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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历史] 【历史再现】三国专题(草根学园收集整理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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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6-24 21:18


    三国(公元220年~280年,另有184年、190年或208年起始说),是中国历史上东汉与西晋之间的分裂对峙时期,有曹魏(魏国)、蜀汉(蜀国)、东吴(吴国)三个政权。三国时代波澜壮阔,充满生机,常引起后人追思。唐宋诗词中有大量三国内容。

    元明清时期,三国事迹成为戏剧和民间艺术文学常见话题。晋代陈寿所作史书《三国志》,颇有参考价值。明代罗贯中以三国历史为蓝本,编撰小说《三国演义》成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其丰富多彩的历史内涵也流传到世界各地。

    下面我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看三国时期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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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专题之大江东去 :

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研究述评

作者:陈健梅 伍野春

    裴松之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三国志注》(以下简称“裴注”)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史学著作,也是陈寿《三国志》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一千五百余年来,学界从不同角度对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进行了研究和批评,近20年来,研究成果更是层出不穷。然而,迄今为止尚无人对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本文拟从史学和文献学角度对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

  一、关于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的研究与批评

  第一个对裴松之《三国志注》进行整体评价的是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宋文帝元嘉六年(429年)七月《三国志》注成奏上,宋文帝叹为“不朽”!

  从唐代开始,学者们对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主要针对裴注资料庞杂繁芜和体例不纯。刘知几认为,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史通·补注》)。陈振孙认为,裴注“鸠集传记,增广异文。大抵本书固率略,而注又繁芜”(《直斋书录解题》卷四“三国志”条)。叶适甚至认为,“(裴)注之所载,皆(陈)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卷191“经籍考 三国志”条引)。元代郝经从蜀非正统的角度否定了裴注,认为裴松之“绩力虽勤,而亦不能更正统体”(《续后汉书 自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肯定了裴注保存六朝文献之功,批评了裴注体例不纯:“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针对这些责难,钱大昭则认为:“世期引据博洽,其才力实能会通诸书,别成畦町。”(《三国志辨疑·自序》)钱大昕也认为:“裴氏注摭罗缺佚,尤为功臣。”(《三国志辨疑·序》)李慈铭则高度肯定了裴注的体例,认为“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越缦堂日记》咸丰己未二月初三日)。侯康则充分肯定了裴注的史料价值:“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三国志补注续》)

  1949年以后,学者们进一步肯定裴注的史学价值。缪钺认为,“裴注搜采广博,多存异书,考证辨析,也相当精确”(《陈寿与〈三国志〉》,《历史教学》1962年第1期)。杨翼骧总结了裴松之对中国史学的三大贡献:一,开创了史注新法;二,开创了史料比较法并发展了史料考证学;三,是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第一个有成就的史学家(《裴松之与范晔》,载1962年7月14日《光明日报》)。此后,裴松之与裴注的研究几乎停顿了20年。20世纪80年代以后,裴松之与裴注的研究全方位展开。据统计,1983至2002年发表论文计30余篇,出版专著《裴松之评传》(伍野春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

  在对裴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学界对裴注史料的征引依然存在两种批评意见。王廷洽认为注文的价值远不及正文(《应正确认识〈三国志〉裴注的价值》,《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张孟伦认为,裴松之“屡引神奇鬼异之书,以言怪诞不经之事,是迎合统治者的意旨”(《裴松之〈三国志注〉》,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岳麓书社,1983年)。李晓明认为,裴松之政治思想的保守倾向导致“疾虚妄”的直书精神不彻底;反对神仙之学和神秘主义的不彻底性导致妥协和自蹈覆辙;违背自己行文简洁的主张导致烦琐的倾向(《裴松之史学初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相反,吴伟鹏认为,“增事实,聚异同,是裴氏撰《注》的目的,也是裴《注》的一大优点”;“引文审慎是裴《注》的另一优长之处”(《略申〈三国志〉裴注之优长》,《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1期)。伍野春则认为,裴松之所引志怪小说的许多内容是现实的折射反映(《裴松之评传》,第315页)。日本学者林田慎之助持同样的观点:“《三国志》裴注所引用的异闻逸事之所以为裴松之征引,是因为这些异闻逸事后面反映了比逸闻本身更加深刻的历史事实。”由此认为裴松之有着“无与伦比的独自论证史观”,这种史观“与后来修撰《晋书》时将异闻逸事收入人物传记的那种风格做法不能同日而语”(《六朝史家与志怪小说》,载《立命馆文学》,转引自日本佐藤佑治《2000年日本史学界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6期)。另外,高凯的《略论〈三国志〉裴松之注的史料价值》(《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易孟醇的《〈三国志〉裴注说略》(《长沙水电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徐大英的《裴松之〈三国志注〉初探》(《传统文化与古籍整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布仁图的《从〈让县自明本令〉看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史料价值》(《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李伯勋的《〈三国志〉裴注所书的史传文学价值》(《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2期),阮荣的《裴松之对三国时期历史地理的贡献》(《运城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刘治立的《简析〈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成都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等均从史学角度对裴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批评。

  二、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的文献学研究

  1.对裴松之的生卒年、受诏注《三国志》的具体时间的确切考订。陈健梅通过对文献的校勘和分析,重新考订了裴松之的生卒年,认为裴松之生于晋海西公太和五年(公元370年),卒于宋元嘉二十六年(公元449年) (《裴松之生卒年考》,《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伍野春根据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中的线索“自就撰集,已垂期月”,认为裴松之受诏注《三国志》的具体时间在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裴松之评传》第216页)。

  2.《三国志》与裴注的字数统计。晁公武首先涉及裴注的字数:“(裴注)博采群说,分入书中,其多过本书数倍。”(《郡斋读书志》卷二)在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国志》中,李龙官等在校刊识语中更为具体地指出“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20世纪70年代初,黄大受据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的殿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50,833字,裴注为322,643字(《三国志及裴注字数统计表》,载《三国志选注》,台北中正书局,1972年版卷首。转引自吴金华《三国志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王廷洽根据中华书局陈乃乾校点本统计出《三国志》为366,657字,裴注为320,799字(《略谈〈三国志〉与裴注的数量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3期)。吴金华据百衲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68,039字,裴注为322,171字(《三国志校诂·附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崔曙庭根据金陵活字本统计,《三国志》为367,327宇,裴注为320,805字(《〈三国志〉本文确实多于裴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如果以上述统计最少的《三国志》与统计最多的裴注字数比较,《三国志》也比裴注多38,014字,即便裴注中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达到数倍于本书的文字。张子侠则认为:“《三国志》的版本和流传的经过极为复杂,既有文字脱漏问题,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现象,因而正文与注文孰多孰少不能轻下结论。”(《〈三国志〉裴注研究三题》,《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

  3.裴注引书数目统计和具体研究。由于裴注引书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因此裴注引书数量和书目的考证成了裴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分歧最大的问题。

  钱大昕统计裴注引书“凡百四十余种,其与史学无涉者不在数内”,所列书名144种(《廿二史考异》卷十五)。赵翼统计裴注引书“凡[百]五十余种”,所列书名151种,亦为史部类数目(《廿二史札记》卷六)。赵绍祖统计裴注引书“凡一百八十余种”,另外,引诸经及诸子字书“又四十余种”(《读书偶记》卷六)。钱大昭以时代,地理,人物,官制,类书,文章,别集,家传,别传为类,统计裴注引书160余种(《三国志辨疑》)。沈家本将裴注引书“依《隋书 经籍志》之例分为四部:计经部廿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三国志注引书目》)。王钟翰统计“裴氏注记所引诸书名,凡二百四五十种”,并按钱大昭的分类列书名256种(《三国志裴注考证》,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五卷,1945年)。王祖彝除“诸家评论与裴氏自注,傅子,袁子,孙盛,习凿齿等论注以及引古书为诠释者不计”外,统计“裴注征引之书凡百五十六种”(《三国志人名录·裴注引用书目》,商务印书馆,1956年)。马念祖统计裴注引书“二百零三种”(《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中华书局,1959年)。杨翼骧统计“以裴氏所引书目全部而言,为二百一十余种;若除去关于诠释文字及评论方面的,则为一百五十余种”(《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历史教学》1963年第2期)。高秀英,杨济安统计裴注引书203种(《三国志人名索引·裴注引书索引》,中华书局,1980年)。陈垣统计裴注“所引书在二百三十种以上”(《三国志注引书目》,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七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331页)。王树民对赵翼的“裴松之三国志注”条裴注引书进行了部分考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2002年修订版)。周国林统计裴注引用书目为224种,其中“用于笺释名物训诂音义的先秦至东汉中期著作及其为之作注的和文字训诂方面的著作共四十余种,用于补阙备异惩妄论辩方面的汉末迄晋著作共一百八十余种”(《裴松之〈三国志注〉引书考》,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高振铎统计“裴松之注《三国志》共引书二百三十六种”(《裴注〈三国志〉引书考订--兼评〈廿二史札记校证〉》,《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虞万里统计裴注引书“二百三十五种”(《〈三国志〉裴注引书新考》,《温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伍野春统计裴注引书凡229种,“另有十则未注明出处”(《裴松之评传》,第250页)。张子侠统计“裴氏共引书二百二十七种”。高敏曾与人合作《〈三国志〉裴注引书考》一文,统计引书达二百四五十种(《〈三国志〉说略》,载《经史说略·二十五史说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87页)。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裴注引书中的具体书目及其相关问题,如王炳庆的《王沈〈魏书〉评析--〈三国志〉裴注引书杂记》(《泉州师院学报》1999年第5期),宋志英的《徐众〈三国评〉考辨》(《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3期),《华峤〈后汉书〉考述》(《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4期),《王隐〈晋书〉初探》(《文献》2002年第3期)。此外,何亚南在《〈三国志〉和裴注句法专题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至15页)中考证了裴注部分引书的编著者及其时代。

  三、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的史学研究

  1.裴松之的注史体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概括了裴注的六种注史方式:“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伪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陈寅恪指出裴注“实一广义之合本子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1939年9月)。柳诒徵对裴注的义例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认为“读裴注,宜先注意其所未注不注之例,以见其审慎之意”,“裴氏之书,兼史注史评二者之长”(《三国志裴注义例》,载《国立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第二卷第1期,1945年)。杨翼骧认为,裴注“除包有前人作注的内容外,又补充事实,列举异同,考辨真伪,发表评论,实为前所未有的开创之作”。杨耀坤认为,裴注为后世史学开辟了新路,其一就是开创了注史新体例(《陈寿与〈三国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张孟伦认为,裴松之的注史体例承袭于晋朝的孙盛。周一良认为,“裴松之,刘孝标,郦道元的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并对裴注与佛家合本子注传统的渊源关系提出怀疑(《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09页)。伍野春认为:“裴松之开创充实史料的史注体。建立多元注释的注史例”(《裴松之评传》,第233页)。张子侠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讨了裴注产生的学术渊源,认为“裴松之补阙式的注史方法并非前无所承,他不仅受郑玄等古文经学家博通兼采的注经方法和后来集解体的影响,也受到韦昭《国语解》和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以史注史倾向的影响。晋人挚虞和阎缵等人以补充缺略为主的注史方法,对裴氏更具有直接的先导作用”。胡宝国认为,南朝经学对史学影响的逐渐弱化以及魏晋时期众多史学著作的问世是裴注产生的背景,同时也不同意陈寅恪“合本子注”的观点(《〈三国志〉裴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2.裴松之的历史考证学。杨翼骧和杨耀坤都认为,裴松之发展了历史考证学。伍野春的《裴松之的历史考证法》(《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2期)是目前惟一专题探讨裴松之历史考证法地位和方法的论文。该文认为,裴松之的历史考证法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历史考证法”。其具体考证方法如根据有关人物行年活动,年龄,职官以及社会调查所得考证史实,对无法考证的史实采取存异或注明“未详”。

  3.裴松之的历史编纂学和史料学。学界对裴松之历史编纂学和史料学的研究较为薄弱,目前尚无专题研究论文,只有杨翼骧、李晓明等有关论文涉及此问题。杨翼骧认为,裴松之对待史料的态度是非常慎重的,他将裴松之对史料的审查归纳为以下几项:碑铭及家传不可轻信;作者妄加修饰之言不符事实;自相歧异的记载必有讹误;孤立的记载不足置信;敌国传闻之言不可轻信。李晓明认为,裴松之在历史编纂学和史料学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主张:第一,注意从史源学的角度观察和分析史料,并指出史料致伪、致误的原因;第二,努力从探讨史法、史例、史体入手,评断史实真伪,记载优劣,史实高下;第三,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美德,注重史料的完备性,并注意收访的史料。

  4.裴松之的史学思想。杨耀坤认为,裴松之“发展了史学评议的风气”。李晓明认为,裴松之的史学思想贯穿在他以下几个方面的史学实践中:第一,坚持用历史主义态度审视历史;第二,品评历史人物能从实际出发,主张全面评价历史人物;第三,主张“近实”,反对“虚妄”,一切记载当以“有征”为准,以“理”为度。叶建华认为,裴松之史学批评的见解主要体现为“总括前踪,贻诲来世”,“诬罔视听,实史籍之罪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辩章事理,贵得当时之宜”(《从〈三国志注〉看裴松之的史学批评》,《晋阳学刊》1992年第1期)。李颖科认为,裴松之的史学思想“具有一种进步的社会历史观”,表现为他“反对空谈浮虚,主张求实致用”,“反对暴虐无道,提倡忠孝节义”,“反对任情褒贬,力主据事直书”(《论裴松之的史学思想》,《人文杂志》1996年第1期)。伍野春认为,裴松之的史学思想体现在他对魏晋史学的批判中,“实录”是裴松之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裴松之批判魏晋史学的基本原则(《裴松之评传》,第271页)。崔凡芝认为,裴注具有重要的史学指导意义:从增强史学社会作用的层面上,强调了史学在治国政策上的借鉴意义;从史学批评角度,对当时的史书纂写进行了反思与总结,对史家的主体修养和理论认识做了具体的纠正和引导;从总结史家运用史料中,提示出史料致误的原因和手段(《裴注的史学意义》,《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

  台湾地区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的研究以逯耀东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逯耀东于1970年完成博士论文《论魏晋史学转变及其特色:以杂传为范围所作分析》。此后,他对论文的各论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陆续发表论文《裴松之与〈三国志〉研究》(《国立编译馆馆刊》1974年第3期),《裴松之〈三国志注〉引杂传集释》(《台湾大学历史系学报》1974年第1期),《裴松之与〈三国志注〉研究》(杜维运、陈锦忠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三)》,台北华世出版社,1982年),《〈三国志注〉与裴松之三国志自注》(载《劳贞一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1985年),《裴松之与魏晋史学评论》(《食货月刊》1985年第3,4期),《司马光〈通鉴考异〉与裴松之〈三国志注〉》(《台湾大学历史系学报》1997年)。逯氏将上述论文汇集为《裴松之与魏晋史学变迁》(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零星的研究成果还有黄大受的《〈三国志注〉与裴松之》(《东方杂志》1976年第1期),胡楚生的《略论〈三国演义〉与裴松之〈三国志注〉之关系》(《古典文学》1981年第3期),卢建荣的《裴松之历史评论的思想根源——兼论尊经传统的回应》(载《中国历史论文集》,第493至517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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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专题之大江东去 :

迁固之良史?记言之奸贼?——谈谈陈寿和他的《三国志》


作者:满坐衣冠胜雪

     《三国志》,作为前四史之一,史学界历来评价颇高,其作者陈寿,被当时的名臣司空张华称为象司马迁、班固一样的良史。但也有一些学者对陈寿很不以为然,例如唐代的大历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曲笔》中就【大骂陈寿】:“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为何会有如此截然相反的情况发生呢?今天我就借助有限的史料,带着读者重回魏晋,感受一个真实的陈寿以及一本走下神坛的《三国志》。
         
     一、陈寿生平和《三国志》成因
     陈寿(233—297年),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少好学,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公元268年,36岁的陈寿入晋为官,历任著作郎、治书待御史等职。280年,晋灭东吴,天下归一,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297年,陈寿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说:“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晋惠帝命令河南尹华澹、洛阳令张泓,派人到陈寿家中抄写其书,藏之宫内。这是《三国志》成为正史的开始。
     裴松之(372—451年),字世期,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中书侍郎裴松之为之作补注。为了注释《三国志》,裴松之收集了三国魏晋时期的原始材料多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和《三国志》原文相当,元嘉六年(429年)七月书成奏上。裴注《三国志》,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见的《三国志》(《三国志》另有其他注本)。由于裴注《三国志》的出现,《三国志》作为正史的地位逐渐稳固,其他的一些三国时期的史籍如《魏略》、《英雄记》等就从此逐渐亡失了。
     由以上简略介绍可知,陈寿的写作环境和裴松之实在有天壤之别。陈寿写《三国志》,并无皇命,自然也不会有额外的官俸,审核、校对、摘抄、辨疑等等工作,几乎都得自己完成。而裴松之奉皇命注《三国志》,毫无疑问是有额外的官俸,并且数月即完工(“自就撰集,已垂期月”),肯定是有一个助手班子给予支持的。另外陈寿写《三国志》时司马氏当权,陈寿时刻得小心《三国志》中不要出现对司马氏不利的记载,免得遗祸子孙。而裴松之已经属于隔代修史了,基本上没有任何顾忌。
     之所以在文章开头就提这些,其一是为了告诉读者,陈寿对后代的历史爱好者,纯粹只是个义工,他生前并未因《三国志》而广收名利,死后倒因为《三国志》而毁誉参半。所以当我接着要提到陈寿以及《三国志》的种种不足之处时,我希望读者设身处地地替陈寿着想一下,能够给予足够的宽容。其二也是为了告诉读者,正因为陈寿以及《三国志》有种种不足,所以我们不要有太多的“正史情结”,不要别人一提到《三国志》中某处错误某处漏记,就脖子一扭,说什么“你比正史还牛啊”之类无意义的话。
     我的历史小说《东风破》,对三国历史可以说有许多创见,都是《三国志》所未曾记载的。例如诸葛亮年轻时在南阳做刘表的田官;刘表临死前把江陵秘密让给了刘备;诸葛亮和黄(月英)的一段天各一方的爱情传说;火攻曹军其实是在汉水而不是在长江……如此等等,使我觉得很有必要在附录的考据文章的第一篇,就把一个真实的陈寿以及《三国志》,剖析给大家看。在我眼里,只有史实,没有权威,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如此而已。

二、《三国志》和《魏略》、《英雄记》的关系
     裴松之在给《三国志》作注解时,引用得很多的两本书分别是《魏略》和《英雄记》。
     《魏略》的作者是鱼豢,曾在魏国做过郎中等官,生平事迹不详,按鱼豢《勇侠传》记载鲍出“于今八九十,才若五六十”之时,已经是魏齐王芳嘉平年间(249年——254年),由此可推测,鱼豢仕历当在青龙、嘉平年间。裴松之所引用的《魏略》记载,止于魏齐王曹芳时,所以鱼豢辞世的时间大致是在魏末晋初。清人张鹏一有《魏略辑本》,并称《魏略》记载止于魏陈留王曹奂,鱼豢入晋十余年后才死去,我遍寻未见证据,暂不取此说。
     《英雄记》的作者是王粲(176年——217年),公卿子弟,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192年李傕乱长安之时投奔荆州刘表,208年曹操南征时王粲劝刘表之子刘琮降曹,他自己也做了曹操的秘书(“丞相掾”),217年跟随曹操征吴时在路上病死。
     鱼豢和王粲,都是三国时代的人,也都是知名的学者,他们的著述中,有许多宝贵的一手和二手史料,对于了解三国史实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可以这么说,如果后人编纂三国史而未能参考《魏略》和《英雄记》,那么该三国史的详信度将大打折扣。
     常有人说裴松之给《三国志》作的注解,都是陈寿见过但分析过后弃置不用的,例如宋人叶适就曾说:“(裴)注之所载,皆(陈)寿书所弃余也”。我们就以《魏略》、《英雄记》来做个分析,看看陈寿的《三国志》是否真那么神奇。
    陈寿的《三国志》里有王粲的传记,里面记载了王粲许多事迹,例如默记碑文、给围棋复盘、“著诗、赋、论、议垂六十篇”等等,唯独未提到史书《英雄记》。如果陈寿的参考书中有《英雄记》,那么即使陈寿的人品再低,也不至于毫不涉及,装作没看见吧。所以现在一般的史学通论是,陈寿的确没见过《英雄记》,所以《三国志》自然不可能参考《英雄记》的内容。
     但关于《魏略》,却有许多人认为陈寿是参考过的,例如缪钺先生在主编《三国志选注》时在前言中就说《魏略》是陈寿作《三国志》的参考书之一,可惜这些认为《三国志》参考过《魏略》的人,都给不出任何证据,只是上嘴唇碰下嘴唇而已。我现在结合《三国志》和《魏略》的相关内容,对这一疑问给予分析。
    当司马师废曹芳之时,《三国志》是这样记载的:“大将军司马景王将谋废帝,以闻皇太后。甲戌,太后令曰……”,非常简略,也非常中性,令人读过之后仿佛觉得郭后对司马师废帝之事很配合,毫无威逼之状似的。但《魏略》对此事的记载就比较详尽客观了,先是司马师派郭后的亲戚郭芝去催逼,郭后有抵触情绪,郭芝就恐吓说:“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将军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备非常,但当顺旨,将复何言”!郭后还想和司马师谈判,郭芝又威逼道:“何可见邪?但当速取玺绶”!司马师开始想立彭城王曹据,经过郭后的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同意立高贵乡公曹髦,于是郭后才下令废曹芳(详见《三国志——三少帝传》注引《魏略》)。
     如果陈寿看过鱼豢关于此事的记载,仅仅是因为惧祸而不敢引用,那么自然也情有可原。但诸位想过没有,既然陈寿能看见这段记载,那么别人当然也有机会看见。当司马氏帝晋之时,而让这样的记载入世,或者是鱼豢想让自己的后人被司马氏灭门,或者是鱼豢后人是不通世故不明利害的书呆子,除此之外,我实在想不出太合适的理由。光是“污蔑”司马师带兵逼宫,命令当时的皇太后“但当顺旨”,已经足够让鱼豢家族满门抄斩了。《魏略》中的许多直笔,限制了《魏略》在晋初就流传于世的可能性,同理,晋初编写《三国志》的陈寿,也就无缘参考《魏略》了。
     其实更早些的《英雄记》不被陈寿所见,和《魏略》不被陈寿所见的原因大致一样,就是私史的作者们,因为写的都是当时的人和事,如果直笔过多,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们都会交代后人,不到绝对安全的时候,不要让私史面世。南北朝时期的学者兼名臣柳虬就曾因此事而上疏宇文泰(当时名义上的皇帝是元宝矩,实际上的皇帝是宇文泰):“汉、魏已还,密为记注,徒闻后世,无益当时。非所谓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者。且著述之人,密书纵能直笔,人莫知之。何止物生横议,亦自异端互起”。柳虬的意思是汉、魏以来那些做私史的,虽然因为是秘密写作不显于世,所以能够毫无顾忌地作直笔,但随之而来的弊病是因为作者互相之间不能参考切磋,所以后世之人常看见的是异端互起,不能明白谁记载得更正确。而且这些私史的直笔也只是“徒闻后世,无益当时”,所以柳虬接着建议宇文泰“开诽谤之路,纳忠谠之言。诸史官记事者,请皆当朝显言其状,然后付之史阁。庶令是非明著,得失无陷,使闻善者日修,有过者知惧”。从柳虬的上疏中我们应该可以明白《英雄记》和《魏略》不被陈寿所见的原因。  

   这里顺便批评柳虬两句,此公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疼,他摊上了宇文泰这个开国雄主,宇文泰志宇恢弘,礼贤下士,柳虬的建议当然立刻被照办了。可惜中国历史上明君历来是稀缺物种,柳虬让史官记事而当朝显言,实在是陷后世史官于危途,如果此公为臣于石虎、符生之下,估计保命不暇,不会造此大言了。试看贞观之时史官记注,连李世民都不让看,可见唐代的史官早已经明白柳虬所言之谬。
    另外裴注所引《魏略》、《英雄记》条文,许多明显比《三国志》更详尽更合理,《三国志》中还有许多小细节例如事件的发生时间,人物的地望、字号等常常时记时不记,但裴注所引《魏略》、《英雄记》条文却常常给予了补充,如果《魏略》、《英雄记》是《三国志》的参考书,那么《三国志》中还出现这种情况实在说不过去。
     以《英雄记》为例,《三国志——吕布传》记载“(董)卓死后六旬,(吕)布亦败”,而裴注《英雄记》记载:“(吕)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杀(董)卓,六月一日败走”,王粲是西京扰乱事件的亲历者,他的记载当然可信度最高,如果陈寿参考过《英雄记》,怎么会把四旬都不到的时间误记为“六旬”呢?
     以《魏略》为例,《三国志——姜维传》记载:“建兴六年,丞相诸葛亮军向祁山,时天水太守适出案行,维及功曹梁绪、主簿尹赏、主记梁虔等从行。太守闻蜀军垂至,而诸县响应,疑维等皆有异心,于是夜亡保上邽。维等觉太守去,追迟,至城门,城门已闭,不纳。维等相率还冀,冀亦不入维。维等乃俱诣诸葛亮。会马谡败于街亭,亮拔将西县千余家及维等还,故维遂与母相失”。
     而裴注《魏略——姜维传》记载:“天水太守马遵将维及诸官属随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洛门案行,会闻亮已到祁山,淮顾遵曰:‘是欲不善’!遂驱东还上邽。遵念所治冀县界在西偏,又恐吏民乐乱,遂亦随淮去。时维谓遵曰:‘明府当还冀’。遵谓维等曰:‘卿诸人叵复信,皆贼也’,各自行。维亦无如遵何,而家在冀,遂与郡吏上官子修等还冀。冀中吏民见维等大喜,便推令见亮。二人不获已,乃共诣亮。亮见,大悦。未及遣迎冀中人,会亮前锋为张郃、费繇等所破,遂将维等却缩。维不得还,遂入蜀。诸军攻冀,皆得维母妻子,亦以维本无去意,故不没其家,但系保官以延之”。
     仔细推敲比较《三国志》和《魏略》对此事的不同叙述,陈寿连功曹梁绪、主簿尹赏、主记梁虔等小人物的名字都给予记载,为何太守马遵连名字都没有,刺史郭淮连提都未提?如果陈寿当时的参考书里有《魏略》,起码《三国志》那段文字中“天水太守”后面要加上“马遵”吧,再后面的“太守”就可以用“遵”代替。

三、君子和小人之间
     陈寿历来名声不算很好,他人品方面常被人诟病的事情有三件。
     其一就是《晋书——陈寿传》所载“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及蜀平,坐是沈滞者累年”。我少年时刚读此文觉得莫名其妙,这么点小事就担了如此大的恶名,当时真觉得古时人情世故实在险恶得不可思议。但阅历渐长读书渐多,我慢慢地明白了,其实“使婢丸药”就是“亲近女色”的隐喻,是陈寿被客人撞见有侍婢在自己屋里而临机做的解释而已。而当时礼制父丧三年之内是不能近女色的,陈寿家不可能没有书童男仆之类,即使陈寿真有病而需要别人帮助,也完全不必让侍婢来自己屋里调药。但我也并不因此觉得陈寿人品就如何低下了,因为父丧三年之内不能近女色这种礼制本就莫名其妙不近人情,属于谬礼,陈寿那时20多岁,即使有居丧亲近女色之事也只是人情之本而已,不值得指责到人品上去。在这件事情上,我只是觉得陈寿行事不谨而那位客人又太“长舌妇”而已。
     其二也是《晋书——陈寿传》所载“母遗言令葬洛阳,寿遵其志。又坐不以母归葬,竟被贬议”。对这事我刚开始读到时也一直很晕,怎么遵照母亲的遗命也会被人贬议?但后来也渐渐明白了,陈寿30多岁离开家乡到洛阳,那么他母亲就应该是50多岁才离开家乡的,对于生活了50多年的故土,叶落归根的心情人皆有之,希望和葬在四川安汉的陈寿父亲死则同穴更是人之常情,所谓“遗言令葬洛阳”是不合常理的。而当时交通并不发达,从洛阳扶棺回安汉将是一件历时数月花费巨大的头疼事,陈寿如果不情愿,只需在和母亲独处时含糊指出并面露难色即可。哪个母亲会不心疼儿子呢,所以很自然就会有母亲当着众人面而“遗言令葬洛阳”。不过东晋常璩所著《华阳国志——陈寿传》对此事的记载却有些不同,“(陈寿)遵继母遗令,不附葬,以是见讥”,原来这位母亲并非陈寿生母而只是继母。在这件事情上,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如果是生母,那么陈寿人品的确很成问题。但如果只是继母,换言之只是父亲的小老婆,那么我觉得陈寿只能说不够忠厚,还不该说是有人品问题。
     其三则是《华阳国志》所记载的陈寿和寿良、李宓、李骧、杜烈等蜀国年青人才中的拔尖人物,同时入洛,开始时关系很亲密,但渐渐地开始互相排挤互相攻讦。例如寿良“初与(陈)寿齐望,又相昵友”,后来却“与寿情好携隙,还相诬攻,有识以是短之”。本来朋友之间情好不终也没啥大惊小怪的,但陈寿和多位朋友都是如此,自然会让人怀疑是不是他为人处世的确有问题。而且《华阳国志》记载寿良“贯通五经,澡身贞素”,意思就是寿良品行端正,旁人很难有所非议,不像陈寿那样经常遭人贬议。因为常璩和陈寿、寿良诸人并无任何利害关系,他的《华阳国志》应该是比较客观中立的记载,所以在这件事上我倾向于陈寿的确有些人品上的缺陷,但还未到小人的地步,否则开头那些青年才俊们也不会和他结为密友了。
     综上所述,“笃行君子”陈寿肯定称不上,但“无耻小人”也未见任何确凿证据,而且鉴于陈寿能利用自己的私人时间,不辞辛劳不计名利地收集整理各类史料,为后人编纂了《三国志》、《古国志》、《益都耆旧传》等名著,功莫大焉!所以我觉得陈寿只是介于君子和小人之间更靠近君子的普通人而已,有些小毛病,但无伤大节。

四、因私怨毁诸葛
    刘知几在《史通》中大骂陈寿为“记言之奸贼”主要有三个理由,分别是“因私怨毁诸葛”、“索米作佳传”、“替司马氏作曲笔”,对这三件事我分段给与分析。
     《晋书——陈寿传》记载:“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而在《晋书》之前的《北魏书——毛修之传》就有记载:“毛修之言:‘昔在蜀中,闻长老言,寿曾为诸葛亮门下书佐,被挞百下,故其论武侯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按刘知几在《史通》中“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的说法,可知《北魏书——毛修之传》中的记载应该是《晋书》说陈寿“因私怨毁诸葛”的蓝本,因为《北魏书》编纂于南北朝而《晋书》编纂于唐朝。
     诸葛亮死时陈寿才两岁,是不可能做诸葛亮门下书佐的,但《晋书》把这改为“寿父为马谡参军”,让不合逻辑的传闻变得有其合理性了;
     陈寿评论诸葛亮的原文是“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首先这更像是问句,并非很肯定。其次《晋书》还自作主张加了句“无应敌之才”,“非长”和“无才”,不但程度有区别,而且意思也改变了,由“不是很行”变为“很是不行”了。最后以诸葛亮一生的事迹来看,“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实在不能算污蔑而只能算确评。
     陈寿评论诸葛瞻的原文是“瞻工书画,强识念,蜀人追思亮,咸爱其才敏。……美声溢誉,有过其实”。这分明是说诸葛瞻还是颇有才能的,只不过蜀人因为诸葛亮的缘故,对诸葛瞻捧得过高,有些地方名过其实了。但《晋书》中改成了“瞻惟工书”,仿佛陈寿把诸葛瞻描述得只是个书画家而已,“有过其实”也改成了“名过其实”,部分的批评夸大成了整体的批评。另外以诸葛瞻在绵竹之战中的表现来看,忠勇可嘉,才智堪忧。邓艾孤军深入利在速战,诸葛瞻不死守绵竹而出城野战,做了敌人最希望他做的事,的确算是“美声溢誉,有过其实”了。
     怀着平常心,多把陈寿的《诸葛亮传》看几遍,我相信绝大多人都会看出陈寿对诸葛亮崇敬之情跃然纸上,虽有批评,但都合乎事理,中肯客观。所以,《晋书》中以野老村言为蓝本而忖度陈寿“因私怨毁诸葛”,应该是子虚乌有之事。

五、索米作佳传
    《晋书——陈寿传》记载:“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这就是著名的陈寿“索米作佳传”事件,前文中提到过的柳虬上疏中也有此事:“班固致受金之名,陈寿有求米之论”。请注意,柳虬是在朝堂公文上疏提及此事的,所以“陈寿求米”之事不像是野老村言,而更像是南北朝时期文人学士们人所共知的前朝典故,否则是不应该出现在公文上疏里来作为“何止物生横议,亦自异端互起”的例证。考察“陈寿求米”事件的源头,应该是出自东晋裴启的《语林》,《语林》是一本记载魏晋时期名士们言行的杂书,体裁类似于后来南北朝时期的《世说新语》,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考证,裴启于362年左右撰《语林》。该书记载:“陈寿将为国志,谓丁梁州曰:‘若可觅千斛米见借,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米,遂以无传”。
     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时二千石的郡守,官俸为每月120斛谷,魏晋时期有所变动,但相差不大。按1斛米需要1.5斛谷计算,千斛米只相当于一位郡守一年的官俸(一般官员们的灰色收入总是远多于官俸的)。再联想一下鲁肃和周瑜一见投缘,挥手就以三千斛米相赠,而且那时还是兵荒马乱粮食匮乏时期,由此可知,陈寿在太平时期所索取的千斛米,并非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真有索米之事,我倒觉得,这是个挺合适的出价,呵呵,一笑。
     替“陈寿求米”辩诬的人已经有很多了,大致有两个主要理由,其一是丁仪、丁廙本就没有资格入国史,例如清学者潘眉在《三国志考证》里说:“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不得立传明矣”。但我觉得这是不足为凭的,以丁家和曹操的亲密关系,丁仪、丁廙曾介入曹家立储之争,而且二丁并有文名,起码可以归入“可记可不记”之列,而“可记可不记”,正好可以成为索贿的缘由。大致在兴平末(195年底),丁冲丁幼阳(丁仪、丁廙之父)写信鼓动曹操来迎汉献帝并且为内应,应该不算一件小事了,但《三国志》没有记载,我们现在能得知此事全靠裴注《魏略》。丁冲和曹操是年青时候的密友,关系近到了甚至同床眠卧的地步,但《三国志》中根本看不见丁冲的影子,我们现在知道此事还得靠曹操自己写的《追称丁幼阳令》。另外方诗铭先生曾考证出东晋袁宏《后汉记》中曾经有两处记载丁冲为曹操立功并接受封赏之事(详见《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方诗铭先生的《曹操与“白波贼”对东汉政权的争夺》一文),但在陈寿的《三国志》中依然未见分毫记载。所以,丁冲、丁仪、丁廙有没有资格入国史,还在两说,而陈寿不待见丁家,倒是已经查有实据了。
     其二是《三国志——曹植传》记载“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于是陶懋炳先生就雄赳赳地说:“丁仪之子不存,陈寿米将谁求?索米之说,不攻自倒”。拜托,我们现在是在考察陈寿是否索米,换言之陈寿现在是“犯罪嫌疑人”,拿“犯罪嫌疑人”的话来判定“犯罪嫌疑人”无罪,亏衮衮诸公想得出来。《魏略》对于曹丕杀丁仪之事是这么记载的:“(曹丕)太子立,欲治(丁)仪罪,转仪为右刺奸掾,欲仪自裁而仪不能。乃对中领军夏侯尚叩头求哀,尚为涕泣而不能救。后遂因职事收付狱,杀之”。
     仔细探查《魏略》中的记载,就会发现曹丕让丁仪绝后的事(和谐)件很难成立。“右刺奸掾”,相当于“纪检委副书记”,在“刺奸”之任上,是最容易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的。因为你光自己洁身自好是没用的,该归你所“刺奸”的部门出了差错而你未能及时查纠,照样可以判你“刺奸”者同罪。所以曹丕让丁仪当右刺奸掾,摆明了就是暗示丁仪,趁早自杀,免得老子出手。而丁仪心存侥幸,向曹丕的铁哥们夏侯尚(“文帝与之亲友,为布衣之交”)磕头哀告,希望夏侯尚能替自己说情免死。但夏侯尚最终也未能帮上他,丁仪最后还是因为在右刺奸掾任上有失职之事(百分百莫须有),入狱被杀。如果非要诛及子孙,那是得造反或大逆不道等超重罪名的,如果早就有这类合适罪名,曹丕犯不着又是“转仪为右刺奸掾”又是“欲仪自裁”。而丁仪在右刺奸掾任上,肯定是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不会有大破绽的。另外作为丁仪好友的夏侯尚,纵使不能救丁仪之命,保全丁仪家小应该还是能做到。所以按《魏略》中的记载,不但丝毫不见“并其男口”的影子,而且丁仪被加以的罪名(“因职事收付狱”),也完全达不到诛及子孙的标准。因此,陈寿“并其男口”的记载,不但无法给他辩诬,反而会给他添恶,因为看起来陈寿不止是“索米作佳传”,而且在索米被拒后甚至污人绝后,“上士杀人以笔”,古人不余欺也。  

    如果只是孤证对孤证的话,我也会倾向于《魏略》中的记载,因为鱼豢叙述地更详细更合理,何况《魏略》所载,远非孤证。
     梁《昭明文选》中唐李善注引《丁仪妻寡妇赋》曰:“含惨悴其何诉,抱弱子以自慰”。既然“弱子”尚存,何来绝后之说?
     前文提到的《语林》所载“陈寿将为国志,谓丁梁州曰:‘若可觅千斛米见借,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米,遂以无传”,遍查三国各类史料,勉强有资格入国史但《三国志》未作传并且姓丁的,只有丁冲、丁仪一家,所以这位“丁梁州”自然就该是丁仪后人。
     有此数证,足够证明在此事上鱼豢记载得准确详实,而陈寿却在弄笔杀人。我们再回头仔细揣摩一下陈寿的原文“并其男口”,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并不一定就是诛及子孙使其绝后的意思。如果丁家除丁仪、丁廙外还有几个成年男子如堂兄表弟之类也牵连于丁仪之案中被杀,同样可以被表述为“并其男口”。陈寿在这里故意用模棱两可的言辞来叙述丁家遭难之事,明了内情的也难以深责,不明内情的则会误以为丁家绝后了。陈寿在此事上的表演,更可证明陈寿和丁家的确是有些宿怨的。
    其实关于“陈寿求米”之事,《语林》中的原始记载更合理些,因为那里分明只是“借米”,但到《晋书》里“见借”就成了“见与”,“借米”成了“索米”。虽然从现有的资料看起来,“陈寿求米”之事十有八九发生过,但我并不认为陈寿在这件事上有多少过错。当时的《三国志》本就是陈寿做的私史,丁家本就属于“可记可不记”之列,为丁家作佳传顺带求些米,和替丁家先祖写墓志铭顺便拿些润笔并无多大区别,何况还只是很客气地“见借”呢。我只是觉得陈寿借米不遂之后“并其男口”之语有伤厚道,如果一定要替陈寿做辩护,那么大概是当时陈寿家里忽遇急难,需要大量粮食(例如给继母办丧事),于是找丁梁州借米并许诺为丁家作佳传,然而那位丁梁州不但不借米而且还轻慢羞辱了陈寿,于是陈寿怀恨在心,才会出此下策吧。

六、替司马氏作曲笔
     《三国志》中对魏晋易代之时的记载曲笔很多,对当时司马氏的篡权行为多方回护,不敢秉笔直书,例如在前文所提到的司马师废曹芳之事中就可见一斑。这类例子在《三国志》中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关于此事,原因大致有三,其一自然是为了避祸,以当时的政治环境而论,无可指责。其二则是因为陈寿写《三国志》多少还是含了些名利之心,你看他既把《三国志》给司空张华看,又给同僚范頵看,还给竞争对手夏侯湛看,分明是希望《三国志》尽快流传于世。正因为如此,所以他难以像鱼豢、王粲那样傲然直笔。其三则是因为陈寿的主要参考书是官史《魏书》,《魏书》的作者是魏侍中王沈,就是这位王沈,因为受高贵乡公曹髦信任,曹髦决定和司马昭拼个鱼死网破之时,提前把计划告诉了王沈,趁着曹髦去禀告太后的时候,王沈“奔走告文王,文王为之备”。自然,当此关乎身家性命合门百口之际,我也不想对王沈的行为妄加评判,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都没正在饿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饭,正在穷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钱,正在旺盛时遇见异性,而且很美的。所以,大话不宜讲得太早,否则,倘有记性,将来想到时会脸红”。但至少,这位王沈所编纂的《魏书》,价值可想而知,《史通——古今正史》就评价说“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陈寿参考《魏书》,自然也不免近墨者黑,很多对司马氏的回护,估计都是直接从《魏书》中抄来的。
     综合上面的分析,“因私怨毁诸葛”纯属子虚乌有。“借米作佳传”虽然很可能发生过,但和写墓志铭拿些润笔类似,不该受指责,倒是相关联的“并其男口”事件,显得史德有亏。“替司马氏作曲笔”则是当时险恶政治环境下的产物,不必责之过深,但陈寿不能象鱼豢、王粲那样宁默于当世也不伪于后人,史品有所欠缺。
     所以,刘知几骂陈寿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太过头了,陈寿虽然算不上君子,但绝对不像刘知几所形容地那么不堪的。

七、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
     裴松之在给宋文帝的《上三国志注表》中评价《三国志》“铨叙可观、事多审正”,但“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我觉得这个评价很中肯。“铨叙可观、事多审正”我就不举例说明了,《三国志》能跻身前四史并流传至今,已经足够证明它的价值了,我详细阐述一下《三国志》是如何“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的,免得《三国志》的正史光环过于绚丽,以至于迷乱了爱好者的眼睛。
    陈寿在《三国志》中的记事,经常是只有事件而没有发生时间的,有时间也常常只是或“年”或“月”,极少精确到日。作为国史,我觉得如此记载很不够格,常有人替他辩解说简略精炼正是陈寿的写作特点,我要指出的是,并非陈寿喜欢简略精炼,而经常是他的确不知道而已。
     吕布杀董卓,是汉末的超级大事吧,可陈寿仍然只是把事件发生时间记为“四月”,还记载说“卓死后六旬,布亦败”,似乎精确了些,但对照《英雄记》所载“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杀卓,六月一日败走”,原来连四旬都没有,陈寿平白无故加上了二十多天。我估计陈寿只是大致知道董卓四月死而吕布六月走而已,所以他掐指一算,大概两个月,于是“六旬”就出来了。
     孙坚作为吴国先祖,一代豪雄,他和刘表相攻,死于襄阳城外,陈寿给出的死亡时间是“初平三年”,而《英雄记》给出的死亡时间是“初平四年正月七日”,谁优谁劣,一目了然。王粲当时正在荆州刘表处,算是事件亲历者,他的记载当然远比陈寿详实准确。(此事之考证,详见拙作《孙坚的死期和死因》)
     孙权母亲吴夫人,《三国志》记载死于“建安七年”,但晋人虞喜《志林》记载“按会稽贡举簿,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阙,无举者,云府君遭忧,此则吴后以十二年薨也。八年九年皆有贡举,斯甚分明”。当时孙权是会稽太守,《志林》给出的证据很有力,所以我没法相信《三国志》对吴夫人死期的记载。
     赵云的死期,《三国志》记载为“建兴七年”,但建兴六年末诸葛亮作《后出师表》中就提到了赵云之死,东吴诸葛恪锐意北伐时提到了叔叔诸葛亮的《后出师表》,由此可见《后出师表》并非伪作。那么自然又是陈寿的记载出了问题,我估计是因为赵云建兴六年末在军中病逝,扶丧回成都还要一些时间,所以蜀汉给赵云治丧的时间到了建兴七年初,而陈寿不作详察,把治丧时间当成了病逝时间。(此事之考证,详见拙作《后出师表真伪辨考》)
     《三国志——曹操传》记载“建安元年……吕布袭刘备,取下邳,备来奔”,似乎刘备建安元年就亲自投奔了曹操。但依据《三国志——刘备传》以及裴注《英雄记》,“先主败走归曹公”其实是在“建安三年”,建安元年刘备只是接受过曹操的表封。仔细探查一下关于此事的相关史料,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建安元年刘备被吕布抢走了徐州大部分地盘,想找个靠山,此时曹操和吕布正是死对头,所以刘备派使者向曹操表示投靠,曹操也表封刘备以示笼络。这事应该表述为“备遣使来降”,但王沈《魏书》夸大其词为“备来奔”,陈寿不察而照抄,结果弄得同一本《三国志》而前后矛盾。有一点读者必须明白,如果不是到了建安三年刘备实在山穷水尽的地步,他是不可能亲自投靠曾经的对头曹操而被人捏在手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
     据《昭明文选》所载《曹操与孙权书》,曹操希望孙权“内取子布,外击刘备”,把张昭放到和刘备相当的被曹操切齿痛恨的地步。但我们察看《三国志》中所有关于张昭的记载,丝毫未见张昭和曹操作对的痕迹,只感觉张昭是个临难而惧的“降曹派”,他为何被曹操切齿痛恨等于刘备的原因,已经被陈寿“略”掉了。
     《三国志——张翼传》记载:“(姜)维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经众死于洮水者以万计。(张)翼曰:‘可止矣,不宜复进,进或毁此大功’。维大怒,曰:‘为蛇画足’”。我原来一直想不明白姜维斥责张翼“为蛇画足”是什么意思,许久之后才想通了,张翼的话是被删减过的,他开头肯定大大地颂扬了一番姜维此战的优异表现,最后才劝姜维见好就收的,所以姜维才会有“为蛇画足”之语,意思是你张翼前面的话都说得很好啊,最后这句可是画蛇添足了。张翼前面那些客套的赞扬话自然该删,但起码要加上一句说明“翼盛赞其功”,然后才开始劝诫姜维吧,否则如此“略”得读者很难理解啊。  

八、还原一个真实的陈寿以及《三国志》
     上文指摘了许多《三国志》的错漏之处,但这并不代表我和刘知几一样痛恨陈寿,看轻《三国志》。给人挑错总是容易的,真要自己动手写起来,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那时的各类条件,远逊于今日,没有稿费,没有秘书,没有谷歌百度,没有复制粘贴,独自完成两百余万字的巨著,这份毅力和辛劳,就足够我肃然起敬了。那些错漏之处溶于两百余万字中,实在也算正常,不值得痛恨。我倒是很不满某些历史爱好者研究者,当我提及一些《三国志》错漏之处时,他们不是就事论事地来探讨,而是以“有这事,陈寿会不记载吗?你比正史还牛啊?”之类言辞来不屑一顾。所以我才特意撰此文告诉读者,有一些事,陈寿因为资料的缺乏以及自身史才、史德的某些缺陷,他的确会不记、误记甚至有意歪曲的。
     陈寿,良史可称,迁固之比稍逊;小人有迹,记言奸贼过情。我觉得他和我们时下的许多文人类似,不算志性高洁的君子,也并非品行龌龊的小人,他有点趋炎附势,也有点追名逐利,还有点懒惰有点糊涂,但我们扪心自问,当今之世没有这些毛病的又有几人?能给后人留下一本两百余万字的历史巨著,让当年的英雄豪杰基本上能鲜活地重现在我们面前,这份功业,几人能够?
    《三国志》,与同时代的其他史书相比,记述比较全面,文笔非常精炼,可信度也较高。《魏略》偏重于魏国历史,且被认为繁复寡要,《英雄记》偏重于大人物,且只能记载到建安中,所以最终《三国志》成为国史蓝本非常正常。裴松之加注后,裴注《三国志》成为前四史之一也就众望所归了。当然,裴注《三国志》中仍有一些错漏之处值得我们去指摘和补充,这自然就是我们这些后人的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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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三国时期的特种部队

1.丹阳兵
   

    这是陶谦的老本,他自己就是丹阳人,作为徐州的老军阀,陶手中虽然没有好的战将,但是握有一支精锐的“丹阳兵”,因此也可以对抗曹操这样的大鳄。“丹阳山险,民多果劲,好武习战,高尚气力,精兵之地”,刘备增援陶谦的时候,陶谦赠送了数千丹阳兵给刘备。后来随着刘备转战千里的部队,就是这支精兵。其余的丹阳兵则在曹豹指挥下诱发了吕布夺徐州的战争,估计后来吕布的部下中不乏丹阳勇士。但是显然还有少许残留在当地的丹阳兵,他们成为好生食鱼鳖的广陵太守陈元龙部下,就是这点儿丹阳兵,后来竟然击退了小霸王孙策的渡江攻击!从刘,吕与曹操的激烈战斗看,我的感觉丹阳兵属于东夷孓遗,基本就是一支廓尔喀部队,能征惯战,吃苦耐劳,有项羽子弟兵之风。


2.陷阵营
   

    陷阵营是一支独特的部队,人数不多,但作战极为勇猛,它的指挥官是吕布手下的大将高顺。人称高顺“所将七百余兵,号为千人,铠甲具皆精练齐整,每所攻击无不破者,名为陷阵营”,说到陷阵营就不得不说说它的主帅高顺,顺为人“清白有威严,不饮酒,不受馈遗。”,以忠诚闻名,吕布被平灭之后,一言不发而引颈受戮,这在反复无常的吕布阵营中颇为罕见,曹操对吕布手下无法劝降而杀的也只有他一人(陈宫是因为深知曹操底细,不能不杀)吕布的确没有帅才,对高顺不能很好使用,但深知陷阵营的战斗力,故此“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从郝萌反后,更疏顺。以魏续有外内之亲,悉夺顺所将兵以与续。及当攻战,故令顺将续所领兵,顺亦终无恨意”。吕布的悲剧,也是这支精兵的悲剧。


3.白耳兵
   

    白耳兵,是刘备的亲军卫队,刘备既然是个老革(老兵痞的意思),他身边的白耳兵自然也是深经战争的惊涛骇浪。值得一提的是白耳兵的指挥官陈到,陈到,字叔至,汝南人,随刘备身经百战蜀国建立后封亭侯,征西将军,协助李严镇守白帝,《三国志》称“征南(赵云)厚重,征西忠克,统时选士,猛将之列”。夷陵蜀军战败,陈到与傅彤断后,傅彤战死,陈到率白耳兵数百,几百杆枪就挡住了吴军的狂追,白耳兵战斗力可见一斑。这位蜀国猛将在《三国演义》里面居然连名字都没有,实在奇怪,因为他本来是刘备帐下仅次于赵云的悍将,这可能是因为罗贯中给蜀国写出的猛将之多已经大大超过了史实,只好委屈陈到了,另外陈到在历史上“名位常并赵云,俱以忠勇之将称”,有了一个赵云已经够典型,罗贯中可能在构思的时候将二人合并了,于是演义中陈到的威猛只好在赵云的影子里闪现了。


4.白马义从
   

    沮授为监军,白绍:“瓒好白马,屡乘以破虏,虏呼为‘白马将军’。故选精锐三千,尽乘白马,号‘白马义从’,以实禁卫也。” 在三国的征战中,“白马义从”只是一颗流星,它是公孙瓒的精锐骑兵部队,可惜,只经过短暂的辉煌,就在界桥战役中被袁绍的大将鞠义歼灭了。公孙瓒是在和北方少数民族的作战中以勇猛豪迈而成名的,他善使双头铁矛,《后汉书》曰:“瓒常与善射之士数十人,皆乘白马,以为左右翼,自号“白马义从”。乌桓更相告语,避白马长史。“,白马义从后扩充成相当规模的部队,一时威震塞外,乌桓“乃画作瓒形,驰马射之,中者辄呼万岁,虏自此之后,遂远窜塞外。”。可惜,界桥之战公孙瓒碰上了他一生的克星鞠义,白马义从就此一蹶不振。“。…瓒见其兵少,便放骑欲陵蹈之。义兵皆伏盾下不动,未至数十步,乃同时俱起,扬尘大叫,直前冲突,强弩雨发,所中必倒,临陈斩瓒所署冀州剌史严纲甲首千余级。瓒军败绩,步骑奔走,不复还营。”这是一个典型的用弓弩击破骑兵的战例。值得一提的是有资料提到赵云原是白马义从之一,也算给这支精兵保留了种子。顺便说一句,《英雄传》记载,袁绍听到白马义从,有这样一段对话 -- 绍笑曰:“彼有‘白马义从’,某有‘大戟士’,安惧哉?”呼郃:“隽乂,盍为吾破之!”郃自张望不言。 那么,张颌的大戟士,是不是袁绍军中的又一支精兵呢?


5.无当飞军
   

    所谓无当飞军,是诸葛亮在征服南中后,利用当地少数民族兵源,建立的蜀汉劲旅,和刘备传统的王牌军——白耳兵,以及西凉马氏军团鼎足而三,一时瑜亮。这支军队富有特色,从部队性质上说,给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类似于法国的外籍军团,是一支职业雇佣军。 蜀汉政权原来就曾经使用过三苗后裔的武陵蛮(从河南南迁,和西南夷不是一个体系)雇佣军,在伐吴战争中大显身手,连猛将甘宁都死于这些蛮族手中。七擒孟获——当然只是一个象征——的战争中,诸葛亮更充分认识到了南中少数民族的英勇善战。这并不奇怪,历史上,农耕民族普遍缺乏果毅精神,而游牧,渔猎民族则往往好勇斗狠。

    随着南中战争结束,恢复和平,这些剽悍的战士便陷于失业,把这样的力量留在南方,无疑是社会极大的不稳定因素。看看台湾在抗战后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带头闹事的就是从原日军中复员的台湾籍高砂部队成员。为此,诸葛亮对此实施了一箭双雕的有利政策,就是征召少数民族战士加入蜀国政府军,而经费问题,就由当地地方豪强解决。<华阳国志>记载亮以夷多刚狠,不宾大姓豪强,乃勒令出金帛,聘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栾世袭官。于是夷人贪货物,以兼服属于汉,成夷汉部曲,从而在当地建立带有以夷制夷性质的地方军队,当地豪强得到社会地位,遂安于蜀汉统治,出金暮兵,使少数民族得到实惠,缓和了民族矛盾。同时,这些当地失业军人变成了政府军,如同在企业中得到了股份,成为少数民族中具备向心力的核心。其组成的军队熟悉民俗,较少激发问题。后来张嶷,马忠等弹压叛乱,夷汉部曲都是主力。 如此好处,自然不能让地方独享。同时,也为了彻底避免南方割据势力死灰复燃,在诸葛亮主持下,蜀国不惜本钱,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这就是无当飞军的来历。这支军队的成员到达蜀郡以后,就成为蜀国的军户,世代为蜀国当兵为生,成为职业军人。时成都和南中的繁华不可同日而语,南中夷族素重勇士,故每有空缺,南人必奔走而告,刺血踊跃,以此为荣。让人想起英国军队在尼泊尔招募廓尔喀营雇佣军的场面。当然,当时南方人口不多,徉柯郡两万户,建宁郡万户,朱提郡八千户,兴古郡四万户,一下子调走一万户能征惯战的世家,对当地割据势力可以算是釜底抽薪。 无当飞军是何等形象呢? 他们皆身披铁甲,能翻山越岭。,善于使用弓弩和毒箭,尤其精于防守作战。因为是举家迁移,所以俗以蛮姑为舞,皆团牌辟(披)发,号啸而进。<三国演义>在七擒孟获中,把这支还没有诞生的精兵配给了当地豪帅,银冶洞洞主杨锋,固然是无稽之谈,但大体形象没有错的。如此奇装异服,风俗独特的军队进驻蜀都,肯定也带来不小的文化冲突,至少广大士族阶层一定是又好奇,又担心。为了能够给这些剽悍的战士以良好的管理,蜀汉委任治军严谨的魏国降将,巴西人(也可能是徐州沛人)王平为该军团第一任司令官。王平,字子均,识字不满十,与士卒同甘共苦,而生性谨严,训练苛刻,很少说话。这样一位既能服众,又严厉而带点儿阴沉的将军,实在是雇佣军太合适的指挥官人选了。 飞军不愧南中勇士的威名,英勇善战,在蜀汉的历次战争中都有着出色的表现。 一出祁山,配属马谡部战张颌于街亭——本来大概也因为马谡熟悉南中情况,希望他能够充分发挥这支军队的特点。。--因为马谡的失误而全军溃败,打断后的正是王平率领的飞军,一面死战,一面击鼓迷惑敌军,成功的掩护其他各部撤离战场,自己也全身而退,算是小试锋芒。 建兴九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令王平以副师屯南围,自设计围司马彝于祁山。司马懿抵挡不住,索性施展围魏救赵的招数,派张颌领主力大军攻打王平孤军。尽管当时王平所部无当飞军只有三千,只有魏军的二十分之一,但这些廓尔喀营式的勇士个个誓死如归,拼死抵抗,箭如飞蝗,张颌猛攻不下,司马彝的大营却已经被诸葛亮的大军攻破了。魏军退却,无当飞军却发挥山地兵团的特点,冲出营地,反击魏军后卫,前后夹攻,魏军大溃,损甲首数千。蜀国能在和司马懿第一次对阵时,取得相当优势,无当飞军死战曹魏猛将张颌的军团,居功厥伟。 无当飞军由于山地作战的特点,常被用于讨伐叛乱少数民族。延熙三年(公元240年),汉嘉(今四川雅安北)蛮反,蜀汉出动向宠的宿卫兵代替其前去征讨,装备不可谓不精良,结果这位性行淑均的名将却死在了少数民族叛军手中,还是无当飞军从前线调回,才控制了局面。那应该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飞军了。 无当飞军的最后也极为悲壮,那是姜维九伐中原中的第八次,为了掩护主帅退却,5000飞军和末任司令官张嶷进行了最后一战,全军战死,史载杀敌辈之。以后,虽然还有飞军之名,并且在防守阳平关等战斗中有所表现,无当飞军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复存在了。 最后补充一点,如果从血统上说,实际上飞军的成员包括两部分,南中夷族和青羌,前者包括叟,笮,炯,百璞等民族,后来成为彝族,布朗族等云南少数民族,精于射术,后者为氐羌和冉驰,自古有修筑碉楼的习惯,《华阳国志》记载了这些住在石碉中的民族夏秋如何入蜀为佣,打水井砌河堰,出售花椒苹果农副产品,冬春返回故里避寒的情形,石碉楼,记录了青羌的历史,也展示了他们善于守御的特点。


6.先登死士


    “绍令麹义以八百兵为先登,强弩千张夹承之,绍自以步兵数万结阵於后。义久在凉州,晓习羌斗,兵皆骁锐。” 界桥之战,这八百“先登”在袁绍大将麹义(不要看不起被演义忽视的他,他在前期的表现比所谓的“河间四将”还抢眼,后来因为居功自傲,被袁绍杀死)率领下竟然击败公孙瓒的“万余”骑,其中还包括精锐的“白马义从”! “瓒见其兵少,便放骑欲陵陷之。义兵皆伏楯下不动,未至数十步,乃同时俱起,扬尘大叫,直前冲突,强弩雷发,所中必倒”,史书中写很明白,这八百人“晓习羌斗”,也就是熟悉“骑斗”,在公孙瓒骑兵冲来时他们躲在“楯下”,“未至数十步”时一起冲出,用千张“强弩”射垮了公孙瓒纵横北地的“控弦”。 汉武帝时,李广之孙李陵率部卒五千,“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深入匈奴腹地,与相当于自己十六倍的匈奴主力骑兵相遇,结果他们硬生生坚持了十天,转战千里,杀敌数万!但最后李陵箭尽被擒,被俘前他曾说:给我的士兵每人三支箭,我们就可以坚持到汉朝边境。可惜他们一只箭也没有了!据说他们一共射出五十万支箭!!!!!从中可见“强弩”对缺少重甲的“控弦”的杀伤力可以用“恐怖”来形容。 附带说一下曾经被袁绍寄予厚望的张合“大戟士”面对被麹义击败的2千骑兵时,根本没有还手之力,最后还是麹义来救了袁绍 。

    麹义先登——轻骑兵的克星。


7.西凉铁骑。


    为什么马超的可以以一州之地对抗曹魏全国?这就是“西凉铁骑”的威力。“超军中多高鼻深目者”,其实马超的部队中是有罗马西来的军人,大量吸取了罗马军阵的优点。“马超军队和董卓军队的区别,在于董卓军队受到匈奴等游牧民族军队的影响较大,注重骑兵和机动”。 标枪,希腊密集军阵,重装盾牌,以及军队编制和战法上,和古罗马十分接近。葭萌之战,连见多识广的刘备也对这种战术十分欣赏。后期蜀汉军队战斗力强的一个原因,就是诸葛亮吸取“西凉铁骑”的训练和严格纪律性。 其实他们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重装骑兵,所以它也有明显的缺点,就是对付不了“强弩”,曹操打败西凉兵主要是计谋,但和其战术也有关系,那就是筑城后,用强弩远射西凉兵,由于“西凉铁骑”只装备标枪,射程有限,所以十分被动。再有一个缺点就是机动力的不足,在和曹操精锐“虎骑”较量中处于下风,这和它的重型装备是分不开的。

    西凉铁骑——西方技术装备的精锐骑兵。


8.虎豹骑。
   

    “仁弟纯,初以仪郎参司空军事,督虎豹骑从围南皮。” “曹休字文烈,常从征伐,使领虎豹骑宿卫。” “ 曹真字子丹……太祖壮其鸷勇,使将虎豹骑。” 屡次出现“虎豹骑”,而且可以是曹操的“宿卫”,其统帅也都是曹氏宗族的杰出人物。那麽这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呢? “纯所督虎豹骑,皆天下骁锐,或从百人将补之 ”-----好可怕,“百人将”做虎豹骑的小卒>_<.“天下骁锐”名副其实。看看他的战绩。 “纯麾下骑斩谭首。”短短一句话,似乎没什么大不了,可你联系《三国志》的上下文就会明白这是多么艰难的一仗。我们可以看出这支部队的攻坚能力,和他打硬仗的能力(其实虎豹骑在史书中极少的几次露面几乎全是硬仗)。 “及北征三郡,纯部骑获单于蹹顿 ”。千里奔袭,攻之能克,机动力和战斗力可见一斑,要知道这蹹顿可是号称“冒顿”再世。 “从征荆州,追刘备于长坂,获其二女、辎重,收其散率。进降江陵”,可见演义中的追赶刘备那支“五千铁骑”在正史中就是虎豹骑。他们一昼夜行“三百里”,诸葛亮说是‘强弩之末”,结果刘备反而被杀得几乎全军覆没,要不是关羽及时赶到,恐怕历史就改写了。其天生的快速能力展露无遗,这是刘备没有想到,而尤其令刘备感到震惊的是,他们在如此急行军后还能有这么强的战斗力。 现代考古发掘出曹魏“豹骑都督印”,可见这支部队其实是虎,豹骑。 “又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陈,精光耀日,贼益震惧。”-------可见在对西凉铁骑的战斗中,虎豹骑也出战了。因为有后面这一句“乃纵虎骑夹击,大破之,斩成宜、李堪等。”,这五千铁甲就是虎豹骑(骑兵已经是难得,这样的精锐铁甲可以说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号)。能大破西凉铁骑一方面是曹军“轻装步兵”顽强的拖住了敌人,为“虎骑夹击”争取了时间,但根本上还是他强大的战斗力决定的。 在以后虎豹骑就销声匿迹了,个人估计他们是归入了曹公(曹操破马超后进封公爵“天子命公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近卫。后来极可能归入曹魏精锐五营:武卫、中垒、中坚、骁骑、游击。当然,最大可能是骁骑营。(许楮的虎士后来就是归入武卫营) 这支部队是先成立,后选帅:“太祖难其帅。纯以选为督,抚循甚得人心。”在曹纯死后,虎豹骑没有了统帅,太祖曰:“纯之比,何可复得!吾独不中督邪?”遂不选。可见曹操对这支“天下骁锐”窥视已久。

    虎豹骑——三国真正的王牌之师。


其他还有:

张辽麾下“八百死士”。“于是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飨将士,明日大战。平旦,辽被甲持朝,先登陷陈,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


曹仁的“骁骑 ”。“仁不应,遂被甲上马,将其麾下壮士数十骑出城。”


许褚的“虎卫”,“即日拜都尉,引入宿卫。诸从褚侠客,皆以为虎士。”


典韦的“近卫甲兵”,“太祖募陷陈,韦先占,将应募者数十人,皆重衣两铠,弃楯,但持长矛撩戟”


这几支虽为精锐,但只是“别部”,难称“军”,故不在列。


最后:

魏:“魏制略如东汉,南北军如故”,曹魏先后置武卫、中垒、中坚、骁骑、游击等新五营,归中领军统帅。这都是精锐部队。张合赶奔雍凉抵抗诸葛亮时,专门跑到洛阳提调南军五营,就是因为他们是魏军精锐。


蜀:无前、无当,二者同为一支精勇的队伍。飞军,以羌族的一支——青羌为主,分为五部。虎步,精勇的步兵队伍。虎骑,精勇的骑兵队伍,此外还有散骑、武骑等骑兵队。诸葛亮严格的训练和纪律性,以及连弩,精练钢刀的配备,八阵图的推广,使蜀汉军队整体实力大幅度提升。


吴: 羽林,是宫廷禁卫部队。虎骑,拱卫京城的骑兵部队。敢死、解烦、无难、马闲,都是精勇的冲锋队,多分左右两部,各以左部督和右部督领兵。五营、五校,各有五营兵,五营有五营督领兵,五校有五校督领兵。因为吴的兵制比较混乱,所以对这些吴国自诩的精锐部队不应估计过高。因为在一系列的战斗中他们也没有表现出精锐部队应有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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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三国军制及武器发展和演变

作者:逍遥子

一、三国军制
  
  谈三国的军事制度必然要先了解中外军制度和世兵制。
  
  曹魏是首先建立中外军制度的国家。其军队主要分中央军和地方军。中央军包括中军和外军;中军屯驻(防卫)京城,也叫禁军,外军屯驻(防卫)外地。中央军由都督统辖。地方军是守备各个州郡的军队,由各刺史郡太守统辖。孙吴和曹魏大致相同。
  
  蜀汉基本类似,但有明显的区别。蜀汉军队也基本分为中央军和地方军。地方军由刺史郡太守镇守州郡,这与孙吴和曹魏是相同的。主要是蜀汉的中央军划分更细。中央军分五军,既中军和外军。中军由护军将军统辖镇守成都(京城);外军共分前后左右四军,分别由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右将军统辖镇守在重要战略位置。
  
  东汉以募兵制为主,一旦入伍便长期为兵,成为职业军人。汉末连年大战,人口锐减,募兵制维持不下去。东汉末年以来,军阀的部属叛服无常,为防止官兵叛逃,常将将领甚至士兵的家属作为人质。士兵的家属被集中管理严加控制,形成了军户。军户被强制为父死子代、兄终弟及,世代为兵。曹魏实施世兵制,既某些家庭须世代为兵的制度。
  
  世兵制有利于奖励战功,但是弊端也不少。比如曹操实行军户和民户分离。军户既要打战又要耕作,还可被任意集体迁移。为保障兵源,曹操规定军户女子不得外嫁(只能嫁给军户)。可见军户地位卑微、劳役多、限制多。
  
  因为疆域和人口最小,蜀汉实行征兵制。世兵制虽然也有,但非主流。主要在部曲和少数民族中实行,作为征兵制的补充。蜀汉末期时,蜀国当时加载户籍的有28万户,计男女94万人口,而将士官吏有14万2千,平均二户就要负担一个官兵。老百姓的负担很大。
  
  孙吴士卒家属一般跟随军队,由将领安排住地集中控制。孙吴政权是由江南本地和南迁的大族所支持而建立,所以不得不给他们好处。因此形成了东吴特有的世袭领兵权。将军死
  后由儿子带领旧部属。军队变成私产,某些将领因此压榨士兵差使繁重劳役或派到外地赚钱。军户家庭不堪劳役、聚少离多,时有逃亡或反抗。吴国因士兵或百姓引起的内乱远远超过于魏、蜀两国,可见基层的不满很严重。
  
  
二、武器发展及演变
  
  1.格斗兵器:戟相当流行,长矛逐渐被重视
  三国时代很流行用戟。戟分长戟和短戟(手戟),见下例。
  例子:
  1.张辽被甲执戟,先登限阵???孙权大惊,以长戟自守。(三国志张辽传)
  2.魏猛将典韦好持大双戟与长刀。军中有语:帐下壮士有典君,提一双戟八十斤。(三国志典韦传)
  3. (董卓)拔手戟掷布(吕布) (三国志吕布传)
  4.布(吕布)言:诸君观布射戟小支 (三国志吕布传)
  5.李肃举戟直刺董卓前胸(柏阳版资治通鉴)
  6.有人告诉刘备说:「赵云已经向北逃走﹝义思就是降曹﹞」刘备把手戟掷过去,说:「赵云绝对不会拋弃我。」不久,赵云抱着刘禅归来。﹝柏阳版资治通鉴﹞
  7.﹝典﹞韦手持十余戟,大呼起,所抵无不应手倒者(三国志典韦传)
  由第3和第6项例子来看:董卓和刘备都是在极端愤怒下,拿兵器掷人。既然非常生气,必是随手拿起身旁兵器,而非特地挑选,可见手戟似乎成了三国时代武将随身配备的护身短兵器,再不然就是贴身侍卫的标准配备。第7项更加表现出戟﹝尤其是手戟﹞在战场上的妙用。典韦手拿十几根戟,点明了是用戟来掷人,而且应该是拿手戟。手戟﹝短戟﹞重心在前端的形状,就可明了戟比刀剑更适合用作投射武器。也就是说戟不但可以用来作近身防卫和攻击,也非常适合在中程距离杀敌。尤其是像典韦这种大力士,戟就成了恐怖的投射杀人武器。我想这就是三国时代的武将对戟这么捧场的原因吧。
  
  长矛展露锋芒
  长矛展露锋芒,使用者比前朝还多,尤其是北疆地带。(至西晋胡人大量入华后,长矛变成骑兵武器主流,因为鲜卑民族多用长矛,骑兵冲刺时用矛最方便)。东汉末年常年动乱,人口大减,曹操等北方武将就征用了相当多的匈奴、鲜卑等北方民族作战,也使长矛有经常表现的机会。
  例子:
  1.曹操欲西征,议者多言:关西兵强,习长矛,非精选前锋不可以挡也。(三国志武帝纪魏书注)
  2.张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 (三国志张飞传)
  3.公孙瓒出塞遇鲜卑骑兵,乃自持矛,两头施刃,持出刺敌杀伤数十人。 (三国志公孙瓒传)
  
  用钢铁制钢兵器
  三国时代承袭汉代钢铁技术,用将生熟铁合炼而得钢,因生产技术简单,使钢铁兵器产能大为提高。制成的钢铁兵器也常出现。
  
  2.远射兵器
  弓与弩有很大发展,特别是弩(用机关发射箭的弓,威力和射程远胜过一般弓)
  原因:三国时代骑兵大量被使用,弓弩是步兵用来对付骑兵的主要兵器。特别频繁的水战(主要是魏和吴),也是原因“大江之上以弓箭为先”(最好用)。
  例子:
  1. 魏晋时期有用脚踏张之弩﹝必须用脚抵住才能拉弦定位,可见威力相当惊人﹞。
  2. 诸葛亮曾制造出连弩:具有简单自弹性能,
  
  拋石装置
  曹操在官渡之战使用一种拋石车,因拋石时声音很大,所以命名为“霹雳车”。为史书中最早有记载的拋石装置(资治通鉴:袁绍在营中堆土成山,建立高楼,向曹营射箭???曹操建霹雳车,用巨石攻高楼,一一摧毁)。其原理是利用杠杆原理拋石来攻击敌方城池或
  城防设施和人员。南北朝后期发展成一种舰用水上拍竿。隋灭陈的荆门水战中,隋舰在前后左右装有六座巨大的拍竿,高可达五十尺,击沉陈军战舰十余艘,威力惊人。
  
  
  3.骑兵
  1.三国时代骑兵已大量被使用。北方人习马,曹操娴熟的骑兵部队常成为吴、蜀两国的恶梦。不过三国时并未成熟发展出重骑兵﹝重骑兵定义:马匹和骑士皆披覆铠甲﹞,当时虽
  有少数重骑兵但不多,一直到南北朝时,才被普遍使用。
  2.东汉时已有精美的马鞍,三国时代并没有发现马蹬(双脚可踏的环状金属可保持平衡、控制马匹,在行进中双手更容易挥使长兵器)的证据。目前最早考古证据在西晋末东晋初。﹝
  我们也不能说三国时代没有马蹬,只是考古上无法证明。顺便一提:大陆拍的三国演义电视剧在考据上很严谨,剧中的马匹就经常配备马蹬,这个观察也只是提供给各位参考﹞
  
  4.水军(孙吴和西晋表现最为杰出)

  孙吴
  孙吴大海船,大者长20余丈、高出水面2、3丈,能载6、7百人,可载货万斛。
  1.公元230年,孙权派遣卫温、诸葛直率甲兵万人的舰队到达夷州,掳千人而还(学者认为夷州是台湾。因为能抓到千余岛民的岛必定不小,地理位置又最近孙吴势力。柏杨先生认为夷州是琉球群岛。)历史课本将此事件定义为经营台湾的开始。
  2.公元233年,将军贺达率船队沿海北上,到达辽东。
  3.公元242年,派陆凯发兵三万讨珠崖、儋耳(两地皆在海南岛。公元前111年,西汉武帝占领海南岛。公元前46年放弃。至公元242年,孙吴再次进入 )
  
  西晋
  西晋在征吴时用的大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骑马往来……舟棹之胜,自古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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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专题之故国神游 :

三国十大传奇

第十位:血战宛城


    小学时候会背: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七黄八夏九姜维,后面还有一大堆。这就是我最早接触的三国武力排行。典韦是其中最奇怪的一个,当时非常纳闷这家伙没什么经典战例,跟谁都没怎么打过排名怎么这么高。看看排名靠前的,吕布,谁都知道最厉害,当之无愧的第一,赵云,超级偶像派武将(幸亏那时没有F4),排名比他低的关羽马超,一个是武圣,一个逮谁跟谁掐还没输过,怎么就让典韦这厮占了这么高的位置。


  后来听袁阔成的评书,典韦在宛城为曹操泡妞护驾,张绣欲夜袭曹操又忌惮典韦,于是派人偷了他的双戟。夜袭时典韦断后,因没有趁手兵器随便捡了两把单刀,刀砍的卷刃了又抓了两个死人来抡,最后力战而亡。那时候文艺作品还没有这么多违规内容暴力的说,典韦于是很容易地凭借他的凶悍确立了他的偶像位置,从此一吕二赵三典韦念的更加理直气壮,平时拼棍时偶尔也用用双戟了。


  后来看了三国演义,发现宛城一战与评书的说法大体相同。典韦在曹军中的地位与赵云类似,是曹操的警卫队长,救过曹操几次,也曾和许储打成平手,可对这些总不如宛城之战那样印象深刻。想起典韦,总是浑身是血独守辕门的形象。


  宛城让典韦一战成名。


第九位:六出祁山

    总觉得丞相只有一个,权利特大。去年看康熙大帝里面,上书房大臣都被称为某相,什么索相明相听着觉得挺别扭,感觉像是王总李总似的丞相大泛滥。想想也是,如果丞相都是只有一个,大权独揽,那谁还当皇上呀,这天下到底是丞相的还是皇上的呀。


  大概是因为奸相权臣被塑造的太多了,才会有这种丞相只有一个的印象。电视里权臣这东西可不是好玩的。对于皇上来说,好歹江山还是他们家的,得考虑子孙的皇位,不能太过为所欲为。


  对于权臣来说,可劲儿造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必然的选择方向,这就是所谓权利不被约束的结果。但在三国时代,偏偏有这么一个鲜明的例外,那就是大权独揽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丞相。我想,我的丞相只有一个的印象,大半也是来自于他的。


  诸葛亮跟随刘备打了半辈子江山,白帝城受托孤后继承先帝遗志,念念不忘北伐,六出祁山终于无功而亡。这些本身就已经非常传奇了,再加上老罗的偏心,这一段更显得神乎其神。


  我理解所谓传奇者,是一些人为的非常神奇的事情,跟神话传说不同。所以,在此我们摒弃关于诸葛丞相的一些装神弄鬼的事迹,来说说可信一些的事实。


  蜀国国力不强,但有险可守,励精图治、不以卵击石应该是比较明智的,大权在握的诸葛亮也大可当个几十年太平宰相。但诸葛亮为了实现对刘备的承诺,选择了置自己和万民于水火,企图凭一己之力北伐。在这样一个敌强我弱的前提下,就要求蜀方不能有一点点失误,就象我们后来看到的,任何不利都会导致蜀国退兵,因为他们的本钱实在太有限了。所以诸葛亮不听魏延的劝说,因为他知道,魏延的作法成功了,至多能加快出祁山的进程,失败则会直接导致退兵。


  诸葛亮并不是不懂得以正合,以奇胜的道理,但是他输不起,所以他必须保证不败,所以诸葛用兵一生谨慎,所以当他遇上司马懿这样旗鼓相当的对手时,不行险就是对方不涉险,不败就意味着不胜。偶然的败因因为丞相输不起屡屡成为必然,必败的命运成就了六出祁山的传奇。


第八位:赤壁之战

    曹军先采用压服策略,同时迅速组建了强大的水军,可以说尽占优势。唯一的失误在于没有考虑到周瑜全面反攻的可能,而周瑜抓住了对方的弱点,通过周密的布置,一举击溃曹军,奠定了自己的千古美名,纵有百气周瑜也不足以撼动。


   赤壁之战,论其知名度可谓千古一战。但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以弱胜强的战役不胜枚举,其中也有很多对中国当时局势的改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什么独有赤壁之战能得到这样的殊遇?苏轼一语道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是的,赤壁之战既是三国时期一场重要的战役,更是三国豪杰们一个最大的舞台。


  在赤壁,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敌进我退之类的战术思想,更有三国豪杰们为了各自的目标所做的努力和坚持。每一个战术步骤的实现,都是双方谋臣猛将殚精竭力的结果。在这个舞台上,周瑜,孙权,张昭,鲁肃,黄盖,甘宁,刘备,孔明,赵云,曹操,徐庶,庞统,甚至蒋干,茅介,于禁轮番出演,共同演绎了这一传奇。


  英雄们的传奇让人拍案,自然容易成为百姓的谈资,但赤壁的经典和传奇还不止这些,我认为,赤壁之战向我们比较真实的反映了一场战争的经过与得失。


  实际上,曹操在接受连环计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样做会为魏军带来什么弱点,但由于对周瑜全面反击的力度和时间严重估计不足,接受了这个建议。周瑜对火烧赤壁的准备则相当充分,有步骤的提高了部队的士气,又赶上蒋干和黄盖所起的作用,成功的实施了火计。火计最大最大限度的打击曹军的士气和决心,士气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吴军从而一鼓作气击溃了曹军。


  由于把握住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核心,又通过双方将领的行动表明了胜负的天平倾斜的过程,赤壁之战才成为了现在的经典。


第七位:长坂坡

    演义中有为数众多,让人津津乐道的单挑。光荣的三国志系列好像从3代开始吧,就有了单挑系统,而信长之野望系列做了有10代了,还从来没有单挑出现。可见单挑是三国的一个特点。但单挑的结果为什么能对战局产生这么大影响,既然能产生这么大影响,曹安民之流为什么还要去跟吕布单挑这类问题则非常令人费解。


  高中时我曾经对此有这么一个用来说服自己的解释:三国时士兵编制不正规,都是强制农民改编的,说投降就投降,说逃跑就逃跑,所以常有一战俘虏10万之众,所以兵们一看主将败了就跑。


  这个解释漏洞百出,现在我可以说的更客观一些:其实真正的单挑是不多见的。它通常只出现在象太史慈和孙策那种对骂之后,同阵营的武将练武时以及许储和马超的那样下了战书的情况。武将们之间的决斗其实常是在乱军之中发生,而不是两阵对圆之后。

    说了半天我就是要说,其实长坂坡赵云所做的,才是一个猛将(not 主将)的日常工作。可能老罗觉得骑着一匹大马在步兵中冲个来回并不是太困难,才多以单挑来刻画武将,直到长坂。


  冲一个来回不太困难,冲七个来回大概也就是比较困难,但如我们所知,赵云在这七个来回里是带着任务的,这个任务就是找到并与简雍等人对话,根据对话最终找到一个叫阿斗的过关条件,触发靡夫人跳井事件后与张飞对话才能过关。天幸赵云不用找我媳妇对话问路,否则肯定被我媳妇东南西北乱指一通,就有100条命也搁在长坂坡了。


  简雍、靡竺等虽然必是指路天才,这种大海捞针的任务也未免太过分了些。但赵云硬是完成了这样一个mission impossible,顺利的见到了张飞,八扇屏里张飞说:“有某家在此,料也无妨”,于是回头面对追兵扬起的滚滚烟尘,赵云于是居然也就放心的去见刘备了。曹军的83万人马,51员上将对兄弟二人来说似乎只是两个数字而已,是的,在赵云的骁勇,张飞的气概面前,他们不过是一个气势恢宏的布景。


第六位:关羽

    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注定成为一个传奇。作者为了成就这个传奇,为关羽做了许多特殊的安排。华雄出来,关羽上去就给砍了,等吕布出来的时候,却从来都是张飞上去挑。长坂坡摆明了是不胜之仗,关羽于是就去借兵去了,没赶上。所以所谓的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实在大谬,真正常胜的唯有关云长。那种叫什么鸟来得,没有腿,一出生就不停的飞,他落下的时候就是他死的时候。关羽也是这样,他上场就横扫一切,白衣渡江写的不是他的败,而是他的死。


  关于关羽的种种传奇这里也就不说了,我只提两点有趣的地方。


  1,曹操作为三国第一反派,死的实在是值。先是被武力第一的吕布拍了一下,拍出个隐患。最后被武力不知道比不比吕布差的武圣关羽吓了一下,引发了隐患致死。被两大高手联手灭掉,这也够传奇的。


  2,封五虎上将后,关羽脾气来了,说什么张飞吾弟也云云,意思是张赵马黄论实力没人能跟他并提,论关系勉强张赵马还凑合。诸葛亮看了后居然回信说君候威震华夏云云,意思是您说的确实是对,真是挺逗的。然后关羽还将诸葛亮的信遍示宾客,生怕别人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潜台词是关羽这么说话,蜀国没人会说个不字,人家就是这个范儿。


  我对关羽没有任何反面意见,对于白衣渡江的污点我也有站在他的立场的看法。但我想说,关2成为估计全世界香火最盛的神灵,证明华人一直在丧失忠义之心,这是我们的悲哀。可谁知道呢,祭神如神在,还望关老爷看在我给他排这么高的份上,保佑我发财,阿门。


第五位:曹操


    有个叫谢灵运的笨蛋,制造了才高八斗这么个成语,用以形容空有那么点急智和文采,却欠缺灵感的曹植。其实魏晋时期若论文采风流(“英雄割据久已矣 文采风流今尚存”杜甫的一首马屁诗,英雄割据、文采风流说的都是曹操),曹操是一流的。


  那句话怎么说来得,诗歌来源于生活。帝王将相,特别是帝王常擅长作诗,就是因为他们具备其他诗人很难得到的生活体验,其诗往往长于气势--连流氓刘邦都能写出大风歌。


  辛弃疾的“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极尽构思之巧,不但在辛词中独树一帜,在众多写愁的词中也显得非常出色。李煜却只一句平铺直叙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立时流传千古,令后世写愁的词作再无能出其右者。李煜凭借的就是一个亡国之君的先天优势:谁能比他愁呢?


  但曹操的诗作完全摆脱了帝王的窠臼,在他的作品中,看不到一丝暴发户的骄矜。 “对酒当戈 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 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可以看出,曹操的诗,完全是以一个诗人的态度来写的,抒发的是诗人曹操复杂的内心,而不是权相曹操的帝王情怀。


  其用典之巧也令人赞叹。宋代以前诗词中的用典常是诗人对前辈的敬礼,比如白居易的“远芳侵古道 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就比较典型,特别是汉代,诗作或从诗经(乐府),或从楚辞(赋),这种对前辈的敬礼与膜拜比比皆是。而曹操这里的“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但为君故 沉吟至今”用典不着痕迹,立意完全超越了前辈,可以说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演义中曹操在江北战船之上,手执短戈,吟出但为君故沉吟至今这个形象,是曹操极富传奇色彩的才华和人生的一个漂亮的缩影:仿佛置身事外,却又身在其中。


第四位:隆中对


    三国时期南阳系知识分子群体对自己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炒作。炒作的结果是曹操颇为所动,孙权不置可否,刘备心向往之。


  后来心怀天下的刘备排除万难见到了年轻的诸葛亮。此时的孔明先生与后来一生不行险的诸葛丞相并不一样,就像现在的年轻人突然得到重用一样,心情激动的他自然的产生了肝脑涂地以报君恩的想法(他后半生对此的坚持当然更不易)。


  可以想像,忐忑过去之后,君臣之间的寒暄是何等相见恨晚。我不倾向于认为三分天下形势图早有准备,我总试图认为,孔明以他的才情和青年人特有的大志在一瞬间提出了隆中对。有这种想法是因为隆中对中虽然有足够的理性成分,更多的却是理想主义色彩,主席的“指点江山”想必就是借此有感而发。


  鲁迅说三国把诸葛亮过于神话了,我觉得他说的对,如果老罗按照我的想像来描述君臣间的这次对话,诸葛亮的形象将鲜活的多,同时,也可爱无比,对,无比。


  不管怎么说,隆中对出现了,鱼和水相遇了(刘备的这个比方为刘备加分不少),君臣从此开始一步步的实现他们对天下的规划。隆中对,视天下英雄如无物,是刘备孔明的豪情。


第三位:百骑劫曹营


  传奇这个词大概属于现代语中和古文中意思大相径庭那种。古文中也有这么一个词,感觉意思重在“奇”,是以所谓唐人传奇多为神鬼妖狐,什么奇写什么。到了明清小说更常将历史上的人物搞得神乎其神,不足为信。


  所以与国外不同,我们的英雄虽也有丰功伟绩,却少有具体的传奇--比如林肯捡硬币那类,那种短而具体,传神而有力度的人生片断。


  百骑劫曹营多多少少有些象外国的故事。主人公甘宁可信又不可思议地创造了这个传奇。家里以前有那么一套三国的小人书,这个章节有那么几幅画,士兵个个头顶插根白色的羽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有一种想把百骑劫曹营排在第一的冲动,甘宁先验的向属下发放了羽毛,使这个传奇具有了直达人心的力量,堪称传奇中的传奇。


第二位:威震逍遥津

    张辽,有武勇,有将略,有忠义,有作说客的才能,是三国第一狂--关羽的好友。对逍遥津:


  王歆赞曰:曹魏多名将,而张辽为第一。从征柳城,格斩蹋顿;并镇合肥,突权麾下。以八百破十万众,贲育不过其勇也。合肥之战,胜不侥幸,乃得“急”、“裂”二字。急者,料敌于先,乘敌不备,破敌未合。权以重兵来犯,以为当者披靡,城守皆深沟高垒,不敢出应,是以惰将统骄卒。逆而击之,安得不破?裂者,募敢死士,以寡凌众,以强践弱,前指渠魁,立夺三军气也。


  设权杖槊当道,被矢不退,小大之势在,则辽必无功矣。不体天,不察地,不知我,不料敌,是权在合肥之谓也。辽既破贼,长屯居巢,以慑吴人,是魏武之能用人也。世多名将,鲜能终始,时移势易,胜负难以逆料。而“张辽虽病,不可当也”语,是真畏敌也。辽能全功,或端赖权之功耶?一笑。


  张辽这一段,我是当信史来看的。其中唯一不太可信的,就是“贼来乃发”这个曹操的锦囊妙计。不过,即使有这个锦囊,曹操也只是划定了这么一个以攻为守的方向,谁知张辽直接以突袭退敌,这样的结果恐怕是曹操也始料不及的。


  王歆说“辽能全功,或端赖权之功耶?一笑。”也只一笑而已。


  与赵云的冲阵相比,一个是劣中求胜,一个是败中求存,张辽占了上风。


  威震逍遥津是名将的传奇,壮哉文远,三国第一名将。


第一位:桃园三结义

    当然是桃园三结义。一个草编手工艺者,一个杀人犯,一个屠户,横向联合起来做什么合适呢?比较客观的说是人肉馅粽子(肉馅的粽子应该叫肉鸡吧),刘关张兄弟三人却心比天高,他们的理想是上报国家,下安黎庶。


   这段三国的阅读体验不同寻常,因为几乎没有人在读桃园三结义一段时不知道在这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先验的我们清楚从此天下将为三兄弟而变色,也明了这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的厚重。所以,即使这个桥段被碌碌无为的唱成“长矛?举 欧欧刀剑生辉 欧欧 看我弟兄 迎着风烟大步来”,也同样能令我们心潮澎湃。


  可以设想,此后的岁月里,刘关张兄弟每次回想起桃园结义之时,都会想提一坛好酒,将兄弟三人聚齐,共谋一醉,我甚至可以看到杯盏之间兄弟眼角的泪花。在漫长的戎马生涯中,他们越来越明白当初的承诺有多么沉重,也越来越感激上苍赐给他们这样的兄弟。


  桃园三结义是一个终结性的传奇,整个三国演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这个传奇的注脚。这个传奇也为人与人之间增加了一种新的关系,虽然两千年后有个叫古龙的说兄弟是用来出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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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十大神箭手
第十位:魏延
  如果评选蜀汉六虎将,魏延肯定是其中一个,可惜他名字中有个"魏"字,所以只能落榜。其实魏延实力不弱,特别是汉中一战,他一箭射去,使得曹丞相两颗洁白的门牙光荣下岗。不过考虑到魏延的目标应该是头,而非牙齿,这一箭多少有些偏失。


精准指数:5.5


第九位:张郃
  张郃在铜雀台上大演花样射箭,其难度系数和耍酷系数都要高于曹休等人,因此入选。可惜张郃英明一世,最后却被万箭穿心,有失神射手的风采。


精准指数:6


第八位:沙摩柯
  沙摩柯作为少数民族的优秀代表,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射死了东吴大将甘宁。而且是正中其头,这比起甘宁射乐进未死,张辽射黄盖之胸,丁奉射张辽之腰,马忠射黄忠回营才死来说,更有资格当选第八位。


精准指数:6.5


第七位:夏侯渊
  一块箭靶的红心本就不大,又插上了四支箭,但夏侯渊仍能夺射红心,足显其"妙才"之实力。精准的射法也是其在曹家众将中出类拔萃的原因之一。


精准指数:7


第六位:徐晃
  当夏侯渊也射中红心之,徐晃已无法再射了,不过公明兄IQ值也颇高,直接就奔着奖品去了。古人将“百步穿杨”作为神箭手的标准,徐晃无疑做到了这一点。


指数:7.5


第五位:赵云
  赵云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就拿诸葛亮借完东风就开溜时来说,被丁奉、徐盛赶上,结果赵云一箭射断帆索,得以脱身。足可见赵云箭法之准,另外赵云在后来也有几次施展箭法的机会。


精准指数:8


第四位:姜维
  在《演义》里,姜维就是诸葛亮的智慧+赵云的武艺的完美结合,但我一直没明白他为什么九次北伐都没有成功。单说他在有弓无箭的情况下仍能抓住郭淮射来的箭,反过来射死他。这足以证明姜维对箭的熟悉程度。


精准指数:8.5


第三位:太史慈
  太史慈一出场便匹马单弓射死数十黄巾余党,冲出北海之围。归顺孙策后又一箭将一校尉之手反钉在城楼之梁上,难度不小。


精准指数:9


第二位:吕布
  人们常提起吕布的赤兔马,方天画戟,但他的箭法也不容小视。辕门射戟曾使得袁术、刘备两家休战,可以说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抛开这些不论,单说这一箭也是十分精准的,更何况他还有着心理压力,毕竟如果射不中也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


精准指数:9.5


第一位:黄忠
  黄忠的箭法举世公认,但其真正施展的机会并不多,可是长沙一战足可见他的功底:一,打的是移动靶,因为赤兔马来回乱窜,想射中也不容易。二是可射的地方太少,万一射死了关羽,那刘备还不得炸了庙了?但黄忠这一箭不偏不正,正好射中关羽头上的红缨,也让他知难而退。这才是真正的“指哪打哪”。


精准指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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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十大精辟话

第十位:人中吕布,马人赤兔
  一共八个字却称赞了两件事物,足可见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而且朗朗上口,妇孺皆宜。后来关羽虽然也得到了赤兔,但也没听别人这么说过。


第九位:马氏五常,白眉最良
  老马家五个儿子,为大家熟知的只有马良,马谡哥俩。马良的确才华出众,为刘备坐稳西川出了不少力,可惜死得较早。马谡虽说智商较高,也一度取得诸葛亮的赏识,只可惜后来一步棋走错,丢了街亭。因此当人读起这一句话时,一则叹马良死得过早,二则叹马谡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第八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有人说《后出师表》不是诸葛亮写的,先不论是谁写的,这里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诸葛亮真实的写照,也是最能表现诸葛亮后期六出祁山无力回天时的心情,也成为现代人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


第七位:既生瑜,何生亮
  在《演义》里,周瑜是心胸狭窄,永不服输的代名词,也只有当他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时,才会由口及心地发出这样的感慨。只不过这句话过于自卑,长了诸葛志气,灭了自己威风。使得二人的形象在人们主中格式化了。


第六位:子龙一身都是胆也
  这是赵云迷们最津津乐道的评语,原因是在《演义》里赵云并不是作者重点描写的对象,但由于他每回出场都是英姿飒爽,攻无不克,能得到主子这么一句肯定,当然是高兴得找不到北了。不过也可以看出刘备没有知人之能:赵云跟了自己这么多年,到这时才知道他的胆识,平时只给他一些压粮运草,打扫战场,保护家属的杂活,真是埋没英雄。


第五位: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
  司马徽一向看好诸葛亮和庞统,曾经把诸葛亮比成姜尚,张良,所以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一点也不奇怪。二人倒也有些经天纬地的本事,因此这么说也不过份。奇怪的是刘备二人皆得,反倒不能安天下了,不能不引人思考。


第四位: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
  孙策当政时常常霸气有余而策略不足,想不到他倒还有些识人之能,前者信任太史慈回城招降众人,临死时还给孙权留下了这样的忠告,深刻看出了两人的处事风格。事实也验证了他的准确性,张昭主外事时主张投降曹操;周瑜主内事时把孙权的妹子糊里糊涂地嫁给了刘备。而二人各行其事时却做得近乎完美。


第三位:生子当如孙仲谋
  小时候看三国,很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倒底是在夸孙权还是在骂孙权。稍大了一点后才知道,曹操其实和孙权他爹孙坚是一辈的,这么说没什么不可以。另外曹操的主要意思是夸孙权能守住父兄基业,跟袁绍和刘表的那几个败家子不同。怪不得辛弃疾很是欣赏孙权,并在自己的词里引用了这句话。


第二位: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个人认为,在曹操说过的所有的话里面,这句话是最精辟的。难怪刘备会吓掉勺子,连苍天也打了个冷战,以为泄露了天机。其实曹操也就是这么一说,试探一下而已,后来又被刘备一糊弄,否定了自己有生以来说过的最正确的一句话。


第一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这一句话,不仅给曹操的一生定了性,也道出了曹操的能力,在治世是治国安邦之臣,在乱世则是独霸一方的军事首领。而曹操听到这话面露喜色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没有说他能成为皇帝,而他也不愿登基称帝,在史书上成为王莽、董卓一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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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十大倾国美女

第十位:吴氏

  这一位是寡妇。她是吴懿的妹妹,原先吴懿事刘璋的时候,她给刘璋做了儿媳。后来刘备打入成都,便把她拿来做了自己的老婆,这一招颇得曹丕的功夫。刘备称帝后,吴氏被册封为皇后。吴懿在蜀汉的官阶挺高,恐怕有国舅爷的这层关系罢。


第九位:步夫人
  孙权众多夫人之中最漂亮的一个,这个人最大的优点是不爱吃醋。她不但不与众粉黛争宠,反而经常介绍女孩子给孙权认识。孙权也因此最宠幸她,后追封其为皇后。其实男人真的是很好骗的,你把他看得死死的,他也不待正眼瞧你;你若偶尔让她吃吃野食,哄骗哄骗,他反而觉得野花不如家花香了。


第八位:孙尚香
  孙坚之女,孙策、孙权的同父异母妹妹,也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里的女主角。本来小孙MM是被他哥哥孙权作为香饵(典型的亲情诚可贵,江山价更高),以诱中年丧妻的刘备到东吴为质,换回荆州。不想,吴国太却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加上乔国老受了刘备的好处,也在旁边煽风点火,这假戏最后真做了。


第七位:甘夫人
  刘备的偏房太太。皮肤甚好,据说刘备喜欢在夜晚把她与一座羊脂玉做的人像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一生跟随刘备东奔西走,四处逃亡,未享寸福。刘备这人对弟兄虽极讲义气,老婆却是乱丢乱扔,打仗输掉只顾自己逃命,以至于甘夫人数次被曹操、吕布抢走。至于曹、吕有没有也把她做羊脂美人看,就不得而知了。


第六位:樊氏
  又是一位寡妇。此乃桂阳太守赵范之嫂也。刘备攻打荆南四郡时,赵子龙取了桂阳,赵范投降,并与赵云结拜为兄弟。赵范想着子龙乃是当世英雄,又是本家兼老乡,便想把这择偶要求甚高的貌美寡嫂配与赵云。哪知赵云一听异常生气,认为是乱伦。于是两赵翻脸,重新再打。'Z


第五位:甄氏
  袁绍儿媳,袁熙之妻。上梁不正下梁歪,曹操这一家人好像都不太重视德行。曹军破冀州城后,世子曹丕闯入袁绍府中抄家,发现一女蓬头垢面,拖近擦干净脸一看,哟,是个美女。这甄氏就这样做为战利品被曹丕占有了。后来因后宫嫔妃争宠,而被曹丕赐死。不过即位的魏明帝曹睿却是甄氏所生。


第四位:邹氏
  张济之妻,张绣之婶。此女正是应了“红颜祸水”一说。曹操好色,得了张绣的宛城后便把邹氏给拉来了。而曹操也真敢消受,于是就出事了,宛城失了,典韦死了。真是色字头上一把刀,各位看客,前车之鉴啊。


第三位:大乔
  孙策之妻。英姿勃发的孙伯符自不会娶恐龙为妻。大乔在三国里虽没怎么被提起,不过以小乔论,姐姐的素质也不会差。


第二位:小乔
  她与周郎实为三国里第一佳配。根据孔明的说法,曹操对乔公的二女也颇有想法。曹子建赋云:“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电视剧里那个小乔端庄贤慧,看似远胜貂蝉。唉,此生若能得妻如小乔,复何求哉。孔明三气周郎,为小乔乎?


第一位:貂蝉
  所谓“马中赤兔,人中吕布,女中貂蝉”,将她列为三国十大美女之首,实在是毫无意外,也毫无新意。貂蝉能杀入中华美眉top4,恐怕很大程度上是虚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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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十大神奇预言

第十位:曹操之煮酒论英雄
  曹操是当然的英雄,他身负多种才华,别的不说,光是知人之明就让人叹为观止。刘备,一个汉朝的破落宗亲,漂泊流浪了半辈子,让吕布给打的象狗一样到处逃窜。投奔到曹操这里的时候已经快四十的人了,加上故意装傻,谁也瞧他不上。曹操不这样看,偏偏单独设筵好好招待,端着酒杯把天下英雄骂了个遍,最后承认说我就服使君一个。当时曹操左右好多人以为曹操在耍酒疯,谁也没当回事儿。果然短短二十年之后,刘备入川面南称孤,开创了蜀汉政权与曹魏分庭抗礼四十多年。


第九位:刘琬预测孙权长寿
  孙策平定了江东后,给汉朝进贡,汉朝派使者刘琬回来答礼,孙策的几个弟弟挨个拜见了刘琬,刘琬本来只想礼节性的点点头的。可当他看到十五岁的孙权后感慨自己真的没白来,他回来后跟同僚说:“孙家的几个兄弟你看起来好像都不错,可是真正有福相的还得说是孙权,这孩子将来必定会大福大贵,而且还是个长寿的主儿,不信走着瞧。”果然,后来孙权不但当了皇帝,还活了八十多岁,靠死了几个丞相,他那俩儿子怎么等他死他都不死,最后急的都谋了反。


第八位:匈奴使者论英雄
  曹操灭了乌丸后,匈奴害怕,命令使者来媾和。曹操自己长的比较难看,担心被匈奴人笑话,就在大臣里找了个叫崔谈的冒充自己,怕崔谈说错话,就挂着把刀,在崔谈身边冒充卫兵。匈奴使者见了崔谈说了点话就走了,曹操想知道外族人怎么看自己,就让人去匈奴使者的住处问问,说你见了魏王,觉得魏王怎么样啊?匈奴使者咧嘴一笑:“魏王也就一般人吧,长得挺漂亮,花架子。”迟疑了一下,继续说(他真不该说这句话):“不过他旁边那个挂着刀的矬子,是个真正的英雄。”曹操听了吓一跳,匈奴里还有这么厉害的角色,于是偷偷派人半路把这个使者给暗杀了。


第七位:崔谈论司马懿
  崔谈不光能冒充曹操,自己也是全挂子本事,看人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有个人叫司马朗,这个人老自以为是,成天作诗吟对的玩名士派头,眼睛里没几个人(不过当时确实名气不小),家里外头充大头,还就瞧的上崔谈,俩人没事凑一块儿喝酒。一天崔谈去司马朗家,司马朗把家人介绍给崔谈。崔看了一圈后没怎么说话,司马朗让家人退下继续跟崔喝,崔喝了一会郑重其事的跟他说:“你弟弟司马懿聪明果断,绝对是个人物,将来的成就必定会大大的超过你这个哥哥。”司马朗根本没当会事儿,以为他醉了。(“朗深不以为然”--《晋书。宣帝纪》)后来怎么样,大家介绍司马朗的时候总会在前面加上“这是司马懿他哥。”


第六位:邓艾之五必出之论
  蜀汉延熙十八年,邓艾跟随当时的征西将军陈泰一起解救了洮西之围,姜维匆忙逃走。当时魏国在西部的兵力得到了加强,而且跟羌部已经媾好。西部战线呈现了稳定态势,很多将领都认为姜维不会再来了。邓艾发表了著名了五必出之论,而且命令在西部筑起了城堡,把粮食都搬进来,等待姜维的进攻。后来姜维果然命令镇西将军胡济和自己分兵两路对凉州发动钳行攻势,早有准备的邓艾巧妙的打了个时间差,迅速行军向姜维指挥的这一路冲来,打败了姜维。这次战役彻底扭转了两方的形势,改变了魏国在西部战线败多胜少的局面,从此蜀再也没有力量发动象洮西大捷那样的战役了。邓艾的预测精彩绝伦,是冷兵器时代战略谋划的典范。


第五位:刘元起长线投资刘备
  刘备小时候特别穷,只好学点小营生干(大家都知道的织席子,卖草帽),经常入不敷出。当时有个本家亲戚叫刘元起的,家里也不富裕,但是经常接济刘备。时间一长,元起的老婆就有点不乐意:“自己过自己的日子,这样哪儿是个头啊,再说刘备那孩子本来就不学好,老跟着小流氓乱混,给他点钱都用来买漂亮衣服和出去喝花酒去了。”(确实是这样,三国志上说“先主不爱读书,喜声色,犬马,美衣服。”)刘元起不屑一顾:“傻娘们懂个啥,这可不是个一般的孩子,以后肯定要发达,你等着瞧吧。”一个市井的老百姓有如此的见识,真是让人感慨三国时代处处有人才。


第四位:诸葛瑾知子莫如父
  诸葛恪自小聪明,孙权特被喜欢他,把他当自己的孩子一样,老在诸葛瑾面前夸他有个好儿子。并且从小栽培,年纪轻轻的就命令他带领数万人马去攻打山越,诸葛恪干的确实漂亮,连威逼带讨伐,最后来了个困山,山越人不出来就饿死。把困扰了东吴几十年的山越连根拔掉了,整个一个东吴后起之秀。孙权越来越喜欢他了,很多吴国大臣都羡慕诸葛瑾,诸葛瑾却越来越发愁,经常跟人唠叨:“这个畜生啊,家里人跟他沾不了光,将来肯定受连累。”当时很多人以为诸葛瑾不是老年痴呆就是高兴糊涂了说反话。结果诸葛恪后来被灭了族,连个根都没留下。


第三位:刘晔料孟达反叛
  孟达背叛刘备投靠曹魏后,特别受曹丕的宠信,马上命令他当太守,还担心他受委屈。把新城,上庸和金城三个郡合并到一起,让他当一个大郡的太守。这个地方很关键,控制着吴蜀通往长安和洛阳的咽喉要道(要不然后来诸葛亮听到孟达造反高兴的跳脚呢。),可见其受到的信任。刘晔却说:“孟达这个人啊非常有才华,是个喂不饱的狼羔子,你给他这么重要的位置,没准他还看不上眼呢。我看这个人很难控制,将来一定会造反。”当时人们觉得他跟蜀汉已经结下了大仇,没有了退路,魏国对他这么好,怎么会呢?但后来果然成真。


第二位:诸葛亮隆中对
  这个就不用说了,就算没有三国演义的渲染,诸葛亮就凭这一篇洋洋洒洒的战略预测也足以光耀千秋。我翻遍了史书,能把后五十年天下走势预测的这么准的寥寥可数。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后来关羽丢掉了荆州,刘备疯狂扩张的势头被遏制了,后来还不听诸葛亮的话非要伐吴,刘关张哥仨把个好好的战略部署给搅和个乱七八糟。


第一位:乔玄识曹操
  曹操小时候也是个混蛋(大概英雄小时侯都这样),他叔叔是个老实人,看不惯他天天捣乱,告诉曹操的老爸好好管教他。曹操特别恨叔叔,一次看叔叔来,马上装做犯病,口吐白沫。他叔叔吓坏了,赶紧告诉他爸,他爸过来一看儿子这不是挺好的嘛,就问。曹操马上装做委屈:“叔叔一直不喜欢我,所以巴不得我死才好呢,我根本没事儿。”曹操他爸一听大为光火,从此对弟弟不大理睬了。曹操得以为所欲为。史书记载,曹操还伙同袁绍抢劫过人家的新娘子。这么个混帐,当时人们都鄙视他,但是后来乔玄看到曹操大惊:“我活了大半辈子,没见过你这样的人物,将来安定天下的,必定是你,如果我的家人以后有什么过的不好的地方,让他们来投奔你,希望你收留啊。”后来曹操发达了一直不忘乔玄的嘱托,一定要收留乔玄的两个女儿大小乔,结果被好心的孙策和周瑜收留了。曹操不干,一定要帮乔玄这个忙,于是带了几十万人去东吴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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