦好武器的人,有些也在打草鞋,这样打草鞋的人更多了。黄昏后,弦月虽然上来,但天色仍然很黑。为了明天脚板有武器,大家都勉为其难地工作着,睁大眼睛吃力去看草鞋边沿,看看整不整齐,看不清楚又细心用手去摸,直到一双草鞋打好,才安心去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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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第二天,罗霄纵队又继续向南转移。冯进文还是同尖兵班一起走。不过,今晚同他在一起的不是司令郭楚松,而是政委杜崇惠。
  熟悉首长秉性的冯进文知道,郭楚松司令员在紧急情况下,常同尖兵班走在一起。他不知道兵书上写过这种做法没有,但这一招很管用,郭楚松常在敌情复杂、军事上顷刻千变万化的情况下,能迅速决定行动,调动部队,从而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杜崇惠政委则不同,他一般都是在指挥机关,几乎没有跟尖兵走过。今天真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但今天的例外倒使冯进文非常感动。
  当时,郭楚松带着尖兵班正准备出发,杜祟惠赶上来了。
  “老郭,今天我走前而,你在后。一见面,杜崇惠就以不容辩驳的口气向郭楚松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郭楚松一愣,怎么回事?冯进文也觉得意外,政委为何要到前面来?稍停,便听到杜崇惠解释说:“你这几天太紧张了,没睡觉,再这样下去会垮的。我来换换你。这一带我较熟悉,你就放心吧。”说完,转身招呼冯参谋就要走。
  郭楚松还想说什么,杜崇惠语重心长地说:“就这样吧。我们走了,再见。”
  郭楚松连忙叮嘱冯进文:“主要任务,你都知道。但今天要特别注意两条,一条是设路标,天黑,容易迷路,搞不好会失联络;第二是注意政委安全。快走。”当冯进文跑步跟上政委时,尖兵班已出发了。走在冯进文前而的是两名侦察兵、一位向导,后面是杜政委和设路标的侦察员,警卫员。
  杜崇惠今天没有穿军装,披在肩上的是件驼绒里布面大衣,里面穿的是什么,看不见。可能还是那件西装,足下蹬的是皮鞋。这西装革履他一般是不大穿的,只有同驼绒大衣配起来才偶尔穿一下。头上当然还是那顶灰色军帽。这种打扮在他身上倒很合适。杜祟惠政委这些天明显消瘦,胡子拉茬,面色灰白,尤其是那一对小而不亮的眼睛布满了血丝,就象一潭死水中又长满水锈。向外翻的厚嘴唇上起了不少血泡和溃疡点,冯进文心想,真够难为他的,就这样还坚持跟前卫尖兵行动。
  一路上,冯进文跑前跑后,了解情况,观察地势。一到岔路,就叫尖兵注意设置路标,有时还查看一下,看到路标设置不明显时,就补上一张白纸片,并用石块或土块压住,以防被风刮走。有时碰到重要的岔道、十字路口,就留下标兵,尽力避免失联络的可能。杜崇惠倒也落得清闲,他同向导走在一起,谈论着这一带的地形、路况、敌情,走得很快,不一会儿,就同大部队拉开了一大段距离。
  夜深了。先前还挂在西山树梢上的月牙儿已经躲进山里去了。一阵凉风过后,天地间充满了雾气。路本来就不平,在黑幕之下就更显得高低不一。大家跌跌撞撞,走走停停,直到黑幽幽的夜把道路完全吞没,向导也认不清前面的路了,杜崇惠才命令尖兵班停下,原地休息。他要冯进文赶快回司令部,叫大部队休息,待天明以后再作打算。
  冯进文没有立即回司令部,他在四下张望。因为他看到不远处有灯光闪烁。
  杜崇惠也看到了。但他不许冯进文独自前往,而坚持和他一起向灯光闪烁处走去。
  这是一个小村庄,大约有四五户人家。冯进文摸到一家窗前,从窗于缝里向内看,屋内有一个穿布棉衣的男子,坐在床沿上,面朝窗子,在“叭答、叭笞”抽烟。
  冯进文用本地话叫道:“老哥,开门。”
  里面的人一惊,一口把灯吹灭了,立刻就是一片漆黑。冯进文瞪着眼睛看窗内,什么也看不见。
  “老哥,你开开门,我们是问路的。”冯进文很和气地又低声喊了几句。
  里面依然没有声响。
  冯进文有点火了,举手就要打门,杜崇惠一把拉住,低声喝道:“不能发火,这是游击区。”随后,他对着窗子悄声说:“老哥,打扰你了,我们是红军,从这里过路,现在迷路了,请你指点一下。你要是不开门,我们就只好在你们这里住下了。”
  房子内咔嚓一声,灯又亮了,那个汉子站起来,把烟袋往床边的桌子上一放,拿起灯和蔼地回答:“我来开门。”
  “好,麻烦你老哥了。”杜崇惠也很和气地回答。
  门开了,冯进文跟着杜崇惠进去。房主人在灯光下仔细打量着冯进文和杜崇惠,看着他们的红星,红领章,灰布军装和绑腿,高兴地说:“我不知道同志们来了,还以为是白狗子呢。快请坐。”
  杜崇惠讲明来意,并为深夜来打扰他而表示歉意。
  房主人连忙说:“没关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是好人,好队伍。三年前我们这儿也有红军。我虽然没有加入红军,但加入了农会,后来国民党军队把我们包围了,天天搜山、清乡。红军撤走了,游击队打散了,我们东躲西藏,我是前不久才回来的。”
  “呵,你还是个老革命,今天我们要麻烦你,”
  杜崇惠与冯进文在桌子两边坐下,询问了一下这一带敌情和路况。
  “这儿离浏阳河有多远?”
  “二十里。”
  “有桥吗?”
  “有。”
  “桥边有碉堡吗?”
  “有,这一带的路口、桥头都修有碉堡。”
  “碉堡之间相隔几里?”
  “两三里。”
  冯进文眼睛闪了一下,怀疑地说:“有这么多碉堡?”
  “是这样的。”房主人说,南面二十里河边本来没有桥,也没有碉堡,两个月前,当地人为了行走方便,架了一座便桥,桥刚架好,保安团就来修碉堡。抓了好多老百姓,正在日夜加班干,恐怕现在都修得差不多了。
  “白军多吗?”冯进文又插丁一句。
  “多。听说都住满了,都是湖南兵。”
  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了。杜崇惠和冯进文出了门,两人商量起来。
  杜崇惠说:“今晚我们不急于渡河,先宿营,天亮再说。”冯进文迟疑了一下,试探说:“情况没有那么严重吧,还是按原计划行动吧。政委?”
  “不行。”杜崇惠心事沉重地回答,“小伙子,刚才老表讲的还只是这个小地区的情况。现在我们军队还没有回到老区,即便回去,据我所知,在南面有广东军队,在西面有湖南广西军队;东面是赣江。我们方圆几百里的苏区,眼下正处在蒋介石五十万大军的所谓五次‘围剿’的包围下,我们即使回到老苏区,也在他拉的大网兜内。”杜崇惠停了停,又说,“索性都告诉你吧,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帮助下,对全国苏区和红军的进攻,有个总部署,除了对中央苏区专用的五十万兵力之外,对于其它苏区也增加了兵力。他们的意图就是要把红军消灭在苏区内。在白区,就是追堵截击。冯参谋,打大仗打苦仗的日子还刚刚开始,要有思想准备啊。”
  冯进文被杜崇惠说得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搓了搓手,着急地说:“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杜崇惠略一沉思,说:“大的战略方案,要从长考虑。现在,你快点回司令部,把这里的情况告诉郭司令,我的意见是就地宿营,待天明之后再视情况而定。汇报之后,你就在那儿休息,明早再来。”
  “那你呢?”冯进文不放心,问了一句。郭楚松要他注意政委的安全,他不敢擅离岗位。
  “我不要紧,我们大家在此地宿营,这里的群众好,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有两支手枪,怕什么!你快走。”杜祟惠说。
  冯进文还想说点什么,没有张口,杜崇惠不耐烦地说:“你是军人,怎么这么多的顾虑?走罢。”
  “是!”冯进文转身就消失在夜色之中。
  杜崇惠打着手电,在老表引导下,来到小村后面一个紧靠土墙的柴棚。柴棚里堆了好多柴,尚有六七尺空地,杜崇惠拿手电左右照射,得意地说:“好地方,就在这里休息。”
  他要丁长生靠墙睡,他睡外边,两个地铺中间,放挎包水壶和皮包。丁长生盖床军毯,杜祟惠和衣而睡。
  丁长生很快睡着了。杜崇惠思绪万千:刚才同冯进文谈到蒋介石的五次“围剿”和苦战才开始的问题,实为由衷之言,而且他内心还有极深的隐衷没有说出。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采用新的政策和军事战略,向红军作第五次进攻,红军和苏区动员全部力量同敌人战斗,能不能打破“围剿”呢?一个五次反“围剿”反了一年还看不出结果,即使有结果,敌人再来十次八次又会怎样?象现在这样下去,精力耗尽了,人也会老的……在九宫山地区,他知道“福建事变”失败、中央红军北上似无多少影响后,他认为他的想法更有根据了。从九宫山回师后,敌人正规军的追击堵截,飞机和地主武装的骚扰,更为严重,连打两个大败仗。他更怀疑能不能打回老苏区,即便打回去,也不知道要损失多少。自己是政治委员,上级和群众能谅解吗?他身体也不算好,不能长久拖下去。他在朱彪和三团政委牺牲之后就萌离队之念,但他觉得自己投身于革命好几年了,恨蒋介石,恨敌人,同工农兵有感情,是去是留,犹豫不决。随着战争环境的变化,情绪也时起时伏。他想起村里老百姓说浏阳河一带住满了白军,给他神经是个直接刺激,就由浏阳河想到一个苏区、两个苏区,想到整个形势,想到上级对他可能采取的态度,他觉得非下决心不可了,非离队不可了。又想到离队后的前途,认为自己有专业知识,有跑码头的经验,做生意,当教员职员,不怕没有路子。白区环境,他都可以应付。如果有条件,还要从不同角度做些革命事情。但离开也不能得罪队伍中的朋友,他轻轻坐起,从皮包中取纸,又看一下正面墙下打鼾的丁长生,他把皮包放在两腿上,拧亮手电写个纸条。
  杜崇惠顺手把丁长生的挎包拿来,解开纽扣,把两份文件和纸条塞入他的挂包内,又把手枪连背带拿到手上,在星光下抚摸着,这个伴他三四年的武器,他多么珍惜呀!现在不能不分手了,他也塞入丁长生的挎包,扣紧扣子,放到原处。他轻轻起来,带着皮包,在星光下看了丁长生一眼,他还在酣睡,杜崇惠小声叹气,出了柴棚,又回头看他一眼,然后出村向东去了。
  杜崇惠在柴棚辗转反侧的时候,冯进文正向郭楚松汇报。郭楚松觉得这块小谷地,有稀疏的树林,北面是山,便于警戒,也是罗霄纵队向南必经之路。在这里宿营,就军事上说,是合要求的。同时为尊重杜崇惠的意见,就在这里半宿半露。只有炊事人员和卫生队与伤病人员,进附近几个小村休息。
  天刚麻亮,就有人跺脚、跑步,那不是操练,而是运动取暖。他们三三两两到林旁的小溪边洗脸。有些露营的炊事员们则急忙打灶,烧水煮饭。
  树林中,小溪边,村舍外,升起了一缕缕炊烟,雾朦胧,烟袅袅,一幅恬静的晨炊图。忽然,从西北方向传来了枪声,紧接着东北角又响枪了,枪声打破了宁静。炊事员们跟枪声争时间,理也不理,照旧做饭。枪声激烈起来,顺着枪声看去,红军的东北角和西北角各有一座碉堡,在天未大亮的时刻,火光映照出一个个矗立的怪影。司令员郭楚松放下望远镜,不由得抽了一口凉气。
  紧接着,冲锋号响了,碉堡里冲出了一群持枪者,吆喝着,向树林这边冲过来。
  “这是保安团。”不知谁喊了一句,整个部队顿时显得轻松了许多。靠近碉堡的部队上好刺刀,马上向敌人反冲,吓得那些保安团立即缩回碉堡内。但他们还不住地打枪,火力都集中在烟火附近。郭楚松和黎苏都觉得此地不宜久留,便决定饭后立刻前进。
  参谋冯进文带着杜崇惠的警卫员跑过来了,他俩神情紧张,气喘吁吁。
  “报告司令,政委不见了。”
  “什么?”郭楚松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搞的,我不是告诉你要保证政委安全吗?”
  “是这样的,”杜崇惠的警卫员解释说,“昨天晚上,政委叫冯参谋回来报告情况后,我们就在老百姓的柴棚下露营,我和政委睡在一起,可是早上起来一看,政委不见了。我到处找,没见到人影,就赶快回来,觉得挎包比平常重些,伸手一摸,是他的手枪和子弹。”小警卫员边讲,边抹眼泪,语调中还带着哭腔。
  “我看政委八成是跑了。”冯进文摸了一下脑袋,说。
  “昨天晚上,他跟向导一起谈话时,总是问向西走的路况,而少问向南走的情况:从老百姓家出来后,他又把我支开,叫我回司令部报告情况,他自己却留在那儿。还有,这几天,我就看到政委总是愁眉苦脸,没有一点精神。而昨天,他却来精神,破天荒地要跟前卫尖兵行动,走之前,把西装穿上了,我看他就没安好心。”冯进文一连串说出了他的想法。
  “是的,他在信中告诉我,他走了。”警卫员丁长生忽然记起了还有一封信和两封文件,赶快掏出来交给郭楚松。
  郭楚松急忙打开,只见那张白纸上,寥寥几个字:

  长生战友:
  我就离开你们了,你知道我的身体并不好,要我这  样长期紧张下去是不行的。手枪和两份文件留下,请您转交给黄晔春王任。至盼
  祝您健康!
  杜崇惠

  看完信,郭楚松把它放进了自己的图囊内,对着那含着眼泪的警卫员和怒气冲冲的冯进文,严肃地说:“在没有得到政委的确切消息之前,谁也不许瞎议论。纵队直属队和本队,还有后卫,各隔半小时出发。”郭楚松又告诉通讯员,“通知各团首长到前卫团开会。”
  部队向前运动。郭楚松望着远山,心里禁不住嘀咕:“他上哪儿去了呢?”
  郭楚松尽管同杜崇惠共同战斗了一年,但还没有真正了解杜崇惠。
  杜祟惠是新安江上游一个小市镇的人,家庭是富裕中农,父亲以农为主,还开个小铺,做小生意。社崇惠出生于一九○七年,七岁读私塾,三年后,即插班入初级小学二年,又入县高等小学,毕业考入中学,读了一年半,父亲感到家务较重,又要抚养两个较小的子女,就叫他管帐,也做些农活。因他善于算计,小铺开得更顺手了。有时跟父亲到新安江中游买货,顺便去书店买些创造社的小说和《新青年》等,开扩了眼界,交了不少朋友,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六年冬北伐军打到新安江一带,偶遇一个团的辎重队长,是浙籍同乡,经他介绍,当上了会计股准尉见习官。他随军一直进到苏杭。同事们都认为他是左派。经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事变后,杜崇惠就在组织分配下离开军队到地方工作。为谋职业作掩护,他投考了地方会计训练班,毕业后的二三年,都在银行、公司、工厂当职员,从事工人运动。后来因党组织遭敌人破坏,经上级决定他来到中央苏区。他做过工会、县委、省文化部、省委组织部长等工作。打破四次“围剿”后,调到军队,任罗霄纵队政委,这才同郭楚松一起工作。
  郭楚松认为杜崇惠虽然出身于小职员,但入党后看过不少革命文献,对国内外政治情况和党的方针政策理解较好,对上级的决定执行很坚决。但是,他缺乏中国历史知识,军事知识不足,文化修养不深,对战略决策,不求甚解。只知机械执行上级指示,在九宫山,他主张继续北去;在徐家垅,他主张那地区的独立师一起南下,只是由于郭楚松的反对,他才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这几天,郭楚松见他比较消沉,情绪低落,认为是太累之故,没想到他会走。他会到哪儿去呢?郭楚松的思绪是“剪不断,理还乱”。在这十分紧张的战争时期,作为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当了逃兵,真是令人费解。
  郭楚松想起了他同杜崇惠曾经议论过的一首诗:

  一个明星离我们几千万亿里,
  他的光明却常到我们的眼睛里。

  ……

  一个星毁灭了,
  别个星刚刚亮起。
  我们的眼睛昏涩了,
  还有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儿子!

  这首诗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家朱执信写的,诗名《毁灭》。每当他们诵读这诗时,都为诗中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而激动不已。如今,杜崇惠在紧张时刻离他而去,虽然是“封金挂印”地走,但也诚属卑下。郭楚松忿忿地说:“由他罢!自己的历史自己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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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天已大亮,郭楚松、黄晔春、黎苏都到了前卫团团部。接着各团的首长也到了,他们都坐在三个地铺排成的凹字形地铺上面。两个洋铁公文箱平摆起来,上面的马灯已拧熄。附近十步八步远的竹树下,露营的人都起来了,三五一群,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杜崇惠出走的问题:
  “哎,知道吗?杜政委走了。”
  “你怎么知道的?不要乱说。”
  “我听到政委的警卫员告诉冯参谋说政委走了,冯参谋还骂了几句‘逃兵’。”
  “什么政委,真是可耻的逃兵。”
  “连政委都走了,还有什么干头。”
  “他走他的,我干我的。”
  “……”
  黄晔春坐在凹字形的左边,向大家看一下,小声地说:
  “今天我们利用部队出发之前的时间开个师党委扩大会,除党委委员还有各团团长和团政委参加。会议的议题有两个,第一个是整编队伍问题;第二个是坚定全军的斗志问题。”
  郭楚松伸了一下懒腰,疲劳的眼睛突然放出光辉,接着说“首先说一下政委杜崇惠的问题。他在昨天夜晚离开队伍走了。革命不是强迫的,要走想留也留不住,更何况他是个受党教育多年的人。在他突然离队的情况下,我建议让黄晔春同志当我们的政委。在上级没有批准之前是代理。根据红军政治工作传统,政治委员不在政治部主任就可以代理。同志们有意见没有?”
  杜崇惠的行为,团以上干部都知道了,听郭楚松这样讲,大家都说没有意见。郭楚松顿了顿,又说:“没有意见我们就这样执行了。等电台通了后,立即给上级报告。下面我来讲讲前一段的行动问题。
  “我们从突出敌人对九宫山的包围后,艰苦地向南走了几天。那时候我们认为敌人的主力都落到后面,同时还根据一些不足为凭的侦察材料,认为厉鼎也落到后面或者还在攸水方面,所以在行军中只注意后面侧面不注意前面。走到巨溪,结果厉鼎窜出来了。厉鼎明知他有一个师,人员充实,是在有计划地堵截我们。我们的部队要同敌人一个师打,是不行的。可是,觉得前面有敌人堵,后面有敌人追,想打开一条生路,于是拼命向前冲,结果,反而打了个败仗。如果我们事先警觉前面,注意侦察,是可以避免同优势的敌人打的;打响之后,如果好好掩护,向西撤退,也可以脱离敌人;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一错再错。朱彪牺牲了,二团政委也牺牲了,队伍伤亡三百来人,损失不小。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这件事我负主要责任。
  “现在我们过了枫阳坳,行动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向南,一个是向东。向南是回罗霄山中段苏区,向东是到幽居苏区。两个方向哪个好些呢?我的看法是继续向南为好。本来我们在九宫山向南突围之前,曾经把向南到幽居苏区的意见报告了总司令部,但因时机紧迫,没有等到回电就行动了。走了两天,得到总司令部的指示,不仅同意我们的意见,还要我们在必要时进到袁水流域行动,这样就给我们的机动范围大得多了。由于袁水南面是苏区,这样就使我们可以靠近基本苏区去活动。我们到袁水后,如果敌人不来,就在袁水上游的北岸活动,做发动群众和筹款扩兵工作。如敌人追来,就进苏区配台苏区党政及广大群众来打,中央苏区几次战争的胜利,就是这佯取得的。
  “不过不管怎样行动,有件事是要特别注意的,也是要马上办的。第一件是严密注意敌人拦头堵截,这是我们这几天的教训。我们现在是在从连云山南渡过浏阳河,敌人会判断我们是向南,就一定会设法拦头堵截。根据过去的经验来看,曾士虎在部署上还是很快的。同时由于敌人兵多,白区有广泛的电话网,加上飞机,对我们的情况了解快。交通又便利,所以队伍调动快。我们万万不要以为敌人的主力都甩到后面了,前面没有问题了,这样可能又会吃亏。因此,在向南行动中,要加强侦察警戒,特别要加强侦察员的教育,不要因为疲劳就马虎。每天到宿营地,干部一定要先看地形,要迅速布置警戒,规定紧急集合场,注意防空后才能宿营等等。第二件事同样重要。从我们北上以来,减员大,没有补充,现在许多连队,零零落落,不整编一下,不好打仗。我的意见,把三个团整编成两个团,如果人数还不够,有些连编六个班也可以,不一定通通编九个班。我的意见就是这些。”
  郭楚松讲完了,黄晔春接着说:“我完全同意老郭的意见,我现在说两个问题。第一关于坚定全军的斗志问题。由于近几天伤亡大,日夜走,吃不饱,喝不够,部队情绪有不小影响。有些不坚定的分子,象洪再畴,经不起考验,叛变了;还有杜崇惠也当了逃兵。据反映,大家虽关心的是行动问题,不晓得向哪里去。如果决定向南,就不妨宣布,要大家同心协力,向南面打,并且还要指出:向南的时候,敌人一定会来追,会来拦路,只要大家一条心,就会克服任何困难,一人拼命,万虎难挡,何况我们还有三千人?第二,是注意群众纪律的问题。最近由于粮食困难,有些单位借打土豪来没收富农的粮食,这是不对的。富农就是富农,怎么能当土豪来打?没有粮食,可以向富农征购,这虽然有些强迫意味,但我们可以按价给钱。我们现在有现洋,完全可以这样做。同时,对于一般群众纪律,如买卖公平,上门板,捆禾草,借东西等等,也要注意。各团要告诉各连队利用行军集合的时候,给大家讲清楚,特别是要同司务长上士讲清楚。”
  在详细讨论了整编方案后,黄晔春又说:“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把当前的几个重要问题弄清了:第一,对最近我们的行动做了检讨。这个检讨,是为了在以后的行动中取得教训。我们从九宫山突围南下以后,是有错误的,主要是对于敌人估计不足和有些疏忽大意。以后对任何行动,对付任何敌人——那怕是小股敌人,都要小心。关于情况的估计,要看远一点,不要被一时的顺利情况或困难情况圈着了。前几天从九宫山脱出敌人包围后,以为敌人都甩在后面了,就大摇大摆向南,侦察疏忽,不能在同敌人主力接触之前发现敌人主力,这样就成了仓卒应战,而且是同优势的敌人应战。对于敌情估计,也是这样。刚才郭楚松同志说的,根据一些不足为凭的侦察材料,认为厉鼎落在后面或者在攸水方面,就肯定前面不会有大敌人,结果恰恰相反。莫说那些侦察材料不足为凭,就是完全靠得住,由于敌人有火车汽车,调动并不困难,何况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调队伍来。一句话,就是对敌人估计不足和疏忽大意,这是一个严重教训,以后司令部要特别注意情报工作。第二,关于行动方面,我们执行总司令部的指示,马上向南,这是当前唯一正确的方针。也是全体指战员大家拥护的方针。
  “第三个问题,怎样执行南下的方针问题。南下是肯定了,但敌人一定要追我们堵我们,特别要警惕的是敌人的堵截。从这里到袁水,还有二三百里,都是白色区域,敌人交通便利,调动快,袁水能不能徒涉,还不大清楚。现在已经开始发舂水了,我们要看清前面还有一段艰苦斗争的过程。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第一,要团结一致,要相信新的行动方针的正确性,要相信上级的领导和指挥——前几天领导上虽然犯了点错误,但我们取得了教训,以后不犯就行了;要相信我们的队伍是经过长期而严峻考验的,指战员是要坚决革命到底的。因此要反对个别人员的悲观情绪自由脱队以及个人找安全地方体息的行为,反对洪再畴的可耻的叛徒行为;第二要时时刻刻决心打仗。只有打破敌人的追击堵截,才能达到南下的目的。当然不是说对任何敌人都蛮打一顿,而是找弱的打,可打就打,不可打就不打。至于走大路或走小路,也要看情况。当打而不打,当能走大路而不敢走大路,是消极的,不能达到行动目的的。即便回到苏区,也不能要求补充后才打仗。难道敌人等你补充好了才进攻吗?难道没有补充就不能打仗吗?所以说来说去,就是要打回去,不是跑回去。今天决定把第三团撤消,分编到一二团,就是为了便于行军和打仗。关于改编方案,一面走路一面传达师里的决定,以便利用煮饭吃的大休息时间,立即改编。”
  新的番号指定后,黎苏叫各连排长马上登记番号、所属人员的姓名和检查统计人员武器数目。这些事做完后,他把整编后的队伍集合起来,向他们说了一些整编后要注意的事项,强调各人要记住自己的新番号、官找兵,兵找官,一级管一级,人人要定位。他看到所有的人,虽然还没有吃饭,都挺起胸膛,张大眼睛,显出饱满的神气,队伍更整整齐齐,就向着郭楚松说:“队伍整齐了!你讲话吧。”
  郭楚松站在队前,亮开嗓门说:“同志们——”
  队伍刷一下立正了。“稍息。今天,我宣布,我们要打回我们的老家去!”
  战士们发自内心地鼓起掌来,不知是谁带头呼起口号来:“打回老家去!”
  一人呼,千人和。在山谷里响起巨大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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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后卫正在和追来的敌人交手的时候,前卫已走到一个向右去的岔路上。岔路前面,有座小山,左右两边,都是高山,向导指着向南的大道说:“前面有大碉堡,不好过。”
  “离大路多远?”接替朱彪担任团长的陈瑞云问。
  “百十来步。”向导说完又反问,“怎样走好?”
  “走小路弯过去就是。”
  陈瑞云不愿去冒敌人近距离火力的危险,决定从右边小路过去。
  二三里后,绕过了小山,只见到左边不到两里的大路边,又出现一座三丈高的碉堡,战士们立即火烧心头,大骂起来:“该死的乌龟,累得老子又多走几里路!”
  只好折回来又走了四五里,回到大路。行列中新的议论又起了:
  “会不会再碰上碉堡了?”
  “天知道。”
  他们在大路上走了一段,然后又离开大路向右边一个山峡走去,二三里后,又碰见一个碉堡。这碉堡和大路上的碉堡,东西平列对峙。他们又从右边的岔路插进去,画一个半圆形。一路走一路痛骂国民党,但骂也没奈何,只得走小路,而且是山路。
  回到大道上又走了七八里,向导告诉他们:再走三里,路旁有座大碉堡,里面有两排保安队,除了都有步枪和手榴弹以外,还有两门土大炮。
  又要走山路,大家心里当然不高兴。随前卫营走的陈瑞云团长问向导:“你看不弯行不行?”
  “不弯?”向导有点惊讶,“土炮子打来可象下雨一样啊!”
  “那就要弯,从什么地方分路?”
  向导向右前方二三百步处一指,“就从右边那个小岔沟进去。”
  “弯多少路?”
  “十五里。”
  “好走吗?”
  “不大好走。”
  前卫团长听说要弯那么远,又看到时间不早了,迟疑起来,用不信任的口气向向导说:“碉堡离大路到底有多远?”
  “不远,”向导认真地说,“只百十来步。”
  “我们从大道走,碉堡里面打不打得到?”
  “打得到,”向导说,“莫说步枪打得到,就是土炮也打到了,”
  陈瑞云不再说话了。弯路吗?已经弯了不少了;再弯,行军计划就不能完成了。不弯吗?又太危险了。心中拿不定主意,恰巧冯参谋来了,就和他商量。冯参谋主张不弯,说那是一座孤零零的碉堡,看到我们人多枪多,多半不敢打。可是,陈瑞云驳他说:“如果他们干我们几炮呢?”
  冯参谋说:“不要紧,我们先摆个架子给他们看看,把前卫团所有的机关枪架在碉堡附近,派人警告他们,如果他们打的话,我们就不客气。如果不打,大家就马虎一点算了。”
  “我们机关枪子弹并不多!”
  “不要紧,多少没有多大关系,你十几挺重机枪指着他的鼻子,他知道你子弹多少?”
  “这个办法固然不坏,但也难保他们一定不打。”
  “当然不能保证,但这是很可能的。”
  “可能是一回事,他打不打又是一回事。”
  “弯路算了,再走十五里的山路。”
  这时郭楚松、黄晔春、黎苏都来了。他们把情况一五一十地问了一下,又听了双方的意见。郭楚松看手表,觉得时间已经不早了,如果再迟延,就会到深夜才能宿营,既吃不成晚饭,也得不到充足的睡眠,肯定会影响行军计划。他认为冯进文讲得有道理,因为孤立的碉堡,不管如何坚固,见着大敌当前,总是有点害怕的。同时他们为消极防御的战术思想所束缚,只要你不置他们于死地,他们又何必惹祸?
  虽然如此,但谁也不敢肯定碉堡里面不打枪。郭楚松觉得要防止敌人不打枪,只有尽量摆出自己的威风来,使他们感到敌强我弱,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郭楚松叫队伍赶快通过三岔路。当队伍进到离碉堡两里的干田中,他命令打开旗子,面向碉堡集合。随即又叫冯参谋派两个侦察员到碉堡
  附近,向碉堡里面喊话,说明是红军要借路。
  队伍进到指定的地点后,郭楚松又叫前卫团所有重机枪手继续前进,把机枪架在碉堡里面能看清楚的位置上。
  冯进文觉得这件事能不能搞好,主要是要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从心理上压倒敌人,他想自己带个侦察员到碉堡前面去。
  张山狗挺起胸说:“冯参谋,你不要去,我带个侦察员去。”
  “今天不同,”冯参谋说,“今天不是靠枪……”
  “那要什么紧,我一定完成任务。”
  陈瑞云看到他们在争,同时觉得张山拘也可以担任这个任务的,于是向冯进文说:“老冯,就叫张山狗同小朱去就行了。”
  冯进文身旁不远的团机关枪连,许多人都听到他们讲什么,一个背驳壳枪的走到冯进文面前说:“冯参谋,我同张山狗去。”讲话的是机关枪连连长张生泰。
  冯进文有点迟疑地说:“你现是机关枪连连长,你走了,你连谁指挥?”
  “现在是靠口讲,不是靠枪打。何况我连还有副连长。”
  冯进文同意了。还交代了他们几句:“第一要大胆,你们接近到碉堡五六十米远的地方就可以,使碉堡里听清楚你们的讲话;第二,接近到碉堡两百米远的时候,就用扇形前进,这佯万一他们打枪也难打准。第三,不要随便同他们对骂,以免恼羞成怒,张生泰还可以用你当过白军班长的名义同他们说活。第四,万一他打枪,就暂停隐蔽。”
  张山狗和张生泰接受了任务转身就走了,他俩离碉堡约百步,就听到碉堡里面叫了一声:“哪里来的?”
  “北面下来的?”
  “站着。”
  两个张站着了,碉堡里面又叫到:“前面是什么队伍?”
  “你们自己看嘛。”
  “究竟是什么队伍?”
  “红军。”
  “你们来干什么?”
  张生泰一面前进一面回答说:“我们是来送信的。”
  “站着,请你站着。”
  张山狗和张生泰又站着了,这时碉堡中没有声音了,他们以为敌人在准备射击。可是,也不能示弱,依然挺起胸大声说:“保安队兄弟们,你们好!刚才听讲话有长沙口音,我们还是老乡。”
  “老乡怎么样?”
  “亲不亲故乡人。”
  碉堡里依然没有声音,张生泰、张山狗又前进了七八步,继续说:“今天红军要借路。”
  碉堡里还是没有声音,张生泰的嗓子本来就高,讲话的尾音拉得长而动人。他大声说:“我姓张名生泰,家住在洞庭湖东南离长沙不远的地方,从小在湖里打鱼,也跟着父亲租种财主几亩地,租钱太高,吃不上饭,只好离家到湘军当兵,也同你们现在一样住过碉堡,后来当过传令班长。师长、旅长、参谋长、副官长都认识。去年五月我们在禾北同红军打仗,好多人都把枪送给红军了,我就当了红军。红军看到我会打机关枪,升我当了排长、连长。弟兄们,今天我来向你们借路。不是来找麻烦的。”
  “借路就借路。”碉堡里又说话了,“为什么前面摆那么多机关枪?”
  张生泰和张山狗又前进了几步,说:
  “我们队伍在集合,你们如果借路,我们就走了。”
  “路通天下,有什么借头?”
  两个姓张的相互看一眼,知道碉堡里面动摇了,就说:“好,河水不犯井水,我们就走了。”
  张山狗立即叫张生泰回去。他朝着碉堡,又讲了一阵抗日救国的道理。
  郭楚松看见他们到碉堡附近,也没有听到响枪,就看出碉堡已经被吓住了,于是命令部队开始前进。
  然而他们这种行动毕竟是带着冒险性的,所以他命令队伍在前进的时候,加大距离,以便在万一受袭击时减少损害。
  先头部队很快就通过了碉堡,碉堡里面依然没有枪声,也没有人声。
  张山狗的胆子更大了,又前进了几步,说:“弟兄们,请你们告诉我一件事。”
  碉堡里面依然没有枪声,也没有人声。张山狗又说:“南面有大队伍没有?”
  碉堡里依然没有枪声,也没有人声。
  张山狗又前进几步,说:“弟兄们,我们都是穿草鞋到处跑的人,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从你们这里过,连一点消息都不告诉我们,也太……”
  碉堡里面还是和从前一样。
  张山狗又说:“告诉我们罢,客去主人安。”
  碉堡里面终于说话了:“没有大队伍。”
  张山狗猜测他们说的是真话,又问:“湘东保安团在哪里?”
  “不知道。”
  张山狗谢了他们。这时队列中后面的人看到前面的顺利过去了,又听到张山狗在同碉堡讲话,行列中的距离不知不觉的逐渐缩短。他们平常为保守军事秘密,总是卷着旗子,现在却把所有的旗子展开,人马辎重,大摇大摆,好象平常开纪念大会游行一样。
  两小时后队伍完全通过了。后卫尖兵通过后,回转头来,面对碉堡说:“谢谢你们啊!”
  碉堡里面依然鸦雀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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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借路”成功,使他们少走了许多冤枉路。晚上,他们在离碉堡五六里的几个小庄中宿营。村庄相距不远,坐落在一个一二里宽四五里长的田垄边上。田垄四周,都是高大的山岭,只有北面是连绵的小山。红军向北面部署了警戒,以便于在夜间能控制主要道路。
  一转眼间,四面的山峰,附近的树木、田园……都见不到踪影了。一种昏暗阴森的气氛,充满了天地之间。
  郭楚松一觉起来,第一件事是到门外看天色,他从脸上受到凉气润湿的轻微感觉中,知道在下细雨。他的眼睛在暗夜中什么都看不到,他睁大眼睛,但周围依然是漆黑一团。他回到房子里面,有点失望地说;“什么影子也看不到。”
  “是呀。”冯进文随口应道。
  郭楚松不再说话了。他坐在小竹凳上,低头系紧鞋带,忽然站起来,向参谋们说:“叫各部队打火把走。”
  队伍立即点燃准备好的火把,从房子里出去,火把在黑暗中显得更加光亮,天地都改变了颜色。
  可是雨越下越大,由无声的细水滴变成有声的大水点,衣服快打湿了,火把逐渐熄灭了。郭楚松只好下命令等雨停了再走。可是前卫部队已经上路了。
  郭楚松站在门外,看着去路上雄伟的火龙。火龙慢慢地由大而小地逐渐熄灭,光明的天地又沉没于昏暗之中。随即迅雷高叫,电光闪闪,风从远方急剧地吹来,森林发出可怕的声音,整个的天穹上黑暗与光明不断地交替着。
  郭楚松看到前卫部队还在挨风吹雨打,就叫司号员:“吹号,叫前卫部队进房子休息。”
  号音一声两声……都沉没于风云雷雨的怒吼声中了。风声停了,雷声雨声却更加猛烈。
  “哒……”
  一阵机关枪声从司令部西面后山上突然急剧地怒吼起来,这一出乎意外的枪声,简直是晴天霹雳,天地间好象火山爆发一样。黎苏惊讶地说;“怎么?后面山上响起机关枪来了!”
  “敌人在昨天黄昏离我们还有二十里呀!”郭楚松问冯进文,“我们的警戒呢?”
  “敌人一定是避开我们的警戒,弯路爬到后面山上来的。”
  郭楚松沉默了一下,说;“是不是从西面来的?”
  冯进文说:“西面没有什么大的敌人。”
  “这倒不一定是很大的敌人,湖南保安团都是按正规军的编制,有机关枪的。”
  他们都不说话,冷静地注意枪声的远近疏密。有些人惊慌地看看郭楚松。
  “不要紧!”郭楚松从容不迫,“天黑得很,我们走不动,敌人也下不来,叫各部队紧守住房,一律熄灯。”
  黎苏立即通知各部队,并命令如果敌人不到眼前来,不准乱打一枪。
  雨声风声仍然是哗哗而来,雷声仍然隆隆不止,机关枪和步枪手榴弹的声音仍然在山上怒吼。它们好象互相配合一样,此起彼落,彼落此起。有时是各种声音同时怒吼,汇成一团洪大而无从分辩的声音,好象林涛咆哮,巨流奔泻。守在住房的红军战士们,咬着牙关,忍住气。他们就是不动,用沉默来对付敌人的乱打枪。
  东北山上也响枪了,后山上的枪炮声更疯狂起来。可是红军住房内,依然是黑漆一团,无声无响。
  郭楚松认为罗霄纵队在渡过泪罗江后,情况稍为缓和一点,但从昨天起,又紧张起来,眼下如果弄得不好,还有失败的可能。他在这十分严峻的处境中,曾经自己问自己:“难道罗霄纵队要完了吗?”
  “眼前的危险,主要是战术上的危险,由于敌人主力一批又一批地甩在后面,战略上的情况比以前改善多了。只要沉着应战,战术上的危险是可以克服的。红军在多年的斗争中,象这样的危险碰着不少。就是从罗霄纵队北上以来,也有几次,但哪一次都克服了,难道今天晚上就不能克服吗?”
  这时,郭楚松忽然仿佛从漆黑一团的茫茫大海中发现了一个小岛,这小岛好象越看越大越看越明——他从敌人浓密的枪声中看出他们的严重弱点:真正厉害的敌人,是不会在深夜中看不到确实目标就猛烈射击的,更不会老远老远就打手榴弹的。敌人之所以如此,完全暴露出不熟悉夜间动作和不敢拼刺刀,也就是怕他的敌人。他想了一下,对付这种敌人,可以采取虚虚实实的办法,于是叫参谋们用电话或徒步通知两个团,在住地找个广场,而且是离山上的敌人不远的地方,烧一把火,烧五分钟就熄灭,再隔半小时,又烧五分钟。让敌人迷迷糊糊。因为风雨交加,山上灌木柴草很密,敌人是不便也不敢下来的。黎苏、冯进文、何宗周一听都说:“这个办法好!”
  黎苏立即亲自打电话。司号长和何宗周已经从灶房把一把茅草拿到手上,又用小桶打半桶通红的火炭,走到门外小晒场按规定时间点火。这时对面一里地村庄也点着火了。霎时东西两边山上的机关枪,对着火光打,子弹乱飞乱跳。这些身经百战的英雄,听到枪声和子弹呼啸声,都知道是根本没有瞄准的乱打。白军的弱点更暴露了,他们坚守营房的信心更坚定了。只五分钟,所有火光都熄了,山上的枪声也停了,过了半点钟,火又从原处燃起来,两边山上的机关枪步枪声又惊天动地响了,五分钟后,红军把火熄灭,山上的枪声也停了,好象是红军发讯号指挥他们一样。
  “哗啦——”忽然房顶上震动起来,随即是瓦片落在楼板上。郭楚松、黎苏都不约而同地抬头去看楼板,同时紧张地说:“怎么?”
  刹那之后,黎苏从容地说:“流弹,流弹。”
  枪声依旧在不断地怒吼,雨依旧在不断地倾泻,雷声依旧在隆隆地呐喊,宇宙依旧是光明与黑暗互相交替着。在风雨雷电流弹横飞包围的暗室中,依然没有一点声音和光明。
  门口有人短促地大叫一声:“报告!”
  “进来。”房子里面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说。
  门开了,又关住。手电一亮,见是个全副武装的通信员,后面跟了两个年轻的老百姓。黎苏走到通信员面前,通信员从衣袋中取出一封信交给黎苏。黎苏拆开一看问通信员说:“两个地方党员呢?”
  通信员向后一指,说:“就是这两个同志。”
  郭楚松从黎苏手上接过信来,看了一下,就去和那两个便装的青年谈话。一个穿学生装的拿把纸伞,头发平分在两边,但并不整齐。一个穿农民服装的,拿个斗笠,戴一顶破旧的小毡帽。他们被淋湿了,手脚有点发抖。
  “哪位是朱平同志?”
  “我。”穿学生服的说。
  “你是张长发同志吗?”
  “是。”穿农民衣服的说。
  “今晚雷雨交加,又在打枪,你们辛苦了。”
  “不要紧。”
  “你们那里昨天下午到了国民党军队吗?”
  “我说一说。”穿学生装的说,“昨天快黄昏的时候,他们就到了。”
  “有多少人?”
  “我们眼睛看到的,恐怕也有千多人,后面还在拉线来,不知究竟有多少。我们不敢问他们是哪部分的,但听他们的声音,大部分是湖南的。他们到了不久,我们就听说红军也到了这里,所以没有等他们到齐,我俩就临时约定,到你们这里来报告消息,”
  “你们来的时候,他们向这里前进没有?”
  “没有,只见到他们向这里派出哨兵。”
  “他让你们过来吗?”
  “我们怕他们不让我们通过,就弯过他们的哨线从小路来,所以弄得这时候才找到你们。”
  “你们怎么知道我们来了?”
  “我们那里人到这里赶圩,他们是在你们到这里之后才动身回去的。他们回去的时候,白军比他们还早一点到。”
  “你们在路上就听到响枪了吧?”
  “离这里三四里地就听到了。”
  “你们怎样找到队伍的?”
  “我们听到今天从这里回去的人说,你们有队伍住在这些村子里,我们就走到这里。”
  黄晔春也来了,兴奋地听他们讲话。这似乎是一昼夜以来最振奋的一次,他和郭楚松一样,看到两个没有一点军事经验的地方党员,冒险跑来报告军事情况,感动得几乎流下泪来。郭楚松一把拉住他们那冰凉的手,热情而感激地说:“朱同志,张同志,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黄晔春、黎苏、冯进文同声感叹道:“你们真是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
  是啊,红军之所以能存在,地方党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朱毛红军离开井冈山的时候在大庾打了败仗,向龙南、定甫转移,敌人跟踪追击,有一天红军在黄昏前到达宿营地,而敌人则在黄昏后进到离他们只有五六里的集镇上。这里有一个三个共产党员组织的支部,他们乘夜找到红军,报告白军行动的消息。于是红军提前出发,才避免了敌人的危害。后来红军到了东固,军政治委员毛泽东,在总结这一次的行动经验时,把地方党的作用也估计在内,而且是重要作用之一。郭楚松立即和黄晔春、黎苏、冯进文商量了一下,认为东面那股敌人,比眼前在后山上向他们打机关枪的敌人还危险得多。这股敌人,很可能在他们向南走的时候,由东向西侧击,也可能协同山上的敌人来个拂晓进攻,同时敌人在不断地射击,就是在房子里也得不到休息,应当迅速离这个开宿营地。
  郭楚松出门去看了看天色,这时候风停了,雨小了,但依然是漆黑一团,他使劲眨眨眼,黑夜出门后要经过二三十秒钟才能看到东西。但过了一分钟,他依然看不到,又过了两三分钟,还是看不到,他才醒悟到在出门以前,本是处在黑暗中,如果开始看不到,就是再看好久也不行的。
  他回到房子,向着有人不见人的厅堂说“立即命令出发——老黎。”
  黎苏在他右前方应声了。通信参谋立即通知各单位要按次序出发。冯进文是直接指挥司令部的人,一般说来,出发之前,先要在门外集合一下,但冯参谋反而叫人检查窗户房门,是不是比以前关得更严密了。他擦洋火,点起洋蜡,站在大门内,面向里面叫道:“集合——就在屋里集合。”
  屋里人很快集合了,他又小声地叫着口令;“立正,对正看齐。”
  冯进文命令各人用白手巾,捆在帽子上面作记号。郭楚松、黄晔春、黎苏都照此办理。冯进文带着向导,叫通信员每人背一捆稻草,靠近他身边。看到大家准备好了,他说:“吹灯,一个跟一个走。”
  屋里又恢复黑暗,山上依然是猛烈的枪炮声。
  大门打开了,但谁也没有看到哪里是大门,只一个跟一个,走着小步,探寻门槛,出门之后,都不约而同地看天,不仅见不到星光的影儿,连天空的轮廓也看不出来。再看四方,房屋、树林山岭……依然没有踪影;看地下,虽然听到脚步踏入泥沼里拔出来的扎扎声,但却看不到脚。眼睛没有用处了——闭着睁开都差不多。他们在前进中,一只手拉着前面的人向后伸来的棍子,一只手把自己的棍子伸给后面的人,这样一个连一个,缓慢地蠕动,任凭你脚板怎样平稳地落下,走不到几步就有人滑倒。两三尺的小沟,一根茶杯大的圆木架在上面当桥,泥水沾在上面滑得很,许多人用脚试了一下,又退回去。只好从桥的两旁下到沟里趟上对岸。这样在黑暗中慢慢爬,千百个人都象瞎子走路一样,小步小步地试探地下的虚实才敢轻轻踏下。有时低下头去,张大两眼用力地看;有时抬起头来,眼睛使劲追寻前面的白影——虽然白白使劲,但谁也不愿把眼睛闭起来。有时和前面失了联络,也不敢高声发问;有时前面停下来,也不敢催促;有时掉下河沟和水田里,也不敢叫痛。背着稻草走在前面的通信员,试探到特别泥滑的地方和倾斜的坡道,就铺稻草;走过一些人后,稻草上又成了泥沼。后面的人继续把草铺上,这样一面走一面填,填了又滑,滑了又填,人流在田野中一转一拐地前进。
  山上和碉堡里的枪声,依然在疯狂地怒吼,雷声依然在隆隆地响,电光还是不断地闪。
  走了好久,才走上大道,又走了二三里,就是碉堡。碉堡虽然离大道只七八十米,而且在向外打枪,但红军利用夜幕的掩护,就硬过去了。
  夜幕渐渐破裂,笨重的脚步轻松了,部队运动加快了。国民党军队看见红军退了,又跟踪追击。
  这时,红军行军纵队的左边的一条通向东方的路上,也发现敌人,但他们早已派了有力的部队在这里警戒了。所以当着东面响枪的时候,他们并不慌张。这里他们更加感到昨晚那两个地方党员来报告敌情的意义。他们同声感叹道:“多亏了他们。他们真是布尔什维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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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枪声停止后,队伍越来越慢,伤病员、落伍兵、担架,三三两两无次序地夹杂在队伍中。他们走几步停一下,停一下又走几步,仿佛要等侯后面的人。黄晔春见着一个慢慢走而且在啜泣的小鬼,象慈母一样地抚慰说:“小鬼,走快点,再走一两天就到苏区了。”
  “脚痛,走不动。”小鬼忍住抽噎边走边说。
  “我扶你走吧。”黄晔春抓着他的小臂,加大速度。
  一边走,一边督促别的落伍兵。他和宣传员虽然不断督促,但落伍的人依然越来越多。
  中午,黄晔春同后卫部队到了一个村庄,他看到伤病兵和落伍人员都拥挤在村庄里,有的找水喝,有的买东西吃,有些担架只有一个小看护兵招呼,没有人抬,心里很着急。后卫营营长、教导员从村庄南头来了,对他敬礼后说;“司令吩咐我,要我们掩护伤病员,作全军的后卫。司令员说今天半夜前卫一定要赶到袁水,占领渡河点。”
  “你们队伍呢?”
  营长指了一下南面不远的小山说:“上山去占领阵地了。准备打敌人追兵。”
  “你们去好好布置一下,我在村里办一点事就来。”
  黄晔春好不容易才把村里的轻伤病兵、落伍兵都督促走了,把重伤病兵抬走了;没有人抬的,他命令医生、看护和宣传员轮流背出去再说。
  伤病兵刚搬走,位于村北来路的排哨响枪了。黄晔春急速出村,看见许多重伤兵由看护和医生背着或挽着慢慢地走。这时敌人快到山脚,黄晔春见到营长,头一句就说:“伤兵还没有走完……”
  朱理容不等黄晔春说完,就立即坚决地说:“已经准备好了,敌人来就给他一个反突击。”
  朱理容走到部队面前,向他们说:“同志们,伤兵还没有走完,干!”
  “干!”所有的人同声回答,“要死一起死!”
  国民党军队冲来了,红军卧倒隐蔽起来,不说话,不打枪。白军疏开后以为红军撤退了,大摇大摆地上山,红军等敌人快到身前,突然站起来,大声叫道:“瞄准—一放!”一阵快放,队伍反冲锋了,国民党虽然兵多枪多,但山地和田野小路只能单行纵队行军,先头部队并不多,红军抓住敌人这个弱点,杀了个回马枪,敌人纷纷向后溃退。红军追了一场,俘虏了七八个敌人,又从敌人死尸和伤兵身上解下十多条长长的子弹袋,回到原来的阵地。国民党军队吃了亏,停止前进,等后续部队。
  红军虽然打退了敌人的追击,但原来的伤兵不仅没有完全弄走,还增加了新的伤兵。黄晔春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采用三个办法来解决,第一,命令国民党的俘虏抬;第二,动员自己的同志抬;第三,再派宣传员到前面沿途请民夫。
  这三个办法,头一个是最好的而且是马上就实现了。第二个虽然可以马上实现,但有很大顾虑,因为他们担心敌人追来,没有人打仗。但他们反过来想了一下,觉得这样虽然减少了战斗员,但比伤病员插在队伍里慢慢走好些。第三个办法,只是可能,但时间来不及。他们立即实行第一、二个办法,大部分伤病兵就弄走了。可是,路上又出了新问题:抬伤兵的战士是经过长途行军和恶战的,早已精疲力尽,加上抬伤兵又还要带枪,他们走了不久,就开始落后了。落伍的担架越来越多,队伍越走越慢。
  这样下去太危险了,黄晔春忽然记起郭楚松同他讲的一个故事:一九二九年二月,红四军在大柏地反击追敌刘士毅。他那个营伤兵有四十多个,除能走和能骑马的以外,还有十八九个要抬,那里的老百姓被敌人欺骗,都走了,只好动员战士抬。战士自己有枪,受伤同志的枪没有人背,同时还缴了敌人百多支枪,这么多枪一概得带走。因此,许多人背两支,抬担架的也背一支。因此走得很慢,走大半天,掉队二十里,后卫营被他们捆住了手脚,不仅不能及时到宿营地,还要随时准备和新来追击的敌人作战。晚上,郭楚松要求上级接收他们多余的枪,回答是各部队枪都多,辎重队也缺运输工具。郭楚松左思右想,没有办法,第二天清早集合出发,他命令部队留下枪机,把多余的不好的枪,全部破坏甩掉。部队这天按时出发,按时到宿营地,后卫营对他们也没有意见了。黄晔春想到这里,觉得只有学郭楚松的办法。于是站在道旁叫道:“同志们,有双枪的把一支枪的枪机下下来,把枪身砸掉!”
  “砸了?”
  “是,砸了好抬伤兵。”
  有人说:“枪还是不砸好,是我们拼命抢来的呀。”
  “不要紧,有人就有枪。”
  “对!”许多人都同声说,“有人就有枪!”
  还有人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砸吧!砸吧!”
  黄晔春首先把自己背的两支枪放在地上,拣了一支较旧的,取下枪机,装在口袋里,就把枪高高举起,用力向石头上猛砸几下,枪身砸弯了,枪托也断了,向路旁一甩。于是好多人都和他一样,把多余的枪都砸得破破烂烂,乱甩在路旁。这办法真灵,不仅真正减轻了大家的体力负担,而且使大家精神兴奋起来,他们迅速地把伤兵抬走,快步往前赶。
  半下午了,大家的气力又消耗得差不多了,掉队的又多起来。黄晔春看到许多担架摆在道旁,抬的人头上一颗颗的大汗珠。有些担架走不了几步,又停下了。他正在没有多大办法的时候,忽然看到前面有个人提起小洋铁桶、喘着气、满头是汗,好象是个老头,快步跑来。他后面有八九个老百姓,他一看清是陈廉,老远就喊道:“小陈。”
  陈廉往前几步说:“来了八九个老表。”
  黄晔春和他谈了几句,叫他休息一下,他不但没有休息,并说要再回头去请抬担架民夫。陈廉走了,黄晔春就和老百姓攀谈,他知道这一带在三四年前红军打长沙的时候建立过临时革命政府,就不多讲道理,只请他们帮助抬担架,并说要给辛苦钱。老百姓都没有二话。可是,还不能把所有落伍的担架通通抬走。
  他走到一副担架面前,对两个担架兵说:“我来帮你们一肩。”
  两个担架兵,早已起来了,好象有些抱愧地说:“黄政委,我们抬得动。”
  话还没有说完,两人已把担架上肩。黄晔春看到一个轻伤员走得很慢,便走到他面前,亲切地说;“好,我扶你走。”
  伤兵不肯,但黄晔春钻到前面,把他的左手向自己肩上一搭,右手提着他的裤带走。
  伤病兵行列的运动又快起来了,好象停止了的机器得到新的燃料一样。许多轻伤兵,都起来赶快走,勉强走得动的也愿意自己走。黄晔春扶着伤兵,不久就到了附近游击区红军小医院。他向医院负责人交待了几句,就回政治部去了。
  这是个无名的狭长山沟,四面都是山峰,竹木参差,路径狭小。山农利用山沟中很小的平地和倾斜的山坡种植稻子、番薯和其它农作物。低小的茅屋星星点点地散布在山沟里面。
  这里是没人注意的地方,就是廿万分之一或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也找不到它的地名。苏维埃政府在这里设立小规模的修械所和病院,罗霄纵队和湘鄂赣边区一个独立团在半月前一次战斗后,留下不少伤病员——其中还收容了敌方的伤病员。这天上午,国民党军队到了离这里二十多里的地方,医院里的负责人虽然很快地知道了这个消息,有些警觉,但认为这里从来没有到过敌人,更重要的是罗霄纵队医务主任顾安华送伤员到这里,正利用机会给大家看病。因此,医院除加强侦察警戒之外,没有进行足够的应付敌人的准备工作。
  太阳西斜了,医院中还没有结束诊断,忽然东南方向枪声砰砰地响。这对于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伤病员,真似晴天霹雳。
  “啊!打枪了!”
  “枪声好象不远呢?”
  所有的伤病员和工作人员觉得如果是靖卫团、守望队,保安队也许可以抵住,如果是大敌人,就不好对付了。从当前枪声的密度判断,一定是大的敌人。
  枪声愈响愈密。从他们的作战经验中判断,敌人已越来越近。
  整个的医院都动荡起来,勉强可以走动的伤病员,都带着轻便的用品走了;医院里的工作人员急忙收拾重要的医药器具,有的扶着伤病员,有的背着伤病员,有的几个人抬着伤病员,向树林中逃走。然而由于人员太少,他们虽然来回转运,也不能把伤病员通通弄走。
  敌人快到医院了,没有运走的伤病员,依然躺在病床上,互相对着流泪,有时口里低声地念着:“死!死!死!”
  枪声在医院附近响起来了,医院里面依然没有任何动作,只有充满着愤怒的叹息声:“死……死……死……”
  重伤员张洪海所在连的连长在战斗开始不久就牺牲了,他奉令兼代连长,到最后夺取敌人阵地的时候,左腿负伤了。到医院后,伤口发肿,痛得日夜不能睡觉。这天他听到响枪后,和其他伤兵一样,不断地叹息。等到枪声在医院门外响的时候,他忽然眼睛一睁,牙齿一咬,十分愤激地叫了一声:“他妈的!就算是十多天前打死的吧!我们总是胜利地死!”
  “是!”旁边躺着的战友都说,“就算是仙梅打死的,我们总是胜利了。”
  眼看就要落在老虎口上,只有一死!与其恐惧地等死不如慷慨地拚死!这样一想,他们的神经不象开始听到枪声那样紧张了。张洪海是吉安人,读过五六年书,他有个教师常以吉安历史上出了文天祥而自豪,他把他的《正气歌》和《过零丁洋》两首诗写成一寸多大的字贴在墙上,他常常自然而然地读,叫学生也跟着他读。张洪海在这绝望的时刻,自然就想起文天祥,想起最感动他的诗句:

  惶恐滩头说惶恐
  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伤兵中有一部分是国民党方面的,那是在不久以前,褚耀汉、孟当仁从仙梅溃败的时候,把他们抛在战场上,被红军救护起来的。他们认为自已是国民党兵士,不管是谁来,大概不会伤害他们。但他们也很着急,因为救护他们的红军的伤兵处境危险。他们觉得以前的红军,虽然是仇敌,但在他们受伤之后,红军不仅不把他们当仇敌看,而且抬到医院,和红军伤兵一样对待,使他们非常感动。到红军之后,知道红军给穷人分田分地,他们不忍心看着朋友死。于是诚恳地对红军伤兵说:“红军弟兄,他们快到了,你们少说话,由我们来说,说是十八师和六十二师的——反正你们有些人的衣服帽子和我们一样。”
  张洪海那血红的眼睛,立即润湿起来,声音沙哑着说:“好,新同志,托你们的福,我们都是穷苦人,本是一家,本是弟兄,只有蒋介石、何应钦和何键他们才是我们的仇人。”
  进攻医院的敌人正是孙威震的部队。孙威震仇恨所有的红军对罗霄纵队更为痛恨。他没有一时一刻忘记在梅花山上被罗霄纵队打得从山上滚下去的惨状,也佩服罗霄纵队的英勇善战。他虽然时时刻刻都想报仇雪耻,但也时时刻刻谨慎持重。罗霄纵队在仙梅和褚耀汉将军大战的时候,他虽然碰上了报仇雪耻的机会,却缺乏报仇雪耻的勇气,罗霄纵队离开仙梅以后的一个月中,他奉曾士虎的指示,或追击、或堵截,部队几乎没有休整。现在又接近红军,他当然想有所作为。但看到红军有戒备,就命令大军宿营。忽然,前卫司令陈再修向他报告,说红军离开之后,留下一些伤病兵在什么什么地方,还有游击队保护他们。他用怀疑的眼色问:“确实吗?”
  “确实。”前卫司令肯定地说,“这是本地隐藏的反共分子报告的……”
  “他能担保吗?”
  “能。”前卫司令又肯定地说,“他愿意给我们带路。”
  孙威震的眼睛突然睁大,右脚用力向地下一蹬,右手向空中一挥,头一昂,大有“欲勇者贾余余勇”之概,同时大声地叫道:“前进!消灭他们!”
  陈再修向他报告的时候,本来是带着请缨的口气的,他虽然命令前进,却没有指定方向,他和孙威震一样,没有忘记从梅花山上滚下的仇恨,他也猜透了孙威震的心理,就以肯定的语气向他说“我们马上向敌人进攻。”
  “好!快点!”
  前卫司令立即回到他的部队面前,宣布了对游击队和红军医院进攻的简单命令,就前进了。离医院七里,就遇到游击队的抵抗,他一鼓气把游击队打退,冲向医院,边走边拔出白晃晃的战刀,忽然,看到一个身穿白大褂,衣上缀着红十字的人出来。这个人身材较高,脸额稍宽,梳着分头,一副金丝眼镜在额下闪光。他拿把镊子,大大方方,跟着两个十五六岁的小护士,端着弯盘子,里面摆着镊子纱布。他大声向着端起刺刀的人说:“弟兄们,请不要惊动伤病兵。”
  陈再修怔住了,因为他没有想到在这山沟里,出现穿红十字白大褂、戴金丝眼镜,讲话大方、还象有点身份的人。他迟疑了一下,才挥着战刀走到面前问:“你!你是什么人?”
  穿白大褂的把镊子向身上的红十字一指,大大方方地说:“我,是这个。”
  “你是土匪的医生吗?”
  “我是医生。”
  “你是医生为什么给土匪服务?”
  “这个……”他带着讥笑的脸色说,“老兄,你误会了,当医生的就是为人治病,救死扶伤呵!”
  陈再修把军刀向空中一挥,咬牙切齿地说:“我是问你为什么给土匪治病?”
  他又微笑,似乎不值得回答,慢条斯理地说:“我们当医生的,对病人一视同仁,”忽然严肃地大声说,“我这医院不仅有红军的伤兵,也有国民党军队的伤兵。”
  陈再修怒目直视,问他的名字,他直率地说:“顾安华。”
  陈再修又盘问顾安华几句,顾安华依旧不冷不热。他立即叫兵士把顾安华看管起来,就进入病房,战刀指着伤兵吼;“土匪,你们也有今天!”
  病床上的人没有动作,也没有回声,只有许多等着死的眼睛,盯着那些对伤病兵“很勇敢”的军官。
  “你们队伍到哪里去了?土匪!”
  忽然一个伤兵眼睛一睁,把盖在身上的毯子一掀,露出全身的国民党军队服装,他坐起来,怒目看着陈再修,理直气壮地说:“你骂谁?你问我们的队伍哪里去了,我告诉你,我们的队伍一个月前打垮了,把我们伤兵也甩了!”
  陈再修在他身上打量一下,声音缓和了些:“你们是哪个师的?”
  “我们是十八师和六十二师的。”
  “真的吗?”
  “怎么不是!”伤病兵同时回答。
  张洪海和有些伤病兵都盖着国民党军毯。他们没有开腔,有时还轻微地呻吟,国民党军官没有理他们,只向着答话的伤兵发问:“你们怎么弄到这里来了?”
  坐起来的伤兵,生气地说:“我们在仙梅带了花,他们把我们甩了,老百姓把我们抬到这里来的。”
  “那么,土匪的伤兵哪里去了?”
  “哦!他们的伤兵,有些跟他们的队伍走了,有些今天上年走了,留下我们。”
  陈再修突然睫毛直竖,眼睛凹入眼眶内,徐徐摇头,用极不信任的态度说:“难道他们都走了吗?”
  伤兵都同声回答:“都走了。”
  他又徐徐摇头,就挨次走到每个伤兵面前,问他们的番号、编制、官长姓名和生活习惯,红军伤兵因为事先和敌方伤兵打了商量,一般都答对了。但他们的口音,大都是罗霄山地区和赣江一带的,有时不知不觉地说出“老袁”二字,陈再修用战刀指着他们,质问说:“你们讲的口音,是那边的。”
  坐起来的那个伤兵抢着说:“不是!不是!他们是我们的弟兄。”
  其他敌方伤兵也左一句右一句为他们辩护。但陈再修还是不相信,于是向着他们和悦地说:“弟兄们,我问你们,你们的伤口是谁打的?是土匪打的;你们的敌人是谁?是杀人放火的土匪。你们怎么这样帮他们来打掩护!”
  很多伤兵都没有次序地说:“官长,官长,不要误会了。”
  “他们是我们的弟兄!”
  “他们是我们的弟兄!”
  “……”
  陈再修原形毕露,咬牙切齿,向着被俘虏的国民党兵狠狠地说:“我不是问你们,是问那些讲赣西和客家话的。我再问你们,你们认识他们吗?”
  “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
  “既然是一个部队,怎么不认识?”
  “一个部队有几千人,怎么能个个认识?”
  陈再修下令检查,顷刻之间,说客家话和赣西话的人,所有的东西——军毯、干粮袋、包袱、荷包——通通搜遍了,他从伤兵身上拉下布军毯,向地下一掷,随即冷笑着说:“你们还想打土豪吃猪肉吗?”
  他们都没有作声,他们身上的零用钱、手套和其他可以拿走的东西,通通被抢走了;还有许多不便带的东西,有的打碎了,不能打碎的也甩到地下了,整洁的医院,很快就成了垃圾堆。
  张洪海在响枪的时候,把钢笔和日记本塞在稻草枕头里面,国民党军队经过很仔细检查,找出来了,陈再修把他的日记本看了一下,向着他冷笑说:“张洪海,你还在装疯卖傻吗?你还是一个共匪的政治指导员呵!”
  张洪海依然不作声,而且闭起眼睛。
  国民党军官愤怒地大叫道:“张洪海,你不会说话吗?”
  张洪海突然眼睛一睁,愤怒地回答说:“你知道我是张洪海,还有什么可说!”
  “有什么可说!你把你们队伍的情形一件一件告诉我。”
  “我是伤兵,住医院好久了,不知道队伍的事。”
  “不知道!”军官冷笑着,“张洪海,老实告诉你吧,你把你们队伍的情形说出来,把医院的共产党员说出来,我可以从轻发落——枪毙!不然就砍头!”
  张洪海不作声,他在敌人没有发现他的日记本之前,还存着一线生的希望,但这时候,死的决心已安定了他的心,他的眼睛自由自在,好似是说:“随你吧!”
  陈再修又说:“张洪海,枪毙和砍头,是有很大区别的。枪毙你,是对你的优待。”
  张洪海依然不作声。
  陈再修这时灵机一动,想用别的办法引诱他,声音小了一些,而且比较温和地向他说:“张洪海,你是什么地方人?”
  “中国人。”
  “我知道你是中国人,听你的声音,是江西人,我是问你哪一县的?”
  “江西庐陵人。”张洪海回答之后,又反问道:“你是什么地方人?”
  “你问我干什么?”
  “我不知道你是哪里人。”
  “你问我是哪一省哪一县的?”
  “不!我和你相反,是问你是哪一国的。”
  “啐!你瞎了眼!你难道把我认成外国人吗?”
  “我没有瞎眼,因为我看你们的行为一点也不象中国人。”
  “你竟敢和我开起玩笑来了!”
  张洪海大声说;“不是开玩笑,如果你是中国人的话,你的枪怎么不对着日本强盗,却来打救国救民的红军,而且对着红军的后方医院、对着伤病兵!”
  陈再修哑口无言,又气又恨地“呀!呀!呀!”了几声之后,说:“你们土匪才不是中国人。”
  张洪海小声了一点,从容地说:“你本来也是中国人,但你的人格已经卖给帝国主义了。你虽然生在中国,但忘了自己的龙脉。日本占了东三省和热河,你们不去打日本,却来杀自己的同胞,这是丧尽天理良心的事。说句不客气的话,你们虽然穿着中国的衣服,但合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沐猴而冠呵!”
  国民党军官愤怒地跳起来,大叫道:“呀!呀!呀!抗日必先剿匪!攘外必先安内,杀!”
  陈再修立即命令他的士兵,把张洪海和红军伤兵七、八人,又把几个积极掩护红军伤兵的国民党伤兵,一概拉出来,按坐在五六尺高的倒了一截的土垒墙下,叫士兵在离他们十多步处,排成一列。这时小广场有不少国民党官兵,形色沮丧,有些人掉过头去。顾安华被带到人群中,他看到那个场面,心如雷击,七窍生烟,眼睛一瞪,几个大步跑到伤兵前面,面向准备开枪的人,大吼一声:“刀下留情!”他把镊子举在右额前,向后一看,“他们是伤兵,有红军伤兵,也有国民党伤兵。”
  所有在场的国民党官兵都被他震住了。陈再修向着顾安华,大声斥责说:“你胆大妄为!你不怕死吗?”
  立即有两个兵去拉顾安华,顾安华好象钉在地上说:“让我再说两句,我现在是医院主治医生,两年前是国民党第九师的少校军医,少校军医!我中学毕业后,有南丁格尔之志,考入北京陆军军医学校,毕业后回老家鄱阳湖,投北伐军来了,我当了军医,我的志向就是救死扶伤,‘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何况对待伤病兵!”
  陈再修旁边有个中校军官,问他:“你真是北京陆军军医学校毕业的?”
  “是。九师的军医处长,就是我的前班同学。现在我的同学在各军各界的很多,你们查查我们的同学录。”
  “你既然是九师的军医,为什么不回去?”
  “我刚才说过,我是医生,回去是治病,在这里同样是治病。”
  “看你穿的鞋袜和叫化子差不多——还说什么当过少校军医!”
  “是。我从前确是中央军的少校军医,现在,我为了自己的理想,苦一点也不要紧,当着北代军打到南昌,我投笔从戎,不是都喊不要钱不怕死吗?”
  顾安华站在伤兵前面,故意同他们拖时间,希望情况变化,保住伤病员。在他讲话的时候,陈再修句句听在心里。他也曾参加过北伐,也曾喊过那些口号,从一九二七年七月宁汉合流之后,早已随着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改变了原来的理想。他听到顾安华的话,既腻味又好象翻他的疮疤一样,恶声恶气地叫道“还讲什么,你跟着共产党跑,一概干掉。”他叫特务连长执行。
  陈再修身旁的中校向他耳语:他说顾安华在蒋介石军队和医界有不少同学,建议把他押回去。陈再修想到自己少将军衔的前程,立即点头,中校叫特务连连长把顾安华押走。
  几个大汉把顾安华一左一右夹着推走,他大叫道:“不行!不行!”他又对陈再修说:“我是红军的医务主任,我的岗位在这里。要杀先杀我!”
  陈再修挥挥手,他被推走了。这时国民党军队都作预备用枪姿势。张洪海鼓起眼睛大叫道:
  “打倒祸国殃民的国民党!”
  “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
  “共产党万岁!”
  “打倒!打倒!”“万岁!万岁。”的声音咆哮起来,枪声也接二连三地响个不停,淹没了悲壮的口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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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前卫团拂晓前抢渡过袁水,除留下五个连担任警戒外,其余和后渡河的人直上南山。他们上到山腰,就来了一个向后转,坐下休息。放眼看去四面八方都是连绵不断起伏的山峦。山峦向远处奔去,轮廓渐渐模糊,绵延到天边则分不清是山影还是浮云了。  过了一会儿,东方泛起了一片稀薄的白影。白影越来越大,越来越明。随着白影逐渐展开,宁宙的一切,也逐渐展现在眼前。
  渡河点附近的狗叫了,接着两岸许多村庄中的狗,也接二连三地疯狂地叫起来。狗吠声结束了神秘而寂静的夜。
  狗叫了不久,枪声也从狗先叫的村庄中响起来,和狗叫声一样,两岸好些村庄也接二连三响起枪来。袁水两岸所有的军队和老百姓都惊动了。
  山上的人都站起来观察山下的动静,有个人忽然指着渡河点附近一个大村庄叫道:“看!那个村子有个大碉堡。”
  大家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刹那间都用同样的口气叫着:“呵!是!离我们过河的地方不远。”
  忽然又有一个人指着另一个村庄叫道:“那里也有一个!”
  大家又寻找一番,接着你找到这一个,他找到那一个,一时几乎数都数不清楚,好象一群小孩数天上的星星一样。
  陈瑞云用望远镜向来路看,有点惊奇地说:“来路上还有不少零零星星的人。”
  “是,”身旁的战士回答说,“都是落伍掉队的。”
  “侦察班回来没有。”
  “没有。他们要等落伍掉队的。”
  忽然左前方有人大声叫道:“敌人出来了,敌人出来了!”
  这个声音立即传遍了整个队伍,都自动地背好包袱,检查武器,又解下手榴弹。
  陈瑞云看到大家都自动作好战斗准备,就没有再说什么。这时,他想到前卫团和纵队部都上了山,想到郭楚松曾吩咐他在后面等人马到齐了就走的指示。现在敌人出来了,打不打呢?他不好决定,就同团政委罗铁生商量。
  “打不打?”
  “好不好打?”
  “我们阵地好得很。”
  “可队伍很疲劳。”
  “不要紧,刚才睡了一觉。”
  “大家想打吗?”
  “想打。刚才大家听到敌人来了,都跳起来说:‘老子到门口了,你还来拦路!”
  “敌人出来多少还不清楚。”
  “我们在山上看得清楚的,多就不打少就打;好打就打不好打就走。”
  罗铁生也觉得自己的阵地居高临下,敌人沿山路来追,不好展开,队伍又睡了一下,就同意了陈瑞云的意见,准备杀个回马枪。于是就分别向部队动员,他们把能打的道理简单地讲了一下。本来战士们对于敌人已经恨透了,现在敌人又到苏区门口来截击,心中顿时燃起一把熊熊的怒火。因此,当罗铁生、陈瑞云问他们准备好了没有的时候,他们响亮地回答:“准备好了!”
  从萍乡方面出来的国民党军队,是先一天黄昏从长沙调来堵截罗霄纵队的。这个军队名义上不是正规军,实际上是正规军,而且是装备很齐全的正规军,何键所以没有给它以正规军的名义,是因为蒋介石不给名义来限制他。可是,你尽可以不给他名义,何键还是可以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何键把这支军队放在长沙作机动,罗霄纵队快渡袁水之前,他们接统帅命令,由段栋梁直接指挥。命令才到一天,段栋梁的命令就来了,要他们立即赶到袁水上游,协同他从禾水派来的一个旅,堵截红军南渡。他们到目的地后,看到罗霄纵队还远在北面;罗霄纵队的前进方向又有强大的友军堵截,根本没预料到红军会在拂晓之前到达袁水,更没有想到会从袁水上游两个大镇之间狭窄地带中通过。直到拂晓听到袁水两岸有枪声,才知道红军已经到了。可是他们还想来个补救,立即由东西南三面,沿袁水北岸的马路向红军合击。快要接近红军时,见到昨夜派出的通信汽车,残破不堪地躺在道旁,几具穿白军军装的死尸,横陈在它的周围,可见红军大队已经渡过袁水上南山了,他们仇上加仇,立即从马路上展开向红军进攻,于是人声、马声、枪声、炮声,惊天动地。
  可是,红军阵地上不仅没有枪声,也没有人声。
  国民党军队一步一步前进,冲到半山腰时,忽然,在他左翼的后方响起了枪声。他们受到袭击,一时进退两难。
  但他们看到响枪的方向,并不是红军的来路,同时子弹稀薄,估计是地主武装误会,于是一面高举白旗,表明是国民党军队,一面继续向山上进攻。
  陈瑞云这时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听到敌人的后面响枪也很奇怪。他们估计,一是敌人自己误会;一是某个部队夜行军失了联络,走错方向。但不管怎样,对他们反击敌人,总是有利的,于是发出反击的信号。
  枪声浓密地响了一阵,凹地和草叶灌木中就钻出好多红军,全线都冲下去,国民党军队被红军突然恶杀了一场,夹起尾巴滚下去了。红军一直追到马路上,国民党军队拼命向来路跑,腿不快的统统做了俘虏。
  陈瑞云很快到了马路上,他见到配合他们夹击敌人的是个穿杂色衣服小队,头一个背的驳壳枪,还带了红军战斗旗,他高兴地举起手来叫道;“同志们,你们是哪里的游击队?”
  带战斗旗的回答说;“我们不是游击队,是罗霄纵队的!”
  “是罗霄纵队?你们是哪个团的?”
  “哪个团的都有。”
  “你们是失联络的吗?”
  “是。”
  “什么地方失联络的?”
  “过修河以后失联络的。”
  “啊呀!”陈瑞云叫了一声:“快一个月了。”
  “参谋长,我是桂森!”
  陈瑞云已认出走在前头的是桂森。他头发很长,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肩上背着枪,手里握着枪。要不是有枪有红旗,准得以为他是个讨饭的。
  桂森啊桂森,你终于回来了!陈瑞云心里说。他朝桂森喊:“你到哪里去了?”
  桂森跑过来紧紧握着陈瑞云的手,一时无语。须臾之间,竟哭了起来。边哭边说:“总算找到自己的队伍了……”
  陈瑞云问“你是怎么掉队的?”
  “那天打仗,我脚痛,又发烧,就掉队了。我坐在路旁休息,天亮后,又来了四五个人,都走不动了,就在路旁小饭铺买饭吃……”
  “怎么不早点赶队?”
  “怎么赶得上?我们是第二天正午才走到石霖附近,这时武兴的敌人已经到了石霖街,我们没有办法,回头向后跑,在山上躲了两三天,打听石霖敌人走了,才从石霖东面五六里地,半夜过河。以后就跟你们后面走,因为人数太少,有时不敢白天走,这样就赶不上队伍了。。
  “他们都是哪个团的?”
  “我们是路上东一个西一个凑的。我们开始只有六个人,十多天后,这里碰到一个,那里碰到一个,一共十二人。”
  “由谁指挥?”
  几个人都指着桂森说;“由他指挥。我们有人认识他是机枪连的排长,他有主意,有胆子,就听他指挥了。”
  “你们一路吃什么?还打土豪吗?”
  几个人一听都大笑了一阵。笑罢,桂森才说:“打什么土豪!我们人少,多半走小路,晚上住山庄,山沟里哪有土豪?有几个富农就不错了。好在一个月前,每人发了两块零用钱,我们都用钱买。这样七八天,钱快用完了,怎么办呢?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在山庄听老百姓说,有人到圩上买盐,盐价涨了。都在抱怨。我们就向买盐的人调查,圩上有食盐公买处,在街道南头。还有个碉堡,在街道北面小丘上,只有二十多人。两地相距半里多,我们就乘夜去打食盐公买处。离圩三里,兵分两路,一路四人,进到离碉堡二三百米隐伏,另一路九人,直到食盐公买处,规定第一路任务,是在第二路响枪时,就向碉堡打枪,掩护第二路,否则不打。快鸡叫了,两路都按时到达目的地,食盐公买处虽然有两条枪,也睡觉了,我们前后包围,冲进去,只有两个店员和三个警兵,我们搜查,没收了一百五十块钱,立即撤退,转移到另一个山村。从此,我们有钱了,正式选了个供给部长。”说话的指着左手一个人,“就是他。管我们十三个人的供给部长。”
  “第一路谁指挥?”
  “是他。”指着前面一个人。
  “第二路谁指挥?”
  说话的指着拿红旗背驳壳枪的说:“是他,是我们总指挥兼任的。”
  桂森不好意思了,退后两步。这时,又有人问:
  “你们有党员吗?”  ’
  “有四个。”
  “组织了支部没有?”
  “组织了。”
  “谁当支部书记?”
  “也是他。”又指着桂森。
  “开过会没有?”
  “开过的,我们对行动、给养、纪律都讨论过。”
  “你们到过修铜宜奉苏区吗?”
  “到了。但到那里以后,听说你们走了,我们就去找县政府,县政府要我们赶队伍。后来听说你们向南走了,我们也就决定回来。有天晚上,我们走到华林西面,在马路上打了一辆汽车,里面有二十多个人,其中有八个保安队,一支驳壳枪,八支步枪,都被我们缴了。我们原来只有七支枪,打了汽车后,增加了八支,每人一支,还多出两支,背不起,就把两支坏点的摔破,扔到河里了。过了锦水,又走了好些天,到昨天才到离这里十三里的山上,天还没有亮,听到河边上响枪。天亮后,接着又响。我们看到这里离苏区不远,估计是红军打敌人,所以向这里来。快到河边,看到马路上从东边来了很多白军,我们就隐蔽起来,后来白军向上进攻,这样我们就肯定山上是自已的人了。”
  周围的人都说:“啊,你们真有本事。”
  陈瑞云对桂森说:“你快到司令部去一趟,告诉郭司令和黄政委你回来了。”
  桂森问:“你说的是黄主任吧?”
  “是。他现在是我们纵队政委了。”
  他以前也感到杜崇惠看他不那么顺眼,现在由黄晔春当政委,感到高兴,由于刚回来,没有多想那些领导人的事,立即命令队伍集合,上山归队。
  当他们上到山顶,遥望巍峨的武功山,蜿蜒起伏,连接九龙山、秋山、禾山,千里烟霞,群峰耸峙,故乡风貌,尽在眼前,精神为之一振,高声地叫道:“同志们,到家啦!”
  “胜利地回到苏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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