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考古] 华夏第一城：神木石峁遗址探秘！ 中华文明, 陕西神木, 陕西省, 神木县, 针对性

至诚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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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15 17:24

改写中华文明的起源

2012年10月，中国考古学会、国家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等40余位考古专家，对神木县石峁遗址发掘现场进行了联合考察。

“我看了以后感觉十分震撼！”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先生认为，该遗址的价值不是今天就能完全认识到位的。河套地区规模最大的石头城、用玉器来表现文化、黄河腹地二里头文化之外另一个重要遗址，这些都足以体现了遗址的重要性。

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认为，石峁遗址的发现，为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认为，这4000多年前的史前最大城址，门址、石城墙、墩台、“门塾”、内外“瓮城”等重要遗迹体量巨大、结构复杂、构筑技术先进；初步认定石峁城址最早当修建于龙山中期或略晚，兴盛于龙山晚期，夏时期毁弃，属于我国北方地区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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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石峁遗址—我国史前最大的城市遗址！

　　2012年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遗址重大考古发掘成果。此次考古发掘，清理出了一些层位关系明确的遗迹和一批年代特征明显的陶器和玉器，为确认石峁城址的年代提供了重要证据。石峁石城为目前所见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面积在400万平方米以上。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洞川沟附近的山梁上，地处黄河支流秃尾河及其支流洞川沟交汇处。石峁城址是石峁遗址的主要组成部分，在2011年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工作中被发现并首次确认。2012年度，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联合组成的石峁考古队对城圈结构和城垣走向展开了细致勘查，确认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内城城内面积约210余万平方米，外城城内面积约190余万平方米，石峁城址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

　　2012年5月至11月，为了解决石峁城址的年代问题及进一步了解城址布局及功能区，石峁考古队重点发掘了石峁城址外城北部的一座城门遗址，即外城东门遗址。“我们发现外城东门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建技术先进，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组织能力。”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助理孙周勇说。

　　此次发掘中发现了一批重要的遗迹和遗物。考古队在石峁城址外城东门址门道内揭露出上、下两层地面。其中，上层地面及其上层堆积内的遗物较为丰富，主要陶器有细绳纹高领鬲、方格纹单把鬲、花边鬲和宽流鬶、篮纹折肩罐等;下层地面上多见一些绳纹和篮纹陶片，数量略少，陶器主要为鬲和罐两类。上、下两层出土陶器在器形、器类和纹饰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分别是我国北方地区常见的夏时期和龙山晚期遗存。据此，专家判断石峁东门址乃至石峁石城的年代当在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阶段。



类似“庭院”的独立空间

　　在“外瓮城”的发掘中，出土了玉铲和玉璜等6件玉器，它们位于外瓮城倒塌墙体和倒塌堆积中，其中两件玉铲发现于倒塌的墙体内部。据介绍，石峁的玉器流散在海内外的有4000件左右，这次考古发掘出玉铲、玉璜等玉器，是石峁遗址首次通过考古发掘出玉器。这也为流散在海内外的石峁玉器找到了确切的时代依据和文化背景。

　　在东门址门道南侧墩台的西侧，有一座据认定为夏时期修建的、类似“庭院”的独立空间。考古队在这里发现了花边罐、细绳纹高领鬲等晚期陶器，院墙的倒塌堆积内发现有石雕人面像1件。从东门址进入门道内，在一处据认定为夏时期补修的石墙墙根底部的地面上，考古队发现了成层、成片分布的壁画残块100余块，部分壁画还附着在石墙的墙面上。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出几何形图案，最大的一块约30厘米见方。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在外瓮城南北向长墙的外侧和门道入口处靠近北墩台处的下层地面下，考古队分别发现了两处集中埋置人头骨的遗迹，每处均有24个头骨。经初步鉴定，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斫痕迹，个别枕骨和下颌部位有灼烧迹象。这两处集中发现的头骨可能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活动或祭祀活动有关。

　　除外城东门的发掘外，2012年，考古队还试掘了内城的几处地点，出土了一些龙山中期至夏时期的典型陶器。后阳湾地点发现有房址、窑址、瓮棺葬、石棺墓等遗迹，其中瓮棺葬出土的陶鬲可见宽弧裆、瘤裆和尖角裆的演进关系。呼家洼地点揭露的一座房址内，修复的方格纹单把鬲、绳纹敛口斝、绳纹敛口甗和篮纹大口尊组合，与朱开沟遗址夏阶段器物组合特征相似。

　　2012年度对石峁外城东门址的考古发掘，确认了体量巨大、结构复杂、构筑技术先进的门址、石城墙、墩台、“门塾”、内外“瓮城”等重要遗迹，出土了玉器、壁画及大量龙山晚期至夏时期的陶器、石器、骨器等重要遗物，为确认了石峁城址的年代提供了重要证据。结合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初步认定石峁城址最早(皇城台)当修建于龙山中期或略晚，兴盛于龙山晚期，夏时期毁弃，属于我国北方地区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规模宏大的石砌城墙与以往发现的数量庞大的石峁玉器，显示出石峁遗址在北方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石峁石城面积在400万平方米以上，其规模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陶寺遗址等已知城址，是目前所见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发掘工作不仅为石峁玉器的年代、文化性质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背景，更对进一步理解“古国、方国、帝国”框架下的早期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炜林表示，本次考古发掘只是整个石峁遗址考古发掘的开始，目前所呈现的也只是冰山一角，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相信会有更多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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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洞川沟附近的山梁上，地处黄河支流秃尾河及其支流洞川沟交汇处。遗址所在区域属于低山丘陵区，沟壑纵横，支离破碎，海拔在1100-1300米之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半坡博物馆等单位先后开展了调查及小面积发掘，并征集到一批极具特色的陶器和百余件精美的玉器，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然而，由于石峁遗址未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其文化面貌、玉器与文化遗迹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朗，因而其遗址范围、年代及文化背景等问题一直聚讼不休。

2011年由省、市、县三家文博机构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石峁遗址进行了区域系统调查，全面了解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保存现状，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石砌城址。201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榆林市文物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联合组队，对石峁遗址重点发掘及复查，取得了重要收获。

考古调查：规模宏大的石城聚落

2012年度石峁考古队对城圈结构和城垣走向展开了细致勘查，确认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

皇城台是当地百姓对这一砌石高台地的称呼，位于内城偏西的中心部位，为一座四面包砌护坡石墙的台城，大致呈方形，台顶面积8万余平方米。目前保存最好的石墙位于东北角，总长度约200米，高3～7米。 “皇城台”没有明显石墙，系堑山砌筑的护坡墙体。据称，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皇城台”东北侧还可见7级石墙，本次调查发现部分墙体多有3～5级结构。

内城将“皇城台”包围其中，依山势而建，形状大致呈东北—西南向的椭圆形。城墙大部分处于山脊之上，为高出地面的石砌城墙，现存长度5700余米、宽约2.5米，保存最好处高出现今地表1米有余。

外城系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向东南方向再行扩筑的一道弧形石墙，绝大部分墙体为高出地面的石砌城墙，现存长度约4200米，宽度亦为2.5米左右，保存最好处高出现今地表亦有1米余。

依据地形差异，石峁墙体建造方法略有差异，其构筑方式包括了堑山砌石、基槽垒砌及利用天险等多种形式。在山石绝壁处，多不修建石墙而利用自然天险；在山峁断崖处则采用堑山形式，下挖形成断面后再垒砌石块；在比较平缓的山坡及台地，多下挖与墙体等宽的基槽后垒砌石块，形成高出地表的石墙。这些石墙均由经过加工的砂岩石块砌筑而成，打磨平整石块多被用于砌筑墙体两侧，墙体内石块多为从砂岩母岩直接剥离的石块，交错平铺并间以草拌泥加固。

本次调查发现了城墙越沟现象，在内、外城城墙上均发现有石墙由沟底攀山坡而上的迹象，外城还发现了沟壑底部的加宽石墙。上述迹象首次将石峁城址基本闭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空间，也为探讨石峁早期地貌变迁及环境提供了重要资料。利用Arcgis系统测量及面积推算，内城城内面积约210余万平方米，外城城内面积约190余万平方米，石峁城址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在“皇城台”和内、外两城城墙上均发现有城门，内、外城城墙上发现了形似墩台的方形石砌建筑，外城城墙上还发现了疑似“马面”的建筑。

结合新石器时代晚期内蒙古中南部及陕北地区修建石城的传统，考虑到城墙范围及遗址主要文化遗存分布范围的高度一致性，依据调查成果，初步判断石墙与遗址主体遗存的年代一致，石峁遗址属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之间的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

外城东门址：体量巨大、结构复杂、构筑技术先进

2012年5～11月，为了解决石峁城址的年代问题及进一步了解城址布局及功能区，重点发掘了外城北部的一座城门遗址。

石峁城址外城东门位于外城东北部，门道为东北向，由“外瓮城”、两座包石夯土墩台、曲尺形“内瓮城”、“门塾”等部分组成，这些设施以宽约9米的“『”形门道连接。从地势上来看，外城东门址位于遗址区域内最高处，地势开阔，位置险要。

东门址门道内揭露出上、下两层地面，上层地面及其上层堆积内出土的遗物较为丰富，可见主要陶器有细绳纹高领鬲、方格纹单把鬲、花边鬲和宽流鬶、篮纹折肩罐等；下层地面上多见一些绳纹和篮纹陶片，数量略少，陶器主要为鬲和罐两类。上、下两层出土陶器在器形、器类和纹饰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石峁外城东门址门道内上、下地面叠压关系明确，两层地面间隔一层厚约40厘米的混杂土层，下层地面以下是一层厚约30厘米的黑褐色硬土，东门址的主体建筑及相关设施均修建于在该层之上，且石墙主体基槽亦掏挖其上。因此，该层为外城东门修建时的地基铺垫层。地层关系表明，石峁外城东门上、下两层地面可将城址的年代分为早、晚两个阶段，代表了修建及再建两大主要使用时期。东门址上、下两层出土的遗物分别属于内蒙古中南部、陕北及晋西北地区常见的龙山晚期和夏时期遗存。因此，石峁东门址乃至石峁石城的年代当在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阶段。

“外瓮城”平面呈U形，将门道完全遮蔽，但与门道入口处的两座墩台之间并未完全连接，南北两端留有通道。外瓮城石墙经过多次修葺，外瓮城石墙废弃之后进行过重建，并在其东南角处新建了一座石砌方形房址。发掘所获玉铲和玉璜均出土于外瓮城石墙北端的倒塌墙体和倒塌堆积中，其中两件玉铲出土于北端东西向短墙向北倒塌的墙体内。南端墙体的倒塌堆积中发现阴刻石雕人头像残块。

夯土墩台以门道为界对称建置于南北两侧，长方形，外边以石块包砌，墩台内为夯打密实的夯土，条块清晰、夯层明显、土质坚硬。夯台外围包砌一周石墙（暂称“主墙”）。在墩台外侧即朝向城外的一侧墙体外围还有一层石墙，紧贴主墙，将墩台东侧墙体以及东部两拐角完全包砌（暂名“护墙”）。护墙之下有一道宽1.2～1.5米与墙体走向一致的石块平砌长方形平面，形似“散水”。墩台朝向门道一侧的主墙上分别砌筑出3道平行分布的南北向短墙，隔出4间似为“门塾”的空间，南北各2间，完全对称，个别门塾还有灶址。门塾地面加工规整、踩踏痕迹明显，早、晚两期地面可以门道对应。

北墩台顶部夯土长约16米、宽约14米，主墙厚2.7～4.1米，护墙厚1.5～2.8米，散水宽1.2～1.5米，墩台最高处距龙山晚期地面约6.7米。紧贴西侧主墙又增修一道石墙，宽1.3米，将墩台西南拐角包砌。这道石墙修建于晚期地面之上，当为夏时期修葺增补而成。

南墩台顶部夯土长约17米、宽约11米，主墙厚4.2米左右，护墙厚2～2.5米，散水破坏严重，最宽处约1.3米，墩台最高处距龙山晚期地面约5.6米。夏时期在坍塌墩台西侧砌筑了一些护坡短墙，并利用墩台西侧的空间修建了一座类似庭院的独立空间，以石砌房址F7为主体。F7平面呈方形，室内面积约10平方米、屋墙宽约80厘米、高约60厘米，门道向西，室外平铺石板，形成类似“庭院”的独立空间。F7内出土花边罐、细绳纹高领鬲等晚期陶器，院墙的倒塌堆积内发现有石雕人面像1件。

外城城墙与墩台两端接缝相连，墙体宽约2.5米，沿墩台所在山脊朝东北和西南方向延伸而去。

进入门道后，南墩台西北角接缝继续修筑石墙，向西砌筑18米后北折32米，形成门址内侧的曲尺形“瓮城”结构。石墙墙体宽约2.5米。这段墙体在门道内侧增修了一道宽约1.2米的石墙，两墙紧贴并行。结合城址内地层关系，这道增修的石墙修建于晚期地面之上，当属于夏时期修补遗迹。在此段石墙墙根底部的地面上，发现了成层、成片分布的壁画残块100余块，部分壁画还附着在晚期石墙的墙面上。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出几何形图案。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下层地面下发现集中埋置人头骨的遗迹两处，均有24个头骨。一处位于外瓮城南北向长墙的外侧；一处位于门道入口处，靠近北墩台。这两处人头骨摆放方式似有一定规律，但没有明显的挖坑放置迹象。经初步鉴定，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斫痕迹，个别枕骨和下颌部位有灼烧迹象。这两处集中发现的头骨可能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活动或祭祀活动有关。

除外城东门的发掘外，本年度还试掘了内城的几处地点：圆圪旦、后阳湾、呼家洼、对面梁和夜蝙蝠塔，出土了一些龙山中期至夏时期的典型陶器。

学术意义及初步认识

2012年度对石峁外城东门址的考古发掘，确认了体量巨大、结构复杂、构筑技术先进的门址、石城墙、墩台、“门塾”、内外“瓮城”等重要遗迹，出土了玉器、壁画及大量龙山晚期至夏时期的陶器、石器、骨器等重要遗物。

发掘工作最为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清理出一些层位关系明确的遗迹和一批年代特征明显的陶器和玉器，为确认了石峁城址的年代提供了重要证据。结合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初步认定石峁城址最早（皇城台）当修建于龙山中期或略晚，兴盛于龙山晚期，夏时期毁弃，属于我国北方地区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规模宏大的石砌城墙与以往发现的数量庞大的石峁玉器，显示出石峁遗址在北方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石峁石城面积在400万平方米以上，其规模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陶寺遗址等已知城址，当是目前所见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发掘工作不仅为石峁玉器的年代、文化性质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背景，更对进一步理解“古国、方国、帝国”框架下的早期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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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峁城址外城东门址

4月9日，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经过几番激烈的竞争，神木石峁遗址最终以其在中华文明形成史上的重要价值名列其中。专家们一致认为：石峁古城是目前所见中国史前时期面积最大的城址，为中华文明早期形成史提供了新的图标。更有专家推断，石峁古城可能是黄帝部族的居邑，是真正意义上的华夏第一城。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是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最重要、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考古发现。”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说。

    被专家誉为华夏第一城的石峁遗址之所以最有代表性，不仅在于它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史前最大的城址，对我们理解“古文化、古城、古国”框架下的中国早期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还在于黄帝部族很可能曾在这里生活过。3月25日，著名先秦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沈长云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认为：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

1、大发现

    其实，探寻石峁遗址的脚步并非近两年才开始。

    上世纪70年代，陕西省考古所戴应新先生就对此进行了调查。几年后，半坡博物馆又做过一些调查和发掘。然而，当时有限的考古发掘，虽证明了石峁遗址形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但确定的城址面积只有约90万平方米。据知情人士说，这是因为当时的考古工作者把石峁外城城墙误认为战国赵长城的缘故。

    虽然如此，2003年，石峁遗址还是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又被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神木县文体局局长项世荣向县领导提出全面开展对石峁遗址的考古工作。之后，神木县政府正式向省文物局打报告，希望能尽快对石峁遗址进行全面考古调查、勘探及发掘。2011年，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榆林市文物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石峁遗址进行了区域系统调查和航拍，发现城址比原来认定的要大得多。2012年5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助理孙周勇为领队的联合考古队正式进驻石峁进行考古发掘，这座沉睡几千年的古城终于有了复活的契机。经过联合考古队半年多的艰辛工作，取得了令人震惊的考古发掘成果：石峁城址建于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由外城、内城和俗称的“皇城台”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其规模超过4平方公里，远大于年代相近的浙江良渚遗址和山西陶寺遗址等已知城址，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大的史前古城！

    “其实，航拍单位测量出石峁古城遗址的面积足有5平方公里，只是因为考古发掘刚开始，不敢说得太满，才对外公布为‘超过4平方公里’。”一位参与考古发掘的人士向记者透露。

    2012年10月15日，40多位来自国内外的考古专家在考察了正在发掘的石峁遗址后进行了座谈。座谈会上，他们都用“震撼”、“惊喜”等词语来表达自己的心情。80多岁的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说：“我看后感到十分震撼！这个遗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是中国史前同时期最大的石头城，它用玉器表现文化，是黄河腹地二里头之外一个重要遗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炜林表示：“传统意义上认为当时是以中原为中心，但神木石峁遗址的发现证明了北方的地位和意义，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有多个点。”

    专家们一致认为，石峁城址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所对应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聚落形态演变、人地关系，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

    之后，随着媒体纷纷报道，石峁古城的发现在海内外掀起了巨大的冲击波，真可谓石破天惊！

2、城门开

    近日，记者在神木县文管办主任屈凤鸣的引领下，探访了石峁遗址。

    从高家堡北侧的洞川沟东进不久，再沿弯曲的山路向南盘旋而上，我们来到石峁遗址的最高处。从这里环视四周，只见石头垒砌的城墙沿山脊朝东北和西南方向蜿蜒而去，西南的越过沟壑，在对面的山梁上出现。两个山头上的城墙，如中国书法般笔断意连。被专家誉为华夏第一门的石峁城址外城东门就近在眼前。然考古队为了保护遗址，给外城东门发掘过的地方苫上了草垫，但城门的轮廓清晰可见。

    从外往里走，首先经过的是呈“U”形的外瓮城。屈凤鸣指着南北向长墙外侧和门道入口处的两个坑告诉记者，在这两个地方各发现了24个人头骨，经初步鉴定，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斫痕迹，个别枕骨和下颌部位有灼烧迹象，大概是建城时进行祭祀活动所为。

    进入门道，只见南北两侧各有一个长方形夯土墩台，夯台外围包砌一周石墙，墙体上发现一些排列有序的孔洞，其内见圆形朽木痕迹，这些朽木嵌入石墙内部，周围敷以草拌泥加固。墩台朝向门道一侧的主墙上分别砌筑出3道平行分布的南北向短墙，隔出4间似为“门塾”的空间，南北各2间，完全对称，个别门塾还有灶址。

    穿过门道后，南墩台西北角接缝继续修筑石墙，向西砌筑一段后北折，形成门址内侧的曲尺形瓮城结构。

    据屈凤鸣主任介绍，在此段石墙墙根处，发现了壁画残块100余块，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出几何形图案，最大的一块约30厘米见方。这是龙山时期遗址中发现壁画数量最多的一次。

    一座建于4000多年前的城门，结构竟如此复杂、筑建技术竟如此先进，难怪它在被考古工作者成功“打开”之后，走进城门的考古专家都感到强烈的震撼，惊呼这是后世中国城门的“老祖宗”，是华夏第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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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峁城址平面示意图

3、皇城台

    从外城东门入城后走不久，越过一道石城墙，我们就进入内城。远远望去，内城中有一座四面包砌护坡石墙的台城，它是整个石峁古城最早的建筑，当地群众称之为皇城台。一听到这个名字，记者就疑惑，先民们是不是原本称此为“黄城台”——黄帝城之台？

    皇城台大致呈方形，石墙转角处为圆形，护墙自下而上斜收趋势明显，在垂直方向上具有层阶结构。据当地村民讲，上世纪70年代前，皇城台东北侧还可见七级石墙，又经过几十年的风雨侵蚀，加之当地人为毁坏，现在只可见到三至五级结构。

    来到皇城台的东北角，记者看到一段约200米长的保存完好的墙体，即使现在的石头墙，也很难构筑得墙面如此平整。无法想象，先民们如何能用笨拙的石头工具，完成这浩大而细致的工程。

    皇城台东边不远处有一条沟，被当地村民称为地牢壕。一位村民说，听老辈人讲，这里曾有个地洞，可能就是地牢口，但上世纪六十年代搞农田基建时被埋住了。

    皇城台对面还有个欢喜梁，欢喜梁半山坡上也有石洞，据说和地牢相通。大概是打入地牢的战俘或罪人，摆脱了地牢里毒蛇、蝎子等的纠缠，意外地从这里逃出来，高兴不已，所以叫欢喜梁。虽然当时还没有用以记载的文字，但4000多年来，“皇城台”、“地牢壕”、“欢喜梁”这些地名，通过一代代人的口口相传，为我们追溯这座古城里的原始场景提供了可怜的文字线索。

    登上皇城台的最高处，我不由得浮想联翩，仿佛回到了4000多年前：城外植被茂密，城里欢乐祥和，成千上万的先民们披着兽皮，过着男耕（猎）女织、载歌载舞的生活。

4、玉“招牌”

    因为此前看到过“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的历史记载，更听说有大量石峁玉器流失海内外，所以，离开皇城台时，我下意识地低下头，想在那一堵堵石墙边找到一两块玉，然而，我发现的只是一些破碎的陶片。

    石峁村党支部书记王邦忠告诉记者：“上世纪50、60年代，村民们经常能在遗址上捡到玉器。就是到了70年代，村里人也不把捡到的玉片当回事，三五元就卖了。1976年，省上来了个名叫戴应新的考古人员，收集走了很多玉器。”

    据记者了解，戴应新当时在石峁征集了126件玉器，形制多样，玉质温润，现都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其中有一个玉人头像，是石峁遗址中发现的唯一一个以人为雕刻对象的玉器。然而，这些精美的玉器，还只是当时被人挑拣后剩余的一部分而已。

    从上世纪20、30年代开始，外国人就在当地农民手里收购石峁玉器，目前有很多藏在欧美、日本的一些博物馆、美术馆中。据不完全统计，近一个世纪间，流失到海内外的石峁玉器多达4000余件！

    正因为这里“出产”了大量玉器，石峁遗址早已名声在外。去年，考古队又在石墙里发掘出6件完整的玉器，从而证明了玉器确实在这里存在，为流散世界各地的大量石峁玉器正了名。

    2011年12月和2012年7月，神木县先后两次举办石峁玉器研讨会。专家们认为，石峁玉器不但量大，而且质好；不但综合了史前东南西北各文化期的制玉特点，而且独创了自己的器形和工艺。而在石峁周边200公里内并不产玉，说明这些玉料、玉器全是来源于周边小部落的进贡，进而也说明当时石峁的统治政权绝对不是一般的政权。这让人不由得要把石峁古城和黄帝联系起来。

5、梦在圆

    “2009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发现在秃尾河下游薛家会的山峁上，有三座与石峁同时期的原始古城，贺家川一带也有两座。石峁古城可能就是由古国、方国向帝国过度阶段形成的，是原始古城群落里的都城。由此看来，有关专家说她是黄帝部族的居邑并非臆断，说不定黄帝就生活在这一带。”神木县文体局局长项世荣说。

    确实，这个史前最大城址中，还储藏着太多太多的秘密，目前发现的只是冰山一角。正如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所说：“这个遗址的价值，不一定我们今天就能全部认识。考古不是三年五年就可结束，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才能完成。”

    对遗址考古发掘的同时，保护工作更是刻不容缓。在有关部门的一份报告中，记者看到，石峁遗址现在面临着严重的安全隐患，一方面是冰霜雨雪对石墙和夯土的浸害；另一方面来自盗掘者的觊觎。专家们建议，一定要将保护放在首要位置！应尽快制定遗址长期的考古规划，像殷墟、二里头等重要遗址一样建立长期的工作站，要有三年规划，十年设想，百年谋略。

    对此，项世荣说，神木县已经专门成立了一个文管所管护石峁遗址，还将马上启动石峁的文物保护规划，做到边发掘，边保护，边展示。下一步，计划将石峁和附近的西北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镇高家堡共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并力争用三至五年的时间，将此打造成4A或5A级景区。

    陕西省文物局局长赵荣也表示，陕西文物部门将尽快制定石峁遗址长期的考古规划，将石峁遗址的发掘纳入当地文化建设的体系之中，通过对该遗址的发掘、保护、展示，促进当地文化、经济的协调发展。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助理、石峁遗址考古队领队孙周勇说：“本周，我们又将进驻石峁展开新的发掘工作，这次发掘依然会从外城东门开始。”

    拂去历史的尘埃，会有更多的惊喜从石峁向我们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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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员在清理古城址中集中发现的人头骨

48个人头骨

此次考古发掘，首次考古发现7件玉器，其中完整的6件，主要是玉铲、玉璜等，最长的玉铲有18厘米长。

不过，这些玉器出土的地点都十分奇特——在城墙里。石峁考古队队员邵晶此前听当地老乡讲，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大批玉器流散出来，出土的地点是就石头墙里面。“我们当时还有些怀疑。后来发掘证实老乡说的是对的，我们这些玉器出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倾斜的石墙里面，第二种就是在倒塌的石墙堆积里面。”

考古队认为，这也为流散在海内外的石峁玉器找到了确切的时代依据和文化背景，证实其有4000年历史。

考古中另一个出乎意料的发现，是遗址下层地面下出土了48个人头骨——考古队找到了集中埋置人头骨的遗迹两处。

这两处人头骨摆放方式似有一定规律，但没有明显的挖坑放置迹象，每处各有24个头骨。

经初步鉴定，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斫痕迹，个别还有灼烧迹象。考古人员推测：这些头骨可能用于4300年前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或祭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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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铲出土

陕西神木发现我国史前最大城址，史书中尚未找到针对性的文字记载。

因发掘工作浩大，可能耗时十数年或数十年。

这座硕大无比的史前古城正在改写中国上古史及中华文明的起源。

神木县位于黄河中游、长城沿线；境内丘陵密布，沟壑纵横；草滩绵延，沙梁翻滚；是一块荒凉贫瘠的土地，历史上多次发生过战争，狼烟四起，只有饥民逃荒，不见富户荣归故里。

因此，尽管它是陕西省最大的县，总面积7706平方公里，但却人烟稀少。

直到二十多年前勘探人员在这里找到了世界级的“神府-东胜”煤田，滚滚煤海才让神木人过上了富裕生活。

要说这里有一座我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古城，似乎像是一个笑话。

不过，若是你来到黄河支流秃尾河及其支流洞川沟交汇处的山梁顶部实地，看到已经清理发掘出的一个面朝东方、居高临下、位置险要、占地2500平方米的城门遗址，大概就要扭转看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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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残片

2011年由省、市、县三家文博机构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石峁遗址进行了区域系统调查，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石砌城址。

201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正式对石峁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及复查，并确认了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组成。

内城墙体残长2千米，面积约235万平方米；外城墙体残长2.84千米，面积约420万平方米。其规模远大于年代相近的浙江良渚遗址（300多万平方米）和山西陶寺遗址（270万平方米），是目前所知我国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晚期城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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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阳湾出土的三足瓮

　　陕北发现新石器遗存 史前中国最大"城市"在神木

　　神木石峁遗址发现我国史前最大城址

    为何玉器镶嵌在城墙内，考古学者目前还无法确定。

　　从2011年开始的考古发掘，已经证明建于4000多年前的神木石峁遗址，是史前中国面积第一大的城市。在这400多万平方米的城址之内，考古队员从城墙的墙体内发现了完整的玉器和石雕人面像，在城门附近发现两处埋置人头骨的遗迹，在内城部分出土了一些龙山中期至夏时期的典型陶器……用北京大学专家的话说，这是改变中国文化格局的发现，而用石峁遗址考古队队长孙周勇的话讲，目前的发现仅仅是冰山一角，好戏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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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家洼出土敛口甗

镶嵌玉器的城墙

　　对于石峁遗址的调查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外国人首先来到这里并收集了大量的玉器，这也导致了如今在世界多家博物馆里都能看到石峁的玉器。

　　此后若干年间，这里不断有文物流出，而在上世纪70年代，考古学者又在这里征集到了127件大型玉器。

　　“但这些玉器都不是考古发掘出来的，究竟属不属于这里，还不好说。”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王炜林强调。

　　上世纪80年代考古专家曾对这里进行发掘，但没有发现玉器，直到这次发掘才第一次发现玉器，用王炜林的话讲，这次终于给流散于世界各地的石峁玉器找到了家。

　　有趣的是在当地一直流传着玉器镶在墙体内的说法，开始考古学家也难以置信，直到这次在墙体缝隙处发现了玉器，才证实了说法非虚。但究竟为什么要把玉器镶在墙体内，孙周勇表示现在也无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