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台北故宫》第三集 青铜记忆 青铜器, 三, 徐志摩, 纪录片, 胡适之

北京故宫

青铜器在岁月流转中，逐渐由实用功能演变成了含意深遂的神器，其中鼎更向为国之重器。

然而近代战乱却使国之重器辗转流离，文物专家李济、张光直，乃至徐志摩、胡适之、顾立雅等人都或多或少牵连其中。本集将细述青铜器上斑驳纹饰所铭刻的岁月记忆。

【第三集文物精品】



毛公鼎  



散氏盘

北京故宫

北京故宫

李济录音：现在我自己也是一个残缺之人，五官不灵了，四肢也不勤了。所以我坐这儿讲，完全是因为体力现在不够的缘故。我想直接从考古的资料说起。因为现在我们对殷文化的……

　　这一年的初春，七十九岁高龄的李济坐在书桌前，开始撰写他的最后一部考古学论文《安阳》。每天的工作程序是老人用英文口述，再由助手记录下来。由于年事已高，过程中不得不停顿多次。每天只能整理不到两页的文稿。

　　从李济的家到外双溪，需要四十分钟的车程。为了落实书中的细节，很多时候，李济都要自己坐公车去台北故宫参观文物。与普通的参观者不同，李济与存放于这座建筑中的许多文物，相伴走过了大半个人生。

　　位于博物馆二楼第三展厅的商周秦汉青铜器馆，是老人每次必到的地方。这里展示的是世界上最罕见的青铜工艺极品。几乎囊括了整个青铜时代各类器形的代表文物。台北故宫的工作人员回忆李济晚年在这里看青铜器时的情景“先生已不良于行，须持铁架助行，但仍坚持每周一次，在青铜器前，他仔细端详，神情如此专注，如此不厌其烦，犹如古生物学家对化石的深入细微。”

　　1925年深秋的一天，北京紫禁城的大门缓缓拉开。这是五百多年来，故宫首次对民众开放。帝王生活的神秘从这一天开始慢慢消逝。故宫博物院成立这一年，《清华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古琴曲谱的论文。文章的作者是刚刚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回来的李济。此时的李济并不知道，他接下来的命运将和这个刚刚成立的博物馆联系在一起。没过多久，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李济立即被史语所聘为考古组主任。

　　2008年秋天的河南安阳县，史书中记载的商代最后一个都城——殷的所在地。八十年前，由李济率领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这里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一个失落3000多年的王朝，天降般地出现在世人面前。那是中国青铜时代最辉煌的时刻。

　　西周末年，天下大乱。无奈之下，周王只得将朝廷的内外事物交给重臣毛公。周王还教导毛公，要勤政爱民，修身养德。毛公为了让后世子孙记住周王的教诲，特意将王的旨意铭刻在青铜鼎上。这件刻有王命的鼎，就是毛公鼎。出土于陕西岐山的毛公鼎，与同一地域出土的大盂鼎、大克鼎，在清朝并称为海内三宝。其中以铭文最多的毛公鼎最为出名。

　　专家告诉我们：铭文越多，就是从经济价值上来讲，它这器物经济价值也越来越高。过去曾经有一句旧话，就是一字值千金。

　　拥有四百九十九字铭文的毛公鼎，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它的命运似乎就跟战乱、杀戮联系在一起。抗战的爆发改变了一切，考古组在安阳的发掘也停了下来。发掘出土的文物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大批国宝一起被迁往大后方。这是一张迁运途中，李济调查故宫文物的报告书。作为押运人，他担负起保护文物迁移的重任。李济一家七口，从此踏上了跟随故宫国宝和安阳文物颠沛流离的道路。

　　
　　战争中，日本军队除了大肆掠夺中国的物资，还将注意力投向了一直流传在民间的海内三宝。大收藏家叶恭绰将毛公鼎一直藏在上海的寓所。日军占领上海后，叶恭绰一家人为了不让宝鼎落入日本人手中，多次被关押受讯，几乎丧命。

　　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初夏，李济跟随故宫文物回到南京。经过开箱整理，所有的文物被安放在朝天宫扩建的仓库里。在这批国宝中包括嘉庆年间从民间收入清宫的青铜珍品散氏盘。这件以独特书法风格著称的青铜器，在盘底中央铸有三百五十七字的长篇铭文。记录的是西周末年两个诸侯国之间的土地议和契约。与散氏盘同时存放于朝天宫的，还有刚刚收入中央博物院的毛公鼎。抗战后，叶恭绰一家因为生活困顿，万般无奈之下，将毛公鼎典押给银行。后来 一个商人出巨资将宝鼎赎出，捐献给当时的国民党政府。

　　1948年存放在朝天宫的文物进行公开展出。在这次展览上，蒋介石不仅见到了散氏盘和毛公鼎，还特意与司母戊鼎合影。1939年在河南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鼎，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鼎。三件青铜重器终于相聚南京。
　　
　　战争中，李济家里的所有物件都已丢失，南京的寓所里只剩下了李济珍爱的三张古琴。李济一家从出发时的七个人，转眼间只剩下李济，妻子，和儿子三个人了。由于药品短缺，两个女儿先后在流亡的路途上因病去世。

　　带着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李济坐上了飞往日本横槟的飞机，追讨战争中被侵略军抢走的国宝。

　　经过艰难的寻找、谈判，李济不辱使命，在离开日本前，关于文物收复之事，和日方达成协议：自1937年七七事变后，流往日本的劫掠品均应送回中国。

　　刚刚从日本回国的李济，突然接到国民政府命令，作为总负责人，他要将第一批故宫珍品和安阳出土的古物押运到台湾。

      很多人反对文物搬迁，有人劝我不要跟着船走，怕危险，我也很矛盾。但我第一考虑的是保护文物，只要文物是安全的，去哪个地方无所谓。

　　1948年的冬天，李济与毛公鼎在内的文物，共同登上了国民党海军军舰“中鼎号”。命运，又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由于时间仓促，司母戊鼎因为太重，没有被运上飞机，最后遗留在南京机场。

　　李济惟一的儿子李光谟如今生活在北京。

　　1949年2月，刚刚到达台湾不久的李光谟，为了继续念书，又告别父母，独自踏上从基隆到上海的客船。出发的时候，父亲李济正在台北圆山参加考古调查，没能抽出时间去码头送行。身在大山中的李济哪里料到，儿子这一去竟是永别。

　　抵达台湾最初的日子里，在台湾大学教授考古学的李济，每年暑假都要赶到台中郊外的北沟，参加故宫文物的清理工作。儿子离去以后再也没有消息。在那些炎热的夏夜，李济只能和一箱箱与他同时抵达台湾的器物相伴，在整理的过程中化解乡愁。

　　1957的春天，北沟库房的西边空地上盖起了一座小规模的陈列室，占地仅有六百平方米，相当于一个篮球场的大小。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前身，这座位于北沟的陈列室第一次将故宫运台文物进行公开展出。当年的新闻影片真实记录了陈列室布展的情况。文物公开展览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天气越来越热，人也越来越多。那时候还没有空调，陈列室内犹如蒸笼，观众们都是汗流浃背地欣赏国宝。在台南工学院教授建筑学的黄宝瑜，专乘赶到北沟参观文物。爱好篆刻的黄宝瑜，第一次看到了举世闻名的毛公鼎和散氏盘。青铜器上精美的铭文，让年轻的设计师如痴如醉。

　　周朝以前，人们把铜称作金，刻在铜器上的铭文叫作“金文”。作为贵族权威的体现，这些铭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呈现出族人间浓厚的宗族牵连。今天的人们可以透过每一个字去洞见祖先的生活片段，连缀起他们的生活场景。

　　鼎，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个原本是古人用来蒸煮食物的器具，后来被用在祭祀活动中。商朝的史鼎，在内壁中央，铸有一个铭文「史」字，由“口”和“手持竹简”的形象组成，俨然一个史官的模样。商代的史官就用「史」字为族徽，后人将〔史〕字传为姓氏。

　　爵，是用来饮酒和温酒的酒器。商朝的子父辛爵，在把手内腹壁的最上面，是一个「子」字，像个婴儿。〔子〕是族徽，代表王子的身份。〔父辛〕的意思是，王子家族为父亲〔辛〕祭祀用的酒器。
    簋，是一种盛装米饭的锅。商朝的门祖丁簋，腹部有一个〔门〕字，用作族徽，很可能是商代掌管制造门的官员。族徽之下的〔祖丁〕表示，〔门〕氏家族为了祭祀祖父〔丁〕而铸的礼器。

　　在金文中，乡字的构成是两个人蹲坐在一口锅的旁边。这锅就是青铜器中的簋。古人对于家乡的想象，就是两个人在一起饮酒吃饭。
　　
　　到达台湾后，李济将对家乡的思念倾注在安阳发掘报告的整理工作中。为了落实报告中的细节，年过六旬的老人，常常要赶到北沟，近距离地研究青铜器的文饰和铭文。这些冰冷的物体静静地躺在储藏室的一隅，在老人心灵的深处，勾连出那些温暖的回忆。很多时候，李济都只能根据记忆将二十年前那激动人心的一幕幕记录在报告中。笔下的安阳已经在大海的另一端了。

　　1950年，安阳殷墟遗址的考古挖掘工作在中断十三年之后重新开始。武官村大墓的发掘又有了很多新的发现。几年以后，在大海另一端的李济通过香港的一本杂志了解到安阳殷墟的发掘情况。

　　许倬云是李济当年在台湾大学的学生，同时在读的还有李亦园、张光直等。这些人后来都被李济推荐到美国留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李济都是通过他在海外的学生了解祖国大陆的考古新发现，以补充他的研究报告。

　　1957年，华盛顿大学出版李济的《中国文明的开始》。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台北街头，摩托车成为代步工具。这时候，台湾经济开始复苏，当局积极鼓励观光事业，希望以一个进步，现代的形象吸引游人到台湾旅游。1961年的春天，存放在北沟的毛公鼎和其他二百五十三件文物被送上东去的轮船。这些来自中国皇室的珍宝让大洋彼岸的观众领略到了这个神秘古国的文化传奇。一年多的借展使得美国方面最终决定为台湾提供资金，用于修建一个更大的博物馆来收藏这些皇家珍宝。

　　2008年我们有幸在台北著名建筑设计师苏泽的家中见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设计原图。

　　苏泽的老师黄宝瑜是当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设计甄选的评委之一。1961年举行的公开竞图中，有五个建筑师的设计进入最后一轮参选。执行委员不得已，只能把设计图送到纽约，征询知名建筑师的意见。最后台湾青年设计师王大闳的方案由于更符合现代建筑的特征，被美国专家一致看好。然而，台北故宫方面似乎对这个有一些西化的设计并不满意。接下来，关于设计方案的争议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1964年台北故宫才开始动工兴建。
　　
　　这一年的春天，李济在书房旁边搭建了一个工作室，专门复制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糖尿病导致李济的视力严重下降，无法继续担任教学工作。这使得他有更多的时间研究青铜器。无数个夜晚，年近七十的老人，独自守在工作室的炉火边。他似乎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回到古人的精神世界。

　　三千多年前，古代的工匠们已经掌握了青铜器的铸造方法。铸造的过程不是工艺流程，而是一种仪式，一种与祖先和神灵有关的仪式。他们满怀敬意和肃穆，灵异的图形在手中不断涌现。千百年前，我们的祖先把对自然的敬畏，铭刻在祭祀神的器物上，以此获得内心的平静。这些游动的精灵，依然蛰伏在幽深的青绿中。青绿是时间的颜色，时间使我们永远无法知晓，它们在漫长的岁月里，所经历的每一个真实场景和细节故事。

　　1964年，台北故宫的建筑设计方案尘埃落定。评委会最终把博物馆的设计图交给了评委之一的黄宝瑜。新的方案源自于设计师对于古代器物的联想。在占地二十多公顷的面积上，这座由中央大厅、四周画廊及四隅小厅组成的中国古代明堂式的建筑，最终构成汉字中一个对称的“器”字。皇室宫殿式的设计，是为了让参观者联想到建筑内展示的都是来自皇家的收藏。正门的“凹”字形，沿袭北京故宫午门的形制，是从汉代的门阙演变而成。绿色琉璃瓦檐墙，与中央的录顶呼应，更增强了整个建筑的传统色彩。黄宝瑜在设计方案中曾有这样的描述“外墙之米色钢砖，其设计为连续之图案，于阳光转移时，呈现出中国绸缎之纹样。” “当阳光自左上方入射时，则可获得四十五度角之阴影，人在影中，可得如北平午门前的感觉”。

　　1965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四十年之后，台北故宫博物院终于在台北郊外的山谷中建成。来台的三千八百二十四箱珍贵文物，在历经三十多年的险阻，跨越漫长的旅途之后，最终被安置在博物馆后山的库房中。

　　台北故宫的大多数文物多年来一直远离大众的目光，隐藏在博物馆后面的一座深山幽谷里，仅有少数几个工作人员能够获准进入。一段珍贵的资料使我们有幸得以看见台北故宫文物的存放情况。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因为它是金属，所以很怕各种的酸碱性，所以我们在接触铜器的时候，一定要戴手套。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拿铜器的时候，我们尽可能不要去拿它的耳朵，或者是盖子上的钮，因为那个是它最脆弱的部分。我们每个库房，除了钥匙之外，我们有读卡机。用电子卡才能开这个门。开门以后，开门的时间跟开门的人，统统都输入到我们的电脑，有一定的记录。同时，我们跟一般博物馆不同的就是说我们的东西大部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都是个别的用棉花包裹起来以后，塞上木丝，装在这些铁箱里头。每个铁箱我们里面有装箱单，我们有清单，详细记载是装的什么东西，跟它的号码，都是为了安全的问题。

　　除了保证安全，台北故宫的铜器库房还将室温严格控制在摄氏22度到25度之间，为的是将空气的湿度保持在45%到50%，以放缓青铜器的氧化速度。

　　台北故宫于2008年制作的形象宣传片，将著名的毛公鼎以更为现代的方式介绍给普通民众。在保有传统外观的基础上，台北故宫博物院一直致力于将先进的科学技术运用到文物的研究和保护中。X射线显像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专家能更快地鉴别青铜器的真伪，了解铸造工艺。

　　现代的青铜器复制流程中，工人们几乎沿用了三千年前的铸造方法。他们将这种带有器形和图纹的泥胚，称为“模”。根据模制作内外的陶范。焙烧陶范的温度被准确控制在1050至1100度。最后将含有铜、锡、铅等合金的熔液浇注入陶范中。铜器刚刚铸造出来时并不是绿色，在地底下埋藏数千年之后，铜器的表面发生氧化，才呈现出青绿的颜色。

　　如今这些侍奉神灵的器物，已经远离它们曾经存在的历史情景，在经历战火与流亡之后，被置放于现代的博物馆中。随着时空的转移，从家国重器成为传世古董。
　　
　　字幕：散氏盘  357字铭文  中国最早的领土议和契约

　　宗周钟  123字铭文  中国铭文最多的青铜钟

　　毛公鼎  499字铭文  世界铭文最多的青铜器
　　
　　作为永不更换的展品，毛公鼎被摆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它静静地陈列在这里，铜锈斑驳，纹饰美丽，那些风雨漂泊的故事，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
　　
　　李济仍每天坐在温州街公寓的书房里，继续撰写对安阳殷墟遗址的总结报告。由于资料的限制，很多时候，他都要自己坐车到台北故宫，仔细核实报告中有关青铜器的细节。

　　田野考古的资料，已经帮助我们把青铜器的研究，重新建筑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这些青铜器已经不只是一种古董或者古玩材料，一种有关阶级的装饰品。它们是一批真正的、可以永久保存的史料。

　　1977年，《安阳》一书由华盛顿大学出版。与李济大部分的论着不同，这份学术报告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个人记忆和感受。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隔海相望的那片土地总算有了一个交代。
　　
　　1995年，李光谟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在家信中，无数次提及的台北故宫。那些曾经陪伴父亲一生的器物，仍然安静地存放在陈列室中。而此时父亲李济在台湾大学的住所，已经变成了一片新的住宅小区。

　　李光谟回忆道：我去的时候根本这个地方都拆了，没有了。我跟我女儿两个人去的，我们去的时候，人家就说，虽然是都拆了，但是李先生毕竟一辈子的心血，把剩下的东西整理了五个木头箱子，五个木箱，搬到一个教室里，让我们两人整理。我们俩人整理了一个星期。

　　回到北京以后，李光谟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整理父亲的遗稿。这对相隔近半个世纪的父子，终于在另一个时空里完成心灵对话。

　　在台北，没有人再见过李济弹奏古琴。1979年7月，李济在台北的寓所中和他的义女，音乐史家赵如兰进行了一次关于古琴的对话。谈话中，老人回忆起儿时跟随黄勉之学习古琴的场景。

　　李济录音：我那时候住在达子营，他到我家来教，一个长方桌子，一边摆一张琴，他坐在前边儿，我坐在他对面。那时候我还不认识琴谱，他自己抄（的琴谱）。第一个教的就是《归去来辞》……
　　
　　在谈话结束的两周后，李济因心脏病猝发逝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