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子弹飞

这个成绩当然是全市干部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与耿彦波个人能力，思想水平，人格魅力以及做事胆量等等是分不开的。过去几任主政领导之所以没有大作为，主要是没有承担风险的胆识，都想当个太平官，熬得差不多了，只要不出大问题，晋级提拔就有望，可以官至省部级。笔者亲闻级别较高的干部说，过去的几任市长、副市长有个共识，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基本上不敢或不愿主导相关企业、项目大规模贷款，进行生产或建设性投入。有投入才有产出，这是最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政府（领导）怕担政治和经济风险，城市当然发展不起来了。而耿市长超常规之处就是没有钱也要办事，其承担的风险之大就可想而知了，其勇气也就可嘉了。据说大同没有钱也要办事的做法，给外地来参观学习的各级领导干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支撑着耿市长敢这样做，从他公开的报告、会议讲话及文章（包括他离任大同后写的几篇文章）我还是找不到准确的答案，这些终极性的东西恐怕只有他本人内心最清楚。但从他中文学业背景看，我认为他骨子里还是传统（儒释道）的仁人志士的那些东西，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特别推崇曾国藩就是明证。他效仿古代志士，夙兴夜寐，废寝忘食，亲力亲为，鞠躬尽瘁等等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就是一些有点抱负的读书人也难做到，何况他还是个地市级领导？我敢说，中国的官员们，做到这个官阶位置，大都打磨得，圆滑得差不多了，都在想退路，保晚节。我想，正因为耿市长看不惯这些，所以才想特立独行，证明另一种人生价值。我在回答仿佛真理在握的网友误认为我尽替耿市长说话（《我说大同拆迁》）时，就说，换了你当这个市长，你比他还差得远呢。
再说不足。
我认为耿市长的“三部曲”中，最大败笔是全面修复古城及其所涉及的拆迁。这个问题深层次的原因很复杂，既有宏观方面的客观东西，也有微观方面的主观个人因素。宏（客）观方面：①全国性的文化“大跃进”，及文化的虚假繁荣；②煤炭经济经济转型中的对文化产业，尤其是对旅游业的超前依赖；③大同工业体系的异常衰败，特别是轻工业的全面败落；④时机不对。个人主观方面：①典型的经验决定论，耿市长搞的晋中大院文化等等，有成功之处，所以到了大同就直接移植过来，所谓穿新鞋走老路；②主宰群众和历史的观念太强烈，实行人治，即个人英雄主义，或者干脆说太霸道；③搞城建等等容易见效果，功名意识太强；④过于理想主义或唯美主义；等等。下面对其中的一些方面略作分析。
一是时机问题，古人就讲天时地利，耿市长在晋中搞的大院文化以及其他地方的拆迁等，正是在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上升期（JDP增长为两位数），房地产市场一派火爆，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小马拉大车”比较好做（甚至能获得暴利）,而2008年以来世界及中国的经济都出现了逆转，经济学家说存在经济下行风险，我们老百姓感到手中的钱在贬值，情况很不乐观，在这种情况下，“小马拉大车”会面临放大的风险。大同170多亿（2012）的财政收入，也就是个吃饭过日子的水平，花那么多钱（几十个亿）投在古城修复上，其收益在何年马月？另外，全面修复古城的属性非常模糊，是公益性的，还是产业性的？如果是公益性的，那么就要得要财政有闲钱；如果是产业性的，那么就违背了经济规律（投入产出不成比例）。做文物古迹（产业）吃的是年代，云冈石窟的经济价值是上千年的文化积淀所成。而搞经济建设提的所谓多快好省，所谓文化强市，其实就是放“文化卫星”。真理不仅仅是符合客观的认识，而且是有时间成本价值的，众所周知，从建国后到文革前这段时期，其时间价值何其惨重？当然，从文物产生的规律看，半真半假的新修古城，50年后恐怕会得到人们的认同，100年后就是货真价实的东西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歌颂在当时被民间视为劳民伤财的万里长城的原因。这些观点我在《对批判的批判》（2012.4.24.）、《大同古城墙门票之我见》（2010.7.2.）、《大古都之我见》（2009.6.4.）、《文化不是万能的》（2009.5.3.）等文章中都涉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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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做法呢？我在与网友的辩论中提出了我的“三步走”，与耿市长的“三部曲”不同的仅仅是排列顺序，特别是第二点，古城修复应该延缓，集中财力物力建设新区，新区初具规模，有了居住环境及商业价值，自然会吸引旧城中的居民搬出，到那时拆迁会顺利，安置也会比较顺利的，当然建设周期会拉长的，达不到耿市长所需要的立竿见影的轰动效应。
二是民生问题。耿市长一派亲民做派，但是为什么还是遭到了那么多老百姓的斥责和叫骂（当然也有拥护的）？这其中有个与民争利的问题。群众之所以反对拆迁，关键还在拆迁补偿上，若按照比邻的北京市或河北省的一些城市拆迁补偿做法，充分考虑房屋装修、所处地段价值及使用时间等等因素，给拆迁户合理的补偿，那就自然会在大同出现盼拆迁的奇迹。有钱能使鬼推磨，过小日子的小小的老百姓，有什么摆不平的？在耿市长的文章中，提到了城市的经营，我认为他的城市经营理念一半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一半则完全是强权（强盗）行为，像土地、房屋、产权的置换和交易等等是属于物权经济范围，加上各种渠道的融资，都是有法可依的。但是，不给拆迁补偿，没收部分公产房，默认街道等拆迁部门采取欺骗、恐吓、敲诈、组织谈话以及利诱等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这哪像是共产党在做事？这哪像是共产党的市长？没收公租房其实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90年代房改时，对公职人员的住房面积是有规定的，那时许多人根本就没法享受到规定的国家福利，如今一些群众一生仅有的一点国家福利也要被翻起旧账加以没收，实在是令人寒心。据我了解到情况，连市房产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认为，这些做法违背政策法规，每平米800元的回购，看似捡了便宜，其实是吃了大亏。结果是逼得老百姓托各种关系，花上钱，保住本来属于自己的房屋。耿市长据说很精细，记忆力好，对各种数据非常敏感，把各种可用的钱都算计到了，包括穷百姓，我不知道他烂熟于心的《论语》《孟子》都用到那里去了。有人算过账，拆迁户搬进新家，连装潢和家具等，平均要花10万元，全市拆迁户支将出约40个亿，这就是耿市长的城市经营理念？完全是在与民争利嘛。孟子的王道就是“保民而王”，“与民同乐”，就是施行仁政，所以尽管我背不出《论语》、《孟子》，但在与民的态度上，我真不大敢信能背《论语》和《孟子》的耿市长。关于大同的老百姓为大同的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问题，我在《我说大同拆迁》一文中，明确地指出市委市政府要认可，认账，并在给市政协的社情民意《何不设个百姓奖》（2010.4.12.）中，提议设立“大同市最佳城市建设贡献奖”，目的就是以政府的名义肯定大同老百姓在大同的“突变”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给群众一个精神上的安慰。另外我还受现代经济学中的分享经济理论的启发（在中国以李炳炎教授为代表），设计在大同经济转型成功，有了显著发展时，如何让做出牺牲的市民分享到发展带来的实惠的可行性。
伴随着耿市长的“大手笔”思路举措，我市的一批文人也摇旗呐喊，什么争中国第十大古都，落户中国雕塑之都以及打造“皇城气象”等等，如此脱离实际，至民生于不顾的文化决定论，甚嚣尘上，有感于此，我写了首不成样的诗《闻“皇家气象”有感》（2009.5.16.）：
                千年平城历沧桑，
               曾经京华带紫云。
               可惜山川人物换，
               无奈文化历史新。
               中兴惟有靠科学，
               大业何必赖祖荫？
               又见楼台烟雨寺，
               欲问苍生抑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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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的文化复兴举措，有些是切合实际的，比如云冈石窟周边环境及相应景点的整治和建设，明显地提升了古迹的观赏品味，游客量明显增加，尽管投资20年以后才能收回。而有的则是人为的文化移植，比如中国雕塑之都，完全是靠行政力量、社会公关及不惜重金搞起来的，我不大懂雕塑艺术，而且大同的老百姓生活中也缺乏雕塑艺术氛围，最有力的证据是，至今大同也没有像样的街头雕塑，偶尔搞出个广场雕塑品，如“胡服骑射”，“福地宝城”等，人们也要争论半天，将之形容为“小毛驴”，“三把刀”等，都很短命，这是为什么？原因就在于大同没有雕塑的自然氛围，现在的大同人还不大接受这种雕塑审美意识，北魏的雕塑辉煌是历史，不能说明当今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人为地搞中国雕塑之都，真不知道是否科学合理，如果作为纯艺术展览也罢了，而若果以产业为目的，我敢说10年内是难以为继的。为此我写了《让雕塑走进生活》（2011.11.11），阐述了我的观点。
三是作风问题。我市这几年群体上访事件连续不断，大多数是与拆迁或企业倒闭拍卖有关，因强制拆迁导致恶性死人事件是有的，只是花钱买了平安罢了。2011年5月17日凌晨发生拆迁公司夜间对尚未搬迁的南郊住宅楼拆除门窗的事件，此事发生突然，引起住户情绪激动，封堵魏都大道一个白天，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对此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内的主流媒体及各大网站都进行了报道，“大同强拆”的新闻当日在各大网站的点击率都排在了前列，由此可见此消息的负面影响之大。针对此事，我给市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写了《警惕舆论负面影响 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的提案，可是时至今日也没有收到任何答复，尽管我多次提出；同时我还将其写成社情民意寄给省政协，仍没有收到任何答复。结果在2012年还是发生了因拆迁死人的事情，不管实际情况如何，总是对党和政府的形象声誉不利的。我认为，耿市长主观为民亲民，为大同的长久发展谋略，是事实，也是好事，但他的强势、武断、逼人的工作作风，其实是脱离群众的必然表现，群众无能，舍我其谁的救世主意识在他头脑里是根深蒂固的。他倡导的所谓“一线工作法”，其实并不科学，不是现代化城市管理的正确方法。其“一线工作法”的前提是权力高度集中，也就是一人说了算，当场就拍板，不一人说了算行吗？所以他的这种工作方法，不值得效仿，因为人民赋予的权力是要受到人民约束的，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异化，正如英国史学家阿克顿所言：“权力滋生腐化，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腐化。”在耿市长在任期间，为了赶工期，各种野蛮施工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广播电视台附近的地埋光缆被施工挖断，电话中断数天，问其施工人员，连当事人包工头都振振有词地说，“有啥找耿市长去”，其恶劣态度可见一斑。为此我给市政协写了《加强文明施工教育 警惕滋生“野蛮工程”》（2010.4.29.）的建议。诸多现象表明，耿市长信奉的还是传统的人治思想，青天意识，不注重法律法规，更不注重程序的民主、公平和公正，为其如此，他才敢出手打人，下级再有错误，可以批评教育，可以免职，你有什么权力打人？现代经济是法制经济，一个蔑视法律法规的市长能长期地治理经营好一个城市吗？对此，我是怀疑的。中国的官员需要有另类的，需要那种敢打敢冲的，但凡是目无法纪，目无组织的，迟早都是要败下来的。
耿彦波的儒家功名意识非常强烈，即达善天下，而且意在要写历史，要改写大同的历史，要在大同留下千古芳名。但是这种意识有些过头了，过犹不及，演变为另一种政治作秀。何以见得？从其与记者文人以及媒体的关系可大致看出。耿市长从不接受地方媒体记者的专访，但却对高端媒体或境外媒体网开一面，为什么？小媒体他看不起，显得有些掉价。可是他让广播、电视、报纸、摄影等等记者每天跟着他，重要的活动都要留下完整文字影像资料，为什么如此煞费苦心？因为历史是需要证据的，时间长了还需要考证，他在为自己的树碑立传做准备。还有，他还为报纸报道他的文字多少，版面位置、图像清晰以及广播电视报道种种细节或纠结，或怒斥，或争风吃醋，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与我心中的高尚的共产党人人格形象，是有距离的。我本人十分盼望他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敢说敢为的，无私无畏的党的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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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经验教训。
我不知道省市有关部门及领导，是否研究分析了耿彦波离职大同所引发的所谓“风波”。我认为这件事充分暴露了中国干部体制中的种种“潜规则”，耿彦波的各种表现与这种体制密不可分，或者可以说，是这种体制造就了他。说到文人做官，我就想起了鲁迅写范爱农的两句诗：“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好人是做不了官的，要做个好官很难很难。我相信，如果耿彦波不做官，他会成为一个很优秀出众的学者。耿市长离任大同，到太原上任的第一天，就一如既往地搞起了民访，搞起了城市拆建（也许工作分工就让搞城建），工作思路和办法仍是老一套，强硬不减，听到和看到这种消息报道，一个很好的我党的干部形象在我眼前又黯淡了一些。一个领导干部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自己的工作思路和工作作风，比如热衷于抓城市拆建，或者只会搞城建（以城建为抓手），那么他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就值得怀疑了。有人说，太原底子厚，耿市长能折腾得起；有人又说，这下好了上次他任副市长的遗留问题，这下他当了市长，看来能解决了。听到这些议论，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痛心不已，党的事业，人民的家业，就能允许这样折腾？耿彦波现象虽然发生在一个干部身上，但折射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多方面的深层次问题，值得反思警醒。下面是我的几点看法。
一是干部管理太软。现在中国的各级干部只要没有被发现触犯党纪国法，不管能力水平如何，一般是拿不下来的，顶多是按同级别待遇条换个岗位罢了。更为重要的是干部的选拨任用（针对一些重要部门的职务），不是组织找你，而是你找组织，都是可以讲条件的，至于其他的幕后交易，我没见到事实，我不能瞎说。我党的良好的组织原则，诸如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一切行动听指挥等等，在具体实践中常常都变了味道。党要管党的核心是要管好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虽然不能简单恢复革命战争年代党管干部的那种传统和方式，但制度建设、程序公正、信息公开等等是亟待加强的。在我们干部的选拔任用上，一夜变卦的事例屡屡发生，是极端不正常的现象，是什么东西促使组织部门或领导者对一个干部的评价考核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变化？先前的考核调查都是干什么的，不就是走过场嘛。我认为，这些不正常的做法，极大地打击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损害了党的公信力。知人善用的方法，古人都给我们总结了几千年，用马克思主义先进世界观武装的共产党组织为什么就不能实事求是地贯彻下去？而容忍各种歪风邪气大肆猖獗。
二是决策的科学性。我在《三思今日之大同》（2009.9.8.）针对大同的现实提出了五个方面的问题：即决策问题，吃饭与建设问题，依法建设问题，干部问题和舆论问题。历史发展和经济建设往往是不可逆的过程，所以科学决策非常重要，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就包括有科学决策。像大同的古城全面修复工程，我就多次在政协各种会议讨论场合，建议吸收经济学方面的专家进行论证，只请文人学者来论证，没有一个不说好的，因为不花他的钱，也用不着承担任何风险。我在文章中指出，大同建设的巨大投资，最终的买单者其实就是大同的老百姓。去年两会期间，同组的一位耿市长提名的委员，针对我提的政府负债问题，信誓旦旦地说不存在；而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地讲到了财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政府负债风险不容小视。有人可能又会说，只要耿市长在就会有解决的办法，其实那就是一种可能性，世界经济都存在不确定性，何况一个大同的发展。另外，中国的官员看到了一点，只要个人没问题，事情闹得越大越好，因为产生了社会不稳定，省里会想法解决的，国家会想法解决，所以中国很多地区的官员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谋发展的，只是大同搞得晚了，成本代价自然会高。因此说，一个人决定一个城市的发展，悲哀的一面是一个人的意志强加绑架了全体市民。大同的各项经济指标数据都排到全省之末了，要靠文化产业来翻身，那至少是30年以后的事。县域经济发展不起来，最根本的是投入不足，拿出古城修复的资金投给各县，你看他能不能发展起来。
三是民主监督。党的十八大没有突出地讲政治民主改革进程，但我认为不久的将来，党中央会着手解决中国的政治民主改革问题，因为在现代化社会里，没有充分民主就没有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我观察分析耿市长言行，他的很多做法大有个人凌驾组织之势，我在政协分组讨论中公开地指出了这一点。据悉，耿市长在离任的前夜，在市财政局批各种款项多达几十亿，在任期间大笔挥出几百个亿，这些批款经过必要的会议集体商量了吗？履行了正常的手续了吗？向组织有过什么说明吗？在自然经济的封建社会里，人格、人品可以作为社会担保的证明，这就是为什么在史书里要以人品列传的原因；而在商品经济的现代社会里，人不再能不证自明了，人品、人格、信仰等等道德因素都不能作为人际关系的保证，所有事情最终都得靠法律来维系，要按制度、规章、程序、契约来办事，信息透明，程序公开、公平、公正是证明自己清廉的唯一办法。因此，我听到，在修古城东城墙完工时，立了个什么碑，就感到好笑。武则天懂得千秋功过是仍人评说的，所以明智地立了个无字碑，而东城墙立的那个碑，虽然透露出为国为民的情怀，但在现代社会里，不是明智之举。耿市长在所有的岗位上都要搞集权，都要说了算，不贯彻党内民主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长此下去，会有什么结果？
我承认我也是个理想主义者，我很欣赏这句不知道什么人说过的话：“我们是残留的却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我坚信马列主义，坚信共产主义理想，我对当今名人来大同讲学，为什么没有人专讲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像已故的方永刚教授那样）感到很奇怪。我想，耿彦波同志是有这种忠贞不渝的革命情怀的，而抱负和价值的实现是要讲方法策略的，职位越高就越得讲。我认为大同选择突变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在《哲思新大同》（2012.12.17）简练地提炼了六个关键词，现在在耿市长离开大同后，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很好，写得很实在，很客观，摆出问题，树立目标，鼓舞人心。对前任市长的发展思路及路径进行一些调整是很正常的事，毕竟这种高速大投入搞城建（特别是古城修复）政府和老百姓都有些吃不消了。党中央明确提出贯彻执行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并把保民生及生态建设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这对目前大同的发展具有科学的指导作用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需要声明的是：我写这些东西无所欲，无所求，为的是探求一些真相，思考一些问题。好在耿彦波同志对围观他且骂人的人说过，你要骂人，就没法跟你对话了。我坚信一个为人民无私无畏，鞠躬尽瘁，竭尽奉献的党的好干部，党和人民是会为他写好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