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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小说阅读园 』
» 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 作者:张宏杰(正文完结+历史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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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27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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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议罪银是由“罚俸”演化而来。罚俸古已有之,扣除官员几个月至几年的“基本工资”,是惩罚轻微过错的常用手段。随着乾隆中期施政愈苛执法趋严,皇帝觉得罚俸数额太少,不足以警戒其心,又法外加罚,所罚动辄上万,改称“议罪银”。皇帝的初衷,不过是想让官员“肉痛”一下,并没有想把它制度化为一项财源。
和珅当政后,马上发现了“议罪银”的妙处。罚俸的决定权在吏部,款项由户部承追,银两也交给国库,过程公开透明。而议罪银并非国家旧制,故可以绕开吏部户部,由军机处负责。因为此项银两不是国家定制,可以不纳入国家财政,而是归入皇帝的小金库,并且过程及数额都可以不公开。因此,在和珅的建议下,皇帝批准将议罪银制度化,并且将罚银的范围大大扩展,从财政亏空之类的重大错误到在奏折中写错几个字,都可以一罚了之。
此举一出,那些聪明的大臣们马上就发现了妙处。不少大臣主动要求交纳议罪银。比如河南巡抚毕沅以“未能迅速搜获要犯”,自请罚银二万两;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议罪缴银四万两。以小过而甘重罚,既说明大臣们对自己要求的严格,又为皇帝小金库的充实不声不响地立了功,可谓一举两得。因此,通过这种主要踊跃“捐输”的地方大吏不在少数。比如河南巡抚何裕城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因此“惶惶不可终日”,积极要求自请罚银三万两。手笔之大连皇帝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遂降旨说:没有那么严重,加恩宽免银二万两,交一万两上来就可以了。
被动交纳议罪银的大臣当然就更多了。自从议罪银制度化之后,大员们发现,他们的钱包随时有被和珅以各种借口打劫的危险。居官任上,难保不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有可能被罚银。至于罚多少,那往往要由和珅掂量这个官员家产的多寡而定。比如巴延三因为辖内百姓谭老贵自缢身亡,不得不“自行”交纳议罪银八万两。而特成额同样因为辖内老百姓余方得自缢,交两万两就可以过关。李天培则因为管理监狱不善,导致“遣犯脱逃,重囚监毙”而交纳四万两,而明兴因“历城县监犯越狱”,交纳三万两。
当然,也有更多的官员感激这个制度。比如前内务府总管西宁,因为替皇帝做生意时“办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皇帝一怒之下,要砍他的头。还是和珅帮忙,从中说合,对皇帝晓以人头卖不了钱的道理,议定西宁交八万两罚款了事。这八万两定得很准确,正好把西宁家刮得净光。西宁不得不出卖家中不动产来交纳此项银两,事后还要因为保住了脑袋而给和珅寄信表示感谢:“天高地厚,深恩于生生世世矣,伏乞中堂代奏,宁不胜悚激切之至。”
在和珅的操作下,议罪银制度为晚年皇帝的钱包里注入了大量现金。仅从现存的《密记档》统计,在短短十三年中,重大的议罪银案件即有六十八件,平均每年五件。其中,督抚认议罪银为三十七人次,即全国平均不到三个督抚中就有一个人认议罪罚银。此外,布政使、盐政、织造与关差等认议罪罚银的有二十六人次。罚议罪银少则万两,通常三万两上下,见于记载的最多一次高达三十八万四千两,下面是《密记档》几笔记载:
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二月,全德奏交苏州织造任内应赔罚料银并关税短少银二万八千七百七十二两。
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宝奏交自行议罪银十一万两。
乾隆四十六年,文绶名下共奏交自行议罪银八万两。
乾隆四十七年(1782)三月,巴延三因“民人谭老贵自缢身亡一案”交自行议罪银八万两。
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和珅代奏原任巡抚杨魁之子杨超铮交议罪银五万两,分五年代其父交纳。
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征瑞奏交国栋名下入官银五万两。
乾隆四十八年(1783),盐政使西宁因盐课事“办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奏交自行议罪银八万两。
乾隆四十九年(1784)三月,福康安代奏巴延三“因盐务事”交自行议罪银十万两。
乾隆四十九年,征瑞奏交范清济“因拖欠额铜数十万斤,除查封产业外”,罚银八万两,故自议交银八万两。
乾隆五十年,李质颖奏交自行议罪银十四万两、关税短少银三万余两,共十七万余两。
乾隆五十年(1785)十二月二十六日,富勒浑代奏运司张万选因“船只缺少不能筹画添补”事,交自行议罪银三万两。
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和珅、福长安代奏雅德因“浙江税务缺少”事,交自行议罪银六万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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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27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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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按乾隆的说法,议罪银制度是“以督抚等禄入丰腴,而所获之咎,法所难宥,是以酌量议罪,用示薄惩”。看起来似乎于国体无损,既没有增加百姓的负担,又宽绰了皇帝的手头,还警诫了不法的官员,真是一举多得。而事实上,这却是一项后果极为严重的恶政。
所谓吃人的嘴短,用人的手短。在享受花钱的快乐的同时,老皇帝对于那些踊跃交纳议罪银的官员不可能不高抬一点贵手。许多所谓“法所难宥”的大罪,只要交纳的银两足够多,就可以免罪。因此议罪银实际上起不到惩戒作用,反而变相使贪污侵占合法化,为犯罪提供了保护伞,“免死牌”,为贪官们壮了胆,让他们为非作歹起来心里有了底。反正大不了找和珅通融通融,罚钱了事。正如尹壮图所说:“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
积累多年的家业被罚光后,官员们的第一选择往往是更加疯狂的搜括。有的时候,因为议罪银数量过多,无法交纳,官员们的第一选择也是通过“犯罪”来获取“议罪银”。闽浙总督陈辉祖的弟弟要交三万两议罪银,向他求助。他于是非法侵吞了一千六百两银子,交给弟弟。乾隆四十七年山东巡抚国泰向属员们勒索了白银八万两,而一年前国泰的父亲文绶缴纳的议罪银恰是八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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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27 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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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腐败大潮
一
在传统社会想根除贪污,就如同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默许官员在一定程度下贪污的,因为“低薪制”的设计使官员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来生活。事实上,传统财政制度中可钻的空子多得不胜枚举,贪污对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人来说都不是难事。在大部分时候,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学价值观有效运转下人格操守的约束。再一个是从上而下的政治高压。也就是说,最高统治者的反腐决心和虎视眈眈的监视。
在乾隆晚年,约束腐败的两个条件都失去了作用。乾隆盛世的经济发展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空间。在乾隆前期,大清经济一直高速成长,经济总量迅速增加。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敛的基数比以前扩大了数倍。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腐败如同细菌遇到了适合的温湿度和酸碱度,在乾隆皇帝的眼皮底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仅仅十余年间,乾隆朝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在繁荣的表相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就已经千疮百孔了。
乾隆中后期,腐败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涉案数额从小到大,腐败案件由少到多。乾隆前期,继雍正肃杀之后,贪污案件极少发生。偶有发生,贪污额亦不大。乾隆前期处理的几个案子,少者数千两,多者也不过数万两,极少有上十万者。像提督鄂善收贿银千两,即被处死。到了中后期,腐败案接连爆发,涉案金额成倍、成十倍增长,官员贪污动辄数万,十万,数十万。乾隆三十四年,一个小小的贵州知州刘标就侵蚀公帑二十四万两。第二次金川之役中,一个小小的松岗站站员居然一次侵占公款近九万两。
二是腐败官员由底层向高层发展,涉案高官越来越多。一般来说,高级领导干部经过组织程序千挑万选,人格素质和政治素质均应大大高于官僚队伍的平均水平。确实,在乾隆前期,因为腐败而败亡的高级官员,不过三五人而已。而到了中期之后,形势为之一变。从州府,到省级大员,最后到首席军机大臣,都陷入腐败的泥潭。乾隆中后期二十多年间,省部级高官被处理者达二十多人。乾隆皇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乾隆起居注》六十年八月)
三是贿赂公行,窝案串案迅速增多,腐败呈集团化公开化趋势。
康雍两朝,举朝视贪腐如仇敌。到了乾隆朝,大家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在权力已经充分市场化的背景下,办一件事,安排一项工作,升一次官,枉一回法,需要多少钱,都有心照不宣的规定。不懂这些潜规则,在官场是无法立足的。如果不贪污,一个人就无法操纵自己的关系网,如果不贪污,他也没办法建功立业。在一定范围内的贪渎,不但是社会所默许的,而且是必须的。“腐而不败”,是做官的最高境界。
为了自保,腐败者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是涉案人员众多,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朝廷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一人败露,则与他有关的关系网上的数十名乃至上百名官员就全部被揭露出来。常常是一人犯案,会导致一省官僚体系瘫痪。
乾隆晚年最典型的一起贪污大案,甘肃冒赈案,就同时具有以上三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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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27 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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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乾隆四十六年,甘肃人苏四十三率回民起义,乾隆皇帝派兵进剿。由于事发突然,甘肃一时难以筹集大量兵饷。时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为了表现自己,主动向皇帝表示,愿意捐出四万两,以解燃眉:“臣甘愿将历年积存廉俸银四万两,缴贮甘肃藩库,以资兵饷。”
聪明反被聪明误。读到这个奏折,乾隆的第一反应不是大加赞赏,而是心中一愣。众所周知,甘肃是个穷省,官员收入很低,一个布政使怎么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
在布置战争的同时,皇帝派人密查王廷赞家产来源。一查之下,甘肃冒赈案迅速败露。
原来,乾隆三十九年,王廷赞的前任山西人王望任甘肃布政使。他对皇帝说,甘肃这些年连年大旱,百姓饿死不少。因此请示朝廷,在当地开展捐粮运动,捐得多的富户可以取得“监生”资格。对救灾一向大力支持的皇帝批准了王望的建议。不过在实际操作中,王氏却只收银子,不收粮食。数年之间,就筹集了上百万两白银。这笔钱他一分钱也没有用来救灾,而是在命令各级政府编造假账报销后,与各级官员私分掉了。
在贪污大量银两的同时,王望不断上奏朝廷,说他办理捐粮事宜,救了多少多少灾民,灾民如何如何流着泪感谢皇帝,感谢朝廷,哄得皇帝心花怒放。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乾隆因王望办理捐粮“有功”,一道谕旨将其调往浙江升任巡抚。王廷赞接任布政使,按前例继续贪污。据事后统计,从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初,甘肃省共有二十七万四千多人捐了监生,收银一千五百万两,通省官员合计侵贪赈银二百九十多万两。
这样严重的贪污案件,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它反映出大清政治体制的许多致命问题。首先是监察机制形同虚设。
有清一代,放赈过程有着严格而细致的规定。规定发放粮米时,官员必须亲自到场,每日发放后,官员要亲自签字画押,以为凭证。全部发放完毕之日,还要在发放册首尾签上总名,通册加骑缝印记,以备上司检查。同时,还要将发放数目,具体领取人名字、数额张榜公布,让百姓监督。然而王望命令全省官员自行捏报灾情,所有报灾、勘灾、监放规定均视为一纸虚文,无一执行。数年之间,不但从来没有人检查核实,也并没有人举报揭发过。
对于甘肃捐粮这样的大事,皇帝是十分重视的。乾隆四十二年初,皇帝曾经派人到甘肃开仓查粮,以防捐粮过程有弊。可是甘肃各州县官员串通作假,在粮仓的下面铺架木板,木板上面撒上谷物,给监察官员以“粮仓满囤”的假象,轻易欺骗了朝廷。
其次是这一案件反映出贪腐已经由局部发展到全部,由变态发展成为常态。这个案子涉及甘肃省官员二百余人,其中布政使以下县令以上官员一百一十三人,可以说将甘肃全省处以上官员几乎一网打尽,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贪腐集团,案前有预谋有计划,案中有分工有组织有步骤,案后有攻守同盟。
这样一个涉及全省的巨案,不但在甘肃是公开的秘密,在全国,也为许多人所知。但是七年之内居然无一人举报告发,最终还是贪污者自我暴露。一省如此,其他各省官风也大抵可以想见。乾隆皇帝也不禁叹息:“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第三是地方腐败与中央高层直接关联。
王望当初向朝廷建议开捐之时,皇帝本来有过犹豫。正是朝中管理户部的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在旁边不断怂恿,不断说王望的好话,才最终获得批准。乾隆四十二年皇帝派人查粮,被甘肃官员所骗,也显然是朝中有人为之通风报信。
于敏中其人早于乾隆四十四年故去,生前号称廉洁,死后家人却为分财产而闹得沸沸扬扬,甚至传到了皇帝耳朵里。皇帝以帮助分家为名,调查于氏财产,居然达二百万两之多。合成今天的币值,至少两个亿。皇帝一直没弄明白这样大的家产是从哪里来的。直到甘肃冒赈案发,皇帝才恍然大悟。
如果严格查处,甘肃全省处以上官员几乎全部要掉脑袋,那么甘肃省政府运作立刻瘫痪。因此,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条两万两的死亡线。即使如此,前后被处死者仍达五十六名之多。乾隆四十六年秋,皇帝降旨:总督勒尔谨、两任布政使王望和王廷赞等五十六名贪官正法。免死发遣四十六人,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数十人。于敏中的牌位被撤出贤良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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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27 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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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此巨案,已经丢尽了朝廷的脸面,没想到的是,此案又引发了另一场更加不堪的笑话。
处理完王望案,皇帝一方面心情郁闷、气愤难平,另一方面心里也有一个隐秘的期待。原来,在一年前皇帝七十大寿之时,王望曾经向皇帝进贡了一份厚礼,几乎件件精美绝伦,其中一对玉瓶和一座玉山子玉料极佳,造型别致,皇帝喜欢不已。只不过,皇帝收受礼品,有进九回三之成例,百般掂量之后,皇帝才忍痛割爱,将这两样东西退还给了王氏。退回之后,皇帝却有些后悔,这两样东西的样子日日浮现在眼前,让他牵挂不已。
这回好了,起码通过抄家,这两样东西又可以进宫了。而且以王望之贪婪,家中指不定还有什么更好的奇珍异宝。
抄家的结果汇报上来,王氏原籍山西阳曲、临汾二县共查出房屋七十五所,铺面房三十三间。地一千零九十五亩,当铺一座,共估值银九万八千五百四十八两五钱。此外还有金器三百九十八两八钱,珍珠五千余颗,玉器四十三件,铜器十七件,瓷器二十五件。
浙江任所的好东西更多。乾隆皇帝特意命闽浙总督陈辉祖细细查抄,报上来的结果是抄出银九千多两,金叶、金器、金锭、金条共四千七百多两,金珠宝玉衣物等共五百六十五箱。
皇帝迅速下旨,将这五百六十五箱金银珠玉以最快速度送交内务府。
一个月之后,数十辆大车抵达京城,几百个箱子在皇宫内堆积如山。皇帝按捺不住心中的期待和喜悦,亲自开箱验看。然而,一个又一个箱子打开,却始终没有发现那对玉瓶和那座玉山子。就是其他珠宝,也大多是设计老套,作工一般,“大率不堪入目”。令皇帝大失所望。
大惑不解的皇帝命人把浙江省抄家官员记录的第一手档案呈上,一样一样细细查对。不对不要紧,一对之下,皇帝大惊失色。原来,抄家册上一百多件上等珍宝根本没有运进京里,而上面没有的东西,在皇帝面前却多出了八十九样。
很显然,是有人把王家的财宝调了包了!
气急败坏的皇帝命自己最信任的两名大臣阿桂和福长安,放下手头的河工重务,星夜兼程赶往浙江,会同闽浙总督陈辉祖查办此事,严令他们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皇帝推测,大抵是经手的小吏甚至仆从们无知者无畏,一时利欲熏心,做了这惊天大事。
查出来的结果又让皇帝大跌眼镜:见财起意的,不是别人,竟然是堂堂闽浙总督陈辉祖!原来王望所搜罗的宝物令陈辉祖垂涎不已。此人平日贪赃枉法之事做得太多,胆子越来越大,对欺骗皇上这样的大罪也视如平常。调包时大大咧咧,竟然忘了修改抄家底册,以致不幸败露。
陈辉祖当然难逃一死。不过皇帝和大臣为了争夺一个犯官的财产,一个急赤白脸,一个形同鼠窃,在中国政治史上留下了难得的一个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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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君臣赌局
一
乾隆早年对臣下的欺骗伎俩十分警惕,“难眩以伪”。而到了晚年,他的自信心越来越膨胀,喜谀恶直之弱点逐渐暴露。大臣们自然也就窥测风向,越来越报喜不报忧。在大量的“正面报导”的包围下,他对尹壮图这一激烈的“负面报导”产生无比愤怒也就可以理解了。在公布尹壮图奏折的同时,乾隆连篇累牍,从头加以反驳:
尹壮图说天下吏民,多蹙额兴叹。这绝无可能。因为我即位五十五年来,对天下百姓天恩高厚,史无前例。六次普免钱粮,无数次赈济灾民。不惜巨资,修筑海塘河工保卫百姓生命安全。“偏灾赈恤,蠲贷频施,以及修筑河工海塘,捍卫民生,所费何止万万。而普免天下钱粮四次、漕粮二次,为数又不啻数千万万,孚惠闾阎,有加无已。朕历观史册,自胜国以溯汉初,仅有汉文帝赐农民田租之半,史臣已侈为美谈,从未有如我朝普免正供再三再四者。朕爱养黎元,如伤在抱,惟恐一夫不获,施惠犹以为不足,是以宵旰忧劳,勤求民瘼,迨今年逾八秩,犹日孜孜,无事无时不以爱民为念,虽底小康,犹怀大惕,从不肯矜言示惠。”大清天下,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已经达到小康。因此,广大人民对朝廷是感恩戴德的,绝不会有“蹙额兴叹”之情事。
至于尹壮图所说的官场腐败、各地亏空,皇帝认为这也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事实上,如果历史地、全面地、本质地看,当今这个时代,是历史上最清廉的时期。不但超越历代,而且也远优于皇祖皇父时期:“康熙、雍正年间,虽法度严明,吏治整饬,尚不免有明珠、徐乾学、索额图、噶礼、隆科多、年羹尧诸臣窃权交结,鄂尔泰、田文镜、李卫亦尚有三家鼎峙之说。”而乾隆年间,惩贪之严厉前所未有,各地官员凛如冰渊,绝大多数不敢犯法。即使有一二胆大之徒,也马上遇到严惩:“自朕临御以来……其有贪婪不法如王望、陈辉祖、国泰、郝硕诸人,一经败露,无不立寘典刑,天下各督抚当此吏治肃清之际,即有不肖之心,亦必默化潜移,岂敢以身试法!夫各督抚……倘谓藉端赔项派累属员,则断断不敢为此……”
因此,目前大清的形势是史上最好,是一片大好而不是小好,而且还会越来越好,好得不能再好。
那么,尹壮图为什么还要闭着眼睛瞎说呢?
在上谕中,皇帝公开分析说,尹壮图此举出自如下卑鄙动机:他自揣学问才干均属平庸,在朝廷不能升为侍郎,外放派不到学政,至于尚书、督抚的职位更难梦想,所以想借此奏折显示才能,或许能侥幸录用,又可借盘查为名,沿途进行恐吓讹诈,希望得到贿赂好处,可以名利兼收,此等居心,岂能逃得了朕的洞察?
打赌还没有见出分晓,皇帝先进行一通人身攻击,其气急败坏之心态袒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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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27 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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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皇帝更趋气壮地与尹壮图摆下了擂台,要公开较量一场。然而游戏规则却是不公平的。
如果要戳穿“乾隆盛世”的纸糊外衣,办法很简单。暗访一下,形势立判。
尹壮图也是这样想的。
然而皇帝却不给他这个机会。皇帝明确拒绝了尹氏“密往查访”的要求,理由是“无此政体”。
其实,老皇帝心里也很清楚,当今天下并非没有可议之处。天下没有完美的事物,什么时候都会有一个指头存在嘛。尹壮图所说的吏治废弛,仓库亏空,在某此局部也确实存在。此前的乾隆五十一年,他就曾经派阿桂,曹文植等到浙省查办过府库亏空案。而云南一省现在亏空一百万两,这也是乾隆明确掌握的。如果真的派尹壮图进行暗访,那么难保不查出几处亏空,他的面子往哪里放!
皇帝和尹氏的分歧点并不在于亏空的有无,而在于,皇帝认为,这些现象是局部的,可控的,并不影响大清政治的光荣和伟大。皇帝和尹氏打这个赌,就是为了反击那些恶意攻击大清政局的声音。因此,采取点小小手腕,也是必须的。所谓“行大事不拘小节”。
从大局出发,他高屋建瓴地做出了一系列相关决策:
第一,拒绝尹氏“密往查访”。非但不允许密查,还规定尹壮图每到一处,朝廷先五百里通知地方官。
第二,在尹氏出发前,发出通谕,给全国官员来一剂预防针,以防大家思维混乱。皇帝在上谕中点明打这个赌的目的,是以尹氏为反面教员,对全国臣民上一次形势教育课,以为无识之徒戒。皇帝说,令尹氏盘查盘查的结果必然是用事实“服其心”。“若所盘查仓库毫无亏缺,则是尹壮图以捕风捉影之谈为沽名邀誉之举,不但诬地方官以贪污之罪,并将天下亿兆民人感戴真诚全为泯没。而朕五十五年以来子惠元元之实政实心,几等于暴敛横征之世。”尹氏的罪恶,因此会大白于天下。
因此,尹壮图还没有出发,事实上胜负已定。
但是,形式还不得不走。皇帝谕旨一下,户部侍郎庆成就带着尹壮图上路了。老皇帝因为生气而特别刻薄,在谕旨中还特别说明,庆成是因公出差,一切费用国家报销。尹壮图是自愿前去盘查,自找多事,所以不能给他提供差旅费,一路花费由他自己负责,以示国家大公。
庆成官轿仪仗在前,尹壮图骑着匹骡子孤零零跟在后面,第一站来到了山西大同。
“检查”的结果当然毫无悬念。地方官员领着两位检查官,一个个打开粮仓银库,一本本打开账目,果然仓库银两“丝毫并不短少”,所储粮食“石数亦届相符”。检查完毕,地方官领着庆成去看石窟,留下尹壮图一个人在旅馆里写汇报材料。
再不知趣的人也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办。老实倔强的尹壮图终于学乖了。他用极为认真的语气,详细汇报了如何检查以及检查结果。然后,他无比沉痛地总结说,自己以道听途说的材料来“冒渎圣听”,实在是丧心病狂,“戆愚”之至。经过皇帝的玉音和事实的双重教育,他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认识是彻底错误的。山西大同一处如此,自然证明全国处处皆然。当今天下府库充实,自不待言。现在形势已经明朗,因此就不打算耽误皇帝的宝贵时间,“恳即回京治罪”,让皇帝早些把自己投入大牢,好省下心思来办别的大事。
然而皇帝并不满意。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皇帝发布上谕,说尹壮图要求事情就此结束,这是面服心不服,想以“半途而返”的姿态,造成“抗疏铮谏,朕不能容受直言”的假象,他骂尹壮图此举“居心巧诈,殆不可问”!皇帝说,尹氏要回京,我偏不让他回来。因为“一省查无亏缺,恐不足以服其心,尚当前赴山东及直隶正定、保定等处”。一定要让他心服口服后,再定他的罪。
“居心巧诈”这句詈骂一出口,老皇帝积累了多日的邪火喷薄而出,接下来又把尹氏从头到脚细细骂了一顿。皇帝也真有闲心,他把尹氏几次的奏折又读了一遍,挑出了两个用词不当之处,然后说,尹壮图因为升不了官外放不了学政而怨恨朝廷。其实不是朝廷不想重用他,而是因为他才学实在有限。这样白字连篇的人,岂能外放学政担当教育士子的重任?
皇帝还推测说,尹壮图当初提出要密查,其实主要是想到淮扬一带敲诈盐商们。因为那一带盐商都是巨富,如果尹氏以钦差大臣的声威一恫吓,他们必定会大加贿赂,尹氏就能名利双收了。
连讽带刺地挖苦讥笑尹氏一通后,皇帝又骂道,这类伎俩就是庸主也不会受骗,还想拿来骗他?真是没长眼睛,活该倒楣!“若朕烛照所及,情伪周知,小人心术,早已洞见肺肝!”
又一转念,怕尹壮图畏罪寻死,所以他在上谕中要庆成转告尹氏,不会杀他的头,叫他好好活着,配合朝廷:“谬妄之处,固难辞咎,然究系愚昧无知,其罪断不至死,亦不值治以重罪”;皇帝大开宏恩,上一次说不为尹氏报出差费,但现在考虑到他是穷书生,带的盘费大概不会多,如果不够用,让庆成在出差费中酌情分一些给他,让他健健康康地回来,好接受最后的处理。
没有办法,尹壮图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庆成继续这哭笑不得的“全国大检查”。
一边检查,一边皇帝还不停地给他写信,问他“途中见商民蹙额兴叹状否”?全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到底怎么样?大家对大清政权支不支持?
尹壮图知道,自己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用自己的嘴彻底否定自己那道惹事的奏折。因此,接下来这一路,都忙于绞尽脑汁,撰写大量考察报告汇报给皇上。
在报告中,他一再奏称:“目见商民乐业,绝无蹙额兴叹情事。”“经过州县地方,百姓俱极安帖。随处体察,毫无兴叹情事。”
他还用大量篇幅,一次次“如实”报告沿途见闻,热情歌颂大清王朝的富庶安定,人民的安居乐业:“目击各省库项丰,他储充足,并无丝毫短缺,而往来数千里内复见商贾士民安居乐业,共享升平,实无地方官滋扰之事。”
“所过淮、扬、常、镇,以及苏州省会,正当新年庆贺之时,溢巷摩肩,携豚沽酒,童叟怡然自乐,未闻有官吏滋扰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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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27 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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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国大检查”完成之后,尹壮图再次上书,表示彻底认罪,“自承虚诳,奏请治罪”。说自己“业已倾心帖服,可否恳恩,即令回京待罪”?
这些汇报满足了皇帝的期望。皇帝带着大获全胜的满足总结处理此案。
五十六年正月初十,乾隆发表长篇上谕,“令庆成带同赴山西、直隶、山东、江南等省,盘查仓库,俱无亏短,是尹壮图逞臆妄言,其罪已无可逭……”
皇帝总结此案,从头道来,说尹壮图原为内阁学士,只是因为云南没有大员,才破格予以提拔,要说他的才干学问,当阁学已属侥幸,还想往上爬,“其希荣卑鄙之念,朕早已灼见其肺肝”。因此而污蔑国家政治,其罪甚大。
反复推求之下,皇帝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尹壮图当初由北京丁忧回籍云南,只应该经过直隶、河南、湖广、贵州等省,怎么会经过江、浙、广西各省?
皇帝自问自答:自然故意绕道各处,与地方官交往,以便打秋风,必须老实交代。
这个指责皇帝也知道不十分有力,因为毕竟只是推测,没有人证物证。不过他还有更有力的武器。经过调查,皇帝发现尹壮图年过七十岁的老母仍在故乡云南生活。皇帝说,孝道乃人伦之首。作为孔孟之徒,既然你不能将老母接来北京,就应辞职回乡供养。而尹氏二者都不选择,一个人在京作官,“乃竟恋职忘亲,弃之不顾,尚得谓之人类乎?尹壮图不但无君,而无亲,人伦丧失,岂可忝居朝列,玷辱缙绅?尹壮图着革职,交与庆成押带来京,交刑部治罪”。
无君无亲,罪过还有比这更大的吗?
这么大的罪,应该如何处理呢?大臣们经过多次商议,按照“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制造假象欺骗政府,故意提出非法建议的罪名),提出应该将尹壮图判处死刑。
二月初四,乾隆对此案作了终审判决。出人意料地,采取了打击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皇帝说,大家对尹壮图的量刑是十分正确的。尹氏所犯大罪,即便不杀头,也应该充军。
但是皇帝特别仁慈。他尹壮图虽然卑鄙无耻,心怀恶意,但皇帝肚量如海,风格太高,“不妨以谤为规”,无则加勉而已。因此“著加恩免治其罪,以内阁侍读用,仍带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
那意思是说,原本“敌我矛盾”,不过按“内部矛盾”处理。降级使用,从副部级降为司局级。因内阁侍读并无缺额,尹壮图被安排为礼部主事。
说来有趣,皇帝此时忘了他把尹壮图“恋职忘亲”列为定罪的重要理由,处理起来居然让他继续在京任职,与母亲分离。
倒是尹壮图知趣,一通感激涕零之后,他以侍奉老母为由,申请辞职。辞呈一上,皇帝无法拒绝,只好放他回家。五十七年八月,尹氏领了圣恩,卷了铺盖回老家养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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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27 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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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也说盛世
一
盛世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梦。生逢盛世,是每一个中国人对时代的最大期望。
所谓盛世,就是内无严重的政治腐败,外无迫在眉睫的敌国外患,社会治安良好,老百姓普遍能吃饱饭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这样大规模的盛世出现过三次,即汉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开元盛世及清康雍乾盛世。还有过几个小规模的盛世或治世,比如东汉“光武中兴”、隋代的“开皇之治”、明代的“仁宣之治”。甚至在大分裂的背景下,一些角落里的小王朝也取得过不错的治理成就。比如十六国时期南侵之前的前秦苻坚,南北朝时的刘宋文帝时代,以及五代十国的后周南唐统治下的某个时段。
然而也就仅此而已了。虽然历代中国人梦想盛世,但盛世的出现就是这样屈指可数,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长。
文景之治持续近四十年。贞观之治持续二十三年。玄宗前期的盛世之治,持续大约三十年。只有康雍乾盛世持续时间最久,然而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算起,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为止,持续也不到一百年。即使从康熙元年算到乾隆六十年,也不过一百三十多年。有人统治过,数千年中国历史,盛世和治世累计加在一起,不过四百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着灾荒、动乱和腐败的平世和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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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27 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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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盛世”这个词是中国独有的。汉文化圈以外的史书中,找不出这两个字。无怪乎中国历史多灾多难,细细掂量,“盛世”这个词本身就蕴含着无奈——“盛”、 “衰”相对。没有衰世做为背景,就没有盛世的美丽和灿烂。
第一,中国历史上的每个盛世,都需要一个大规模的祸乱之世作为前奏。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是文景之治。在这个盛世出现前二十年,中国刚结束了秦末战乱。十余年的战乱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汉书》中多处提及改朝换代之际各地惊人的人口变化。《汉书•陈平传》记载,秦代曲逆城共有人家三万户,而刘邦在秦末战争中路过这个城市时,发现它的人口只剩下了五千户。《汉书》还说,在刘邦即位十二年之后,全国统计上来的人口数只有秦代的十分之二三。
最为人艳称的盛世当然是“贞观之治”加“开元盛世”,其背景一样是空前惨烈的人口损失。在李世民登基的前三年,也就是武德七年,隋末的大规模战乱方才平息。“隋唐演义”中章章都是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贞观六年,魏徵描绘战乱的后遗症时仍说:“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贞观政要集校》卷2《直言谏争附》)贞观十一年,马周上书时仍然说:“今之户口不及隋之十一。”
而清代盛世的背景也是持续数十年的大屠杀和大破坏。明清易代之际,人口损失至少四千万,其中直接死于清军屠城的就高达七百万。据《扬州十日记》所载,仅扬州一地,焚尸“约计八十万余”。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是四川的人口变化。《清史稿•王骘传》里记载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说 “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创痍。自荡平后,修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赵文林所著《中国人口史》认为真实的数字并没有这样极端,有大量逃亡隐匿人口没有被王骘统计出来。他估计说1626年,四川人口为三百五十六万。到了三十多年后的1661年,人口还剩下九十五万。也就是说,损失了四分之三。
极衰之世的大破坏,正是盛世出现的必然条件。中国传统王朝崩溃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压力,而大战乱则为新王朝解脱了这个压力,提供了新起的宽阔舞台。正是隋末战争导致的人口大量死亡,造成田地大量抛荒,唐王朝才能实行均田制,给每个男丁发放一顷田地。战乱导致的自然“土改”,同样是汉初“招附流亡”、清初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在大动荡过去之后,新王朝只要能保证几十年内不发生大的政治动乱,那么并不需要它提出多么高明的发展策略,只需无为而治,顺势而行,自然就会收获一个丰盈的经济自动恢复期。所以说,每一次盛世,都是对前一阶段大灾难大破坏的一种反弹,一种弥补。
第二,盛世的出现,得益于衰世提供的经验教训。
前代统治者倒行逆施的严重后果,给看够了人间悲剧的后代统治集团以极大警醒。三大盛世的君主们,都非常善于从前人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
汉王朝建立之后,整个政治高层都在思考强秦何以暴亡。贞观之治的出现,更要感谢隋炀帝这个“反面教员”。与此相似,清初的几代帝王,也无不以晚明弊政作为自己施政之镜鉴。明代后期帝王以好货贪利闻名。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百姓剥削过甚。而清人入关之初,立即废除明末“三饷”(辽饷、剿饷和练饷)。鉴于明代教训,清代统治者所定的赋税水平为历代最低,从康熙到乾隆,皇帝们都恪守“永不加赋”原则,怕重蹈晚明覆辙,不敢越雷池一步。
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盛世,都是极衰之世付出高昂学费后考出的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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