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費論壇 繁體 | 簡體
Sclub交友聊天~加入聊天室當版主
分享
返回列表 发帖
二、如此兄弟

  在康熙的精心安排下当上了大清帝国的第五任皇帝,是为雍正。但他的悲剧性命运也就由此注定:没有康熙的精心安排,他当不上这个皇帝;正因为康熙的安排如此精心,他这个皇帝当得十分别扭。
  雍正即位之始,人们就怀疑他得位不正。因为康熙的这一决定,不是康熙亲口宣布的,而是隆科多宣布的。据雍正自己回忆,康熙病重之际,他因代祀南郊,在斋所斋戒。奉召到畅春园后,康熙也只和他谈了病情,没谈继位一事。直到康熙“龙驭上宾”后,隆科多才向他口述“皇考遗诏”。雍正因为并无思想准备,竟然“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这就奇怪。康熙既已“天心默定”传位雍正,为什么不当面告诉他,非得要借隆科多之口?如果说是为了保密,弥留之际还保什么密?况且,隆科多都知道了,又有何密可保?隆科多又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代天子宣诏?宣诏大臣只安排隆科多一人,万一矫诏怎么办?这都是问题。当然,雍正的回忆说,在他到畅春园之前,康熙已接见了允祉、允、允、允、允、允祥和隆科多,宣布:“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也就是说,知道遗命的并非只有隆科多一人,隆科多也不可能矫诏。但其他人都知道谁当皇帝,唯独当事人自己不知道,就有些奇怪。同样奇怪的是,这一过程只有雍正一人在说。
  这就难怪人们要起疑心,而疑心是难免要生暗鬼的。雍正心里清楚,他这个皇位,有些“来历不明”:既非汉家礼法,立嫡以长;又非大清传统,立君以贤。立长,该允祉当;立贤,该允当。即便是立爱,似乎也该允当,怎么也轮不到他胤。难怪他听到隆科多所宣遗命后,要“闻之惊恸,昏仆于地”,也难怪允礼听说之后,会“神色乖张,有类疯狂”了。因为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而雍正自己,也得装作没有思想准备。
  雍正当然有准备。但他先前既然一直装作无意于大位(他就靠这个获取信任谋得大位),现在也只好装到底。然而这一下却又引出一个麻烦:大家都没有想到,当事人自己也没想到,康熙皇帝是怎么想到的?结论只有一个:康熙也没有想过,是隆科多矫诏。隆科多这下可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了。
  雍正就更麻烦了。他不但要证明先帝选定的就是他,还得证明先帝选得并不错。唯一的办法,当然是努力工作,把国家治理好。也许,这正是康熙寄希望于雍正的。他当了六十一年皇帝,知道皇帝并不好当,更不希望他亲手打造的江山,会葬送在一个玩忽职守的接班人手里。这就要让他感到江山来之不易,从而不敢松懈,不敢怠慢。康熙的想法,有他的道理。只是他没想到,他的这种安排,却给接班人带来了麻烦:大家不服。很多人都想不通:凭什么让老四当皇帝?就因为他卖力么?
  最不服气的是十四阿哥允。
  允当了大将军王后,心思就不同以前了。他和允集团的关系,也掉了个个儿:以前是他支持允,现在是允支持他。允集团的干将允公开制造舆论,说允“才德双全,我兄弟内皆不如,将来必大贵”。嘴上说自己不如,其实是抬高允,贬低胤。允也和允频频联络,说“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儿”。表面上关心父皇健康,实则是怕一旦父皇病重,自己来不及赶回京城抢储位。他在军中,一面指挥战事,希望能以战功积累政治资本;一面招贤纳士,为自己今后登基做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所以,允与雍正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允这个人,是很有些血气的。雍正说他“气傲心高”,确实不假。当年康熙训斥允,他都要出来打抱不平,现在自己的宝座被老哥抢了,自然更是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
  于是他对雍正便十分无礼。康熙驾崩后,雍正下令允回京哭灵。雍正的用意,是要夺他的兵权,以免他在西北拥兵作乱。但孝子奔丧,天经地义,谁也反对不得。允到京后,先去拜谒大行皇帝(皇帝刚去世而未有谥号时称大行皇帝)梓宫(皇帝的灵柩),雍正也在场。然而允只哭老皇,不拜新君。雍正为了表示大度,也不愿在热丧之中即位之初就兄弟失和,造成不好的影响,便自己走上前去将就他,允毫无反应。站在旁边的蒙古侍卫拉锡出来打圆场,拉他去向皇帝行礼。他竟勃然大怒,责骂拉锡,还向雍正发难,说我是皇上亲弟弟,拉锡是个下贱的奴才。奴才对王爷动手动脚,成何体统!如我有不是处,请皇上处分。如我并无不是,请皇上杀了拉锡,以正国体。
  这就是存心寻衅闹事了,雍正当然不能容忍。容忍了允,不但自己体面不存,国家的体统也不存。因此,雍正就毫不客气地取消了允的王爵。
  允被削去王爵后,便被派到遵化去为康熙守陵。这一去就是十三年,实际上是被软禁在那里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允是雍正的同母兄弟,又是他的死对头,杀不得也用不得。杀了他,舆论上通不过,太后那里也不好交代;用他吧,他又只会捣乱,决不肯合作的。把他留在京城闲置,也不行。他嗣位的呼声那么高,难免会有人向他靠拢,给他献策,为他奔走,帮他出头,没准真弄出个“在野党”来。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他打发到景陵(康熙之陵)去,与世隔绝,想闹也闹不起来。
  允被打发到遵化,允则被打发到西北。允请求过了父皇百日再走,雍正不准,逼他上路。允到西北后,又被安排在大通(今青海省大通县东南)。孤城一座,兵士若干,名为保护,实则监视。这样熬到二年(公元1724年)二月,允终于被宗人府参了一本,说他“抗违军法,肆行边地”,应予革去贝子爵位。他的处境,其实已和充军无异。
  雍正对允也毫不留情。元年(公元1723年),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到北京拜谒康熙灵堂,不久病死。哲布尊丹巴是黄教(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这样一位政教合一的民族领袖病故在京,当然要派一位王爷去送行,雍正便派了允。允不去,说是没钱买马。及至出发,走到张家口就不走了。雍正见此光景,便把这个难题交给总理王大臣允,命其议处。允建议勒令允继续前进,并责罚不行劝阻的长史额尔金。雍正却说,允不想去,何必非要他去?额尔金的话他原本不听,责罚又有什么用?允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奏请革去允王爵。雍正这回当然“照准”。于是允便被革去郡王世爵,调回京师拘禁,又查抄了他的家产,不过此公获罪虽早,却也因祸得福。变成了“死狗”,雍正不再下毒手整他了。
  现在,允软禁在遵化,允发配在西北,允囚禁在京城,“八爷党”的骨干分子都已动弹不得,雍正可以对允下手了。
  雍正对允的打击,经过了精心的策划。
  康熙刚一去世,雍正就任命允为总理事务大臣,和允祥、马齐、隆科多一起组成看守内阁,旋即将其越级从贝勒晋封为亲王,兼管理藩院和工部。允的儿子弘旺被封为贝勒,在诸皇侄中,地位之高,仅次于废太子允之子弘皙(爵位为郡王)。允的母舅噶达浑,也被削去贱籍,升格为旗民,赐世袭佐领职务。允的党羽苏努、佛格、阿尔阿松(阿灵阿之子)、满都护、佟吉图等,也都加官晋爵,弹冠相庆。可以说,允、允、允遭受打击的时候,允及其追随者却青云直上,红得发紫。
  这种策略,只要是玩政治的人,没有不懂的。允当然心里明白,而且想得更深。他认为这是欲抑先扬之法:先把你捧得高高的,再狠狠地摔在地上,那才是爬得高跌得痛。允封王,妻族来贺,他的福晋(正妻)乌雅氏说,有什么可喜可贺的,不知道哪一天要掉脑袋呢!允自己也对朝中大臣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阿尔阿松甚至不敢接受刑部尚书的任命。因为刑部是个是非之地,阿尔阿松害怕雍正是想用这个职务来杀害自己。所以,雍正再封官赐爵,他们也不领情。
  事实上雍正也一直在找允的茬。比如元年十一月,雍正在讲居丧不用过奢时,便捎带着指责允昔日为母妃出丧时过于奢靡,是“伪孝矫情”。讲丧事从简是对的,但拿一个亲王、总理大臣来做反面教员,就让允在朝臣中很没有面子,实际上是拿他开涮,故意叫他丢脸。更让允感到寒心和伤心的,是在九月份。雍正借口太庙更衣帐房油味煮蒸,竟然罚主管工部的允在太庙前跪了一个昼夜。这种小事,顶多罚到一个科长,何至于体罚王爷?显然是雍正阴毒忌刻的心理在作怪。不难想见,跪在太庙前的允,一定是打落了的牙齿和着眼泪往肚里咽,说不出的酸楚,说不出的委屈,说不出的悲愤交加,说不出的怨天尤人。的确,他没法想通,为什么像他这样众人拥戴的“贤王”不能当皇帝,还非得让他去伺候这么个心胸狭窄的主子?
  允当然不能坐以待毙。我们现在已无法确知允都做了些什么动作,搞了些什么名堂,只知道弄得雍正十分紧张。雍正后来曾对人解释说,他之所以不能像父皇那样离京远行,到塞外秋猎,就因为允、允他们“密结匪党,潜畜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叵测,朕实有防范之心,不便远临边塞”。臣下把皇上吓成这个样子,自己的死期也就不远。
  其实雍正很可能是神经过敏。像他这样猜忌心极重,一点风吹草动都要疑心他人别有用心,些许偶然失误也要视为故意的人,总是神经过敏的,何况他的皇位还“来历不明”!实际上,允对雍正的威胁,倒不一定是有暗杀或政变的阴谋(当然也不一定就没有),更主要的还是威望太高。二年(公元1724年)十一月,雍正就曾说他每次申斥允时,“审察众人神色,未尝尽以廉亲王为非”。次年四月,又说“视诸王大臣之意,颇有以允为屈抑者”。
  显然,在雍正与允的斗争中,雍正是很孤立的。诸王大臣的心都向着允,只不过敢怒不敢言。敏感的雍正哪能感觉不出来?二年四月,登基才一年半的雍正满腹委屈地下了一道圣旨:“尔诸大臣内,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谓允贤于朕躬,为人足重,能有益于社稷国家,朕即让以此位,不少迟疑!”不难想见,如果不是被逼无奈,雍正不会说出这样赌气的话。他的威望人缘远不如允,已是不争之事实。
  于是雍正只好祭起手中唯一的法宝———专制特权。四年(公元1726年)正月初五,雍正发出上谕,历数允种种罪恶,声称“廉亲王允狂逆已极,朕若再为隐忍,有实不可以仰对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者”。至于罪恶的具体内容,则很空洞。二月,降允为民王,圈禁高墙。三月,下令允改名阿其那,意思是狗。五月,下令允改名为塞思黑,意思是猪。同时,向内外臣工、八旗军民人等宣布允、允、允、允的罪状。允被从西北押至保定,雍正命直隶总督李绂就地“圈住”。李绂给允的待遇真正做到了“猪狗不如”,以致允常常在酷暑中晕死。八月二十四日,允死在看守所。九月初一,允也死于禁所。兄弟俩的死亡,相距不过六天。
  允和允死得都不明白。当时就有人怀疑李绂秉承君意谋杀了允,因为雍正曾要李绂“便宜行事”。雍正则指责李绂没把允的病情讲清楚,害得他背黑锅。李绂有口难辩,里外不是人,只好自认倒霉。
  平心而论,雍正和允都够格当皇帝。
  他们都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雍正的能力,有他执政十三年的政绩可以为证。这些政绩证明,他至少是一个有才干有作为的皇帝,这才使康熙创造的盛世得以延续,以后又在他儿子乾隆手上延续了六十年。允的能力,则可以在雍正那里得到证明。雍正即位以后,曾多次说过:“允较诸弟颇有办事之材,朕甚爱惜之”;“论其才具操守,诸大臣无出其右者”(没有比得上的)。其实不用听他说,只要看看他为了整垮允费了多大的劲,就知道允不是等闲人物。
  可惜皇帝只能有一个,也不能轮班。所以他俩的关系,只能是四个字:你死我活。
  但我们还是要同情允,因为他实在太冤。
  允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该受康熙、雍正父子两代皇帝的一再打击和压制?杀人放火?贪污受贿?谋财害命?弑君篡权?都没有。他唯一的罪过,是德才兼备,以致老王夸赞,群臣拥戴,诸多阿哥爱护,成了皇子中出头的椽子,这才被康熙视为肉中刺,雍正视为眼中钉。因此,允的罪,无妨叫做“有才有德罪”,或曰“德才出众罪”。
  这并不稀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只是这风来自父兄,便不免让人伤心;而这一父一兄又都是皇帝,就不但让人寒心,更让人惊心了。实际上,无论在康熙晚年,还是在雍正早期,允做人都很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是也不是,不是也不是,动辄得咎。
  雍正和允并非天生是敌。直到康熙第一次废太子时,他们的关系还算不错。允得伤寒病时,雍正颇为关切,还因此受到康熙责罚,认为他“亦似党庇允”。显然,如果不争夺皇位,这哥儿俩也不会反目为仇。一旦反目,也就不复再有手足骨肉之情了。剩下的,便只有必欲置对方于死地的仇恨和斗争。历史上所有的宫廷斗争莫不如此,雍正和允当然也不例外。

有你支持更精彩 点击表情自动回复:

楼主这帖子太美,太漂亮了,顶,献花一朵.......!
看到楼主的这个帖子,我明白一定要低调.......!
哇,楼主你真是太给力了,这样的帖子都能找得到,佩服!
问候七喜乐园的朋友们,报个到并祝朋友们安康如意,永远开开心心!
楼主辛苦了,这帖子我很喜欢,找了很久,拿去收藏了,谢谢朋友啦!
这帖子真的让人感觉很舒服,我超喜欢,楼主真是太给力了!
超极囧囧的帖子,楼主你太雷了,真正把我给OUT了!
好贴
低调
给力
报到
收藏
喜欢
囧人

TOP

三、如此君臣

  年羹尧是雍正即位之初的一大宠臣,而且宠得不像样子。年羹尧在西北大营花钱如流水,雍正一一照付;年羹尧直接插手官员的任命,雍正一一照准。他实际上是没有相位的宰相,没有王爵的西北王。元年(公元1723年)十二月,雍正赐给他团龙补服等物件,年羹尧受宠若惊,表示惶恐不安,以为“非臣下之所敢用”。雍正却批示说:“只管用!当年圣祖皇帝有例的。”青海军事告捷,雍正兴奋异常,竟然称年羹尧为“恩人”。雍正还说:“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他还要求“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都和他一起倾心感悦年羹尧,并说:“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稍有负心,便非我朝臣民也。”雍正对年羹尧的恩宠,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另一个得到殊宠异荣的宠臣是隆科多。隆科多不是雍正的藩邸旧人,原先地位也不高,只是个尚书。只因为宣诏有功,便一夜之间,平步青云,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与廉亲王允禩、怡亲王允祥、大学士马齐平起平坐。允禩和马齐是利用对象,允祥和隆科多才是依靠对象。所以,康熙去世九天后,雍正即赐他公爵衔,两天后又下令称他“舅舅”。从亲戚关系讲,雍正与隆科多确实分属甥舅(隆科多是康熙皇后佟佳氏娘家兄弟)。但皇家不同于民间,甥舅关系要皇帝承认才算数。所以这个头衔,也算是封的,不是当然的。雍正还给隆科多戴了三顶高帽子:“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还说他是“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隆科多在康熙朝并无突出贡献,怎么会是“圣祖忠臣”?“国家良臣”也没太多根据,誉为“稀有大臣”更不知从何说起。说到底,还是因为顾命拥立有功,因此只有“朕之功臣”一句是实。一个皇帝,为了酬劳功臣,竟不惜把话说得那么绝,那么肉麻,雍正倒真是古今第一“稀有皇帝”。
  然而年、隆二人的下场也很稀有。三年(公元1725年)四月,年羹尧无缘无故被免去川陕总督和抚远大将军职务,调任杭州将军。七月,被革去将军职衔。九月,被捕下狱。十二月,以大逆、欺罔、僭越、狂悖、专擅、贪婪、侵蚀、忌刻八大罪行共九十二款,勒令自尽。隆科多则在官职一降再降后,于五年(公元1727年)六月被捕。十月,以大不敬、欺罔、紊乱朝政、奸党、不法、贪婪六大罪行共四十一款,被判处终身圈禁,并于次年六月死于禁所。这两个显赫一时炙手可热的权臣宠臣,几乎在顷刻之间便家破人亡身败名裂,就连旁观者,也都看得惊心动魄目瞪口呆。
  年羹尧、隆科多之罪,说白了就是“辜恩”。
  雍正确实曾寄大希望于年、隆。他的希望,不仅是要年、隆二人尽力辅佐他,更是要树立一种君臣关系的楷模。他很看重君臣之间的互相信任和互相体谅。有一次,在给年羹尧的信中,他特别提到,西宁军事危急时,年羹尧担心皇上看了奏折,会“心烦惊骇”,便“委曲设法”,在报告战况时“间以闲字”,既冲淡了火药味,又不隐瞒军情。雍正对他的这份小心极为感激,说“尔此等用心爱我处,朕皆体到”,每次向怡亲王允祥和舅舅隆科多提起,“朕皆落泪告之,种种亦难书述”。他还说,“你此一番心,感邀上苍”,“方知我君臣非泛泛无因而来者也”。显然,他是把年羹尧当作忠君模范来看待和培养的。
  因此,当年羹尧被赐团龙补服而上表致谢时,雍正批示说:“我君臣分中不必言此些小。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唯将口勉,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二年三月,年羹尧为被赐自鸣表一事上表谢恩,雍正又批示说:“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他又说:“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足矣。”
  不能说雍正讲的都是假话。他确实是想当一个好皇帝的。好皇帝当然要有好臣僚,也要有好的君臣关系。雍正这个人,是比较孤独的。做皇子时,他是“孤臣”;当了皇帝,则是“独夫”。他生性刚毅、急躁、猜忌、刻薄、冷峻挑剔,易暴易怒,因此在诸王大臣中很没有人缘,几乎和谁都搞不来。康熙晚年,又特别痛恨阿哥结党。雍正为讨父皇喜欢,更是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结果是自己更加孤独,性格也更加孤僻。因此,当了皇帝后,就很想能有人尽力支持他,以便建立自己的统治系统。然而当是时也,诸王不服,而群臣观望,信得过且可以依赖的,除十三弟允祥外,就只有隆科多和年羹尧。这时的年、隆二人,对于雍正,真可谓久旱之甘霖,撑天之支桩,所以雍正对他们的褒奖吹捧,甚至到了巴结的地步,可能连他自己事后也觉有失君王体统。不难想见,当他发现年、隆二人竟是那样的有负圣恩时,心里是何等地恼羞成怒、怒不可遏。
  但他哪里知道,他说的那种君臣关系,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在专制政治的前提下,君臣关系天然是不平等的,而相互支持、相互信任、相互关心、相互激励等等,只能存在于平等的人之间。因此雍正对年羹尧等人的要求,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年羹尧本人也不知检点。据揭发,年在西北军营,十分地作威作福,飞扬跋扈。给他送礼要叫“恭进”,他给人东西叫“赏赐”;属员道谢要说“谢恩”,新官报到要称“引见”。给将军、督抚的函件,也不用咨文而用令谕,简直就是视同僚为下属。他班师回朝时,雍正命王公大臣郊迎。官员们跪在地上向他致敬,他端坐马上,看都不看一眼。王公们下马问候,他居然也只点点头。年羹尧甚至在雍正面前也不知收敛。雍正找他谈话,他叉开双腿坐在凳子上,指手画脚,唾沫横飞。更为严重的是,当时社会上盛传,说雍正做某某事整某某人都是听了年羹尧的话。这就大大地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雍正一贯以乾纲独断、洞察幽微自居的,哪里受得了这个?
  雍正也不是没有提醒过年羹尧。二年(公元1724年)十二月十一日,年羹尧正在从北京返回西北的路上,雍正在他的奏折上批示说:“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去声,适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然后他讲了功臣得以保全的三个条件,即一靠人主防微杜渐,不让功臣们陷于危地;二靠功臣相时见机,自己不至于蹈其险辙;三靠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把功臣们推上绝路。雍正这话,说得已很明白:作为一个功臣,是很危险的。一不小心,就会进入危地,踏上险辙,走进绝路,由功臣变为罪人。所以他说:“我君臣期勉之,慎之。”可惜,年羹尧把这些话全当成了耳边风,在回西北的路上,照样趾高气扬,作威作福。因此雍正报复心起一发而不可收拾。
  这就是雍正的“君臣观”:任何臣子,都不能欺骗他,糊弄他,不能和他耍心眼,更不能背叛他。

有你支持更精彩 点击表情自动回复:

楼主这帖子太美,太漂亮了,顶,献花一朵.......!
看到楼主的这个帖子,我明白一定要低调.......!
哇,楼主你真是太给力了,这样的帖子都能找得到,佩服!
问候七喜乐园的朋友们,报个到并祝朋友们安康如意,永远开开心心!
楼主辛苦了,这帖子我很喜欢,找了很久,拿去收藏了,谢谢朋友啦!
这帖子真的让人感觉很舒服,我超喜欢,楼主真是太给力了!
超极囧囧的帖子,楼主你太雷了,真正把我给OUT了!
好贴
低调
给力
报到
收藏
喜欢
囧人

TOP

四、如此朋友

  雍正也会和人交朋友?会的。他最欣赏的君臣关系,是“义固君臣,情同契友”。只不过,他这个“朋友”不好交。谁要是辜负了他这一番“好意”,那么,翻起脸来,就要比一般的朋友反目厉害得多。
  雍正这个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颇受误解。他乾纲独断,刚毅刻薄,雷厉风行,不讲情面,出了名的“冷面王爷”和“铁血皇帝”。加上他没日没夜地处理政务,没有什么个人嗜好和娱乐,因此不少人都把他想象成一个古板寡味的老头,心理变态的暴君,甚或一架冷冰冰的杀人机器。其实不是这样。他刻薄是真刻薄,但不寡恩;冷酷是真冷酷,但非无情。岂止有情,甚至感情用事。而且,正因为感情用事又尖酸刻薄,因此,他损起人来,就特别让人受不了。
  其实雍正也有温存的一面。他常常会在臣下请安的折子上批上一句:“朕躬甚安好,卿好么?”或“朕安,你好么?”话虽不多,但语气中透着亲切,不是一般的官样文章。他也会和臣下说闲话,拉家常,絮絮叨叨,拉拉杂杂。兴起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如:“好事好事!读此奏书之后而不高兴嘉奖的,除非不是皇帝。”或“李枝英真不是个人!大笑话!真笑话!”“传口谕给他,朕笑得了不得,真武夫也!”他还会在奏折上连批四个该字:“该!该!该!该!”真是爱憎好恶溢于言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完全不摆皇帝架子,故作圣人状。难怪史家公认,读雍正御批,尤有趣味,可以读出一个真实的雍正来。
  有时雍正甚至还会向臣下发牢骚。比如“朕之苦衷何待言喻”,或“朕之愤懑气郁,其苦亦不可言语形容也,奈何”。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得知了曾静的“诽谤”之后。他对鄂尔泰说:“卿看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虽系匪类逆言,览其言语不为无因。似此大清国皇帝做不得矣!还要教朕怎么样?”一副满肚子委屈无处诉说的样子。皇帝发起牢骚来本来就不得了,而把话说到“皇帝做不得”的程度,则大约要算作历史上最大的牢骚。这样的牢骚也能向臣僚发,可见是朋友。
  雍正也能体谅宽容臣下。台湾总兵蓝廷珍因自己名字中“珍”字与胤的“”字同音,请求改名避讳,雍正说不必,还说“你的名字朕甚喜欢”。石文焯受命审理程如丝贪污案,因前次没把事办好,这回牵扯的人事又复杂,因此心存顾虑,惶恐不安,雍正也说不必,“朕谅汝彼时原有许多不得已之处”。两广总督孔毓曾为年羹尧代买代运紫檀木,年倒台后,孔上折请罪。雍正说:“此等小过,朕岂有不谅之理?朕不怪尔也。”而且,雍正还进一步说:年羹尧的得势和跋扈,“皆朕识人不明,误宠匪人。朕自引咎不暇,何颜累及无辜也?”竟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同样令人感动的是解脱陕西兴汉总兵刘世明。刘世明因亲弟弟刘锡瑗通匪被捕,上折请罪,说:“不能正己,岂能正人,面对属员,愧报极矣。”雍正宽慰他说,朕也有阿其那、塞思黑那样的弟弟么,哪能让你刘世明保证没有刘锡瑗这样的弟弟?
  雍正对于臣下,确实不乏关怀爱护之处,真正是循循善诱,体贴入微。元年八月,他特批福建布政使黄叔琬有密折专奏权(关于这一特权,详后)。黄上折谢恩,雍正便叮嘱他说:特权是你的了,但不能乱用。第一不要拿这个挟制上司,第二不能向人声张,第三不可频频上奏。奏得多了,上司会对你起疑心,对你没有好处(于尔无益)。田文镜被破格提拔为河南巡抚,感恩戴德至极。雍正便叮嘱他说:“天下事过犹不及,适中为贵。”不要因为报恩心切,把事情做过头,就不好了。后来,田文镜因推行雍正的改革,弄得四面楚歌,雍正又安慰他说:“小人之流言何妨也,不必气量狭小了。”皇帝提拔大臣,没有一个不希望臣下感恩图报的,雍正也一样。但雍正在田文镜报效心切时能戒其骄躁,可谓知人;在他遭受攻击时能宽其心怀,亦可谓善用。
  雍正不但酬劳能臣,也重奖谏臣,而且并不计较他们是否犯颜抗上,或者所言是与不是。雍正即位之初,一个名叫孙嘉淦的翰林院检讨便上书言事,要求雍正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如果说停捐纳(停止卖官)尚可讨论,其余两件事则没有一件是雍正爱听的。翰林院官员原本是文学侍从之臣,不该来管闲事;孙嘉淦的官位又很低,只有七品。七品的检讨居然跳出来找皇上的茬,议论的又都是国家的大政方针,简直无异于找死。因此雍正龙颜大怒,责问翰林院的掌院学士(院长)是干什么吃的,居然容此狂生!太子太傅朱轼在旁边说,这个人虽然狂妄,但臣很佩服他的胆量。雍正瞪着眼睛看朱轼,想了一下,扑哧一笑说:便是朕,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胆量。于是立即提升孙嘉淦为国子监司业。以后,孙嘉淦又不断提意见。意见虽不被采纳,他的官却步步高升。
  不过,谁要是不把国家制度、君臣礼仪当回事,雍正对他也不客气。二年四月,雍正因平定青海一事受百官朝贺。刑部员外郎李建勋、罗植二人君前失礼,被言官弹劾,属大不敬,依律应该斩首。雍正说,大喜的日子,先寄下这两人的脑袋。后面的仪式,再有人出错,就杀了他们。那时候,可别说是朕要杀人,而是不守规矩的人要杀他们。也就是说,这两个人死不死,取决于别人犯不犯错误,而犯错误的人不但自己要受处分,还要承担害死别人的责任。如此“出奇料理”,也是只有雍正才想得出来的。
  一方面是细语温存循循善诱,另方面是尖刀剜心狗血喷头;一方面是小不如意便课以大罪名,另方面是大触霉头却备受赏识,许多人将其归于雍正的“喜怒无常”,鄂尔泰却深知其中的奥秘。鄂尔泰也是摸过雍正老虎屁股的。鄂尔泰,字毅庵,姓西林觉罗,满洲镶蓝旗人,世袭贵族。他很有才,二十岁就中了举人,二十一岁就当了御前侍卫,但因为人刚直,不肯趋炎附势,所以到四十岁才是个内务府员外郎。他写诗自况说:“看来四十还如此,虽至百年亦枉然。”这时,还是亲王的雍正让人给他捎话,托他办事,其意当然是拉他入伙,不料却被鄂尔泰严词拒绝。鄂尔泰说:“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意思是说要雍亲王放尊重点,自尊自律。雍正碰了这个软钉子,不但不忌恨鄂尔泰,反倒十分欣赏敬佩这个竟敢以郎官之卑对抗亲王之尊的直臣和汉子。即位之后,立即委以重任。一年升藩司,三年升总督,十年后升首辅,成了仅次于允祥而被雍正高度信任的人。
  如此君臣际遇,谁不羡慕,因此大家都想知道他得宠的诀窍。鄂尔泰也不隐瞒。他曾对人说,当今皇上用人行政,“无甚神奇”,无非两个字而已;至诚。也就是说,皇上待臣下以至诚,臣下待皇上也要至诚。其实就连鄂尔泰心里也明白,他对雍正,也是不能把所有的真话都讲出去的。
  雍正这个人,是颇为自信而自视甚高的。有人批评他是“性高傲而又猜忌,自以为天下事无不知无不能者”,有一定道理。雍正一生,有三条颇为自得,也颇为自许。一是自以为一心为公,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社稷;二是自以为洞察幽微,没有什么事什么人瞒得过他;三是自以为一身清白,眼里揉不进一点沙子,心里存不得一点尘埃。有这三条,加上自己又是皇帝,对臣僚们当然没有半点客气好讲。谁要敢在他面前耍点小心眼儿,或被他认为是耍小心眼,那就别怪他不给你面子。
  杨名时倒霉就倒在这上头。杨名时建议修浚洱海河道,本来是好事,但雍正认为他心术不正。第一,这样的好事,为什么早不做晚不做,早不讲晚不讲,偏偏要在自己即将离任又尚未离任的时候提出来?第二,为什么不用保密的折本先请示皇上,而用不保密的题本上奏,故意要弄得满朝上下都知道?第三,为什么不等新官接任以后再由新官上奏,或联名上奏?显然,他是在沽名钓誉。事情明摆着的嘛!修浚洱海河道是何等工程,岂是他离任之前完成得了的?当然只能由后任来做。既然只能由后任来做,为什么要抢在自己卸任之前发表意见?还不是想着把工作留给别人,名声留给自己!为了保证天下人都知道自己爱民,竟然和皇帝动起心眼来,不用折本而用题本,什么意思?怕皇帝不告诉天下是他杨某人的好主意嘛!因此雍正愤怒地斥责他:像你这样心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甚至没有君父的人,还好意思厚着脸皮自命为读书人吗?所以雍正要罚他自己掏钱去修洱海,修不完子孙接着修。雍正说,自己这样处分,就是要“使天下之人知沽名钓誉之徒不但己身获罪,而且遗累子孙也。”
  雍正如此苛求于人,他自己又做得怎样?雍正认为做得很好。他说:“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雍正这个人,确实是“一心为公”,诚心诚意地想把国家天下治理好。他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十三年如一日。乾即乾乾,自强不息的意思。惕即惕若,戒备谨慎的意思。宵即凌晨,旰即深夜。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就是终日勤勉谨慎,不敢懈怠,清早便穿衣服起床,很晚才吃点东西。这两个词,原本是旧时颂扬帝王勤政的套话,雍正却很认真地做到了。别的不说,光是他批的公文就印行了《上谕内阁》一百五十九卷,《朱批谕旨》三百六十卷,均成巨帙,未刊者还不知几何。此外,还有大量的其他工作。他的这种敬业精神和勤政精神,几乎所有历史学家都不否认。
  雍正的个人生活也很简单,没什么嗜好和娱乐,不爱游猎,也不算好色。他也喜欢一些小玩艺,但不玩物丧志。有些东西为他所喜爱,还是因为有用,比如眼镜。雍正因为眼力不好,特别喜欢眼镜。他曾命令工匠制作了多副眼镜,各处安放,以便他办公时随时取用。他还赐给王公大臣眼镜,目的是要他们勤劳公事。他甚至下令给扬灰处的工人发放眼镜,以为劳保用品。在“以天下为己任”方面,雍正确实做到了以身作则。
  雍正也不是糊涂皇帝。他曾对群臣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于人情物理熟悉周知,不是那种没有阅历的娃娃皇帝,也不是那种只知享乐的纨绔阿哥。所以他自认为有资格也有能力严格要求臣下。而且,他认为,只要君臣双方都相待以诚,臣下不挖空心思讨好皇上或欺瞒皇上,皇上也用不着猜忌臣下、防范臣下,则双方完全可以建立起一种朋友式的关系。
  雍正自己心里也应该有数。他对群臣说:“君臣之间唯以推诚为贵,朕与卿等期共勉之。”但他自己,能对臣下不猜忌、不防范、不整治吗?比如雍正暗示大家起来揭批年羹尧时,大家都不揣摩,都不动作,或者傻乎乎地说年羹尧这个人多少还有些功劳,雍正能满意吗?显然,不揣摩是不可能的。而且,说句不好听的话,揣摩不到位才是糟糕。四年(公元1726年)底五年(公元1727年)初,两总督三巡抚报告黄河水清。古人云:“黄河清,圣人出。”当然是祥瑞。雍正大喜,给文武百官每人加了一级。这时,有个大理寺卿名叫邹汝鲁的,写了篇《河清颂》来拍马屁,内有“旧染维新,风移俗易”两句,意思是说正因为皇上搞改革,实行新政,黄河才变清了。谁知却使雍正大为恼怒,质问邹汝鲁“所移者何风?所易者何俗?旧染者何事?维新者何政?”一怒之下,将他革职,罚到荆江工程去修水利。你想,马屁拍不好都要倒血霉,把真话都讲出来岂不更是冒傻气?
  看来,在雍正手下,拍马屁也不容易。说得好听一点,得像一个很有鉴赏力的批评家,由衷地为雍正的领导艺术叫好。这就一要诚心,二要懂行,没有几个人做得到。雍正当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心情好的时候,对那些言不由衷的马屁也就不太计较(心情不好时就该对方倒霉)。因为拍马屁至少没有什么恶意,粉饰太平也总是政治所需。对于批评,雍正的态度就要认真得多。雍正并不是一个批评不得的人。他接受过批评,也奖励过批评他的人。甚至有时虽然并不接受批评,却奖励批评者。比如大学士朱轼一贯是批评雍正的。耗羡归公、西北用兵这些事,他都不赞成,雍正却请他给弘历当老师。后来连朱轼自己也觉得老提意见不是个事,便请求病退。雍正说:“尔病如不可医,朕何忍留;如尚可医,尔亦何忍言去。”朱轼感动,再不提退休的事。
  雍正还有一个逻辑,即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独立。如果对君主闹独立,那就一定在私下里结为朋党。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么!雍正整治杨名时、李绂等人,就因为视其为朋党领袖之故。他曾对鄂尔泰说:“朕整理科甲积习(因师生或同年关系结成朋党的习气),伊(指杨名时)挺身乐为领袖。”审理谢济世时,也严刑逼供,要他招认是李绂指使(谢济世的供词则是“受孔孟指使”)。可见,雍正打击杨名时等,是一箭双雕;不准臣下搞独立,更不许他们结党。他最欣赏的是这样一种人:和谁都没有私人关系,只和他一人“结党”,比如田文镜、李卫都是。
  当然有一种情况是允许并鼓励的,那就是“奉旨结交”。比如雍正三令五申不准大臣结交王公,却又指示宠臣们结交怡亲王允祥,因为他需要允祥来充当他与臣下沟通私人感情的渠道。他又说,做人臣的,按道理是不能有私交的。但如果“同心体国,互相敬爱”,则朕又唯恐你们不能这样。这就矛盾。到底是该交朋友还是不该交朋友呢?说穿了,就是不准别人交朋友,只准他一个人交朋友;也不准对别人有感情,只准对他一个人献忠心。换句话说,他是要和每个臣子单独“交朋友”。
  阿弥陀佛!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起!

有你支持更精彩 点击表情自动回复:

楼主这帖子太美,太漂亮了,顶,献花一朵.......!
看到楼主的这个帖子,我明白一定要低调.......!
哇,楼主你真是太给力了,这样的帖子都能找得到,佩服!
问候七喜乐园的朋友们,报个到并祝朋友们安康如意,永远开开心心!
楼主辛苦了,这帖子我很喜欢,找了很久,拿去收藏了,谢谢朋友啦!
这帖子真的让人感觉很舒服,我超喜欢,楼主真是太给力了!
超极囧囧的帖子,楼主你太雷了,真正把我给OUT了!
好贴
低调
给力
报到
收藏
喜欢
囧人

TOP

五、如此皇帝

  雍正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独裁皇帝。
  雍正铲除异己,打击朋党,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整个帝国,都置于他一个人的绝对统治之下。
  这并不容易,然而雍正却做到了。
  雍正的办法,是建立和完善了密折制度。所谓密折,说白了,就是皇帝与臣僚之间的私人秘密通讯,由一种专用的特制皮匣传递。皮匣的钥匙备有两份,一把交给奏折人,一把由皇帝亲自掌握,任何人都不得开启,也不敢开启,具有高度的私密性,故称“密折”。
  密折制度的建立,是对传统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本来,君臣无私义。君臣之间的文字往来,就只有“公文”,没有私信。通常官方文书(公文)有两种。一种叫“题本”,是谈公事的,要加盖官印;一种叫“奏本”,是谈私事的,不盖官印。两种文书都由通政司转呈。皇帝御览之前,已先由有关官员看过,等于是公开信,无密可保。杨名时奏请修浚洱海,用的就是这种公开的题本。所以雍正认为他是故意把事情宣扬出去,以免别人(也包括皇帝)抢了他的功劳。题本和奏本无密可保,皇帝和臣僚之间某些不可告人的机密和难言之隐,就无法勾兑。而且,这种公事公办的形式,也不符合雍正和臣僚单独交朋友的想法。于是他便把始于顺治、康熙年间,但用得并不广泛的密折,发展成一种普遍运用的政治工具,并形成了所谓“密折制度”和“密折政治”。
  密折制度显然比公文制度实用。除具有保密性外,还具有快捷方便的好处。题本是很麻烦的。它必须用宋体字工整书写,必须备有摘要和副本,必须先由内阁审核,必须在皇帝看后再用满汉两种文字誊写。密折则不必,它不拘形式,可以自由书写,写好后不经任何中间环节,直接送到皇帝手中。皇帝即拆、即看、即批复,直截了当,不耽误事。雍正的密折政治,很值得专门探讨和研究。
  自从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如何统治和管理我们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一统帝国,一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明清以前历代王朝的做法,是通过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治国。这就是汉武帝要独尊儒术而隋唐要建立科举制度的原因。按照这个政治设计,我们帝国主要是由一大批熟读儒家经典、绝对忠于皇室的文官来管理的。农业时代的帝国虽然庞大,事务却并不繁杂,无非按期缴纳赋税和保证地方治安。另外两件并非常规性的工作,则是抵御外敌和救济灾民。如果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官清吏廉,民风淳朴,则地方官是非常轻松的。所以那些承平时代的地方官员,常常有许多闲情,可以吟花弄月,甚至著书立说,可见工作不忙。但是,这种“太平盛世”的理想,却建立在并不牢靠的基础上。如果天旱水涝,颗粒无收,或官贪吏污,绅劣民刁,又如之何呢?那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还管用么?只怕即便孔子在世,也无法敦风化俗。
  事实上,靠道德或礼仪来治国,是完全靠不住的(这一点我们前面已多次讲过),这才有了明代的特务政治。雍正总结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认为德治和礼治并不可靠(但也不能放弃),特务政治弊端甚多。唯一的办法,是实行“人治”。不过这种“人治”,有特定的涵义,那就是:除了皇帝,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充当这种统治的主体。因此准确地说,它应该叫做“帝治”———皇帝一人的统治。
  雍正以前,中国政治的主要形式,是德治与礼治。人治只是某些特殊时期的现象,而且其主体既不一定是皇帝(比如曹操是丞相,武则天是皇后和太后),也没有相应的制度来保证。相反,不少皇帝还无法行使治权(比如年纪太小)或主动放弃治权(比如明的万历)。其结果,则是任何王朝都不可能真正“长治久安”,改朝换代总是不可避免。显然,唯一的出路,是确保皇帝的“一人政治”,使皇帝真正成为国家意志的唯一代表。密折制度的意义,便正在这里。
  这又是雍正的过人之处和高明之处。本来,密折是一种很危险的东西。它容易和告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变成告密的一种方式,弄不好就会让人主上当受骗。所以康熙说:“令人密奏并非易事。偶有忽略,即为所欺。”谢济世也说:“告密之例,小人多以此谗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不知是谁告的),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猜忌,君臣相疑。”然而雍正却把毒药变成了良药,玩火而不自焚。办法也很简单,就是“兼听”。也就是扩大有权密奏的范围,广泛地听取意见,使自己不至于被个别人的言论所左右,从而作出正确判断。他也允许被告申辩,只是不讲原告的名字。这样,一旦属实,举报者可以得到保护;万一被诬,被告人也能洗刷冤情。所以,武则天建立告密制度,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雍正帝建立密折制度,却保护了不少好人。
  雍正的尊孔,超过了前辈的所有帝王。他封孔子五世先人为王,他下令对孔子的名讳要像对君主一样予以敬避;他向孔子的牌位行跪拜礼。这些事情,都是连汉族自家的帝王也没能做到的。皇帝号称“天子”。除对天地、祖宗和父母,均不能下跪。雍正向孔子行跪拜礼,就是把孔子抬到与天地君亲同等的地位,当然是无比之尊了。
  雍正的姿态,确实很高。过去,历代帝王巡视太学,都称“幸学”,也就是帝王幸临学府的意思。雍正认为。这虽然是臣下尊君之意,但“朕心有所未安”。因此,应改为“诣”,就是拜访、请教的意思。王朝时代,最尊贵的就是帝王。无论他到哪里去,都是巡幸,都是给别人赏脸。唯独到了学校,却不是“光临指导”,而是“拜访请教”,这就不但是对知识、对文化的尊重,而且是对全体知识分子的尊重了,自然大得人心。
  雍正不但谈儒,也谈佛。十一年(公元1733年),他在宫中举行法会,亲自说法,并收门徒十四人。皇帝、王公、大臣、和尚、道士,不伦不类地聚在一起坐而论道,真是煞有介事。
  天底下居然还有这样的皇帝!应该承认,雍正的儒学水平和佛学水平都不低。比起那些腐儒和愚僧来,不知高明多少倍!他确实把握了儒学和佛学的精髓。儒家讲“修齐治平”,佛家讲“普度众生”,说来说去,不就是让大家过好日子,让大家感到幸福吗?这就要栽种福田。而在雍正看来,这个福田,并不在西方净土,而就在东土人间。因为现在东土已经有了一个不是释主的释主,不是孔丘的孔丘。他不是别人,就是朕———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
  现在,雍正已经从思想上(崇儒礼佛)、组织上(举贤用人)和制度上(密折政治)把自己武装起来,他可以给他的帝国动手术了。

有你支持更精彩 点击表情自动回复:

楼主这帖子太美,太漂亮了,顶,献花一朵.......!
看到楼主的这个帖子,我明白一定要低调.......!
哇,楼主你真是太给力了,这样的帖子都能找得到,佩服!
问候七喜乐园的朋友们,报个到并祝朋友们安康如意,永远开开心心!
楼主辛苦了,这帖子我很喜欢,找了很久,拿去收藏了,谢谢朋友啦!
这帖子真的让人感觉很舒服,我超喜欢,楼主真是太给力了!
超极囧囧的帖子,楼主你太雷了,真正把我给OUT了!
好贴
低调
给力
报到
收藏
喜欢
囧人

TOP

六、如此帝国

  雍正的帝国情况不妙。
  雍正的前任圣祖仁皇帝康熙,亲手创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雍正接手时,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而亏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雍正说:“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又说,“近日道府州县亏空钱粮者正复不少”,“藩库钱粮亏空,近来或多至数十万”。如此看来,则堂堂大清帝国,竟是一个空架子。外面看强盛无比,内里却空空如也。
  国库空虚,关系非浅,新皇帝岂能坐视?
  康熙皇帝去世刚好一个月时,雍正皇帝下令户部全面清查亏空钱粮。雍正不顾乃父“尸骨未寒”,就要对康熙留下的积弊大动干戈,可见其决心之大,也可见事情之紧迫。这是雍正即位之后的第一个大战役,关乎国本,也关乎帝位。中央的政令到了下面,没有不打折扣的。清查亏空牵扯到那么多官员的切身利益,岂有不研究对策之理?那好,你研究,我也研究。你有对策,我更有对策。我的对策是:先研究你的对策,再出台我的政策。我的政策是针对你的对策来的,看你还有多少对策!
  这一下,贪官污吏全都傻了眼。
  雍正确实太了解下情了。他知道,靠贪污犯去查自己的贪污,那是永远也查不出来的。他们的上司也同样不可靠。因为没有一个贪污犯不巴结上司,不给上司行贿送礼。如果他不巴结上司,或者上司不接受贿赂,他还能混到今天?早就被查出来,被弹劾罢官了。即使他的上司是清廉的,也不可靠。因为地方上的亏空如此严重,贪墨如此猖獗,他们居然毫无动作,那就只可能是三种情况:要么是昏官,对下情一无所知;要么是庸官,知情而不敢举报,或无力纠察;要么是混蛋,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官声,对下面的胡作非为睁眼闭眼,包庇纵容,搞“地方保护主义”。靠这些人去清查亏空,那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即便他们手脚干净,也不能依靠。
  雍正的对策是派出钦差大臣。这些省级或副部级的特派员直属中央,与地方没有任何瓜葛,而且都是为官清正又精明强干的能员。这些人,既无前车之鉴,又无后顾之忧,且直接归皇帝领导,不尽心也会尽心。何况,这些特派员也不是光杆司令。雍正从各地抽调了一大批候补州县随团到省,与特派员一起查账。查出一个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职,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这是一着妙棋,也是一着狠棋。因为雍正深知,官官相护,是官场顽症。历来的继任官,总是会帮着前任补窟窿,然后自己再留下一大笔亏空,让后任去擦屁股。亏空之所以总也补不上,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这一回,后任是来查账的,当然不会替他打圆场,做掩护。这样,这个贪官就再也无处遁逃,只有低头认罪,接受处罚。而且,因为没有后任给他补漏洞,他当然也不愿意为前任背黑锅。于是,就连他的前任,甚至前任的前任,如有贪污挪用,也难逃法网。
  贪官们当然不愿束手就擒。他们还有对策,即借钱借粮来填补亏空。这也是老办法:上面要来查账时,就从当地富户那里借些钱粮来放在库里。上面的来人一看,分文不少,检查团一走,这些钱粮又还回去。因为是官借,利息既高,又不怕不还,再说富户们也不想得罪地方官,因此这个办法也屡试不爽。
  可惜这种伎俩也逃不过雍正的法眼。雍正在派出特派员的同时,也给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先打招呼:谁也不能借钱粮给官府。要借也可以,这些钱粮既然被说成是官府的,朕就认它是国家所有,你们这些借钱借粮给官府的人,就再也别想把它们收回去。
  这一下,谁也不肯借钱借粮给贪官们了。富户们不想得罪官员,更怕得罪皇帝。再说,他们也不愿意自己的钱粮白白地送给公家。贪官污吏的又一条对策被雍正事先粉碎。
  不过,这还只是雍正一系列对策的一部分。
  雍正的又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会考府”。会考府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成立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正月十四日。它的任务,是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雍正深知,钱粮奏销,漏洞很大。
  雍正先查挪用,后查贪污。而且,在追补赔偿时,先赔挪用部分,后赔贪污部分,一分一厘都不能少。更重要的是,无论贪污还是挪用,每一笔账都要查清楚,不能混淆。这一下,贪官们最后一条退路也被堵死。
  雍正的高明,还不仅于此。
  就在举国上下穷追赃款、整治贪官的同时,雍正也在思考一个更带根本性的问题:怎样才能从制度上杜绝贪墨,保住官员的清廉?
  这个问题想得很深。我们知道,反腐和倡廉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倡廉比反腐更重要。没有保证官吏清廉的制度,腐败就会像割不尽的韭菜,一茬又一茬,真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于是,雍正决定进行两项重要的制度改革,那就是耗羡归公和高薪养廉。
  耗羡,也就是我们前一章说到的“常例”,即火耗、米耗等等。是一种正常税收外的附加税。这是一种半公开、半合法的贪污,弊端甚多。
  雍正规定,归公的耗羡,有三大用途。一是填补亏空,二是留作公用,三是发放“养廉银”。这是耗羡归公的配套措施,也是反腐倡廉的配套措施。雍正为人虽然不免冷酷刻薄,但他的冷酷刻薄只用于权力斗争,也只施加于他仇恨和憎恶的人。对于一般人,他是通情达理的。他并不要求官员们饿着肚子办公(也办不到),相反还主张他们有体面的生活。他认为,大小官员,都应该“取所当取而不伤乎廉,用所当用而不涉乎滥”,既不可以盘剥百姓鱼肉子民,也不可以故作清贫沽名钓誉。但是,俸禄不能提高,而贪污又不允许,官员们怎样才能保证生活的体面呢?这就要靠“养廉银”。所以,耗羡不可不收,也不能不给官员们用,但要有规矩。一是要适度,二是要合理。其标准,则是官职的高低、政务的繁简和赋税的多寡。由这三个坐标系定出养廉银的数额,多收就是贪墨。
  现在雍正几乎把所有导致腐败的漏洞全堵住了。他应该成功了吧?可惜没有。
  雍正改革赖以成功的条件和他改革的目标是根本相悖的。雍正要惩治的是腐败,反腐败的力量是他的特权,而特权又恰是腐败之源。没有特权,不会滋生腐败;没有特权,又无法惩治腐败。这是一个死结。在封建专制的王朝时代,没有人解得开,雍正也不例外。
  还有一点,也是雍正想不到的。他改革的阻力,并非只是一批冥顽不化或居心不良的官员,还有强大的传统势力。这种势力是一种文化力量,并百哪个人可以扭转和对抗。比方说,他能不让人们讲人情,讲面子,讲世故吗?不能。那他就无法根除这些现象:请客送礼、拍马逢迎、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地、争风吃醋、担忧、损公肥私、敷衍搪塞、扯皮推诿、人情大于王法等等。这些东西不铲除,政治的清明和官吏的廉洁最终都只能是一句空话,被整治的腐败迟早也会死灰复燃。
  雍正当然不可能反对特权,反对人治,反对传统文化。
  所以雍正他成不了赢家。

有你支持更精彩 点击表情自动回复:

楼主这帖子太美,太漂亮了,顶,献花一朵.......!
看到楼主的这个帖子,我明白一定要低调.......!
哇,楼主你真是太给力了,这样的帖子都能找得到,佩服!
问候七喜乐园的朋友们,报个到并祝朋友们安康如意,永远开开心心!
楼主辛苦了,这帖子我很喜欢,找了很久,拿去收藏了,谢谢朋友啦!
这帖子真的让人感觉很舒服,我超喜欢,楼主真是太给力了!
超极囧囧的帖子,楼主你太雷了,真正把我给OUT了!
好贴
低调
给力
报到
收藏
喜欢
囧人

TOP

七、谁是赢家一

  雍正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
  雍正总是那么稳操胜券斗志昂扬。前半生,他为夺取皇位而斗;后半生,倔为巩固政权而斗。他斗败了兄弟,斗败了权臣,斗败了贪官,也斗败了被他认为是沽名钓誉的清官。最后,只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还算贴心的人。那么,他感到胜利的喜悦了吗?
  不,他感到很窝囊,很委屈,还有点犯虚。
  这似乎很矛盾。雍正,他不是一直都充满自信问心无愧的吗?是这样。在所有的斗争中,这个满族汉子都没犯过怵。整治年羹尧时,近臣中有人怕年在陕西称兵作乱,劝雍正不可过严,雍正把这种劝告无识之见。他说:"洞观远近情形,深悉年羹尧之伎俩,而知其无能为也。"雍正心里有数,胆气很足。他对自己的评价也不低:"朕反躬自省,虽不能媲美三代以上圣君哲后(元首),若汉唐宋明之主实对之不愧。"倔认为自己比得上汉唐以来历代君主。这不是大主不惭,是有事实做根据的自信。
  既然如此,又何必编印什么《大义觉迷录》
  《大义觉迷录》堪称奇书。它首先奇在皇帝与逆贼对簿公堂。中国古代,民千官的事都极为罕见了(告也可以,告赢了也要判刑),皇帝自己跑到公堂上充当被告,与谋逆的反贼一本正经一五一十地展开"法庭辩论",真是千古奇闻!辩完了还不了事,还要把辩论公布于众,就更是近乎天方夜谭。只有雍正这样的奇人才做得出这样的奇事,也只有雍正这样的奇人,才会制造这样的奇案。
  制造了这一奇案的《大义觉迷录》大体上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收入郑一的雍正特谕两道。两道特谕,都是针对曾静的指控而来。第一道主要讲清朝顺天得民,是大一统的正统王朝,满洲不过是清人的籍贯,清人从李自成手上夺取政权是为大明报仇等。这是为大清政权做辩护。第二道主要逐条驳斥曾静对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十项指控,是为雍正自己作辩护。这两道特谕,无妨看作是雍正作为"被告"的辩护词。不过,第一道是作为帝国法人代表的陈述,第二道才是自己的答辩。
  二、收入卷一的"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和收入卷二的"奉旨问讯曾静口供二十四条"。前十三条,批驳曾静写给岳钟琪的信中的主要观点;后二十四条,批驳曾静<知新录>一书的主要观点。这些批判,由内阁九卿大臣与刑部组成特别法庭,通过法官询问口供的方式进行。法官问的问题,都是雍正亲自拟定的,并以圣旨下达,故称"旨意问你"。不过那些问题,又不是简单的提问。有的长篇大论,实际上是阐述雍正的观点。雍正阐述完毕,再问曾静有何话说,因此无妨雍正与曾静的法庭辩论。不过,这种法庭辩论,世界上独一无二。被告并不出场,由法官代表被告发言,此奇一也。被告控制法庭,法官形同木偶,此奇二也。被告提问,原先回答,实则被告变原告,原告变被告,此奇三也。原告答辩,只能赞同被告观点,并批判自己,或为自己辩解,此奇四也。另外,法庭辩论自始至终都没有律师出场。中国古代没有律师制度。即便有,也不会请。雍正没有必要请律师,曾静则没有资格,也不敢。
  三、刑部大臣杭亦禄询问曾静的供词,内阁九卿对此案的审理意见,雍正对此的批复决定。在这一部分,曾静是被告,雍正又变成了法官。他的上谕和内阁的奏本,则无妨看作合议庭与最高法院大法官对量刑判决问题的讨论。
  四、曾静、张熙等人思想履行的过程和心得体会,包括他们的一些供词和曾静新蓍《归仁说》。这时,曾静和张熙的身份,是免予刑事处分并已被改造好了的犯人。
  上述四个部分中,最有趣的是法庭辩论。比如"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的第一条就很有趣。针对曾静对大清政权和雍正皇帝的指控,特别法庭的审判官们代表被告(雍正和大清帝国)提问说,奉旨问你:你在写给岳钟琪的信中有谁该得政权、谁该当皇帝之类的话。我朝(指清朝)积德累功,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创业,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继统,太祖高皇帝(顺治帝福临)建国。这正是顺天命、从民心、成大功、建大业、参天地、法尤世的至道。你生在本朝,难道不知列祖列宗为天命民心所归,却说什么"道义所在,天未尝有违"。这是什么意思?原告曾静答辩说:"弥天重犯(曾静自称)这些话是泛说。自古帝王之兴与帝王这在位,皆是顺天命得民心的。天命顺、民心得,从而兴起在位,即是道义之当然。弥天重犯生长楚边山谷,本乡本邑以及附近左右,并没有达人名士在朝,而所居去城市又最远,所以盛朝功绩传闻不到。"
  下面曾静接着说,自从去年(雍正六年)被押解来京,见闻渐广,才知道真龙天子兴于东海之滨,列祖列宗承承继继,不但非汉唐宋明可比,简直就直追三代,有如西周昌盛。但在西周,说起来也只有文王、武王两位圣君,称得上是"极致",哪里比得上本朝,"叠叠相因,日远日大,愈久愈光",一代更比一代强!太祖高皇帝开创王基,太宗文皇帝继体弘业,世祖章皇帝抚临中外,圣祖仁皇帝(康熙)深仁厚泽,遍及薄海。到我当今皇上(雍正),更是天纵聪明,恢弘前烈,创造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已达到礼乐文明的最高境界。"此正是天命民心所归,乃道义之当然,参天地,法尤世,为天运文明之隆会。"最后曾静辩解说:"从前弥天重犯实实陷于不知,不是立意要如何,以自外于圣世。"至此,这一问题辩完,并无下文。
  其他的法庭辩论,中国史上独此一份,世界史上想来也不会多。它的奇特,倒不在被告的气势凌人和原告的唯唯诺诺,甚至也不在原告撤诉认罪转弯之快和转弯之大--本来指控清王朝不该得天下、雍正不该当皇帝的,此记得却说清王朝超过了周秦汉唐宋明,雍正帝是最伟大的皇帝,还在于双方使用的逻辑。得民心者得天下,顺天命者为正统,这是双方都承认的逻辑前提。据此,则只有证明清王朝顺天命,雍正帝得人心,才能证明其政权和帝的合理合法。但要这样讲,官司就打不赢了。也不是打不赢,根本就打不成。因为得不得人心既不能通过民意测验或社会调查来确定,顺不顺天命更是一个说不清的事情。因此,双方都得另辟蹊径。
  雍正的逻辑是:你曾静既然生在本朝,就应该知道本朝是顺天命得民心的。这显然是强词夺理。如果生在某朝就能证明某朝合理,那么,纳粹时代的德国人便都可以证明希特勒"顺天命得民心"了。曾静的逻辑也很可笑。他的逻辑是:凡是新兴的王朝和在位的君主,都是顺天命、得民心的。既然如此,清王朝和雍正帝也不例外。那么,新兴的王朝和在位的君主为什么"都是"顺天命、得人心的呢?因为不顺天命就无从兴起,不得人心就不能在位呀!这就既是因果倒置,也是循环论证。它使我们想起恩格斯嘲笑过的德国庸人逻辑:凡是合理的都会存在。我存在,所以我合理。它也使我们想起民国时一位军阀的逻辑:自古英雄都好色。我好色,所以我是英雄。
  如此荒诞的逻辑,<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比比皆是。
  其实逻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话的权力。有权不准别人说话,或只准按自己的意思来说,再没理也能说得振振有辞。
  雍正要向世人显示的,便正是这个权力。专制帝王的权力向来就至高无上,可以生杀予夺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也如此而已。雍正却嫌不够。他还要做到"君要臣说,臣不得不说"。岂止不得不说,还要说出"理"来。换言之,明明是专制,还要做开明状。于是雍正也好,曾静也好,都得挖空心思。
  雍正确实费了老大精神,也表现了他的大智大勇。从接到岳钟琪密奏那一天起,他的态度就出奇的冷静。他没有暴跳如雷,也没有草率从事,而是精心策划了一种"出奇料理",把小事情做成了大文章。这篇大文章就是:我雍正皇帝不但能治理山河,治理国家,也能改造思想改造人。因此他下令优待曾静--当然是在把他打得遍体鳞伤,吃尽苦头又吓得半死以后。比方说,审讯时要和颜悦色,耐心开导;押解来京的路上吃好住好慢慢走,好好看看大清帝国的太平景象,体验雍正皇帝的深仁厚泽;到京后住幽州别墅,过舒适生活,让他知道悔改的好处等等。雍正甚至把朝廷的机密文件都赐给曾静阅读,让他看看他辱骂的这个皇帝,空间是昏君、暴君,还是仁德之君、有为之君、开明之君。
  曾静这个人,正如他自己所说,原本是穷乡僻壤的一个穷酸秀才,哪经过这种场面,见过这种世面?很快就被雍正连哄带吓收拾得服服帖帖。他不但全盘推翻了自己过去对清王朝和雍正帝的指控,而且下决心革心洗面,重新做人。他说自己从前是畜生,现在才转了人胎。他痛哭流涕地检讨自己,说自己真是鬼迷心窍,屎糊了眼睛,身在福中不知福,错把恩人当仇人,真是应该千刀万剐。但就是千刀万剐,也要尽人子的孝心,尽人臣的忠心。如蒙皇上宽宥,倔曾静愿意走遍天下,挨家挨户去批判吕留良的歪理邪说,宣传当今皇上的仁政和圣德。
  不能说曾静说的都是假话。他这些话,毕竟不是逼供逼出来的。但这些话空间有多大价值,却值得怀疑。因为曾静原本就没有什么地位和影响,也没有多少思想和学问,充其量不过一个狂悖小人和跳梁小丑而已。他说要一瘵推翻大清王朝,让吕留良或者他自己来当皇帝,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既然这家伙原本就没有什么分量,即便翻然悔悟,也没多少价值。而且,因为他让家乡父老大丢脸面(用雍正的话说就是"贻羞桑梓"),因此倔回到湖南做报告时,长沙城里还贴出了匿名的传单,扬言要把他从官府中抢出,沉到深潭里处死。
  然而雍正却把他当作宝贝。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就这么一个宝贝嘛!阿其那、塞思黑、年羹尧、隆科多他们倒有价值,但他们肯悔改吗?再说,他们也没有公开攻击过雍正,更不会速写大清政权。他们只想夺权或揽权,不会说这政权不合法。没法子,只好把曾静这狗肉包子抬上席去。好在苍蝇也是肉,有一个总比没有强。
  问题在于,雍正为什么非得要有这么个思想改造的典型不可?
  这同样也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至雍正即位,清人入关已有四分之三个世纪。但汉人对满人的政权,仍不能完全认同。不少人仍坚持认为,满人是夷狄,而夷狄是禽兽。“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即为当时之民谣,并为曾静的控词所引用。民族问题和政治问题搅和在一起,很是麻烦。雍正自己的麻烦也不少。康熙末年,储位斗争隐蔽曲折,扑朔迷离,充满神秘和不可解之谜。雍正领先自己的冷静、沉稳、权谋干练、胜人一筹并脱颖而出,但在不明内情的人看来,却难免篡位之嫌。此外,打击允禩兄弟,惩治年、隆诸人,迭兴大狱,株连甚多,难免给人以“残暴”、“灭亲”、“诛忠”、“屠臣”的口实;锐意改革,铲除积弊,清查钱财,整饬吏治,摊丁入亩,打击朋党,都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又是追赃,又是抄家,又是罢官,又是杀人,也难免蒙受“操切”之讥。由于当时能够左右舆论的,多为“持不同政见者”,因此舆论对雍正颇为不利。他被描绘成篡夺皇位的伪君、没有人伦的畜类、残忍戾虐的暴君。曾静的指控,不过是社会舆论的集中反映。这些舆论,雍正以前也有风闻,但只能把无名之火憋在心里,发作不得,因为找不到对手。现在,曾静自己跳了出来,这就给了雍正一个机会,一个洗刷自己冤屈和为了自己辩白的机会,岂能放过?何况,这一洗刷和辩白,如果由诽谤者自己来进行,则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但能够把扳本,而且还有红利。
  这,便是雍正要利用曾静一案大做文章的直接原因。
  雍正的“出奇料理”的确不同凡响。没有几个专制帝王会采取这种方式来处理此类案件。他们的惯常做法,是谁要胆敢说他们一个“不”字,就把谁抓起来砍脑袋,或者拖下去打屁股。而且,砍脑袋之前,还要在嘴巴里塞上木球,完全剥夺他人说话的权利。如果自己遇到了什么尴尬事体,则三缄其口,把盖子捂得严严的,一点风都不让透出去。将知情人和目击者秘密处死,杀人灭口,也是常规的配套措施。实在掩盖不住的,则歪曲真相,篡改事实,指鹿为马,文过饰非,寄希望于民中的健忘和弱智。想雍正这样,以九五之尊与案犯对簿公堂(虽然本人未出场),摆出(当然也只是摆出)一副对等讲理的架式,通过“充分说理”的方式来降服对方,确实绝无仅有,而且匪夷所思。
  雍正能如此,敢如此,恰是他自信的表现。精通儒学和佛学的雍正,坚信大义可以觉迷,而匪类亦可归仁。因为儒学讲“人皆可以为舜尧”,佛学讲“众生是佛”,也就是人人都有慧根和善缘。堕落为小人、为匪类、为畜生,是因为被各种魔障谬见所迷,不能觉悟。这就要由具有“大光明、大智慧”的人(其实也就是佛)来启迪,来开导。雍正自认为就是这样的活佛,可以让哑巴开口,顽石点头,畜生变人。这就是觉迷(觉悟迷者),就是归仁(归于仁义)。所以,曾静写的检讨,就叫《归仁说》;而雍正编的这本书,就叫《大义觉迷录》。雍正这一回,似乎又赢了。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雍正占有了话语权,却露了自己的馅。至少是,让人看出了他的心虚。常言到:身正不怕影子斜。如果自信行得正,站得直,光明磊落,坦荡无私,何必去管别人的说三道四?如此喋喋不休地为自己辩解,反倒让人觉得里面有什么猫腻。因此,像他这样的人,只能厚着脸皮咬紧牙关,对所有的非议和闲话一律置之不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式,就谁也奈何不得。历史上有那么多霸道皇帝,恬不知耻,一意孤行,就是吃准了这一点。
  从这个角度讲,其他那些从不和别人辩论和专制君主,又比雍正更高明。专制就专制,就是爱你、恨你、保你、杀你、提拔你、罢免你,都没商量。既然没商量,还讲什么理?朕就是真理。
  实际上,雍正打的是一场不可能有赢家的战争。曾静是赢不了。但改造了曾静,雍正就赢了吗?未必。只要看看他儿子乾隆的反应就知道。雍正去世才一个多月(也是尸骨未寒),乾隆就下令将曾静、张熙二人拿解到京,凌迟处死,并将《大义觉迷录>》全部收回,严禁流传。道理很简单:皇帝的反贼辩论,掉价么! 何况,为了证明自己并未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等,雍正几乎把家底都翻出来了,大清王朝的宫廷几乎无密可保,实在得不偿失。
  雍正一生所做的得不偿失的事情还很多。甚至从根本上讲,他做的一切都注定是得不偿失或没有意义的。比方说,他背着聚敛、操切、忌刻的骂名,清查亏空,追回赃银,填充国库,却并不知道这些银子该派上什么正经用场。国家收入最正经的用场,原本应该是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科学技术进步了,生产力发展了,才能真正做到国力增强,人民富足,社会安定。可惜,这个道理,雍正是不可能懂得的,他的儿子、孙子也不懂。结果,雍正费尽心力聚敛的财富,只不过为他子孙的挥霍和新贪官的贪墨奠定了基础,岂不悲哉?
  这无关乎他个人的品质。雍正无疑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也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感情丰富,意志坚强,性格刚毅,目光锐利,而且奋发有为。他并没有因为当了皇帝便泯灭了自己的个性。相反,他还给自己的帝国和时代打上了这种个性的烙印。同历史上那些平庸的君主相比,他无疑更具个人魅力,但同时也更易引起争议,遭受打击。因为他的这些性格,与文化传统对所谓“守成之君”的要求相去甚远困知道,我们这个以“群体意识”为思想内核的文化在本质上是不喜欢个性的。它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小心翼翼地允许极少数人保持自己的个性,比如开国领袖、末世的忠臣、江湖上的好汉和山林中的隐士等等。即便对这些人,我们的文化也宁愿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甚至只有在他们失败后才表示同情(如项羽、海瑞)。如果成功,则难免留下骂名(如曹操、武则天)。不挨骂的成功者只有一种,即朝代历时较长的开国君王(如历时较短,也要挨骂,如秦始皇)。人们热情赞美他们的雄才大略,是“千古一帝”,但又希望瓣后代不要有那么鲜明的个性。这些所谓“守成之君”最好四平八稳,中庸因循。处理政务的原则,不是“圣贤遗训”,便是“祖宗成法”,自己不需要创造性,更不要搞什么改革,这样就天下无事,天下太平。
  雍正显然并不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因此他不但得不到任何同情,反倒使不少人感到失望和愤怒。他们无法理解:圣祖爷好端端地留下了一个太平盛世,你雍正瞎折腾什么呢?还能折腾出多大个气候?甚至对雍正的朝乾夕惕,宵衣旰食也有人不以为然。皇帝不是宰相,管那么多那么细干什么?真正的圣君、明君,应该是“垂衣裳而天下治”。像雍正这样事必躬亲、累死累活的皇帝,他们可没见过,也不以为然。
  这就不能不让雍正感到委屈。为了他的帝国,雍正真的是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十三年干了别人三十年都干不完的事,然而他的帝国的臣民却不领情,还要在背后指指戳戳,说三道四,甚至诬赖他酗酒、淫色。想想看,他一天要做那么多事情,仅朱批就要写七八千字,有时间酗酒、淫色吗?因此,雍正很想有机会向天下臣民诉说诉说。他刊行<大义觉迷录>, 有有这种考虑在内。
  可惜这并没有什么用。雍正,他是注定不会被人理解的。这不但因为他的性格和作派与传统的要求格格不入,更因为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而且是强化皇帝一人的集权。当一个人手中的权力高度集中时,倔与其他人产生距离和隔膜,就完全不能避免。他的权力越是集中,他与别人就越是疏远。或者说,他越是成功,就越是孤独。最后的结果,就是众叛亲离。
  因此,如果雍正在征服帝国的同时还想征服人心,在君临天下的同时还想君临众志,那他是成不了赢家的。他只能感到委屈和窝囊。
  甚至就连他的死,也要被人说成“不得善终”。就在他去世两个多世纪后,又有了关于他死因的新版本——台湾作家高阳认为是“服用壮阳的兴奋剂,导致高血压及心脏病,以中风暴崩”。此说如能成立,则那春药也不是什么伟哥之类,而是权力——封建专制帝王的最高绝对权力。
  雍正,或者说,爱新觉罗胤禛,公元1678年生,1735年卒,享年五十八岁。
  雍正出生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爆发,世界在此之前三十八年(即公元1640年)已进入近代史阶段。雍正去世一百年后,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也被除迫进入了近现代。看来,不管雍正当年做了多大的努力,他的帝国也会风雨飘摇,他的王朝都时日不多。
  这,当然是雍正在世进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那么,他的灵魂会得到安息吗?

有你支持更精彩 点击表情自动回复:

楼主这帖子太美,太漂亮了,顶,献花一朵.......!
看到楼主的这个帖子,我明白一定要低调.......!
哇,楼主你真是太给力了,这样的帖子都能找得到,佩服!
问候七喜乐园的朋友们,报个到并祝朋友们安康如意,永远开开心心!
楼主辛苦了,这帖子我很喜欢,找了很久,拿去收藏了,谢谢朋友啦!
这帖子真的让人感觉很舒服,我超喜欢,楼主真是太给力了!
超极囧囧的帖子,楼主你太雷了,真正把我给OUT了!
好贴
低调
给力
报到
收藏
喜欢
囧人

TOP

文化与人

  历史的书卷一页页翻过去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个岁月带不走的熟悉姓名:项羽、武则天、海瑞、雍正。他们无疑都是历史上最杰出优秀的人物之一。他们的业绩不可磨灭,他们的形象光辉动人,他们的故事世代传说,他们的魅力至今犹存。对于他们的是非功过、罪恶得失,人们尽可品头论足、争论不休,但这种聚讼纷纭,岂非恰好证明了他们的不同凡响?
  然而,他们又无一列外是悲剧性人物。
  是啊,这五个人,究竟哪一人个有好运气或者好结局呢?不是身败,就是名裂,不是生前受打击,就是死后背骂名,没有一个功德圆满。就连与他们有关的一些人,比如韩信、允禩,也都是没有好下场。
  不可否认,悲剧结局的造成,与他们的性格和为人不无关系。项羽失之头脑简单,曹操失之奸诈狡猾,武则天失之手段狠毒,海瑞失之迂阔偏执,雍正失之猜忌刻薄。但,如果没有这些缺陷,他们的命运就不会是悲剧性吗?恐怕难讲。比如允禩的性格有什么缺陷?没有。但照样身败。申时行的为人又有什么不妥?也没有。但照样名裂。可见一个人的进退荣辱、成败臧否,并不完全由他自己决定,甚至完全由不得自己。当然如果曹操为人忠厚老实,武则天也心慈手软,他们确实不会留下骂名,但他们的个人前途却很渺茫。他们的事业不会成功,他们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未必有什么保障。曹操也许会在乱世死于非命,武则天也只能在感业寺里了此一生,这难道就不是悲剧?
  看来他们每个人都在劫难逃。
  这就让我想起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黄先生把这部书所述,称作“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书中涉及的人物,从皇帝朱翊钧、权臣张居正、阁老申时行、名将戚继光、清官海瑞、哲学家李贽,到太监冯保、贵妃郑氏、首辅高拱、皇子朱常洵、将领俞大猷等等,统统都没有好结果。黄先生认为,“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正因为制度出了问题,所以,皇帝是励精图治还是偷安耽乐,辅臣是独裁还是妥协调和,文官是廉洁奉公还是贪污舞弊,武将是富于创造还是习于苟安,思想家是极端进步还是绝对保守,都无关紧要而且没有意义。因为“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这是相当深刻的见解。在此以前,我们总是习惯于把王朝的兴衰、事业的成败、历史的更替和事情的对错都归结为个人的原因,归结为某个领袖人物或主导人物个人品质的优劣好坏。与此同时,历史人物也都被按照一种简单的善恶二元论,被分成好人和坏人、君子和小人,分成仁君和暴君、明君和昏君,或者忠臣和奸臣、清官和贪官,以及好汉和混蛋、英雄和流氓等等。于是,历史人物无一例外地都被脸谱化了,中国历史则变成了一个大戏台。红脸的、白脸的、花脸的和没有脸只有白鼻子的,纷纷登台亮相,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我们从来就不知道舞台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白脸和白鼻子,也不知道红脸的关公和黑脸的包公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因为我们不知道编剧和导演是谁。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运气和等待,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却不肯承认每一次的“善报”,往往也差不多意味着下一次“恶运”的来临。
  现在我们知道,至少在明万历十五年,这戏就没法再唱了。因为不管你唱得好还是不好,唱得有趣还是唱得乏味,结局统统一样——没有好下场,甚至下不了台。也许,要把这戏再唱下去,只有换戏班子,连行头都换过。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倒是做到了这一点,可惜同样无济于事。我们看到,雍正皇帝,这个最卖力的演员,尽管唱工做工俱佳,台下响起的,也仍是一片倒彩。更何况,这种倒彩并不是第一次响起。早在雍正甚至在海瑞之前,就响起过好几回了。
  这就不能不往深里想想了。
  的确,如果问题的症结不在个人品质而在社会制度,那么,我们就很想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它又为什么会走向山穷水尽?
  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是“以道德代法制”。也就是说,用道德和礼仪来管理社会,治理国家。这样一种管理和治理方式,就叫“德治”和“礼治”,不是我们现在主张的“法治”,也不是通常以为的“人治”。
  中国文化并不十分千万人治,当然也不十分反对人治。因为中国文化认为,再好的法,也要人来执行。如果人不行,那么法再好,也不顶用,这就叫“有治人无治法”(只有能治理国家的人,没有能治理国家的法)。但法治不行,人治就行么?也不行。第一,再好的人,也要死。人一死,他的政治也就结束,这就叫“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国家要长治久安,当然不能寄希望于这种“人亡政息”的“人治”。第二,人有善有恶,有贤有愚。如果国家的生死存亡系于一人之身,便危险多多,极不可靠。这个“一人”是善人贤君还好说,倘若是恶棍笨蛋,则如祖宗社稷天下苍生何?由是之故,中国文体又并不赞成人治,至少并不像时下学术界认为的那样赞成人治。
  实际上,中国文化是不可能赞成人治的。所谓“人治”,说到底,就是“个人政治”或“一人政治”,也就是依靠个人的意志、魅力和权威、威望来实现治理。这种方式,历史上也有,但却在本质上与中国文化的精神相悖,因此只能是特例,不能是常规。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已经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依照群体意识,个人总是渺小的、卑微的、脆弱的、无足轻重和微不足道的。即便贵为天子,也如此。他们即便有再大的成就,也得说是“赖祖宗神灵福佑,天下臣民同心同德,共襄大业”云云。如果他不这样说,这样做,当真独往独来,自行其是,一意孤行,那他就是“民贼”,就是“独夫”,可以“天下共诛之,天下共讨之”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如此,怎么会赞成迷信和依靠个人的“人治”?
  其实,项羽、曹操、武则天、海瑞、雍正之所以落得个悲剧的结局,就因为他们都是“人治主义者”。倔们都在相当程度上,相信只要个人品质优秀,能力强,威望高,本领大,就能包打天下。项羽迷信自己的个人能力,海瑞迷信自己的道德品质,曹操、武则天、雍正则迷信自己的意志和铁腕,一手遮天,独断专行。他们既然如此地与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相悖,当然也就无法得到这个文化的首肯和认同。
  毫无疑问,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人治的现象。但我们必须注意,那多半出现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比方说,在动乱年代,或建国之初。这是,礼已坏而乐已崩,毛汉和礼治系统失灵,便只好寄希望于“人治”和“治人”。尤其是在天下大乱改朝换代的年代,某些英雄人物确乎可能凭借个人的魅力,叱咤风云,逐鹿中原,运天下于股掌之中。然而,正如可于马上得天下,不可于马上治天下,天下也只可“人取”,不可“人治”。英雄人物得到天下以后,必须迅速将国家的动作转移到“德治”和“礼治”的轨道上来。所以,刘邦虽然是开国领袖,也不能违礼。尽管他十分喜爱戚夫人所生之赵王如意,最终却只能立嫡工子刘盈为储,和一千七百多年后万历皇帝的情况没什么两样。难怪隋文帝要说“朕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了。德治和礼治高于人治嘛!
  至于所谓“承平时代”,则更无人治可言。“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事情是有的。但举也好,息也好,却与个人的品质、才干、魅力无关,也与政策本身的好坏无关,甚至与这个人的死活无关,而只与这个人的官位有关。如果是官(当然最好是皇帝),则无论蠢如刘禅,或者贪如严嵩,其政也举;如果不是官,或被罢了官,则无论能如曹操,或者清如海瑞,其政也息。政之举与息,惟与官之存亡相联系。官存,则其政也举;官罢,则其政也息。所以是“官治”,不是“人治”。
  “官治”的依据就是“礼”。因为礼规定了君尊臣卑,官尊民卑,上尊下卑,同时也规定了高贵者代表着真理和道德,卑贱者则一定愚昧无知,时时都需要接受教育。这就叫“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所以,一个人即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如果不是官,就等于什么学问都没有,什么意见都不对。相反,皇帝的看法即便愚不可及,丹陛之下也总是一片颂扬:“皇上圣明。”长官的报告即便废话连篇,上级的决定即便谬以千里,也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执行。总之,皇帝总是圣明的,长官总是英明的,上级总是高明的——“三明主义”。
  显然,官治就是礼治,而礼治则本之于德治。因为德治是一种“软控制”,如无礼法和礼仪之具体化,就无法操作。可见礼只是手段,德才是目的,官则是德与礼或德治与礼治的人格化。因此,官治也好,礼治也好,便都可以说是“以道德代法制”。
  抽象地讲,“以道德代法制”也未必就不好,如果确能代替的话。原始氏族社会就没有法或法制,靠什么来管理,来处理和维系人际关系?靠道德,靠礼仪。中国古代社会的德治和礼治,其实就是从原始氏族社会继承过来的。它既然在原始社会行之有效,就不能说在古代社会一定不可实行。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评说“以道德代法制”的是非对错,而要问:第一,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要“以道德代法制”?第二,用以代替法制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第三,这样一种制度空间可行不可行?
  这就要说文化了。
  的确,以道德代法制,正是中国文化的性质决定的。前面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对于这样一种文化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维系群体生存。这就只能靠道德,不能靠法制。回为法制只能规定人们不准做什么,不能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比如它只能规定不得伤害他人,却不能规定必须热爱他人;只能规定不得损害群体利益,却不能规定必须为群体谋求利益。即便规定,也顶多只能规定你出力,无法保证你尽心。对于处理人际关系,维系群体团结,法制在许多方面都是无能为力的。比方说,一个人够不够意思,讲不讲交情,能不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有没有为群体利益献身的精神等等,法制都管不了。所以,法制代替不了道德。相反,道德却有可能代替法制。你想,如果每个人都是正人君子、菩萨圣贤,这样的社会,还需要法制来防范或者保护某个人吗?
  显然,“以道德代法制”是否可行,关键在于有没有呆能使整个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在这里,重要的是“一个都不能少”。因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有一个不道德的,就可能会有十个、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最后就是不可收拾。但,有谁能保证一个不落地都是道德高尚者呢?没有。至少目前没有。所以,“以道德代法制”就只能是理想,变不了现实。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坚持“以道德代法制”?
  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上,产生不了法制。法制有一个基本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才需要法;平等,也才能够产生法。什么是法?法就是“全民公约”。它的前提,是首先要承认所有人都是单独的、个体的、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正因为这些人都是单个的,相互之间没有依附关系,谁也管不了谁,谁都想自行其是,因此,如无行之有效的制度加以制约,势必天下大乱,谁也无法生存。这就需要有一个对每个人都管用的东西。显然,对于这些人格既独立、意志也自由的个个人而言,只有他们自己的共同约定,才可能对每个人都管用。这就是法。换言之,法,就是某一社会中全体个人的共同约法。它既然是大家共同约定的,当然每个人都得遵守,同时当然也会无所偏私地保护每个人,这就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见,法制文化的前提,是个体意识,是人与人之间的独立和平等。独立,才会平等;平等,才需要法制。
  人格不平等的人确实无须乎法。“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既然如此,还要法干什么?有律就行。比方说,谋逆,凌迟;大不敬,斩立决;不孝,绞;以及“十恶不赦”(即谋反等十种最严重的罪行不得赦免)等等。显然,律的作用,不地审为了统治都在实施惩罚时操作方便,同时也显得“公平”而已。因此它又叫“刑律”、“律条”。即便被称作“法律”,也与现代意义上的法律相去甚远,完全不是一回事。
  人格不平等的人也产生不了法。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只有服从,无法约定。皇帝口衔天宪,乾纲独断,令行禁止,说一不二,约什么法?所以,中国古代只有“王法”,没有“约法”。虽然也有“约法三章”的说法,但那“约法”从来就是单方面的。比如刘邦入咸阳,与秦中父老的“约法”(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便不过是刘邦单方面宣布的新王法。新王法比旧王法好,秦中百姓无不拥护。即便不是拥护,也无可奈何,因为根本就没有商量。王法王法,就是王的法,子民岂能置喙?
  同样,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是骗人的鬼话。王子能犯什么法?除非是谋反。其他的,便只能叫“过失”。即便有了过失,也要另找替罪羊,由他人代为受过。比如皇太子读书不用功,受罚的便只能是陪读者。春秋时,晋悼公的弟弟公子扬干犯军规,执法官魏絳也不过只是将其车夫斩首。魏絳的“执法如山”是有名的,也不过如此而已。这就是礼,就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没什么平等可言。况且,如果王子犯法,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要与庶民同罪,那么皇帝犯法又与谁同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行不通吧?
  法制既然无由产生,则只能诉诸道德。
  道德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和行为的准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有两种:平等的和不平等的。平等的关系产生平等的道德,不平等的关系则有赖于不平等的“伦理”。中国古代社会所谓“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就是确立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即: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因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规范。君要臣遵守的(忠),君不必遵守;父要子做到的(孝),父不必履行。没有一种对每个人都同等有效或必须共同遵守的的“公德”。
  实际上,一种对每个人都有同等约束效力、所有人在它面前都平等的东西,是中国古代社会无从设想的。平等?则置君父于何地?平等,岂非让奴才们上脸上头?这当然断乎不可。于是便有一系列的所谓道德律令: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与妻纲。一则为纲,一则为目,岂能平等?
  有人说,中国古代社会虽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却有“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理由是:它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有道德,即便贵为天子,也不例外,因此平等。这种说法,简直就是欺人之谈。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哪有起点的平等可言?
  君臣、父子、官民、主仆,各有各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要求。君应仁,臣应忠,父要慈,子要孝。义务不同,权利也不同。君可以杀臣,臣不能弑君;父可以训子,子不能责父;可以罚民,民不能告官,又哪有结果的平等可言?儒家说得好听:“人皆可以为尧舜。”可是君臣主仆所修德目各不相同,君主修“王道”,越修越霸气,臣仆修“奴性”,越修越窝囊,怎么会一样地都是“尧舜”?
  然而道德却要求平等。原始社会之所以有一种恩格斯说的“纯朴的道德”,就因为在氏族和部落内部,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没有这种平等,就不会有道德的要求。就拿仁义礼智信来说,仁就是爱人,义就是助人,礼就是敬人,智就是知人,信就是信任他人和取信于人。但如果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所有这些就都无从谈起。不平等的人怎么相爱呢?又怎么可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呢?
  可见,问题并不在于或并不完全在于“以道德代法制”,还在于这种用来代替法制的“道德”又是不道德或不完全道德的。既然如此,这种制度的碍难成功和必然走向山穷水尽,也就自不待言。因为“以道德代法制”原本就有问题,何况这“道德”还不一定道德!
  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要选择这种道德,这种制度?
  因为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
  正如“以道德代法制”未必就不行,群体意识也未必就不好。人,毕竟是社会的存在物。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或人较动物的高明之处,确如儒家所言,是人能“群”。人的自然生存能力并不如动物。他力大不如牛,速疾不如马,高飞不如鹰隼,深藏不如鱼龙,惟有结成群体,才能克服个体无法克服的困难,承受个体无法承受的压力,从而存活下来发展下去。当然,动物也有群。但动物的群不如人牢靠,因此才有“如鸟兽散”的说法。可见,自觉地意识到必须群,是人之为人的特征之一。
  问题在于,任何群体都是由个体集合起来的。不论个体的存在价值,其实也就等于否定了群体。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化犯了一个错误:只强调群体的意义,不承认个体的价值。群体总是伟大的,叫“一大群”。个体总是渺小的,叫“一小撮”。甚至在前些年,当一个“个体户”还是有风险和被人看不起的。我们总是被告知:“大河不满小河干,锅里没有碗里也不会有。”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锅里不骨,碗里也确实不会有,但没有小河都干了,则不知大河里的水又从何而来?
  否定个体的存在价值,也就必然不承认个体的独立人格。没有独立人格,就没有自由意志,也就不骨民主和法制。这样,赖以维系群体的,便只能是人身依附关系。那么,这样一种人际关系要怎样才能维持呢?无非两个办法,一是暴力,二是哄骗。这两种手段咱们都有,那就是“霸道”和“王道”,也就是高压和怀柔。不过,高压和暴力难以持久,还是尽量以怀柔和哄骗为好。三纲五常这些“伦理道德”,就是用来干这活的。
  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就一定要以道德代法制,而且那“道德”也一定是不道德的。因为非如此,便不足以维持人与人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
  人与人之间既然是人身依附关系,则其中的每个人也就都不可能有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因为依附者既然要依附于他人,就得交出自己的意志和人格;而被依附者为了保证他人心悦诚服和心甘情愿的依附,也不能不多少迁就一下依附者,尤其是迁就一下他们的“集体意志”和“集体愿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或无法反对的“道德的象征”,宽和仁爱,通情达理,没有个性,还能行礼如仪。这正是刘邦能当皇帝而雍正难免挨骂的原因:刘邦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的主张,雍正却个性太强。
  项羽、曹操、武则天、海瑞,也一样。
  事实上,本书品评的这向个人物之所以那么有魅力,就因为倔们有个性,而且个性很强。比方说,项羽就比刘邦有个性,曹操就比齐备有个性。所以,尽管项羽打了败仗,曹操背了骂名,我们还是打心眼里更喜欢项羽而不是刘邦,更喜欢曹操而不是刘备。不过实在地讲,刘邦毕竟还有些个性,也还不乏可爱之处,刘备就一点也不可爱了。老刘家祖孙相去如此之远,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其实,岂止只是老刘家,整个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也都有点江河日下的味道:明清不如宋元,宋元不如汉唐,而汉唐又不如先秦。不信你拿海瑞和曹操比比,拿雍正和项羽比比,就不难发现他们也不可同日而语。海瑞当然比曹操道德高尚,却也乏味得多。雍正和项羽相比,显然成熟多了,却远不如项羽让人激动,令人心仪。甚至连死,都死得不如项羽,真是“死不如他”。文化毕竟是为了人和属于人的。如果“人”越来越个性和魅力,那么,这种文化自身还能有多少魅力,就十分值得怀疑。
  这似乎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马克思在谈到物质生产的发展与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时曾说过,希腊艺术和史诗是“高不可及”的,希腊文化作为人类童年时代“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也是“永不复返”的。的确,西方现代文明尽管成就辉煌,举世瞩目,但较之希腊文明,却少了许多天真烂漫和英雄气质。这就像一个老年人,即便功成名就,英雄盖世,也总不如青春年少那么迷人和动人。先秦汉魏是我们民族文化“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当然应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所以,雍正不如项羽可爱,海瑞不如曹操有趣,也并不奇怪。
  不过,马克思也指出,一个成年人固然不能再变成儿童,但儿童的天真却应该使他感到愉快,他也应该“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使自己的“固有性格”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这并不容易。对于我们来说,又似乎更难一点。因为我们至今还未能对我们的文化有一个科学、客观、冷静的清理和分析,不是全盘否定,就是盲目乐观,感情用事的成分很大。文化的研究固然不能无动于衷,冷漠无情,但过多地掺入感情,却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危害甚多。
  事实上,我们的文化固然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却也同样不乏可悲可叹之时。其最令人扼腕之处,就是对罪恶的粉饰和对人性的摧残,以及对不人道和非人性的麻木。祥林嫂的故事并非迟至鲁迅的时代才发生,阿Q精神也早已有之,只不过没有人去发现。大家都熟视无睹,得过且过,非弄到山穷水尽而不肯觉悟。由是之故,悲剧才会一演再演,连雍正这样的“至尊天子”都难逃厄运。
  的确,我们过去是太不重视个人的发展了。我们几乎从来没有要给每个人的个性发展以足够自由的空间。我们只知道强调群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却不知道如果没有每个人充分自由的发展,也不可能有群体长足的进步。结果,群体成了不健全的群体,个体则更无健全的人格可言。但,如果我们每个人的人格都是不健全的,我们还能保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我们还能建立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新社会吗?要知道,在那个新社会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和前提的。
  要有健全的人格,就要有健全的制度;而要有健全的制度,就要有健全的文化。也许,这便正是我们新一代新中国人的历史使命。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有你支持更精彩 点击表情自动回复:

楼主这帖子太美,太漂亮了,顶,献花一朵.......!
看到楼主的这个帖子,我明白一定要低调.......!
哇,楼主你真是太给力了,这样的帖子都能找得到,佩服!
问候七喜乐园的朋友们,报个到并祝朋友们安康如意,永远开开心心!
楼主辛苦了,这帖子我很喜欢,找了很久,拿去收藏了,谢谢朋友啦!
这帖子真的让人感觉很舒服,我超喜欢,楼主真是太给力了!
超极囧囧的帖子,楼主你太雷了,真正把我给OUT了!
好贴
低调
给力
报到
收藏
喜欢
囧人

TOP

【后记】

  写完《读城记》,再写《品人录》,似乎顺理成章。
  如果说,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读法,那么,人物就是一幅展开的画,谁都可以鉴赏品评。但,正如读城的关键在于读,品人的关键也在于品。读,要读出品位;品,要品出滋味。总之,要能说出点名堂来。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中国历来就有品评人物的传统。孔子就曾品评过不少人,包括他的学生。孔子的品评,以精练准确见长,言简意赅,一语中的,比如“由也果”(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通达)、“求也艺”(冉有多才)、“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可以当领导)等等。孔子认为,仁者爱人,智者知人。品评人物,在他那里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这种智慧在魏晋时期就变成了美。魏晋是品评人物风气最甚的时代。一部《世说新语》,几乎就是一部古代的《品人录》。那时的批评家,多半以一种诗性的智慧来看待人物,因此痴迷沉醉,一往情深: “萧萧如松下风”,“轩轩如朝霞举”,“濯濯如春月柳”,“岩岩如孤松之独立”,“偎俄若玉山之将崩”。这种对优秀人物的倾心仰慕,乃是所谓魏晋风度中最感人的部分。
  自然也不乏幽默睿智的。比如说见夏侯玄“如入宗庙,琅琅但见礼乐器”;见钟会,则“如观武库,但睹矛戟”。后来鲁迅先生比较陈独秀与胡适,便有异曲同工之妙。先生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 ‘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捉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 ‘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这样的人物品评,谁说不是艺术,不是哲学? 可惜,我们的大学里,不管是文学系、艺术系,还是哲学系、历史系,都不开人物品评课,更没有这个专业。报纸和刊物,自然也只有文学批评、艺术批评而没有人物批评。或者只有人物传记、人物故事,没有人物鉴赏。其实,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有鉴赏价值的。品酒,品茶,品画,品诗,何如品人?
  于是就有这本《品人录》。
  或许有人要问,你这本书,是历史家言,还是小说家言?我要说,既非历史家言,也非小说家言。因为每一史实,都有史料为据,没有一件事是我编的。而且所据之史,也多为正史,很少用野史的材料,以免唐突古人,因此不是小说家言。不过,史家重在记,本书则重在品。每一篇都是人物的品评,不是人物传记。对于人物的心理,亦多推测,因此又不是历史家言。总之,正如读城不是说城,品人也不是记人。对于这些大家都很熟悉的人物,相信读者不会仅仅满足于记述和描写。
  从城市中读出文化,从人物中品出思想,这就是我写《读城记》和《品人录》的初衷。
  “片云心共远,永夜月同孤。”

  (全书完)  

有你支持更精彩 点击表情自动回复:

楼主这帖子太美,太漂亮了,顶,献花一朵.......!
看到楼主的这个帖子,我明白一定要低调.......!
哇,楼主你真是太给力了,这样的帖子都能找得到,佩服!
问候七喜乐园的朋友们,报个到并祝朋友们安康如意,永远开开心心!
楼主辛苦了,这帖子我很喜欢,找了很久,拿去收藏了,谢谢朋友啦!
这帖子真的让人感觉很舒服,我超喜欢,楼主真是太给力了!
超极囧囧的帖子,楼主你太雷了,真正把我给OUT了!
好贴
低调
给力
报到
收藏
喜欢
囧人

TOP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