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稿阅读] 百家讲坛 隋丽娟 说慈禧（讲稿 全集） 百家讲坛, 中国近代史, 吉林大学, 哈尔滨, 师范大学

微笑丽人

作者简介

    隋丽娟，哈尔滨人，1985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后就读于吉林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获史学硕士学位。现为哈尔滨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著有《晚清巨人传·曾国藩》等三部学术著作，发表相关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微笑丽人

序

　　受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邀请，在《百家讲坛》大型系列节目中，全面系统地讲述慈禧，隋丽娟教授是第一人。她的电视讲稿，经过整理、充实、推敲、完善，以《说慈禧》为书名，由中华书局出版，现在同广大读者见面了。

　　我和隋丽娟教授虽说是清史界的同行，但在《百家讲坛》之前，各忙各的，从未谋面。《说慈禧》在《百家讲坛》播出后，我们只见过一次面，通过一次电话。一天我和隋丽娟教授在同一个现场录像，我在前，她在后，我刚录完在休息室里，隋教授匆忙到休息室向我打个招呼问候，便走向她的录像现场；电视台《隋丽娟说慈禧》第一讲刚播完，隋教授打长途电话给我，虚心地征求意见，我说我刚看过，这一讲讲得很精彩！不久，有的观众告诉我“演讲精彩”，也有的观众对我说“好评如潮”！

　　《说慈禧》出版之际，我想起了历史学高雅与通俗的关系。我做学术研究，也写通俗读物，还在电视台做系列讲座。我的体验是：为学术难，为通俗不易，为电视通俗更不易。同样，学术说慈禧难，通俗说慈禧很难，电视说慈禧更难。为什么呢？因为：一则，慈禧是皇太后，她的后宫生活，大多不见于正史记载，难于寻觅其真实踪迹；二则，慈禧是女人又是政治家，执掌权力时间太长，既突显作为女人慈禧的特点，又恰如其分地评述她的政治生涯，错综复杂，很难拿捏；三则，太平天国烽火，燃遍大半中国，局势纷乱，民生维艰，不大便于评述；四则，慈禧处于特殊的国际变局中，西方列强，威逼清朝，屡次侵略，割地赔款，国难当头，辱莫大焉；五则，清宫史料，浩如烟海，外文资料，多如牛毛，穷毕生精力，难窥万一；六则，电视时间紧促，语言亦须精练，不容啰嗦拖沓；七则，受众面宽，士农工商，童叟妇孺，众口难调；八则，对慈禧的评价，学界分歧大，民间争议多，众说纷纭，分寸难定。因此，既全面系统又纲举目张，既严谨高雅又生动通俗，这样来讲述慈禧皇太后的一生，实在是一件很难，很难，很难的事情。

　　隋丽娟教授讲述慈禧，首重全面系统。她把慈禧的一生，按照纪事本末与通鉴编年的历史体裁，向广大观众和读者，全面铺展，娓娓道来。《说慈禧》全书列为二十七个题目：选秀入宫/荣为贵妃/暗争皇权/叔嫂联手/实施政变/垂帘听政/整饬吏治/压制奕/初兴洋务/别样舐犊/归政同治/同治之死/二次垂帘/“君臣”母子/慈安之死/置换军机/猬集后党/曲折亲政/光绪大婚/六旬庆典/釜底抽薪/“规范”变法/“母子”反目/废帝风波/珍妃之死/光绪宾天/慈禧大葬。从以上纲目可以看出，从慈禧被选作秀女入宫，到光绪帝死亡，总述慈禧一生的政治与生活、性格与本色。体大思精，逻辑严谨，语言流畅，叙事生动，编排得体，实属不易。

　　清朝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清朝十二帝中，孝庄皇太后身历前四朝——太祖朝、太宗朝、顺治朝和康熙朝；慈禧皇太后则关系后四朝——咸丰朝、同治朝、光绪朝和宣统朝。经常有人问慈禧太后与孝庄太后之异同，慈禧太后与孝庄太后的相同点：她们都是大清国的皇太后，都年轻守寡，都辅佐年幼的儿子为君——顺治八岁继位，同治六岁继位，也都高寿——孝庄太后享年七十五岁，慈禧太后享年七十四岁。但慈禧太后与孝庄太后又不同：孝庄太后所处的清朝如日东升，慈禧太后所处的清朝则如日昏落；孝庄太后在后台参与朝政，慈禧太后则在前台御政；孝庄太后辅佐两代幼主，慈禧太后则掌控两代幼主；孝庄皇太后在皇位继承上按大清家法办事，慈禧皇太后则在皇位继承上过多考虑叶赫那拉氏家族的利益；后世对慈禧太后微词多，而对孝庄皇太后肯定多，等等。

　　在进行历史通俗化讲述时，应注意正史与野史的关系。其一，正史不一定全可信，野史也不一定全不可信。对正史与野史的资料都应当甄别、筛选、考据、分析，特别在引用野史资料时，应当慎重，特别说明。其二，应注意史实与传闻的关系。市井野闻，坊间俚语，道听途说，难以置信。如庄妃劝降洪承畴的故事，源于野史，纯属戏说。其三，应注意史实与戏说的关系。戏说是戏文，历史要真实，应分清戏说与历史，千万不可把戏说当历史。

　　史学学术化与史学大众化，其思维与表述的路径不同：史学的学术化主要是提出问题、搜集史料、审慎考据、分析论证、科学表述、做出新论，是一个求实求是的逻辑过程。而史学的大众化主要考虑对象的十个不同——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文化、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国籍，其关注热点，其知识需求，既要有引人入胜的故事，又要有丰厚扎实的史实，应尽量地以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准确表述，满足广大受众的愿望与要求。然而，史学学术化与史学大众化也有共性，这就是求实求是，向大众准确地传递历史信息。

　　一本书像一个人一样，总在不断地完善。《论语·为政》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里是说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一本书的流传历程，也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如果每十年算一段，十年修订一次，经过三五次修订，虽不敢说是炉火纯青，却可以说是减少遗憾。愿以此同著书人共勉。

　　是为序。

　　阎崇年

　　2007年1月1日

微笑丽人

第一讲 选秀入宫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有一个女人很是引人瞩目，她在男人一统的世界里，夺得了本来由男人把握的最高权力：三度垂帘听政；两次决定皇位继承人；将国家命运控制在她的股掌之中；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她对帝王之术驾轻就熟，却对世界发展潮流不甚了解，判断及决策一误再误，结果让中国滑向半殖民地的深渊。这实在是中国的悲剧，也是她个人的悲剧！这个女人就是慈禧。对于她在中国历史上的所作所为，人们痛恨过！人们谴责过！人们谩骂过！然而这个历史悲剧完全应该由慈禧负责吗？假如让一个男人当皇帝中国就必然躲过这一悲剧命运吗？这确实是历史上一道难解的高次方程。如何认识历史上的慈禧，解开慈禧其人其事的诸多谜团？让我们走进慈禧的世界，去解读历史上真实的慈禧。

　　我们常常称这个女人为慈禧，可慈禧既不是她的姓，也不是她的名，而是她贵为皇太后时所上徽号中的两个字。此号是她六岁的儿子载淳继皇帝位时所“上”，那一年她二十七岁。

　　徽号是给帝后加上的吉祥、美好的名号，以歌功颂德。对于自大欲无限膨胀的皇帝、皇后们来说，他们已经不能满足于死后才获得那些神圣、美好的字眼儿，他们希望在世的时候就能听到臣民的颂扬，于是上尊号的做法应运而生。“慈禧”是她晋封为皇太后时所加，以后每逢庆典就累加，她生前一共加了八次，计十六个字：“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都是溢美之词，没有实质性意义。徽号是生前所“上”，谥号则是死后所封。清代皇后死后与皇帝一样也有谥号。慈禧的谥号是生前的徽号加上“孝钦”和“配天兴圣显皇后”，合起来就是“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孝”是所有皇后谥号的第一个字，属于所有皇后，只要看到这个字就知道她是皇后。“钦”是评价慈禧本人的，概括评价她一生的性情、行为，解释为“神明俨义，威德悉备”，也就是指慈禧神明庄严，威严与德行兼备。“钦”字后的二十个字是她的生前徽号和死后又添加的尊号总和。“显”是他的丈夫咸丰帝的谥号，慈禧谥号中的“显”，表明他与咸丰帝的夫妻关系。所以，二十五个字中只要知道“孝钦显皇后”，就知道是慈禧了。

　　写有全部谥号的慈禧神牌慈禧生于清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1835年11月29日）。她出生在哪里？家庭状况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对今天的普通人来说似乎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事情，可对于慈禧来说，却是一个从她死后就出现诸多纷争的麻烦问题。因为在她呱呱坠地的刹那间，除了给她的父母增添一份获子的欣喜之外，并没有引起其他人过多的关注。关于她的出生，历史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正式的记录，因为谁也没有料到，二十七年后，这个普通人家的女子，却在紫禁城里，成为执掌大清国朝政四十七年的圣母皇太后，成为人人顶礼膜拜的“老佛爷”。

　　历史留下的这段空白，给后世想了解她的人带来了许多遗憾和困惑。自清末迄今，围绕她的家世和生平，有种种传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影响很大的说法有三个版本：

　　其一，是民初版。

　　见于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和金梁《四朝佚闻》中关于慈禧身世的记载。恽毓鼎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起充当日讲起居注官。日讲起居注是记载帝王言行的档册，皇帝每天的政事活动，都由日讲起居注官记录下来，按年月日的顺序编辑成册，一般每月两册，一年二十四册，用满、汉两种文字记载。起居注官必须每天伴随皇帝左右。恽毓鼎虽然算不上清朝知名的大人物，但是他久任讲官，熟知晚清宫廷内幕和花边新闻。金梁是满洲宗室，民国初年曾参与修纂《清史稿》的工作，熟谙宫廷掌故。他们是怎么记载慈禧身世的呢？

　　《崇陵传信录》载：慈禧的父亲死于湖南官任上，慈禧与妹妹扶父亲的灵柩归丧，由于穷困至极，连丧服都买不起。船过清江浦（属于今江苏省淮安市）时，正好赶上县令吴棠的一位部下死了，丧船也停泊于此，于是吴棠派人送丧礼三百两。可阴差阳错的是差官竟将礼金送到了慈禧的船上。差官回来复命，吴棠接到谢帖一看，才知道送错了，遂勃然大怒，命人要索回礼金。身边的一个幕僚对吴棠说：听说船上的女子是满洲的闺秀，此行也为了进京参加皇宫的选秀，怎么知道她就不能富贵？姑且与她结好，或许她秀女得中，对大人有利。吴棠对幕僚的这个意见颇为赞许：一旦这个女子发迹了，在皇帝身边我不就有个说得上话的人了吗？于是吴棠听从了幕僚的建议，没有索回礼金，而且还送佛送到西，亲自登上慈禧的船去吊丧。慈禧感激涕零，将吴棠的名帖小心地放在梳妆盒里，并对妹妹说：我们如果他日得志，一定不要忘记这个县官。后慈禧果然发迹，贵为太后时，吴棠官职一路攀升，最后升到四川总督，死于任上。

　　慈禧像《四朝佚闻》载：慈禧的父亲惠徵，是安徽徽宁池太广道的道员，（道员，俗称道台，是省以下、府州以上的地方高级行政长官。道员是非正式官称，公文直接以区域名为官名，习惯遂成为定制。道员除由知府升补外，也由京察一等的郎中、御史、编修而升得。）由于贪污公款被罢官，死在路上。慈禧奉母亲之命，扶父亲的灵柩归丧，由于家徒四壁，无以为生。恰逢北京有一民俗，有号丧的女子，也叫丧娘，丧家经常雇她们助哀。而慈禧嗓音洪亮，又能歌，又善哭，于是就当上了号丧女子，以此糊口。后参加选秀入宫，成为圣母皇太后。

　　以上两种记载，虽然记述慈禧的经历各不相同，有的地方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但我们不难发现相同之处：

　　慈禧书“龙虎福寿”四字第一，惠徵是慈禧的父亲。

　　第二，慈禧以秀女的身份入宫。

　　第三，慈禧入宫之前曾经历家庭的变故，家境艰难，屡经磨难，备尝人世艰辛。

　　我们可以意识到：两人一致认为惠徵为父、选秀入宫是慈禧的真实经历。

　　其二，现代版。

　　此说影响很大，可以说是弥漫在慈禧身世上最令人难解的谜团之一，主要根据是百年来流传于山西长治县西坡村和上秦村一带关于慈禧童年的口碑传说。

　　根据这个传说，慈禧不是满洲人，生父也不是惠徵，她原本是长治县西坡村汉族农民王增昌之女，名叫王小慊。四岁时，因为家境贫寒，母亲又不幸身亡，无奈的父亲将她卖给上秦村宋四元家，改名为宋龄娥。小龄娥天资聪慧，嗓音极好，爱唱小曲，被宋家夫妇视为掌上明珠，七岁读书，九岁会双手写字。可是，好景不长，她十一岁时，宋家遭难，无力继续抚养这个孤女，遂将她转卖给潞安府知府惠徵家做丫头。一次洗脚的时候，惠徵夫人富察氏无意中发现龄娥两脚脚心都有一个瘊子，这成为她命运的转机：惠徵夫人认为她是富贵之命，将她收为养女，改姓叶赫那拉，更名玉兰，又请人教她学习满文、汉文。天性机敏的她不仅学会填词赋诗，还能通读史籍。后来参加三年一次的选秀女，被选中入宫，从妃嫔一步步升为皇太后。

　　人们还为这个传说找到了大量的旁证和物证：

　　慈禧一直有家乡情结，爱吃长治的地方食品：黄小米、玉米面、壶关醋、萝卜菜；爱看山西地方戏上党梆子；爱唱山西民歌等等。这些可以作为旁证。

　　在西坡村王氏家谱上，有“王小慊后来成为慈禧太后”记录；西坡村外羊头山西麓的荒滩上有所谓慈禧生母的坟；上秦村宋家的土炕里，藏有慈禧给宋家的信等等。这些则成为物证。

　　但专家学者也对慈禧生于长治的说法提出了一些疑点和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此说太富于传奇色彩，物证中有许多地方值得推敲：

　　（1）经考证，这段时间，历任潞安府的知府共有七个人，但是没有惠徵。既然惠徵没有在山西潞安府做过官，那么慈禧怎会在潞安被卖到惠徵家呢？

　　（2）王家从乾隆五十九年一直续到现在的家谱，虽然写着“王小慊后来成为慈禧太后”，但是这份家谱不是原件，而是重新抄写的，史料价值大打折扣。

　　（3）1958年西坡村平了许多坟，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时，该村和全国一样，在“农业学大寨”高潮中也曾到处平坟造地，据“长治说”的说法，“因该墓系慈禧太后生母之墓，得以保存至今”。这就令人十分疑惑，因为自清末以来，慈禧的名声极差，仅仅是因为慈禧这一名号，文革时期她母亲的坟就应属“封资修”一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许多历史名人的墓被毁被平，怎么会在西坡村独留下慈禧生母的坟？

　　（4）上秦村宋家的土炕里，藏有慈禧给宋家的书信残片，据说是慈禧娘家后裔宋六则从当年慈禧所住房屋东面的土炕里刨出的，这是支持这种说法的一个关键证据。可残片仅有四十五个字，不仅支离破碎，而且关键部分的一百余字是后补上去的。与保留在中国第一档案馆中的慈禧亲笔书写的便条比照，可以确认残信不是慈禧手书。

　　显然，在这些疑点弄清之前，“山西长治说”很难成立。

　　其三，正史版。

　　主要见于清史专著中。虽然具体表述不同，但我们还是能够从中把握她身世的脉络。

　　慈禧，那拉氏，祖居叶赫(今四平附近)，故称叶赫那拉氏。原名不详，正史中没有记载。原因可能有以下两个：

　　第一，与中国封建社会女人的社会地位有关。在中国封建社会，除了一些特殊的历史阶段女人拥有比较高的地位外，如唐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女性深受社会的歧视和压迫，在男人独断乾坤的世界里，女人永远是男人的附属，“夫为妻纲”。所以出嫁以后的女人的名字没有任何意义，丈夫的姓氏加上自己的姓氏就成为公认的称谓，如“钱王氏”，“邓刘氏”等，闺中小名常被隐去。

　　第二，为了避讳。历史上与君主或尊者的名字音同、音近的字都要避讳，更不能直呼其名。所以，正史中只有她的尊号，如懿嫔、懿妃、慈禧太后等称谓，而没有名字的记载。

　　可是，我们却在清末的多种小说笔记中发现，入宫前的慈禧常常被称为“兰”、“兰儿”或“玉兰”，认为这是她的闺中小字，直到今天依然在文学作品中，甚至相关历史传记中被普遍采用。之所以众口一词，大概源于她被选秀入宫，初封兰贵人。“兰”字十分女性化，自古至今多被采用为女孩儿的名或小字，于是“兰”就从官式名号，变为她的名字。

　　慈禧属于满洲镶蓝旗，属于八旗中的下五旗。八旗分上三旗、下五旗：上三旗是正黄、镶黄、正蓝（多尔衮时改为正白），归皇帝统领，待遇高，属于王牌军；其余为下五旗，待遇低，属于杂牌军。镶蓝旗即属于下五旗。慈禧出生时他的父亲正在京城的吏部做一个只有八品大小的官——笔帖式，一个文职小官，直到咸丰二年才升为四品的道员。她的家庭出身充其量是一个一般旗籍官员的家庭。

　　从惠徵做官的履历中我们知道他曾在北京、山西、安徽为官，那慈禧出生在哪里？道光十五年(1835)慈禧出生，依据档案推断，他的父亲惠徵应在京城做笔帖式，如此说来，慈禧应该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近一时期，一些学者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宫中杂件》第一二四七包中，发现了一份用大红纸写成的“排单”，即清朝皇帝选秀女的名单。其中有咸丰五年（1855）慈禧的妹妹被选为秀女的记录（慈禧的这位妹妹后来成为醇亲王奕的福晋，光绪帝的生母），也进一步证实了她是北京人。相关内容如下：

　　镶蓝旗满洲，恩祥佐领下，原任道员惠徵之女，年十五岁。

　　辛丑七月二十八日戌时生。

　　纳（那）拉氏

　　原任员外郎吉郎阿之曾孙女

　　闲散景瑞之孙女

　　原任副都统惠显之外孙女

　　住西四牌楼劈柴胡同

　　档案材料末尾“西四牌楼劈柴胡同”的地址，应是慈禧一家自曾祖父以来的老宅，即慈禧的出生地。按照京师八旗分城居住的规定，乾隆三十五年（1770），镶蓝旗满洲都统衙门在阜城门内嘉寺胡同。劈柴胡同距内嘉寺胡同很近，属于镶蓝旗的慈禧家人理应住在这一带。

　　关于慈禧身世的种种说法，乍听起来真让人无所适从，我个人认为，还是“北京说”的论据更加充分和可信。因为名人笔记或口碑传说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认定历史史实，档案更具权威性，更有历史价值和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现在就可以为慈禧填写一张现代意义的履历表。姓那拉氏性别女民族满出生

　　年月日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1835年11月29日)籍贯满洲叶赫（今吉林四平）家庭出身普通旗籍官员家庭住址北京西四牌楼劈柴胡同。为什么在慈禧的身世问题上会出现如此的分歧？

　　第一，是名人效应。慈禧的一生与晚清的历史相始终，人们都试图从这位赫赫有名的圣母皇太后降临人间的第一个驿站起，追根溯源，探录她的思想、性格形成的脉络和源泉，探录她成长过程中的偶然和必然，以解开发生在她身上那些给一个民族带来过深刻影响的许多历史之谜。

　　第二，关于慈禧出生地等问题确实缺少直接的文献记载，即使学者发现了她妹妹的选秀排单，也只能作为辅证，因为没有发现能够揭开这些谜团的确证，为各种各样扑朔迷离说法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孩，怎么就入了后宫成了咸丰帝众多后妃中的一个？皇帝选择后妃的标准是什么？

　　首先，是门第。怎么也应该是王公大臣的千金，这才门当户对。就像皇太极娶了科尔沁亲王貌美如仙的女儿为贵妃，也就是清初的孝庄太皇太后，这才门第相当，而不是王子娶灰姑娘。

　　其次，是美貌。似乎只有倾城之美，才堪与皇帝相匹配。虽然，历代君主都回避美貌，人们也常常把亡国的罪责推到女人的身上，“红颜祸国”。但不容否认的是，君主们依然将美色作为他们毕生的追求，通常美貌是女人走进男人世界的第一通行证。

　　慈禧没有高贵的血统，没有显赫的门第，但她有美色。她是凭借着在一场名为“选秀”的选美“大赛”胜出后，被选入宫的。清朝名为“选秀”的选美是为皇帝、皇子、皇孙、亲王和郡王物色婚姻的对象。它开始于顺治朝，每隔三年举行一次。为了保证满洲贵族血统的纯正与高贵，首先必须资格审查，只有八旗官员家中十三岁至十七岁的少女才能成为入选对象。审查合格，才目视选拔。应选之日，秀女们由神武门鱼贯而入，至顺贞门前“候台”。太监按名册顺序引入，由皇太后、皇帝评选。通常是五人一排，供皇帝或太后选阅，如有被看中者，就留下她的名牌，再定期复选，复选再度被选中的秀女，优秀的留于皇宫之中，随侍皇帝左右，成为后妃的候选人；其余的赐予皇室王公或宗室之家。咸丰二年恰逢选秀年，十七岁的慈禧，以满籍道员之女，参加了选秀，结果被选中，封为“兰贵人”。根据清朝的后妃制度，后宫的位号有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八个等级，贵人只位于第六等。这就意味着进宫后的慈禧必须身处下层，去应对、去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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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荣为贵妃

　　咸丰年间修纂的《玉牒》中载：“兰贵人那拉氏，道员惠徵之女，咸丰四年甲寅二月封懿嫔。六年丙辰三月，封懿妃。七年丁巳正月封懿贵妃。”

　　慈禧即将跨进的后宫意味着什么？对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君主来说，他的后宫意味着六宫粉黛、三千佳丽、钟鼎玉食。入则黄罗伞盖，出则宝马香车、仆从如云。要不怎么历史上无数的人，宁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如项羽一样喊出：“彼可取而代之！”

　　对于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来说，在前殿是君王，在后宫是主宰。后宫是他率性而为的乐园。而对于后宫的佳丽来说，这里却并非乐土。因为在这个超级大家庭里，真正的男人只有一个，皇帝的雨露有限，不能遍施，而可以承露的女人又无所不在，于是人们为了争夺皇帝的性爱而拼杀，拥有了皇帝的性爱就增大了生育皇子的机会，一旦皇子继承了皇位，即可“母以子贵”。为了获得和巩固皇帝的宠爱，后宫不断上演着一幕幕人间悲剧。南宋光宗宠爱皇后李凤娘，可有一次回到宫里后，无意间盛赞某宫女之手粉白异常。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就在第二天，光宗居然收到一个盛着这双小手的食篮。失败者或惨死，或深居冷宫，用孤独埋葬红颜，无声无息中，与草木同腐。顺治帝在十三岁时，在母亲与摄政王多尔衮的决定下，迎取了庄妃侄女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由于顺治帝不喜欢这桩父母“包办”的婚姻，在顺治十年废掉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将她移出中宫，降为静妃，从一而终的社会准则，不允许她另择他爱，可怜的博尔济吉特氏，只能在冷宫里艰难度日。还不到二十岁的她，生活已无幸福可言，她的生活状况只能称之为活着，不能用“生活”或“幸福而快乐的生活”来形容。

　　对于即将进宫的慈禧来说，后宫处处弥漫着浓浓的血腥之气，这一点她不可能毫无所知。慈禧应该清楚地意识到了：在未来的日子里，摆在她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竭尽其所能，获得皇帝的宠爱，在夹缝中求得生存；二是听任命运的摆布，很有可能成为后宫倾轧的牺牲品。

　　刚刚入宫的慈禧面临着极大的竞争压力。与她先后入宫者共计四人：贞嫔、云嫔、兰贵人(慈禧)、丽贵人。

　　贞嫔，钮祜禄氏，咸丰帝即位之前就已入藩邸，登基后立刻由贞嫔晋封为贞贵妃，一个月后被立为皇后，是什么原因使她入宫后就获得如此的厚爱，历史缺乏记载，但由偏爱转而颇受重视是顺理成章的判断。云嫔是咸丰帝在藩时的侍妾，她比较了解咸丰帝的习性。丽贵人，容貌和体态都是佳中更优者。除此而外，民间传说圆明园里还藏有美女，名为“四春”。我们不知道慈禧宫中生活的细节，但在咸丰四年，也就是她入宫两年，慈禧获得了咸丰帝赏识，由兰贵人晋升为懿嫔，这一转变让我们相信：慈禧赢得了皇帝的欢心；从慈禧后来对身边人的回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她为赢得皇帝欢心所做的努力以及由此而招来的“同行”的嫉妒。她曾对身边人自豪地说过：

　　咸丰的第一位皇后——孝德显皇后“入宫后，宫人以我为美，咸妒我，但皆为我所制。”

　　从她颇为得意的表白中，我们不难看出她成功的秘诀：

　　第一，慈禧以美色成功地赢得了咸丰帝的心。

　　美国画家卡尔女士绘慈禧像

　　慈禧究竟美到什么程度？用她自己沾沾自喜的形容是“宫人以我为美，咸妒我”，容貌美到遭人嫉妒的程度。我们现在可以零星见到一些慈禧晚年的画像，即使从今天的审美角度来看，慈禧依然可以称之为端庄。有两个女人曾经在慈禧晚年与她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一位是德龄（1886—1944），满族人。其父裕庚是清朝外交使臣。德龄等家人随父在日本住了四年，又在法国住了四年。1903年归国后，慈禧得知德龄姐妹通晓外文，便召她们入宫，成为太后的第一女侍客，深得慈禧的宠爱和信任。她对慈禧的容貌评价道：“太后当伊在妙龄时，真是一位风姿绰约、明媚鲜明的少女，这是宫中人所时常称道的；就是伊在渐渐给年华所排挤，入于老境之后，也还依旧保留着好几分动人的姿色咧！”另一位是美国女画家卡尔，1904年8月进入清朝宫廷为慈禧太后画像，与慈禧朝夕相处九个月之久，将自己的亲见亲历，记录于《慈禧写照记》中。在书中她写道：“我看眼前这位皇太后，乃是一位极美丽极和善的妇人，猜度其年龄，至多不过四十岁（其实慈禧已年近七旬），而且其性情佳丽娇好，使人一见便生喜悦之情。”“慈禧太后身体各部分极为相称，美丽的面容，与其柔嫩修美的手、苗条的身材和乌黑光亮的头发，和谐地组合在一起，相得益彰。太后广额丰颐，明眸隆准，眉目如画，口唇宽度恰与鼻宽相称。虽然其下颔极为广阔，但丝毫不现顽强的态势。耳轮平整，牙齿洁白得如同编贝。嫣然一笑，姿态横生，令人自然欣悦。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她已享六十九岁的大寿，平心揣测，当为一位四十岁的美丽中年妇女而已。”

　　然而后宫佳丽，个个优秀，哪个都是精挑细选的美女，皇帝身处其中，移情别恋、见异思迁是常有的事。对于慈禧来说，维护与巩固皇帝的专宠，还需要具备别人无法替代的潜质。

　　第二，后宫“皆为我所制”。

　　也就是慈禧用一步步的精心设计，制服他人，赢得皇帝的爱心。这才是她走向成功的要素。

　　以后的历史发展显示了她在后宫的设计。

　　首先，努力接近皇帝，赢得他的喜欢。这是后宫中所有的嫔妃都想做到的，但又不一定做得好。我们不知道慈禧究竟用了怎样的行为使皇帝喜欢她，但慈禧一向机敏开朗、洞悉人性、善体人意，也许是这些留住了皇帝的心。而玟贵人，徐佳氏，却出现了闪失。玟贵人入宫后初封为常在。因为她颇有姿色，所以不久就晋升为玟贵人。咸丰五年，不知玟贵人做错了什么事，咸丰帝极为恼怒，五月二十四日下令把她降为常在。二十多天过去后，皇帝仍怒气未消，余恨难解，再次下令把玟常在降为官女子，一下子又降了两级。官女子实际上就是可以陪皇帝睡觉的宫女，地位极为低下。徐佳氏在一个月内由主子一直降为奴婢，连降三级，但表面上又不敢表现出怨恨和悲伤，只能在夜间以泪洗面，似乎咸丰帝也觉得自己的做法有些过分，所以在八天以后，又恢复了她的常在地位，日子不长又晋升为贵人。

　　玟贵妃、春贵人行乐图

　　慈禧，凭借她的特质，常蒙皇帝恩幸，成功地躲过了这样无谓的惩罚。

　　其次，要为皇帝生下皇子。慈禧知道只凭借着美丽可人、侍应得体并不能确保皇帝的专宠。只有为皇帝生下儿子，才能猎取皇帝的心。子嗣兴旺是龙脉延续的保证，这是皇帝最为渴望的一件事情，更何况此时咸丰帝还没有一儿半女。

　　可咸丰帝是一个子嗣不旺的人，姑且不与他的五世祖康熙帝的三十五子、二十女相比，就是与他父亲道光帝九子、十女相比，他也是大为逊色，直到咸丰四年他还没有自己的骨肉来到人世（他一生只有二子、一女，且二子夭折）。清朝二百六十八年时间里，正是中国人口迅速增长的时代，至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口已由清初的几千万攀升到四亿多。

　　《懿妃遇喜大阿哥》档案

　　慈禧深知，后宫佳丽如云，可就是没有给皇帝生子的，她想率先生子占得先机，“母以子贵”，她可以凭借生子提高自己在后宫的地位。然而，设想是没有用的，慈禧不能怀有皇子，除了咸丰帝子嗣不旺以外，也可能与慈禧身体疾患有关系。每遇经期，她都会“腰腹胀痛，胸满呕逆”。入宫两年，此病症虽未见恶化，却也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为此，慈禧在太医的帮助下，精心调理。在保留至今的清代《宫廷医药档案》中记载了诊治时所开的药方：

　　懿嫔调经丸：香附一两童便炙、苍术一两、赤苓一两、川芎三钱、乌药一两、黄柏三钱酒炒、泽兰一两、丹皮八钱、当归八钱共为细末，水发为丸，绿豆大，每服二钱，白开水空心送服。

　　这份药方，经当代中医评议，主要是养血调经、行气活血、止痛散淤。足以证明慈禧年轻时患有痛经等妇科疾病。后经不断调治，慈禧“湿饮渐开，胀痛稍减”，坚持诊治，“诸症皆好”，月经不调之病得以痊愈。

　　咸丰五年六月，慈禧怀孕，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1856年4月27日）生下皇子载淳。从慈禧怀孕到生产，皇帝及后宫所有的人，都对此保持高度关注。因为这是咸丰帝的长子，也是皇帝迄今为止的唯一继承人。咸丰帝兴奋不已，挥笔写下了“庶慰在天六年望，更钦率土万斯人”。

　　《懿妃遇喜大阿哥》档案内页

　　咸丰帝高兴之余，更是重奖有功人员。首先，将西直门内新街口二条胡同路北的官房一所赏给慈禧的母亲；其次，慈禧的地位也由此发生了急遽变化。《清皇室四谱》载：“（慈禧）六年三月生皇子，是为穆宗（同治帝）。旋诏晋懿妃，十二月行册封礼。七年十二月晋懿贵妃。”

　　咸丰皇帝《谕后妃》

　　由此可见，因为慈禧诞育了咸丰帝的唯一皇子，她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后宫五级的嫔，而为四级的妃，而为三级的贵妃。因咸丰帝没有设皇贵妃，所以她已经跃居后宫第二位，仅次于皇后。这一年她二十四岁。

　　第三，要驾驭皇帝。由于生下了皇子载淳，慈禧位置一越而成为宫中第二，仅次于皇后。按照一般女人的思路与生活轨迹，此时就可以享受这显赫的荣誉，等待儿子继承皇位，做太后。可慈禧不这样想。她不认为她宫中的地位可以高枕无忧，毕竟她当时只有二十四岁。专制体制所赋予皇帝的权力是无所不在的，生杀予夺是他的权力，顺治帝不高兴即可废皇后，而贵妃的立与废应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慈禧要稳固宫中的位置，就必须驾驭皇帝。皇帝是人，他不可避免也有各种各样的习性与缺点，只是看慈禧是不是能充分掌握对手的特性，并加以利用。

　　慈禧有一项后宫嫔妃们无人能抵的能力——能读写汉文，这在当时的满族妇女中是极其可贵的。因为满族妇女与汉族妇女一样，不能入学，文化知识的获取的途径十分单一。因此，慈禧是宫中嫔妃中的既能掌握满语又能读写汉语的“双语”模范。

　　慈禧绘花鸟画慈禧很有天分，在圆明园居住时，“因日习书画以自娱，故后能草书，又能画兰竹”。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载：“西后入宫时，夏日单衣，方校书卷，文宗（咸丰帝）见而幸之。”

　　炎炎的夏日，她单衣伏案，校读书卷，不能不说对读书有极高的兴趣，同时说明慈禧知书识字。至于她掌握汉文的程度，从她垂帘听政后要求罢免恭亲王奕的上谕中可见一斑。

　　我们节录上谕部分文字：

　　“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知（之），难以悬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狭致（挟制），往往谙（暗）始（使）离间，不可细问。”

　　慈禧所起草的共计三百余字上谕中，错别字竟高达十二个，语句亦不甚通顺，足以证明其运用文字的能力不高。咸丰帝逃避现实，寄情声色，对于国事穷于应付。由于慈禧能读写汉文，有些奏章就让慈禧代阅。“时时披览各省章奏，通晓大事”。在披览奏章的时候，慈禧逐渐通晓了国家大事。

　　咸丰帝为了省力气，有些奏章，就改为口头谕示，命慈禧代笔。好在内阁呈送御览的奏疏，绝大部分属于报告性或对各省督抚重大事件的指示意见，一般皇帝的朱批是“知道了”、“依议”等简单的字，对慈禧来说不是难事。

　　《崇陵传信录》载：“时洪杨乱炽，军书旁午，帝有宵旰劳瘁，以后书法端腴，常命其代笔批答奏章，然胥帝口授，后仅司朱而已。”

　　至于军机处奏折则关系军国大事，咸丰帝必须朱批具体指示方略，要皇帝亲自动手。但依慈禧的机敏与聪慧，很快就对朝政运作、君臣分际，了然于胸。这为她以后的执政打下了坚实基础。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向纵深发展的时候，英法联军突破了清军道道防线并攻陷天津后，北京门户洞开，天子之都暴露于侵略军的炮火之下，如何应对这百年未有的变局，是考验一个统治者是否具有雄才大略的关键时刻。我们不妨对比一下咸丰帝与慈禧的表现。

　　《崇陵传信录》记载：“英法联军突破了清军道道防线并攻陷天津这日，正逢咸丰帝在圆明园的天地一家春与后妃共宴。酒至一半，军机处奏报：英、法联军已陷天津。咸丰帝痛哭不止，皇后钮祜禄氏与诸嫔妃哭成一团，只有慈禧一人走向前来对痛哭不已的皇帝建议：‘事危急，环泣何益。恭亲王素明决，乞上召筹应会之策。’”巨变面前，咸丰帝的懦弱、无主见暴露无遗，在他痛哭与束手无策之间、在寻求逃避国家巨变的危难时刻，慈禧却有着与咸丰帝截然不同的表现，冷静、沉着、敢作敢为。

　　慈禧在不露声色、谈笑风生间将至高无上的皇帝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后宫中仅次于皇后钮祜禄氏的第二位重量级人物。然而，与忠厚、质朴的皇后截然不同的是，慈禧对于前殿男人间权势之争夺、大局之掌控有着更为敏锐的感觉和判断，她不断地将在后宫与嫔妃争斗的经验渗透到太和殿那属于男人一统天下的世界中。

　　慈禧，有着自己所独具的能力，那就是洞悉人性、工于心计、个人至上、临危不惧、敢作敢为，这正是专制帝王所应具备的素质。

微笑丽人

第三讲 暗争皇权

　　慈禧在咸丰帝疏于朝政的时候，帮助皇帝批阅奏章，甚至有时以她的建议和主张影响皇帝的决策，这一违反祖制和家法的行为，必然引起朝中拥有实权的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的不满。在中国社会里，女人干政向来被视为“牝鸡之晨”——母鸡啼鸣,家有不宁（“牝鸡无晨。牝鸡之晨，唯家之索”。牝鸡即母鸡，这句话的大意是：母鸡不必为早晨打鸣。如果母鸡为早晨而打鸣，那么这个家就要败落。这里是以母鸡比作女性，是说女性不应代替男子主事，否则就会使事情弄糟。女人不能参与国事，否则就会祸乱国家）。在这个男人主宰的世界里，女人的社会活动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容忍的行为，其结果必然遭到来自男性权力世界的绞杀。在那个男人至上的社会中，在那个为争夺权力而血肉横飞的世界里，慈禧能够走上男人独霸的政治舞台吗？她将面对怎样的血腥挑战才能踏着男人的脊背，爬向权力的巅峰？

　　一

　　自咸丰二年，慈禧选秀入宫，无论是调经生子，还是帮助皇帝批阅奏章，她的种种努力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享有权力带来的尊严和快乐。当她由嫔一步步升为贵妃的时候，当她帮助咸丰帝朱批奏疏的时候，她才真正领略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能使千万人或喜或忧的魔力。

　　中国历史上大凡女人掌政，常常是因为：

　　(1)皇帝无力处理朝政；

　　如唐高宗因患有眩晕之症，目不能视，因此委托武则天来处理朝政，时人称为“二圣”。

　　(2)皇帝死后，即位的皇帝冲龄（幼小的年龄），母后辅政。如辽圣宗即位时年龄太小，母亲萧太后辅政（萧绰，953—1009，契丹名燕燕，辽朝皇太后，著名女政治家，辽景宗耶律贤的皇后。她是辽大臣萧思温的女儿，聪慧、美丽，有谋断。景宗即位时体弱多病，由她来辅佐。她选用贤德，励精图治，使衰落的辽朝呈现出全新的景象。983年，年幼的圣宗耶律隆绪即皇帝位，年仅三十岁的萧太后执政，在圣宗年间，辽朝君臣一心，使辽朝进入鼎盛，这与萧太后是分不开的。萧太后不仅治国有方，还用兵有道，在景宗时，宋朝大军逼近北京。她指挥三军，赏罚分明，任用“战神”耶律休哥为大将，为辽朝在高梁河之战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辽朝历代皇帝都对萧太后评价极高。1009年，太后去世，时年五十七岁。圣宗以天子之礼安葬萧太后，并表彰她对辽朝作出的伟大贡献）。由于聪明干练，知人善任，帮助辽圣宗成就了辽的强大。慈禧有这样的机会吗？

　　二

　　从表面来看，慈禧似乎暂时没有这样的机会与可能。虽然她拥有咸丰帝唯一的儿子载淳，且儿子年龄尚小，但咸丰帝诞育皇儿的时候只有二十六岁，正值青壮年，尽管从咸丰六年（1856）皇帝就“身倦体弱”，不时卧病，身体绝不能用硕健来形容，可也能正常处理朝政。依据常理，没有特殊的情况出现，慈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具有参政、议政的机会，更不具备走向权力巅峰的条件。

　　咸丰皇帝便服像然而，慈禧比谁都清楚她的丈夫——咸丰帝是身处忧患，无所作为，却风流成性的天子。

　　说咸丰帝身处忧患，是因为他在位的十一年里，没有一天是平安无事的，内忧外患无一日不在。

　　田黄石“咸丰御览之宝”

　　咸丰帝即位不久，咸丰元年（1851）元月就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虽然他竭尽全力地镇压，可太平军却一路攻城掠地，并在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要不是太平军出现内讧，咸丰帝还真难获得喘息的机会。正在咸丰帝镇压太平天国之时，英、法两国于咸丰六年（1856）再次对华宣战，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步步升级，它时时掣肘着年轻皇帝的对外决策，使他陷于无所适从的境地。

　　说咸丰帝无所作为，是因为他没有迎接挑战的勇气，也不具备力挽狂澜的能力。

　　咸丰帝没有政治家的韬略和军事家的远谋。面对英法联军的肆意挑衅，咸丰帝没有抗战到底的决心，也没有讲和的勇气，而是在战和之间举棋不定。当战争爆发前夕，咸丰帝却在圆明园庆祝他的三十寿辰：在正大光明殿接受百官朝贺；在同乐园连演四天庆寿大戏。当英法联军突破大沽口、攻占天津后，他却束手无策，与嫔妃们在圆明园抱头痛哭。最后，索性将烂摊子留给恭亲王奕，自己率领朝臣及嫔妃逃至承德避暑山庄。

　　说咸丰帝风流成性，是因为国家的内忧外患，并没有激励起咸丰帝无穷的斗志，反而使他沉溺女色，不思进取。

　　慈禧非常清楚，咸丰帝一直纵情声色，使本已孱弱的身体更加每况愈下，不但面呈黄色，而且屡咳不止。御医建议常饮鹿血，既可以治病，又可以壮阳。为此，圆明园里饲养了许多鹿，每天都为咸丰帝取血。然而逃亡承德后，咸丰帝不去筹划如何振兴国家，而是纵情女色、嗜酒如命，更加肆无忌惮地寻欢作乐。慈禧知道，依咸丰帝目前的生活状态和身体状况，他的生命不会维持太久。作为咸丰帝唯一皇儿——载淳的母亲，慈禧有着别人无法替代的优势，那就是在咸丰帝死后，慈禧可以凭借皇太后的身份来辅佐幼帝，操纵皇权。但也正因为如此，朝廷中权臣们以百倍的警惕防范慈禧任何攫取权力的企图。肃顺等人就将她视为专权的最大障碍。

　　三

　　肃顺，字雨亭，宗室，他是郑亲王乌尔恭阿的第六子，庶出。“性格决定命运”，即是对他最好的写照。

　　1无赖但却率真

　　肃顺少时不愿读书，也没有什么谋生的技能，长大后只是以帮人做事为由骗人酒食。“戚党鄙之。而其状貌魁梧，眉目耸拔，见者亦知其必猎功名，而以亡赖，人莫敢近也”。只有同学墨裕怜悯他，时时接济他。一次，数九寒冬，肃顺盘辫——天冷，没有帽子，只能盘辫御寒；反披着羊皮褂——因穷，只能穿光板皮袄，毛接触皮肤不舒服，于是反穿；牵狗走在街上——如此潦倒，却不在意，依然牵狗，一脸“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悠闲，正好与墨裕相遇。墨裕见肃顺如此落魄不由得皱着眉头问道：“‘君自视似何等人？’顺对：‘亡赖耳。’曰：‘亡赖荣乎？’顺对：‘因亡所赖，斯亡赖耳。’”后墨裕以闲散宗室的名义，为肃顺求得一职（《奴才小史》）。

　　总管内务府大臣《奏报圆明园内外被抢被焚情形折》

　　2疏学但却有识

　　咸丰初年，经异母兄郑亲王端华和怡亲王载垣的推荐，“入内廷供奉”。不久，就成为咸丰帝最为依靠的核心力量，被授予户部尚书（相当于今财政部长）协办大学士，御前大臣，署领侍卫内大臣、内务府大臣。肃顺凭借什么获得咸丰帝的信任和赏识呢？

　　肃顺自幼机敏多谋，敢于任事。入朝以后，他善于揣摩咸丰帝的想法。皇帝最希望大臣忠孝，因此他每每与皇帝谈论天下大事的时候，一定直抒胸臆，表现出“言无不尽”的忠诚，得到了咸丰帝的赏识。

　　肃顺身为满人，却最看不惯同族，对待满族下属，恣睢暴戾，如同奴隶，而对汉员则礼数有加。他曾对人说：“咱们旗人浑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枝笔利害得很。”故其受贿，亦只受旗人不受汉人也。汉人有才学者，必罗而致之，或为羽翼，或为心腹。他以尚书亲贵之尊，颇能折节下士，因此幕府中网罗了大批才俊。尤其是力保左宗棠不死一事被世人称道。

　　左宗棠，晚清名臣，颇具学识和才气，但他也曾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咸丰十年（1860）三月，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中做师爷，帮助骆秉章办理军务，颇受器重。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如果有湖南各级官员向骆秉章汇报工作，骆让他们向左师爷请示汇报，他也就当仁不让，隐操湖南政柄，甚至代拟的奏折不经骆秉章过目就直接向朝廷拜发。可当时左宗棠的功名不过是个举人。一次，永州镇总兵、署理提督樊燮拜谒骆秉章，骆命他去见左师爷，樊燮只好去见，但未向左宗棠请安。左厉声喝曰：“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燮曰：“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三品官也。”左怒益急，起欲以脚蹴之，大呵斥曰：“王八蛋，滚出去！”燮亦愠疾而退。此事虽然好像到此为止，但不久樊燮被炒了鱿鱼，时人都知道樊燮被罢官与左宗棠有关。樊燮回到老家，将“王八蛋，滚出去”六字写在木牌上，置于祖宗神龛之下，又为儿子延请名师，规定儿子必须穿女子衣裤，“考中秀才进学，脱女外服；中举人脱女内服，方与左宗棠功名相等。中进士点翰林，则焚吾所树六字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他的儿子樊祥增果然发奋读书，光绪三年中进士，授庶吉士，成为晚清大名士，又官居江宁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见刘禺生《世载堂杂记》）。

　　左宗棠的举动犯了官场的众怒。有人上奏弹劾，朝廷命湖广总督官文密查，如确有不法事情，可以就地正法。肃顺知道左宗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危乱之际，失去这样一个人才，是国家的损失。于是，他网罗周围的人，共同运作，联合大学士潘祖荫等上疏密保，说明左宗棠为人诬陷，并荐其能，“于地形厄塞险要，了如指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人才难得，自当爱惜”。加上胡林翼、曾国藩也纷纷保荐，左宗棠因此获起用，随同曾国藩襄理军务，后独领一军，并成为“同治中兴”之名臣。

　　3做事果断不妥协

　　肃顺做事果断，不妥协。他雷厉风行地究治了戊午科场案等大案要案，对于遏止当时官场的吏治腐败、贿赂公行、稳定政局起到了一定作用。

　　满清一代，科举考试舞弊现象很普遍，如果考官也牵涉在内（所谓通关节），往往就会“兴大狱”，自上而下，死伤无数。清朝初年，天下甫定，为警示、驯服汉族读书人起见，惩治尤为严厉。但科场舞弊的案件依然屡屡发生。

　　咸丰八年的科场案，以受刑官员级别之高创了纪录。这年，文渊阁大学士兼军机处领班大臣柏葰担任顺天府乡试主考官。明、清两代，科举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乡试，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称“大比”，取中者称“举人”。乡试的第二年春天举行会试，由礼部举行，在京城考试，取中者称“贡士”。殿试则由皇帝亲自主持，只有贡士才有资格参加，分“三甲”录取，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当时，顺天府乡试中舞弊现象之严重，令人震惊。此案败露的导火线是考生平龄枪替（替考）被人举报。平龄系满洲旗人，爱唱戏，但只是票友，不是专业艺人。平龄虽没有违反清律规定的“优伶”即职业演员不能参加科考，但其不学无术，竟然高中乡试第七名，令世人大惑不解，有人知道他考试舞弊，遂被检举。咸丰帝命人严审，最终发现“本年乡试主考、同考荒谬已极”，有问题的试卷竟达五十本之多。咸丰帝大怒，着令将主考官柏葰革职，副考官朱凤标、程庭桂解任听候查办，似乎事情就应到此为止了。

　　可户部尚书肃顺却觉得此事只是冰山一角，于是他暗中派人继续追查，又发现了罗鸿禩“通关节”案。参加顺天府乡试的考生罗鸿禩通过关系找到了柏葰家的门卫靳祥。柏葰年老，杂事都委托靳祥办理。柏葰阅卷，将错误百出的罗卷定为副榜。考试被录取，称为正榜，获得参加会试的资格；副榜则入国子监学习、肄业，不得参加会试。罗鸿禩贿赂柏葰从正榜内取出一卷，和己卷对调。于是，罗卷进入了正榜。不过，正榜取中之卷，还要进行“磨勘”，也就是复查。此案即在磨勘时暴露。罗卷文理一无可取，光错别字就有三百之多，磨勘官一见大惊，但慑于柏葰权位，不敢公开批驳，但此事却被私下里传播出来。于是此案定性为“通关节”，交刑部“究治”。靳祥吓得自杀，希望能保住老东家。但是会同刑部审案的肃顺毫不姑息，自柏葰以下五人，拟弃市、流放等处罚者几十人，俱交给皇帝定夺。咸丰帝颇有念其昏老，宽恕柏葰的意思，肃顺则按律力争，坚执不可。转年，柏、罗等都在菜市口被砍下了脑袋。

　　肃顺办此案，反对者视为“严酷”，有“倾轧”的嫌疑，但是不得不承认，自此以后，科场清肃，效果持续三十年之久。肃顺一时间名声鹊起，成为朝野上下公认的统治中枢的核心人物。

　　4拥权且跋扈专行

　　肃顺有能力有主见，咸丰帝十分倚重于他，某种程度上，肃顺成为朝中第一人。拥权的同时，专横跋扈、一意孤行的特点也日益显露，他排挤任何一个有可能成为他拥有权力的竞争者，即使对贵为亲王的奕也如此。英法联军攻占天津以后，咸丰帝束手无措，在慈禧的力荐下，皇帝起用奕为钦差大臣，委以与英法谈判的责任。由于奕主和，肃顺主战，两人观点针锋相对，竟然在皇帝面前争吵起来。“主和，顺主战，哄于御前，不能决”。

　　而对于慈禧在后宫逐渐参与朝政活动，并偶有决策方面的上佳表现，肃顺更不能见容，他不能允许有人同他一样影响着皇帝的决策，尤其是他不能允许一个“无知”的女人在皇帝面前指手画脚。

　　四

　　慈禧知道与肃顺这样强大的对手抗衡，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比对手更强大更狡猾，而当时慈禧年仅二十七岁。十七岁即被选秀入宫的她，十年间深居皇宫，难有与外界接触的机会，没有任何根基或同党能帮助她与肃顺在权力场上角逐。慈禧曾将希望寄托在咸丰帝的偏爱上，为此她施展了所有的心机和魅力来吸引咸丰帝的注意。可这种命悬一线的依赖是最不可靠的，还险些由于肃顺的倾轧而成为第二个钩弋夫人。

　　钩弋夫人像钩弋夫人是汉武帝的宠姬，汉昭帝弗陵的母亲。弗陵，年少，身体健壮，十分聪慧，汉武帝“奇爱之”，并筹谋立他为皇嗣。但由于弗陵年少，而其母年轻充满活力，汉武帝担心在他死后钩弋夫人以子专权，所以对于是否立弗陵为皇嗣，一直犹疑难决。一日，汉武帝无端谴责钩弋夫人，钩弋夫人叩头“谢罪”也不得恕，汉武帝高声命令左右将钩弋夫人带走。钩弋夫人不解，回头用乞求的目光希望在汉武帝的神情里寻找到答案。汉武帝坚定地对她说：“快走，你不能活！”随后，赐钩弋夫人死。事情过后，汉武帝问左右人：“外面如何看待我杀钩弋夫人的事情？”左右人回禀：“人们都说，既然立她的儿子为皇嗣，又何必杀了他的母亲？”汉武帝长叹道：“此间的奥妙哪里是你们这些庸人所能明白的。以往国家之所以出现动荡，多半是因为主少母壮！女人主政，恣意而为，不能禁止。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高祖死，吕后专权，为害一时吗？前车之鉴，我不得不先去掉母后擅权的隐患。”

　　咸丰帝抱病承德，卧床期间，一直筹划着未来权力的安排。他曾担心自己死后，由于儿子年幼而出现母亲慈禧擅政的局面。“帝晚年颇不满意于慈禧，以其佻巧奸诈，将来必以母后擅权破坏祖训。平时从容与肃顺密谋，欲以钩弋夫人例待之。”（《清史拾遗》）

　　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咸丰皇帝即崩逝于此

　　此时的避暑山庄，对于慈禧来说是危机四伏，强敌肃顺控制着避暑山庄的一切事物，深居后宫的她，没有任何外在的力量可以借助，整日面对的就是病恹恹的皇帝与贴身的奴才。如何才能躲避随时到来的杀身之祸？

　　慈禧清楚地意识到，在热河行宫，与被授以全权行在（皇帝在紫禁城以外的驻跸之地）事的肃顺明火执仗地争斗，其结果只能落得个以卵击石的下场。于是，慈禧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回避肃顺的锋芒与挑衅，不与他争一日之短长。

　　首先，对肃顺鼓动咸丰帝效仿钩弋夫人典故杀掉自己的事情，慈禧佯做不知。因为一旦让对手了解她已经知道了内情，势必引起他们的警觉，反而打草惊蛇，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祸患。

　　其次，对于肃顺处处为难自己，甚至克扣宫份也一忍再忍。宫份就是皇宫中按照嫔妃等级按月分发银钱及物品。在清宫膳档中记载，避难热河的咸丰帝陆续收到了各地进贡的物品，如鹿肉、黄羊、熏肉及卤虾等物品，分赏时，总管此事的肃顺每次都有皇后的份，可经常不给身为贵妃的慈禧，而当时慈禧是仅次于皇后的宫中二号人物。对于肃顺的公然挑衅，慈禧忍下了。

　　慈禧在回避肃顺锋芒的同时，常常以无助的形象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只是为了向人们传递一个信号：我没有野心，我只是六岁皇儿的母亲，以此博得人们对弱者的同情。据说，咸丰帝病重期间，“慈安谦退不肯负责，而慈禧日夜抱其子聒于上前，上病中不忍其母子失所，业已允之。”（《清史拾遗》）咸丰帝是否在临死之前不忍皇儿载淳母子分离，遂放弃了杀慈禧的念头，而使慈禧免于劫难，我们不得而知，但或许病中的咸丰帝也意识到汉武帝即使杀母留子，避免了母后专权，却无法避免丞相霍光专政，这一定是汉武帝下决心除掉钩弋夫人时不曾预料到的。咸丰帝了解肃顺一意孤行的特点，他无法保证杀慈禧后就不会出现肃顺专权。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1861年8月21日）晚饭后，咸丰帝突然晕厥，半夜以后方才苏醒。他自知难以支撑，于是急忙传谕内廷大臣前来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的上谕咸丰皇帝“派载垣等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上谕安排后事。弥留之际，咸丰帝口述了两道谕旨，命辅臣承写：

　　其一，皇长子（载淳）立为皇太子；

　　其二，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

　　也就是大行皇帝的“遗诏”确定了未来一段时间里的政权体制：小皇帝继立，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辅政体系。

　　这一套政权体制与顺治时期的“摄政王制度”以及康熙朝的“四大臣”辅政制度有何区别？

　　顺治时期，多尔衮受封为摄政王，那就是他直接代表皇帝摄理政务，也就意味着多尔衮是那个阶段的无冕之王；康熙朝的四大臣辅弼制度是从旁辅佐皇帝处理政务，但由于人数较少，所以形成鳌拜一人专权的格局。而此次咸丰帝没有采用摄政王制度，而是效仿康熙朝采用了大臣辅弼制度，只是人数上由四人变为八人，希望能通过多人的互相牵制，杜绝“鳌拜式”专权的出现。

　　“御赏”、“同道堂”章同时，咸丰帝鉴于康熙时期四辅臣觊觎皇权，致使大权旁落，将两枚随身印章“御赏”与“同道堂”分别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和儿子载淳，作为皇权的象征。在皇帝年幼尚不能亲政时，由皇帝下达的谕旨，经皇后和小皇帝的同意后，全文开始时加盖皇后持有的“御赏”印；文末则钤印皇帝拥有的“同道堂”印，以解决皇后不能书写汉文，而皇帝又太小不能正常处理朝政的问题。小皇帝只有六岁，无法正常处理政务，他的母亲慈禧理所当然地挺身而出，代表小皇帝执行保管钤印的职责。这就意味着在咸丰帝弥留之际，出于对皇权的长久考虑，还是把慈禧纳入到皇权的核心中来。慈禧通晓汉文，熟知一切朝政运作，皇后有她协助就会如虎添翼；八大辅臣虽然对慈禧颇有芥蒂，但在情在理他们都无法公然反对。于是，在朝政的运作上就形成了两宫太后代政和八大臣辅政兼而有之的体制。

　　在咸丰帝生命的最后关头，慈禧躲过了成为钩弋夫人的悲惨结局，跻身统治集团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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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叔嫂联手

　　咸丰帝临终的时候，精心设计了权力的分配方案，那就是两位皇后和皇帝为一方，八位辅政大臣为一方，缺一不可。目的就是通过多方牵制，达到权力的制衡，确保皇权不会旁落。这样的安排，对于慈禧来说是难得的掌握权力的机会。然而，以肃顺为首的赞襄八大臣能够甘心于平稳的权力过渡吗？慈禧又将如何面对这样的挑战？

　　一

　　咸丰帝遗诏对皇权的最后安排可谓用心良苦。然而，百密一疏，咸丰帝对于谕旨的拟订、呈览、修改、颁发等一系列问题没有留下任何安排意见。当两宫皇太后和八位赞襄政务大臣的名位相继确定以后，首要解决的是如何确定双方的权责，如何分工合作。慈禧非常清楚，谕旨是皇权的象征，谁掌握了谕旨拟订和颁布的权力，谁就控制了最高的权力——皇权。她知道对于朝政运作了如指掌的肃顺不会放弃操控的欲望和企图，她必须从容应对。

　　咸丰帝逝世后的第三天，为了尽快恢复朝廷政务的正常运作，慈禧、慈安两位皇太后共同召见八位辅政大臣，商议有关谕旨的拟订、颁发及疏章上奏和官吏任免等最为紧要的事项安排的处理方法。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提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条陈：

　　“谕旨由大臣拟订，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章疏不呈内览。”

　　这就是说：一、皇帝的谕旨由王大臣拟订；二、皇后只管钤印，不得改动；三、臣下的奏折一律不进呈皇太后阅看。

　　清朝入关以来，谕旨必须由皇帝亲拟或口授；全国各地的奏折到京后，由内阁票拟，呈交皇帝御览。皇帝逐件朱批后再交下去，由相关部门办理。这是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臣下如有伪造谕旨或擅动朱笔批示奏折，将处以抄家灭门之罪。对于肃顺等人的意见，慈禧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侵权”行为。她知道肃顺等人根本没有把她们孤儿寡母放在眼里，她清楚此时肃顺等人的心理是：不出宫门的年轻寡妇和幼稚的小儿不会有什么见识和能耐，没有皇帝撑腰，你们只能任其摆布，俯首听命。

　　其实，肃顺犯了一个严重的战略性错误，他完全低估了慈禧对于事物分寸的把握能力和对于事态发展的驾驭能力。自从慈禧进宫以来，她朝思暮想、全力以赴的就是等儿子成为皇帝后，自己成为皇太后。当梦已成真、前途大有可为的时候，肃顺等人却要把它夺走，这岂是她能够接受的！几年里，慈禧在侍应咸丰帝处理章疏诏旨时，悉心学习，用心领会，不仅对历朝留下的规制深入探讨，而且特别留意君臣应对中的轻重分际。

　　在肃顺等人提出条陈以后，慈禧便不徐不急地从咸丰帝的安排说起。首先，她表示皇帝的遗诏是派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赞襄就是从旁参赞襄助皇帝处理政务，而不是像顺治朝多尔衮为摄政王一样，直接代皇帝处理政务。其次，如今皇帝虽然年幼，不能担纲政务，但咸丰帝生前已做出安排，用“御赏”和“同道堂”二印代皇帝行使权力，并非将皇权全部委托给八大臣。今天八大臣的意见，不仅违反祖制，而且置先帝遗命不顾，更置他所赐予两宫太后御印于不顾。如此，你们不是在藐视皇权吗？

　　慈禧的一番阐释，不仅条理明晰，而且简明扼要，处处站在一个“理”上，让人不能不服，不敢不服。谁也没有想到年轻的慈禧竟有如此的表现，连平素跋扈骄横的肃顺也一时无以应对，而其他七人更是愣在当场，面面相觑。慈禧见状，心中暗喜，适时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我意，今后章疏奏折依旧先行呈览，谕旨则由赞襄政务的八大臣拟进，经两宫皇太后和皇帝阅后，加盖两印以为凭信。所有一切应用朱笔处，均以此代之。

　　至于官员的任免，慈禧完全依从了八大臣的建议，各省督抚等要缺由八大臣提名，请两宫太后裁决；其他人员任命则用掣签（抽签）方法选定。

　　二

　　这场没有硝烟的较量，以两宫太后的胜利而收场，可经过与八大臣的初次交锋，慈禧深深地意识到肃顺等人的目的就是要驾驭皇权。在避暑山庄，在八大臣势力的包围和控制之中，她们随时还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非难。摆在她们孤儿寡母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要么，忍辱负重，一任肃顺等人摆布，坐视皇权被臣下僭越；要么，必须在肃顺等人凭借遗诏所赋予的顾命权力肆意妄为的时候，针锋相对。忍辱负重不是慈禧的性格，有胆有识、敢做敢为才是真正的慈禧。她决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清除她通向权力道路上这一最大羁绊。然而，环顾周围，慈禧不由得心生悲凉，可以说此时的她孤立无依。皇帝只有六岁，这还是一个需要她日日照顾的孩童，不足以为依；慈安皇太后虽然是咸丰帝的中宫皇后，凡事理应以她为主，可是慈安忠厚仁慈，不事张扬，“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不识汉字，每有奏折必由慈禧亲自来读并讲给她听，有时竟然一个月也不曾决定一事，她只能是慈禧宫中的姐妹，而不能成为她与肃顺一党斗争的中坚和依靠；虽然自己的妹妹与妹夫醇亲王奕也随驾来到热河，然而奕是权力核心之外的人物，没有什么势力与影响，妹妹偶尔到宫中探望她，也只能传递一些无关紧要的信息。她要突破肃顺一党的重围，必须寻求热河以外的帮助。这时，她想到了远在北京的恭亲王奕。

　　奕是道光帝第六子，才智过人。人们一直认为与咸丰帝相比，他是当年皇位继承的更好人选。他没有继承皇位，是阴差阳错，还是另有隐情？

　　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时的奕皇帝立太子始终是件大事。每到阿玛驾崩、阿哥即位之时，更是人心惶惶，机险百出。雍正帝的继位诏书，“传位于四皇子”和“传位十四皇子”的笔墨官司，早就脍炙人口，算是清朝最为著名的接班故事。咸丰帝继承大宝，也有一些“异闻”，而异闻的主人公则都是恭亲王奕。

　　道光帝共有九子，立储时，适合候选的只有四子奕（十六岁）、六子奕（十五岁）。

　　奕的生母死得早，当时奕只有十岁。道光帝将奕托付奕的生母抚育，由于兄弟两人只相差一岁，因此感情甚好。

　　道光帝晚年，立储大事一直犹豫不定。皇四子奕，“长且贤”，十分仁孝；皇六子奕，“天资颖异”，能文能武。随着他们年龄渐大，皇储争夺，暗藏机关。就在道光帝难以取舍的时候，一件看似无意实则暗藏机关的表演，导致了道光帝选择立储人选的天平倾向了皇四道光皇帝赐给奕的“白虹”刀

　　子奕。《清史稿·杜受田传》：“文宗自六岁入学，受田朝夕纳诲，必以正道，历十余年。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长且贤，欲传大业，犹未决；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

　　文宗的这段话，就是杜受田揣摩道光帝的心理而为。道光帝立储的标准是以德孝为根本，四子所谓“藏拙示人”的表演，掩盖了他“才”的不足。这正是中国历史的遗憾！

　　道光帝立储密旨及建储匣道光二十六年（1846），道光帝亲笔写下了两份朱谕：皇四子奕立为太子皇六子奕封为亲王两道谕旨同藏于金匮中，这在大清秘密建储的金匮御书中，是仅有的特例。对于一贯遵照祖制的道光帝来说，这种行为充分显示了他内心对于兄弟两人同样的喜爱之心，以及在由谁继统的抉择过程中踌躇难决的心态。

　　咸丰帝授权恭亲王办理与各国换约事宜的上谕可这个被道光帝左挑右选的接班人，却是一个不成器的皇帝。入宫十年，慈禧对于自己丈夫——咸丰帝忧患无为、风流成性的特点了如指掌，她清楚奕在才智上的练达和活跃，以及在皇位继承过程中两兄弟的暗中角逐，一直是咸丰帝心中抹不去的阴影和时时发作的隐忧，虽然咸丰帝一度任命奕在军机处行走，但咸丰帝无法大度地包容周围人对于奕的认可与爱戴。慈禧知道，正是由于康慈皇太后——奕的生母不慎所做的一件事情，咸丰帝就迁怒于奕，不仅开去了奕一切职务，而且还明令奕去“上书房读书”，不给予奕参与国家大事的机会。

　　在王闿运的《祺祥故事》中，记载了咸丰帝与奕反目的经过：咸丰五年夏间，已被册封为贵太妃的康慈贵妃病重，咸丰帝、恭王这对兄弟时常探问。某日，咸丰帝前去问安，太妃睡得迷迷瞪瞪，以为是儿子恭王，就说：“你怎么又来了？能给你的，我都给了。他性情不测，莫生嫌疑就好。”咸丰帝发现她说错了话，立即喊了声“额娘”，太妃定睛一看，原来是皇上，不是恭王，随即转身装睡，不再言语。自此，咸丰不得不琢磨这几句话的意思，对恭王生了嫌疑。又一天，咸丰帝问安，恰逢恭王从内出来，咸丰帝问病情如何，恭王哭着跪下说怕是没治了，就等着上皇太后封号，方能瞑目。咸丰帝面无表情，只是“哦”了两声，再没表示。谁料恭王随后就到军机处，命令臣僚准备了册封典礼。承办官员拿着封典方案来找皇帝，咸丰帝大为气愤，但不好明着拒绝，勉强同意了封号，尊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不久，康慈皇太后去世。一周后，诏令恭王罢职军机，回上书房读书。皇太后的丧仪也被大大减损，据称是秉遵遗诏执行。咸丰帝和恭王的密切关系也到此为止。

　　慈禧虽然没有更多的机会与奕接触，但对奕的能力还是略知一二。她知道奕的魄力与才干，完全在咸丰帝之上。对于这位小叔子，她由衷地赏识。因此，在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后，她向咸丰帝力荐奕。而在咸丰帝逃至避暑山庄后，奕更是不负众望，在奉命收拾北京残局的过程中，将一切事情的摆布得井井有条。

　　在以慈禧为主的两宫皇太后与肃顺一党对峙的时候，奕的力量就成为重要的政治砝码，谁能争取恭王，谁就能掌控大局。慈禧知道与恭王合作的条件，无非就是委以重任，而慈禧眼下的迫切需要就是打败专权的肃顺一党，孤儿寡妇，能够垂帘就是大胜利，暂时分权给恭王，实在不是过分的条件。不能予则不能取，吝于名则失于实，这种“大智慧”慈禧是具备的。

　　避暑山庄内懿贵妃居住的西所慈禧坚信奕一定能担此大任。可如何能够将“橄榄枝”送交到奕手里？从肃顺一党严密控制之下的热河送信去北京，对于慈禧来说居然成了一件高精尖的“科研任务”。在稗官野史中有一个颇富戏剧性的传说：慈禧为了能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与奕取得联系，在紧要关头，极大地展示了非凡的想象力与智慧。她在众人不注意的情况下，制造了一件看起来极其平常的后宫事件。她授意宠监安德海与慈安最宠信的宫女双喜发生严重的争执。为了表示对慈安太后的敬重，她严惩了安德海，并命敬事房首领太监将他遣送回京，派在“大扫处”当差，以示惩戒。安德海回京以后，先到主管部门——内务府报到，可一开口就要见主管内务府的大臣宝鋆。内务府的主事早就知道安德海是慈禧的“红人”，不敢怠慢，急忙把他送到宝府。宝鋆得报，安德海由热河被押解回京，且声称要见内务府大臣，知道此事非同小可，立即召见。安德海叩见后，取出缝在贴身内衣兜里加盖着“御赏”和“同道堂”印的慈禧亲笔信：两宫太后同谕恭亲王，着即设法，火速驰来行在（热河），以备筹咨大事。密之！特谕。

　　钤盖“御赏”、“同道堂”章的上谕真实过程是否如此，今天我们已经无从查考，但慈禧一定是以极其秘密的方式将信息从热河传递到北京，这一点符合历史的真实。

　　有一点是可信的，那就是慈禧克服了难以想象的信息封锁，将热河的政治状况和两宫的真实意图完全传递给了恭亲王。

　　应该说，恭亲王对于咸丰帝在遗诏中将他完全排除出统治集团的核心就满腹狐疑，并心生不满，他不知道按照遗诏中所安排的赞襄大臣辅政的方向走下去，自己能否还有施展抱负的机会。因为他知道肃顺跋扈异常，依肃顺的做人原则和办事方针一定会竭力排挤自己。他何尝不想如先王多尔衮一样，挺身而出，放手一搏。而恰在此时，两宫太后希望与恭王联合，扳倒肃顺。一致的目标，使得叔嫂一拍即合。

　　三慈禧知道奕此次来热河将会颇费周折，因为肃顺等人曾千方百计地阻挠奕来此。在咸丰帝病重期间，奕屡次奏请来热河探望哥哥，但肃顺不愿给他们兄弟提供重归于好的机会，因为他担心如此会对自己显赫的权势构成威胁。咸丰帝死后，虽然肃顺勉强把奕列在“恭理丧仪大臣”的名单之列（皇帝治丧委员会），但在列入名单的五位京中官员，除了与肃顺关系密切的吏部尚书陈孚恩奉命“星速赶往”热河，其他四人“均毋庸赶赴热河”。如果说奕未被列入八位赞襄大臣之列，犹可认为是咸丰帝的遗命，但连以恭理丧仪大臣的身份都不能到热河去吊祭哥哥，这实在是肃顺等人骄愎妄为。肃顺之所以骄，是因为他倚仗遗诏，目中无人；之所以愎，是因为他一向刚愎自用，跋扈异常，不能容忍奕分得他丝毫权力。奕获得热河信息以后急奔热河。

　　咸丰十一年的八月初一，奕赶到了咸丰帝的灵堂。他悲痛地祭奠了哥哥，“伏地大恸，声彻殿陛；旁人无不下泪。”(《热河密札》)祭奠结束，慈禧就迫不及待地要单独召见奕。

　　按照清朝的制度，一般情况下恭亲王奕晋谒两宫太后的行为，是有一定困难的。清制：王公亲贵谒见后妃，等闲不得见面。一般来说，只有在皇太后或皇帝万寿节（过生日），或者新春元旦，诸王才可以在率领福晋入宫恭贺时得见一面。在热河，两宫太后召见赞襄大臣是因为有咸丰帝的遗命，为了代小皇帝咨商国事。此次，为了掩人耳目，慈禧“以探问京城被劫后情况”为由，要求单独召见。

　　薛福成《庸庵笔记》记载了这次难得的会面：两宫太后要求单独召见亲王，肃顺等企图阻拦。咸丰帝的师傅杜受田之子“侍郎杜翰倡言于众，谓叔嫂当避嫌。且先帝宾天，皇太后居丧，尤不宜召见亲王。肃顺拊掌称善曰：‘真不愧杜文正公之子矣！’然究迫于公论，而太后召见恭亲王之意亦甚决。太监辈数传旨出宫，恭亲王乃请端华同进见。端华目视肃顺，肃顺笑曰：‘老六，汝与两宫叔嫂耳，何必我辈陪哉！’王乃得一人独见。”就这样，两宫皇太后才得以单独召见奕。

　　这次叔嫂之间的会面，可以称得上当时最高层次首脑之间的首次会晤，其内容与宫廷“政变”有关，因此正史自无详细记载。我们只能根据零星史料和时人笔记中透露出的内容，对这次“峰会”做一番推测：此次会面共计两个小时，详细商议政变的细节，主要有：政变的地点，奕认为热河是八大臣所控制的特区，不宜在热河发难，“非还京不可”，必须迅速启銮回京；外国人对于政变所能采取的态度；确定政变拟旨的人选，这个人既要绝对可靠，又要笔力雄健，双方一致的意见是醇亲王奕，他既是奕的弟弟、慈禧的妹夫；慈禧还对回銮时间、抵京的时间及车驾与梓宫护卫人员之间的联系等细节，以及京中如何迎接梓宫、捉拿八大臣等过程都与奕进行了详细的商议。经过此番过招，奕这位自诩为文武双全、又有与洋人交涉经验的亲王，不得不对自己仅有二十七岁的嫂子刮目相看，慈禧的聪慧机敏、工于心计、敢作敢为的品性，使他相信他们一定可以完成这一扭转乾坤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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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实施政变

　　奕与慈禧商议了政变的整体计划以后，就要启程回京着手准备，而肃顺一党压根儿就没看重这次“叔嫂会”，也乐得奕早日离开热河。所以，在肃顺严密控制的热河，一个旨在推翻肃顺一党的政变计划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商议完成。八月初七日，奕启程回京。政变计划在了无痕迹的操作下启动了。

　　一

　　慈禧知道，按清朝祖制，后妃、宫监不得参与国家大事。要不是咸丰帝遗诏给予她代小皇帝掌管“同道堂”印玺的机会，她根本没有参与朝政的正当理由。而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则不然，他们是钦定辅佐幼帝的集体，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原则上来说，除非到小皇帝长大成人，八大臣仍然贪恋权力，不归政于皇帝，那才是过街的老鼠，“人人得而诛之”。否则，在此之前，任何人侵犯、剥夺八大臣的辅政权力，都是抗旨犯上，应当视为“乱臣贼子”。然而，政治是肮脏的，政治又是屈服于武力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强者往往主宰政局的发展走向。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正当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随时赋予的。成王败寇的原则，不但适用于改朝换代，也适用于宫廷政变。慈禧清楚她必须成功，才能改写历史。可是此时，她所能够控制的唯一的力量，也是最大的王牌却只有小皇帝载淳。要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能够依赖的同盟力量只有恭亲王，而这是不够的。虽然恭亲王可以借助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面负责外交事务的机会，调动与之相关的一些文武大臣，但要想与势力强大的肃顺等八大臣进行殊死的较量，她还必须扩大群众基础。那些不满肃顺“铁腕”统治的“苦大仇深”的满汉官员很自然地成为慈禧要争取的同盟力量，这样，大学士周祖培就进入了慈禧的视线。

　　尊钮祜禄氏、叶赫那拉氏为皇太后的谕旨

　　周祖培从嘉庆朝就进入翰林院，不仅勤于政事，尤其擅于文墨。历经整个道光朝，由于笔墨出众，曾被委以《宣宗实录》（即道光帝的实录）副主编的重任。他也曾出任户部汉尚书，掌管天下钱粮赋税，略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长。在他就任户部汉尚书时，肃顺为户部满尚书青玉“慈禧皇太后之宝”。清朝入关以后，为保证满族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和足够的统治力量与统治基础，在各个政府部门的职位中，都安排满汉两个官员，以满族官员为先。他与肃顺是同僚，且年长肃顺二十多岁，可肃顺专横跋扈，根本没有把他这个汉尚书放在眼里。为政敌打造小鞋是肃顺信手拈来的好戏，工作中不失时机地奚落与排挤更是家常便饭。某日，僚属将汉尚书周祖培已经批阅过的部分文件交肃顺审核时，肃顺佯做不知，故意问道：“是谁之诺也？”（是谁批阅的文件呀？）部下小声告知：“为周中堂之诺。”（是周中堂批阅的）肃顺破口大骂：“呸！这帮混混，就会吃干饭，哪里懂得公事！”于是将公文拟稿“尽加红勒帛”（就是用红笔涂抹不合适的文句，表示严厉批评），连周祖培的画诺（就是表示“同意”的批示）也一并加上“红勒帛”。肃顺是个不爱读书的人，对汉学造诣颇深的周祖培他也敢如此粗野的奚落，足以证明肃顺为人的跋扈。慑于肃顺的淫威，周祖培“默然忍受，弗敢校也”，终日提心吊胆，难安于位。后来终于找了个机会，跑到内阁躲避起来，宁肯放弃有权有利的肥缺，甘愿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大学士。

　　“慈禧皇太后之宝”宝文二

　　慈禧知道，历朝历代都很忌讳女主临朝的“垂帘”。自己要由幕后走到台前，代小皇帝临朝执政，首先，必须有吹鼓手为自己鼓噪，作好舆论上的准备，让朝野上下形成一种太后垂帘的舆论气氛。由谁来带头制造这种舆论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人既能体会权力争夺的微妙之处，又能不露声色地引导舆论，还要不暴露夺权计划。毫无疑问，选择合适的人是对慈禧运筹能力的严峻考验。

　　在慈禧的授意下，奕与协办大学士周祖培积极配合，四处物色合适人选。周祖培将他的得意门生——山东道监察御使董元醇推上前台。董元醇不负重托，以《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奏折吹响了太后垂帘的第一声号角。找一个没什么名望的董元醇来开这个头，正是慈禧与奕的深谋远虑。第一，由董元醇吹响号角，表面看来与北京的奕和热河的太后没有关系，使政变计划得以在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不打草惊蛇；第二，由一个小人物抛出这样一个奏折，可以不露声色地试探肃顺一党对此事的反应，可攻可守。如果可以向纵深发展，北京随即进行舆论配合；第三，董元醇不是要害人物，一旦被肃顺等人揪住不放，可以为了政变的大局而舍卒保车。

　　董元醇是这样为慈禧鼓噪的：他在奏折中公然提出三点建议：(1)目前处于天下多事之秋，皇帝年龄太小，皇太后应该“权理朝政，左右不得干预”——皇太后应该垂帘听政；(2)自古以来，帝王莫不以尊贤为急务，现在应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辅弼一切事物”——恭王等诸王应该辅政；(3)“于大臣中择其义理素优者”充任皇帝的师傅——前两个政治性太强，加上此项用以冲淡过于敏感的议题。

　　前两条是赤裸裸的夺权。不但赤裸裸，还有找死的嫌疑。清代祖制，历来严格限制后妃、皇子、亲王、宫监干预朝政，敢于提建议破坏这种制度的大臣，标准量刑一定是死罪。咸丰帝托孤，把二后排除在外，无非也是遵从祖宗之制。凭这点，就可以说董元醇有找死的嫌疑。至于增加亲王进入领导集体，其意所指，当然是恭王奕和慈禧的妹夫醇王奕。辅政八臣内固然有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但是咸丰帝以帝王之尊，变动祖制，自上而下，属于违规；臣子倡言亲王辅政，则是自下而上，属于违法了。此条虽不至死罪，但也不是小过。

　　即使是慈禧也没有预料到，董元醇的奏折在热河引爆了一场政治地震。

　　八月初八，董元醇奏折到达热河，八大臣细阅以后十分气愤：这哪一条不是冲着我们襄赞八大臣而来！建议太后垂帘，实质就是在八大臣襄赞权力之上，设置皇太后的绝对领导权，八大臣将如何控制皇权？建议亲王与八大臣共同辅弼，岂不是从钦定给他们的权力中分权出去予亲王，专权又从何而谈？

　　与八大臣态度相反，慈禧阅折后，大喜过望，不由得拍案叫绝：董元醇孺子可教呀！这第一声号角正中肯綮，慈禧想说而不能说的话，在奏折中尽情展示，尤其是奏折中皇太后应该“权理朝政，左右不得干预”的建议，实质上就是建议她行使皇权，这是她求之不得的。于是，她发下同一天报上来的其他奏折，惟独将这一奏折留着没发，按照宫中的规制，这称为“留中不发”，她要认真考虑一下对策。

　　可八大臣急呀，他们必须即刻反击：誓将董元醇太后垂帘的建议扼杀在摇篮里。于是不待太后批示，他们已经责成八大臣之一的焦佑瀛将批驳董元醇奏折的谕旨拟定，假小皇帝口，开篇就直指太后垂帘：

　　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朕以冲龄，仰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御极之初，何敢更易祖宗旧制。

　　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

　　谕旨定下了“是何居心，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基调，就等着太后们盖章了。可慈禧却将折子“留中不发”，这样，他们以皇帝的名义驳斥董折，并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处理意见就不能进行。于是，八大臣不顾君臣礼节，竟然反复催要。

　　八月十一日，两宫太后抱着小皇帝召见了八大臣，要求将董元醇的奏章交由群臣共商。八大臣当然知道两宫太后打的是什么算盘，立即反唇相讥。两个女人一次最多只能同时说两句话，八大臣却能同时说出八句话，不但“声震殿陛”盖过了两宫太后细弱的嗓音，还字字句句都直刺两宫太后身为女子，尤其是懿贵妃身份不过是皇帝的妾室，只有侍奉皇帝寝居的资格。并公然宣称：“请太后看奏章就已经是多余的了！”直将东太后气得眼泪直流，小皇帝载淳则当场被八个壮硕男人的吼叫声给吓得钻进慈安皇太后怀里，并且毫不含糊地将一泡龙尿全撒在了裤子上。

　　八大臣吵上了瘾，第二天不等宣召，就径自入宫与两宫太后大吵大闹，面对这群不打招呼就直冲进寡妇宫里的男人，两宫太后气得浑身发抖，几乎晕过去。为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太后的尊严，慈禧再次拒绝了八大臣的强硬要求。

　　八大臣眼见两个女人还不肯服输，干脆以罢工相威胁，一切朝政国事都拒不处理，也不移交给太后。翻阅大清朝任何一代的历史，找不出任何一朝曾经发生过大臣罢工的事情。

　　慈禧知道这是一场严重地违抗圣命的政治事件，这是八大臣对皇权的挑战，是八大臣向她及小皇帝所进行的政治恫吓，潜台词就是——我们八大臣的能量是巨大的，两宫太后及小皇帝是我们手中的玩偶，如果不听从安排，我们就让朝政停摆。慈禧清楚地意识到，八大臣的行为直接关乎朝政的运行与否，如果处理不当，必将影响全国的政局稳定。纵使拖过了今日，可明日、后日又将如何？此时的热河已经完全被八大臣所掌控，逼之太甚，两宫及小皇帝随时有被劫持的危险，而恭王奕又远在北京，一时难以形成呼应，如果过分坚持垂帘听政的主张，一旦让久经沙场的八大臣识破了她夺权的用意，那不仅前功尽弃，还会带来杀身之祸。此时发生的一件事情明确地反映此时慈禧的心境。

　　八大臣拟订的驳斥董元醇关于太后垂帘的谕旨据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编》载：由于奉咸丰帝梓宫回京是早晚的事情，于是八大臣为了减轻回京的负担，先行准备了一些车辆，安排咸丰帝的妃嫔陆续回京。临行前，“嫔御入辞两宫，两宫泣谓：‘若曹幸自脱，我母子未知命在何所，得还京师相见否？’”

　　双方生死相斗，可见一斑。

　　在遭受了如此的冲击之后，身处险境的慈禧很快冷静下来。审时度势，她再次选择了理智地退让：局部地退让是为了全局的胜利，是为了以时间换空间，是为了顺利实现移师北京后的最后大决战。

　　慈禧决定将八大臣拟订的公开批驳董元醇的谕旨下发，且一字不改。谕旨下发以后，八大臣这才“照常办事，言笑如初”。

　　这一回合是肃顺等人胜利了。经历了这场较量，慈禧意识到自己在对待董元醇奏折的态度上过于草率了，自己迫切希望一蹴而就，实现垂帘之梦，而低估了肃顺等人盘结在热河的能量，以至于贸然激活了这场斗争，与肃顺一党强硬对峙，落得灰头土脸。无疑，这是慈禧心中的痛。但为了实现铲除肃顺一党并对政治力量重新洗牌的目的，慈禧忍了，每天照常召见八大臣，对各地的奏折悉心批阅，该准的准，该驳的驳，不流露丝毫的不满。慈禧战略性的退让，保证了全局的稳定，同时也麻痹了肃顺一党。“肃党”果然入彀，以为经此一驳，底下不晓事的中下层官员必不敢再发怪论，“垂帘”之事即可中止，顾命辅政的大局也就这么定下，其合法性已经不容置疑了。于是，八大臣在两宫太后和朝臣倡议早些回京的建议下，遂决定“择九月二十三日辰时，恭奉大行皇帝梓宫回京”。

　　三

　　对慈禧而言，回北京可谓求之不得。离开了肃顺严密控制的热河，慈禧才有扭转乾坤的机会和可能，才能实现她的梦想。但如何回京却大有文章。

　　如果按照惯例，回京的方式应该是这样的：在九月二十三日咸丰帝梓宫起运前，小皇帝应该跪在“大升舆”（灵车）的旁边，等候梓宫登上灵车。小皇帝恭送后，再由间道（径直的小道）赶赴当天梓宫停放的地方，恭候灵驾前来，再行奠礼。第二天、第三天……依然如此，直到京师。可如此行事，八大臣就有可能联袂同行，他们的能量就有可能得到最好的发挥，他们就有可能察觉政变的动议，慈禧也无法预知肃顺是否会在路上对她们下黑手。所以，当务之急是将八大臣的合力分解，可又不让他们察觉是蓄意安排。于是，慈禧煞费苦心地进行了一番设计。她以小皇帝年龄太小，经不起如此的折腾为借口，找八大臣商议可否有变通的方式，以确保小皇帝健康无忧。八大臣也没有多想，就与恭理丧仪的五位王大臣商议，对于小皇帝做出如下权宜安排：

　　“臣等拟请皇上于九月二十三日在（热河行宫）丽正门外恭送梓宫登舆后，由间道先行起跸回京，即可于（九月）二十九日还宫（北京紫禁城）。所有梓宫沿途一切事宜，宜由臣仁寿（睿亲王）等敬觐办理，俟灵驾到京之日，皇上在东华门外祗候跪迎。庶圣体不至过劳，借以仰慰大行皇帝在天之灵。”

　　根据这一安排，政变有了两个关键性的发展：

　　一、小皇帝、两宫皇太后与大行梓宫分开行走，使两宫太后可以提前几天到达京师，有充裕的时间对政变进行安排；二、小皇帝、两宫皇太后与大行梓宫分开行走，促成八大臣必须分为两批，一批护驾，一批护梓宫，铜墙铁壁的八大臣被隔离开了。

　　避暑山庄丽正门

　　于是，载垣、端华奉命护送两宫太后与小皇帝，而肃顺则护送咸丰帝的梓宫。载垣、端华离开了肃顺的设计与安排，两人便没有了主心骨，成不了任何气候。

　　这是政变中最关键的部分，也是主导政变的慈禧令人扼腕叹服的画龙点睛之作，足以见证慈禧的睿智。我们特别能够感觉到慈禧的精明与老到。

　　四

　　两宫太后及小皇帝于九月二十八日抵达京郊石槽。慈禧不待进城，立即在郊外召见奕，共商政变的具体程序。

　　时人薛福成记载了政变的过程，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两宫太后痛说肃顺等辅政大臣欺凌孤儿寡母的行为，以笼络人心。

　　九月二十九日午时（11月1日12时），两宫太后的轿子到达北京德胜门。一顶轿子是东太后带着小皇帝，一顶轿子是西太后。按照筹划好的算盘，恭亲王奕带着大群王公官员前来迎接，两宫太后虽然疲倦却并不急于返回皇宫，而是当场就由两宫太后公开向众人控诉八大臣欺侮孤儿寡母的行径。在奕派和两宫太后的配合下，很容易就使众人群情激奋，公誓要与八大臣势不两立。周祖培公报私仇，假意问道：“何不重治其罪？”二位太后也装模作样：“彼为赞襄王大臣，可径予治罪乎？”熟悉行政程序的周出谋划策：“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就是先罢免其职务，再行逮捕）太后曰：“善。”恭王早就派人写好了治罪诏书，立即奉上，二位太后分别用印，签下了逮捕令。

　　其次，大做广告，使太后垂帘听政并与亲王辅政深入人心。

　　九月三十日（11月2日），两道奏章同时送到两宫太后的手里。一道出自文臣之手，由大学士贾桢与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联名，一道出自武将之手，作者正是直系兵马护送咸丰帝灵柩的胜保。两道奏章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请求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并以近支亲王辅政的。

　　武将与文官都倒向了两宫太后与小皇帝，八大臣的结局可想而知。

　　第三，签发通缉令，捉拿案犯。

　　当天群臣朝会，恭王宣布拿问载垣、端华、肃顺的诏书，载、端还傻乎乎的质问：“我辈未入，诏从何来？”边上侍卫早就一拥而上，褫去二人冠带，押赴宗人府。那边，肃顺刚到密云，睿王仁寿、醇王奕带了人马前去捉拿，破门而入，从床上把他捉住，连夜解往北京。一日之内，三个首犯全部到案。政变的实施只用了短短的三天时间，真可谓迅雷不及掩耳。

　　第四，公开审判，量刑定罪。

　　十月六日，慈禧对八大臣做出了处分决定：载垣、端华自尽；肃顺斩立决；其余五人革职；其他则仅处分了与肃顺来往密切的六名官员、五名太监。除此之外，她没有大搞株连，尤其令人叫绝的是她竟然将肃顺等人家中抄得的书信及账簿统统“公开焚毁，毋庸呈览”。她是否有着与曹操一样的胸襟，此时还不能确认，但此举确实为两宫太后赢得了“恩泽惠下”的名声，并轻易地得到了众王公大臣对太后垂帘的心服口服。

　　将载垣等即行治罪的上谕

　　咸丰十一年(1861)，仅仅二十七岁的慈禧在恭亲王奕的配合下，经过缜密地准备，以闪电的方式，发动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宫廷政变，攫取了当时中国最高的权力。这次政变设计之缜密、呼应之巧妙、舆论之完善、行动之周密、时间之准确、处理之精当，无不令世人拍案叫绝，扼腕叹服。直到今天，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的时候，依然不由得使人瞠目结舌。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慈禧的性格特点：机敏、睿智、巧诈、冷静、决断。

　　这一成功的政变，成就了慈禧人生中的第一次垂帘听政。

微笑丽人

第六讲 垂帘听政

　　中国历史上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变，在短短的三天之内，不发一矢一枪，以极小的代价尘埃落定，朝野波澜不惊，浑若无事。

　　该杀头的杀头，该做王的做王。历史再一次为我们演绎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经典论断。毫无疑问，慈禧在这次政变中不仅是总策划、总导演，而且还是绝对的领衔主演。她的表现极为精彩，令这些男人世界的政治家们也不得不由衷地佩服。她会激流勇退吗？不会！她的人生目标十分明确：不做这一出历史大剧的耀眼流星，而是做这一出历史大剧的主宰。铲除政敌，仅仅开启了慈禧政治人生的精彩序幕，她没有丝毫谢幕的打算，她要继续在她的人生中书写属于她的政治篇章——君临天下。可是，在一个拥有着几千年专制主义王权的男人至上的国度里，慈禧能够操控大清政权吗？她将怎样与这些被奉为“阳”、为“天”的男人们周旋？

　　一

　　咸丰帝在弥留之际设计了一个旨在防止大臣僭权、皇太后擅权的“听政辅政兼而有之”的政治格局。在这个政权体系里，以肃顺为首的襄赞八大臣是王朝大政方针的设计与日常事务处理的主体，而慈禧与慈安这两宫太后只是权力制衡的部分，就其所能掌控的王朝权力的实质而言，并不具备强有力的驾御和运作能力。

　　当慈禧通过政变，扳倒八大臣所盘结的力量，推翻了咸丰帝设计的权力制衡方案后，王朝的政权出现了真空。慈禧将以怎样的方式来填补权力的真空？

　　早在慈禧与恭亲王奕酝酿政变之初，叔嫂两人就精心设计了未来的皇权执行方案，那就是他们借着山东御史董元醇之手在奏疏中提出的两宫太后听政，亲王辅政。如此设计可谓一举两得：

　　(1)确保慈禧紧握皇权；

　　(2)确定奕显赫地位。

　　此时，慈禧清楚：当务之急是实施自己的听政计划。

　　然而，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文化氛围里，后妃直面王公大臣是绝对不能被这个社会所接受的。

　　慈禧知道，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男人为天女人为地，女人是男人的附庸已被这个社会奉为至上的真理，不能逾越。即使是母仪天下的太后，也必须遵循男女有别、内外有别的古老信条。进入宫中以后，慈禧亲眼目睹了皇后、皇太后必须履行宫中规定。

　　依据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皇后责无旁贷地担起了统领内宫的职责。可前提是不能在皇帝以外的众多男人面前尽显姿容，宫中规定：在春节、皇后的生日，内外文武官员都要上贺折，但并不能面见皇后；皇太后过春节、生日的时候，在京官员可以进表称贺，也就是说皇太后可以接受官员的行礼，但是不能当面行礼。这天，皇太后要在慈宁宫内落座，王公大臣则在慈宁门外阶下跪拜，而三品以下文武官员竟然要在午门外跪拜！慈宁宫与午门之间可还隔着千山万水呐——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中间要隔着太和门、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然后向西左转，经过乾清门广场、养心殿门，才到慈宁宫门，进得慈宁宫门，最终见到慈宁宫。这实在是名副其实的遥拜，要想见到皇太后的尊容和芳姿，真比登天还难。

　　然而慈禧要以皇太后身份临朝听政，就不可避免要与群臣见面。怎样做才能既不违制，又能正常处理朝政？

　　读过史书的慈禧知道，太后临朝听政在汉代高祖刘邦死后就已经出现了，可吕后是如何临朝听政的，文献缺少记载。此后，东晋的历史上也有太后听政的，为了规避不得直面男人的规则，便在朝堂上垂帘执政。

　　东晋康帝司马岳仅做了两年的皇帝就死了，两岁的儿子司马聃即位，是为晋穆帝。由于穆帝年幼，无法亲理朝政，领司徒蔡谟等人要求太后听政，小皇帝的母亲褚蒜子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永和元年(345)正月新年朝会上，皇太后褚蒜子抱着小皇帝登临太极殿前殿，大会群臣。大殿之上，为临朝的皇太后褚蒜子专设了白纱帷帐。褚蒜子悬挂帘子在朝堂听政，既象征性地回避了与男人的直接接触，又代小皇帝处理了朝政。在向传统文化妥协的条件下，促成了皇权的连续发展。于是，太后垂帘就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种封建专制主义皇权统治的特例，被那些企图临朝称制的太后们奉为圭臬。

　　慈禧听政也必须遵循垂帘的惯例。

　　九月三十日，抵京的第二天，慈禧就颁布上谕，对于听政一事“著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如何酌古准今，折衷定义之处，即行妥议以闻”。经过大臣们一议再议、一改再改，经过半个月的反复磋商，一份史无前例的的垂帘章程终于出笼，对两宫太后垂帘一事作出规定：

　　两宫太后召见、引见臣下时，都需要隔着帘子进行。

　　召见、引见是很有讲究的。

　　除了定期的朝会大典以外，清朝皇帝与大臣的交流有两种比较常见的形式：折奏与面奏。而臣下面奏皇帝时，又分为召见、引见。召见，俗称“叫起”，皇帝要商议军国大事时，就召见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六部九卿等官员，召见时必须由重要的官员带着面见，这些重要的官员主要是亲王、御前大臣轮流带领；引见，俗称“递牌子”，是被任命的有一定品级的文武官员上任之前，面见皇帝，引见需先进名单、履历折、绿头签，一人或数人觐见。召见或引见的官员须由奏事处的太监传旨，直呼被召见人的姓名然后领进屋，大臣进来必须先跪安养心殿明间，口称“臣某某某恭请皇上圣安”，满人则称“奴才”，起立后趋走到皇帝所坐近前，在预设的白毡垫上再次跪下，皇帝问即答。无论召见、引见的时间有多长，官员必须一直跪奏，待皇帝说“跪安”，方表示谈话结束，才可起立后退至门口，然后转身退出。清代只有极少数人因身份特殊，可坐或站与皇帝谈话。如顺治时摄政王多尔衮免礼仪，康熙时顾命大臣鳌拜赐座谈话，同治初期议政王奕、光绪时期醇亲王奕不仅“王爵世袭，食亲王双俸”，并“免召对叩拜”，即可站立与皇帝谈话。但也不是永远不变，如恭亲王在同治时以议政王身份可站立谈话，但进门时也要跪安。在光绪时期恭亲王只是领班军机大臣，就必须跪奏了。跪奏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此大臣们都练就了言简意赅的本领，常常在三句话内就将问题说清楚，以免皇帝继续追问，以减少跪奏的时间。而且多半用厚棉絮做成护膝，以免跪奏时间过长引起疼痛，并且经常练习以免“失仪”（清制君前“失仪”要受处分）。清代笔记载：同光时军机大臣王文韶年届七十，仍每日在家练习下跪。皇帝召见大臣在养心殿的东暖阁，引见大臣则在养心殿的明间。

　　为了显示两宫太后听政与历代皇帝处理朝政没有区别，是政权的延续，慈禧决定召见、引见臣下时，地点不变，依然在养心殿，只是隔上了薄薄的帘子，在东暖阁召见时，在东大墙前的栏杆上罩上一幅黄幔；在明间引见时，则用八扇黄色纱屏相隔。

　　慈禧如何引见大臣？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后来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与其父亲翁心存被引见时即在明间，翁同龢记载了引见的过程。是日黎明，翁同龢与父亲入宫，辰正（上午八时），引见于养心殿的明殿，慈禧、慈安坐在精致、华丽的八扇黄色屏风的后面，透过纱屏，可以依稀看到两宫太后分别端坐在左右两侧。小皇帝坐在屏风前的御榻上，前面设有御案。恭亲王奕立于左，醇郡王奕立于右。吏部堂官递绿头笺，奕接后呈送皇帝案上，小皇帝示意，再由醇亲王送至帘前，由帘内的首领太监接下，捧至两宫太后的案前。前后引见半个多钟头，即退出。

　　养心殿东暖阁太后垂帘听政处在被太后引见的时间里，翁同龢与其父亲翁心存与太后进行了怎样的交流，翁同龢没有记载。但在同治七年十一月，曾国藩由两江总督改任为直隶总督时，在上任前被两宫太后召见的时候，他记载了整个交流的过程，节录其中的一段，略做介绍。

　　《曾文正公日记》载：

　　入养心殿之东间，皇上向西坐，皇太后在后黄幔之内；慈安太后在南，慈禧太后在北。余入门跪奏臣曾某恭请圣安，旋免冠叩头，奏称臣曾某叩谢天恩毕，起行数步，跪于垫上。

　　太后问：汝在江南的事都办完了？

　　对：办完了。

　　问：勇都撤完了？

　　对：都撤完了。

　　问：遣撤几多勇？

　　对：撤的两万人，留的尚有三万。

　　……

　　问：你从前在京，直隶的事情自然知道！

　　对：直隶的事臣也晓得些。

　　问：直隶甚是空虚，你须好好练兵。

　　对：臣的才力怕办不好。

　　旋叩头退出。

　　以上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两宫垂帘听政的细节，透过文字我们可以了解慈禧听政的一般过程。

　　慈禧在筹谋垂帘听政的同时，也一直考虑如何兑现筹谋政变计划时对恭亲王奕的承诺——亲王辅政问题。

　　二

　　慈禧知道，如果没有恭亲王奕的呼应和全力支持，孤儿寡母的她即使拥有三头六臂也无法与肃顺一党抗衡，更不要说顺利完成中外历史上这一著名的政变。然而，慈禧心怀隐忧：

　　恭亲王奕文武兼备，有勇有谋，经历咸丰朝的挫折与压制，做事更加历练、老到。扳倒肃顺一党后，朝中诸事还需仰仗他全面斡旋。但是，如果封赏不当，或者奕心怀不满，处处为难自己；或者奕权倾朝野，功高盖主，那么自己将如何控制局面？

　　慈禧清楚，自己要的并不是皇太后垂帘听政之名，要的是垂帘听政的名实相符。所以，慈禧封赏奕的原则就是封赏与控制相结合。

　　1只以“议政王”相许

　　慈禧从政变成功的当天开始，接连下发了奖赏奕的谕旨：

　　(1)十月一日，“恭亲王奕，著授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

　　(2)十月二日，“恭亲王奕，著授总管内务府大臣”。

　　(3)十月初八日，“恭亲王奕，著先赏食亲王双俸，以示优礼”。

　　(4)十月初九日，“恭亲王之长女，著即封为固伦公主，以示优眷”。

　　按清制，只有皇帝的正宫所生嫡女才可封固伦公主，其他妃嫔所生之女只能称为和硕公主。如果是宗室女儿经由正宫皇后抚养的，在出嫁时也只能享受和硕公主的待遇；亲王的女儿则只能封为郡主。奕本人并非皇帝，即使其女儿由两宫太后抚养，也只能封为和硕公主。恭亲王之长女享有这样的称呼与待遇是对恭亲王的格外礼遇。

　　大公主（恭亲王长女）、大阿哥（载淳）

　　(5)十月初十日，“恭亲王生母康慈皇太后，请升祔太庙，并据请将前上尊谥改拟，从十字加至十二字的最高规格以表尊崇”。

　　(6)同治元年元月初一日，“恭亲王加恩著在紫禁城内坐四人轿，以示优异”。

　　短短六十天的时间里，慈禧对于恭亲王奕的恩遇，如漫天花雨般从天而降，无论对奕本人，还是其家人，无不优礼逾恒。表面看来，慈禧对于奕在政变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实现垂帘听政的心愿回报之隆厚，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如果人们真的这样认为慈禧，那实在太小看慈禧的心机了！

　　慈禧在发动政变的第二天，授予恭亲王奕为“议政王”，乍看起来，亲王似乎拥有了摄政王多尔衮般的尊崇和权力。然而，“议”者，商议也！对于朝中上下大小事情只有商议、建议的权力，绝无决定的权力。而“摄政”则是直接处理政务，多尔衮的权力任何人不得干预，他一人独断大清帝国所有的军国大事，即使是孝庄皇太后也不得不看他的脸色行事，对于他的决断听之任之。“议”与“摄”一字之差，可作用却完全不同。虽然随后又令奕掌管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务府、宗人府等政府重要的部门，然而奕权力的行使，必须遵行黄帘子后面皇太后的允准，无论他权力有多高、位置有多重，他也只不过是皇太后手里掌控的一枚棋子罢了，大清朝廷的权力完全掌握在皇太后的手里，因为任何谕旨的颁发，都需要两宫太后钤印才能生效。

　　这就是慈禧，她不会给任何人可以凌驾于她之上的机会！

　　2向世人晓谕两宫太后的权力

　　慈禧清楚记得，咸丰帝死后与八大臣的第一次交锋，之所以八大臣要从根本上剥夺两宫太后的权力，是因为咸丰帝的遗诏中没有明确划分决策权的归属，以致给肃顺等人以可乘之机。慈禧对权力的追逐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渴望，她要驾驭她所能驾驭的全部，绝不给对手或者哪怕是忠实的臣下以任何可乘之机。因此，垂帘听政伊始，慈禧就向朝廷上下大小官员明确她的权力：

　　“特通谕中外臣工、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者，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务各抒己见，毋以空言塞责。”

　　按照这一规定，凡是各省和各路军营的一切关于行政的事物的疏章，都必须先呈报皇太后御览，然后再发还给军机大臣悉心详议。这样，慈禧就给奕戴上了一个紧箍咒：议政王奕处理军国大事的前提是，必须获得两宫太后，其实也就是慈禧的允准；而皇太后也就如同历代的皇帝一样，拥有着专制主义制度下皇帝所掌握的一切权力。

　　这就是慈禧，独霸、阴鸷、决断、睿智、机敏，在权力的把握上不给竞争对手或者是合作者丝毫可以攫取的机会。

　　慈禧非常清楚，仅仅凭借着为咸丰帝阅读奏疏和代批一般性的奏折的基础，难以胜任即将到来的听政生涯。只有二十七岁的她，在品尝胜利成果的同时，清晰地意识到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的国家，还有力所不能及的地方——那就是她的学识。

　　三

　　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一日（1861年11月13日），也就是两宫太后与小皇帝回京后的第十二天，给事中孙楫向两宫太后奉上了明朝张居正等人所编辑的《帝鉴图说》一书，希望这本书能成为小皇帝载淳的启蒙教材。《帝鉴图说》，全称《历代帝鉴图说》，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意，故名“帝鉴”。它是由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在辅佐只有十岁的小皇帝神宗朱翊钧的时候为他编的课本，由一个个的小故事构成，每个故事配以形象的插图。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圣哲芳规”讲述了历代帝王的励精图治之举，下篇“狂愚覆辙”剖析了历代帝王的倒行逆施之祸，详尽记载了张居正对帝王之道的理解与评价，是明清以来历代帝王的必读书。慈禧拿回去以后，认真阅读，爱不释手，她认为：此书“于指陈规戒，绘图辑说，切实显豁，不无裨益”。

　　我们知道，慈禧虽然可读写汉字，但水平并不很高，因此，图文并茂的儿童读本，对她来说实在是最合适不过了。于是，她将图书留下，作为自己每天的阅读功课。

　　明万历刻本《帝鉴图说》我们已经领略了慈禧运筹帷幄的能力，但我们还是很难想象一个仅仅粗通汉语文，替皇帝念念奏折、代写朱批，从未涉足政治操作的满族妇女，竟然有如此惊人的练达与圆融。更令人费解的是，在这场波谲云诡、瞬息万变的宫廷政变中，她面对的政敌是如此的强大，可我们完全看不到在其身后出现过任何一位斫轮老手为她筹划与安排，因为以她当时在热河的处境与身份，能够与她接近的人除了慈安与小皇帝以外，只有她的妹妹——醇亲王的福晋，通过这位福晋，可以得到醇亲王的意见。然而依据史料，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亲王年轻冲动，无清廷关于汇纂历代垂帘事迹的上谕

　　（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论是经验还是眼界都不足以成为慈禧的得力干将和智囊。这一切应该都是慈禧一人所为，她凭借着自己天赋的机敏、决断、睿智，出人意料地赢得了形势的大逆转，也许从上面慈禧勤于求知的事例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合于情理的解释。

　　慈禧很喜欢这样形式的书籍作为自己的日常读物，而不是充斥自己书柜的摆设。十月十四日（1861年11月16日），江南道监察御史徐启文所上的一份奏折更使她十分喜欢，徐启文建议：

　　“将列圣实录、宝训择其简明切要者，恭纂一编；将汉唐以来，母后临朝的各事实，择其可法可戒者，不假修饰，据史直书，汇为一册，恭录进呈。”

　　这正中慈禧下怀。她当即谕令南书房、上书房、翰林院马上编辑，据史直书，简明注释，以备御览。

　　经过相关大臣五个多月的努力，这本书终于编辑完成，慈禧大加赞赏，特赐名为《治平宝鉴》，并经常由大臣们隔帘为其讲解，从中学得了更多的统治之术。

　　清内府抄本《治平宝鉴》翁同龢曾经先后为两宫太后讲解了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治事迹的十五个专题，在他的日记中先后记载了为太后讲解的过程：

　　翁同龢坐在事先准备好的椅子上，旁边坐着恭亲王、醇亲王，另一边站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两宫皇太后则坐在黄色帷幔内的御座上。在讲解的过程中，皇太后还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

　　“知识就是力量”，在慈禧这里完全可以被诠释为“知识就是权力”。正是由于慈禧不断地汲取与统治相关的知识，拓展了她的视野，使慈禧的政治驾驭与操作能力如虎添翼。

　　十月初九日，也就是政变成功的第九天，小皇帝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年号由“祺祥”改为“同治”。

　　原来，咸丰帝死后，慈禧与小皇帝还在热河的时候，八大臣就迫不及待地将新帝的年号定为“祺祥”，“祺”是“吉祥”的意思，而“祥”也含有“吉祥”的意思，“祺祥”，就是“吉祥”，并且连铜钱上的“祺祥通宝”都铸好了。所以，历史上也称这次政变为“祺祥政变”。政变结束以后，原来八大臣所定的年号自然会被皇太后派的大臣们所否定，大学士周祖培等认为“祺祥”无论是文还是义都不顺，“祺”字自古以来年号中没有用过，而“祥”字也只有南宋的少帝用过为“祥兴”，而少帝是南宋最后一个皇帝，是被蒙古大军一直追赶到南海边上的小皇帝，他不仅是亡国之君，而且结局悲惨，是被臣下陆秀夫背着跳海而死的，用他的年号中所采用过的字，那该有多么的不吉利。

　　肃顺等八大臣拟订的四个年号，奉旨用“祺祥”二字

　　周祖培对八大臣所定年号的评价是“不学之弊，一至于此，呜呼！国家可无读书人哉！”

　　此时，周祖培的感慨应该是对当年做户部汉尚书时肃顺对他肆意羞辱的回答。于是，他建议将“祺祥”改为“同治”，隐含着两宫太后共治之意。

　　十一月初一，在养心殿举行了两宫太后垂帘仪式。此殿从雍正帝开始，就成为皇帝处理日常政务之所，批阅奏章，召见引见臣下，均在此进行。这一天，养心殿从里到外，布置一新，金碧辉煌，大殿正中高挂着雍正帝御书的“中正仁和”的匾额，他是在告诫自己与子孙：做“以明年为同治元年”的谕旨

　　帝王要中庸正直，仁爱和谐。慈禧能够明白其中的含义吗？六岁的小皇帝载淳端坐御案后的宝座上，他的身后放置八扇精致的黄色纱屏，透过纱屏可以看见两宫太后端坐在后，此时的慈禧一定是志得意满，因为刚刚年满二十七岁的她，将在这里开启大清帝国两百多年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历史。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年轻女人，竟然在她以后的人生岁月里，牢牢控制大清朝政长达四十七年之久，王公大臣无不心悦诚服地匍匐在她的脚下，顶礼膜拜。这就是慈禧！

微笑丽人

第七讲 整饬吏治

　　听政，对于慈禧来说是一件具有极大挑战色彩的事情，因为她所面对的是千疮百孔的政局、纷繁复杂的朝政、瞬息万变的军机。虽然她伴随咸丰帝左右时，通过各级上疏、奏报，对军国大势有比较清晰地通盘把握。然而，当她自己来处理朝政的时候，她才真正体会了日理万机的辛劳。她很清楚，大清帝国江河日下、虚弱不堪的形势，绝非一时一人所致，而力挽大清帝国于既倒也绝非一蹴而就所能完成。她知道万事有主有次，而此时最为棘手的事情就是官场的腐败与官员的无能。慈禧在重新整合帝国的领导中枢之后，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吏治整顿。

　　一

　　清代自嘉庆、道光以来，世风日坏，根源就是官场的腐败。投机钻营、贿赂公行、骄横不法是当时吏治的真实写照。当国的前有曹振镛，后有穆彰阿，只知弄权纳贿，贪赃枉法，不思为国分忧解难，在外敌入侵、农民起义日甚一日之时，朝中却缺少带兵之良将、治国之能臣。因此，慈禧认为治本之道当为整顿官吏拖沓溺职、投机钻营、贿赂成风、骄横不法的风气，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整个行政队伍的办事效率。乱世需用重典，如此，既可以树立新一代领导的皇威，又能够使各级官员引以为戒。因此，慈禧掌权伊始，就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整顿吏治的措施。

　　第一个撞到枪口上的是兵部侍郎庆英。庆英因在兵部动用公款而被议罪，兵部拟给他降二级处分。庆英想通过恭亲王在两宫太后前议政时“格外开恩”，于是，就带着银两，趁着夜色，到恭王府恳求奕说情。他先是吞吞吐吐地说了些闲话，然后从怀中取出两大包银钱，恳求奕收下。奕推测此番英庆夜间来访，应与降职一事有关，坚持不受。庆英误以为奕之所以不收，是出于“无功不受禄”的意思，于是和盘托出来意，特请恭亲王在两太后前议政时“格外开恩”。奕知道庆英挪用公款，按律应当革职，而此次只给他官职降两级已属法外开恩。一番劝导之后，无效，庆英干脆长跪不起，恳求奕为他开脱。这下可惹恼了奕，他声色俱厉地将庆英赶了出去。第二天，奕把庆英所为向慈禧、慈安两宫太后禀报，同时把庆英贿送钱物上缴。慈禧非常气恼，他竟然敢如此贿赂公行、胆大妄为，务必严惩。当日，命内阁发出上谕，公布此事的始末，给予庆英严厉制裁，由降二级改为革职。这件事情让慈禧充分意识到，贪污受贿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痼疾和毒瘤，不痛加整饬，她将面临更大的统治危机。于是，慈禧诏谕各级官员，严惩贪污受贿。随后，慈禧又处置了包括直隶顺天府知府蒋大镛等一批行贿受贿的府县官员，并明令各地“随时严查，按律惩办”。庆英偷鸡不成反蚀米，充当了慈禧杀鸡儆猴的角色。

　　慈禧清楚，如果不严肃官场，无以为治。国家兴事、用兵，或劳而无功或每遭败绩，主要原因是文官委靡不振、渎职亵职，武官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慈禧认为，要改变积弊，收到惩罚效果，必须改变从前抓小放大的方式，从高官，从封疆大吏入手，否则，不足以引起各级官员的高度重视。这样，两江总督何桂清就成为慈禧严打中祭旗的对象。

　　何桂清，云南昆明人，道光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太仆寺少卿、太常寺卿、户部右侍郎、浙江巡抚、两江总督。他是朝野上下人所共知的一品大员、封疆大吏。这位朝廷重臣，在太平天国袭击清军的江南大营时，正在常州主管饷事，却坐视清军溃败，拥兵自卫，不施援手。随后太平军进攻常州，何桂清见大事不妙，企图逃脱。他先将父亲和两妾秘密送至通州，然后在城内张榜，禁止常州市民迁徙，并封锁各城门。城内百姓见何桂清要跑，绅民耆宿数百人手执香烛赴辕门，跪请何桂清留下共同抗敌。何桂清见出城受阻，遂令所率部队开洋枪扫射，民众死者十九人，伤数十人。何桂清逃到苏州，时江苏巡抚拒绝其进城，并上疏，奏劾。咸丰帝闻何桂清事后大怒，谕令革职严审。然而，何桂清却逃到上海，躲藏起来。不久，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咸丰帝自顾不暇，何桂清一案遂被搁置。慈禧垂帘听政以后，借整顿吏治之机，此案又被提及。慈禧痛下决心，一定严惩，要杀一儆百。负责总办秋审的刑部郎中余光绰就是常州人，对何桂清十分愤恨，而他恰好负责此案。他认为仅依据“封疆大吏失守城池斩监候，秋后处决律”是不够的，又加上何桂清击杀执香跪拜父老十九人，伤天害理，罪当加重，拟斩立决。然而，盘根错节的政治网络，却使本已定罪明确的案件变得十分复杂，来自于方方面面的说客竭力为其开脱。这些人各怀心腹事，有的是私交甚厚，有的是兔死狐悲，有的是不明是非，有的是见风使舵。一时间，围绕是否诛杀何桂清掀起一股狂澜。慈禧执意认为举国用兵，如果包庇临阵脱逃的将帅，又何以鼓舞三军士气？争论没有阻挡住慈禧杀何桂清的决心，慈禧最终毅然发布谕旨，将何桂清处决。自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以来，清廷封疆大吏及府县各官，连连失地弃城。有的府县官员赴任之所因地当要冲或邻近太平军，竟规避不前，数年不到任；有的官员则是太平军一到，即弃城逃走，为逃避失城罪责，事后托请上司倒填年月，捏称因公赴乡出境。此类积弊一直未予严肃处理，以致吏治日坏，丧师失地之员日见其多。慈禧断然处决何桂清，军兴以来第一次使一品大员以失地弃城罪伏诛，刹了上述歪风，整饬了吏治，纲纪为之肃然。

　　二

　　慈禧垂帘不久，也就是同治元年，适逢三年一次对官员进行考核的“京察”和“大计”。

　　这是效仿明朝的官员管理制度而实施的一项对现任官考核的制度。每三年考核一次，对京官的考核叫“京察”，对地方官的考核叫“大计”。按照清朝的制度，京察时三品以下官员由吏部和都察院负责考核，三品以上官员及总督、巡抚等方面大员，则先自陈政事得失，最后由皇帝敕裁。经过考察后，官员按照“称职”、“勤职”、“供职”三种等级，实行奖惩。“大计”是考核道、府及州县官员。一般是由各级官员依隶属关系逐级考察，做出评断，最后申之各省督抚，核其事状，注考造册，送吏部复核。“大计”后的官员，按“卓异”与“供职”两个等级奖惩。清朝对官员的考绩，不论是“京察”还是“大计”都以“四格”、“六法”作为考核标准。所谓“四格”是指“才”（指才干，分长、平、短三等），“守”（指操守，分廉、平、贪三类），“政”（指政务，分勤、平、怠三类），“年”（指年龄，分青、中、老三类）。所谓“六法”是指“不谨”、“罢软无为”、“浮躁”、“才力不足”、“年老”、“有疾”等六个方面的缺失。经过考核，被列入“不谨”“罢软”者，革职处分；属“浮躁”“不才”者降级；“年老”“有疾”者勒令退休。

　　这种制度的实施，其目的在于奖优罚劣，使各级官员时时恪尽职守、效忠朝廷。京察与大计涉及官员的奖惩，贿赂徇庇、虚应故事是司空见惯的官场事情。“长官往往博宽大之名，每届京察，只黜退数人，虚应故事，余概优容，而被劾者，又不免冤抑”。

　　慈禧认为，此次官员考核是她推行吏治整顿不可多得的机会，通过考核可以裁汰庸懒、老弱、不称职的官员，也可以使官场有所警示，寻求振作。

　　为达到自己满意的效果，慈禧亲自掌握这次考核的奖惩大权。

　　慈禧认为，要取得此次考核不同以往的效果，就不能虚应故事。因此，慈禧亲自掌握奖惩大权，议政王奕提供考察依据，两宫太后分别引见各级官员，依据政绩，给予考核。

　　考核的原则：以官声、政绩取人。成绩突出者，给予破格提拔；平庸衰朽者，不论“年已逾岁”或将近休龄，都勒令退休。为的是将年富力强有进取心的官员安排在重要岗位上。

　　潘祖荫像潘祖荫，字伯寅，号郑庵。咸丰二年(1852)探花。他以才华出众、耿介敢言蜚声朝野。左宗棠由于樊燮一事被劾时，潘祖荫就曾积极上疏为左宗棠辩白，竭力推荐左宗棠的才能，其中“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就是出自他之口。慈禧垂帘听政伊始，曾经诏求谏言，潘祖荫上疏请皇上勤圣学，求人才，整军务，裕仓储；敬请免民赋以纾民力。慈禧批阅后颇为欣赏，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多得之人才，京察中将其升任光禄寺卿。

　　将年老体衰已不能胜任工作的内阁学士巴彦春、平庸无能的光禄寺卿雷以諴和“品行污下”的光禄寺少卿范录典，一律同时勒令退休。

　　在官员任用上不分满汉，奖惩分明。

　　在清朝的政治体制中，一直坚持满重汉轻的原则。满族官员不仅在决策中拥有绝对的权力，而且占据重要职位，以维持满人的显赫地位。然而，随着满人整体政治素质的下降，越来越多的政治、军事活动不得不依赖汉人官僚和士绅。肃顺就喊出了“天下满人混蛋多”，应该是这一时期社会的真实写照。慈禧虽然还不能抛弃崇满抑汉的民族政策，然而垂帘听政的她也不得不面对汉人士大夫整体政治素质远远高于满人，且汉人士大夫正日益发挥着强大政治作用的现实，因此官员考核中，她不得不重视这一问题。考核中，对因剿杀太平天国起义而丧生的官员进行追加奖励的时候，她十分注重对汉官员的奖励。受到表彰奖励的不仅有满族官员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江宁将军祥厚、西安将军札拉芬，还有汉族官员江南提督张国栋、浙江布政使李续宾、湖北巡抚胡林翼等。

　　这些措施对于改变官员尸位素餐的现状，减轻官员老龄化，提高行政效率等产生了积极作用。

　　三

　　慈禧知道，在清朝的各级政府机构中，官员的设置都是重满轻汉，重要部门设置满汉两套长官。中央的六部就是这样，如，户部满尚书是肃顺，汉尚书就是周祖培，而实权掌握在满官手里，汉官“备员”而已。清政府一直以来对汉族官员都是限制任用的。为了稳固政权，虽然也注意吸纳汉族地主和士人参政，但一些重要的职位，如内务府大臣、理藩院尚书等，规定只能由满族贵族担任，从未授予汉人。军机大臣，特别是首席军机大臣，同样只能由满族贵族充任。各地的总督、巡抚也大多用满人。军事领域，任用汉员为统帅更是清廷的禁忌。圣祖康熙征噶尔丹，世宗雍正时征噶尔丹策零，高宗乾隆征廓尔喀、缅甸和大小金川等，都是任用亲贵大臣统兵征伐。即使其间有特例，如康熙平定吴三桂时，也曾用了一批汉将；乾隆时任用张广泗为总指挥出战金川等。但受“满汉分畛”传统思维的影响，除极个别外，绝大多数或遭排斥，或被杀，结果都非常凄惨。

　　清朝前期的常胜将军岳钟琪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岳钟琪，清代汉旗大将。字东美，号容斋，据说是岳飞的后代，自幼兼文习武，历经康、雍、乾三朝的重大军事活动，战功卓著。雍正年间，岳钟琪被任襄赞军务、奋威将军，会同川陕总督年羹尧平定青海头人罗卜藏丹津叛乱。有一次，岳钟琪率五千人的骑兵，发动突袭。从西宁城向西急行军，在荒原上捕捉到罗卜藏丹津的主力。罗卜藏丹津的部队从梦中惊醒，但战马都没有备鞍，无法迎战，霎时间全军崩溃，四散逃命，罗卜藏丹津换上女人的衣服溜掉，投奔准噶尔。岳钟琪穷追不舍，每天奔驰一百五十公里，两天后，追到一个叫桑骆海（青海省西南角）的地方，只见红柳蔽天，渺无人迹，才带着他的俘虏，包括罗卜藏丹津的母亲在内，凯旋而回。这是中国战争史上最有名的战役之一。岳钟琪以其计谋神奇、身先士卒立下头等战功，被雍正帝封赐三等公，赐黄带。随后，升任四川陕西总督，任宁远大将军，节制川、陕、甘省。在太平天国之前，他是仅有的以汉人而握重兵的大将。正因为如此，招致了诸多猜忌。大学士鄂尔泰等人以不实之岳钟琪像词弹劾岳钟琪“智不能料敌，勇不能歼敌”，查郎阿等人又弹劾岳钟琪“骄蹇不法”，意欲反叛。阴鸷多疑的雍正帝翻脸不认人，大骂岳钟琪“误国负恩”，处以削职夺爵下狱。雍正帝本想马上砍岳钟琪脑壳（斩立决），又恐岳统率已久的士卒不服，才改判为斩监候（缓期执行）！岳钟琪狱中引颈待毙。幸好雍正帝死得早，他坐了整整五年大牢，才在乾隆年间被特赦归故里，在成都百花潭北结庐村居。

　　对于刚刚垂帘听政的慈禧来说，她与历代皇帝一样，对于汉族官员尤其是统军大员有着极大的戒备心理，然而慈禧清楚，直接威胁她统治稳定的是长江流域的太平天国和黄河流域的捻军，这些心腹大患一天不除，她的统治就一天不得安宁。然而，环视左右，那些满族大员不是颟顸无能，就是妄自尊大。从太平天国起义到自己垂帘听政的十余年间，一直尽心尽力效忠朝廷、屡受挫折却坚持围剿太平天国的最大功臣，却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官员。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科举及第后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理兵、工、刑、吏部侍郎。咸丰二年(1852)，因为母亲去世，曾国藩回籍奔丧。正赶上太平军由湖南北上，攻克武汉三镇，并沿江东下，咸丰帝震恐，下诏举办团练，授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于是，曾国藩复出，起用儒生为将佐，招募农民为营勇，勤加训练，号“湘勇”（又称湘军）。咸丰四年(1854)初，曾国藩组成湘军水陆军一万七千余人，并奉命出征，围剿太平天国。屡败屡战，可谓备尝艰辛与屈辱，然而他矢志不移。湘军出征不久，便在岳州、靖港连吃败仗，曾国藩羞愤难当，纵身跳入鄱阳湖里自杀，被其左右救起。随后，曾国藩整军再战，在湘潭取得大捷，并攻陷湖北重镇武昌，受到咸丰帝的欣赏，命他“署理湖北巡抚”。但后来咸丰帝听信了祁嶲藻、翁心存、彭蕴章等人的劝告，惟恐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又命他以兵部侍郎的虚衔领兵东征。由于曾国藩没有统辖地方的实权，军事发展与军饷的补给一直受地方大员掣肘，他只能忍辱负重。

　　曾国藩像

　　慈禧同样担心曾国藩的发展会成为威胁自己统治的地方势力，然而她更清楚，对于她来说为患最重的是太平天国的存在。而对于官员任命中的满汉分治，慈禧有着更为现实的考虑。毫无疑问，此时为她围剿太平天国最为得力的干将，只有曾国藩。垂帘听政不久，她就命曾国藩统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的军务，巡抚、提镇以下全部归他节制。曾国藩拥有了前线最高指挥权。随后又依据曾国藩等人的建议，任命一批汉人官员为地方要员，左宗棠为浙江巡抚，郑元善为河南巡抚，张曜为河南布政使，李续宜为安徽巡抚，严树森为湖北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毛鸿宾为湖南巡抚，江忠义为贵州巡抚，刘蓉、李恒、蒋益沣、韩超为布政使等等。上谕发出，一时朝野哗然，同时将这么多作战省区的行政大权交于汉族官僚手中，两宫皇太后也太冒险了！这样，“西至四川，东至海”的长江中下游乃至西南内地的半壁江山全掌控于曾国藩之手，这太危险了！总之是一个“险”字。一时间，朝廷屡屡收到上奏，多为满族亲贵，他们提醒慈禧要注意防止曾国藩权势太重，难以控制，并建议裁其军，削其权。

　　慈禧将拯救几近崩盘的清朝统治的重任交予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官员，这是她的无奈之举，也是她的冒险之举。曾国藩能够不负重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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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 压制奕

　　同治三年（1864）六月二十日，对于慈禧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攻占天京。一时间，京城内外、朝野上下一片欢腾。来之不易的胜利，是对慈禧重用汉臣决策的有力验证，正是因为慈禧重用曾国藩等汉臣，对于拯救几近崩盘的大清统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慈禧兴奋异常，大奖功臣：奕以议政王主持朝廷军政大事，居首功，赏加三级军功；曾国藩着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各路统兵大员李鸿章、官文、左宗棠为伯爵。军机大臣、前敌将帅、各部、院、督抚，均有重赏。其中，奕更是获得时人的高度肯定，颂扬他是“豁达大度”、“定乱绥邦”的“贤王”，甚而一度形成了“只知有恭亲王，不知有大清朝”的局面。人们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光芒四射的奕身上，慈禧清晰地感觉到她的光彩已经渐被奕所掩盖。对此，意欲独霸天下的慈禧犹如芒刺在背、鱼鲠在喉，她不能坐视奕的异军突起，她无法容忍自己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

　　一

　　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日（1865年3月30日）恭亲王奕照常入值觐见两宫太后。慈禧拿出一份奏折严肃地对奕说：“有人参劾你！”奕一愣，忙问：“是谁上的奏折？”慈禧非常不满意奕的傲慢态度，极不情愿地答道：“蔡寿祺！”奕脱口而出：“蔡寿祺不是好人！”(《越缦堂日记》)

　　蔡寿祺，字梅庵，江西德化人。道光十九年（1839）进士，曾入翰林院当编修。这一职务约可视为皇帝的顾问，比起一般官员来，有着较多的升迁机会。但是他当了多年的编修未见提升，于是到处投机钻营。他先窜到了四川，希望能踩出一条升官发财的路子。他果然就敢私刻关防，招募乡勇，把持公事，大肆招摇。不久，新任川督骆秉章对他的行径十分看不惯，命藩司刘蓉（原湘军将领）将他赶回江西原籍，使其感到相当难堪，当即存下日后必报一箭之仇的想法。之后，他又投靠正在陕西围剿回民起义的胜保，在胜保手下当幕僚。胜保失势后，蔡寿祺混入宫中，担任起居注官，从此他便利用在宫中任职的条件，与慈禧的心腹太监安德海有了勾结。

　　奕在恭王府花园然而，小小的日讲起居注官，竟敢参劾如日中天的恭亲王奕，是智商低下，还是吃了熊心豹子胆？

　　此时的奕哪里知道，这个新近以翰林院编修补上日讲起居注官的蔡寿祺，若背后没有大人物作后盾或者预感到此举一定会博得大人物的赏识，怎会胆敢弹劾权倾一时的恭亲王奕呢？而这个大人物就是慈禧。蔡寿祺是一个很会投机取巧、到处钻营的人。他通过内廷太监安德海嗅到了西太后慈禧的动向，觉察到慈禧对奕的不满，所以连上两份意欲扳倒恭亲王的折子，借机沽名钓誉，从中渔利。

　　慈禧对奕的不满，表面来看，是奕随着声望的日益隆升，对待两宫太后日渐傲慢无礼。

　　比如：每次入宫议政，太监给太后和皇上献茶时，慈禧必命也给奕献茶。有一天，诏对颇久，慈禧忘了命太监给奕献茶，结果，奕一时忘形，径自拿起案上之茶欲饮，但马上意识到此乃御茶，便仍放置原处。奕此举，在慈禧眼里，无疑是目无皇上、目无太后的放肆之举。

　　再如：奕在与太后议政时，有时佯装没有听到，请太后重述一遍。每与太后有不同意见时，则高声抗辩。

　　还有，两宫太后召见之地任何人不得擅入，无论是谁，不经总管太监传旨，不得径入。而奕往往不经太监传旨，就径直入内。

　　实质观之，是慈禧不能容忍奕权力的膨胀给她带来的威胁。

　　前面已经讲过，政变以后，慈禧对奕的封赏确实十分慷慨，但是，慈禧给奕圈定了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慈禧所赋予他的权力。在荣誉、物质上慈禧尽显慷慨，但在分配清王朝最高权力的问题上，慈禧则毫不含糊，决不让步。为此，慈禧发布了一系列的上谕，明确两宫和奕在权力上的界定与从属关系：

　　（1）在授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后的第二天，两宫即以内阁奉上谕的形式郑重宣告，两宫“亲理大政”，两宫“万机日理”，要求中外臣工关于用人行政方面的一切事宜要向太后直陈密折，而对于议政王的权力和责任却只字未提。

　　（2）诛杀载垣等人的第二天，两宫又以内阁奉上谕的形式表明她们的态度：凡需降旨的各省及各路军营折报，都必须先呈交两宫皇太后阅览，再发奕等军机大臣悉心详议，当日召见恭请谕旨后再行缮拟，并于次日呈请两宫皇太后阅定钤印后方能颁发。这就是表明，奕对任何行政事务都没有最终处理权。

　　（3）咸丰十一年十月九日(1861年11月11日)，内阁再次奉上谕明确地确定了两宫与奕之间的权力界限：“现在一切政务均蒙两宫皇太后躬亲裁决，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遵行。”

　　（4）十月十四日(11月16日)慈禧再次晓谕天下：“至中外臣工，于时事阙失，均宜直言无隐。即议政王、军机大臣等赞理庶务，如未能尽协机宜，亦准其据实指陈，毋稍瞻顾，以期力挽颓风，共臻上理。”这个上谕的用意很清楚，就是让文武百官敢于直言不讳，对议政王奕及其施政班子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们起个监督作用，以免其专权。

　　恭王府花园湖心亭但是，朝廷上下大小臣工亲眼目睹了叔嫂联合发动的宫廷政变，恭亲王奕位高权重，对这位总揽内外行政大权的人，谁还敢去拿鸡蛋碰石头呢？况且表面看，两宫皇太后与奕又是那样的和谐。于是朝野上下大小官员趋附奕者日多。军机大臣、六部九卿惟奕马首是瞻。慈禧对这一情况不是不了解，她在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并且寻找时机对奕进行必要的限制，对趋炎附势的大臣进行警告。

　　镇压了太平天国以后，奕所受的恩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令慈禧十分不安，尤其是恭亲王执掌内廷外朝大权，外省督抚尽用汉人，满人所占比例日益减少。到同治四年五月，全国十名总督，除湖广总督官文一人外，其余九人都为汉人；至于十五省巡抚，均为清一色汉人。且九名总督中，湖南人占有五名，即直隶总督刘长佑、两江总督曾国藩、云贵总督劳崇光、闽浙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岳斌。各省巡抚中，湘淮军将领也占大半。对慈禧来说，更令她忧虑的是，那些被提拔重用的汉族大员，却对奕感恩戴德，过从甚密，“阴行肃顺政策，亲用汉臣”，万一他要仿效肃顺岂不易如反掌？慈禧对恭亲王与洋人打得火热也极为反感，认为他是挟洋自重，以便揽权。为此，慈禧决意寻找机会打击恭亲王，她要让朝廷上下都知道，自己才是清王朝的最高主宰，其他人包括恭亲王在内，都不过是她驱使的臣仆，都必须向她效忠。

　　此时，身在宫中的蔡寿祺，得知慈禧对恭亲王嫌隙日深，经多方窥测，认为有机可乘，遂于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以“请振纪纲以尊朝廷”为名，上折遍参曾国藩等人捏报湘军战功，取巧避罪，不仅指责恭亲王重用汉人不当，图谋使汉人重掌军权，还把所有这些人的过失统统推在恭亲王身上，要求奕“虚衷省过，以弭不变，以服人心”。蔡寿祺作为一名汉人官员，如此放肆地攻击恭亲王，按例应予惩治。但慈禧看到奏折后很是高兴，竟免予申饬，连蔡寿祺也感到意外。十天之后一看慈禧没有降罪，于是又放胆在三月四日上奏一篇洋洋三千言的折子，直接点名参劾恭亲王，罗织的十大罪名有揽权、纳贿、徇私、骄盈等，要求他“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慈禧收到蔡寿祺这道奏折，正中下怀，因此，她如获至宝，以此为契机，开始打压奕。

　　二

　　首先，慈禧大打舆论声势战，她要用眼泪获得人们的同情。

　　慈禧在召见了奕之后，避开军机处，单独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殷兆镛等人。慈禧哭哭啼啼地说：“议政王植党擅权，渐渐到我不能忍受的地步了，我要重治议政王的罪！”诸位大臣看见太后盛怒，不知何事，面面相觑，胆战心惊，不敢答话。慈禧接着说：“诸位大臣应当以先帝为念，不要害怕议政王，议政王罪不可逃，应当从速议罪！”此时的慈禧，尽显她作为垂帘听政皇太后无奈的苦涩，眼泪再次成为她博取人们同情的法宝。诸大臣莫名其妙，不知这叔嫂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摩擦，一时无以言对。还是周祖培老谋深算，他叩头说道：“此惟两宫乾断，非臣等所敢知。”慈禧厉声反问：“如果什么都要我们太后说话，那还要你们这帮人干什么？等以后皇帝长大成人，你们能逃过处罚吗？”周祖培略一沉吟，找到了一个缓兵之计，他答道：“此事需有实据，容臣等退下后详察以闻。”并请与大学士倭仁共同审理这个案子(《越缦堂日记》)。慈禧不好再作驳斥，遂准奏。周祖培和倭仁不敢迟延，立即着手办理。他们就蔡寿祺在奏折中所称奕贪墨、骄盈、揽权、舞弊四大罪状一一讯问证据。贪墨，即指收受贿赂，任用私人。蔡寿祺只就此一项，指出薛焕、刘蓉二人，并且也还只是风闻，并无实据。其他几项更是含混其词，纯系诬告。这下他们犯了难，如据实回禀太后，那太后不也同有诬告之罪，况且她处理此事的底细是什么，也还没摸清。最终大家在复奏中用了甚为谨慎的语言叙述审讯的结果和处理建议：阅原折内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况贪墨之事本属暧昧，非外人所能得见。至骄盈、揽权、徇私，必于召对办事时流露端倪，难逃圣明洞鉴。臣等伏思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以示保全懿亲之处。

　　其次，慈禧亲拟上谕，尽除奕一切职务，并昭示天下。

　　慈禧再次召见周祖培和倭仁，不待看完他们的奏议，就拿出一份她以同治帝名义亲拟的朱谕：

　　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知（之）事，难以悬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视）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暗）始（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胡谈乱道，嗣（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即（及）早宣示，朕归（亲）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政）？嗣（似）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示朕保全之至意。特谕。

　　并且要求不经军机处，由内阁直接昭示天下。

　　从慈禧的这份手谕中，我们不难看出以下几个问题：

　　1慈禧用自己不高的汉语水平亲拟谕旨，显示了她打压奕的决心慈禧虽然粗通文墨，但她的汉语文水平不足以达到草拟诏书的程度。然而，争强好胜的慈禧，全然不顾她会将自己的不足之处暴露于世，并可能成为全天下笑柄的可能，毅然抛弃御用大臣，执意自己动手起草诏书，整个朱谕文字之尖刻激烈，让人感到畏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慈禧的用心昭然若揭。

　　2慈禧要的就是发难的机会，并不在意发难理由的真实与否

　　慈禧对于奕日益膨胀的权力十分担心，她对于权力追逐的强烈欲望使她不能坐视奕力量的壮大，更何况此时奕的风头正健，她不需要确凿的证据，只需要可以发难的口实。因此对于蔡寿祺参劾奕的所谓徇情、贪墨、骄盈、揽权等罪证全属风闻，由此完全可以为奕开罪的事情，并不感兴趣。仅仅是“莫须有”的罪名就足够了。从慈禧所列举的奕罪状来看，也无非是一些工作态度问题。

　　3慈禧大胆违制行事，只为扳倒奕

　　慈禧命令罢免奕的谕旨不必经由军机处，而由内阁速行天下，是严重违反祖制的事件。因为自雍正设立军机处百余年以来，如此重大的上谕必须经过军机处，她违制而行的原因，就是因为此时军机处掌握在奕手里，军机大臣也都是奕的羽翼，她绕开军机处，就是希望能立竿见影地晓谕天下，以免节外生枝。

　　奕等向两宫皇太后恭进的春帖子这样，慈禧毫不留情地开去了奕一切差使，可怜的恭亲王只剩下光杆皇子的身份了。在清末的好几种笔记中都记载了一则无法证实的故事，而且故事发生的时间也各有不同，由于恰好与我们刚刚讲到的处分结果相符，因而转录在此似也贴切：

　　一次，慈禧与奕两人为不同的政见争吵起来，慈禧愤然责备奕无理，对他说，“你事事与我为难，我革你的职！”奕也不甘示弱，回敬道：“臣是先皇第六子，太后能革我的职，却不能革我皇子的身份！”果然，这次慈禧革了奕所有的职务，只为他保留了皇子的身份。

　　回想政变成功以后，慈禧竟然在几日之内连封恭王几项要职，其恩泽上被母亲，下及子女。一时叔嫂之间互信之诚，报恩之厚，于历代鲜见。不想，短短三年里，所有恩赏，一日之内，荡然无存。不由得让人慨叹世态的炎凉！或许，这并不仅仅是人情的冷漠，而是权力的角逐与政治斗争的惨烈已到了泯灭人性的境地。

　　三

　　诏书发布后，“朝野骇愕”，如此巨大的政治风暴，朝野上下猝不及防，许多满汉大员不知所措；慈禧仅凭蔡寿祺一道捕风捉影、“难以悬揣”的奏折，便给奕定下罪状，并开去所有职务的做法，人们很不理解。一时间反应之强烈，出乎慈禧意料，她面临极大的压力和挑战。

　　1诏书发布后，不论宗室亲贵，还是部院大臣，外省督抚，都对慈禧的做法表示反对一时间，满朝文武上自亲王、大学士、军机大臣，下至科道言官，大家众口一词，要求恭亲王复职。

　　更令慈禧没有想到的是道光帝的第五子惇亲王上书为奕辩白。他说：“有关于恭亲王的事情，实属暧昧，仅仅以语言和行为上的小过错，就骤然予以严惩，无以昭示天下。”并一语中的地指出：“恭亲王自做议政王以来，办理事物，没有听说有什么大的劣迹，惟有皇太后召对时，在言语词气之间，有一些不恭，这也不是臣民所共见共闻的；而所参劾的内容又没有真凭实据，若一味坚持罢斥奕，恐怕传闻中外，议论纷纷。”

　　惇亲王是“奕”字辈中最年长的亲王，而且性格直率敢言，如今他出面吁请，慈禧自然不能不考虑。次日，早朝中发生的一件事情颇能说明此时慈禧内心的矛盾和所承受的压力。

　　接到惇亲王奏疏后的早朝，慈禧分别召见了倭仁和周祖培等八位大臣，明确表示对奕的处分不能更改；召见文祥等军机大臣时却说，你们共同上疏请求重新任用奕，照办就是了。

　　于是倭仁等与文祥等共同召开六部九卿等参加的会议，可当文祥传达了太后旨意后，倭仁坚决反对，说这不是太后的旨意，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于是，大家只好让钟郡王（奕的八弟）出来作证，因为这天早晨是钟郡王以押班者的身份分别带领他们去召见的，也只有他才听到了慈禧的两次懿旨。但是钟郡王却语出惊人：“固皆闻之。”也就是这两方面转述的太后懿旨都是慈禧说的，他完全听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大家面面相觑，无所适从。

　　慈禧向来以机变、狡黠著称，听政三年，一直以明断与果决为朝臣所倾服，然而此时她却一个早朝两种态度，如此的犹豫不决，难怪朝臣“相顾失色”了。

　　2蔡寿祺所言为不实之词

　　经审讯，蔡寿祺所言总理各国事物衙门的薛焕与陕西巡抚刘蓉均是贿赂奕而得此任，系属风闻，反倒是刘蓉戳穿了蔡寿祺在四川招摇撞骗、惨遭驱逐的事实。获悉真相以后，朝野哗然，大清帝国二百多年中，还没有一个人敢用“莫须有”的罪名参劾一个亲王，而这个亲王是皇帝的嫡亲叔父，是为小皇帝的母亲一手完成垂帘听政事业的功臣，更是军机处的领班大臣。然而正是依据了这些不实之词，他竟然被革去一切职务。慈禧感觉到了沉重的舆论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慈禧被迫做出妥协，当然，她认为打击、羞辱恭亲王的初衷已经达到，便在四月十四日召见了奕，恭亲王当时伏地痛哭，其实他多半是百感交集——原来他确实没把这个嫂子放在眼里，而且自己功高盖世，命运竟然像羽毛一样顷刻间被折转翻覆，他深感猝不及防！慈禧又以同治帝的名义下达谕旨，说由于恭亲王伏地痛哭，无地自容，经面加训诫后，既然能够领悟此意，改过自新，所以“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免去他议政王头衔，“以示裁抑”。

　　慈禧通过蔡寿祺的奏折所引起的这场风波，“玩一亲王于股掌之上，谴责之，以示威，开复之，以示恩”（蔡东藩语），使恭亲王的权力大为削减，而自己得以正式执掌朝廷内外大权。此后又进一步对恭亲王领导的洋务事业进行打击和限制，使其“事无巨细，愈加夤畏之心，深自敛抑”，可谓进一步退三步，举步维艰，大清帝国刚有点新气象的洋务运动又落在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