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稿阅读] 百家讲坛 易中天解读中国文化之品人录 TXT讲稿 全集 百家讲坛, 中国历史, 中国文化, 易中天, 历史人物

一骑绝尘

内容简介：

　　我们总是习惯于把王朝的兴衰、事业的成败、历史的更替和事情的对错都归结为个人的原因，归结为某个领袖人物和主导人物个人品质的优劣好坏。

      与此同时，历史人物也都按照一种简单的善恶二元化论而无一例外地脸谱化了，中国历史则变成了一个大戏台。

      但我们从来就不知道舞台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白脸和白鼻子，也不知道红脸和黑脸的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因为我们不知道编剧和导演是谁。

      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运气和等待，却不肯承认每一次“善报”，往往也差不多意味着下一次“恶运”的来临。

一骑绝尘

二、项羽的毛病

　　其实，项羽的毛病还远不止于此。
　　韩信离开项羽投奔刘邦后，曾与刘邦有一次长谈，谈话的内容主要是谈项羽。刘邦问韩信，萧丞相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寡人推荐将军，请问将军有什么计策教导寡人呢？韩信并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却反问：如今与大王东向争权天下的，岂非就是项王？刘邦说是。韩信又问：大王自己掂量掂量，如果论个人的勇猛和兵势的精强，您比得上项王吗？刘邦默然良久，说：我不如他。韩信起身一拜说，这就对了。便是我韩信，也认为大王不如他。这就奇怪。明知刘邦比不过项羽，却要背叛了项羽来投奔刘邦，岂不是犯傻？韩信当然不傻。他向刘邦透彻地分析了项羽的为人，分析了项羽必然会失败的心理和性格上的原因。依照韩信的说法，项羽至少有两条致命的弱点，即“匹夫之勇”和“妇人之仁”。但在我看来，根据这一谈话，还起码得再加两条，即“小家子气”和“小心眼儿”。
　　先说“匹夫之勇”。
　　项羽这个人，应该说是很勇敢的。他这辈子，似乎没怕过什么，只有别人怕他。他的身体也好。《史记》说他“长八尺余，力能扛鼎”，可以想见其英武魁伟、肌肉发达、孔武有力，当不让今日之斯瓦辛格辈，很能让一些崇拜所谓阳刚之气的女孩子们心仪。公元前207年，赵王君臣被秦兵围在巨鹿，告急的羽书雪片般飞来。当时救赵的诸侯之兵凡十余壁（营垒），却无不做壁上观，只有项羽率楚军破釜沉舟，一以当十，与秦军血战九次，动天的杀声把诸侯将士的脸都吓白了，这才大破秦军，救出赵王。有这样的胆量，又有这样的体格，项羽便觉得如果不让它们有用武之地，实在是一种浪费，可惜了的。所以项羽便常常要逞威逞武。他虽然是主帅，却喜欢冲锋陷阵。每次战斗，都身先士卒，自然也都所向披靡。往往是，项羽的兵器还没有出手，只不过瞪眼一呵，对方便魂飞魄散，肝胆俱裂，目不敢视，手不能发，屁滚尿流，一败涂地。这样的战绩，很是不少。我相信，每来这么一回，项羽心里一定充满了快感。
　　这种快感甚至使他忍不住要同对方的主帅决斗。他对刘邦说，天下不得安宁这么多年，不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吗？干脆我们两个打一架，谁打赢了，天下就是谁的，何必弄得天下人都跟着受罪！这真是英雄气概十足，贵族派头十足。可惜刘邦不吃这一套。他才不会和项羽单兵独练，徒手过招呢！于是刘邦咯咯直笑说，刘某斗智不斗勇。我相信，刘邦说这话时，也一定是一脸的痞笑。
　　从审美的角度看，刘邦的表现一点也不酷。但从政治学和军事学的角度看，刘邦却是对的。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政治斗争的最高手段。战争的胜负，说到底，是政治斗争的胜负，至少也是战略战术的胜负，与主帅个人力气、身材的大小没什么关系。项羽把打仗看得跟打架一样，也就是把政治视同儿戏了，简直就是孩子气。谁都知道，“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项羽自己也不是不知道，否则他就不会去学兵法，不会说不学“一人敌”而要学“万人敌”了。可惜，事到临头，他学的“万人敌”一点也用不上，用得上的还是“一人敌”。可见项羽实非帅才，不过是一个特别霸蛮特别有力的匹夫。
　　早就有人比较过“匹夫之勇”和“君子之勇”。路见不平，拔刀而起，一言不合，拳脚相加，这是匹夫之勇。因为只要有几分血气，有几分力气，不要有任何志向和修养，随便什么人都做得到，而且也不会有什么辉煌的战果，因此是匹夫之勇。什么是君子之勇呢？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就是君子之勇。显然，君子之勇表现的是沉着，是定力。苏东坡说，这是因为“其所挟也大，其所致也远”的原因。也就是说，为了远大的理想，可以暂受一时之辱，或不计眼前的得失。所以，“敌进我退”不是懦弱，“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也不是怯懦。当然，一味蛮干，为当下的面子不顾远大的理想，也不是勇敢。刘邦被项羽一箭射中前胸，腰不能直，便顺势弯下腰去摸脚趾头，还大骂说：臭小子，射中我的脚，然后掉头就跑。这就有些机智，也可以说有些狡猾，但不能说就是窝囊和胆小。
　　匹夫之勇是一人之勇，将帅之勇是万人之勇。战场上是不能没有勇敢的，所谓“两军相敌勇者胜”。但是，这里说的勇，是全军之勇，而不是个人之勇。当然，在某些时候，将领的身先士卒，确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在冷兵器时代就更是如此。然而，项羽的冲锋陷阵，却并不完全是为了鼓舞士气，有时也是为了自己逞能过瘾。结果，由于他过于个人英雄主义，反倒让其他将领和士兵觉得自己可有可无，哪里还会有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司马迁批评他“奋其私智”（只靠个人），“欲以力征”（只靠暴力），两条都说到了点子上。
　　再说“妇人之仁”。
　　妇人之仁和匹夫之勇好像是矛盾的。其实项羽这个人原本就很矛盾。他的性格中，有勇敢的一面，也有怯懦的一面；有残忍的一面，也有温柔的一面。项羽自称西楚霸王，事实上也够野蛮霸道的。他性情暴烈，恃强沽勇，杀起人来一点都不手软。会稽郡守殷通和他前世无仇后世无冤，而且还是打算和他们合伙起义反秦的，说杀就杀了。卿子冠军宋义夸夸其谈，其实是个蠢货，虽然对项羽有点那个，毕竟并没怎么样，也说杀就杀了。（宋义，故楚令尹，好言兵。他曾预言项梁失败而不幸言中，只说明他有观察能力，不能证明他有指挥能力。他当了统帅后，犯战略错误还自以为是，又张贴布告说“猛如虎，狠如狼，贪如羊，不听话的，都斩首”，结果反被项羽所杀。）
　　还有怀王，一个半点用也没有的“义帝”，项羽指东他不敢指西，项羽指南他不敢指北，要他搬家他就搬家，要他让地他就让地，又没碍着项羽什么，居然也派人把他谋杀了。最惨的是秦王朝的二十万降兵，项羽居然在一个夜里把他们全部击杀坑埋。二十万人哪！二话不说就杀了，项羽只怕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然而在鸿门宴上，面对刘邦，他却下不了手。
　　是因为刘邦与他无冤无仇吗？殷通也与他无冤无仇。是因为刘邦于他有恩有德吗？刘邦先入咸阳，已让他恨得咬牙切齿。是因为不知利害关系吗？范增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刘邦“其志不在小”，又有“天子之气”，实在是必欲去之的心腹之患。是没有能力杀吗？以项羽之武功，叫谁三更死，谁还能活到五更？何况刘邦名为项羽座上客，实为阶下囚，里里外外都是项羽的人，连樊哙都对刘邦说现在人家是菜刀砧板，我们是鸡鸭鱼肉。是没有机会下手吗？机会多的是。至少在樊哙进帐护驾前，是没有问题的。可任凭范增又是递眼色，又是打暗号，项羽就是默然不应，终于让刘邦这只烤熟了的鸭子又飞了。气得范增恨恨地骂道：“竖子不足与谋（这小子真不配和他谋事儿）！”
　　其实范增早已看透：“君王有不忍之心。”所谓“不忍之心”，也就是“妇人之仁”。
　　但，项羽不是很残忍的吗？怎么又会“不忍”？
　　实际上，项羽表面上看很强硬，其实内心很脆弱。项羽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爱面子的人内心都很脆弱。惟其脆弱，才那么爱面子。因为他受不了半点伤害，这才要拚命护住自己的面子。项羽的自刎乌江，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面子的考虑：“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于是便留下了一句关于面子的名言：“无颜见江东父老。”为什么无颜相见呢？除心中有愧外，还因为受不了那份怜悯。对于项羽这样一个一生要强的人来说，怜悯即是伤害。因此他宁愿去死。杀了自己，他的面子才挽得回来，他心里也才好过一些。
　　项羽就是这样一个内心冲突性格矛盾的人。说穿了，他其实是一个不幸被推向了战场和屠场的孩子气十足的行为艺术家。他并不多想杀人，却不能不杀人；并不多想打仗，却不能不打仗。因为除此以外他别无选择。他不可能有别的活法，也没有别的方式可以体现他的生存价值，完成他的行为艺术。他毕竟是通过杀人开始他的人生历程的，也毕竟是通过战争来走完他的人生道路的。因此，他又爱杀人，又爱打仗。但是，他的勇敢背后其实是怯懦，他的残忍背后其实是柔情。他杀人如麻，内心深处却有一种恐惧心理。他战无不胜，心理深层却有一种失败情结。正因为内心恐惧，才会不断杀人。正因为害怕失败，才会急于求胜。只有那不断流淌着的鲜血才能洗刷他因懦怯而感到的羞耻，也只有那一个接一个到来的胜利才能慰藉他那痛苦不安的心灵。
　　于是我们看到，他在向刘邦挑战时，是那么地沉不住气：用不着把那么多人拖在战场上，就我们两个打一架算了！这岂非证明他对这场战争早已厌倦，只想早早了结？这也岂非正好证明他对失败早已恐惧，便希望用这种对他来说最为便当也最有把握的方式以求一胜？因此，当他听见四面楚歌时，既不调查也不研究，更不愿动脑筋想一下这是不是敌人的计谋，立即就认定是自己打败了。因为他心理深层早有一个“失败情结”。我甚至相信，他的心底会响起一个声音：“这一天终于来了！这一切终于了结了！”
　　就在项羽因终于失败而松了一口气时，他那内心深处的、残忍背后的柔情也就升腾起来了。胜负成败、生死存亡已都没有意义，惟一值得牵挂的是骏马名姬。这也是他惟一之所钟情，是他把一生都交给了征战杀戮之后保留下来的一块纯情之地。“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是何等地温柔体贴，这是何等地多情缠绵！难怪要“泣数行下”了。据说项羽这个人，是比较容易流泪的。韩信说，他看到手下的将士受伤生病，都要流着眼泪去送汤送饭。但这次，他是为自己。
　　一个血性男儿的真实情感和内心世界便都在这数行热泪之中了。
　　项羽确实是很有些儿女情长的，这正是他艺术家气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甚至还有些婆婆妈妈。韩信说他“言语呕呕”，也就是说话啰嗦、琐碎。我们不难想象他平时在军营里的形象：提着饭篮流着眼泪，拉着伤病将士的手絮絮叨叨地问寒问暖，诉说家常。如果不是韩信亲眼所见亲口所说，一般人很难相信这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汉子还会有那么多的温柔和缠绵。
　　其实项羽的“仁”是敌对双方都公认的。韩信说项羽“恭敬慈爱”，陈平说项羽“恭敬爱人”，高起、王陵则说项羽“仁而爱人”，看法相当一致。对于刘邦，他们的看法也相当一致，那就是简慢无礼，还喜欢侮辱别人。这些话都是当着刘邦的面说的，应该说相当可信。实际上刘邦也正是这样。他喜欢骂人。骂萧何，骂韩信，骂手下所有人。不高兴时骂，高兴了也骂。即便要封人家官爵，也要先骂一句他妈的，活脱脱一副流氓土匪山大王的嘴脸。至于待人接物，治国安邦的各类礼仪，他更是一窍不通，甚至不知礼仪为何物。他极为蔑视厌恶讲礼的儒生，说是一看见他们头上的帽子，就想扯下来当尿壶。儒生名士郦食其（音丽异基）去拜访他，他居然大大咧咧地叉开两腿坐在床上，两膝上耸着让两个女孩子给他洗脚。于是郦食其正色说，足下既然打算诛灭无道的暴秦，就不该这样傲慢无礼地接见老先生。刘邦这才连忙起身，整整衣冠说对不起，然后请郦生上座。萧何向他推荐韩信，讲了一大通道理，他挥挥手说看你萧何面子，就让他当将军好了。萧何说你让他当将军他也会走。刘邦又说，那就当大将军好了，你叫他进来吧！萧何说，你这个人，向来就简慢无礼。如今要拜大将军，怎么就像使唤小孩一样（如呼小儿耳）？怪不得韩信要走了。刘邦这才答应择吉斋戒、设坛具礼。刘邦之无礼，实在和项羽的温情重礼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也不奇怪。项羽是贵族，而礼仪恰是贵族必不可少的修养，项羽当然懂得以礼待人和行礼如仪。刘邦是流氓，哪有这份修养？当了公，当了王以后，虽然也逐渐变得人模狗样，但一不小心，还是会露出泼皮本色。未央宫建成后，做了皇帝的刘邦大宴群臣，乘着酒兴，居然对已是太上皇的刘大叔说，老爸呀，过去您老人家总说我无赖，不如二哥会干活，现在您看看，是二哥的产业多，还是我的多？殿上群臣也跟着起哄，山呼万岁，大笑为乐，完全不成体统。
　　然而，恭敬爱人的贵族项羽，却不如简慢骂人的流氓刘邦得人心，这又是为什么？
　　韩信他们回答了这个问题。高起和王陵在总结刘项的成败得失时对刘邦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可是陛下派人攻城略地，打下来就赐给他，这就是与天下同利了。项羽呢？打了胜仗不论人家的功劳，占了城池不给人家好处，当然要丢天下了。韩信说得也很明白：项羽这个人，为人还是挺不错的，很关心体贴人。可是，别人有了功劳，原本应该封土赐爵的，他却把那印信捏在自己手里，摸过来摸过去，弄得印角都摸圆了也舍不得给人，这简直就是妇人之仁。的确，同封土赐爵、升官发财相比，嘘寒问暖、送汤送饭又算什么呢？比起刘邦的大把送钱、大片赏地、大量封官来，项羽确实小家子气。项羽的小家子气有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他占领了咸阳，却放着现成的皇帝不做，现成的帝都不住，只是烧杀掠抢一番，把金银财宝漂亮女人装满了车子，又跑回彭城（今江苏徐州）当西楚霸王去了。这就简直和阿Q的思路一样：只知道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搬回土谷祠，不知道可以干脆住到秀才家去。有人劝项羽说，关中地势险要，土地肥沃，建都于此，可定霸业。他却说，富贵了不回老家去，岂不是穿着漂亮衣服在黑夜里出行（衣锦夜行），谁看得见？这真是小家子气！所以这人当时就议论说，人家都说楚人不过是大猕猴戴高帽子（沐猴而冠），果然！
　　说这句话的人当场就被项羽扔到锅里煮了，但项羽的没有出息，却也几乎成了公认的事实。王伯祥先生认为，衣锦还乡的说法，不过是项羽的托辞。他的真实想法，是因为楚的根据地在江东，又放心不下楚怀王。其实，那个有名无实的傀儡楚王、项羽自己扶上台的放羊娃子又何足挂齿？而夺得了天下又在乎什么根据地？当年南下的清军如果在占领了北京后又跑回奉天去，还有大清王朝吗？
　　这就是小心眼儿了。正是这小心眼儿，使他谋杀怀王，从而失去人心。也正是这小心眼儿，使他疑心范增，从而失去臂膀。小家子气已让人看不起，小心眼儿更让人受不了。于是，他身边那些有能力有志向的人如韩信、陈平便一个个都离他而去，只剩下一匹骏马一个美人和他心心相印。
　　项羽的孤独，是他自己造成的。项羽的失败，也是他自己造成的。
　　范增其实是项羽身边最忠心耿耿的人。
　　范增是居巢（今安徽巢县）人，“素居家，好奇计”，是个诸葛亮式的人物。项梁起兵时，他已经七十岁了，仍毅然从军，随项梁、项羽南征北战，显然是很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他看问题往往高屋建瓴，切中肯綮。他曾对项梁说，陈胜的失败是理所当然的。秦灭六国，楚最无辜，所以谶语（带有预言性质的民间流言）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陈胜首义，不立楚王之后而自立为王，势头肯定长久不了。阁下世世代代是楚将，如果再拥立一位楚君后代以为号召，就一定会众望所归。这话说得很是在理，项梁也照办了，果然效果很好。刘邦先入关中后，他又对项羽说，刘邦在老家时，一贯贪财好色，这次入关，居然秋毫无犯，一个铜板不拿，一个女人不碰，可见其野心不小。此说简直就是一针见血。由是之故，项羽对他很是尊重，尊他为“亚父”（仅次于父亲），唤他为“阿叔”，与齐桓公称管仲为“仲父”、刘阿斗称诸葛亮为“相父”差不多，陈平也认为他是项羽不多几个“骨鲠之臣”的头一名。
　　然而这位亚父却被刘邦轻而易举地离间了。计策也很简单：项羽的使节到刘邦军中时，刘邦用特备的盛宴款待。正要入席时，又装作仓皇失措的样子说：我们还以为是亚父的使者呢，原来是项王的。于是撤去宴席，用劣等食物打发那使者。这个计谋，其实“小儿科”得可以，然而项羽居然中计，立马起了疑心，对范增做起小动作来。范增是何等精明的人，便对项羽说：“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然后拂袖而去，回家的路上就死了。
　　刘邦、陈平这小小的、一眼就能让人看穿的阴谋诡计居然能够得逞，全因为项羽那小心眼儿。一个堂堂的贵胄居然小家子气，一个八尺大汉居然小心眼儿，表面上不可思议，仔细一想也不无道理。贵族其实是很容易变得心胸狭窄的（尽管不一定）。因为贵族之所以是贵族，就在于高贵，而高贵者总是少数人。这样，贵族的圈子就很小。一个人，如果从小就在一个小圈子里生活，心胸就不大容易开阔。即便以后到了广阔天地，由于那天生的高贵和高傲，也不容易和别人打成一片。因为他无法克服内心深处那种高贵感，常常不经意地就会流露出居高临下的派头。加上他们养尊处优，不知人间疾苦，因此即便是真心实意地关心他人，也给人装模作样的感觉，因为他们关心不到点子上。比如项羽就想不到，将士们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图的是什么？还不是封妻荫子耀祖光宗！可是他该封的不封该赏的不赏，只知道流些鳄鱼眼泪送些汤汤水水，这算什么呢？
　　贵族的另一个毛病是清高。清则易污，高则易折，所以他们的内心世界往往很脆弱，也容易变得小心眼儿。因为他们在洁身自好的同时，也常常对别人求全责备。这样的人当隐士倒没什么，当统帅便难免疑神疑鬼。结果自然是圈子越来越小。陈平就说过，项羽身边都是廉洁自好、注重风骨、讲究节操、彬彬有礼的人，刘邦身边则是些贪财好色的鸡鸣狗盗之徒。但哪些人多哪些人少，哪些人能干事哪些人干不了，不也一目了然吗？
　　事实上，贵族由于高贵，可能会有两种性格两种心胸。一种是非常的宽容，一种是非常的狭隘。宽容者的逻辑是这样的：我既然至尊至贵，也就犯不着去排斥什么了。这就像汪洋大海，惟其大，则无所不可包容。狭隘者的逻辑则是这样的：既然我是惟一的高贵，其余也就不是东西。这就像雪山冰峰，惟其高，什么也容不下。狭隘的贵族一旦贬入凡尘，就会处处格格不入；一旦由破落而发迹，又往往会十分小家子气。他会把一切都归功于自己高贵的气质和不凡的能力，不承认别人还有什么功劳。他也会把一切都据为己有，而不愿与他人共享。因为在他那里，别人原本不是东西。这种心态，在他自己是高贵，在别人眼里就是小气。项羽便恰恰是这样的人。
　　同样，流氓由于卑贱，也可能有两种做派两种德行。一种是猥琐卑鄙，一种是豪爽大方。前者多半只能占些小便宜，当些小差使，或做些小偷小摸的勾当，出不了头也没想过要出头。后者则倘有机缘，便往往能成大业。第一，他们反正只有光棍一条白纸一张，想什么也是白想，就不妨想大一点，比如“弄个皇帝当当”。有此念头，又有机会，没准真能“心想事成”。第二，他们一无所有，一旦有了，多半是不义之财，或白拣来的，反正不是自己劳动所得，也就并不心疼，不妨“千金散尽”，博得“仗义疏财”的美名。第三，他们自己一身的不干净，哪里还会挑别人的毛病？自然特别能容人。何况他们是从最底层上来的，也最懂得世态炎凉和人间疾苦，知道人们追求什么惧怕什么，要收买人心，总是能够到位。有此知人之心容人之度，再加上豪爽豁达出手大方，便不愁买不到走狗雇不到打手，也不愁没人拥戴没人辅佐。一旦天下大乱烽烟四起，更不难趁火打劫乱中夺权。刘邦便正是这样的人。
　　刘邦的最后获胜，并非没有道理。
　　有句老话，叫“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刘、项的得失，确实应该从人心上去考察。
　　那么，他们两个对人又怎么样呢？
　　大体上说，项羽关心人，刘邦信任人。
　　关心和信任原本都是可以得人心的。但问题在于，项羽关心人，关心不到点子上。刘邦信任人，却是信任到极点。前面说过，陈平这个人，是有“盗嫂受金，反复无常”之嫌疑的。至少他的收受贿赂是一个事实。然而刘邦只是找他谈了一次话，便给予他高度的信任。刘邦问陈平：先生起先事魏，后来事楚，现在又跟寡人，难道一个忠实诚信的人会如此三心二意吗？陈平回答说，不错，我是先后事奉过魏王和楚王。但是，魏王不能用人，我只好投奔项王。项王又不能信任人，我只好又投奔大王。我是光着身子一文不名逃出来的，不接受别人的资助，就没法生活。我的计谋，大王如果觉得可取，请予采用。如果一无可取，就请让我下岗。别人送给我的钱全都没动，我分文不少如数交公就是。刘邦一听，便起身向陈平道歉，还委以陈平更大的官职。后来，陈平向刘邦建议用银弹在项羽那边行反间计，刘邦立即拨款黄金（铜）四万斤，随便陈平如何使用，也不用报销（恣所为，不问其出入）。结果，陈平略施小计，果然弄得项羽疑心生暗鬼，对范增、钟离眜等心腹之臣都失去了信任。
　　这就不仅是用人不疑，而且是豁达大度了，与项羽的小心眼儿正好相反。刘邦为人，确实大方。这种大方也许在他老妈加倍替他偿还酒债时就已培养起来了，但更重要的应该说还是因为他“其志不在小”。他要攫取的，是整个天下，当然也就不会去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更不会去计较那几个小钱。为了这一“远大目标”，他也能忍。比方说，克制自己的欲望。公元前206年，刘邦自武关入秦，进入咸阳。面对“宫室、纬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他不是没动过心。樊哙劝他出宫，他连理都不理。这也不难理解。一个小地方来的痞儿，见到如此之多的奇珍异宝、如花似玉、金碧辉煌，哪有不眼花缭乱、心神恍惚的道理？只怕喉咙里都伸出手来了。但听了张良一番逆耳忠言后，他毅然退出秦宫，还军霸上，而且干脆人情做到底，连秦人献来犒劳军士的牛羊酒食都不接受，说是我们自有军粮，不忍心破费大家，弄得秦人喜不自禁，惟恐刘邦不能当秦王。刘邦这一手，干得实在漂亮。比起后来项羽在咸阳大肆掠夺杀人无数烧城三月，显然更得人心。
　　刘邦能克制欲望，也能控制情绪。公元前203年，韩信攻下齐国七十余城，偌大一块地方，都成了他的地盘。手上有这么多本钱，韩信便想同刘邦讲价。他派人送信给刘邦说，齐人伪诈多变，是个反覆之国，南边又与楚国接壤。如果不立一个假王来镇守，只怕形势不定。当时，刘邦正被项羽的部队团团围在荥阳，太公和吕氏也都在项羽手里，一肚子气正没地方发。一看使者来信，不免火从心底起，怒向胆边生：王八蛋！老子困在这里，天天等你来救，你他妈的却要当个什么假齐王！便破口大骂。张良和陈平心知这时得罪韩信不得，便暗中踹刘邦的脚。于是刘邦接着又骂：没出息的东西！男子汉大丈夫，建功立业，平定诸侯，那就是真王了嘛，当的什么假王！这样一种随机应变的功夫，项羽是没有的。这样一种克制自己的能力，项羽也是没有的。这事要搁在项羽身上，他肯定二话不说便立马去杀人，而且非亲手杀了韩信不可。
　　这就不是性格问题了。没有谁会有“忍”的性格，忍都是逼出来的。有两种忍。一种是在强权强暴面前不得不忍气吞声。这与其说是忍耐，不如说是无奈。打又打不赢，拚命又没有本钱，不忍，又能怎么样呢？这就不能算是忍了。真正的忍，是在想做而又可做的前提下忍住不做。比如明明想占有秦宫的财宝、女子，也占有得了，却自动放弃，这就非常不易。显然，只有这样一种忍，才是真正的忍。也就是说，真正的忍，是自己战胜自己，是自己对自己下手。忍，心字头上一把刀，是拿刀子戳自己的心啊！一个对自己都能下手的人，对付别人的时候大约也不会手软。所以，能忍的人都心狠。刘邦是非常狠心的。有一次，楚军追击刘邦，刘邦为了逃命，居然把自己的儿子和女儿都推下车。车夫夏侯婴三次把他们抱上车来，又三次被刘邦推下去。夏侯婴实在看不下去，说，事情虽急，不可以赶得快些么？为什么要扔下他们不管呢？刘邦这才带着孩子一起逃命。俗云，虎毒不食子。一个可以弃亲生儿女于不顾的人，其内心深处之狠毒残忍，也就可以想象而知。
　　所以，当范增发现好色贪财的刘邦进了咸阳居然秋毫无犯时，他就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其凶险残忍的敌人，不尽早翦除，必养虎留患。可惜，很多人当时都没能看出这一点，包括项羽，也包括韩信。

一骑绝尘

三、韩信的错误

　　韩信也是被刘邦杀掉的，尽管直接下手的是吕后，也尽管刘邦为此忍了很久。
　　韩信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他差不多一半是刘邦，一半是项羽。与刘邦一样，他也是一个能忍的人。南昌亭长嫌弃他、戏弄他，他忍了。拍絮漂母可怜他、数落他，他忍了。后来，淮阴县城的市井无赖故意羞辱他，他也忍了，而且当真从流氓无赖的胯下爬了过去，引得满街的嘲讽耻笑。说实在的，能忍如此之辱，并不容易。有哪个血性男儿能受此侮辱呢？就连韩信自己，也是几近忍无可忍。司马迁说他听了那无赖的话以后“熟视之”（盯着他看了很久），其间大约正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吧！但最终，他还是忍了。毕竟，忍，不等于怕。柏杨先生说得好：心胆俱裂，由衷屈服，是瘫痪了的奴才。跳高之前，先曲双膝，则是英雄豪杰。如果稍一挑衅，就愤怒上前一口咬住，死也不放，那就是螃蟹了。韩信不是螃蟹，而是英雄。惟其如此，他才有资格批判项羽是“匹夫之勇”。因为他知道，受到流氓挑衅时，项羽是忍不了的，一定会跳起来一拳打在那混蛋的鼻子上。
　　韩信能忍，因为他也“其志不小”。以当时之情势，韩信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拔剑杀了那小子，要么从那小子胯下爬过去。但杀了他，他自己也要抵罪，志向抱负什么的也就统统谈不上了。因此，他决定忍。这一点很像刘邦。你想，刘邦同意封韩信为齐王，等于接受城下之盟，不多少也有点接受胯下之辱的意思吗？正因为他们都能忍，所以，刘邦这个当初一无所有的人，才成了皇皇炎汉的开国帝王，韩信这个当初人见人嫌（人多厌之者）的人才成了秦汉时期的一代名将。《水浒传》里那个杨志不能忍，一刀杀了牛二，最后怎么样呢？只好上山去当强盗。
　　然而，韩信虽无匹夫之勇，却有妇人之仁。
　　在楚汉相争的最后关头，韩信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用项羽的说客武涉的话说，是“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用齐国辩士蒯通的话说，是“当今二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为楚则楚胜”。总之，韩信已成为刘、项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因此，武涉和蒯通的意见是一致的，即韩信应该取中立态度，谁也不帮，与刘邦、项羽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这个建议如果当时被采纳，则《三国演义》的故事，只怕就等不到曹操、刘备、孙权他们来演了。
　　可是，孙权的这个老乡却没有孙权的魄力。他犹豫过来犹豫过去，最后还是下不了背叛刘邦的决心。因为他觉得刘邦于己有恩，终不忍背叛。他对项羽的说客说，当初我事奉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计不从，这才背楚归汉。汉王授我大将军印，给我数十万兵，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我穿，省下自己的饭菜给我吃，言听计从，这才有了我韩信的今天。一个人，这样亲爱信任我，我背叛他，不吉祥啊！
　　当然，韩信也还有几分侥幸，总以为自己有功于汉，终不至于真的兔死狗烹。总而言之，说到底，还是“不忍”。不忍，就正是妇人之仁。于是，有着妇人之仁的韩信，最后还是被那个不仁的妇人吕后给收拾了。
　　其实刘邦早就想收拾韩信了。我常常怀疑，刘邦是否真的喜欢过韩信。从韩信的传记看，他似乎从来就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史记》上说他始为布衣时“人多厌之者”。虽然这人见人嫌的原因被归结为既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整天价只是寄人篱下吃软饭，但那时节游手好闲的人也不在少数，为什么惟独讨厌韩信？恐怕他的性格多少也有些乖张。你看他被南昌亭长变相地撵出门后，也只是一个人跑到河边去钓鱼，并不和市井无赖们一起去混吃混喝，就可知他很不合群。
　　事实上也合不了群。他和谁合呢？贵族攀不上，流氓又搞不来。韩信这个人，身份虽然卑贱，内心却很高贵。这也是他和刘、项两个人都不太对劲的原因：项羽看不起他的出身，刘邦又不喜欢他身上的贵族气，这就使他和所有的人都格格不入。公元前201年，刘邦刚刚当上皇帝不久，有人举报韩信谋反。刘邦问身边诸将怎么办，诸将立即异口同声地说：立即发兵，活埋了那小子！可见韩信在汉军中也没有什么人缘。没人缘的原因，可能在于其他人多半愚昧，而韩信却是个有头脑的人，而且恃才自傲，自视甚高，还喜欢研究问题。我相信，他一定喜欢一个人独自沉思，而不喜欢同那些无赖丘八们聚在一起喝酒谈女人、讲荤故事，否则就不会对国家的形势和战争的局势有那么多独到的见解了。他一出山，就曾多次向项羽献计献策；与刘邦一谈话，就说得刘邦心服口服，相见恨晚。这些谋略是从哪里来的？总不会是现编的吧！一个整天琢磨事的人总有些呆气，也总有些孤僻，这就不讨人喜欢，尤其是不讨那些整天嬉皮笑脸胡说八道的流氓无赖和赳赳武夫喜欢。他要是个公子王孙书香子弟倒也罢了，偏偏又是个到处讨饭吃的。一方面自命清高，另方面又赖兮兮的，会有谁喜欢这种人呢？市井无赖不侮辱别人，偏偏要来找他的岔子，就因为他特别讨嫌之故。
　　流氓出身的刘邦当然也不会喜欢他。尽管刘邦出于政治的需要重用了他，尽管听了他一席高论后也“自以为得信晚”，但他刚一进军营就伸手要权要官，而且狮子大开口，非大将军不当，也仍然会让刘邦心中不快，并留下阴影。没有哪个当领导的会真心喜欢这种狂傲的下属，无论他们是如何地有真才实学。也不会有哪个领导会高兴被自己的下属趁机要挟敲一竹杠，也不管他们立下了多大的功劳。可以肯定，当韩信要求当假齐王时，刘邦心里便已经动了杀机，只不过并没有流露出来罢了。因为刘邦能忍。为了自己的所谓“大业”，刘邦是什么都忍得下的。
　　当然，当刘邦认为可以不必再忍时，事情就大不一样了。
　　刘邦收拾韩信，是一步一步来的。也可以说，是有计划有预谋的。
　　就在韩信发兵帮刘邦打败项羽没多久，刘邦就突然袭击夺走了韩信的兵权（项羽已破，高祖袭夺齐王军），然后借口“义帝无后，齐王韩信习楚风俗”，把他打发到下邳（今江苏省邳州市）当楚王。这种事刘邦以前就干过一回。他曾在某个清晨佯称汉使，飞骑驰入军营，趁韩信和赵王张耳还没起床，就在他们的卧室内夺走印符，调兵遣将，弄得韩信和张耳大惊失色。这一次又故伎重演，趁着平定鲁国的机会，突然“还至定陶，驰入齐王（韩信）壁（军营），夺其军”。有过经验教训的韩信，应该想到刘邦会来这一手。在两次被突然袭击后，韩信也应该有所警觉。可惜他没有。
　　被打发到下邳当楚王的韩信开始时还活得很潇洒。韩信毕竟是楚人。楚人而楚王，多少有点衣锦还乡的意思，所以韩信对这一调动还没有什么怨言。他找到了当年在河边分给他饭吃的漂母，赠以千金，以为答谢，也算是兑现了当年“吾必有以重报母”的诺言。他也找到了当年曾管他饭食后来又撵他出门的南昌亭长，赏以百钱，并教训说：你老人家是个小人，做好事不做到底。当然，他也找到了那个曾使他蒙受胯下之辱的流氓，却令人意外地并没有报复他，反倒提拔他做了掌管巡城捕盗的中尉。韩信对大家解释说这是条汉子。当年他羞辱我时，我难道不能杀了他？只不过杀之无名，所以就忍了下来。显然，当初可杀之时尚且不杀，现在就更没道理也更没理由去杀了。如果当时不杀而现在杀，岂非恰好证明当时并不敢杀，证明自己当时确实怯懦了，这才从那小子裤裆下爬过去？无疑，只有此时不杀，才能证明当时不怯。韩信是聪明的。
　　实际上，杀了那小子，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当韩信受那胯下之辱时，他们双方都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人，是平等的。如果韩信奋起一搏，无论胜败，都会获得同情。现在不同了。韩信封王拜将，位极人臣，那小子依然故我，还是个市井无赖，双方的地位已极为悬殊。这时来杀他，固然易如反掌，却半点意思都没有，反倒给人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感觉，很是不上算。但是以德报怨，却显得宽宏大量，颇能得到舆论的好评。那个死里逃生的家伙，当然也会感恩戴德，到处说韩信的好话，又能收买一批人心。再说，“有仇报仇，有恩报恩”，是中国文化的通则，韩信报之以恩，岂非反过来证明当年所受并不是辱？这就等于给自己平反昭雪，洗刷了耻辱，当然合算了。
　　韩信不杀那市井无赖，却并不等于刘邦不杀韩信。
　　韩信的情况和那无赖不同。那无赖既无能力，又无地位，韩信让他活他就活，叫他死他就死，其实已是行尸走肉，自然无需动用牛刀。韩信就不同了。他其实已对刘邦构成威胁。蒯通早就对韩信说过：“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也就是说，一个为人之臣的，如果才智、能力和功劳都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也就性命难保了。为什么呢？因为所谓君臣关系，诚如韩非子所言，是“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双方的关系之所以能够维持，全在于人君手上有足够用于封赏的官爵，而人臣的智力又总是不够用，或总是有用武之地。如果某个人臣的智力和功勋已大得赏无可赏，这个买卖就做不下去了。因为再下一步，便只有请人君让出自己的交椅，这是任何一个稍有头脑和稍有能力的君主都断然不能接受的。刘邦和韩信的关系便正是这样。所以，刘邦非干掉韩信不可。
　　不过，刘邦还是打算一步一步来，并不打算一下子就置韩信于死地。就在徙韩信为楚王的第二年，刘邦伪称天子巡狩，出游云梦，从洛阳来到陈丘（今河南省淮阳县），在诸侯郊迎的道旁，突然袭击秘密逮捕了韩信，理由是有人告他谋反。这当然不是事实。要反，当齐王时反不好，等到今天？刘邦也清楚那举报是诬告，但却不愿放过这个收拾韩信的机会，于是便把他绑在车上带回了洛阳。一到洛阳，便宣布大赦天下，也趁机“赦免”了韩信，只不过把他降为淮阴侯，也不让他到封地就职，而是留在朝中，颇有些“宽大处理，以观后效”的意味。
　　刘邦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他深知，政治斗争讲究的是“有理、有利、有节”。此刻杀了韩信，理由并不充足，诸臣心中不服，自己也于心不忍。后来，韩信果真与陈豨合谋反汉，被吕后用萧何之计秘密逮捕，而且处死。刘邦从战场归来听到消息后，其反应是“且喜且怜之”。好一个“且喜且怜”，实在是刘邦真情的写照。刘邦对韩信的感情确实是复杂的。他虽然嫉恨讨厌韩信，却也欣赏怜爱韩信。韩信毕竟是有功之臣，也是有才之人，能不杀，当然最好是不杀。何况韩信将兵多年，在军队中有一定威望，也多少有些心腹。骤然杀了韩信，弄不好会引起兵变。因此刘邦决定再等一等，再看一看。
　　的确，刘邦对韩信，不能不有所忌惮。
　　就在有人举报韩信谋反，诸将也异口同声扬言要立即发兵“活埋了那小子”时，刘邦并没有立即表态，而是去和陈平商量。陈平问：陛下的兵比韩信更精吗？刘邦说，不能比。陈平又问：陛下的将比韩信更强吗？刘邦说，比不上。陈平说，兵不如人家精，将不如人家强，却发兵去讨伐，不是赶着人家造反吗？这才定下了秘密逮捕的计策。可见，刘邦对韩信的实力还是有所顾忌的，对韩信的心理也不完全摸底。
　　然而就在这时，韩信却干了一件蠢事。
　　当刘邦自称“天子巡狩”，带着不多的人马南巡，即将来到楚国边境时，韩信有些慌乱起来。他总觉得这件事有些不对劲，却又想不出哪里不对。因此，他不知自己应该如何对付才好：举兵造反吧，想想自己并没有什么得罪的地方，皇上未必是来讨伐自己的。亲自去拜见吧，又总觉得“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弄不好一去就会被抓起来。这时，有人给他出了个馊主意，说：皇上最恨的是钟离将军。如果提着钟离将军的脑袋去见皇上，皇上一定高兴，咱们也就没事了。钟离将军即钟离眜，也有写作钟离眛的，是楚国的名将，也是韩信的铁哥们。项羽死后，钟离眜无处遁逃，便躲在韩信这里。刘邦仇恨钟离，曾下诏通缉，却被韩信保护起来。但这回，韩信为了自保，却决定拿好朋友的脑袋去邀功行赏、讨好卖乖。钟离眜听韩信居然向他来讨首级，真是伤心气愤到了极点，遂大骂韩信背信弃义，不是东西。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怪自己没长眼睛，竟然交了这么个“朋友”。无论是眜，还是眛，都是“目不明”的意思。真不知这位老兄的爹妈怎么给他起了这么个名字，简直就是谶语了。一个瞎了眼，一个黑了心，一场悲剧就这样酿成。
　　可惜韩信打错了算盘。刘邦固然仇恨钟离，同样也嫉恨韩信。他要的是一统天下，是他刘氏家族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哪里仅仅只是一颗钟离的人头？所以，韩信出卖了朋友，刘邦却并不领情，只不过冷笑一声，然后一声断喝：左右，给我拿下！于是堂堂楚王，便立马成了阶下囚。韩信不服，高叫我有何罪？刘邦说人家告你谋反。说完便让人把韩信捆起扔在车上。韩信仰天长叹：“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现在天下已定，我是该死了！刘邦却回过头来说，少废话！你以为你反迹还不彰明吗？
　　实在地说，这时的韩信是冤枉的。但认真想想，却也不冤枉。他早就应该想到刘邦会来这一手。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功高震主，死到临头，这些道理，他不是不懂。武涉、蒯通他们也讲得很清楚：刘邦这个人，是靠不住的。在政治斗争中，交情友谊，亲密战友什么的，也是靠不住的。武涉说，刘邦这个人，野心极大而品性极差。他多次被项王捏在手里，项王可怜他，不肯杀他，他却一脱离危险便反咬项王一口，其不可亲近信任如此，你怎么就那么信得过他呢？告诉你吧，阁下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全因为项王还在。项王今日亡，明天就轮到阁下！蒯通也说，永远都不要相信什么君臣之谊。文种、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报仇雪恨，打败吴国，成就霸业，立功成名之日也就是他们身首异处之时。（被勾践赐死的是文种。勾践灭吴后，送了一把宝剑给文种，对他说，先生教给寡人七条杀人的办法，寡人用了三条就把吴国给灭了，这第四条就在先生身上做个实验吧！于是文种自杀。范蠡则早就预见了这一天，因此功成之后立即身退，悄悄地逃离越国，后来成为有名的富商。）
　　这些话说得都很透彻，可惜韩信听不进去，这才有了今天。
　　如果说，妇人之仁使韩信坐失良机，那么，小人之心则使他铸成大错。韩信杀钟离眜以讨好刘邦，至少犯了三个错误。第一，他卖友求荣，便首先在道德上输了一着，使自己成为道德法庭上的罪人。我们知道，韩信原本是无罪的。加上他战功显赫，天下皆知，刘邦要杀他，就要受到道义上的谴责，承担道义上的责任。现在好了，刘邦可以放手干了。因为他要诛杀的，已不是劳苦功高的英雄，而是背信弃义的小人。杀功臣是有忌讳的，杀小人则理所应当。所谓“小人”，在中国也差不多就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意思。所以韩信此举，无异为刘邦洗刷了道德罪责，而把自己送上了刑场。
　　第二，韩信讨好献媚，说明心中有愧，在心理上也输了一着。本来，刘邦是多少有些心虚的。他知道韩信谋反的事是诬告，也知道刚一胜利就杀功臣有些那个。现在他理直气壮了。你韩信不曾想过谋反么？窝藏敌将钟离眜就是铁证！如果说不是为了谋反，只是出于哥们义气，那你怕什么？现在主动把他的脑袋献上来，只能说明你做贼心虚，弄不好还是杀人灭口！结果，没罪的成了有罪，有愧的反倒无愧。韩信此着，岂非授人以柄，自己给自己栽赃？
　　第三，韩信主动屈膝，说明自己心虚，在战术上又输了一着。“两军相敌勇者胜”，韩信的心虚，就壮了刘邦的胆。本来刘邦还有些怕韩信的，现在不怕了。原来那个将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克的大将军韩信，也不过尔尔！别看他神气十足威风八面，原来内心深处虚弱得不堪一击。我刘某不过只是说了一声“南巡”，他就吓得屁滚尿流，忙不迭地把铁哥们卖了。这种人还不好收拾吗？
　　显然，韩信出卖朋友，并没能保住自己，反倒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现在，韩信已是砧板上的鱼肉，只等刘邦下手。
　　刘邦并不着急。
　　在变相软禁韩信的那些日子里，刘邦经常找韩信聊天，十分优游从容地和韩信议论诸将的才能，各有不同。有一次，刘邦问韩信，像我这样的，能带多少兵？韩信说，超不过十万。又问：你呢？韩信说，多多益善。刘邦就笑了，好好好，多多益善，怎么被我抓起来了？韩信说，陛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善于驾御将领），这就是我韩信斗不过陛下的原因。再说陛下是天才，哪里是人才比得上的（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其实，话说到这个份上，韩信就该反思一下了。
　　所谓“天授”，是指“天子”（君权神授）还是“天才”（天纵聪明），可以先不管，“将将”一说，则值得琢磨。刘邦确实善于将将，也确有领袖的天分。但将将之法，其实不难，无非知人善用再加恩威并重而已，也就是大棒加胡萝卜。所以，既要懂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也要懂得“杀一儆百”。反正，赏也好，罚也好，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小气，也不能手软。因此，在将将的过程中，杀鸡给猴看，总是免不了的。韩信就是一只会打鸣的红毛大公鸡。杀与不杀，就看猴子跳不跳，也看公鸡乖不乖。
　　可惜韩信并没有想到这些。他似乎丝毫也没有想到，刘邦对他，正处于杀与不杀的两可两难之间。不杀，留着终是个危险；杀，一时半会还下不了手。如果这时韩信收敛一下自己，夹着尾巴做人，甚至干脆告老还乡，也许还能全身而退。刘邦的诛杀功臣，毕竟没有后来朱元璋那么狠毒（此所谓时代不同也）。然而韩信一点都不知检点。他常常称病不朝，住在家里也没精打采，日夜怨望，“羞与绛（绛侯周勃）、灌（颍阴侯灌婴）等列（排在同一位次）”。有一次他去看望樊哙，樊哙跪拜送迎，自言称臣，说大王您竟肯光顾小臣。出门之后，韩信便仰天大笑说，我韩信如今是和樊哙之流为伍了！所有这些言行，都表现出韩信对刘邦的处置是不服、不满、有怨、有恨的。这在韩信自己，是因为受了委屈，但在刘邦眼里，则是“不臣之心”。
　　这是不能允许的。专制政治的特点，就是不允许任何人有独立人格。既不允许有自己的看法思想，也不允许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倘有，便是“不臣”，就要翦除。何况韩信这只笼中之鼠，还当真起了打猫的心思。公元前196年，陈豨在边地反汉，刘邦御驾亲征，韩信称病不从，却派人送信给陈豨，准备在京城做内应，结果事不缜密，被手下人举报。吕后接到密告，与萧何商量，谎称边地大捷，陈豨已死，列侯群臣都要入宫庆贺。韩信心中有鬼，不敢不去，何况又是萧何发的通知！说起来萧何也是韩信的恩人。当年如果不是萧何月下追韩信，又向刘邦极力推荐，韩信也就当不上大将军。他当然做梦也想不到这次萧何是要设计捉拿他的，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结果，韩信一进宫，就被埋藏在两旁的武士擒拿，而后又被吕氏处死在长乐宫。在这方面，吕后显然比刘邦要狠毒得多。她并不事先请示刘邦，事后也不通气，没有片刻犹豫和怜惜，干净利索地就把韩信干掉了。死到临头，韩信这才痛悔当初不听蒯通之计，以至于竟被妇人所戮。是啊，他只知道讥讽嘲笑项羽的“妇人之仁”，却不知道自己也有妇人之仁，更没想到妇人也未必都仁的。
　　应该说，韩信这个人，还是有知人之明也有容人之度的。他分析项羽的为人，一针见血，切中肯綮。他以弱胜强，击败成安君陈馀，却很明白自己得以胜利原因之一，是陈馀不用广武君李左车之计。所以，俘虏了李左车之后，他不但亲解其缚，而且“东向坐，西向对，师事之”，像学生一样恭恭敬敬向李左车求教。他克己用忍，虚以待人，忍胯下之辱而成王霸之业，这些都是他的可敬之处。韩信的不足，是缺乏自知之明。所以，他说别人会说，事情一轮到自己头上就糊涂了。他总认为自己奇货可居，功不可没，没想到一旦天下平定，可居的奇货就会变成烫手的土豆，过高的功劳则只会引起君主的猜忌。刘邦降他的爵位夺他的封地，原本既有薄惩之意，也有示警之意。他却又是撂挑子，又是掼纱帽，又是发牢骚，又是讲怪话，最后还打算孤注一掷，抢班夺权，当然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总之，刘邦既有知人之明，又有自知之明，所以刘邦胜利了。项羽既无知人之明，又无自知之明，所以项羽失败了。韩信有知人之明，无自知之明，所以虽有成功，终至失败。
　　缺乏自知之明，其实也不能真正知人。韩信以小人之心对待钟离眜，又以君子之腹度刘邦，简直就是颠倒荒唐。这里说的“小人”，还并不完全是指道德意义上的，更是指心理意义上的，即度量狭小之人。刘邦仇恨钟离眜，韩信也不是不知道。如果害怕刘邦怪罪，当初就不要收留他。既然收留了，就该保护到底。老子豁出去，就要保护这个朋友，刘邦又能怎么样呢？也不能怎么样，也许反倒会生出几分敬意，生几分畏忌。韩信缺乏这个度量，使了个小心眼儿，结果出卖了朋友，又出卖了自己。
　　

一骑绝尘

四、刘邦的长处

　　刘邦大约就不会这样。刘邦这个人，虽然没什么大本事，却也敢做敢当。他当亭长时，曾押送服劳役的犯人到骊山去，一路上开小差的人不少。于是刘邦干脆把犯人的绳子统统解开，说，你们都走吧，我也一走了之，没什么大不了的。可见刘邦并没把什么职衔放在眼里，也没把什么王法放在眼里，更不会因为要保住亭长的差使就什么出格的事都不敢干。只要他认为该干，就会去干，没那么多小心眼，也没那么多小算盘。这样大度的人，韩信自然不是对手。
　　实际上，韩信的错误，正在于狐疑，即所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事实上他一直在反与不反之间犹豫。正好刘邦对他的感情是复杂的，他对刘邦的感情也是复杂的，既感激，也怨恨，既蔑视，又畏惧，因此一直拿不定主意是反还是不反。当然，韩信的反，是被逼出来的。刘邦不逼他，他不会反。但要说他的造反或谋反完全是诬陷，似乎也不通。从他出卖钟离眜一事来看，韩信似乎也不是什么靠得住的人。他能背叛钟离眜，怎么就不能背叛刘邦？只不过在有条件背叛时不背叛，做了人家笼中之鸟时却蠢蠢欲动，未免糊涂罢了。这其实因为韩信是英雄不是枭雄，是军事家不是政治家。他的狠毒程度和卑鄙程度都比不上刘邦，总是心存忠厚心存幻想，觉得以自己的功劳和双方的交情，刘邦也不会把他怎么样，结果猝不及防，做了人家的刀下之鬼。
　　的确，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是容不得犹豫和狐疑的。刘邦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当机立断，干净彻底，做什么都很到位，一点也不粘糊。刘邦自己虽然没什么本事，也没什么计谋，但判断力极强，也敢拍板，而且豁得出去。正是这种资质，使他多次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终至以弱到强，步步走向胜利。究其所以，就在于刘邦是流氓，是流氓中的英雄，因此敢于拿生命豪赌一把。韩信是流氓却又有贵族气，结果在气度上反不如刘邦。
　　刘邦端的称得上“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用人时真能放开手用，整人时也真能下得了手。刘邦手下，真是什么人都有：张良是贵族，陈平是游士，萧何是县吏，韩信是平民，樊哙是狗屠，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彭越是强盗，周勃是吹鼓手，刘邦都一视同仁，各尽所长，毫不在乎别人说他是杂牌军、草头王。但他杀起人来也六亲不认。他曾误听谗言，以为樊哙有不臣之心，竟命令陈平去杀樊哙：“平至军中，即斩哙头！”樊哙可以说是刘邦最铁的哥们儿，早年在沛县就和刘邦是朋友。陈胜起义，萧何、曹参派樊哙迎来刘邦，立为沛公。以后，樊哙追随刘邦转战南北，战功赫赫。初入咸阳，是樊哙劝刘邦秋毫无犯，还军霸上，从而树立了刘邦的威望。鸿门宴上，是樊哙挺身而出，面折项羽，从而保住了刘邦的性命。樊哙还是吕后的妹夫，同刘邦是连襟。这样至亲至爱的人，也说杀就杀（最后陈平并未执行命令，刘邦又身受重伤，此事不了了之），可见其狠。
　　项羽就没这么狠。项羽当然也杀人，而且乱杀人。但正因为是乱杀，所以带有盲目性。另一方面，他又常常下不了手，比如几次三番地杀不了刘邦。因此我们可以推定，如果项羽得了天下，大约就不会诛杀功臣，除非惹恼了他。出于个人意气杀功臣是可能的，出于政治需要有计划有预谋地杀人则不可能。因为对于项羽而言，不存在什么功高震主的问题。有谁能比他的功更高？又有谁能震得了他这个天下第一的盖世英雄？没有。至少是他自认为没有。所以，在项羽手下当个功臣是安全的，只要你不去摸他的老虎屁股。反正他不会把你看成什么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威胁。他甚至可能根本不承认你是什么功臣。这样虽然难免受点委屈，却不会有性命之虞。即便被看成功臣也不要紧，因为那意味着他承认你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总是敬重英雄的。出于“英雄惜英雄”的心理，他也会放你一码。鸿门宴上他坚持不杀刘邦，便有这种心理因素在内。
　　当然，项羽不杀刘邦，原因也可能正好相反，即极端地蔑视刘邦：他算什么东西！这种狗一样的东西，也值得我去杀么？别弄脏了我的手。我们知道，项羽是极高傲的，而一开始轻视刘邦，也正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怀王与诸侯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却又安排项羽北伐，刘邦西征，其用心已十分明显。项羽虽然也提出“愿与沛公入关”，但原因却是要为项梁报仇，不是怕刘邦抢了先。诸侯联席会议不同意，他也就不再坚持。因为他根本不相信刘邦那笨蛋也能打败秦军。所以一听说刘邦先入关中，“珍宝尽有之”，便恼羞成怒，暴跳如雷。现在，他不得不承认刘邦是个人物了，却又在骨子里不肯承认他是英雄。因此他不知怎么办才好。如果承认刘邦是英雄，就该敬惜，哪有谋杀的道理？要杀，也得在战场上堂堂正正地杀。在自己军营里酒席上，这么鬼鬼祟祟地杀，实在太掉价，也下不了手。如果刘邦不是英雄，那又何必杀他呢？范增几次三番示意，他只是默认不语；樊哙慷慨陈词，他也“未有以应”，就因为他自己心里完全把握不了尺寸。结果刘邦终于虎口脱险，项羽则犯了放虎归山的大错误。
　　其实项羽犯不着那么看不起刘邦。
　　不错，刘邦是个流氓，然而却是流氓中的英雄。说他是流氓，只是指他的出身，他的教养，并不是指他的资质。要论资质，刘邦确实无愧于领袖称号，他简直就天生是当领袖的材料。一个领袖人物必须具备的素质他都有，根本不用别人教，况且也教不了。张良、陈平、韩信、萧何他们是给刘邦出过很多主意，但这些主意都是针对现实问题的，有的还是具体操作问题，是谋略而不是战略。战略性的建议也有，而刘邦也往往一点就通。这种洞察力、判断力和悟性，简直就是天生的。韩信说他“将将”的才能“此乃天授，非人力也”，并不完全是恭维，当然也不是讽刺。
　　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刘邦最大的优点是“知人”。这里说的知人，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尊重人才和善用人才，而是懂得人情人性，既知道人性中的优点，也知道人性中的弱点，这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又能孤立敌人各个击破，终于运天下于股掌之中。什么是天下？天下并非土地，而是人。所以，得天下，也就是得人，得人心。刘邦很懂这个道理。他似乎天生就会和人打交道。《资治通鉴》说他厌恶读书，却天性聪明，胸襟开阔，能采纳最好的谋略，连看门人和最底层的小兵，一见面都成为老朋友。我想，除因他性格豪爽大度，不拘小节，易与相处外，还因为他懂得一个道理：“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因此他把所有的人都看作宝贵的财富和资源，惟恐其少，不厌其多。
　　怎样才能得人心？也就是要能知道别人心里想要什么并予以满足。韩信念念不忘刘邦“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之恩，说明刘邦已得他心，也说明刘邦能够做到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自己肚子饿要吃饭，知道别人也想吃，便让出自己的饭食；自己身上冷要穿衣，知道别人也想穿，便让出自己的衣服；自己想得天下想当皇帝，知道别人也想封妻荫子耀祖光宗，便慷慨地予以封赏。这种“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有钱大家赚，有财大家发”的想法和作派，在中国最是大得人心。
　　项羽却从来都不会替别人着想，顶多只会弄些小恩小惠，在进行权力和利益再分配时，却完全只凭一己的好恶，卖弄自己的权威。他把原来的燕王韩广贬到辽东，把原来的赵王赵歇打发到代国，对于韩王韩成，竟然因为其谋士张良曾帮助过刘邦的缘故，先是不让他“之国”（到封地去），继而又降为侯爵，最后予以谋杀（实在小心眼儿），终于把韩成的智囊张良逼入汉营，和他作对到底（事实上刘邦东进反楚，是张良鼓动的；反楚的同盟军黥布、彭越，也是张良替刘邦联络的）。刘邦入关灭秦，功居首位，即便不能如约封为关中王，至少也该把刘邦的家乡封给他，或封得离家乡近一点，以慰藉这支人马的思乡之情。项羽自己一门心思要衣锦还乡，应该知道别人也有同样的念头（事实上刘邦的将士“日夜跂而望归”）。然而他不。也许是出于对刘邦先入关中的忌恨，忌恨他抢了自己的镜头，竟然把刘邦打发到当时视为蛮荒之地的汉中，以至于刘邦一天都不愿意在那里呆下去（用刘邦自己的话来说，是“安能郁郁久居于此乎”），终于引兵东讨。从他一进咸阳宫就发呆不想走来看，刘邦原本也不是很有野心的人。如果当时项羽给刘邦一块肥肉，没准后来的事情就是另一个样子。至少是，谁要鼓动刘邦反楚，总不太容易，而已然回乡的士兵也很难再让他们重返战场。（张良就看到了这一点：“天下已定，人皆自宁，不可复用。”）但是项羽偏不让刘邦吃饱，这就逼得刘邦非吃了他不可。
　　不能替别人着想的人，其实对自己也缺乏体验；而能够以己度人的人，也多半有自知之明。刘邦确实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百无一能，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用计没有谋略，打仗没有武力。因此他把这些事情都放手交给别人去做，自己只做两件事，一是用人，二是拍板。这样不但避免了自己的短处，也调动了别人的积极性，一举两得。加上他明是非，识好歹，善于听取别人意见，勇于纠正自己错误，又能容忍别人的过失，不拘一格用人才，也使得别人心甘情愿为他所用，从而在身边集结起一群英雄豪杰，并形成优势互补的格局。比如樊哙有勇，张良有谋，韩信会将兵，萧何会治国，简直就是一个优化组合。结果他这个老板当得非常潇洒，也非常成功。项羽不懂得这个道理，自恃天下英雄第一，什么都自己来，反倒吃力不讨好，变成光棍一条。
　　项羽不知人，也不自知。不知道哪些是自己所长，哪些是自己所短，当然也不肯认错。直到最后兵败垓下，自刎乌江，还说是天要亡他，他自己什么错都没有，真是“死不认错”。刘邦则不同。刘邦也犯错误，而且犯判断错误和战略错误，但他肯认错，也肯改。公元前200年，刘邦对形势和军情作出错误判断（实则中匈奴诱兵之计），不听娄敬的极力劝阻，亲自带兵挺进；深入敌方腹地，结果被匈奴围困在白登（白登是平城附近的一个小城。平城即今山西省大同市。此役又称“白登之围”或“平城之围”），幸亏用陈平密计（其计不详）才能脱离危险。刘邦班师回到广武（今山西省代县西南阳明堡镇），立即释放关押在那里的娄敬，向他赔礼道歉，承认错误，并封娄敬两千户，升关内侯。
　　这样的度量，项羽就没有。
　　看来，刘邦确实是英雄。他的公开认错，便正是他英雄气度的表现。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几个帝王、长官或首领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只要一当上个什么，就立即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是“天才”、“全才”，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什么都能发表高见、作出指示，而且句句是真理，事事都正确。如果他那愚蠢的见解被部属批驳，就会火冒三丈，或者怀恨在心。如果他的判断错误和决策错误居然被实践和事实所证明，那个提意见的人就会更加倒霉。公元200年官渡之战，袁绍不听田丰之劝而败北，为了挽回面子，竟然杀了田丰（详下章）。总之，他们只会用新的错误去掩盖旧的错误，而决不会认错，更不会公开认错。刘邦的白登之围事在公元前200年，袁绍的官渡之战事在公元200年，两事相差整整四百年，结局却完全颠倒，精神的高下也不可以道里计。袁绍是个豪族，四世三公，贵不可言。刘邦是个流氓，一无所有，贱不可言。然而刘邦的气度，却不是袁绍之流可以比拟的。
　　刘邦不但大度，也细心。
　　刘邦这个人，表面上看大大咧咧，其实心细如发。鸿门宴前一天晚上，他听说项羽第二天就会兵临城下，又听说项伯可以从中斡旋，立即就决定和项伯拉关系，套近乎。但他并不马上急不可耐地去见项伯，而是先问张良与项伯谁的年纪大。听张良说项伯年长，便立即表态“吾得兄视之”。这就等于说自己和张良是“兄弟”。你张良的哥，就是我刘邦的哥。与张良平等，张良有面子；尊项伯为兄，项伯有面子。两边都讨了好，刘邦实在聪明。
　　项羽却很糊涂。项羽表面上婆婆妈妈，又是送汤又是送药的，其实粗心得很，是个傻小子、马大哈，或如武汉人所言，是个“体面苕”（长得漂亮又没有心计的人）。刘邦到项羽军中谢罪，说是臣与将军同心协力，诛灭暴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自己也没想到怎么就先入关了（其实早有预谋，且与赵高有交易），这才得以与将军久别重逢（一副老朋友口气）。可惜不幸有小人之言，害得将军对臣有了误会（一点也不误会）。项羽一听，马上接口说，还不是你老兄的部下曹无伤说的。要不然，我项籍怎么会这样？结果，稀里糊涂就把通风报信的人给卖了。
　　项羽和刘邦确实颇不相同。项羽表面残忍，其实温柔；表面勇猛，其实脆弱。刘邦表面随和，其实狠毒；表面窝囊，其实坚强。项羽易暴易怒，稍不如意，便暴跳如雷，怒发冲冠，火冒三丈。但几碗米汤一灌，又会和没事人一样。刘邦呢，一时半会的窝囊气是忍得下的，但是对不起，秋后算账。你看他整治韩信，简直就像猫玩耗子似的。
　　显然，项羽是性情中人而刘邦是实用主义者。因为实用，他不惮于起用小人。因为实用，他不惮于诛杀功臣。因为实用，他也不怕公开承认错误。只要能达到目的，他才不在乎自己的形象。不像项羽，什么事都由着性子来，又死要面子，死不认错。
　　不过，实用主义者刘邦也会像项羽一样欣赏英雄，赞美崇高。他并不愚蠢地把敌我双方分为义与非义，硬要说敌方都是坏人，己方都是君子。如果见到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好汉，他会由衷地敬佩和赞赏，而无论对方是敌是友，是赞成自己还是反对自己。刘邦杀韩信之后，又杀彭越，屠三族，在洛阳城外集体处决弃市，而且扬言有胆敢收尸者，杀无赦。其时，正好梁国大夫栾布使齐归来，回到洛阳，便在彭越的人头之下，从容汇报出使过程，然后扑倒在地，拜祭彭越，并痛哭一场。刘邦见栾布公然无视自己的禁令，勃然大怒，下令将栾布扔进油锅。栾布一面从容向油锅走去，一面回过头来说：“愿一言而死”（说一句话再死）。刘邦说，你讲！栾布说，当年，皇上困于彭城，败于荥阳，危于城皋，项羽之所以不能西进穷追，就因为彭越大王据守在大梁，与汉联盟。那时，彭王只要稍微把头一歪，就没有今天了。何况垓下之战，如果没有彭王，项王也不会兵败。如今天下已定，彭王难道不该受封王爵，安享太平吗？想不到只因卧病在床，一次征兵不到，皇上就疑心他谋反。谋反的证据拿不到，就找些小岔子来治他的死罪，而且屠灭三族。臣恐天下功臣，人人自危。现在，彭王已被皇上杀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就请让我自己跳进锅里去吧！刘邦一听，肃然起敬，立即下令释放栾布，并拜他为都尉。
　　刘邦释放栾布，固然因为心中有愧（彭越确实无辜），也因为敬重栾布的人格和人品。类似的事，很发生了不少，比如释放蒯通，赦免贯高。贯高是赵国宰相，因密谋暗杀刘邦而被捕。他在狱中受尽酷刑，也不肯出卖赵王张敖。刘邦敬重贯高是条汉子，在查明真相后，不但释放了张敖，而且赦免了贯高。蒯通策反韩信，贯高暗杀刘邦，事实俱在，本人也供认不讳，刘邦却不杀他们。刘邦并不是杀人狂。他的诛杀功臣，完全是政治需要，或者说是专制政治的需要。因此，应该说，是专制主义杀了韩信，杀了彭越，杀了臧荼、陈豨、卢绾、黥布，还差点杀了樊哙。刘邦的一连串屠戮，不过是“专制政治必不可免的一项作业”。惟其如此，对于那些手上并无兵权身上又有骨头的人，则反倒不杀。因为杀了他们并无意义，不杀则可以表示宽容，改善形象，在政治上是合算的。何况刘邦对于那些硬汉子，又确有敬重之心呢！
　　这就和项羽有些相同。
　　项羽也是敬重硬汉的。鸿门宴上，尽管范增多次示意而项羽依然无动于衷，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也并不阻止。可见当时杀不杀刘邦还在两可之间，有点听天由命的味道。但樊哙进来以后，事情就变了。樊哙强行闯关，进入帐内，与项羽怒目相向，头发上指，目眦尽裂，这形象已让项羽大吃一惊。听张良说是沛公的参乘（近侍警卫），便称赞说：“壮士！”等樊哙从容喝完一大斗酒，生吞大嚼一生猪腿后，项羽已为樊哙的“酷”大起喜爱之心了。因此，当樊哙回答他说“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并慷慨陈词，指斥项羽“欲诛有功之人”，简直就是“亡秦之续耳”时，项羽不但没有发怒，反倒已作出了不杀刘邦的决定。显然，项羽此时已忘了天下之争，也忘了自己的面子，他心中只是充满了对一个硬汉英雄气节的崇敬和赞赏。
　　这就是审美的态度了。这其实也是那个英雄时代的风尚。我总认为，先秦至汉初是我们民族最大气的时代，是我们民族古代历史上不可企及的一个英雄时代，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古代希腊是高不可及和永不复返的历史阶段一样。对于英雄气质和英雄气概的审美欣赏，是这个时代的一种精神。韩信初到汉营时，还是一个小小不然的公关先生。因为触犯军法，依律当斩。同案犯十三人，全部已被行刑。轮到韩信时，正好一眼看到刘邦的亲信滕公夏侯婴，便大声叫道：王上不是要成就天下大业吗？为什么要杀壮士！结果，“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与语，大悦之”。这里说的“壮其貌”，并非以貌取人，更多地还是为其内在气质所吸引。这是一个英雄时代之人特有的审美直觉，往往一眼就能看出好歹来。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卓异之士在一夜之间由布衣而卿相，得到超常的提拔，又提拔得那么准呢？
　　作为这个英雄时代的顶尖级人物，项羽和刘邦当然都是英雄。所不同者，只不过刘邦是流氓英雄，项羽是本色英雄。正如翦伯赞先生论项羽所言：“他的英勇，坚强，慷慨，坦白和丰富的情感，都是英雄本色。”（翦伯赞：《秦汉史》，第1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二版。）遗憾的是，他有勇无谋，坚而不韧，慷慨而不大方，坦白又有些小心眼儿，情感丰富却又感情用事，过于任性，没有远见，这才败给了喜用智谋、坚韧不拔、豪爽大方、胸有城府、理智实用、深谋远虑，而且能克制自己的刘邦。可以说，项羽的成败功过，全在他那英雄本色。这气质因为是英雄的，所以有审美价值；因为是本色的，所以无成功可能。项羽可爱也可悲。
　　韩信则可敬也可怜。韩信的可敬，在于他虽然出身贫寒却心存高贵，身为下贱却志在上流，这是他和刘邦的不同之处。刘邦虽然在见到秦始皇时说过“大丈夫当如此也”的话，却不过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什么动作，也没什么准备。刘邦的长处是善于学习，因此能在战斗中成长，靠着自己极高的天分和随机应变，终于成就了帝业。韩信却是有准备的。当他在别人家混饭吃，在河边饿肚子，在项羽手下当郎中执戟站岗，在刘邦手下当连敖接待宾客时，他就一直在作准备。他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不相信自己一辈子永无出头之日。正是靠着这一信念，他忍辱负重；正是靠着那些奋斗，他脱颖而出。
　　韩信的可悲在于不彻底。这是他性格中的内在矛盾所造成的。一个卑贱者如果存心高贵（刘邦并不存心，只是顺势），就不免会有了投机的成分。韩信吃亏就吃亏在这投机心理上。可以反汉时，他觉得不反油水更大；不可反汉时，他又觉得不反实在吃亏。他献上钟离眜的人头，原本是想买政治股的，却被刘邦看破套牢，也让善于把握时机的刘邦看不起。柏杨先生说：“悲剧就发生在韩信并没有谋反之心，如果有的话就好了。”（柏杨：《柏杨曰》，第122页。）这话说得并不很对。柏杨说汉政府并没有抓住韩信谋反的任何证据，只凭举报者的口供就定之以罪，因此是“诬以谋反”。但据我看，韩信与陈豨的密谋，不像是编出来的。韩信死前说后悔没听蒯通的话，也不像是编出来的。当然这话既可以理解为错过了时机，也可以理解为有谋反之心就好了。但不管怎么说，韩信不是一丁点反意都没有。事情坏就坏在他既有忠心又有反意，而且两样都不彻底，忠不能尽忠，反不敢真反。如果忠到底，那么，即便刘邦、吕后诬陷他，栾布那样的正派人，也会出来为他说话、喊冤、打抱不平，或者日后会平反昭雪。可惜都没有。如果反到底，当然也很好。成功了不用说，失败了，也没什么可后悔的。那时，他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对刘邦说：老子就是要杀了你这人面兽心的东西！不也很好吗？没准刘邦依照贯高的例子，还真不杀他。贯高的罪多重啊，弑君，是要判凌迟处死的。然而他表里如一，始终如一，一方面一口咬定赵王并未与谋，另方面一口咬定自己就是要反。结果，他在所有人眼里都是英雄。哪像韩信这么窝囊：说冤吧，又不太冤；说不冤吧，又够冤的。既不是忠臣，又不是反贼；既没讨着好，又得不到同情，你说冤不冤！
　　总之，项羽是本色英雄，也是彻底的英雄；韩信是挣扎出来的英雄，是不彻底的英雄。所以，项羽死得壮烈，韩信死得窝囊。

一骑绝尘

五、项羽之死

　　项羽原本是可以不死的。
　　当项羽来到乌江边时，有一条船在那里等他。驾船的乌江亭长大约是一位崇拜项羽的人，因此早早等在那里，一心要救项羽过江。他对项羽说，现在整个乌江之上，只有臣这一只小船，请大王立即上船，汉军无论如何追不过江的。江东虽小，地方千里，数十万人，完全可以在那里再成就霸业。然而项羽却谢绝了亭长的好意。他只是请亭长把他心爱的战马带过江去，自己却和随扈亲兵全都下马步行，冲入重围，同前来追杀的汉军短兵相接。这无疑是一场寡不敌众的战斗，也是一场无济于事的战斗。然而，如果因此就放弃战斗，举手投降，束手就擒，那就不是项羽了。项羽是宁肯站着去死，也不会跪下求生的。他当然也不会放下手中的武器。从他拿起这武器的那一天起，就没想过要放下它。相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更应该把它高高举起，就像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一定要让演出在谢幕时达到高潮一样。这也是项羽随扈亲兵们的共识。于是这场敌强我弱的战斗就打得风云变色气壮山河，光是项羽一个人就杀了数百汉军士兵，自己也受伤十多处。这时，前来追杀的汉军越来越多，其中就有项羽当年的旧部吕马童。项羽笑了。他大声地招呼说：啊哈，这不是老朋友吗！背楚降汉的吕马童难以为情，不敢正视项羽，扭过头去对另一员汉将王翳说：这就是项王。这可是“新朋友”了。于是项王对王翳说；听说贵国出大价钱，赏千金，封万户，买我的人头，我就送个人情给你吧！说完，便一剑砍下自己的头颅。
　　不用多说什么了。谁都不难看出，项羽死得壮烈，死得英雄，死得气势磅礴，惊天地，泣鬼神，就连乌江之水也要为之呜咽，为之洪波涌起，浊浪翻腾。显然，项羽的死是高贵的。无论他是为什么死的，他的死，都有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和审美价值。
　　然而项羽死得也很惨。
　　就在王翳一把抢得项羽头颅的同时，其他汉军将士也一拥而上，争相纵马践踏，争夺项王的尸体，以至于互相残杀，死数十人。最后，王翳得一首，杨喜、吕马童、吕胜、杨武各得一体。他们分摊了刘邦封赏的那块土地淘Taｏ書Shu客Ke，每个人都当了个小小的什么官。而我们的英雄，曾经让这些人闻风丧胆、不敢仰视的英雄，却在他们卑劣的争夺下竟不得全尸而终。
　　这可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
　　项羽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项羽以前的时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也是一个贵族的时代。高贵感和英雄气质，是那个时代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以虎和豹为象征的。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犬和羊。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曾用虎豹和犬羊来比喻两种不同的人格，并惊叹于虎豹之可能沦落为犬羊：“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鞹犹犬羊之鞹。”虽然，在孔子师徒看来，虎豹的精神是高贵的，当是审美的，它不该被代之以狗的粗鄙和羊的平庸。
　　然而，自从秦始皇开创了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英雄的时代也就开始走向没落。君臣之间的促膝谈心没有了，而代之以行礼如仪、磕头如捣蒜；游侠谋士纵横天下各展才华没有了，而代之以拉帮结派、巴结权贵往上爬；诸子百家争鸣自由辩论也没有了，而代之以独尊儒术、只许一个人思想。权欲和利欲将成为主宰和动力，人格和灵魂则将被阉割和践踏，就像王翳、吕马童们践踏项羽一样。
　　于是我们看到的便是这样一个画面：一只代表着英雄精神和高贵感的虎或豹，在草原上孤独地死去，而一群代表着权欲和利欲的粗鄙的狼和平庸的羊，则一拥而上，恣意践踏着那只虎或豹，然后每个人都扯下一块豹皮或一根虎骨叼在嘴里，准备回去邀功行赏。而在不久之前，他们是根本不敢看那只虎或豹的眼睛的。
　　这群狼和羊的首领是刘邦。刘邦是他们的君，他们的牧。
　　就个人魅力而言，刘邦虽然既不可爱也不可敬，但也不可鄙。刘邦虽然出身流氓，难免有些无赖气，一些事做得也不地道，但好歹也是英雄，骨子里也有英雄气概，也是血性男儿。公元前195年，他回到故乡沛县，尽召故人父老子弟畅饮。酒酣之际，刘邦亲手击筑，自为歌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歌一出，和声四起，刘邦离座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他拉着父老乡亲们的手说，游子悲故乡！我虽然不得不定都关中，但百年之后，我的魂魄还是要回沛中来的。可见，他虽无情，却并不冷酷，虽现实，却也浪漫。然而，他代表的，却毕竟是一个冷酷无情、摧残人性的制度，是一个必然要以权欲和利欲代替英雄气质和高贵精神的制度。事实上，他正是靠着权欲和利欲完成他所谓“大业”的。就连陈平也坦言，他的身边，尽是些顽钝嗜利的无耻之徒，而这些人正是靠刘邦“饶人以爵邑”，也就是靠权欲和利欲集结起来的。因为刘邦继承的是秦始皇的事业。为了建立中央集权的一统天下，以天下万民臣朕一人，他不能不打击摧残践踏英雄气质和高贵精神，包括对他自己内心深处残留的这些东西下手，这正是他心灵深处不无痛苦不无孤独的原因。
　　显然，刘邦是代表着“历史方向”的，项羽则“不合时宜”。事实上，此后，像项羽这样傻，这样天真、任性的英雄越来越少，阴险毒辣的阴谋家和迂腐愚忠的书呆子则越来越多。从这个意义上讲，项羽说他的失败是“天之亡我”，也对。
　　项羽之死，似乎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虎和豹的时代结束之后，取而代之的便是狼和羊的时代。而且，那狼也会退化为狗，走狗。
　　项羽，大约生于公元前233年，死于公元前202年。起兵时二十四岁，是个少年英雄；自刎时三十出头，是一个男儿告别少年走向成熟的最有魅力的年龄。
　　项羽的一生虽然短暂，却留下了许多故事、传说、成语，还有许多话题。大家熟知的成语有：破釜沉舟、作壁上观、衣锦夜行、沐猴而冠、四面楚歌、霸王别姬，以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和“无颜见江东父老”等。最脍炙人口的诗则是李清照的五绝：“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而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项羽何以输给刘邦？
　　项羽是贵族后代，是力能扛鼎的西楚霸王；刘邦是沛县小混混，是平头百姓一个。然而，两个人较量的结局是：刘邦知人善任，麾下群臣才华横溢，他们君臣携手，同心同德，最终打败了兵多将广、不可一世的项羽。作为对手，项羽完全未能意识到刘邦的强大。他孤傲自负、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一错再错，终于兵败垓下，自刎于乌江。那么，究竟是哪些个人因素造就了刘邦和项羽全然不同的命运和结局呢？
　　身世魅力相差悬殊
　　刘邦战胜项羽，常常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不可思议。因为就家庭背景，集团力量和个人魅力而言，刘邦和项羽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很多人觉得这个刘邦怎么会战胜项羽呢？项羽是个贵族，是个英雄；刘邦是个贫民，是个流氓。项羽的出身是相当高贵的，他的祖父叫项燕，是楚国名将，但到了项羽父亲他们这一代，这个家族就开始破落了——项羽早年追随叔叔项梁逃难逃到吴中，就是现在江苏省苏州市的吴县一带。不过破落，那也还是贵族，和刘邦不一样。刘邦是没有名也没有字的，他被唤做刘季，就是刘小的意思；项羽可是正儿八经有名字的，叫做项籍，也是有字的，叫项羽，也字子羽。
　　总的来说，项羽的能力还是很强的，而且他非常勇敢。楚汉战争当中有一次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刘邦手下有一个神箭手叫楼烦，两军对垒的时候，刘邦就让这个楼烦站在阵前，项羽那边出来一个人，楼烦一箭就把他给射死了；再出来一个人，楼顶一箭又把他给射死了，连连射死了好多位项羽的兵将。项羽大怒，自己出来了，出来以后往那儿一站，大吼一声，楼烦被吓得屁滚尿流，调头就跑，跑进军营当中再也不敢出来了。所以项羽这个人的个人魅力是没的说。
　　所以在灭秦和楚汉战争中，项羽几乎是战必胜，攻必克。那刘邦会干什么呢？刘邦的本事还是司马迁说的那四个字：好酒及色——喜欢酒色就是他的本事。在整个灭秦和楚汉战争中，没有一座城池是刘邦攻下来的，没有一个计谋是刘邦策划的，没有一场战争是刘邦指挥的。刘邦的本事只有一句话——为之奈何？问张良，问陈平，问韩信，我该怎么办啊？
　　性格决定命运
　　但是，我们如果冷静地做一个分析，就会发现刘邦的胜利是有道理的。刘邦和项羽两个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正是这些性格的差别决定了他们的成败和命运。
　　刘邦和项羽的第一点不同是：刘邦志向远大，项羽鼠目寸光。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在胜利面前表现出的心态来证明。秦二世三年的十月，刘邦攻进了关中，后来项羽也进入了咸阳，他们获得了推翻秦王朝的胜利。在这场胜利面前，刘邦和项羽的表现完全不同。刘邦不杀子婴，约法三章，不受犒赏，秋毫无犯，而且退出秦王宫，还军霸上。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举动，这个举动的意义范增看出来了。范增对项羽说，项王，刘邦这个人可不能小看，据臣所知，刘邦原来在沛县的时候是喜欢钱财、喜欢酒肉、喜欢女人的人，现在这样一个人来到秦皇宫看见数不尽的金银财宝和美女珍馐居然不动声色、秋毫无犯，他有这么大的克制力，其志不在小，他的志向一定是很大的——他能够把这些东西都不放在眼里了，这个人是绝不可以小看的。但项羽听不进去，刘邦嘛，他有什么了不起？他其志不小又能怎么样？
　　项羽自己是怎么做的呢？杀子婴，烧宫室，屠咸阳……项羽做得很不好的一件事，就是他每攻下一座城池就屠城，史书上的记载是4个字：城无遗类。就是说项羽他把一个城攻下以后，这个城里面就没有活口了，那肯定是连妇女儿童都在屠杀之列了，而且项羽一把火烧掉了秦王朝的皇宫，这样做是不得人心的，项羽完全不动脑筋，就这么做了。做完以后，有人就出来劝说项羽，说咸阳这个地方是帝王之都，如果您想称皇称帝的话，应该定都咸阳。但是，这个时候秦的皇宫已经被项羽烧光了，也没地方住了，项羽又一门心思想回家去，回他的老家去。于是就说了这样的话：“富贵而不还乡，如衣锦夜行。”什么叫做衣锦夜行呢？就是穿着漂亮的衣服在黑咕隆咚的晚上走，谁看得见呢？应该穿上漂亮的衣服回家乡去，这个叫做衣锦还乡——“衣锦夜行”、“衣锦还乡”这两个成语就是从这儿出来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他们在挫折面前的表现，这是刘邦和项羽不同的第二点。在失败面前，刘邦冷静沉着，项羽狂暴浮躁。楚汉战争当中有这么一件事情，就是两军处于对峙状态的时候，项羽攻刘邦久攻不下，就在军前架起了一口大锅，把刘邦的父亲刘太公五花大绑地推到了阵前，然后喊话，刘邦，你再不投降，我就把你爸下油锅了！刘邦怎么说呢？他不紧不慢地说，呵呵，项老弟，别忘了，我们两个在怀王手下的时候有个什么约定呢？咱俩是约为兄弟，咱俩既然是兄弟的，我爸就是你爸。你要是打算把咱们的爸爸煮了，别忘了给哥哥留碗肉汤喝！项羽没办法：下不了手。实际上项羽这个时候已经出了一个下策：你跟人家打仗打不过，就把人家的爸爸放到锅里去煮，这是种流氓手段，而项羽本身是一个贵族，一个贵族使用流氓手段，这就是下策，何况你的对手就是个流氓，你一个贵族使用流氓手段来对付流氓，你对付得了吗？所以我想，当时的这个情况，一定是项羽一肚子窝囊气，而刘邦是一副嬉皮笑脸的神情——我是流氓我怕谁——从心理上你项羽没有战胜人家刘邦。
　　当然，项羽这个人物的形象很具审美性，很帅也很酷，很好看的，但是没有用啊！在挫折面前，项羽表现出来的是心浮气躁，而不是镇定自若，由此可以证明项羽不是一个好的统帅。
　　以上说的是做事，再说做人。
　　在做人方面，刘邦和项羽有什么区别呢？刘邦豁达大度，项羽气量狭窄，这是他们两人的第三点不同。刘邦这个人你别看他没文化，你别看他大老粗，但他的肚量是很大的，敢作敢为，肯豁得出去。刘邦年轻的时候不是当泗水亭长吗？当时上面派给他一个任务，就是让他押送一批犯人到某个地方去。刘邦押着这些人走着走着，一不小心跑掉一个，走着走着，一不小心又跑掉一个，走到半路上，刘邦一算，跑了几个了，想想等走到目的地，恐怕犯人就该跑光了。你说刘邦该怎么办？刘邦是备下酒肉请这些囚犯们大吃大喝一顿，然后用剑把捆绑他们的绳子都解开，说，你们现在干脆都跑光了算了，我也跑算了。结果怎么样呢？有些人跑了，有些人不跑，留下来的人说，我们干脆跟着你干吧。这是说刘邦能豁得出去，我们说：“豁出去了豁出去了”，豁出去就能“了”。凡是成大业成大事的人，一定是能豁得出去的。
　　到了楚汉战争的最后关头，刘邦的军队已经打到了楚国境内，准备和项羽在垓下会战，这时韩信按兵不动，彭越按兵不动，英布也按兵不动。刘邦约定他们一起来合围，他们就是不动身。这时候刘邦就问张良，说，子房啊，看来这个天下也不是哪一个人的，我准备胜利以后把天下给分了，你看分给哪些人比较合适呢？张良说，一个彭越，一个英布，一个韩信。彭越和英布本来是在楚汉之间摇摆的，现在倾向于汉，韩信本来是你手下的，现在他独当一面。如果你愿意把土地分给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会南下来帮助你合围项羽的。刘邦说，好，行，就这么跟他们约定了，胜利以后什么什么地方给谁，什么什么地方给谁，给了给了，都给他们，不在乎。结果这几支军队全都来了，把项羽团团围住，予以消灭——这是刘邦的大度。
　　项羽呢？他为人小气。韩信就说，项王这个人婆婆妈妈的，我们将士如果有谁受了伤，他会亲自拎着饭篮到医院去探视，流着眼泪拉着你的手，说长道短。可是我们有了战功，他要封一个官爵，一颗印捏在手上，磨过来磨过去，直到方的变成圆的，他都不给人——这是项羽的小气。
　　刘邦和项羽的第四点不同，是刘邦心狠手辣，而项羽儿女情长。刘邦这个人心是比较狠的，我们曾经讲过，他在逃避的过程中曾三次把自己的儿子和女儿扔下车子，只顾自己逃命。他身边的人，一旦怀疑到谁，他可能不顾一切地就要把他杀掉。刘邦晚年有一件事情，就是他病了以后，突然怀疑起樊哙来了。照说樊哙是最不可能被怀疑的，樊哙是吕后的妹夫，跟刘邦两个的关系用北方人的话说叫“担儿挑”。而且在鸿门宴的时候，是樊哙挺身而出才救了刘邦一条命——连樊哙这样的人他也怀疑。刘邦他突然就觉得，樊哙就是巴不得我死，于是他下了一道命令，交给陈平：“平至军中，立斩哙头。”——陈平你拿着我的命令到军队里去，立马就给我把樊哙的脑袋砍下来。这个事情最后没做成，因为后来刘邦死了，陈平到了樊哙军中的时候也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干，樊哙毕竟是吕后的妹夫，同时也是功臣，哪是随便好杀的！但这说明什么？说明刘邦这个人狠起来他是真能下手的。
　　相反，项羽这个人就是显得太过儿女情长了。在楚汉战争的最后关头，当项羽被刘邦他们团团围住的时候，居然无心作战，就坐在自己的军账中，也不再考虑接下来的战争该如何进行，就惦记着两件事情：一个是他的宝马，一个是他的美人——他的乌骓马，他的虞姬，该怎么办？于是他在帐篷里点起火把，设下酒宴，又把虞姬请出来，自己拔剑起舞，咏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什么意思呢？说小虞呀小虞啊，我可拿你怎么办啊？项羽唱着唱着流下眼泪，随从们都不敢抬头看，不敢仰视。一个将军，一个统帅，一个霸王，在战争的最后关头想到的不是天下，不是战争，不是事业，是宝马和美人，确实是太儿女情长了。项羽的这个性格博得了后世无限的同情，项羽这个人实在是太有人情味了，太招女孩子爱了，恐怕当时的女孩子们听到这个消息都会发出“嫁人要嫁项羽”这样的话了。
　　这是一个英雄的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刘邦是英雄，项羽是英雄，韩信是英雄，张良、陈平、萧何、樊哙、这些人也都是英雄。只不过他们是不同的英雄而已；项羽是本色英雄，他所表现的是自己的英雄本色，是没有遮掩顾忌、不计利害成败地把它表现出来，因此在“成者王败者寇”这样一种历史传统中，项羽依然能得到人们的凭吊和同情。刘邦是时势造出来的英雄，他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历史使命，并通过不断地学习使得自己在这个过程

一骑绝尘

品人录：曹操

　　这是一个征伐不断、战事频仍、相互吞并、弱肉强食的动荡时代，也是一个英雄的时代，是虎与豹的时代。对于弱者来说也许不太公平，却为强者提供了自由驰骋的天地。因此不管怎么说，项羽总算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即便失败了，也仍不失为一个体面的失败者，还有那么多人祭奠他、怀念他。相比较而言，曹操就要背时得多。他即便成功了（事实上已很成功），也仍要被画成一张大白脸。

一：做能臣，还是做奸雄

　　曹操是“奸雄”。
　　曹操这个“奸雄”，多半是被逼出来的。
　　现在想来，项羽的时代，还是比较自由的。那时，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还处于草创阶段，而且试验的时间不长，秦就亡了，所以大家还不怎么把那玩艺儿当回事。天底下只能有一个皇帝，无论这皇帝是神是人是猪是狗都得绝对效忠，否则就是奸是匪的观念，也还没有真正形成。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天下分封，诸侯割据，五霸继起，七雄并峙，楚强南服，秦霸西陲，递主盟会，互为雄雌。诸侯们自由地宣战、媾和、结盟、征税，全然不把天子放在眼里。文人和武士、游侠和刺客们则自由地周游于列国，流动于诸侯，朝秦暮楚，择主而事，也不怎么把已经到手的官禄爵位当回事。田子方甚至对魏太子击说，士人议论不用主张不合，就立即跑到别国去。抛弃原先的国君，就像扔掉一只草鞋。总之，那时一个人只要有实力有能耐有本事，多少可以随心所欲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即便运气不好失败了，也没人说闲话。所以，虽云“成者王侯败者寇”，但陈胜向皇帝宣战，首义兵败，也没人说他是寇，是匪。不像后来宋江他们，即便受了招安，也摘不掉土匪和草寇的帽子。
　　这是一个征伐不断、战事频仍、相互吞并、弱肉强食的动荡时代，也是一个英雄的时代，是虎与豹的时代。对于弱者来说也许不太公平，却为强者提供了自由驰骋的天地。因此不管怎么说，项羽总算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即便失败了，也仍不失为一个体面的失败者，还有那么多人祭奠他、怀念他。相比较而言，曹操就要背时得多。他即便成功了（事实上已很成功），也仍要被画成一张大白脸。
　　曹操似乎命中注定只能当一个“坏人”。
　　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县即今安徽省亳州市人。陈寿的《三国志》说他是西汉相国曹参的后代，这是胡扯。因为曹操原本不该姓曹。他的父亲曹嵩只是曹腾的养子。曹嵩和曹腾并无血缘关系，即便考证出曹腾是曹参之后，与曹操又有什么相干？事实上曹嵩的亲生父母究竟是谁，在当时就是一个谜，连陈寿也只能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于是连带着知道亲生父母的曹操，也弄得有点“来历不明”。
　　曹操所处的时代也不好。他生于东汉桓帝朝，长于灵帝朝，是在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出生、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入仕的，而桓、灵两朝，要算是汉王朝四百年间最黑暗、最混乱的年代。所谓“桓灵之时”，几乎就是君昏臣奸的代名词。在这样一个时代，要做一个“好人”，确乎很难。不是被人陷害，就是窝窝囊囊。曹操既不想被害，又不肯窝囊，当然便只好去当“坏人”。总之，来历不明又生不逢时，曹操倒霉得很。
　　实际上，曹操的时代已大不同于项羽的时代。他即便生逢盛世，也未必会有什么作为。自从我们那位流氓英雄刘邦在组织上将天下定为一尊，他的重孙武帝刘彻又在思想上将天下定于一尊，有着英雄气质和高贵精神的虎和豹，不管是文的还是武的，想问题的还是干事情的，便都被收拾得差不多了。收拾的办法，自然仍是大棒加胡萝卜，只不过那胡萝卜是带缨子的，大棒则变成了狼牙棒，血迹斑斑。太史公司马迁只不过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冒犯了武帝的虎威，便被处以腐刑，弄得男不男女不女；而大农令颜异根本就没说话，只不过是在别人议论朝政时，下唇往外微微翻了一下，就被认为是“腹诽”（在肚子里诽谤朝廷和君父），应处死刑。难怪当时长安城里五十万人，囚犯就有十六七万；也难怪郎中令石建上书奏事，马字少写了一点，就要吓个半死了。这些事都发生在那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当权时期。武帝一向被看作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即所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他手上，汉帝国的疆域竟扩张到两倍以上，广达五百万平方公里。因此，他又往往被看作是英雄。但我以为，在他的铁骑践踏和铁腕统治之下，英雄业绩间或有之，英雄精神却是不会有的。
　　到了曹操所处的桓、灵之世，情形就更是每下愈况。大汉王朝和它所代表的那个制度，里里外外都散发着尸臭。事实上，自王莽篡政光武中兴后，汉王朝就没再打起过精神。外戚擅权、宦官专政、军阀称雄，奸臣拚命抓权，贪官拚命捞钱，老百姓则只好去吃观音土。道德的沦丧，更是一塌糊涂。当时的民谣说：“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可见少廉寡耻和口是心非已成风尚。这一点都不奇怪。一个王朝和一种制度既然容不得君子，那就只能培养小人；既然听不得真话，大家便只好都说假话。当多数人都鬼鬼祟祟或战战兢兢，都乌龟缩头或老鼠打洞时，当权欲嚣张物欲横流，卑鄙受到鼓励而高尚受到打击时，这个社会就很难有什么英雄气质和高贵精神，也很难产生虎和豹。有的，只是狗和羊。那粗鄙的狗是由粗野的狼退化而来的，那平庸的羊则是披着羊皮的狼，而且是黄鼠狼。


　　这时，如果突然出现了一只虎或豹，会怎么样呢？大家都会把它当作不祥的怪物，就像童话里的鸭子认定那只小天鹅是丑小鸭一样。但鸭子们只不过嘲笑一下丑小鸭罢了，那些粗俗的狗和平庸的羊却会一拥而上，给那只虎或豹画他一个大花脸。
　　曹操的命运，正是如此。
　　曹操的命运似乎老早就被决定了。
　　曹操这个人，小时候大约也是个“问题少年”，与项羽、刘邦少时不乏相同之处，只不过比他俩喜欢读书。史书上说，曹操年少时，“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他叔叔实在看不下去，常常提醒曹嵩应该好好管教一下他这个儿子。曹操知道了，便想出一个鬼点子，来对付他那多管闲事的叔叔。有一天，曹操远远地见叔叔来了，立即作口歪嘴斜状。叔问其故，则答以突然中风。叔叔当即又去报告曹嵩。等曹嵩把曹操叫来一看，什么事都没有。曹操便趁机说，我哪里会中什么风！只因为叔叔不喜欢我，才乱讲我的坏话。有这么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垫底，自然以后叔叔再说曹操什么，曹嵩都不信了。
　　实在地讲，曹嵩对他这个儿子的教育，大约是很少过问的。曹操自己的诗说：“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所谓“三徙”，是说孟子的母亲为了保证儿子有一个好的环境，不受坏的影响，竟三次搬家。所谓“过庭”，则是说孔子的儿子两次从庭院中走过，孔子都叫住他予以教育，一次叫他学诗，一次叫他学礼。看来，曹操小时候，父亲母亲都不怎么管教他，是个没家教的。所以他“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与刘邦年轻时“好酒及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差不太多。
　　曹操的哥们袁绍、张邈等人，也是同类角色。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胡闹，事情做得十分出格。有一次，一家人家结婚，曹操和袁绍去看热闹，居然动念要偷人家的新娘。他俩先是躲在人家的园子里，等到天黑透了，突然放声大叫：“有贼！”参加婚礼的人纷纷从屋里跑出来，曹操则趁乱钻进洞房抢走了新娘。匆忙间路没走好，袁绍掉进带刺的灌木丛中，动弹不得。曹操急中生智，又大喊一声：“贼在这里！”袁绍一急，一下子就蹦了出来。曹操鬼点子这样多，难怪《三国志》说他“少机智，有权数”了。
　　如此喜欢恶作剧的孩子，大约并不讨人喜欢，许多人也没把他放在眼里（世人未之奇也）。然而太尉桥玄却认为曹操是“命世之才”，将来平定天下，非曹操莫属。因为曹操虽然调皮捣蛋，不守规矩，却并非一般的流氓地痞或纨绔子弟。他“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正是乱世需要的人才。所以桥玄十分看好曹操，竟以妻子相托，还建议他去结交许劭，看许劭怎么说。
　　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今河南省平舆）人，是当时最有名的鉴赏家和评论家。他常在每个月的初一，发表对当时人物的品评，叫“月旦评”，又叫“汝南月旦评”。无论是谁，一经品题，身价百倍，世俗流传，以为美谈。我们要知道，在汉魏六朝，品评人物是社会中的一件大事。任何人要进入上层社会，都必须经过权威批评家的鉴定，由此决定自己的身价，就像当今欧美艺术市场上，只有权威批评家叫好的艺术品才能卖大价钱一样。曹操自然也希望得到许劭的好评。但不知是曹操太不好评，而曹操得到的评语则是人所共知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据说，为了得到许劭的评语，曹操很费了些心思，很下了些功夫，而且无论曹操怎样请求，许劭都不肯发话。最后，许劭被曹操逼得没有办法，才冒出这么一句。但这样一来，则曹操的一生，便虽未盖棺，却已论定。
　　显然，许劭也看出曹操是个人物。至于是成为能臣还是成为奸雄，则要看他是处在治世还是乱世。所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可以理解为治理天下的能臣，扰乱天下的奸雄。如此，则奸能与否，在于曹操的主观愿望。这里姑不讨论。
　　成为人物，素质所然；处于何世，则是运气。
　　曹操运气不好，他遇到了乱世，当奸雄只怕是当定了。其实曹操一开始也是想做能臣的。公元174年，二十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孝是孝子，廉是廉士，有了这个称号，就向仕途迈出了第一步，就像现在有了学历，便可以报考公务员一样。不久，曹操便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负责洛阳北部的治安。这个差使，官不大（俸禄四百石），权不多，责任却很重大，麻烦也很不少。因为天子脚下，权贵甚多，没有哪个是惹得起的。然而首都地面的治安又不能不维持。于是曹操一到任，就把官署衙门修缮一新，又造五色大棒，每张大门旁边各挂十来根，“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几个月后，果然来了个找死的。灵帝宠信的宦官蹇硕的叔叔，依仗侄子炙手可热的权势，不把曹操的禁令放在眼里，公然违禁夜行。曹操也不含糊，立即将这家伙用五色棒打死。这一下杀一儆百，从此“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治安情况大为好转，曹操也因此名震朝野。
　　大约从174年出山，到189年起兵，这十五年间，曹操还是想当能臣的。他历任洛阳北部尉、济南相（故城在今山东省历城县东）、典军校尉等职。其间，一次被免，两次辞官，三次被征召议郎。就在这宦海沉浮之中，他把朝廷和官场都看透了。他清楚地看出，东汉王朝已不可救药，天下大乱已不可逆转。即便不乱，腐朽的朝廷和官场也不需要什么“治世之能臣”。曹操曾上书朝廷，力陈时弊，却泥牛入海无消息。任洛阳尉，他执法如山，打击豪强；任济南相，他肃清吏治，安定地方。所有这一切，都未能整顿朝纲扭转时局，也没能产生多大的影响。他做的种种努力，对于江河日下的王朝，都如杯水车薪，已无济于事；对于横行霸道的权臣，则如蚍蜉撼树，无异以卵击石。之所以尚未招致杀身之祸，只不过有曹嵩这个大后台罢了。但朝廷借口他“能明古学”，多次打发他去当有职无权的闲官议郎，则已不难看出其用心。曹操素以“任侠放荡”闻名，此刻却以“能明古学”应召，似颇具讽刺意义。曹操的学问固然不错，却更长于治世。不用其长而用其短，其实就是不想用他。
　　曹操不能不重新考虑他人生道路的选择。
　　看来，治世之能臣是当不成了，曹操只好去当他的奸雄。
　　其实，做奸雄也许比做能臣更过瘾。
　　做能臣不容易。第一要忠，第二要能。忠而无能曰庸，能而不忠曰奸，都不是能臣。但，光是又忠又能，还不够，还得大家都承认。这第三条最难。因为嫉妒别人的能，是官场的通病；怀疑臣下的忠，是帝王的通病。所以历史上的能臣，好下场的不多。不是生前被贬，便是死后挨骂，能做到生前死后都没有什么人说闲话的，大约也就是诸葛亮。
　　然而诸葛亮活得好累！
　　诸葛亮的形象，千百年来走样得厉害。在一般人心目中，他老先生很是潇洒的。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那结果都是事先料定了的。计谋也很现成，甚至早就写好了，装在一个袋子里，只等执行者到时候拆开了看。自己则既不必亲自上阵杀敌，也不必操心费神，只要戴个大头巾，摇把鹅毛扇，泡壶菊花茶，摆个围棋盘，便“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真是何等潇洒。
　　其实，诸葛亮的心理压力大得很。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际遇，历来就被看作君仁臣忠、君明臣贤的楷模。尤其是那有名的“三顾茅庐”，千百年来让那些一心想出来做官又要摆一下臭架子的文人羡慕到死。实际上他们君臣之间的猜忌和防范，没有一天不深藏于心。君臣关系毕竟不是朋友关系，最信任的人往往同时也就是最疑忌的人。因为双方相处那么久，交往那么深，知根知柢，对方有多少斤两，彼此心里都有数。这就不能不防着点了。你看白帝城托孤那段话，表面上看是心不设防，信任到极点，其实是猜忌防范到不动声色。刘备对诸葛亮说，我这个儿子，就托付给先生了。先生看他还行，就帮他一把；不行，就废了他，取而代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是扯淡！刘禅的无能，简直就是明摆着的，还用看？无非因为明知诸葛亮之才“十倍曹丕”，自己儿子又不中用，放心不下，故意把话说绝，说透，将他一军。诸葛亮是明白人，立即表态：“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铁了心来辅佐那年龄相当于高中生、智力相当于初中生的阿斗。
　　陈寿说，刘备的托孤，“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这种说法，如果不是拍马屁，就是没头脑。诚如孙盛所言，如所托贤良，就用不着说这些废话；如所托非人，则等于教唆人家谋反。“幸值刘禅暗弱，无猜险之性，诸葛威略，足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自起耳。”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刘备托孤成功，全因为诸葛亮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又为人谨慎，处处小心，这才没闹出什么事来。但要说刘禅没有猜疑忌恨过，则不是事实。诸葛亮去世后，蜀汉各地人民怀念他，要给他建立庙宇，刘禅就不批准，说是“史无前例”。可见刘禅内心深处是忌恨厌恶诸葛亮的。事实上，一个人只要当了皇帝，就会忌恨手下能力比自己更强的大臣，而且越是弱智，就越是忌恨。因为所有的蠢才都一样，只要手握权力，高人一等，便会自我感觉良好，牛皮马屁不绝。一旦发现手下人比自己强，又会恼羞成怒，必欲去之而后快。刘禅其实也一样。只不过有贼心无贼胆，有贼胆也无贼力，只好在诸葛亮死后做点小动作，发点小威风，表示他还是个人物。
　　其实，即便刘禅对诸葛亮真心“事之如父”，也是没意思的。这家伙实在太蠢。又岂止是蠢，简直就没有心肝。他做了俘虏后，被迁往洛阳，封安乐县公。有一天，司马昭请他吃饭，席间故意表演蜀国歌舞。蜀国旧臣看了，无不怆然涕下，只有刘禅，照吃照喝，“嬉笑自若”。司马昭感慨说，一个人的无情无义，怎么可以到这个份上（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又一天，司马昭问他：很想念蜀国吧？刘禅立即答道：“此间乐，不思蜀。”旧臣郤正听说了，就对刘禅说，下次再问，就说先人坟墓远在陇、蜀，没有一天不想的，说完再把眼睛闭起来。后来司马昭又问，刘禅果然照着说，照着做。司马昭说，我怎么听着像是郤正的话呀！刘禅立即睁开眼睛，惊喜地说，猜对了，正是他！旁边的人都忍不住笑。当然，这也可能是为了保命，装傻。但即便是装傻，也是没心肝。事实上，除了“乐不思蜀”这句成语外，刘禅对于中国历史半点贡献都没有。辅佐这么个东西，有什么意思？
　　所以诸葛亮很累。又要打天下，又要哄小孩，又怕老的起疑心，又怕小的不高兴，能不累吗？事实上，诸葛亮不像军师，倒像管家。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要亲自过问，亲自操持，即所谓“事必躬亲”。这固然是生性谨慎，也是势之所然。不这么做，他怎么能大权独揽而国人不疑呢？他实在是害怕出差错啊！
　　过度的疲劳，严重损害了诸葛亮的身体；沉重的压力，又使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诸葛亮曾上表致刘禅云：“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公元207年，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倒在了北伐途中，享年五十四岁，比曹操少活了十二年。诸葛亮的身体原本是很好的。陈寿说他“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是个伟丈夫。如非劳累过度，心力交瘁，岂能逝世于年富力强之时？
　　诸葛亮实现了他的诺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其实是累死的。蜀魏交战，相持五丈原。蜀使至魏军营中，司马懿不问军事，只问饮食起居。当他听说诸葛亮黎明即起，深夜才睡，罚二十军棍以上的事，都要亲自过问时，便断定说：“亮将死矣。”
　　做能臣太累，那么做皇帝，不好么？
　　做皇帝当然好，不过也要看怎么做，以及做不做得了。如果像刘协（献帝）那样，就不如不做。如果像袁术那样，则等于找死。
　　袁术这个人，是很有些牛气的。他出身世族，门第高贵。高祖父袁安，是章帝时的司徒；叔太祖父袁敞，司空；祖父袁汤，历任司空、司徒、太尉；父亲袁逢，司空；叔父袁隗，太傅。东汉官制，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综理众务，是百官中地位最高、权力最大者。袁术祖上，高祖、太祖、祖、父四代，都有人出任三公之职，所以时称“四世三公”，是当时官场上炙手可热的显赫家族。
　　袁术血统如此高贵，便不免牛皮烘烘，不大把别人放在眼里，包括他的哥哥袁绍。袁绍和袁术都是袁逢的儿子。袁绍年长，却是小老婆生的，即所谓“庶出”。袁术为弟，却是“嫡出”，因此自视甚高。军阀割据时，袁绍、袁术兄弟均拥兵自重。但大约袁绍的实力比较强，威望比较高，人缘也比较好，因此诸侯豪杰多依附袁绍。袁术恼羞成怒，大骂诸侯不识好歹不分嫡庶，不追随他这个血统高贵的反倒去追随他们袁家的奴才！又写信给公孙瓒，说袁绍是丫鬟的儿子，不是袁家的种子。这就不但激怒了袁绍，也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为他今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然而，就是这么个狂妄自大又头脑简单的东西，却天天都在做皇帝梦。孙坚手上有一块传国玉玺，是189年太监张让等人作乱时丢失，后来被孙坚获得。袁术听说后，竟将孙坚夫人扣作人质，强行夺了过来。有了这个宝贝，又误听了一些民间的谣言，他就觉得下一任的中国皇帝，非他袁术莫属。到了公元197年春，袁术终于按捺不住，正式称帝。这时曹操已经把献帝捏在手中，并迁都许昌，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了，哪里容得袁术出来跳梁？自然要来收拾这个小丑。袁术又哪里是曹操的对手？结果也自然是一败再败。公元199年，兵败如山倒又众叛亲离的袁术，终于发现他这个皇帝再也做不下去，便决定把那传国玉玺让给袁绍。因为这个宝贝他还舍不得扔掉，也舍不得随便送人，觉得还是送给老哥比较合适（这时他又认袁绍是兄弟了），好歹也是袁家的人。可是，就连这个想法他也不能如愿，因为曹操已派刘备在下邳（今江苏省邳州市）截击，单等他来送死。袁术没有办法，只好又掉头回淮南。逃到离寿春（今安徽省寿县）八十里的江亭时，终于一病不起，呜呼哀哉，只当了三年半的皇帝，而且还是假的，没人承认。
　　据说袁术死得很惨。他死的时候，身边已没有粮食。询问厨房，回答说只有麦屑三十斛（音胡，十斗为一斛）。厨师将麦屑做好端来，袁术却怎么也咽不下。其时正当六月，烈日炎炎，酷暑难当。袁术想喝一口蜜浆，也不能够。袁术独自坐在床上，叹息良久，突然惨叫一声说：我袁术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啊！喊完，倒伏床下，吐血一斗多死去。
　　袁术其实应该料到自己会有这个下场的。早在他刚起称帝念头时，就有许多人劝他不要轻举妄动胡作非为。与他关系好一点的，沛相陈珪不赞成，下属阎象和张范、张承兄弟不赞成，孙策也从江东来信表示反对。阎象说，当年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尚且臣服于殷。明公比不上周文王，汉帝也不是殷纣王，怎么可以取而代之？张承则代表张范说，能不能取天下，“在德不在众”。如果众望所归、天下拥戴，便是一介匹夫，也可成就王道霸业。意思是说，当不当得上皇帝，与是不是高干子弟没什么关系。可惜这些逆耳忠言，袁术全都当成了耳边风。他实在是利令智昏。
　　袁术最蠢的地方，还是他在大家都想当皇帝，又都不敢挑头的时候，迫不及待地当了出头鸟。要知道，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一，是“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尤其是在群雄割据、势力相当的情况下，谁挑这个头，谁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袁绍他们懂这个道理，因此尽管心里痒痒的，也只好忍住。曹操更是心里透亮。孙权劝他称帝，他一眼看穿孙权的鬼心眼，说这娃娃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袁术却不懂。他以为只要他一抢先，便占了上风，别人也就无可奈何。因此他就像现在抢先注册伟哥商标一样，抢先宣布自己是皇帝。没想到皇帝的称号不是商标，他也不是伟哥，结果不仅是把自己放在了火上，而且简直就是玩火自焚。
　　事实上，当不当得成皇帝，与抢不抢先没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是实力，以及当时的条件。而且，即便条件成熟，也要作秀，要装模作样地推辞、谦让，让过三次以后，才装作顺从天意民心的样子，勉为其难一肚子委屈地去当。这当然很虚伪。但中国人偏偏就吃这一套。倘若无此虚伪，则会被视为恬不知耻。袁术没有条件和实力，又全然不顾这些既定的操作程序，这就不但是与曹操等人为敌，而是与中国文化为敌了。再加上他“天性骄肆，尊己陵物”，“不修法度”，“奢恣无厌”，横征暴敛，鱼肉百姓，更是不得人心。在他的治下，江淮空尽，人民相食。他自己每天山珍海味，手下的士兵却一个个冻死饿死。这样的混账东西，不失败才是怪事！

一骑绝尘

二：天才与蠢才

　　曹操显然要聪明得多。
　　曹操不是没条件、没实力当皇帝。如果说，他最初的志向，只是当一个能臣，或者死后能在墓碑上刻下“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的字样，那么，他后来却自觉不自觉地走在一条通往帝王之位的道路上，而且最后离目的地只有一步之遥。196年，曹操挟持献帝（当然是客客气气地）迁都许昌，改元建安，开始成为当时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208年，废除三公官职，曹操任丞相，从此大权独揽。213年，献帝下诏将河东等十郡册封给曹操为魏公，并加九锡。九锡是帝王对大臣表示特别恩宠的九种器物。王莽在篡位前就曾加九锡。
　　同年七月，曹操在邺城建立了魏国的社稷宗庙；十一月，魏国设立尚书、侍中和六卿，曹操事实上成为一个公国的国君。214年，曹操开始享受王爵待遇。215年，献帝授予曹操分封诸侯、任命太守和国相的权力。216年，献帝进封曹操为魏王，魏国丞相改称相国，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警即警戒，跸即清道。警跸即出行时开路清道，严密警戒，断绝行人，为皇帝出行时之礼。后来又享有冕十二旒等一系列天子才能享用的礼仪。至此，曹操不仅在实际上掌握了汉室政权，而且在形式上与汉天子也没有什么两样，只差一个皇帝的称号了。
　　但曹操就是不要。
　　是曹操不想要吗？否。谁不知道当皇帝好，谁又不想当皇帝？那时节，诚如王粲对刘琮所言，“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是曹操没条件吗？也不。北中国基本统一，汉天子早已架空，朝廷内外，上上下下，都是曹操的人、曹操的兵，只等曹操一声令下。
　　曹操放着现成的皇帝不当，自然有他的深谋远虑，也有他的苦衷。他毕竟是靠所谓“兴义兵，诛暴乱，朝天子，佐王室”起家的。从公元189年起兵开始，讨董卓、伐袁术、杀吕布、降张绣、征袁绍、平乌桓、灭刘表、驱孙权、定关中、击刘备，一直用的是尊汉的名义，打的是讨逆的旗号。迁献帝于许都后，更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这是曹操的政治资本，也是曹操的政治负担。他必须把这个包袱背下去。因为他在扔掉包袱的同时，也就丢掉了旗帜。没有了这面旗帜，他曹操靠什么号召天下、收拾人心？
　　的确，在政治斗争中，旗帜是非常重要的。袁术丢了旗帜，身败名裂；袁绍举得不高，家破人亡；孙策、吕布、刘表没捞着旗帜，也就成不了气候；刘备仗着自己是皇叔，把旗帜举得高高的，也就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眼前的这些经验教训，曹操不会看不到。
　　为此，曹操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天下人表白：我曹某绝无篡汉之心！顶多也就想当齐桓公、晋文公或者周公。成王年幼时，如果没有周公，管叔、蔡叔不就篡位了吗？现如今，如果没有我曹操，真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是事实，也是麻烦。因为不准别人干的事，当然自己也不好去干，至少不便明目张胆地去干。一贯“讨贼”的自己成了贼，岂非真是贼喊捉贼？当然，贼喊捉贼的事曹操也不是没干过，但窃国毕竟不是偷新娘子，不能不讲政治策略。
　　而且曹操自己心里也明白，刘备、孙权，还有朝野一些家伙，全都没有安好心。他们有的想当皇帝，有的想当元勋，有的想趁火打劫，有的想混水摸鱼，只是大家都不说出来，也说不出口，都沉住了气，看曹操如何动作。当然，真心实意维护汉室的所谓正人君子也有。他们更是睁大了眼睛，警惕地注视着曹操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倘有不轨，立马就会群起而攻之。自己后院失火，刘备、孙权等就会幸灾乐祸，火上加油，乘机作乱，同朝中反对派联手与自己作对。这样一来，时局就将不可收拾，眼看到手的胜利果实就会功亏一篑、毁于一旦。
　　曹操实在是太清楚这一利害关系了。好嘛，你们不说，我也不说；你们能装，我也能装。到时候，看谁憋不住，等不及！政治斗争是一种艺术，讲究的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不到火候不揭锅。过早地轻举妄动是一种盲动，引而不发才是高手。曹操是高手，他沉得住这个气。
　　因此，当孙权上表称臣，属下也纷纷进劝时，老谋深算的曹操只说了意味深长的一句话：孔子说过，只要能对政治产生影响，就是参政，何必一定要当什么呢？如果天命真的在我身上，我就当个周文王好了！
　　这话说得非常策略，非常有弹性，也留有余地。它既表示曹操本人无意帝位，也不排除子孙改朝换代的可能。至于曹丕他们会不会这么干，那就要看天命，也要看他们的能耐了。干成了，我是太祖；干不成，我是忠臣。曹操的算盘打得很精。
　　何况曹操是一个务实的人。他有一句名言：“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只要自己实际上拥有了天子的一切，那个惹是生非的虚名，要它作甚！
　　曹操的策略，是“打皇帝牌”。
　　皇帝是张好牌。这张牌好就好在它既虚又实。说它虚，是因为这时的皇帝，不要说“乾纲独断”，就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完全听人摆布，有如提线木偶。所以，它是一张可以抓到手的牌。说它实，则是因为尽管谁都知道这皇帝是虚的，是个摆设，可又谁都不敢说他是虚的，可以不要，就像童话里谁也不敢说那皇帝没穿衣服一样。皇帝有个什么吩咐，有个什么号令，大家也都得装作服从的样子（事实上有些事还得照着做），不敢明目张胆地唱反调。所以，它又是一张有用的牌，而且是王牌。
　　曹操原本是没资格打这张牌的。最有资格的是袁绍。
　　袁绍四世三公，有政治地位；地广兵多，有军事实力。如果袁绍要迎奉天子，别人是抢不过的。而且，袁绍的谋士沮授也一再向袁绍提出这个建议。可惜袁绍目光短浅志大才疏，他身边其他一些谋士，也徒有虚名鼠目寸光。在这些短见的家伙看来，汉王朝风雨飘摇气数已尽，匡复汉室毫无意义。既然并不打算匡时济世，反倒琢磨着乱中夺权，那就没有必要把皇帝接来。把这么个宝贝弄到身边来，天天向他请示，事事向他汇报，实在麻烦。听他的吧，显得咱没分量；不听他的吧，说起来又算是违命，实在划不着。袁绍自己呢，一想到献帝是董卓拥立的，心里就犯恶心，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实在是不折不扣的井蛙之见。要知道无论是毛玠（音介）建议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还是沮授建议袁绍“挟天子以令诸侯”，都并非真心要匡复早已颓圯的汉室，不过只是把献帝当牌打罢了。只要这张牌是王牌，你管他是哪儿来的？天高固然皇帝远，但那皇帝如果是傀儡，近一点岂不更便当，更便于操纵和控制？请示汇报、磕头行礼当然还是要的。但只要稍微有点头脑，就该知道那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献帝岂能不一一照谁？献帝当时才十六岁，还是个孩子。先是被捏在董卓手里，后来又被王允等人捏在手里，从来就没有真正掌过权。李傕（音决）、郭汜火并，在长安城里兵戎相见，献帝派人两边讲和，谁也不买他的账。可见这位堂堂天子，不要说号令天下，就连当个和事佬都当不成。这样可怜的皇帝，到了袁绍这里，怎么会摆天子的谱，同袁大人过不去呢？袁绍以为远离皇帝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这种思维方法，同落草为寇占山为王的“强人”没什么两样，哪像一个有志于天下的豪雄？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袁绍一犹豫，曹操就抢了先。他有毛玠等人出谋划策，又有曹昭等人牵线搭桥，很快就把皇帝这张牌抓到了自己手里。这一回轮到袁绍大跌眼镜了：曹操迎奉献帝迁都许昌后，不但没有损失什么，或受制于人，反倒捞到了不少实惠。他得到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关中地区的人民也纷纷归附。更重要的是，他捞到了一大笔政治资本，不但自己成了匡扶汉室的英雄，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而且把所有的反对派都置于不仁不义的不利地位。从此，曹操不管是任命官吏、扩大地盘，还是讨伐异己、打击政敌，都可以用皇帝的名义，再不义也是正义的。对手们呢？则很被动。他们要反对曹操，先得担反对皇帝的风险。即便打着“清君侧”的旗号，也远不如曹操直接用皇帝的名义下诏来得便当，来得理直气壮。比如后来袁绍要打曹操，沮授和崔琰便都说“天子在许”，攻打许昌，“于义则违”。诸葛亮也说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曹操捷足先登，占了个大便宜。
　　袁绍后悔之余，又想出一个补救办法。他以许昌低湿、洛阳残破为由，要求曹操把献帝迁到离自己较近的鄄城（今山东省鄄城县），试图与曹操共享这张王牌。这可真是做梦娶媳妇，尽想好事。曹操肚子里好笑，却一本正经地以献帝的名义给袁绍下了一道诏书，责备他“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没见他出师勤王，只见他不停地攻击别人。袁绍偷鸡不着蚀把米，油水没捞到，反倒挨了一顿训，真是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却也只好忍气吞声上书为自己辩解一番。袁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大大输了一把。
　　于是，当曹操以献帝的名义任命袁绍为太尉、封邺侯时，袁绍便拒不接受。因为太尉虽然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三公之一，地位却在大将军之下。而此刻的大将军不是别人，正是被他看不起的曹操。因此袁绍气愤地对人说，曹操早就死过好几回了，每次都是我救了他，现在倒打着天子的旗号命令起我来了，什么东西！这就十分小家子气和小心眼儿了。反倒是曹操大度，知道此时不可同袁绍翻脸，便上表辞去大将军一职，让给袁绍。袁绍这下以为得了面子和甜头，才不闹了。其实，袁绍不在朝中，他的号令也出不了自己的辖区范围，当大将军与小将军没什么两样。何况，这职位是曹操让出来的，也没什么面子，反倒显得自己小气。
　　曹操却面子里子都占全了。当然，献帝也得到了不少好处。到许昌之前，献帝和朝官们已经与叫花子差不太多。当时在洛阳，尚书郎以下的官都得自己出去挖野菜吃，有的竟活活饿死或被乱兵杀死。曹操却大大地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而且在做这些事时，非常地细心，很像一个管家的样子。更重要的是，献帝已不用再流离失所，不用再像一件奇货可居又一文不值的东西在一个接一个人的手上倒手转卖，不用担心害怕随时会被废黜、杀害。他有了一个保护神，可以过点安生日子了。虽然傀儡的日子很可怜，这皇帝当得也很窝囊，但要是落到袁绍那帮人手里，只怕更惨。显然，曹操和献帝做成的，是一笔双方都有利可图的政治交易，曹操实在不简单。
　　曹操的政治才能早就表现出来了，只是大家看不见。
　　汉末政坛上，开始大家比较看好的是袁绍。袁绍人长得漂亮（有姿貌威容），对人也不错（能折节下士），人缘也挺好（士多附之）。因此，当各路诸侯决定成立盟军讨伐董卓时，他便被公推为盟主。
　　其实袁绍徒有其表。公元189年，灵帝去世，留下十四岁的儿子刘辩和九岁的儿子刘协，根本控制不了局势，政局立即失去平衡。一场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势所难免，而此类动作又向来是通过宫廷政变和阴谋诡计来完成的。谁心狠手辣，谁就可能占便宜。所以大将军何进杀掉宦官头目之一的蹇硕后，袁绍便劝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宦官统统杀掉，斩草除根。然而何进却很为难，因为他的妹子何太后不同意。何太后因当年毒杀刘协的生母王美人，差点被灵帝废掉，多亏宦官求情才过了关，现在当然也不肯对宦官下手。于是袁绍又给何进出主意，劝他多召四方猛将，尤其是并州牧董卓入京，以威逼太后。这实在是馊主意。连老百姓都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何况是董卓这样的凶神？只怕是引狼入室。更何况根本就没有必要。曹操就说，要解决宦官问题，只要诛杀几个为首的元凶就行了。这是只用一个狱吏就能办到的事，“何必纷纷召外将乎”？结果，董卓还没进京，何进就先成了宦官们的刀下鬼。董卓一进京，皇帝也废掉了，太后也毒死了，洛阳变成了一片火海，一片废墟，这都是袁绍干的好事！
　　袁绍这事确实做得蠢。且不说他引进的，是自己根本控制不了的一股恶势力，即便来的真是“仁义之师”和“勤王之兵”，也大可不必。宦官原本是些既没有地位人望、又没有兵力政权的人。他们之所以得势，正如曹操所说，是因为皇帝亲近信任他们。如果皇帝不宠信，就成不了气候。杀鸡焉用牛刀，何况这刀还不在自己手上？刀出鞘，就要见血。没有鸡可杀，便会杀牛。何进、袁绍辈就是该着挨杀的蠢牛犟牛。如果不是袁绍主张把宦官赶尽杀绝，逼得张让他们走投无路，狗急跳墙，何进或许还不会死于非命。搞宫廷政变是得心狠手辣，但不等于嗜血成性，更不等于滥杀无辜，最狠毒的打击只能施加于最凶险的政敌。事实上，所谓政治斗争，说穿了，就是人事的变更，权利的均衡，利益的再分配和人际关系的重新调整。得到的支持越多，胜利的可能就越大，因此应该“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怎么能像袁绍主张的这样，不问青红皂白，杀个一干二净？这就是给自己树敌了，而树敌过多的人，从来就没有好下场。
　　曹操就不会这样。公元200年，曹操大败袁绍于官渡，袁绍的大量辎重、珍宝、图书都落到曹操手里，其中就包括己方一些人暗地里写给袁绍的书信。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但凡与袁绍有过书信来往的，无不提心吊胆，惶惶然不可终日。然而曹操却下令将这些书信全都付之一炬。曹操的解释是这样的：袁绍强盛的时候，连我都自身难保，何况大家呢！这话说得够体贴人的。不要说那些心怀鬼胎的人疑窦冰释，便是没什么瓜葛的人，也会为曹操的宽宏大量和设身处地所感动。
　　曹操的话说得很漂亮，算盘则打得更精。他很清楚，这事一旦动起真格来，要处理的就不会是一个两个。因为在胜败未决又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谁不想着给自己留条后路呢？这时，脚踏两只船的人一定不在少数。当然，不会每个人都是双重间谍，多数人不过两边敷衍罢了。但敷衍和通敌原本是不大分得清的。而且按照封建伦理，不忠即是叛逆。只要和袁绍有书信来往，那通敌的嫌疑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如果都要一一追究，只怕有半数以上的人说不清。既然追究不了，不如卖个人情，统统不追究好了。而且，人情做到底，连证据都予以销毁，大家放心。这样，那些心中有鬼且有愧的人，就会感恩戴德；而那些原本忠心的人，则更会死心塌地。这岂不比揪出一大堆人来整治，最终削弱自己的力量合算得多？
　　在这里，曹操显然又表现出他政治家的天才。如果说，在对待召董卓入京，或立合肥侯为帝等问题上，公元188年，冀州太守王芬等人阴谋废黜灵帝，立合肥侯，拉曹操下水，被曹操严词拒绝。后王芬果然事败自尽。曹操表现的是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那么，在对待上述事件时，他表现出的则是政治家的雄才大略。他深知，无论政治斗争还是军事斗争，最重要的凭据是正义，最重要的资源是人才。要网罗人才，首先要以诚待人，其次要以信取人，第三要以宽容人。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世界上哪有清一色的队伍？“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有些时候，是要装点糊涂的。装糊涂才能宽容人，宽容人才能得人心，得人心才能得天下。曹操懂这个道理，所以曹操是赢家。
　　袁绍却既目光短浅，又心胸狭窄。官渡之战前，他的谋士田丰再三劝阻他不要贸然出兵，袁绍不但不听，反倒把他关了起来。后来，兵败的消息传到邺城，有人到狱中探视田丰，说：这下老兄可要被重用了。田丰却摇了摇头说，我可是死定了。果然，袁绍一回到邺城，立即杀了田丰。
　　田丰真可谓知人知心，料事如神。他太清楚袁绍的为人了：志大才疏，刚愎自用，表面上宽厚儒雅，心底里猜忌刻薄。如果打了胜仗，心里高兴，还有可能释放田丰出狱，一方面显示他的宽宏大量，另方面也可借这个“反面教员”来证明自己的伟大英明。打了败仗，恼羞成怒，便一定会迁怒于别人，拿别人的人头来给自己出气，杀正确的人来掩盖自己的错误。这样的人，还想当皇帝、得天下，岂非白日做梦？

一骑绝尘

三宽容与报复

　　在同类问题上，曹操的想法、做法，总是和袁绍相反。
　　公元197年，盘踞在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的张绣向曹操投降。曹操兵不血刃，就获得了南征的胜利，不免有些飘飘然，行为也不检点，举措也不推敲。他强纳张绣的婶婶（张济之妻）为妾，让张绣感到屈辱；拉拢张绣的贴身部将胡车儿，使张绣感到威胁。于是，张绣用谋士贾诩之计，突然反叛，在曹操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把他打得落花流水。长子曹昂（曹操最中意的接班人）、猛将典韦（曹操最贴心的亲兵队长），还有一个侄子曹安民，均在战斗中身亡，曹操自己也中了箭伤。面对这次惨败，曹操并未委过于人，更没有追究主张接受张绣投降的人，而是自己承担了责任。他对诸将说，我已经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我下回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199年，曹操再次南征张绣，出师不利，困于穰城（今河南省邓县），他又对军师荀攸说，不听先生的话，以至于此。
　　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大获全胜。回师的路上，走到冀州时，天寒地冻，荒无人烟，连续行军二百里不见滴水，军粮也所剩无几，“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余丈乃得水”。回到邺城后，曹操下令彻查当初劝谏他不要征讨乌桓的人，并一一予以封赏。曹操说，我这场胜利，完全是侥幸。诸君的劝阻，才是万全之策。因此我要感谢诸位，恳请诸位以后还是有什么说什么，该怎么讲还是怎么讲。也就是在这一年，曹操发布《封功臣令》，说我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已十九年了，战必胜，攻必克，征必服，难道是我的功劳？全仗各位贤士大夫之力啊！
　　打了败仗检讨自己（尽管检讨得并不到位，失败的原因也没有真正找到），打了胜仗感谢别人，而且感谢那些劝他不要打这一仗的人，这种胸襟与情怀，与袁绍打了胜仗归功于自己，打了败仗杀劝自己不要盲动的人，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正是这种非凡的气度和超人的胆识，使他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敌人和对手，凝聚了一个又一个勇将和谋臣，就连曾经背叛过他的张绣，也于199年再次向他投降。
　　张绣的第二次投降，也是贾诩的主意。贾诩，字文和，武威人，据说有张良、陈平的奇才。袁绍派人来招纳张绣，贾诩却力主去投靠曹操。贾诩对袁绍的使者说，麻烦足下回去告诉袁本初，他们兄弟尚且不能相容，还容得下天下国士么？一点面子都不讲地就把袁绍的使者打发了。贾诩的理由是：第一，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政治上占有优势，投靠曹操名正言顺，此为有理。第二，袁绍人多势众，曹操人少势弱，我们这点人马，在袁绍那里微不足道，对于曹操却是雪里送炭，必被看重，此为有利。第三，但凡有志于王霸之业者，一定不会斤斤计较个人恩怨，反倒会拿我们做个榜样，向天下人表示他的宽宏大度和以德服人，此为有安全。因此，尽管袁绍强大，曹操弱小，同我们又有前嫌，我们还是要拒绝袁绍，投奔曹操。
　　贾诩的估计完全不差。张绣一到，曹操就亲亲热热地拉着他的手，为他设宴洗尘，并立即任命张绣为扬武将军，封列侯。为了进一步表示自己的诚意，曹操还为自己的儿子曹均娶张绣的女儿为妻，两人成了儿女亲家，同当年刘邦在鸿门宴之前对待项伯一样，极尽笼络之能事。至于过去的恩恩怨怨，当然也半个字不提，从此，张绣成为曹操麾下一员勇武的战将，贾诩则成为曹操身边一个重要的谋臣。
　　曹操和贾诩都实在是太懂政治了。他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天下的争夺，归根结蒂是人心的争夺。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而要争取人心，就必须有一个宽宏大量的气度和一个既往不咎的政策，哪怕是装，也要装得像回事。这就需要有一个典型，一个样板，一个榜样。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它比说多少好话都管用。张绣就恰恰是一个做榜样当典型的最好材料。他和曹操有过多次交手，而且每次都把曹操打得落荒而逃。他同曹操有着深仇大恨，而且是投降了又叛变的人。这样的人，都能为曹操所容，还有什么人不能容呢？这样的人，都能为曹操所信任，还有什么人不能信任呢？相比较而言，袁绍连自己的弟弟都不能信任，还能指望天下人归顺依附于他吗？
　　张绣来得也很是时候。曹操其时，“挟天子以令诸侯”才刚刚三年，天下不服的人不可胜数。他自己在社会上的名声也不太好。后来陈琳代袁绍起草的讨曹檄文，就把他骂得狗血淋头，说他从来就不讲道德，只不过鹰爪之才，甚至说“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简直就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坏蛋大流氓。此类文章，历来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中难免诬蔑不实之处，但有些事，恐怕也非空穴来风，曹操自己也有口难辩，说不清楚的。因此，他实在很需要有一个机会，来展示自己的博大胸怀和高尚情操；很需要有一个典型，来证明自己的容人之量和仁爱之心。张绣此时送上门来，真使他喜出望外。因此他不但尽释前嫌，而且始终如一地对张绣信任有加，给予的封赏也总是超过其他将领。对于贾诩，曹操更是既感激又欣赏——感激他雪中送炭，曹操曾感激地对贾诩说：“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子也。”欣赏他谋略过人，因此就连立储大计，也要与贾诩密谈。这就不再是为了示人以德，而是真诚地引为知己了。如果说，谋臣之智，首在“审于量主”（能够审慎而准确的选择自己的服务对象）这是曹操另一位谋士郭嘉的话。那么，君主之明，则首在“知人善用”。应该说，曹操和贾诩都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合作，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个成功的范例。
　　贾诩为曹氏集团服务了两代人，在文帝曹丕朝官居太尉，七十七岁去世，谥曰肃侯，结局比某些曹操自己营垒里的人还好。
　　曹操能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人才的宝贵。
　　曹操很早就意识到，正义的旗帜和精锐的队伍是克敌制胜的两大法宝。还是在起兵讨董卓的时候，袁绍曾问过曹操，如果讨伐董贼不能成功，你看哪方面能做我们的依靠和凭据（方面何所可据）？袁绍自己的回答是：南据黄河，北占燕代（泛指今河北北部和山西东北一带），兼领戎狄（指乌桓），南向以争天下。曹操却淡淡地说，照我看，任用普天下的智能之士，用正道和正义来统帅他们，就左右逢源无所不可！在这里，曹操利用汉语词汇的多义性，表达了他与袁绍不同的政治见解。袁绍问“方面何所可据”，这个“方面”，可以理解为地理位置，也可以理解为政治条件；据，则既可理解为据点，也可理解为凭据。如此，则曹操的话就可以理解为：只要依靠正义和人才，什么地方都是根据地。曹操的见识，已明显地高出于袁绍之上。这也是曹操后来与袁绍逐鹿中原时的态度：你打军事地理牌，我打政治人材牌，咱哥俩就玩他一把好了！
　　袁绍当然不是曹操的对手。他的优势，是位高而势众。可他政治上短见，军事上弱智，组织上低能，有了机遇也抓不住，有了人才也不会用。袁绍那边是很有些人才的，有的水平还很不低，比如沮授、田丰。沮授劝袁绍“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同毛玠“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军资”的建议几乎如出一辙。田丰则更是策无遗算，料事如神。可惜，这些人才全都没被他真正尊重过。田丰被关了起来，沮授被晾了起来，许攸气得投奔了曹操，剩下的那些货色，不是缺德（如郭图），就是少才（如审配），要不然就是一介武夫（如颜良、文丑）。最后，武将中最有谋略的张郃（音合），也因袁绍的拒谏和郭图的诬陷而投奔了曹操，终使袁绍全线崩溃，全军覆没。
　　曹操却正好相反。他深知人才的重要，也清楚自己的分量。“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何况他背景、资历、地位、实力都不如别人。因此他需要大批的人来帮助他、支持他，尤其是要争取高门世族的人来合作，以资号召。能帮忙最好，帮凶、帮腔，哪怕帮闲也行。有才的要，有名的要，徒有虚名的也要。总之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端的称得上是“求贤若渴，爱才如命”，就连敌营中的人，他都要设法弄过来为自己所用。他手下的五员大将，就有三员来自敌营：张辽原是吕布部将，张郃原是袁绍部将，徐晃原是杨奉部将，乐进和于禁则是他亲自从底层提拔起来的。正所谓“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谋臣中也有不少来自敌方。许攸从袁绍营中来投奔他，他光着脚出来迎接。古礼，跣足是对于对方的极大尊重，不一定是“来不及穿鞋就匆忙出迎”。

　　蒯越和刘琮一起投降，他说高兴的不是得到了荆州，而是得到了蒯越。陈琳为袁绍起草檄文，对曹操破口大骂，被俘后，曹操也只是说：骂人骂我一个就行了，怎么骂我祖宗三代呢？陈琳谢罪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曹操也就算了，仍任命他为司空军谋祭酒。毕谌的母亲、弟弟、妻子、儿女被张邈扣押，曹操便对他说：令堂大人在张邈那里，你还是到他那里去吧！毕谌跪下磕头，说自己没有异心，感动得曹操流下眼泪。谁知毕谌一转身连招呼都没打一个，就背叛曹操投奔了张邈。后来，毕谌被俘，大家都认为他这回必死无疑。谁知曹操却说：尽孝的人能不尽忠吗？这正是我到处要找的人啊！不仅不治毕谌的罪，还让他到孔夫子的老家曲阜去做了鲁国相。
　　以张绣之“深仇大恨”，一听来归，便握手言欢，封官晋爵；以许攸之“贪婪狂妄”，一听来奔，便喜不自禁，赤脚出迎；以陈琳之“恶毒攻击”，只因爱其才，竟毫不计较，坦然开释；以毕谌之“背信弃义”，只因嘉其孝，竟既往不咎，信任如故。还有那个魏种，原本是曹操最信任的人，张邈反叛时，许多人倒戈跟随了张邈，曹操却十分自信地说：只有魏种是不会背叛我的。谁知魏种也跟着张邈跑了，气得曹操咬牙切齿：好你个魏种！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也饶不得你！但当魏种果然被俘时，曹操却叹了一口气说：魏种是个人才啊！又任命他去当河内太守。凡此种种，都使曹操的英雄气度大帅胸襟跃然纸上。
　　曹操宽容人，更难得的是还能够以诚待人。许攸来降后，刚一坐下，开口便问：请问贵军还有多少粮食？曹操猝不及防，随口答道：起码还能支持一年。许攸毫不客气地说：不对！重讲！曹操又改口说：还可以支持半年。许攸冷笑一声：老朋友大概是存心不想打败袁绍吧？怎么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讲实话？曹操是聪明人，他知道许攸如果不是掌握了情报，便是看透了自己的心思，瞒是瞒不过去了。而且，如果再不讲真话，就难以取得许攸的信任和帮助，于是笑笑说：刚才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实打实地说，顶多只够一个月了。许攸见曹操实话实说，便将自己对战局的分析和解决的办法和盘托出，一仗就打得袁绍再也翻不过身来。
　　说起来，曹操的生性是很狡诈的。所谓“少机警，有权数”，不过是史家比较委婉客气的说法，说穿了就是狡诈。何况曹操又是带兵打仗的人。兵不厌诈。战场上用诡计，官场上用权谋，不过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家常便饭，没什么稀罕，也并不丢人，谁都这么做，只不过敌方叫“狡猾奸诈”，己方叫“足智多谋”、“出奇制胜”罢了。曹操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假话，什么时候该说真话。尊奉天子，继承汉室，不过买政治股，打正统牌，不妨做秀，也难免敷衍。同智士谋臣说话，因为双方都是聪明人，如果耍小聪明使小心眼，就很容易被对方看穿而失去信任，那可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反倒不如实话实说。曹操很能把握这个尺寸。惟其如此，他才为自己造就了“谋臣如云，武将如雨”的局面。
　　不过，谁要是以为曹操不会整人报复人，那就大错特错了。
　　曹操这个人，报复心是很重的。而且，报复起来，一点都不手软。公元193年秋，曹操亲提大军，直扑徐州。一则因为徐州牧陶谦此刻与公孙瓒联手对付他，二则因为陶谦曾出兵帮助袁术打过他，三则因为他父亲曹嵩和弟弟曹德被陶谦的部将张闿（音凯）抢劫并杀死。杀父之仇，岂能不报，何况仇人又是敌人？这一下陶谦吃不消了，只好逃进郯城（今山东省郯城县）躲起来。曹操打不下郯城，便拿徐州老百姓出气。于是纵兵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前后杀了数十万人，仅一次就在泗水边“坑杀男女数万口”，连泗水都被尸体堵塞，为之不流。徐州地区许多城池“无复形迹”，不但没有人影，连鸡犬都杀光了，简直就是惨绝人寰。所以195年曹操打算再次征讨徐州的时候，谋士荀彧（音玉）就断言徐州军民一定会拼死抵抗，决不投降，因为上次杀的人实在太多。确实，曹操这一回，也报复得太过分了。陶谦即便罪大恶极，也顶多杀了他本人或他那一伙，关老百姓什么事呢？如此滥杀无辜，岂非丧心病狂？
　　其实，就连他树的那个样板张绣，似乎也是遭了报复的。他随曹操北征乌桓，还没到地方就死了，死因不明。《魏略》说是被曹丕吓死的。张绣为了讨好曹丕，曾多次请他聚会，没想到曹丕竟然发怒说：你杀了我哥哥，怎么还好意思厚着脸皮见人呢！张绣“心不自安，乃自杀”。此案甚为可疑，姑不论。但他的儿子张泉被杀，则是事实。张泉是因牵扯到魏讽谋反案中被杀的。据说此案“连坐死者数千人”，时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是曹操生前最后一次大清洗，下手的人又是曹丕，但下令的却是曹操。此案的案情倒不复杂。据说魏讽是沛人，“有惑众才，倾动邺都”，大约是个“摇唇鼓舌，妖言惑众”的人。曹操的魏国相国钟繇（音由）见他名气大，便让他做了西曹椽。可是这个魏讽，却趁曹操在前线指挥与关羽决战之机“潜结徒党”，与长乐卫尉陈祎（音伊）密谋袭取邺都，抄曹操的老窝。然而事到临头，陈祎却害怕了，便向看家的曹丕自首告密。曹操铲除异己向来就不手软，何况前方吃紧之时，更不容后院起火。曹丕手上有了老头子的令箭，也就趁机大开杀戒，杀魏讽，也杀与本案有牵连的人，包括张泉。
　　现在已无法查明张泉是怎样卷进此案的。一种可能是张泉因曹丕逼死了父亲，心怀仇恨或心存恐惧而加盟魏讽的徒党。第二种可能是曹丕因有间接谋杀张绣之嫌疑，畏惧张泉报仇，干脆逼人谋反，杀人灭口。第三种可能则是曹丕并未逼死张绣，但也深知曹操笼络张绣，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杀子之仇是不会忘记的。报复既然无法施加于张绣，那就拿张泉来抵罪好了。你杀了我的儿子，我也杀你的儿子，岂不是扯平了？曹丕揣摩到曹操的这一心思，便想趁机替父王了却这一心思，没准更能巩固自己太子的地位。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曹操直接下令处死张泉。总之，张泉之死，很有可能是冤案，或是被逼上梁山。事实上，魏讽一案牵扯的人那样多（《世语》说数十人，《通鉴》说数千人），冤死鬼是少不了的，其中说不定就有曹操早就想报复又没有机会报复的人，比如在官渡之战中与袁绍暗中勾结的那些家伙。
　　实际上，曹操既爱才又妒才，能容人也会整人。他整起人来，也与他用人一样，是“大手笔”。没有什么他不敢杀的人，也没有什么他杀不了的人。当年在兖州时，他就杀了鼎鼎大名的边让。边让，陈留人，博学有辩才，所著《章华台赋》传颂一时，大将军何进曾特予征召，蔡邕、孔融、王朗等名士也都极为推崇，他本人也做过九江太守，后来辞官在家。边让自己是名士，自然不大看得起曹操这个宦官养子的儿子，可能很说了些侮辱不恭的话，自以为曹操不敢把他这个大名人怎么样。谁知此时曹操还不是宰相，肚子里也还撑不了船，便悍然地把他杀了，而且还杀了他一家。沛相袁忠和沛人桓邵也看不起曹操，边让被杀后，两人逃到交州，家人却落入虎口。后来桓邵自首，跪在曹操面前求饶，曹操却恶狠狠地说：下跪就可以免死吗？当然不能。结果桓邵也被推出去斩首。
　　曹操干的这件事，影响极坏，当时就引发了一场叛乱，事后也一直被人们议论。有了这次教训，加上官也大了，野心也大了，慢慢学得“将军额上跑马，宰相肚里撑船”，报复起来，也就不那么直截了当。但报复还是要报复，嫉妒还是要嫉妒的。即便是老朋友，也不例外。老朋友许攸、娄圭，都因为才智过人又“恃旧不虔”（仗着自己是老朋友而对曹操不恭）而被杀。娄圭，字子伯，少有猛志，智勇双全，追随曹操，立功极多，曹操常常自叹不如（子伯之计，孤不及也），终因嫉才而杀了他。
　　相对娄圭而言，许攸就有点自己找死。他既恃旧，又恃功，一直对曹操不那么恭敬客气，常常当着众人同曹操开玩笑，甚至直呼曹操的小名说：阿瞒呀，没有我，你就得不到冀州了。曹操表面上笑着说：是呀是呀，你说得对呀，心里却恨得咬牙切齿。后来曹操攻下邺城，许攸又指着邺城城门对曹操身边的人说：这家伙要不是有了我，就进不了这个门啦！曹操便再也不能容忍。当年在官渡，曹操危在旦夕，对许攸的放肆只好忍了又忍，这会儿可就没有这个必要了。于是曹操便毫不犹豫地要了他的性命。

　　许攸实在是白长了个聪明脑袋。他难道不知道“伴君如伴虎”，而老虎终究是要吃人的么？老百姓都知道，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许攸却不但要去摸，而且越摸越上瘾，哪里还能保住脑袋！

一骑绝尘

四几桩谋杀案


　　实际上，但凡得罪、顶撞过曹操的人，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实在找不到岔子，就诬以谋反；谋反的赃也栽不了，便诬以“腹诽心谤”。腹诽心谤可是既说不清又不要证据的事，当然一抓一个准。这种以“腹诽心谤”为罪名杀人的事，刘邦干过，汉武帝刘彻干过，曹操干起来也很得心应手。那个道德最高尚、品行最端正、作风最正派，在群众中威望最高的崔琰，就是这样被曹操整死的。
　　崔琰，字季珪，是当时最为德高望重的名士，史书上称他“清忠高亮，雅识经远，推方直道，正色于朝”，也就是清廉忠贞，正派儒雅，既有高风亮节，又有远见卓识，看人看得准，做事做得正，而且仪表堂堂，凛然于朝，据说连曹操看到他，也为他那一身正气而慑服（太祖亦敬惮焉）。事实上曹操也很推崇他，说他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伯夷是所谓“君子”的典型，据说他“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史鱼则是所谓“直臣”的典型，因卫灵公不纳他的忠言，便在临终前留下遗嘱，不让家人给他在正堂治丧，终于用这“尸谏”的方式，迫使卫灵公改正了错误。所以孔子说：正直啊，史鱼！国家有道他像箭一样直，国家无道他也像箭一样直。孟子则说：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贫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认为崔琰是众人的表率，时代的楷模。
　　崔琰也确实不负众望。他在担任组织部长兼人事部长职务期间，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文武群才，多所明拔），而且量才录用，不讲情面，以致“朝廷归高，天下称平”，杜绝了用人的腐败，树立了朝廷的威望。
　　崔琰又是一个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人。曹操晚年，曾为立嗣问题苦恼，不知是立最年长的曹丕呢，还是立最有才的曹植。于是便以信函密问百官，请他们陈述意见，密封以答。惟独崔琰却“露板”（不封板牍）公开作答，说根据《春秋》之义，立子以长，何况五官中郎将（曹丕）仁孝聪明，宜承正统。我崔琰愿以死恪守正道。曹操一看，大为惊异。因为曹植正是崔琰的侄女婿。崔琰不举荐曹植而举荐曹丕，说明他确实是处以公心的，连曹操也不得不“喟然叹息”，敬佩他的大公无私。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被曹操杀了，而且完全是诬杀。杀他的理由，就是“腹诽心谤”。以所谓“腹诽心谤”为罪名来杀人，原本就是混账逻辑，更何况说崔琰“腹诽心谤”，理由根本就不能成立。事情是这样的：曹操做了魏王之后，有一个名叫杨训的人写了表章，称颂曹操的功勋和盛德，遭到一些人的非议，说他迎合权势，为人虚伪。进而又议及崔琰，认为他居然举荐杨训做官，是他作为组织部长的失察和失职。于是崔琰便把杨训奏章的底稿要来看了一下，给杨训写了一封短信，说：“省表，事佳耳！时呼时呼，会当有变时。”此案便由此而起。
　　我们现在已无法确知崔琰写这封信的真实想法和动机，但此信确实有些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它直译过来是：表章我看过了，事情做得还算可以嘛！时间啊时间，随着时间的变化，情况也一定会发生变化的！这里的关键是：那个还算可以的事是什么事，而那个会发生变化的情况又是什么。它们可以理解为：杨训的这份奏章写得还算可以，或他上奏章这件事做得还算可以，而随着时间的迁移，人们对杨训的看法也是会发生变化的。这种理解，就事论事，顺理成章。
　　但告密的人不这么理解。他的解释翻译过来就会是这样：表章我看过了，曹某人做的那些事还算是可以嘛！天时啊天时，总会有变的时候。所以曹操愤怒地说：老百姓通常都讲，生个女娃儿罢了，不过“还算可以”而已，这个“耳”字不是好字眼。“总会有变的时候”，更是出言不逊，别有用心！于是便处崔琰以髡刑输徒。也就是剃个阴阳头，送去劳改队吧。崔琰受此凌辱，内心却很坦然，行止如故，辞色不挠，毫无猥琐卑屈、摇尾乞怜的样子。那个告密者又去报告曹操，说崔琰并无认罪悔改之意。曹操便下手令说：崔琰虽然受刑，却仍接交宾客，门庭若市，说话抖动着胡须，看人直瞪着眼睛，好像心怀不满嘛！三天后，负责监视崔琰的官吏报告说崔琰并未自杀，曹操竟发怒说：崔琰难道一定要我去动刀锯吗？崔琰听说这话，点点头说，这是我的不是了，不知曹公竟有这个意思。于是从容自尽。
　　崔琰之死，无疑是当时最大的冤案。连陈寿作史时，都忍不住要说：“太祖（曹操）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而（崔）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其实，崔琰并无“不虔”，而曹操早有杀机。公元204年，曹操攻克邺城，平定袁氏，领冀州牧。他得意洋洋地对刚从冀州监狱里救出来、当了他的别驾从事的崔琰说，昨天我查了一下户口，这一回我可得三十万人，冀州可真是个大州啊！谁知崔琰却说：如今天下分崩，九州分裂，袁氏弟兄同室操戈，冀州百姓露尸荒野。王师驾到，没听说先传布仁声，存问风俗，救民于涂炭，反倒首先算计能得到多少兵甲，以扩充实力为当务之急，这难道是敝州男女老少寄希望于明公的吗？这一番义正词严，吓得旁边的宾客脸都白了，曹操也连忙收起得意的神态，向崔琰道歉。因为这实在是正义和正直的声音，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但那疙瘩，也就结在了心底。应该说，从204年结怨，到216年杀人，曹操等了十二年，他已经等得够久的了。
　　我们不要忘记，专制时代那些掌握了权力的家伙，没有一个不打击报复、公报私仇的，曹操当然也不例外。因为就连最窝囊最低能的皇帝和官员都会这一手。所不同的仅仅在于：有的人会当场翻脸，立即实施报复；有的人则会为了长远的目标和更大的利益。先忍下来，等到秋后再算账。
　　但，是秋后算账还是当场翻脸，却是英雄或奸雄与狗熊或笨蛋的分野。
　　于是，崔琰便用自己的死，证明自己是君子；曹操则用崔琰的死，证明自己是奸雄。
　　孔融的死则有所不同。
　　孔融，字文举，据说是孔夫子第二十世孙，来头自然很大。他小时候便很聪明，被视为“神童”；十六岁时为掩护受宦官迫害的张俭，与哥哥孔褒争死，被视为“义士”。于是孔融便名满天下，世人皆知，与前面说到过的那位边让同为“后进冠盖”，三十八岁就当了北海相。后来，他又被曹操请到许昌，当了主管工程的将作大臣（建设部长）。每次朝廷开御前会议，都是他作主发言人，其他卿大夫则不过挂名委员而已。
　　孔融的才气大，名气大，脾气和架子当然也不小。197年，袁术称帝，曹操便想公报私仇趁机杀掉与袁术有婚姻关系的太尉杨彪。孔融听说后，立即去找曹操，说《周书》有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何况杨彪和袁术只是亲家！曹操推托说，这是上面的意思。孔融心想，扯你妈的淡！嘴上也不饶人：莫非成王要杀召公，周公也说不知道？如今天下人敬仰您，只因为您聪明仁智，办事公道。如果滥杀无辜，只怕天下人都要寒心。首先第一个，我孔融堂堂鲁国男子汉，明儿个就不来上班了！曹操想想他说得也有道理，就不杀杨彪了，但心里肯定结了个疙瘩。
　　然而孔融却不放过曹操，一有机会就找他的岔子，用讽刺挖苦和故意捣乱的方式来发泄他对曹操的不满。曹操攻破邺城，曹丕把袁熙的妻子甄氏抢来做小老婆。孔融就给曹操写信，说当年武王伐纣，把妲己赐给周公了。曹操因孔融博学，以为真有这事，便问他是在哪本书上看到的。孔融回答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又比如曹操为了节约粮食，下令禁酒，说酒可以亡国，由此非禁不可。孔融又跳出来唱反调，说天上有酒星，地上有酒泉，人间有酒德，酒怎么可以禁？再说从古以来就有因女人而亡国的，怎么不禁女人？这些话，当然让曹操很不受用。但孔融来头大，名气大，曹操轻易也奈何他不得，但“外虽宽容，而内不能平”。
　　如果孔融只是说些讽刺刻薄话，也许曹操忍一忍也就罢了。可惜孔融还要攻击曹操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纲领，对曹操的每一重大决策都要表示反对，这就使曹操不能容忍了。加上孔融和刘备关系非同一般，曹操又正好要用兵荆州。留着这样的人在朝中，如何放心得下？于是曹操便决定在消灭刘备之前，先消灭了孔融。
　　杀孔融毕竟不是杀别的什么无名鼠辈，还得讲点法律程序。因此曹操便任命郗虑去当检察长（御史大夫），查一查孔融有什么问题。郗虑原本与孔融不和，对曹操的任命自然心领神会，很快就收集到孔融的罪证，并让一个叫路粹的人写了举报材料。其中最严重的一条，是扬言“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卯金刀就是劉（刘）字。这便是谋反了，当然该杀，可杀。于是孔融很快就被下狱、处死、弃市，老婆孩子也统统受到株连。

　　不过曹操杀孔融，用的却不是“谋反”的罪名，而是“不孝”的罪名。据路粹的揭发和后来公布的罪状，孔融有两条“反动言论”。一是说：父与子，有什么恩？论其本义，不过当时情欲发作而已。子与母，又有什么爱？就像一件东西暂时寄放在瓦罐里，倒出来后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二是说：闹饥荒时，有点吃的，如果父亲不好，便宁肯拿给别人去吃。这样的言论，当然是“不孝”。所以曹操在布告上恶狠狠地说：“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礼，虽肆市朝，犹恨其晚”，不但该杀，而且还杀晚了。
　　这是典型的以言治罪，也是典型的专制政治。首先，我们不知道孔融是否真有上述言论。但曹操说有，那就有，不容申辩的。其次，即便有，也顶多是不像话，有错而无罪。但曹操那个时代是不讲人权的，连“腹诽心谤”都有罪，何况“猖狂攻击”？当然该死。第三，曹操自己说“唯才是举”，盗嫂受金、不仁不孝也不要紧，怎么可以因为不孝而杀人呢？岂非出尔反尔、自打耳光？再说，孔融只不过有不孝的言论，曹操还把它用到组织路线和人事政策上去了，岂不更该杀？不过，这些话我们并不能去问曹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其实，曹操用不孝的罪名杀孔融，用心是很深的，再次表明曹操是极有心计的政治家，而孔融是意气用事的书呆子。首先，汉王朝历来主张以孝道治天下。曹操杀孔融，说明他维护孝道，而维护孝道就是维护汉室。这就光明正大，同时还洗刷了自己“谋篡”的嫌疑，政治上又捞了一票。其次，这样做，不但能消灭孔融的肉体，还能诋毁孔融的名誉。你想，孔子的二十世孙居然主张不孝，他的人品还靠得住吗？一个连祖宗都背叛的人，难道还不该死吗？显然，曹操不但要整死孔融，还要让他死有余辜，死了以后也翻不过身来，遗臭万年。这一招是非常狠毒也很厉害的。陈寿作《三国志》时，便不敢为孔融立传。
　　说来曹操的杀孔融，确有正一正风气的目的。只不过这风气与孝不孝的没有什么关系，却与政治关系颇大。我们知道，东汉末年，许多名士都以“清流”相标榜。其中自然有洁身自好的高洁之士，也不乏沽名钓誉之徒。但不论何种“清流”，共同的特点，是才气大脾气也大，或没有才气脾气却很大。他们都自命清高，不肯与所谓俗人来往，也不肯与当局合作，或装作不与当局合作。如果只是个人生活闹闹脾气，还不要紧，然而他们还要把这种风气带到政治生活中来，而且弄得影响很大，这就不能不让曹操头疼。曹操是一个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他要专政，岂容别人天天说他的怪话？他要用人，岂容大家都不来合作？这就要杀一儆百，才能一正风气，而孔融正好是这样一只大公鸡。所以他要杀孔融，还要批判他。对另一个才气和脾气也很大，地位和影响却不如孔融的人，就不去动他，而是交给别人去杀。
　　这个人，就是祢衡。
　　祢衡，字正平，平原（今山东省平原县）人。《后汉书》说他“少有辩才，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也就是非常意气用事，非常刚愎狂傲，喜欢故意和时尚唱反调，和别人过不去，也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意思。大约意气相投之故，他和孔融的关系非常之好，无话不谈。孔融那两条不孝言论，据说就是对祢衡说的，并由祢衡到处散布传播。路粹还揭发说，孔融和祢衡相互吹捧。祢衡说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则夸祢衡是“颜回复生”。路粹的举报材料一再提到祢衡，可见孔融一案，在某种意义上是祢衡一案的延续。
　　祢衡的被杀，当然首先是得罪了曹操。孔融因爱祢衡之才，多次向曹操举荐祢衡。曹操自己也是爱才的人，便也想见一见这位名士。可是祢衡却看不起曹操，自称狂病，不肯前往，背地里又大放厥词，讥讽曹操。曹操哪里受得了这个？但考虑到祢衡才气大名气大，也并不想杀他，只想杀杀他的威风。听说祢衡善击鼓，便召祢衡为鼓吏，并大会宾客，阅试音节。这回祢衡倒是来了，而且鼓击得十分精彩漂亮，“容态有异，声节悲壮，听者莫不慷慨”。祢衡又走到曹操面前，却被负责礼仪的吏员呵住，说鼓吏应该换上特殊的服装，你怎么就这样走进来了？祢衡说：是。于是便当着曹操的面，不慌不忙一件一件脱下自己的衣服，脱得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然后又慢慢吞吞换上制服，再奏鼓曲而去，脸上没有半点羞愧的意思。这一来，曹操反倒弄得下不了台。不过曹操到底是曹操，便呵呵一笑对宾客说：我本来是想羞辱一下祢衡的，没想到反而被他羞辱了。

　　这事连孔融也觉得太不像话，下来就责备了祢衡一番，并再三申说曹操的慕才之意。祢衡便答应见曹操。孔融十分高兴，立即跑去对曹操说了。曹操听了也很高兴，马上吩咐门人，祢衡来了立即通报。谁知一直等到下午，祢衡才来，而且也不是来道歉，而是来骂人的。只见他身穿一件单布衣，头顶一袭粗葛巾，手上一根木棒棒，往大营门口一站，开口就骂。一边骂，还一边用木棍击地，骂得抑扬顿挫，有声有色。曹操勃然大怒，回头对孔融说：祢衡小子，算什么东西！孤要杀他，不过杀一只麻雀老鼠罢了！
　　祢衡这事做得确实不地道。至少是，他不该把孔融也卖了，弄得孔融里外不是人，也让曹操看不起。也许正是出于这种极度的蔑视，曹操甚至懒得亲手处死他，而是把他打发到刘表那里去。刘表素有宽和爱士的名声，祢衡去了以后，如能改弦更张，和睦相处，倒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可惜祢衡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最终与刘表闹翻，又被刘表打发到黄祖那儿去。黄祖是个大老粗，哪里吃祢衡这一套？一次宴会上，祢衡又出言不逊。黄祖呵斥他，他反以骂言相对。黄祖大怒，喝令拉出去打屁股，祢衡却越骂越凶。黄祖再也忍无可忍，便下令杀了这小子。正好黄祖的主簿平时就痛恨祢衡，立即忙不迭地就把他杀了。祢衡死的时候，才二十六岁。
　　祢衡的死，多少有些咎由自取。他实在做得太过分了。在所有冤死的文士中，他最不值得同情。认真说来，他其实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人。他的自高自大，就是他自私的表现。在他的心目中，只有自己，没有别人，所以他谁都看不起。为了表现他的所谓傲气，不惜把自己的朋友孔融推到极为尴尬的境地。这就不能算是英雄，只能叫做混蛋。
　　事实上祢衡的所谓傲骨，毫无正义的内容，只不过是他自我表现的恶性膨胀而已，而且到了不惜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地步。那时，许昌刚刚建都，四方豪杰，云集于此，人才济济。有人建议他与陈群、司马朗交往，他一脸的不屑，说我岂能和杀猪卖酒的人打交道！陈群，字长文，祖父、父亲、叔父都是当时的名士，他本人也和孔融是朋友，同朝为官，并不是杀猪的。司马朗，字伯达，世家子弟，是司马懿的长兄，当然也不是卖酒的。祢衡这样说，只能显示他的狂妄。别人又问他，那么荀彧、赵稚长怎么样呢？荀是曹操的头号谋士，一表人才；赵是当时的荡寇将军，饭量颇大。于是祢衡便嘴巴一撇说：荀某可以凭他的脸蛋去司仪吊丧，赵某凭他的肚皮可以去监厨请客。总之，祢衡谁都看不起，稍微看得顺眼一点的也就是孔融和杨修。但祢衡对他俩也不客气，常常对人说，也就大儿子孔文举（孔融），小儿子杨德祖（杨修）还凑合，其他小子提都提不起来。祢衡说这话时，自己不过二十出头，孔融已经四十岁了，竟被呼为“大儿”，祢衡的狂悖可想而知。
　　如此狂悖无礼的人，人际关系当然也好不了，而祢衡似乎也不想搞好关系。他被曹操驱逐出境，众人来送他，他却大摆架子，过了老半天才来，气得众人坐的坐，躺的躺，都不理他。祢衡却一屁股坐下来放声大哭。大家问他为什么哭，他说坐着的是坟堆，躺着的是尸体，我夹在坟墓和尸体之间，能不难过吗？这样喜欢骂人，而且骂起来这样尖酸刻毒的家伙，有谁会喜欢？
　　实际上祢衡正死于他的盛气凌人。他到刘表那里，刘表把他奉为上宾，他却不断讽刺刘表的左右亲信。于是这些人便到刘表那里去打小报告，说祢衡承认将军仁爱宽厚，却以为不过妇人之仁，没有决断能力，必败无疑。这话击中了刘表的要害，但祢衡却并没有说过。然而说它出自祢衡之口，却谁听了都信。于是刘表恼羞成怒，便把他打发到黄祖那里去。曹操送祢衡到刘表那里，是知道刘表宽厚，对祢衡也尚有网开一面，希望他能好自为之的意思。刘表明知黄祖暴躁，还要把祢衡往他那里推，就是存心和祢衡过不去，甚至有借刀杀人之意了。
　　说到底，祢衡是死于没有法制和人权。因为无论祢衡多么可恶和讨厌，至少罪不当死。但可以肯定，即便是在讲法制和人权的社会，他也不会讨人喜欢。

　　相比较而言，杨修死得有些不明不白。
　　杨修，字德祖，太尉杨彪之子，也是一个聪明绝顶、极有才华的人，连狂妄冠军祢衡也承认他还算个人物，呼他为小儿。杨修又是一个谦恭的人。他的死，并不因为得罪了谁谁谁。史家一般认为，杨修是死于立储之争。当时曹丕和曹植争当太子，而杨修是帮曹植的。曹操决意立曹丕为嫡以后，为了防止杨修给曹植出坏主意，同曹丕对着干，惹麻烦，弄得兄弟相争，祸起萧墙，便在自己临终之前一百多天，把杨修杀了。
　　此说甚为可疑。杨修确实是帮过曹植，但杨修并非曹植死党。曹丕被立为太子后，杨修就想疏远曹植。曹植却一再拉拢杨修，杨修“亦不敢自绝”。曹植毕竟是曹操的爱子，即便当不上太子，也是得罪不起的。杨修虽然出身名门，四世太尉，和袁绍兄弟一样也是“高干子弟”，父亲又是当朝太尉，但此刻连皇帝都成了曹操的玩偶，太尉又算什么东西？杨修对曹氏兄弟不巴结着点，又能怎么样呢？
　　何况杨修和曹丕的关系也不坏。杨修曾把一把宝剑献给曹丕，曹丕十分喜欢，经常把它佩带在身上。后来曹丕当了皇帝，住在洛阳，也仍佩带这把宝剑。有一天，曹丕从容出宫，忽然想起了杨修，便抚着宝剑喝令停车，回头对左右说：这就是当年杨德祖说的王髦之剑了。王髦现在在哪里呢？及至找到王髦，曹丕便赐给他一些粮食和衣物。俗话说，爱屋及乌。曹丕这么喜欢这把宝剑，喜欢到连王髦都要赏赐；提起杨修时，称他的字不称他的名，都说明曹丕对杨修还是有些感情的，至少不那么反感。曹丕自己都不想杀的人，曹操替他杀什么！
　　曹操是为自己杀杨修的。
　　杨修这个人，虽然大家都公认他聪明，其实不过小聪明。他辅佐曹植，多半因为揣度曹操会立曹植。所以尽管两兄弟都和他交往，他还是倒向了曹植。曹植失势后，他又想开溜，这都是小聪明的表现。他给曹植出的那些点子，也都是小聪明。有一次，曹操命令曹丕、曹植兄弟各出邺城门外办事。事先又密令门卫不得放行。杨修猜中了曹操必然有此安排，便事先告诉曹植说，万一门卫不放侯爷出去，侯爷身有王命，可以杀了他。结果曹植出了城，曹丕没出去。但曹操的这一安排，是对兄弟俩的综合考察，既要察其才，更要察其德。曹植表面上赢了这场比赛，却给曹操留下了曹丕仁厚、曹植残忍的印象，实际上输了。杨修知其一，不知其二，看得并不远，所以是小聪明。
　　这种小聪明常常使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杨修喜欢揣度曹操的心思，常常替曹植预先设想许多问题，并写好答案。每当曹操有事询问时，便把事先准备好的合适答案抄录送上去，希图给曹操“才思敏捷”的印象。然而一来二去，曹操便起了疑心，心想曹植再聪明，也不至于如此之快呀！派人一查，就查出了原因。从此便对曹植有了看法，对杨修则更是厌恶之极。
　　可惜杨修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常常要卖弄小聪明。他身为曹操主簿，却又不肯老老实实坐在办公室里，老想溜出去玩。可是又怕曹操有问题要问，于是每当外出时，都要事先揣度曹操的心思，写出答案，按次序写好，并吩咐侍从，如果丞相有令传出，就按这个次序一一作答。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一阵风吹来，纸张的次序全乱了。侍从按乱了的次序作答，自然文不对题。曹操勃然大怒，把杨修叫来盘问。杨修不敢隐瞒，只好老实交代。曹操见杨修这样对付他，心中自然十分忌恨。
　　更糟糕的是，杨修还要在众人面前卖弄这种小聪明。有一次，曹操去视察新建的相国府，看后不置可否，只让人在门上写了个“活”字。杨修便令人将门拆掉重建，说：“门”中“活”，就是“阔”，丞相是嫌门太大了。又一次，有人送给曹操一盒酥糖。曹操吃了一口，便在盒子上写了个“合”字交给众人。众人不解，杨修却接过来就吃，并说：不是“人一口”吗？如果说这尚属雕虫小技，无伤大雅，那么，他在军中的表现就会让曹操大起杀心。公元219年，曹操亲率大军，从长安出斜谷，进军汉中，准备和刘备决战一场。谁知刘备敛众据险，死守不战。曹操欲攻不得进，欲守无所据，战守无策，进退两难。有一天部下向他请示军中口令，竟答应以“鸡肋”。杨修听了，立即收拾行装。大家忙问何故，杨修说：鸡肋这玩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主公是打算回家了。
　　这一回又叫杨修猜中了，可这一回只怕也就要了他的脑袋。果然，不到半年工夫，曹操就杀了杨修，罪名是“露泄言教，交关诸侯”，大约相当于泄漏国家机密罪、结党营私罪和妖言惑众罪。
　　据说，杨修临死前曾对人说：“我固自以死之晚也。”但如果他以为他的死，是受曹植的牵连，那就是死都不明白。杨修不明白，他是生活在一个专制的体制之中，而曹操又是这种体制下罕见的几个“雄猜之主”之一。这类人物，猜忌心和防范心都是很重的。他们最忌恨的，便是别人猜透他们的心思。因为他们要维护自己一人专政的独裁统治，就必须实行愚民政策和特务政治。别人的一切他都要掌握，自己的想法却不能让别人知道，除非他有意暗示、提醒你。总之，独裁者必须把自己神秘化，才能显得“天威莫测”，让别人战战兢兢，自己得心应手。杨修对曹操的心思洞若观火，而且连将要提问的次序都能猜到，这实在太恐怖了。有这么个像X光机一样的人物守在自己身边，曹操还能玩政治吗？如果杨修猜出来了却并不说出去，也许还好一点。他又偏要到处张扬，这就至少会显得曹操城府不深，不过如此，就会启动一些人的不臣之心。因此，杨修这颗钉子，非拔掉不可。可以说，祢衡之死，是因为他太不了解人；杨修之死，则因为他太了解人。而且，他们又都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人与人之间究竟应如何相处。
　　简单地说，崔琰是死于他的忠诚正直，孔融是死于他的不识时务，祢衡是死于他的狂妄悖谬，杨修是死于他的自作聪明。崔琰死得最冤，而祢衡死得最没价值。

一骑绝尘

五：无情未必真豪杰

　　其实曹操也未必多想杀人。他原本是非常热爱生命热爱生活，也非常重感情的。
　　曹操虽然残忍，却并不暴虐；冷酷，却并非无情。残忍和冷酷不是他的天性，是他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被逼出来的。因为他不残忍，别人就要对他残忍；他不冷酷，就战胜不了一个又一个凶险的敌人。他面对的，毕竟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知多少人在居心叵测地抓他的辫子，不知多少人在处心积虑地找他的岔子，不知多少人在幸灾乐祸地看他的笑话，不知多少人在磨刀霍霍地想要他的脑袋。他不能不冷酷，不能不残忍，不能不抢先一步要了别人的性命，甚至不惜误杀无辜。然而，热爱生命，重于感情，又毕竟是他的天性。所以，他杀人不眨眼，却并不以杀人为乐；执法不讲情面，却又通情达理。
　　这样的事例很是不少。攻杀袁谭后，曹操曾下过一道命令：谁敢哭，连你老婆孩子一起杀！然而冀州别驾王修却公然违抗命令，赶到袁谭尸身边号啕大哭，还要求收葬袁谭的尸体。曹操故意默然不应。王修说：我受袁家厚恩，不能不报。让我收尸以后再死，我死而无憾！曹操大为感动，说：这真是个义士啊！不但不杀王修，还任命他为司金中郎将。孔融死后，许多原来和他交好的人都不敢去吊唁，只有京兆人习脂（字元升）去了，抚着孔融的尸体哭着说，文举呀文举，你舍我而去，我以后还和谁说话，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后来习脂见到曹操，向他认错，曹操却叫着他的字说：元升呀元升，你倒是个慷慨多情的人！又问他住在哪里。听说习脂刚搬了家，便马上让人给他送去一百斛谷子。
　　实际上曹操自己就是一个慷慨多情的人。郭嘉英年早逝，曹操悲痛得死去活来。他给朝廷上表，给荀彧写信，同荀攸等人议论郭嘉，每每痛哭流涕，声泪俱下。他说：奉孝年不满四十（实为三十八岁），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就有十一年。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全都是他和我一起硬挺过来的。那都是千钧一发的艰险呀！我自己都拿不定主意，奉孝却当机立断鼎立玉成。只有他，最知道我的心愿呀！诸位和我，都是同辈人，只有奉孝最年轻，我原本是要把后事托付给他的，谁知道他竟先我而去呢？奉孝其实是知道危险的。他身体不好，南方又多瘟疫，因此常说要是到了南方，只怕就不能活着回来了。可是为了和我共渡难关，他还是硬挺着去了。这样一份情义，如何叫人忘得了！如今，我虽然为他请了功，讨了封，可这对一个死了的人来说，又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啊！天下相知的人是这样少，好容易有了一个又弃我而去。苍天哪，你叫我怎么办，怎么办呀！读着这样的文字，恐怕连我们自己也要为之感动的。
　　甚至对于背叛了自己的朋友，曹操也很看重当年的情谊。陈宫和曹操有过一段不平常的交往，曹操出任兖州牧，就是陈宫的功劳。后来，因诛杀边让一案，陈宫离开曹操，投奔了吕布，而且死心塌地地帮吕布打曹操，被俘以后，也死不肯投降。曹操便叫着他的字说：公台，你死了不要紧，你的老母亲可怎么办呀！陈宫长叹一声说：陈某听说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老母是死是活，全在明公您了。曹操又问：你的老婆孩子又怎么办呢？陈宫又说：我听说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后，老婆孩子是死是活，也由明公看着办了。说完，头也不回，昂首就刑。曹操流着眼泪，为他送行。陈宫死后，曹操赡养了他的老母，还为他女儿出了聘，对他们家比当初是朋友时还要好。
　　曹操确实很重友情。他非常希望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中，能有更多的朋友。他在《短歌行》一诗中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这首诗也是很感人的，它翻译过来就是：
　　青青的，是你的衣领；
　　悠悠的，是我的深情。
　　只因为你的缘故啊，
　　让我思念到如今。
　　麋鹿找到了艾蒿，
　　就会相呼相鸣。
　　我要是有了嘉宾，
　　一定要鼓瑟吹笙。
　　明明的是那天上的玉轮，
　　不知何时才中断它的运行。
　　深深的是我心中的忧思，
　　也许永远都没有止境！
　　来吧朋友！
　　越过那田间小道，别管它阡陌纵横。
　　有劳你枉驾前来，让我们久别重逢。
　　把酒临风，握手谈心，
　　重温那往日的友情。
　　这难道不是很感人的吗？
　　最能体现出曹操之重情的，大约还是在他临终之际。
　　公元220年，征战了一生的曹操一病不起。这时他已六十六岁，按照“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说法，他也算活够了岁数。曹操是个豁达的人，对于生死一类的事看得很开，对自己的功过得失似乎也无所萦怀。他留下了一份写得断断续续的《遗令》，算是最后的一个交代。然而，这个天才的杰出的政治家，却出人意外地不谈政治。对自己一生的功过得失也只说了一句话：我在军中执法，总的来说是对的。至于发的小脾气，犯的大错误，不值得效法。余下的篇幅，就是一些琐事的安排。比如婢妾和艺妓们平时都很勤劳辛苦，我死了以后让她们住铜雀台，不要亏待她们。余下的熏香分掉，不要用来祭祀，免得浪费。各房的女人闲着也是闲着，可以学着编丝带草鞋卖，等等，等等，颇有些絮絮叨叨、婆婆妈妈。
　　这就很让后世的一些人看不起。陆机是晋人，说得还算委婉，也说得文绉绉的：“系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闺房”，“惜内顾之缠绵，恨末命之微详”（《吊魏武帝文》）。苏东坡就不那么客气了。他说不管什么人，只有“临难不惧，谈笑就死”，才称得上是英雄。像曹操这样，临死之前，哭哭啼啼，“留连妾妇，分香卖屦”，算什么事呢？因此他撇了撇嘴说：“平生奸伪，死见真性。”（《孔北海赞》）意思也很明显：别看曹操平时人模狗样的，装得一副英雄豪杰气派，地地道道的一个奸雄，事到临头，还是露了马脚。
　　苏东坡是我最喜欢的一位文学家，但对他老先生这番高论，却实在不敢苟同。曹操是病死的，不是拉到刑场上去砍头，你要他如何“临难不惧”？曹操并没有呼天抢地哭哭闹闹地不肯去死，又怎么不英雄？老话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曹操虽非就义，但死得还算从容。能絮絮叨叨地安排这些后事，就是从容的表现。不错，与许多英雄人物临死前的慷慨陈词、豪言壮语相比，曹操这份《遗令》一点也不英雄，完全上不了台面，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两样。但我以为这正是真实的曹操。他本来就是一个人，不是神。他本来就是一个普通人，不是（也不想做）什么超凡脱俗的“圣人”。而且，以他的身份地位，居然敢于把“凡夫俗子”的一面公开暴露出来，并不遮遮掩掩，装腔作势，正是曹操的过人之处和英雄本色：我就是个俗人，你们又能怎么着？我就是想什么就说什么，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们又能怎么样？因此我以为，曹操这份《遗令》，实在比那些充满了政治口号、写满了官腔套话的“遗嘱”，要真实得多，也可爱得多。反倒是了不起的苏东坡，多少露出了点庸人的尾巴。
　　当然苏东坡说得也对：“平生奸伪，死见真性。”只不过我们和苏先生对那“真性”的理解不同，评价也不同。在我看来，那就是“人性”。曹操不是杀人机器或政治符号。他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如果说，平时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他不得不把内心世界遮蔽起来（即所谓“平生奸伪”），那么，临死之前，就没什么顾忌了（即所谓“死见真性”）。“鸟之将死也，其鸣也哀；人之将死也，其言也善。”曹操临终前的“善言”，流露出的是他对生活的眷恋和对亲人的感情。
　　曹操南征北战，戎马一生，享受天伦的时间不多，因此对家人的感情特别珍惜。他在临终前还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一生所作所为，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也不觉得对不起谁，惟独不知到了九泉之下，如果子修向我要妈妈淘Taｏ書Shu客Ke，我该怎么回答。子修就是曹昂，是曹操的长子。曹昂的生母刘夫人早逝，便由没有生育的正室丁夫人抚育，丁夫人也视为己出。后来曹昂阵亡，丁夫人哭得死去活来，又常常哭着骂着数落曹操：把我儿子杀了，你也不管。曹操一烦，便把她打发回了娘家，因此去世前有这样的说法。
　　其实曹操还是作过努力的。他亲自到丁夫人娘家去接她，丁夫人却坐在织布机前织她的布，动都不动，理都不理。曹操便抚着她的背，很温柔地说：我们一起坐车回家去，好不好呀？丁夫人不理他。曹操走到门外，又回过头来问：跟我回去，行不行呀？丁夫人还是不理他。曹操没有办法，只好和她分手。以曹操脾气之暴躁，为人之凶狠，做到这一步已很不简单。何况曹操还让丁夫人改嫁，不让她守活寡，只是丁夫人不肯，她父母也不敢。当然不敢的。就是敢嫁，也没人敢娶。
　　曹操临终前放心不下的，还有小儿子曹干。曹干三岁时，生母陈姬就去世了，这时也才五岁。于是曹操又专门给曹丕下了一道遗令：“此儿三岁亡母，五岁失父，以累汝也。”因为有这道遗令，也因为曹干的生母在立嗣问题上帮过曹丕，所以后来曹丕对曹干，颇有些“长兄如父”的样子。曹丕临终前，又把他托付给明帝曹睿。曹睿对他也相当不错，恩宠有加，一直封到赵王。陆机对此也有一番议论：“伤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爱子托人。”一个把天下都背在身上的人，临死前却不得不把爱子托给别人（虽然这“别人”也是自己的儿子），说起来是有点令人伤感，但这又确是一个人的真情。
　　看来，人其实是很脆弱的。伟人也不例外。
　　鲁迅先生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曹操怜子，项羽别姬，他们都是性情中人，也都是真豪杰，大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