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稿阅读] 百家讲坛 《水浒传》—各路名家评说 百家讲坛, 水浒传, 师范大学, 中国古代,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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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上梁山人物评析-段启明

　　主讲人简介：

　　段启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生于1939年8月，祖籍辽宁铁岭；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64—1988年任教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8—1992年任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1992年至今，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红楼艺术论》、《西厢论稿》、《中国文学史长编》（元明清卷）、《中国古代小说戏曲述评辑略》等。

　　内容简介：

　　108好汉齐聚梁山，上演了一幕幕官逼民反、劫富济贫、除暴安民的江湖故事。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杀仇人投奔梁山；武松杀嫂、怒杀西门庆、血溅鸳鸯楼被逼上山；晁盖、吴用、阮氏三兄弟劫持生辰纲，主动投奔梁山；杨雄、石秀怒杀潘巧云为谋生存，投奔梁山；花荣、秦明、呼延灼兵败梁山，形势所迫投靠梁山；卢俊义、徐宁因梁山所需被骗上梁山；宋公明怒杀阎婆惜、法场被救，忠心报效朝廷，上山等待招安。他们走上梁山的方式各有不同，均有一段坎坷的经历。作者采取了什么手法来写这108人被逼上梁山的？

　　《水浒传》所写的这108将，要说写的是个什么故事，从表面上看，写的就是强盗的故事，打家劫舍，这事都干，就是强人、绿林好汉，是这样一个故事。但是这里面呢，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故事它是发生在封建社会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更具体地讲，《水浒传》它是发生在北宋末年，因此《水浒传》所写的这个故事，这108将的行为，我们必须把它放在那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来考察。说《水浒传》是农民起义也好、说是流民暴动也好，不管怎么说，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一个人民大众反抗朝廷的这样一个故事。

　　那么作为反抗封建社会、封建统治，究竟应该怎么看呢？就涉及逼上梁山的问题了。一方面作为整个封建社会来讲，它是创造了灿烂文化，但同时它也有很多的、包括一系列的上层建筑，它有很多违反人性的这样一些不合理的东西。因此呢，你是农民也好，你是市民也好，对于这一些不合理的东西，表示抗争、表示反抗，这个是应该歌颂的。这108将，他们都是在自己人生道路上，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走到了水泊梁山的。官逼民反，不得不反。逼上梁山这些问题，通过这些人物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道路走上梁山，得到了充分地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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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大家知道，《水浒传》中的英雄形象，几乎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但是读者们可能很少去分析逼上梁山人物形象，他们上梁山的前因后果，以及类型是不尽相同的，今天呢，我为大家请来了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段启明先生，专门为我们评析《水浒传》中被逼上梁山的人物形象，大家欢迎。

　　那么《水浒传》所写的，比如它写的这一百零八将，要说写的是个什么故事，从表面上看，写的就是强盗的故事，这一百零八将打家劫舍，这事都干，就是强人、绿林好汉，是这样一个故事。但是这里面呢，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故事它是发生在封建社会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更具体地讲，《水浒传》它是发生在北宋末年，因此《水浒传》所写的这个故事，这一百零八将的行为，我们必须把它放在那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来考察。说《水浒传》是农民起义也好、说是流民暴动也好，不管怎么说，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一个人民大众反抗朝廷的这样一个故事。

　　那么作为反抗封建社会、封建统治，究竟应该怎么看呢？就涉及逼上梁山的问题了。一方面作为整个封建社会来讲，它是创造了灿烂文化，但同时它也有很多的、包括一系列的上层建筑，它有很多违反人性的这样一些不合理的东西。因此呢，你是农民也好，你是市民也好，对于这一些不合理的东西，表示抗争、表示反抗，这个是应该歌颂的。这一百零八将，他们都是在自己人生道路上，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走到了水泊梁山的。官逼民反，不得不反。逼上梁山这些问题呢，就是通过这些人物，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道路走上梁山，得到了充分地表现。

　　《水浒传》所写的逼上梁山，我想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一方面，这里的梁山，它有一种宽泛的指向。它不仅仅指一个水泊梁山，可以说是一种泛称，是指的反抗者聚会的那个地方。因为《水浒传》呢，开始就写的一个人物，在写一百零八将以前写的一个人物，是谁呀？是高俅。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的时候，他说为什么写一百零八将先写高俅呢？他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乱自上作”。社会的混乱是由上面开始的，乱来自上边，就是朝廷了，乱自上作。正是因为有高俅这样的人，所以才引起下面的这种反抗。这所谓乱，金圣叹就看出来了，是这样一个意思。既然是乱自上作，这一些人不得不摆脱社会的主流生活到梁山上去落草。那么他是被逼无奈呀，因此我们看《水浒传》里面除了梁山泊以外，其实还写了很多的地方。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很多很多。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逼上梁山，其实也就包括逼上二龙山、逼上桃花山，也包括这些。总之就是一个在乱自上作的前提下，大家没有办法，只有到山寨去聚会在一起来反抗朝廷。但另一方面这个逼上梁山，它也有确指水泊梁山，这样一个具体的指向，它就是指的水泊梁山。因为这个也是《水浒传》告诉我们的，因为到后来那一些，二龙山也好、桃花山也好，等等这些地方，实际上最后都聚会到水泊梁山来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逼上梁山的那个梁山又是确指水泊梁山。就是说反抗的力量、要跟朝廷对抗的这个力量，它还必须有一个聚集在一起的这样一个过程。

　　在《水浒传》里面，它究竟是怎么写逼上梁山的这些人物的命运、他们上梁山的这些经历？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这里呢，我们可以大体分成这么几种情况来分别讨论一下。一种情况呢，大家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林冲的故事，这个豹子头林冲，他上梁山真正是最典型意义的逼上梁山了。明代的一些评点家，包括金圣叹、怀林有些人的评点，说林冲这个人物，用两个字来评价他：一个就是“忍”，一个就是“狠”。金圣叹说这个人简直不得了，太可怕了，“忍”也非常可怕。高俅、高衙内那样的欺负他、那样的那样的侮辱他、那样的坑害他，但是他都可以忍下来，到最后把他弄到草料场，他还是在忍着。他总是想，我将来能够还回到东京去，还怎么样，还能维持这种正常人的生活，忍耐。这个林冲的“忍”实在是惊人。大家可以仔细读读，一步一步地他都忍了下去，只有到最后了，到了火烧草料场以后，他的几个仇人还要来杀他，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这时候林冲才起来了，而这一起来，就不得了，就“狠”。杀人上山，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他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到了山上也是，一开始也是忍那个王伦，心胸狭隘的王伦，对林冲也是很不客气的。林冲忍，但最后到晁盖他们上梁山了，这个王伦还不接受的时候，林冲“狠”，且把王伦杀了。所以这是一种类型，就是说确实是被逼无奈走上梁山的。其实这种除了林冲以外，其他有些人也有这样的一种意义。

　　比如武松，其实也有这样的意思。当然武松首先是上二龙山了，因为武松即使到了杀嫂以后、杀了西门庆以后，大家注意，他很重要的一个动作，是他去自首，自己去了。所以在他的观念里面，朝廷法律还是主要的。所以这种人还是很多，在《水浒传》里这是一种类型。第二种类型呢，就是属于是自己主动地选择要上梁山的。跟林冲他们是截然不同，这种类型的上梁山的，最主要的、最突出的就是晁盖、吴用和三阮，阮小二、阮小五，就是他们这些人。因为他们劫了生辰纲，取得了这一大笔不义之财，而且已经被官府知道了，他们怎么办，他们只有选择到梁山。那么这些人物里面，这种类型走上梁山的人物还很多，包括黑旋风李逵，他也是主动上梁山的。他上梁山，他是要跟着宋江，跟着他最崇拜的宋公明上梁山，确实有这么一类。一百零八将里有很多这样的类型，他们自己主动要上梁山来。第三种类型，那是属于一些在江湖上能够求生、能够生存下去的这样一些人。比如他自己有什么事儿，犯了什么事儿，怎么办呢？只有到梁山。

       在江湖上为了能够求生存而走上梁山的。大家注意《水浒传》很重要的一回就是第四十回，白龙庙劫法场救了宋江以后，聚会了那么一大批人。这一大批人里面，有很多就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只有上梁山了。特别是有一些包括，比如说他犯了法，比如像杨雄、石秀，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人物。他们杀了人了，怎么办呢？杀人了，那么也就只有到梁山去生存。还有，比如说有一些孙立、孙新、顾大嫂，他们是为了解救解珍、解宝，解救他们的亲戚，怎么办呢？自己的力量又不够，只有求助梁山的力量，也得上梁山去。就是说有一些是属于自己的处境、自己的求生必要走上梁山的，这也是一种类型。第四种类型，我觉得梁山里边有很多人，是属于这种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上梁山的人。这个类型主要是指原来是朝廷的将领，他们本来是去攻打梁山的，但是最后反而在梁山落草了。

      这一部分人在《水浒传》四十回以后，写得是很多的。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花荣、黄信、秦明、呼延灼，这一些人，本来是朝廷的将领，后来成了梁山好汉了，这又是一部分。那么这一部分人上梁山很值得我们思考。这里边特别注意，它都能够告诉我们一个前提，就是这个朝廷的昏暗、官府的腐败，它有这样一个背景在里边。花荣那也是跟那个知府之间的矛盾造成的。所以这是一个前提，所以这些人本来是朝廷的人，但是他们后来投降到了梁山，归附到了水泊梁山，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点呢，当然他们确实是败兵之将，跟梁山较量了一番他们都打败了，没办法。败兵之将，那当然只有归附了，所以这些人归顺了梁山。还有一点这里应注意的，就是宋江的那种道义上的魅力吧，对吧。大家看宋公明捉到谁以后，他就亲解其绑，赶紧下跪磕头，那种所谓义，这个也是道义上的一种感染。所以，这几个原因，造成了很多朝廷的大将，最后都成了水浒英雄。

　　那么第五种很有意思的，所谓的被赚上梁山的，就是把他哄骗上来的。大家看《水浒传》里有那么几回，你比如五十六回，“汤隆赚徐宁上山”，把徐宁赚上山。六十一回“吴用智赚玉麒麟”。还有，比如说六十四回“呼延灼月夜赚关胜”。所以看来确实是有这么几个人是被赚上梁山的。这个“赚”，就是把他哄骗上梁山来。这个在梁山的一百零八将里面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本来没有任何原因，他也没想投梁山，他也没有跟梁山打仗。打败了归附梁山？没有，而是梁山需要他。所以就想法把他骗上山来。比如最典型的像徐宁、金枪手徐宁，徐宁自己当然没有上梁山的这种要求了，他也没有奉命来打梁山。但是因为那个呼延灼搞连环马，梁山泊没办法，那么只有徐宁会使勾连枪，勾连枪来破呼延灼。怎么办？就把他给骗上来，梁山事业需要他。这就把徐宁赚上山来了。还有那个玉麒麟卢俊义也是，他们听说卢俊义这个人非常有名，是北京最有名的人物，武艺又高强，就想把他赚到梁山上来。所以就派吴用下去赚他，给他算卦。然后做了种种巧妙的安排，最后把卢俊义弄到山上来了。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他上梁山就是为了等待招安的。这里当然最重要、最典型的就是宋江了。那么宋江这个人，他既是一个江湖义士，你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义士。那大家一听到山东“及时雨”那简直不得了，这是很有名的。但另一方面呢，他又是胸怀忠义的一个吏，他是这么一个人物。所以他是矛盾的，他既是梁山泊上的一个领袖，这一点谁也否认不了。因为梁山泊上确实四十回以后，宋江到了梁山以后，梁山的事业才发展起来的。攻城略地，三打祝家庄等等，这些都是宋江指挥的，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义军领袖。但是同时呢，他又把这一支很强大的反抗的队伍，又引领着这支队伍归顺朝廷，最后全部地毁灭。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么就是当时的社会。李卓吾、李贽，在他写《忠义水浒传》的序里边他就讲，他说当时宋朝《水浒传》写这个故事，那是一个冠履倒施的时代，就是帽子和鞋都搞颠倒了，是一个大贤处下、不肖处上的时代，贤就是好人，处在低下的地位。那种不肖的人、那种奸臣，像高俅这样的人，他们却处上。它是一个颠倒了的社会。所以这些人，他们就不能够接受这种违反常情，违背常情的这样一个现实，所以他们就造反。各种不同的渠道、通过不同的道路，走上梁山。所以他写的这个上梁山的形式越多，途径越多，它所反映的普遍性就越强。

　　那么《水浒传》它是怎么写的？它用些什么样的艺术手法？用一些什么样的创作手段来写不同类型的逼上梁山？因为《水浒传》它毕竟是一部小说，文学它就必然有它的审美的追求。一种手法呢，它就是用写一个人物本传的手法来写他上梁山，本传，就是写他的一个传。他上梁山是他这个传当中的一个环节，是用这种形式来写的。比如说林冲的例子，那十回都是写的林冲的故事。那么实际上就构成了林冲的一个传。写武松也是这样的，把武松也写成了一个武松的传，然后他上二龙山，那么也就是他这个传里面的一个部分，这种写法。像《水浒传》深受司马迁所开创的这种记传体的影响，一个一个的传记。所以在这里边逼上梁山，就纳入了《水浒传》以传记手法写作的这样一个框架之内。

　　另一种写法大家看，很有意思。是由一个人物串联了若干人物上梁山。很多人物走上梁山，他是和某一个主要人物的经历、命运联系在一起。我给它起的名字，这是一种牵引的写法。由这一个主要的人物牵引出若干人物走上梁山，比如这主要的就是写宋江。宋江上梁山以前，大家看他的故事里面，它这个故事发展过程当中，宋江本人故事的发展过程当中，不断地牵引出很多英雄，由他来推荐、或者是跟着他最后走上梁山的。这个金圣叹多次讲，《水浒传》这个章法不得了，这都是它的这种结构法，写一个宋江的故事，然后就牵引出很多很多的英雄跟着走上梁山。

      这种写法是很高明的。因为老是那样写，写完了林冲、写武松，写完了武松再写花荣，写完花荣再写秦明，这样一个一个写的话，那就不是一部文学作品了。而他能把它组织起来，由宋江的故事，牵引出这样的一些人物，以不同的形式走上梁山。这是写逼上梁山的一个很成功手法。比如说李逵，李逵又见到了杨林，由杨林又引出了杨雄和石秀，这又是一串。是由李逵的故事上梁山的。所以他是采取这样的一种艺术构思来写逼上梁山，写得很有意思。

　　还有一种写法那就是我说的，叫做转变，用一种转变法。怎么转变呢？那就是写那些本来是攻打梁山的人，最后又转变成归顺梁山，成为梁山好汉的这样一些人。这个写法写得也是很有意思的，他明明是来打梁山泊，但是后来他转变成了梁山的人。这种写法里面，它很突出了宋江的那种道义的感召力。这些人对宋江非常敬佩，愿意在他指挥下落草。但是作为一个手法，作为一种艺术手法，我们看这种写法，它会有很多使人出乎意料的，攻打的变成了归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投降，他是一种归附，归附以后成了梁山的好汉。

　　还有一种写法，大家看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它既写一个一个人上梁山，个体的行为，同时也写一些群体的行为。就是这种被逼上梁山、走上梁山，不仅仅是个体行为，它也是群体行为，大家最后归顺了它。大家看《水浒传》里面写到：青风山、饮马川、二龙山、白虎山、少华山、硭砀山，我这不完全统计，这是写了八个山头，成为一个强大的反抗朝廷的力量。所以大家觉得这个《水浒传》里边写逼上梁山，写得是非常地丰富多彩的。

　　我想在听了段先生的一番品读之后，当我们再读《水浒传》的时候，对逼上梁山的人物形象可能更多一些艺术的、多元视觉的分析和理解。好，最后让我们感谢段先生带给我们的精彩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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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侯 会
　　
　　主讲人简介：

　　侯会，1949年3月生，大学本科学历；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导；北京市古代小说研究会副会长。从事小说研究多年，于《文学遗产》、《文艺研究》、《明清小说研究》、台湾《中山大学学报》、日本《小说研究动态》等刊物发表小说论文多篇。撰有专著《水浒源流新证》、《中华文学五千年》、《世界文学五千年》等。

　　内容简介：

　　《水浒传》是作家自己的创作吗？《水浒传》在成书过程中依据了哪些现实素材？《水浒传》和史实中的宋江起义有无联系？从历史上宋江36人太行山起义到梁山泊大规模的水上军事对抗，难道是作家的虚构？民间流传的水浒故事成型于何时？《大宋宣和遗事》和元杂剧水浒戏对《水浒传》的贡献在哪里？《水浒传》中为何会出现地理位置混乱现象？历史上的宋江起义活动于太行山脉与水不曾有任何联系，那么《水浒传》中的“水”从何而来？洞庭湖钟相、杨幺大起义给了水浒作者以什么启发？《水浒传》的描写接近钟相、杨幺大起义而远离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其依据是什么？其中哪些因素被作者吸收进了小说？

　　《水浒》成书过程漫长，由北宋末年至元末明初（甚至明中叶），长达二三百年（或四百年）。无数作者参与了“水浒”故事的创作，施耐庵、罗贯中是其写定者。小说既有历史根据，也有民间传说成分，写定者的创作之劳更是功不可没。据《东都事略》《三朝北盟会编》《宋史》等文献记载，宋江三十六人于北宋宣和年间起义，活动于河北、山东、苏北一带，后为张叔夜逼降，改编成官军，参加了征讨方腊的战役。宋江起义的传说在民间流传情况：南宋罗烨《醉翁谈录》中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石头孙立》等说话篇目；南宋画家龚开撰有《宋江三十六人赞》；元初话本《大宋宣和遗事》中载有“水浒”故事；元末明初人施耐庵、罗贯中将相对粗糙的原始传说及早期作品进行整合、再创作。由于他们的参与，才使一部民间作品升格为不朽的文学巨著。施、罗的写定之功是不容低估的。（还有学者认为，《水浒》最后写定时间为明嘉靖年间，出于无名作者之手。）

　　历史上的“宋江三十六人”与小说中的宋江义军差距很大，我认为《水浒》一书的素材不仅来自历史上的宋江起义，还吸收了其他农民起义史料，其中包括南宋初年的洞庭湖钟相、杨幺起义史料。《水浒传》一书是以北宋末年宋江起义传说为框架，吸收了大量农民战争、民族战争素材，三百年间经无数市井民众、民间艺人、下层文人的传诵、创写，最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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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侯会先生，大家欢迎。《水浒传》是怎样写成的？学界有这样一个看法，《水浒传》的写作过程很漫长，如果从北宋末年算起到元末明初，甚至还有一个说法是到了明中叶，那么这个过程长达了二三百年，甚至四百年之久。而且呢，说是有无数的作者参与了《水浒传》故事的创作，施耐庵和罗贯中，只不过是写定者，那么这些纷繁复杂的历史根据和妙趣横生的民间传说，是如何演变创作成书的呢？下面我们欢迎侯会先生为我们主讲《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大家欢迎。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这几部书有的学者称之为累积型的作品，世代累积型的作品。当然这样说并没有得到所有作家、学者的肯定了。我觉得呢，它前边应该有一个作家群，进行了关于《水浒传》故事的前期的创作，提供了《水浒传》故事的一个大致的框架，提供了大量的、初级的水浒故事，最后施耐庵罗贯中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加工、再创作，完成这部大书。

　　研究它的创作过程我觉得很有意思，里边有很多谜。那么最大的一个谜，就是历史上的宋江起义，三十六人一支小部队，是怎么发展成小说中千军万马、大规模的、史诗式的农民起义。我们研究这种变化呢，我想从宋江起义的历史说起。宋江历史上实有其人，有很多史书、文人笔记里头都记录了关于宋江的一些事迹。但是都是零星的、零散的、不成系统的。我们这儿介绍几条，《宋史》不是最早的资料，我们提几条最早的，比如南宋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叫王偁，王偁作《东都事略》，《东都事略》里头他提到“宋江寇京东”。京东就是山东，当时有一个人退休官员叫侯蒙，给皇帝上书提建议，说了这样几句话：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他所提到的宋江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河朔是河北，京东是山东。又提到这支小部队战斗力非常强，“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几万官军对付不了他。因此，可以断定“其材必过人”，宋江肯定才能很高，超过常人。所以他给皇帝提了个建议，不如赦免宋江造反的罪过，招降过来，改变成官军让他去攻打方腊。因为北宋末年，方腊起义声势浩大，上百万人参加，震动朝野。这样可以平息东南之乱，就是方腊起义，这只是一个建议。至于后来是不是这样发展，历史上没有明文记录。

　　此外，再举一条也是《东都事略》，《东都事略》提到有一个人叫张叔夜，他在海州做知州。海州是哪儿呢？就是现在江苏的连云港。他叙述，他说宋江带着部队打到海州，在海边劫掠了十几条海船，准备从海上逃走。那么，张叔夜作为一州的长官，召集了一千多敢死的战士，设下了埋伏，派了一支小部队，摇旗擂鼓，引诱宋江。那么宋江进入埋伏圈以后，一声令下，先把他的海船都点火烧了，断了他的退路。那么宋江一看伏兵四起，没有出路了，这回就投降了。投降以后呢，大概确实是参加了征方腊之役。因为还有一些史料，比如《皇宋十朝纲要》里边提到，宋江因为镇压方腊起义，在童贯的率领之下，跟着另一个官军军官叫辛惺忪，两个人一同杀入方腊的上苑洞，杀到洞里头俘虏了方腊手下的宰相，其他的所谓的伪官吧，有这么点记录。但是这些记录数量极少，而且非常粗略，大致上勾勒出宋江起义的一个大概的情况。

　　那么这儿我觉得有三点应该强调：一个就是说宋江人数非常少，大约只有三十六人；再有一个，宋江采取的可以说是一种游击战术，打了就跑。这样官军就很不好对付，所谓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此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没有任何一条史料证明宋江曾经在山东梁山泊安营扎寨。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也就是说，实际上宋江起义跟水没有什么关系。从宣和年间到《水浒传》成书的元末明初，大约是250年的时间。那么这个期间我们设想关于宋江起义的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实际上等于很多人、一些民间的作者，参加了水浒故事的创作。那么这些人恐怕有一些田夫野老，有一些市井的艺人，有一些戏剧作家等等。那么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水浒故事有一些民间传说，有一些就是画本。过去宋元时期有一种艺术叫说话，实际上就是今天咱们说的说评书，但是这些民间作品大部分都自生自灭。留下来的、能在文献上留下痕迹的非常少。我想打个比方，比如说冰山，这个冰山上面露出一角，90％都在水面下，那么水浒的民间传说大概90％都已经淹没无闻了，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那个冰山的一个尖。那么，这样的信息呢，我们也可以举几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南宋的时候有一个文人叫罗烨，他写了一部书叫《醉翁谈录》，薄薄的一小册，但是这本薄薄的笔记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是专门谈说话艺术的。所以研究小说的人认为这是非常宝贵的资料，那么它这个作品当中提到了很多的画本的名目，这些画本故事没能传下来，但是它的名称传下来了。其中我们就发现这样几个篇目，比如说有一篇叫做《青面兽》，这个我们非常熟悉，可能是写杨志的。还有一篇叫《花和尚》，这个是写鲁智深的。还有一篇叫《武行者》，这可能是写武松的。还有一篇叫《石头孙立》，这个是不是就是《水浒传》当中的孙立，也很难说。还有一篇叫《徐荆落草》，这个徐荆在水浒当中也出现过，不起眼，是个官军军官。总之吧，通过这个《醉翁谈录》的记录。我们知道早期的水浒故事大概都是一些短篇故事，是英雄的个人传记，还没能够连缀成长篇，这是一个例子。

　　再举一条，南宋一个画家叫龚开。他对民间讲述水浒故事非常感兴趣，他又是画家，非常钦佩宋江这个人。于是他就给三十六位好汉，每个人画了一幅像，每个人题了一首诗赞，同时写了一篇序，就是《宋江三十六人赞》。那么，这篇序，还有三十六首诗，都保留在南宋有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叫邹密，邹密他有一部笔记，叫《皈心杂志》都保留在这里头。那么他就提到，他说当时宋江故事见于街谈巷议，就是老百姓私下传得很广。不但老百姓爱听，士大夫也爱听。当时有一个皇家的画师、宫廷画师叫李嵩，曾经给三十六人画过像，那么龚开又画了一次。他给每个人题的诗赞都是四言体，每人四言四句。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浪子燕青，是这么四句，他说“平汤巷陌，其知乳名，太行春色，有一丈青”。那么我们想，是不是在早期水浒故事里头燕青的绰号是“一丈青”，很有这个可能。再有，比如说船火儿张衡，这个《水浒传》里也有，他是这样题的：他说“太行好汉，三十有六，无此伙儿，其数不足”。我们就注意到，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当中，有两点，一点呢，就是好汉的人数三十六个，还没有发展到后来《水浒传》108将，这是一点。再有一点很有意思，包括它的诗赞和序文里头，一句都没有提梁山泊。相反前后五次提到太行山，那是不是在龚开所听的那一派水浒故事里，宋江传说跟梁山泊还没有挂上钩，宋江的活动区域是太行山，跟水没有关系，还不能称之为水浒故事，这是我们猜测。

　　第三个例子，我想说说元代初年有个画本，画本小说叫《大宋宣和遗事》，可能喜欢《水浒传》的同志大概都知道，这个是一部讲史画本。讲的是北宋的衰亡史，其中有一段涉及宋江起义，大约有四千字左右。因为这部画本文字非常简略，带有一点提纲的性质，但是里头内容很丰富。包括“杨志卖刀”的故事，“智取生辰纲”的故事，“宋江杀阎婆惜”的故事，“九天玄女授天书”的故事，包括受招安、征方腊，整个的次序跟今天《水浒传》小说里边的次序都是一样的，这可以说搭起了水浒故事的一个框架，说明至少到了元初，水浒故事基本成型了。

　　我们也注意到，在《大宋宣和遗事》当中，有一张好汉名单，人数仍旧是三十六，仍旧没有发展到一百零八。再有一个，它第一次提到了梁山泊，我们说宋江的史料里没有梁山泊，龚开的《三十六人赞》也没有提到梁山泊。那么在这儿，在《大宋宣和遗事》里第一次提到梁山泊。但是它把梁山泊的位置放错了，它一提就是太行山梁山泊，我们知道太行山不在山东，太行山在河北和山西的交界，南北走向的一个山脉。怎么会把这个太行山梁山泊混为一谈。有的学者根据这一点就做了推论，认为水浒故事很可能是在南方流传，至少是《大宋宣和遗事》这一派水浒故事，有可能是在南方流传。因为当时南宋期间，南方是南宋、北边是金，两国对峙，年代很长，几十年、上百年。那么，南方的老百姓，南方的说书人，南方的水浒作者，他对北方的地理形势不了解，他只听到传闻，说北方太行山是个好汉出没的地方，梁山泊也是个好汉出没的地方，于是他就把它捏合在一块儿混为一谈，我比较同意这个观点。《水浒传》大概主要应该是在南方流传，因为我们看两个作者，一个是施耐庵，是钱塘人、杭州人，罗贯中虽然祖籍大概是北方，但是主要的活动区域也是钱塘。包括小说当中写到南方的时候，作者那个热情非常高，写到杭州很多的诗词，写到北方好像没什么热情。尤其梁山泊是黄河的泄水湖。但是小说里很少提到黄河，找来找去大概一两处。说明他对北方的地理并不是很熟悉，这是第三个例子。

　　第四个例子，想说说元杂剧水浒戏，这应该是北派的水浒故事了。元杂剧起源于北方，那么，元杂剧水浒戏今天我们知道的有几十种，其中有剧本完整保存下来的大概十种左右。确定有作家名称的更少，三四种。其中有一种是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有一种是康进之的《黑旋风负荆》；还有李文尉的《燕青薄鱼》；再有一个是李志远的《还牢陌》，这四本比较确切，是元代的作品。还有几种像《征豹恩》、《黄花玉》、《五虎大劫牢》、《七虎闹同台》、《王矮虎大闹东平府》、《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首先作者就不详，年代也不好断定，有人说可能是元末明初作品。另外还有大量的水浒戏，我们只知道一个名目，剧本失传了。那么在这些水浒戏当中我们发现，以谁为主角的最多呢？李逵，黑旋风，也有跟武松有关的，有个叫《双献功武松大报仇》，还有个叫《折担儿武松打虎》。我想这是不是就是小说里武松打虎的雏形。元杂剧对水浒的贡献我觉得有这么两点：一点就是确立了梁山泊的正确位置；为什么呢？因为元杂剧的作者大部分都是山东人，康进之、高文秀，高文秀就是东平人，梁山泊就在东平，就在高文秀的脚下。他当然不会把这个梁山泊写到太行山去。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第一折，宋江上场有一段开场白，把梁山泊的位置说得非常清楚，念了这么几句：“寨名水浒，泊号梁山。周回巷汊数十条，四方周围八百里，东连海岛，西接咸阳，南通大冶金乡，北跨青齐兖郡。”把这个地理位置说得非常地明确。只有山东人才能有这样精确的地理知识。那么，这段文字整个被《水浒传》的作者抄录到小说第78回的开篇处，这是一点。再一点呢，宋江在开场白中提到梁山好汉有三十六大伙儿、七十二小伙儿。我们想这个大概就是由三十六人转向一百零八人的一个前奏。三十六大伙儿应该有三十六个大头目，七十二小伙儿有七十二个小头目，加起来一百零八人，这个后来就到小说里形成天罡地煞。

　　所以我们说元杂剧对《水浒传》的贡献是确定了一个大的背景，一个是准确的地理位置。再有一个，好汉的数目，头领的数目，都确定了。但是《水浒传》在创作的过程中，从元杂剧吸取的具体故事情节非常少，大概有这么三两处：一个就是康进之的《黑旋风负荆》，到了《水浒传》，咱们翻一翻第七十三回“黑旋风乔捉鬼，梁山泊双献头”。这一段是从元杂剧来的。另外这个武松打虎，因《折担儿武松打虎》那个剧本现在已经失传了。我们想《水浒传》里的武松打虎是不是从那儿来的，这是一个猜测。那么接下来到了元末明初，施耐庵罗贯中两位最后的写定者，把这个流传于民间的、水平参差不齐的、层次比较低的这些原始传说。早期作品加以汇集、整理、加工、创作，才使一部民间的作品升格为一部高水平的文学巨著。没有施耐庵、罗贯中应该说就没有《水浒传》。现在很多学者认为《水浒传》，真正的成书时间应该是明代嘉靖年间，也就是1522年以后，那么这样一看呢，《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大概要长达四百年之久。具体最后写定者姓名我们已经无从考察，但是我觉得不妨碍我们把施耐庵、罗贯中看成是水浒作家群的一个代表。他们代表着《水浒传》创作的一个最高水平，文人阶段的一个最高水平，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那么说到这儿，我们仍旧没有能够破解《水浒传》的成书之谜。刚才我们提到了历史上的宋江三十六人，到了小说发展到千军万马。历史上的宋江呢，是小部队流动作战，到了《水浒传》里头变成大规模的水上军事对抗。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怎么来的？有人这样解释，他说小说创作的最大特点就是虚构。那么，《水浒传》作者完全可以凭借着虚构来完成这部歌颂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我不大同意这个看法，因为我们知道《水浒传》它是最早的长篇章回小说之一。那么小说家呢，尝试着进行这种长篇创作，恐怕他的能力、那种虚构的能力没有这么高明。那么我就这样设想，我说长篇小说的写作，实际上是一只大筐，是个大筐，那么当这个小说家尝试进行长篇小说创作的时候，他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应该说是，上哪儿找这么多的材料来填满这只大筐。而历史上的宋江起义，那一点点材料，我觉得是不足以填充长篇小说的这么一个框架。所以我想如果换了我们，我们会怎么办？我想我们无疑会打破宋江起义历史史实的这个框框，我们到处去找材料。凡是农民起义的材料、民族战争的材料，无论发生在哪朝哪代，无论发生在南方北方，有一句话就是：拣到筐里就是菜。来填满这只大筐，这个是作者所要做的。这个也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普遍的做法，一个普遍的规律。鲁迅曾经这样说，他说他所写的这个小说人物呢，没有具体的模特，没有专门用过一个人，往往是嘴在浙江、脸在上海、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我想《水浒传》也应该是一个拼凑起来的农民起义。而且我们现在通过研究发现，《水浒传》作者确实也是这样做的。我也举几个例子，比如咱们读《水浒传》，读到《水浒传》的第一任的山寨头领是谁？王伦，王伦历史上实有其人，他是北宋庆历年间一次士兵起义的领袖，带领着几百个士兵活动在山东、苏北一带，最后被镇压下去了。他起义的时间早于宋江起义七八十年，那么被作者也拿来充实他这部小说，变成山寨的第一任领袖，这是一个例子。

　　再一个例子，方腊起义的故事也被小说家写入小说，方腊在小说当中除了作为宋江起义的对立面，那么很重要一点，有关方腊的一些史实也被用来描写宋江。比如说小说里写有个童贯，童贯是北宋王朝的枢密史，相当于国防部长。他曾经率领大军镇压宋江起义，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嘛。那么事实上作为国防部长率领大军来攻打宋江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宋江三十六人，杀鸡焉用宰牛刀，那么童贯镇压过谁呢，镇压过方腊。所以他把童贯镇压方腊这段史实挪来写宋江。此外，有一个学者还曾经提到，他说方腊的家乡那个村叫碣村，而水浒小说里头阮氏三雄、晁盖都在石碣村，他认为这是用了方腊的素材。

　　再举，比如一百二十回《水浒传》，也就是《水浒全传》当中插增了征田虎、征王庆，那么学者考证田虎、王庆也都是历史上真实的农民起义领袖。这个都是有据可查的。此外呢，《水浒传》当中有很多梁山好汉都有着历史真人的原形。像杨志、刘唐、张横、解宝、史进、关胜、张顺。张顺这个人实有其人，他是南宋末年抗击蒙古人的一个民间好汉、一个民兵头领，最后也是死在水里，乱箭射死。跟《水浒传》里写的那个张顺死于西湖可以说连细节都是相同的。总之，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看，《水浒传》不愧称之为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它不是哪一次农民起义的忠实记录，它是对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包括宋江起义之前、之后农民起义、民族战争的一个全景式描述。既有历史的真实厚重，又有史诗的壮丽恢弘。

　　那么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决。就是我们说这个“水浒”，“浒”是什么意思？“浒”是水涯的意思、水边的意思，水浒是发生在水边上的英雄造反的故事。那么顾名思义这个故事应该发生在水边，水在这个小说当中应该扮演主角。如果没有水的话，连这个书名都失去意义了。但是历史上的宋江并不曾在水边安营扎寨，甚至于早期某派故事里头只提太行山，不提梁山泊，好像宋江不是“水寇”，而是“山贼”，所以我就想探讨这个问题，《水浒传》里的水是从何而来的？那有人就说了，说梁山泊那儿不是有水嘛，梁山泊有没有农民起义呀？如果有农民起义的话，被小说家吸收来，梁山泊确实有一些民间武装在那儿活动过。但是总的来讲，从历史上考察，都是一些小部队、小规模、小打小闹，没有那样大规模安营扎寨的，没有这样的历史记录。

　　清代的时候，有一个姓曹的官员到山东的寿章去做知县，到了那儿以后，听说梁山泊在附近，非常高兴。兴致勃勃地到那里去旅游观光去了，结果到那儿一看，大失所望。一看梁山就是小山坡，梁山泊一点儿水都没有，完全干了。老百姓喝水得靠打井，无一泉一溪，无险可守。也就是说，梁山泊这个地儿，实际上不适于军队大规模驻扎、建起水寨抗击官军，不适合。那么我想，《水浒传》的作者对绿林题材非常感兴趣，我们还应该到农民起义的历史当中去寻找这样一次水泊聚义的模式。我就想有没有这样一次农民起义？首先它规模应该非常大，参加的人数几万人，十几万人；再有，它给朝廷造成了很大的威胁；那么最重要的一条，我想这次起义应该是借助一个大湖大泽、大的水面建筑山水寨来抗击官军。那么朝廷为了镇压这些起义军，应该是投入大量的部队或者剿抚并举，使用招安的手段，最后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了。那么，农民起义军被改变成官军，或者是抵御外寇，或者镇压其他农民起义军，有没有这样一次农民起义？如果有，可以作为《水浒传》故事的一个原形。后来我们就考察农民起义的历史，还真的发现有这么一次农民起义，就是南宋初年的洞庭湖钟相、杨幺大起义。那么这次起义呢，兴起于南宋初年的建炎年间，前后长达五六年之久，给南宋王朝带来沉重打击。因此呢，在官私史书、文人笔记、民间传闻都留下大量的文字记载和口头传说。尤其我觉得应该注意的，就是说这次起义离宋江起义非常近，宋江起义大概失败的时候是宣和三年，1122年，而洞庭起义开始的那年是1130年，前后相差八年。历史上八年就是一瞬之间，我们可以说宋江起义和洞庭湖起义它们的民间传说是混在一块儿在民间流传的，很容易相互借鉴。

　　那么下边呢，我想做这么一个工作，就是我们比较一下：一个是历史上的宋江起义；一个是小说里描写的宋江起义；一个是洞庭湖起义。我们把三种资料放在一块儿来比一比，看看小说里的描写是更接近历史上的宋江呢？还是更接近洞庭湖是钟相、杨幺。第一方面，我想先从地理环境上来说。先说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它的战斗区域是河北、山东、苏北，主要是流动作战，根本没到过梁山泊，更没有在梁山泊聚水结寨的这种记录。总之一句话，跟水没有关系，这是历史上的宋江。那么小说里的宋江就不同，凭借八百里梁山泊，建筑山水寨抵御官军，水在水浒故事里头是重要角色了。再看洞庭起义，洞庭湖真正是八百里洞庭湖，周长八九百里，港汊纵横、地形复杂，有山有水，有君山，杨幺的大寨建在君山，杨幺建的水寨，最多的时候，全盛时期七十多座，抵御官军。所以我们翻遍农民战争史发现，凭借大湖大泽建水寨抵御官军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洞庭湖是惟一的一次。这是从地理环境来看，小说更接近洞庭湖，远离历史上的宋江。

　　从起义的规模上来看，历史上的宋江队伍只有三十六人，即便后来有所发展，也就是几百人。我们看它虽然战斗力很强，但是后来张叔夜以一州一县之兵就把他给打败了，说明战斗力还是有限的。到了《水浒传》，宋江的义军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一开始三五百人，后来发展为几千人。如果你仔细读读那个小说，小说写得真是精致极了。它这个发展有个过程，哪一次的战争，调动多少部队，它是不断壮大的一个过程，写得清清楚楚。到了最后，接受招安的时候，号称是梁山泊十万之众、十万人。

　　再来看洞庭湖，洞庭湖上关于钟相、杨幺起义的人数文献记载不同，也是起义发展历史时期不同吧。有的记载说是两万人，《宋汇要辑稿》里头提到两万人。那个《皇宋十朝纲要》里头提到十万人，这跟梁山就非常接近了。也有说十几万人，甚至最多的说四十万人。我想这个四十万人里是不是带着家眷老小。因为那个农民起义不是正规部队，拉家带口，为逃避战争的威胁，四十万人，我想也有这种可能。那么最准确的一种资料，应该是岳飞的孙子岳珂他编了一部书《金佗粹编》，它里边提到是“有众八万、号十万”。就是说起义军真正能打仗的精锐部队八万人，号称十万，兵不厌诈，对外号称壮大声势，号称十万，这个和《水浒传》的数目都是非常接近的。

　　第三方面，从起义成员的籍贯和他们的社会成分、他们的身份，从这个角度来看。先看历史上的宋江，历史上的宋江呢，带有一种地域色彩，山东、河北嘛。我想他们虽然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我们猜想三十六人，大概大部分都是山东、河北人，这个比较简单。具体的社会成分应该是以农民或者是士兵，因为我看这支小部队战斗力很强，很可能有一些士兵，这是历史上的宋江。《水浒传》小说里的起义军从籍贯上来讲，是来自五湖四海。我们喜欢《水浒传》的同志都知道，既有北方的好汉，也有南方的英雄，体现的就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因为梁山就是个小社会呀，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养马的也需要、打铁的也需要、造船的也需要。所以它形成这样一种五行八作的社会成分。这个就跟历史上的宋江大为不同了，那三十六人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它就不需要这些。

　　再来看洞庭湖，洞庭湖虽然是一次地域性的起义，围绕着洞庭湖，但是它的队伍籍贯体现的是五湖四海。为什么呢？洞庭湖起义是在南宋初年，当时正是天下大乱，金人打进了东京以后，北方的很多衣冠之族纷纷逃到南方，北方北宋的部队打败了仗，溃散，流落到南方。再看它的社会人员的组成：我们说洞庭起义的士兵主要是农民和渔民。他们采取了这样的战略，叫做水战陆耕，在水里头打仗，种庄稼的时候到陆上来种，抢收完了以后，把粮食装上船，然后又到水中逃避官军的讨伐。所以有人说这个是洞庭湖起义创建的一个战略，水战陆耕，一边打仗一边耕田。此外呢，洞庭起义军的头目大多数是乡村好汉，市井豪强，这个跟水浒也非常相似。此外也有一些地方豪强，你像钟相，实际上就是一个豪绅，那个身份和晁盖非常相近。我们总有一个疑问，《水浒传》既然是文学的虚构，为什么在宋江前边要安排一个晁盖，以前我不明白这个问题。晁盖文涛武略都不如宋江，而且早早就死了。但是宋江对晁盖恭敬有加、言听计从。晁盖死了以后在山寨里头还要竖一个晁盖的牌位，一直到最后受招安以后，才把这个牌位烧了。为什么晁盖会有这么高的威信，我想这应该就是洞庭湖钟相、杨幺的关系在小说中的一个投影。

　　另外，我想说说水战的情况。宋江三十六人陆上作战，跟水没关系，这不必说了。那么小说中呢，宋江是依山傍水建立水寨，小说里多次描写到水战。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可能有的同志看书比较细，应该注意到：它这个水战有个固定的模式，往往是官军跟义军在水面上相遇了，然后水军头领就跳到水里逃走了，留下一条空船。那官军一看，乘胜追击了，最后陷入埋伏圈打败了。好几次水战无一例外，起义军使用都是这种空船计。镇压洞庭湖起义的时候，因为洞庭湖是长江流域的湖泊，所以朝廷调动的是建康府水军正副都统制崔征、吴泉。我们读小说的时候发现高俅打梁山的时候，调了一支水军，也是金陵建康府水军。我觉得这个就不合常理了，洞庭湖是长江流域的嘛，我从建康府长江流域来调水军，这个是合情合理的。你梁山泊是黄河流域的一个湖泊，你怎么会调动长江流域的水军去攻打？从这儿我觉得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就是小说利用了洞庭湖的素材。此外，还有一点，三败高俅，高俅怎么被捉住的？第八十回，高俅使用了一种叫做大海鳅船，这种船实际上历史上叫车船，这就是轮船的前身，不是划桨，船的两边装着车轮，人夫踏动，在水上行走如飞，外边有护板，射箭也不怕，这种船叫车船。而车船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用于战争是在洞庭湖，杨幺的旗舰，这个车船有三十二车，三十二个车轮，长三十丈、高三层，可以装载战士上千人，这个旗舰的名字就叫混江龙，和水浒里李俊的绰号是一致的。所以从这些地方呢，我们都看到水浒是受洞庭湖的影响更多，而远离历史上的宋江。

　　总而言之吧，《水浒传》的具体描写，我有一个看法，就是说《水浒传》这部书是以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作为一个框架，宋江作为一个符号存在，那么具体的内容吸收了大量的农民战争、民族战争史料。那么在创作过程当中，我个人认为洞庭湖起义的史料和传说给《水浒传》作者以极大的启发。因此我认为，深入研究洞庭湖起义的素材，是解开《水浒传》成书之谜的一把钥匙，今天就说到这儿。

　　经侯先生说书式的一番梳理，我想可以使我们脑子中多少浮现出这样一个轮廓，就是《水浒传》是如何由历史的素材、民间的流传，经过罗贯中、施耐庵之手，最后升华为了有艺术创造力的、描写农民战争的、史诗性的艺术作品。好，让我们感谢侯先生带给我们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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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的思想倾向-石昌渝
　　
　　主讲人简介：

　　石昌渝：1940年生于武汉；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历任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务委员；现任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文学遗产》编委、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

　　《水浒传》究竟写的是什么？是英雄好汉的传奇故事？还是盗贼流寇的打家劫舍？有“孝义黑三郎”之称的宋江是强盗头目？还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水浒传》所写的108将难道都是强盗？宋江的思想左右了梁山的发展，也使读者《水浒传》产生了不同的认识，身为梁山首领的宋江究竟在想些什么？建国以来，对《水浒传》思想倾向的认识更是针锋相对。从晁盖劫持生辰纲占据梁山，到宋江举义同官军对抗，再到招安毁灭，梁山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而针对晁盖和宋江的争论也从未停息过。兼备领袖头脑和气魄的宋江率众屡败官军，却为何不想推翻朝廷自己做皇帝？《水浒传》宣扬的是一种什么精神？上梁山前后的宋江其思想究竟有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决定招安的？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招安？

　　过去和现在对《水浒传》的思想倾向究竟有什么不同见解？主要的看法有两个：第一，忠义说。就认为《水浒传》所宣传的，它通过宋江这108人，他们上梁山的经历，以及最后招安，最后这个悲剧性的结局，它通过这个情节表现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有人认为，它表现的是忠义的思想。提出这个忠义说的，最具代表的是明代的李贽，就是李卓吾，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忠义<水浒传>续》，他评《水浒传》抓住了两点：第一点，他认为《水浒传》这部小说是一部发愤之作，为什么是发愤之作呢？他认为作者是身在元代、心在宋代。他因为愤怒当时宋代的灭亡，认为当时的朝廷的那些文武大臣，都不行，他们没有忠义，这个东西是很缺乏的。他是出于这个背景写《水浒传》的，这是他立论的一个根据。第二个根据，他根据小说的故事情节。他认为，宋江是身在梁山，心在朝廷，一心招安，一意报国，他认为是忠义之烈也，忠义里面也是非常突出、非常典型的，这是李卓吾的看法。后来在李贽以后，出现了一个诲盗说。诲盗说认为，这是一部写给强盗看的书，是教人做强盗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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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我为大家请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石昌渝先生，请他为我们主讲《水浒传》的思想倾向，大家欢迎。

　　过去和现在对《水浒传》的思想倾向究竟有什么不同见解？我想呢，这个主要的看法有两个：第一，忠义说。就认为《水浒传》所宣传的，它通过宋江这108人，他们上梁山的经历，以及最后招安，最后这个悲剧性的结局，它通过这个情节表现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有人认为，它表现的是忠义的思想。提出这个忠义说的，最具代表的是明代的李贽，就是李卓吾，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忠义<水浒传>续》，他评《水浒传》抓住了两点：第一点，他认为《水浒传》这部小说是一部发愤之作，为什么是发愤之作呢？他认为作者是身在元代、心在宋代。他因为愤怒当时宋代的灭亡，认为当时的朝廷的那些文武大臣，都不行，他们没有忠义，这个东西是很缺乏的。他是出于这个背景写《水浒传》的，这是他立论的一个根据。第二个根据，他根据小说的故事情节。他认为，宋江是身在梁山，心在朝廷，一心招安，一意报国，他认为是忠义之烈也，忠义里面也是非常突出、非常典型的，这是李卓吾的看法。

　　后来在李贽以后，出现了一个诲盗说。诲盗就是说，这是一部写给强盗看的书，是教人做强盗的书，那么这个观点在崇祯十五年，就是明朝快要亡掉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明朝历史的同志很清楚，那个时候李自成、张献忠，还有全国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当时已经动乱了，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明代的王朝已经是风雨飘摇，快要完蛋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官员，给皇帝写了一个奏本，这个人叫左懋第，他认为《水浒传》是教坏了百姓，强盗学宋江，他举出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有一个叫李青山的强盗，就占据了梁山，当时政府多次围剿，没有把他剿灭下来。而且因为梁山是处在运河的边缘，在中国古代，运河是一个生命线，叫漕运嘛，就是南粮北调，装粮食的船到北方去，是通过运河运上去的，那么梁山就在运河的附近，就把它的经济命脉掐断了，他在题本里面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不禁毁《水浒传》，对于世风的影响是不堪设想的。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马上下令将《水浒传》这部小说全国各地都要收缴，把它的版片要毁掉、烧掉，把书要收起来，那么他就是诲盗说的一个代表。金圣叹也是持这种观点，我们知道金圣叹他评论《水浒传》，他从艺术上对《水浒传》的评价很高，就是《水浒传》描写人物写得很好，叙事的水平很高，文字技巧达到很高的境界。但是，他对《水浒传》的思想，他是否定的。因此他才有把七十回以后砍掉这样一个举措。

　　建国以后呢，五十年代，我们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古典小说的时候，是经过一番讨论的，究竟先出版哪一部小说，最后经过研究和讨论呢，决定先出版《水浒传》，为什么呢？因为《水浒传》是描写农民起义，是歌颂农民起义的。这个观点基本上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我们各种教科书，各种文学史和小说史所持的一个主流的看法、一个普遍的看法。因为它描写了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失败的全过程，它歌颂了这一批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歌颂了他们革命的造反精神，这是建国以后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但是文化大革命当中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文革”当中可能我们有了一点年纪的人还记得很清楚，在“文革”当中曾经有一段叫做评水浒，评水浒当时的观点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就认为《水浒传》宋江所执行的是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他否定了晁盖的革命路线，晁盖和宋江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宋江上山以后就排斥晁盖，而且108人就没有晁盖的名字，没有他的地位。那么这种观点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就成为惟一的官方认可的观点，也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文革”以后，改革开放，对《水浒传》的思想、看法也提出来很多，不过我认为它不管怎么翻新，仍然是摆脱不了历史上两种主要的见解：一个忠义说，一个诲盗说。

　　第二个问题，《水浒传》写的是一伙强盗呢？还是写的农民起义呢？这是有不同看法的，我们知道一部作品写什么、怎么写，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以看出作家的思想，也可以分析出这个作品的倾向。在海外有这么一种观点，就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强盗写给强盗看的书。主要的根据从历史上来看，《水浒传》的故事认为首先是在强盗当中流传。他翻了很多历史书，查了很多史书。就是宋代忠义社在太行山打游击的，这个忠义社当时是抗金，北宋南渡到杭州，在临安建都，北宋就沦陷了，被金朝占领了。当时太行山还在坚持打，太行山的那一部分人马，有一部分就是宋江的部下，这个是确实的，36人，有人上太行山了。在太行山上还有宋江的庙，就是说宋江的余部，历史上的宋江，不是小说，他的一部分人马到了太行山，那么在太行山讲什么故事呢？就讲他们自己的故事，这是一个根据，就是强盗讲给强盗听的。

　　他特别强调包括我们所称颂的武松这些人，他认为宋江也有强盗行迹，强盗干的事情。他渲染，比如说武松杀潘金莲，它宣传那种杀人的残酷，把心肝五脏挖出来，抓出来放在他哥哥的祭桌上面，这个不是一般人做得出来的。然后到他血溅鸳鸯楼，他见人就杀，丫头啊什么，马夫什么，全杀了，他的刀都杀得卷了口，这个你不能不说是强盗。就包括宋江，你抓住了黄文炳抓到了刘安，宋江也是把他绑在将军柱上，也都是挖心的。当然不是宋江挖，是宋江看着挖，那就是宋江他默许了。他就是要杀他，杀人办法，而且杀人要把心脏挖出来炒给宋江吃，这是杀人如麻，他认为这个是强盗的行迹，渲染这些东西，看起来很血淋淋的，血腥得很。潘巧云既使她挑拨了杨雄跟石秀的关系，那罪也不该死啊？也是把她的心挖出来，这些东西，就认为宣传这些东西，这不是一般人，他认为是强盗。

　　那么《水浒传》这108人里面有没有强盗呢，我们大概都很熟悉《水浒传》，应该知道那确实是有，这个强盗还不只一个，一大批。大概我们统计了一下，三分之一是有的吧！这108个，三分之一是有的。有的反驳农民起义说，说你们写农民起义，其中有没有农民？这个108个里面有没有农民？找来找去就是阮小二。阮小二是个渔民吧，因为阮氏三兄弟，三兄弟里面，阮小二是比较老实的，为什么老实？他有老小，他有妻子儿女，他不乱闹。那个阮小五和阮小七是专门赌博的，是一个赌徒，输了钱就想发财。后来就参加劫生辰纲。《水浒传》里面确实写了不少强盗：第一类，是占山为王的强盗。那一大批，比如说，少华山，桃花山，梁山，白虎山，清风山，对影山，黄山门，银马川，硭砀山，枯树山等等，这些都是强盗，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伙人在梁山108人里面确实是，还有相当的一部分人，那怎么看呢？是不是《水浒传》写的都是强盗？我认为不是，为什么？

       我提出这么几点根据：第一，从全书的结构布局来看，这些人不占主流的位置，他们也不是情节的主角。你们读《水浒传》你们注意到没有，你们分析过108人，排座次怎么排的？它很有讲究。占山为王的、开黑店的、打劫的、惯偷这些人基本上不在前36名。第二，作者并没有用欣赏的态度去描写他们如何去杀人，如何去抢劫，没有。他们这些举动，都通过他们的口叙述出来了，旁叙出来了。他没有正面描写，小说正面描写的是什么人呢？是鲁智深、是林冲、是武松、是宋江，是这样一批人。是被逼上梁山的这一批英雄好汉，他们才是梁山的代表人物，才是梁山的主流，也是最后确定梁山路线纲领的这一批人，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他们这些人上了梁山以后，都服从了宋江的纲领，就是服从了宋江的领导，执行了宋江的路线，他们已经再不干过去的那些强盗的勾当。其实应该说这是很真实的，这个里面三教九流什么都有，不是那么纯粹，理论那么清楚，目标那么明确，不是那种情况，都是被逼无奈，亡命江湖，然后组织在一起，有那么一个领袖出来，这个领袖有思想、有理论、有目标，统率这帮人，大概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把晁盖和宋江比较一下，晁盖他们一伙人劫生辰纲以后，站不脚了，官府来追捕他们了，他们迫不得已上了梁山。晁盖他们劫持这个生辰纲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图一世的快活。

      他们七个人抢来了，他们的理论是不义之财、取之有道，这个理论我们现在都不能接受。我们一个法制社会要是这样说的话，不义之财取之有道，我们都可以认定这个财是不义之财。我说它不义之财我就可以抢，那是不行，这个逻辑实际上是强盗的逻辑。智取生辰纲，他们最后奠定了梁山的基础，但是他们的行径还没有完全脱离强盗这个范畴，他们抢了这个钱财以后，七个人瓜分，没有把这个钱去救济穷人，劫富济贫嘛，他没有济贫。上了梁山以后，王伦不容他们，然后林冲火并王伦，就尊晁盖坐了第一把交椅。这时候就在晁盖的领导之下，但是晁盖跟宋江那是差别很大的，晁盖并不具备那种领袖的气魄和头脑，他没有。你看晁盖上山以后，基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躲避官府的追捕。他干什么？还是打家劫舍，你们仔细看一看，他上梁山干什么？他上梁山第一件事情是击败了济州府的官军的征剿，这是打了一仗。第二仗就是劫持、抢劫了一个车队，一个商人的车队，抢了二三十箱金银，四五十匹骡马，他还是干这个事情。你们再看宋江上梁山以后他干什么？他保井安民，只是过往的官员他拦下来，如果发现官员的箱里有金银，对不起。过往客商一律不准抢，在梁山周边几百里范围之内，如果发现有贪官、土豪、恶霸，他毫不留情，去把他干掉，他干这个事情，这跟晁盖完全不同。

        所以说，宋江他上山以后，他的思想、他的理论、他的这一套，他是有目的的，不是强盗，他跟晁盖是有区别的。所以，我觉得以前有个观念，如果晁盖是革命路线，我怎么想也想不通啊，他怎么是革命路线，跟革命根本谈不上，晁盖上了梁山以后，他的行为也谈不上革命，没有这个思想。而宋江他是很明确的，当然，宋江也不能说是革命，我认为农民起义不能叫做社会革命，过去我们对农民起义这个评价我认为是可以商量的，是可以讨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农民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这是一。第二，从事实来看，农民起义它只是改朝换代的工具，并不反对封建制度，只是反对压在头上的那个皇帝，那个政府，然后取而代之。从陈胜吴广一直到洪秀全，我们可以一个个摆出来分析，有哪一个不是想当皇帝的？不就换一个位置嘛！就抢一个座位，并不改变社会制度。既然都不改变这个封建制度，他也不改变，不过就是说人家是要把这个皇帝推掉，他当皇帝。他说我不当皇帝，还是你当，我铲除贪官污吏，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本质上又有什么差别呢？这就是农民起义。而且宋江的思想是很特殊的，这个值得我们玩味。在中国农民起义里边，宋江这样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农民起义几乎没有。我翻了一下中国农民战争史，从陈胜吴广开始一个一个地排下来，找到一个不反皇帝的。正德年间在河北霸州起义的叫做赵鐩，这个人是公开地宣称，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他最后的结局跟宋江一样，甚至比宋江更悲惨。我找来找去找这么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号称为赵疯子。为什么是疯子？你既然要暴动，要起义，那你就要反皇帝。你不反皇帝，你要忠，你就不要起义。这二律悖反。这个人跟宋江很相近，很少这样的人。最后这个赵鐩被正德皇帝抓去以后，把他的皮给剥下来，皮剥下来不说，还把他的皮做成马鞍，做成正德皇帝的马鞍，你虽然不反我，但是你造反。这我们看《水浒传》里面看出来，宋徽宗不管怎么样，你宋江怎么号称忠义，你造了反，十恶不赦，你最后只能是这个下场。

　　所以说，我们看梁山是不是农民起义，关键要看这个领袖。领袖所提出来的他的政治纲领和他的纲领的实践。所以我认为，《水浒传》它是写了一批强盗，但是并没有赞扬强盗，它赞扬的是一批敢于反抗的英雄好汉。我们读《水浒传》，只要读到林冲你就会感到，不起来不行的，他只有到了风雪山神庙，他搬开石头、推开大门，把那几个坏家伙杀掉，才解气。要不这样写，你觉得压抑得很。比如写到鲁智深，他拳打镇关西，那几拳打下去真是痛快。那不打太窝囊，打得好，这才是《水浒传》肯定的东西。它肯定的是被压迫者的一种反抗，假设我们中国人都没有反抗精神了，就压在头上，像林冲，我们开始都认为他太窝囊，一直忍辱负重，想保全他的一个小康的家庭，最后希望也破灭了，保不了了，这样才最后拿起武器进行反抗，《水浒传》它宣扬的是这样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我们深入地讲，你怎么解释这个招安？我觉得有的评论者好像很回避这个招安。有人说《水浒传》是有招安，招安发生在七十回以后，七十回以后的《水浒传》是另外一个《水浒传》，是两个《水浒传》。宋江上梁山排座次之前，那是一个宋江。上梁山主持梁山以后，那是另外一个宋江。就是我们分析一部作品要全面地分析、要系统地分析，不能取其一点，不能把它割裂开来。实际上，宋江上梁山之前，他的思想是忠义思想，上梁山之后这个忠义思想就变成他的路线，就是招安的路线，他是一贯的，不是上梁山以后突然变了，不是这样。我们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宋江杀了阎婆惜以后亡命江湖，当时官府要逮捕他，他就跑了，在江湖亡命。他多次被山头上那些山大王请上山，他都不上山。后来他还是回去了，去探亲，看他父亲，后来他被抓了，他愿意被抓，不就判个刑嘛！

      流放到江州。因为当时府尹对他很关照，认为他是一个好汉，是个义士，从轻判了，认为他杀阎婆惜是误杀，就刺配江州，就是因为在江州他题了一首反诗。这首反诗，历来对反诗的分析，我认为不太准确。他有两句话：“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好像分析说他要当黄巢、要造反，你仔细地分析一下，他是“敢笑黄巢不丈夫”，黄巢不是个大丈夫，他才是大丈夫。什么叫丈夫？什么叫做不丈夫，他认为他忠义，他在梁山干的事业才是大丈夫，黄巢那个不叫丈夫，他实际上是这个思想。当然那个黄文炳抓住这个诗，无限上纲，说它是反诗，把他抓起来要判死刑，后来劫法场。在这种情况下，宋江再也不能不上梁山，他这样子上了梁山，这样子才坐上了梁山的交椅。所以说宋江他这个招安的思想，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他这个招安的政治主张，是有他的思想基础，不是突然变化的，不能够说前半截的宋江是造反的，后半截的宋江是不造反的，是投降的，不能这样说。

       宋江的思想是一贯的，他没有当梁山的领袖之前，他作为个人来讲，他是胸怀忠义，他在家是个孝子，他在外面干事情是两条：一个忠，一个义。对江湖上好汉、豪杰他称兄道弟，扶危济困。上了梁山以后，这种思想很自然地就会演变为招安思想。其实历史上农民起义受招安的多得很，李自成、张献忠，都受过招安。当时的农民起义，招安这一点，由于他们的起义本质所决定，这个招安对他们并不是奇怪的事情。是他们一种策略，打得不行了，情况不妙，他就要招安，李自成、张献忠都是这样招安的。当他的势力大起来了，觉得可以把这个皇帝推翻，他马上就换旗帜。宋江跟他们不同，就在于宋江他把招安作为他的战略目的，而一般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目的是要推翻皇帝，他自己做皇帝，它的差别在这里。因此，我们不能够因为《水浒传》写了招安，就认为《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我认为这个评价缺乏一定的依据。因此我认为《水浒传》它的价值之所在，并不取决于招安和没有招安，它的价值之所在，是在于它歌颂了这些反抗的英雄，揭示了逼上梁山的封建社会一个历史的规律，金圣叹虽然反对农民起义，但是他也承认乱自上作，他在评《水浒传》中说过，乱自上作，不能怪老百姓。这个动乱是你上头搞起来的，是你朝廷的腐败、朝廷的黑暗，这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是你们把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最后动乱起来了。而《水浒传》的价值我认为，简单来说，一个是它歌颂了这一批反抗的英雄；其次，它客观地揭示了官逼民反、逼上梁山，这个封建时代的历史规律，这个是很了不起的。我们不能因为作者主观宣扬了招安的思想，作品写了招安的情节，因此就把《水浒传》全盘否定。

　　在对《水浒传》的多元解读中，有这样一个普遍的现象存在，就是很多读者往往愿意接受和肯定《水浒传》中的绿林的英雄性和江湖的豪侠气，而往往忽略掉了他们所存在的思想上的非理性和行为的非人道。那么我想不光是对《水浒传》，对任何的文学作品，我们还都应该历史地、科学地来看待、来理解、来品读。好，最后让我们感谢石昌渝先生带给我们的精彩演讲。

面具人生

《水浒传》的作者-刘世德
　　
　　主讲人简介：

　　刘世德：1932年12月生。1955年9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分配至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至今。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以古代小说和戏曲研究为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职：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研究员，华侨大学教授，湖北大学教授，丽水学院首席教授。

　　社会职务：中国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会长；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代戏曲学会常务理事；《文学遗产》编委，《红楼梦学刊》编委。

　　著有《红楼梦版本探微》、《曹雪芹祖籍辨证》、《夜话三国》、《明代散文选注》、《魏晋南北朝小说选注》等；以及《红楼梦论丛》（合著）、《中国文学史》（合著）、《中华文学通史》（合著）、《唐宋词选》（合著）等。主编《古本小说丛刊》、《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古代公案小说丛书》、《三国演义学刊》等。发表论文二百余篇。

　　内容简介：

　　一部传世奇书《水浒传》，给后人留下了诸多难解之谜。《水浒传》成书于何时？《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施耐庵何许人也？《水浒传》是民间故事的汇总吗？书中宋江怒杀阎婆惜和林冲逼上梁山的故事是作家自己的创作吗？施耐庵究竟在《水浒传》的成书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刘世德为您揭开《水浒传》的作者之谜。

　　《水浒传》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作品？现在基本上有这么几种看法：一种看法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他认为是《水浒传》是宋代的作品。虽然《水浒传》里写的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宋代，但是那毕竟是北宋末年的事情。因此顶多说，如果它是宋代作品的话也是南宋的，但是这个话是没有根据的。第二种看法认为《水浒传》是元末明初的作品，因此作者也是元末明初的人，这个是在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所遵从的一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当代学者提出来的，认为《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产生的一个作品。这种看法在我看来基本上是说服力还不是很够。另一种说法，这个书里边出现了明代的地名，因此它不可能是元末明初的人写的。还有一个说法说这里边出现了一些兵器，这些兵器根据记载是明代中叶才开始有的，在明代中叶以前根本没有。再有一个说法，说《水浒传》写了大家用银子，而在元末明初那个时候，在元代不用银子的，用银子这个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所以根据以上这几个情况呢，他们认为是明代中叶的。但是我觉得，第一，他没有提出证据。第二，银子也好、武器也好，明代的地名也好，是个别的情况。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从明朝到现在，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是罗贯中写的，就是说《水浒传》的作者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人合作的，这个是比较多的一些个看法，也是明朝人的看法；第三种说法，是施耐庵一个人写的。这个最早也见于明朝人，但是时间比较晚。那尤其是金圣叹那个本子。流行以后，由于它前边加了一个冒充的施耐庵的序，那个序是假的，是金圣叹自己写的。

　　施耐庵是什么时代的人、什么地方的人？他的生平事迹又怎么样呢？非常遗憾。关于施耐庵的生平事迹现在一无所知。我们仅仅能够确定下来的就是他是浙江杭州人，当时叫做钱塘。我们为什么断定他是元末明初人呢？那是因为他的合作者可以确定，他的合作者就是罗贯中。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那么合作者是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当然也是元末明初人。这个作者和时代是这么确定下来的。但是，只知道他是姓施，他的名字并不叫耐庵，耐庵不是字就是号。那么根据这个线索，可以提出一种看法供大家参考。还不能够说他是有100％的证据能够成立，只是供大家参考。就是说，施耐庵有可能是施惠。施惠是元末明初的一个戏剧家，写南戏的。最早我们所知道的，提出这个看法的是屈学大师吴梅。吴梅在他的《故趣助谈》这本书里边说，施耐庵就是施惠，南曲《拜月亭》的作者。

面具人生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世德先生，大家欢迎。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小说多有一个作者的问题？《水浒传》的作者是谁？下面我们欢迎刘世德先生为我们演讲《〈水浒传〉的作者》，大家欢迎。

　　这个《水浒传》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作品呢？现在基本上有这么几种看法，首先一种看法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他认为《水浒传》是宋代的作品，这个是个别的明代的学者说的，当前学术界没有一个学者接受这种看法。非常简单，虽然《水浒传》里写的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宋代，但是那毕竟是北宋末年的事情。因此顶多说，如果它是宋代作品的话也是南宋的，但是这个话是没有根据的，是明代学者个别的人想当然的提出来的一种看法，这是第一种看法。

　　第二种看法，认为《水浒传》是元末明初的作品，因此作者也是元末明初的人，这个是在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所遵从的一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当代的学者提出来的，认为《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产生的一个作品，这个系列讲座里有个别的学者也持有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呢，在我看来基本上是说服力还不是很够，他们无非就是有这么几个观点，一个呢就是说宋江这些人招安以后大多数要么是杀掉了，要么是毒死了，要么是自杀了，说这种事情只有在明代初年朱元璋做了皇帝大杀功臣以后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是一种看法。这种看法只是一种分析，并没有证据。另外一点，他为什么认为是明代中叶才有的？他说明代初年出现了一些个水浒戏，朱有燉写的。那个情节跟现在的《水浒传》不一样，如果说《水浒传》是在元末明初出现的，为什么朱有燉的杂剧里边写的水浒戏和它会不一样，所以呢，加以怀疑，那么这种说法呢，也只是一种怀疑，没有证据。

　　再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这个书里边出现了明代的地名，因此它不可能是元末明初的人写的。再有一个说法呢，说这里边出现了一些兵器，这些兵器根据记载是明代中叶才开始有的，在明代中叶以前根本没有。再有一个说法，说《水浒传》写了大家用银子，而在元末明初那个时候，在元代不用银子的，用银子这个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所以根据以上这几个情况呢，他们认为是明代中叶的。但是我觉得，第一，他没有提出证据。第二，银子也好、武器也好，明代的地名也好，是个别的情况。《水浒传》那么厚的一部书，里边出现了个别的一个名字。比如说明代的地名，你怎么能够不排除这是个别人后来的人修改的时候加上去的呢？这么厚的一本书，就那么一个证据，这个说服力就不强。另外有些武器，有一些用银子的情况，固然是明代中叶以后才有，但是，这个是根据一些文字记载、一些明朝人的记载提出来的。我们知道有一个情况，就是书面上的记载永远是落后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如果说现实生活里用了银子了，而书面上没有反映出来，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服力不是很强的。所以讲作者问题之前，我先要讲这个时代问题。也就是说它还是元末明初的作品，这个作者呢，还是元末明初的人，这是我要先讲的第一点。

　　那么下边我就要直接讲《水浒传》的作者是谁了。《水浒传》的作者是谁，从明朝到现在，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是罗贯中写的，就是说《水浒传》的作者是罗贯中。那么这个是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有一些文人的笔记里边提到的，也是最早的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人合作的，这个是比较多的一些看法，也是明朝人的看法。不但见于明朝人的一些笔记，而且在一些明刊本上头都是这么写的。每部小说卷一、第一页，一定有一个作者是谁。这在明朝《三国演义》也好、《水浒传》也好，都是这样子的。那么它们上头就写到是施耐庵、罗贯中。而且在一个书目的记载里边，还说这个《水浒传》是施耐庵的“的本”，这个“的本”是什么意思呢？“的”就是确确实实是真的，不是假的，是原来的不是后来的，不是冒充的。这个“的本”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从这个题名来看，就是说《水浒传》它确确实实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编次。编辑的“编”、次序的“次”。编次的意思就是编辑、整理。那么从这个题名来看呢，《水浒传》应该主要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呢，帮他整理、编辑而成的。所以说，如果是有两个作者的话，那主要的是施耐庵，次要的是罗贯中。我呢，是相信这个说法的。

　　第三种说法，是施耐庵一个人写的。这个最早也见于明朝人，但是时间比较晚。那尤其是金圣叹那个本子。流行以后，由于它前边加了一个冒充的施耐庵的序，那个序是假的，是金圣叹自己写的，那个文章是很漂亮。有些句子也很流传，但是那个是假的，和施耐庵没有关系。那么大家就比较熟悉的作者就变成了施耐庵一个人。1949年开国以后，当时有一个规定地方出版社不能够印古典小说，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可以印古典小说。而人民文学出版社印的古典小说《水浒传》里边，就署的是施耐庵。所以大家普遍的都知道《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没什么错误，但是它有缺陷，就是把罗贯中给完全抹杀了。所以关于这个作者问题，我的基本看法就是，施耐庵是主要的作者，罗贯中是他的合作者。从狭义的方面来说，我们可以承认作者是施耐庵。从广义的方面来说，应该说《水浒传》是他们两个人共同创作的。所以，第一，不能够剥夺施耐庵的创作权；第二，不能够抹杀罗贯中为《水浒传》付出的劳动，这个就是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我想就讲这么几个问题。

　　那么可能有的同志问，既然施耐庵是作者，那么这施耐庵是什么时代的人、什么地方的人？他的生平事迹又怎么样呢？非常遗憾，关于施耐庵的生平事迹现在一无所知。我们仅仅能够确定下来的就是他是浙江杭州人，当时叫做钱塘。最早的版本和最早的书目上都说是钱塘施耐庵，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这个好像在今天的浙江省不太重视这个问题，倒是别的地方老要抢施耐庵，把施耐庵认为是他们当地的。浙江杭州毫无动静，大概浙江杭州名人很多，不在乎多一个施耐庵、少一个施耐庵。那么前一阵子比较轰动的呢就是有江苏省一个大丰，一个兴化来抢施耐庵。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大丰有一个施耐庵的墓，这个墓现在是一个文物。那么有的人说既然他的墓在这里，那当然施耐庵就是我们本地人。但是不，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墓是上一个世纪四十年代建立的。当时在解放战争时期，当地是民主政府，就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政府，那个县长姓李，他建的这个墓。那么你想想看，上一个世纪四十年代建的墓，这是不能够作为他的籍贯的一个凭证。那么大丰，大丰是1949年以后新设立的一个县，它以前没有这个县。由于历史上记载，传说施耐庵是白驹桥的人，这个白驹桥恰恰原来属于兴化，现在划到了大丰了，所以大丰在争这个。我曾经奉中央领导同志之命，到大丰专门去调查这个事情。当地出现了施耐庵的家谱，还出现了地下挖出来的墓志铭，墓志铭上头那个人有人说是施耐庵，有人说是他的后人，这些全是假的，我们现在惟一能够知道的，就是他是浙江杭州人。从前叫做钱塘，这是他的籍贯。他的生平事迹毫无所知，这个籍贯是比较可靠的，因为《水浒传》里写到了很多浙江的地名，和现在的地理情况完全符合的。他写别的省，山东省河南省很多地理呀，它都是错乱的。由于作者知识有限，在封建社会一个交通不是很发达，所以他有些地理情况不熟悉，出现了错误。但是，在浙江省杭州附近的地名全部是没有错误。

　　那么他是什么时代人？当然他是明代以前的。那么我们为什么断定他是元末明初人呢？那是因为他的合作者可以确定，他的合作者就是罗贯中，而罗贯中在《续录鬼薄》里有小传，根据这个小传来判断，他是元末明初人。那么合作者是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当然也是元末明初人。这个作者和时代是这么确定下来的。但是，只知道他是姓施，他的名字并不叫耐庵，耐庵不是字就是号。那么根据这个线索，可以提出一种看法供大家参考。还不能够说他是有100％的证据能够成立，只是供大家参考。就是说，施耐庵有可能是施惠。施惠是元末明初的一个戏剧家，写南戏的。最早我们所知道的，提出这个看法的是曲学大师吴梅，吴梅在他的《顾曲麈谈》这本书里边说，施耐庵就是施惠，南曲《拜月亭》的作者。可是他没说出他的根据。大家很长一个时期，引用吴梅的这句话，都要加上一句，不知道他根据的是什么。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个抄本，叫做《传奇汇考标目》，这是一个跟《续录鬼薄》这些相同的一个作品，列举了戏剧家和戏剧作品。在这个《传奇汇考标目》当中，就写了施耐庵叫施惠，是《幽闺记》、《拜月亭》的作者。吴梅的根据就在这儿，再往后我们又发现了在明代万历年间有一本书叫《三家村老委谈》，这里边讲，施耐庵就是施惠。那么我可以把这个线索提供给大家去思考，那么在《续录鬼薄》上我们找到了施惠。那么根据《续录鬼薄》的介绍，施惠是杭州人。大眼睛，胡子很长，很漂亮，写戏曲的。那么关于这个施惠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施耐庵除了以上讲的以外，现在我们并没有掌握任何其他的、正面的、肯定的、确凿无疑的证据和记载。

　　那么下边就提出一个问题：《水浒传》是不是作家的创作？就是说现在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古代的长篇小说，尤其是一些著名的、第一流的，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都是累积型的作品，都是累积型的集体创作。什么叫做累积型呢？就是说这些作品从宋代、元代到明代，有很多人都写了这些东西，那么逐渐逐渐积累下来的。那么这个话听起来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觉得呢，它是不能够成立的。因为累积型无非是说这个作品它是由素材做依据的，是在那个素材的基础上写成的。但是我想，绝大多数的文学作品恐怕都是有素材的，都是在素材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另外，甲素材、乙素材、丙素材、丁素材加在一起，并不等于《水浒传》。这个很简单，我们有好多布料，这一块、那一块，这些布料加起来并不是一套完整的衣服。从这个布料要成为衣服，当中有一个必经的程序，一定要经过裁缝的巧手，没有裁缝，你这些布料没办法做成衣服。而《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恰恰是起了这样一个裁缝的作用。但是他不是工匠，他是有创造性的大师，不是一般的裁缝。

　　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例子是林冲；一个例子是宋江杀阎婆惜。我们知道，林冲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水浒传》里边，他的出场最早。除了鲁智深以外，他是最早的。另外呢，《水浒传》这部书呢，是描写的官逼民反、逼上梁山。那么官逼民反、逼上梁山，在梁山英雄的身上谁体现得最充分、最准确呢？林冲，林冲的故事最准确地、最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但是，在《水浒传》以前的所有的文字资料当中，这些文字资料包括文学性的、非文学性的。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只有林冲的名字，没有林冲的故事。那些材料里边有林冲，但是就是一个名字，没有他的故事，更没有现在《水浒传》里写的这些故事。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底下，不能不承认《水浒传》里边林冲的故事，是作家施耐庵创作的。我们找不出以前素材的依据，如果大家能够举出一条材料，说以前写过林冲的故事，这个是有依据的，那么我这个说法可以被推翻。如果大家找了半天还是找不出来，我这个说法恐怕就有一定的说服力了。

　　第二个例子，关于宋江和阎婆惜的情节。这个跟林冲的故事有点不一样。林冲的故事可以说，我们在林冲的人物形象、林冲的故事情节上头，我们看不到累积，看不到集体创作的影子。但是在宋江杀阎婆惜的这件事情上头，我们要承认他有累积。我接着要说的就是这些素材和现在我们看到的《水浒传》之间有什么区别。这些区别是量的区别还是质的区别。如果是量的区别，我们就得承认是累积性的作品，起码在宋江这个故事上。如果是有质的区别，那我们就要思考了，那这不是作家依据以前的东西写出来的，而是他动了脑子、花费了创造性的劳动写出来的。宋江杀阎婆惜这个情节呢，是在《水浒传》的第二十一回和二十二回，写得非常精彩。用白描的手法，有非常仔细，很细致的刻画。我们知道古代小说《三国演义》也好、《西游记》也好、《水浒传》也好，对于生活场面的描写是很少的。我们看《三国演义》，很少看到夫妻两个人在家里边吃饭、喝酒、互相谈话，没有。《西游记》里也没有这种描写，就是说日常生活的描写。这个关于阎婆惜和宋江，这个有这方面的、日常的，尤其是一些日常起居生活，房间里边的布置。大家去看《水浒传》写得非常具体，这个和其他的地方还不一样，这个表明了这个作者的手法很高明、艺术性很高的。

　　二十一回和二十二回写宋江，很详尽地写出来了宋江的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发展的过程一开始是忍气吞声，从这个忍气吞声，发展到忍无可忍，忍无可忍再发展到怒火中烧，从怒火中烧再发展到了手起刀落，就把这个阎婆惜杀了。这个过程写得非常详细，而且很合理，我们感觉到非常合理。不是作者硬加给我们的，就好像生活一样的，符合于生活逻辑发展，那是写得很成功的。

　　另外，阎婆惜这个人物也写得很成功，非常狠毒，而且是得寸进尺。还写了一个小人物，阎婆惜的妈妈，一个小老太，也是非常生动的。既狡猾又是很平凡的这么一个人物。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构成得非常的好，这个宋江跟阎婆惜的关系并不好，可是勉强还维持着表面上的一个关系，全靠着阎婆这个人物奔走于两个人之间撮合，还勉强维系着。最后当然是破裂了，而这个阎婆最后看见女儿被杀了，好像是站在宋江的一边，说怎么怎么样。把宋江拉到了官府门口，忽然大叫，宋江杀了人了，她心还是在她女儿一边，不在宋江一边。这些地方写得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在以前的文字资料里没有。

　　我们现在就要做一个比较，比较是两个比较：一个《水浒传》和元杂剧的比较，一个是《水浒传》和《大宋宣和轶事》的比较。因为元杂剧里边也写到了宋江和阎婆惜的事儿。《大宋宣和轶事》里边也有两个地方写到了他们的事。我们就看一看有什么区别。元代的杂戏写《水浒传》的有七、八部之多，每一个人物一上场，就是宋江一上场，他有一个上场白、开场白，讲我是什么人，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这里边宋江上场的开场白，究竟是说了些什么，别的戏里边，宋江的开场白跟这个呢，差不多，大同小异。我们就用这个做代表，大家听一听他这个上场白是怎么说的。他说幼年我曾经在运城县做一个把笔司吏。因为带酒杀了阎婆惜，也就是说他喝醉了酒杀了阎婆惜。脚踢翻蜡烛台，一脚把这个蜡烛台踢翻了。蜡烛台一踢翻就烧了房子，房子一烧就烧死了人，烧死多少人？没有说，最起码有一个吧。它是死了人嘛，烧死了以后，他就逃走。逃走以后，官府就捉拿宋江，捉拿得很紧。宋江就没有办法，就去自首。自首以后，怎么判他呢？两样，第一，打四十棍；第二，发配江州。这是元杂剧里边所写的。宋江和阎婆惜这段事情，就是这么个说法。这个说法我们拿它来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水浒传》里边的描写来比一比，究竟有什么区别？这个区别是很大很大，是本质的区别。

　　这里边就是要注意两点：第一点，宋江为什么要杀阎婆惜？他杀阎婆惜的起因原因是什么？第二，宋江的罪名是什么？我们从这两点来进行比较。根据元杂剧的说法，他杀阎婆惜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喝酒喝醉了，就是这么个原因。第二，他的罪名是什么呢？第一，杀了阎婆惜；第二，烧了房子；第三，烧死了人；第四，逃走。那么大家听一听，宋江这么四点罪名打了四十棍、发配到江州，我认为这个判得不重。起码杀死了一个人，烧了至少有一个人，还逃走了，还烧了房子。打四十棍、发配到江州，应该说这个是判得不重的。那么这样子的情况，这个宋江对读者来说，值得不值得同情呢？这里边有没有是和非的区别、美和丑的区别、善和恶的区别呢？可以说没有。这是元杂剧里边所描写的宋江和阎婆惜两个人的关系，两个人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轮廓。那和现在就不一样，这是第一个比较。

　　第二个比较就是拿《水浒传》和《大宋宣和轶事》来做比较。看看《大宋宣和轶事》是怎么描写宋江和阎婆惜的。《大宋宣和轶事》里边有写到宋江和阎婆惜有两点、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有一天，梁山上头晁盖他们，想起来了宋江对我们很好、有恩义，就派人，派的是刘唐，送给宋江一个礼物，什么礼物呢？金钗，一对金钗。宋江呢，收下了没有呢？宋江收下来了，收下以后交给谁了呢？交给阎婆惜，阎婆惜就收藏起来了。那么这是一个地方写到的。第二个地方，宋江回家探亲，从梁山泊回到家中探亲，给父亲看病。看完病以后，他就发现阎婆惜和一个叫吴伟的人有不明不白的关系，勾勾搭搭。那么，他就到了那里一看，这两个人搂搂抱抱靠在一起。宋江一看就怒发冲冠，手起刀落，一刀就把这两个人杀掉了。这是《大宋宣和轶事》写的。宋江杀阎婆惜就是这种情况。这些描写可以说非常地简单，很简略，只有骨头没有肉。《水浒传》的描写是有骨头有肉。

　　这个《大宋宣和轶事》的描写，问题还是出现在：宋江为什么要杀死阎婆惜，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由于《水浒传》里是写了晁盖给宋江写了一封信，这个信又给阎婆惜看到了。另外给了一百两黄金，宋江没有接受。但是《大宋宣和轶事》里没有这个描写，只描写了送了金钗一对，没有晁盖给宋江的信。因此就出了一个问题，在《水浒传》里边，阎婆惜要挟、威胁宋江的主要是她拿到了这封信。她认为这封信是你宋江私通梁山的罪证，现在没有了。另外呢，阎婆惜为什么狠命地要勒索宋江，是因为信里边说给了他一百两黄金，实际上宋江没有，阎婆惜要让他交出来。现在呢，没有，就是金钗一对，而且这金钗是交在她的手里了，他也没有说这是谁的，她也没有凭据证明这个金钗是晁盖，是梁山给宋江的。所以宋江杀她就仅仅是看到了她和吴伟两个人搂搂抱抱，就把她杀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罪名无非就是情杀。《水浒传》里描写的这些都没有了。《水浒传》里边说，第一，你是私通梁山，我要到官府去告你。宋江是一再地退让，一共是退让了三步，最后那个是得寸进尺，最后没有办法才把她杀掉的。而这里，这些情节没有了，就是看见跟一个男的搂搂抱抱，就把她杀掉了，这个说服力不很强，这种描写没有能够感动人，没有能够使人引起对宋江的怜悯，对宋江的同情。

　　《水浒传》里边，看了这个故事以后，读者的同情是给宋江的，读者的谴责是给阎婆惜的。而在元代杂剧也好、《大宋宣和轶事》也好，没有了。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宋江也不值得同情，就是很平常这么个事情，只有骨头没有肉的一个故事。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有很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施耐庵在这么只有骨头没有肉的基础上添加了很多肉，这是很有创造性的，是一个大艺术家加进去的，使得这个人物形象丰满，使得这个故事情节合情合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区别就显示出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语言文字艺术大师，和一个很普通的记载一个故事的记录者之间的艺术功力的区别。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有创造性的作家。我认为，在世界文学史上、在中国文学史上，以长篇小说而论，凡是第一流的、伟大的作品，全部都是个人的创作。群众创作不可能成为伟大的、第一流的，在历史上占那么重要地位的作品，积累型的作品。

　　我们常说知人论事，很可惜我们对《水浒传》的作者的生平家世却无从考证，只能是知之甚少了。但这丝毫不会妨碍《水浒传》的作者成为伟大的、有创造性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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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与水浒戏-刘荫柏
　　
　　主讲人简介：

　　刘荫柏，满族，1941年生于黑龙江，拜泉县人。出版著作《魏征》《李泌》《马致远及其剧作论考》《元杂剧史》《洪升研究》《中国古代杂技》《中国武侠小说》《西游记研究资料》《封神演义导读》。并以上官云龙笔名写过武侠小说。1991年为研究员，1996年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97年为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曲学会理事、中国关汉卿研究会理事、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

　　内容简介：

　　《水浒传》这部古典文学名著之所以变得家喻户晓，与广泛流传的不同版本样式的水浒戏是密切相关的。有很多目不识丁的人一说起水浒中的人物故事，都能娓娓道来，说得头头是道。那么是先有书还是先有戏呢？其实早在元代社会就已经出现了很多水浒戏，尽管元杂剧中目前存在的有名姓的剧目不太多，但是元杂剧促成了《水浒传》这本书的形成。元杂剧中的水浒戏都还有草寇性质。并且出现最多的就是李逵的形象。这一点表现了元代人对除暴安良英雄的歌颂。

　　那么到了明代，最丰富的就是传奇了，明代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把水浒英雄人物都纳入了忠义道德天理这个规范来歌颂他。因为明代的剧作家都是士大夫阶层，都是在明朝政府当官的。所以他要把他纳入这里才能歌颂他。比较有名的就是李开先的《宝剑记》。主要写林冲，他笔下的林冲就不是《水浒传》中的林冲，而是真正的士大夫林冲。首先是林冲因为看不惯高俅童贯这些人的卑劣行径，他上书弹劾人家，所以高俅才报复他。那么这样他把林冲的思想更符合封建正统了。

　　另外明代的传奇中还有一个就是沈璟的《义侠记》，比较有名。它取《水浒传》中23回到32回这十回之间内容写的，主要是武松。那么他笔下的武松跟《水浒传》中的武松也不一样。也是封建正统的味比较浓。因此我们从明代这些传奇中来看，它突出忠义，突出天理，把它纳入封建社会道义的轨道来写。这是明传奇和元杂剧思想上的一个特别大的区别。

　　到了清代就出现京剧了，那么京剧也大量地改编了水浒戏，把水浒故事改编成京剧。比如说有名的像《野猪林》《丁甲山》《石秀探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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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水浒传》这部古典文学名著之所以变得家喻户晓，与广泛流传的不同版本样式的水浒戏是密切相关的。有很多目不识丁的人一说起水浒中的人物故事，都能娓娓道来，说得头头是道。那么水浒戏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水浒传》又牵引出多少不同版本的水浒戏？今天我请来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刘荫柏先生为我们专门讲《水浒传》与水浒戏，大家欢迎。

　　刘荫柏：《水浒传》和水浒戏之间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但是《水浒传》和早期的水浒戏，元杂剧中的水浒戏关系不大。而《水浒传》它吸取过元杂剧中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它后来基本上是独立的。

　　《水浒传》这个故事本身它是根据宋代真实的人物宋江的事迹演化而来的。我们看《宋史》，它里头没有《宋江传》，只是在后来的一些野史中提到他。比如像徐梦莘的《南宋北朝会录》，还有像杨仲良的《通鉴纪事本末长篇》，还有李埴的《皇宋十朝纲要》，这里头提到过。说宋江投降以后征过方腊，那么在当时宋代文人比如说像《夷坚志》乙志卷六上，叫蔡侍郎这个人，这个里头记载好像水泊梁山等人降了以后全被他杀了，下场极惨，全部被杀了。那个当然有带小说的性质，蔡侍郎后来突然得病死了，然后他的亲信王生请来道士，后来见到他的灵魂。他告诉他让他转告他老婆，说他现在下狱受罪了。他老婆就说我就不让他杀梁山泊的人，五百个人投降，都给杀了。

　　另外我们从《宋史·蒲宗孟传》，这个人是王安石新党最得力的一个人。那么他是对梁山所谓惩处最狠的一个人。他被迁到郓州当官的时候，他凡是逮着水泊梁山的人都酷刑，甚至连小偷都挑断脚筋，把脚筋都给挑断了。这个人呢，就是当时持新法忠于王安石的这种人。所以后来元代人陆友在题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画赞》里头，他就提到，他说“忆夕熙宁全盛日，百年曾未识干戈。江南宰相变法度，不恤人言新近多。蔡氏京汴出门下，手乱中原倾大厦”。他们不说王安石好，而且我们看在邵博《邵氏闻见后录》里，他提到有人献媚于王安石。说水泊梁山这么大，是不是把这个湖水给填平了，变成粮田，种庄稼这多好，这样你那个政策就更能推行了。王安石想了想，那么大的湖泊给填平了，水搁到哪儿去？旁边有一个大臣叫刘贡父的，笑着跟他说，你可以在旁边再挖一个那么大的湖，后来王安石笑了，他说这不大可能。

　　另外我们从钱愐的《钱氏私志》那里也提到，说徐神翁到京城的时候见了蔡京。蔡京说河北贼刚刚平定。就指宋江那伙人。这回天下可太平了。徐神翁笑着跟他说，说不会的，上天正派下很多魔军来做坏人间。蔡京说那如何识得，怎么能找到这些人呢？徐神翁笑着说，太师就是，就是魔军里头的。也就是说，你就是破坏社会的人。从这些笑话中可以看到，当时关于这种的传说已经很多了。以至于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出现像《大宋宣和遗事》这本书，这种书的出现，跟当时民间传说有关，那么这些资料后来就演成《大宋宣和遗事》。那么元代的杂剧我认为它就吸收了宋代的这些传说，包括《宋江三十六人画赞》，包括民间的传说，包括《大宋宣和遗事》，在这种基础上出现了元杂剧。

　　元杂剧中目前存在的有名姓的不太多，一个是李文蔚写的，叫《同乐院燕青博鱼》。赌博，拿鱼作为赌博，不是用钱来赌博，用鱼来赌博。这个《同乐院燕青博鱼》在第一折里，有一个六国朝的曲子里有这么两句。这两句非常重要，写出了元代人对当时社会的看法。他说“我不梁山泊寻东路，我则拖着你去开封府的南衙”。那就是社会只有两条路，或者像梁山泊好汉一样，走上以暴抗暴的道路。或者希望出现像包公那样的清官，能平雪冤狱，能够使百姓的冤屈得到昭雪。就这样两条路，实际第二条路是幻想，哪有那么多清官。这两句实际就写出了元代社会只有这样两条生路。因为元代它突然受到异族统治，所以中原的很多百姓他都有不愤，因此水浒戏大量地出现。另外呢，在元代水浒戏中还有草寇性质，像李逵下山的时候，宋江有时候叮嘱他，说别去劫道，别去乱杀人。《水浒传》中就没有劫道，而且他多次提到“风高能放连天火，月黑提刀去杀人”。每个剧中都有这句，可见他草寇性质还是比较浓的。因为元代的作者都是下层文人，跟明代不一样，明代都是士大夫，正统知识分子。元代都是下层文人，没饭吃了，当书会的才人，靠写点剧本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很少有谁当官的。地位都比较低，所以有九儒十丐之称。儒甚至都在乞丐妓女之下，地位如此之低。那么这些文人呢，他就不忌讳这些，而且他打破了有些传统的概念。元杂剧中出现最多的就是李逵，元杂剧中，几乎所有的戏中都有李逵。而且李逵还不是光粗鲁，有时候还很幽默，就是李逵这个形象，我觉得在元杂剧中，似乎比《水浒传》中还丰富。《水浒传》中仿佛比较单一，他在元杂剧中他特别丰富。因为现存的元杂剧中都有李逵，叫山儿李逵，也叫黑旋风李逵，是梁山好汉第13个头领，就是第13名。那么高文秀这个人是东平人，离水泊梁山比较近，山东人，外号叫小汉卿，是关汉卿的好友，很早就去世了。但他留下来的剧本很多，他那个《黑旋风李逵双献功》写到，郓城县的孔目孙荣要到泰安去烧香，这个人跟宋江有交情。宋江就跟李逵说，你保他去泰安如何？李逵就保送他去，结果在店中，孙荣的妻子郭念儿和一个叫白衙内的两人私奔跑了。孔目孙荣很生气，就回来告状。

　　没想到这个白衙内，他借这个大衙门当三天官。还有借衙门当三天官的，结果他一告状，正好他当官，就等着他呢，给他送进监狱了。李逵看自己保的人进监狱了，回梁山如何交代呀，他干脆化装进去了。拿药酒把牢卒给药倒了，把孙荣救出来。他觉得还不解气，一会儿他又化装成家人，混入白衙内府中，把白衙内和郭念儿都杀了。然后把他交给梁山叫“双献功”。这个剧在元杂剧中是比较突出的一个，这是高文秀写的。还有一个就是叫康进之，也有的《录鬼簿》中写叫他康退之。他写得是《李逵负荆请罪》，这个后来在京剧中老演，就是李逵到了王林的酒店，看到王林的女儿满堂娇被人家说是，实际上不是宋江和鲁智深，是一个叫做宋刚和鲁智恩的，把她给骗走了。所以他就大闹忠义堂，最后发现是假的，最后把这两人逮捕了，把他们捉住了，然后把这两人杀死了，把王林的女儿满堂娇救回来了。这个京剧中有时候也叫《丁甲山》，也叫《杏花村》，好像袁世海常演这个。有一段“真宋江假宋江，真假的宋江叫我李逵遭殃”。有一段道白，他写李逵的形象就很正直。他下山的时候就有唱词：梁山泊风景真漂亮，有人说梁山泊风景不漂亮，我都不能饶过他。但是一听说他最器重的大哥竟然做出这种事情，他大怒，就砍倒杏黄旗，大闹忠义堂。最后等到闹清楚了，因为赌的是人头，他又不愿意死。于是他就说东说西的，说瞎话，李逵编瞎话漏洞百出，但是又很幽默。他把李逵的形象写得很生动，这是元杂剧中存在的一个。就是康进之的这个，这是元杂剧中。

　　明代出现杂剧还有传奇，有两种。明代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它把水浒英雄人物都纳入了忠义道德天理这个规范。明代的作家都是士大夫阶层，都是在明朝政府当官的。所以他不能让梁山好汉，草寇习惯太多了，所以他要把他纳入这里，才能歌颂他。你要不纳入这里，那不就歌颂草寇了嘛，明代最丰富的就是传奇，第一，我要提的就是李开先，李中麓，这人当过官，太常寺少卿。是明朝的官吏，真正的士大夫。他的《宝剑记》主要写林冲，他笔下的林冲就不是《水浒传》中的林冲，而是真正的士大夫林冲，特别浓。首先林冲是因为看不惯高俅童贯这些人的卑劣行径，他上书弹劾人家，主动出击弹劾人家，所以高俅才报复他。这就跟《水浒传》中不一样了，把林冲的思想更符合封建正统了，因为他敢于向权臣进行斗争，才遭到打击的。那高俅当然不会饶过他，马上就报复他。听说他有一个宝剑，就给他引入白虎节堂，然后想杀死他。但是后来刺配沧州了，在刺配沧州的途中，他把高俅的儿子喜欢林冲的妻子搁在后头。

      是林冲的妻子贞娘到庙里烧香，希望神佛能保佑他丈夫，被高俅的儿子看上，要把她得到手。这才派陆谦到那里杀林冲，并且把林冲的母亲逼死。那么林冲的妻子贞娘在王婆的帮助下，逃出京城。他又把史进改上了，《水浒传》中有史进，教头史进。他让史进拿着林冲家的宝剑去追杀贞娘，史进把宝剑给她了，然后跟她说你赶快逃跑，史进自己也逃跑了。于是林冲的妻子就在一个尼庵暂时出家了。那么林冲到了沧州以后，那伙人又去杀他，林冲忍无可忍才杀了那些人，风雪草料场。杀完那些人的时候，他决定投奔柴大官人。柴大官人说，我认识梁山上的王伦，你去梁山吧。他就去梁山，这时候东京派徐宁来追捕他，这跟《水浒传》中不一样。他在山神庙里，因为神佛保佑，说他是天上的文曲星，结果徐宁没找到他。那么我们看林冲在奔梁山的时候，有一段词，写得很精彩。“按龙泉血泪洒征袍，恨天涯一身流落，专心奔水浒，回首望往天朝”。不甘心，成草寇了，他不甘心这个。他说“急走忙逃顾不得忠和孝”。而且他有一段诗，后来我们常说。“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伤心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急急忙忙跑了，所以《林冲夜奔》这个常常上演，尤其在昆曲里边。昆曲里边唱，那个唱词很好，明代剧本文学水平特别高。它提到林冲想到自己，本来可以做万里封侯的班超，却做了背国的红巾，叛主的黄巢。心里不甘心，他希望能有出现像孔子那样诛杀少正卯，希望像皋陶那样的清官来平雪他的冤狱。此一去要博得斗转天回，须叫它海沸山摇。他充满了怒气去走，想到自己的老母妻子都没有依靠，自己生死难料，在这种情况下逃跑。在逃跑中听到声声振山林的虎啸和绕溪间哀哀的猿叫。而且在百忙中，他慌慌张张走不出山前的古庙。把林冲那个逃走的心情和自己不甘于成草寇的心情写得淋漓尽致。李开先的《宝剑记》写得很好。那么林冲到了梁山以后，后来梁山去打大宋朝，打到汴京，那么宋朝赦林冲无罪，把高俅父子送到军前。结果林冲把他们杀了，归顺朝廷了。归顺朝廷后，有一天他去散步的时候，走到一个尼庵。忽然发现他家传的那口宝剑了，一进去和他妻子团圆了，所以就叫《宝剑记》。

　　明代第二个《水浒传》中有名的传奇，就沈璟的，这个叫《义侠记》。取《水浒传》中23回到32回这十回之间内容写的，主要是武松，那么他这笔下的武松跟《水浒传》中的武松也不一样。这个武松一直想封侯当官，就是说士大夫那个劲头比较浓，草莽英雄的劲头倒稍微差一点。那么因为他佩服宋江，就去找宋江，路过景阳冈，阳谷县的景阳冈，结果打虎当了都头。他当都头的时候他还说“今日当都头，他日列封侯”。还想这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西门庆的介入，他哥哥被杀了。所以这样的话，武松要报仇，武松有一段他谈到过。他说兄和弟，恩义两无亏。为什么叫《义侠记》呢？它突出恩怨两报，恩绝对要报，怨也绝对要报。这就叫义侠，它一开头就有这段。那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恩义两无亏，一定得杀死西门庆，那么他杀死了西门庆潘金莲，被刺配。在路途中路过梁山，人劝他上梁山，他不去。那么到那儿以后，因为施恩对他好，他就报答施恩，打了蒋门神。最后那伙人陷害他，在飞云浦，他断锁掰枷，杀了几个解差。但是之后呢，他本来可以一走了之。这个作者要突出忠义两字，武松又一想，就像那些人活在世上，总要害人，天理不容，所以他又返回头去，为了维护天理正义，把另外那几个人全杀了。杀完以后，在上头写了这样几个字，“杀人者武松也”。金圣叹先生在品评的时候说“他以打虎之力写下这几个字，掷地作金石声”。他特别赞美，杀完人以后写上“杀人者武松也”。后来武松因为这之后呢，那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后来就到梁山了。那么这个《义侠记》后来被周祥钰编到《忠义璇图》里，就是清代宫廷大戏，把它收录进去了，全部收录进去了。

　　另外明代的剧本，它都改编了《水浒传》。但是改编中就存在一个问题，一部经典著作，不是轻易能改编的。它都是经过作者仔细推敲的结果，每一步每一点都很合乎情理的。如果你一旦要改了一部分，就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可能毁坏它整个的结构。比如像沈自昌的《水浒记》中，他写到晁盖劫了生辰纲以后，他觉得白胜让人逮捕了，有点叛徒行径。结果他就改为晁盖让白胜去自首，说这事是我们几个干的，然后他又做好了逃跑的准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宋江得到消息通知他，这个紧张气氛就没有了。实际人家全都做好准备了，宋江不通知，人家也不会遇难。像《水浒传》中冒着那样的关系去救他们，这个气氛没有了。所以一改动的话，往往不是那么好改动。包括很多人现在改动《三国演义》，这些改动方法最后结果都不是很好。一部伟大的名著，它能够被人承认是一部经典性的著作，它不是偶然的，它一定每个环节都是很连贯的。所以我们发现明代人在改编时候，结果都不是很好，不如忠实于人家原著。

　　那么到清代就开始出现京剧了，下面简单谈一下京剧。京剧起于1790年，就是乾隆五十五年。高朗亭，也有人说他后到的，带了三庆班子，徽班入京，唱的是二簧调。之后四喜、春台、和春这样三个班子也进京了，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四大徽班入京。那么在道光初年，李六、王洪贵带了楚调汉剧入北京。他们唱的是西皮调，西皮调和二簧调融为一体才是皮簧，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京剧。那么京剧它大量地改编了水浒戏，把水浒故事改编成京剧。比如说有名的像《野猪林》，当年黄润甫侯喜瑞师徒都演这个，京剧中常演的，是比较有名的一出戏。再有就是《丁甲山》，另外像水浒戏中，后来比较常演的叫《三打祝家庄》《石秀探庄》等等。

　　我觉得水浒戏本身它从不同的角度修改了《水浒传》，有的可能有所提高。但绝大部分并没有超出《水浒传》的水平，至于改编的《水浒传》，我觉得不如原来的小说写得好。正像改编的《三国演义》，改编的《红楼梦》，都不如小说好。包括《西游记》也算，都不如那个好。这就说明了一个名著能站得住脚，并非偶然的，尽管后人在修改它的时候，可能在某些小的方面，能够稍稍提高一下。但是在总体的把握上，还是不能达到经典著作原来那个水平，好，谢谢各位。

　　主持人：从刘先生给我们讲《水浒传》与水浒戏，我们可以了解到书与戏有着非常复杂和交互的一种关系。无论书和戏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戏的改编是否忠实于原著，换一个角度来说呢，书和戏都是以不同的艺术方式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遗产瑰宝，最后让我们向刘先生的演讲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