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历史] 怛罗斯战役：当时最强帝国间的军事对抗 伊斯兰教, 军事冲突, 中国, 帝国, 规模

嘻哈达人

　　 天宝十年的怛罗斯战役,以唐军的失败而告终。怛罗斯战役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推动唐代中国高度发达的文明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怛（da）罗斯战役----八世纪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的军事对抗

　　怛罗斯战役之前,唐与大食还有过两次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一次发生在开元三年(7 15年),一次发生在开元五年(717年),这两次事件还与吐蕃有关。其格局是,以大食为主 ,联合吐蕃,同唐朝对抗,谋取唐在中亚的属国,排挤唐朝势力。因为唐朝势力在中亚的兴衰,直接地影响着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传播。

    十分有趣的是:另一次所谓“渡泸之役"也是吐蕃与大食联军为一方同唐军对阵的。所不同的只是后一次战役以吐蕃为主力而已。对此,后面再去叙述。

    开元三年之战,其导因是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拔汗那国傀儡发兵攻略该国。拔汗那王兵败奔安西求救。拔汗那是唐的属国,“内附岁久",唐理应出正义之师。

嘻哈达人

历史资料

　　天威健儿赴碎叶城与怛逻斯之战

　  孟夏边候迟，胡国草木长。马疾过飞鸟，天穷超夕阳。都护新出师，五月发军装。甲兵二百万，错落黄金光。扬旗拂昆仑，伐鼓振蒲昌。太白引官军，天威临大荒。　

　　这是唐代著名诗人岑参的《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中的几句诗。诗写于天宝十载（公元751年）五月，标题中的高开府即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诗写的是前往中亚地区阻击大食与诸胡联军的安西大军集结出征的情形。最后一句“天威临大荒”的“天威”，一般解释为天子之威仪。这当然没有错。不过，我们最近在研读新出吐鲁番文书时，惊喜地发现天宝十载唐朝曾发“天威健儿”赴碎叶，因此，岑诗中的“天威”也可能是一语双关，既有字面意义上的天子威严之意，亦代指唐廷派往西域的天威军。

　　天威军，在今青海西宁西南，唐人称作“石堡城”，地势险峻，三面断崖，故又称铁仞城。因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曾在唐与吐蕃间几度易手。天宝八载，唐军在出身突骑施的名将哥舒翰的指挥下再夺此城，以其地为“神武军”，随后更名“天威军”。令人兴奋的是，在我们此次整理的新出吐鲁番文书中，竟然有两组文书涉及到了“天威健儿”：一是天宝十载交河郡长行坊文书，其中提到“天威健儿赴碎叶”；另一为天宝十载交河郡客使文书，其中记录了“押天威健儿官宋武达”。这不仅弥补了传统史籍记载之不足，证明了“天威军”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天宝十载唐廷发“天威健儿赴碎叶”，在传世史籍和出土文献中皆未得其踪，而该文书提供了关于唐朝用兵西域的重要信息，对于认识西域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不过，要弄懂天威健儿下碎叶之事，还得从客使文书说起。

　　新出的这组交河郡客使文书，从内容看有些类似于今天的宾馆登记簿，登录着住宿客人的身份、随行人员、到来和离开的时间、去向等信息。综览整组文书可知，天宝十载交河客馆接待的客使，除了安西四镇将官、朝廷派出的中使等诸多重要人物外，还有至少八次宁远国使臣，这也是此组文书最先吸引我们的地方。

　　宁远国位于中亚锡尔河中游的费尔干纳（Ferghāna）盆地，汉代称作“大宛”。如果不是吐鲁番文书带给我们的惊喜，我们可能不会对这个西域小国投入过多的注意力。在这份文书提到的宁远国使者当中，竟然有三个宁远国王子，其中一位叫“屋磨”，联系到我们在《册府元龟》中所读的“（天宝八载）八月，宁远国王子屋磨来朝”，这不能不说是令人激动的发现。史籍记载天宝十载宁远国共有三次朝贡唐朝，文书所记的宁远国使臣属哪一次，尚无法确定。而读至此处，大家一定会好奇，宁远国为什么在这一年要频繁派遣使团前来唐朝，是一般意义的朝贡，还是背后别有他因？

　　天宝十载，中亚发生了一场在唐代中国和大食阿拉伯历史上都赫赫有名的怛逻斯（Ta-las）之战。战争起因于此前一年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对石国的讨伐。据阿拉伯史料，宁远与邻国石国不和，高仙芝在破朅师回途中，应宁远国王之请而攻打石国。十载正月，高仙芝擒石国王至长安，斩首阙下。自二月开始宁远国就频频遣使长安，联系阿文史料来看，宁远国之遣使应该有酬谢唐廷为己平怨之意。

     当然，汉文史料所记石国有违藩臣之礼也绝非空穴来风，因为石国当时确实与反叛唐朝的突骑施势力相勾结，严重触犯了唐朝在碎叶川一带西突厥故地的利益，引起唐廷的不满，因此才会让高仙芝去讨伐石国。但高仙芝讨伐石国之举也招致“诸胡皆怨”，并引发唐与大食的正面冲突，即后来发生的怛逻斯之战。

　　突骑施是西突厥别部之一，8世纪中叶继西突厥后崛起于天山北部草原地带。突骑施与唐、吐蕃（今青藏高原）及大食之间的关系，构成了8世纪前半叶中亚政治舞台上重要的篇章。

　　突骑施汗廷所在，即是天威健儿所奔赴的目的地——碎叶。自7世纪末至8世纪中叶葛逻禄占有碎叶地区之前，碎叶一直是突骑施汗国的政治中心。碎叶城往西，就是怛逻斯城，它们是碎叶川一带唇齿相依的两个战略要地。开元末年时怛逻斯尚在黑姓突骑施控制之下，随着突骑施实力的日渐削弱，与之毗邻的石国也趁机将怛逻斯纳入自身的势力范围。

　　天宝十载正月，高仙芝所擒石国王被斩首阙下。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向诸胡揭发高仙芝的种种残暴行径，群胡怨忿不已，于是援引大食欲攻唐之安西四镇。高仙芝闻讯后，迅速集结大军前往应战。因为作战要深入胡地，补给困难，又恐碎叶地区的反唐突骑施势力于后掩袭，便在发大军前往怛逻斯迎战大食、诸胡联军的同时，也派遣一部分兵力赶往碎叶地区，以防止那里的黄姓突骑施夹击唐军。这应当就是新出文书中所记唐廷发天威健儿赴碎叶的原因所在。

    不过，在对大食一战中，尽管唐朝征发了拔汗那和葛逻禄兵以助阵，却不料葛逻禄临阵倒戈，致使高仙芝腹背受敌，溃不成军，命几休矣。凑巧的是，客使文书中还记有“押突骑施生官”，即负责押送擒获的突骑施俘虏的军将，尽管只有只言片语，但这位军将在交河郡客馆的出现，有力地反映了天威健儿赴碎叶以对付突骑施的军事行动的成果。

　　总之，新出吐鲁番文书提供了不少此前未见诸史籍、文书的史事，大大丰富了我们对8世纪中叶西域政治、军事形势的认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欧亚内陆历史的脉搏，居然跳动在几张吐鲁番出土的残篇断简之上。

嘻哈达人

战役评价

　　《新唐书》《旧唐书》认为大食攻仙芝于怛罗斯城，《资治通鉴》认为是仙芝在该城与大食遇。这样，我们就有必要知道在大战前，究竟是谁占领着这座城，史书记载，怛城是石国的第二大据点，《新唐书·石国传》“怛罗斯城，石国常分兵以镇之。”这也是高仙芝与大食在此相遇的重要原因。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大食很可能只是答应石国王子派兵驻守怛罗斯城，而且需要说明的是，在怛城不远的撒马尔罕，早已是大食兵聚集的据点。一直觊觎东进的阿拉伯人只是一直碍于唐对此的管辖而迟迟未动手，而此时唐与石国发生冲突，进驻怛城便成了难得的机会。

     但高仙芝并不知大食的意图，而且我们知道唐在葱岭以西的属国分散部署，一时很难集结，所以一旦大食来攻四镇，很可能会像此前的突骑施一样攻陷安西，为了阻止大食的东进，以攻为守，远征大食对于深谙兵法的高仙芝来说似乎成为最佳手段，刚刚平定布哈拉和粟特的叛乱的穆斯林大军匆匆南下，恰好与高仙芝大军相遇在怛罗斯河，两军激战五日，由于怛罗斯城守兵与南下穆斯林大军合击唐军，在那里彻底的打败了中国人。

     关于阿军为何没有乘胜东进，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怛战阿军胜的过于艰难，慑于唐军强大的印象，不愿东进挑起更大的战争。笔者认为上述原因固然存在，但更主要的是新兴的阿巴斯王朝希望有效的梳理并不稳定的内政而奉行的暂时和平外交政策。实际上，此后，他们对中亚征服不断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所向披靡的大食人从来都不会畏惧战争，因为真主会使他们战胜一切人。

　　中国的许多学者总是对唐将高仙芝耿耿于怀，在攻打石国的过程中，世人对高仙芝多有指责，如高仙芝没有信义，屠城，贪财。其实细细分析，这显然有些强词夺理。首先是说高仙芝没有信义，根据是已经和石国国王和谈，却用偷袭。中国兵法历来是兵不厌诈，李靖夜袭阴山，也是凭借和谈麻痹突厥人，而后一举成功，世人多称赞这一壮举，为何高仙芝用这个办法就是没有信义？《资治通鉴》卷211开元三年(715)条记载“伪与石国约和，引兵袭之”，明显是高仙芝为了麻痹石国而用的谋略。然后是说高仙芝屠城，其实这是当时战争的常用手段，比如说开元三年之役，“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传，自已至酉，屠其三城，俘斩千余级。

     阿了达与数骑逃入山谷。孝嵩传檄诸国，威震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等八国皆遣使请降。”为何这个时候没有“诸胡怒，连兵攻四镇”呢？其实所谓的“诸胡怒，连兵攻四镇”只不过是中亚河中地区的西域国家在阿拉伯的控制之下联合进行的一次政治反攻活动，和高仙芝是不是屠城关系并不大。最后是说高仙芝贪财，这一点最为冤枉，兵法有云：“使贪使愚”。高仙芝正是完美的应用了这条兵法，所以他的军队才可以保持如此高的战斗力。大唐名将李靖击灭突厥之后，被人弹劾说“治军无法，突厥珍物，掳掠俱尽”，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史书记载高仙芝“颇能散施，人有所求，言无不应”。可以明显的看出他并不是一个很贪财的人。

     有学者还认为高仙芝就犯了兵家大忌，“深入胡地，后绝援兵”，后方补给不足。其实，李靖当初率三千骑北击突厥，又何尝不是深入胡地，霍去病，追击匈努几千里，甚至到了贝加尔湖，又何来后援?但我认为这恰恰是高仙芝用兵的风格，而且这个距离，还不能算冒险，小勃律之战的危险系数要比之高得多。这不过是喜欢纸上谈兵的幼稚学者对失败的将军的无理取闹。错只错在此役高战败而归，倘若大胜，那么他们的赞誉恐不亚于小勃律一役。此外，学者李方认为高仙芝“以其无藩臣礼”而讨石国，属于过激行为，造成怛战大失人心，与阿拉伯军队相遇一触即溃。其实，这只不过是讨伐石国的一个细枝末节的理由，更重要的是石国的行为已经告诉我们，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石国开始使用这种寻找新的主人的方式来应对来自双方的压力。或者说，高仙芝伐石国不过是给阿拉伯人看罢了，他对石国人的惩罚越重越能震慑阿拉伯人。

　　高仙芝是一位优秀的将领，他骁勇善战，屡出奇兵，为唐朝立下了卓越战功。虽然这位高句丽人学会了中国的兵法，也受到中国的霸道政策的影响，对石国这样的小国背信弃义，大肆杀戮百姓、掠夺财物，为阿拉伯大举进攻提供了口实。怛罗斯城就在安西四镇之疏勒（喀什）和安西四镇之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Tokmok），诗仙李白就出生于此）之间，是大唐之领土。但是自从开元年间唐朝主动放弃碎叶城后，唐朝就失去了对这一地区的实际控制。到了718年这一地区已成为阿拉伯人的实际管辖地，这在中国史籍上《册府元龟》和《全唐文》中开元年间安、康、俱密（719年）、吐火罗（727年）和石（741年）王所撰的《请讨大食表》文中描述阿拉伯人对各诸国所实行的重税得到见证。因此当时河中地区实际上已经被大食控制，而不是某些网民所说的河中地区对于大食来说也是异土。此时唐朝对河中地区（石国、怛罗斯以西地区）进行的仅仅只是虚无的册封。

　　但是对怛罗斯之败，高仙芝并不负全部责任：高仙芝屠戮石国的行为并没有受到唐廷的指责，可见其行为符合唐廷对西域国家的态度；高仙芝的军队翻越帕米尔高原，劳师袭远，再加上在不熟悉的敌国土地与敌国精锐部队作战，在种种不利的情况下受内外夹击而溃败，显示出这位高句丽族将领的军事才能。

　　怛罗斯之战过后，唐朝无力染指帕米尔高原以西之地，许多自汉代以来就已载入中国史籍并为中国干涉控制的古国均落入阿拉伯人手中，中国势力范围缩小了百余万平方公里。华夏文明从此退出中亚，这一地区开始了整体伊斯兰化的过程，而阿拉伯人则在这场战役中俘获懂得造纸术的中国士兵，造纸术由此传入阿拉伯，并进一步流入欧洲，撒马尔罕成为阿拉伯帝国造纸中心，西方文明也因此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尽管怛罗斯战役战败，唐王朝的整体实力，以及在西域的影响力并未受到动摇；战后，唐王朝仍在中亚继续扩张；753年，封常清攻占大勃律菩萨劳城，而于755年达到了西域经略的鼎盛；从长安安远门西行至唐境西陲是1.2万里，陇右作为东西交流的咽喉要地，成为唐朝最为富庶的地方]。756年，参与怛罗斯战役的拔汗那与阿拔斯王朝仍派兵助唐镇压安史之乱。

     拔汗那位于葱岭以西最靠东边的七河地区小国，是唐朝在中亚“事唐最谨”的藩属。]雷纳·格鲁塞指出如果在天宝后期没有发生内乱和革命的话，唐朝在此战所遭受到的灾难是有可能会得到恢复的。然而随后爆发的内战却使唐朝永远的失去了这个机会。尽管阿拔斯王朝取得了怛罗斯战役的胜利，但是慑于唐军强大的战斗力，打消了东进扩展领土的打算，而默许了葛罗禄在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附近的扩张；他们自立了一国家，并一直维持至九世纪末被后来建立黑汗王朝的入侵者消灭。

　　关于唐朝最后退出中亚争夺的根本原因，应该说并不是因为怛罗斯之败，而是因为安史之乱。由于安史之乱爆发，即使是怛罗斯之战获胜，唐朝依然会退出中亚。

嘻哈达人

战役影响

　　怛罗斯战役之后，接踵而至的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导致唐朝无力染指西域，并自此退出对中亚霸权的争夺。原本臣服于唐朝的中亚诸国转而臣服于阿拔斯王朝和吐蕃王朝，对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起了作用。尽管阿]拔斯王朝取得了怛罗斯战役的胜利，[阿拔斯王朝也未有]东进扩展领土的打[算，阿拔斯王朝默许了葛罗禄在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附近的扩张。他们自]立了一国家，并一直[维持至九世纪末被后来建立黑汗王朝的入侵]者消灭。

　　长远来说，部分因为怛罗斯战役的影响，伊斯兰文化比中国文化对中亚的影响更为深远。中国的造纸术亦因为唐军战俘中的造纸工匠被带到由阿拔斯王朝第一任哈里发阿布·阿拔斯—萨法赫在撒马尔罕新建的的造纸坊里工作而传到中亚、中东何欧洲，当时从军的杜环被阿拉伯帝国俘虏，随后跟着阿拉伯人周游阿拉伯各地，回国后写成《经行记》一书。总之，怛罗斯战役对东西方历史进程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对唐朝在中亚的名声

　　尽管怛罗斯战役战败，唐王朝的整体实力，以及在西域的影响力并未受到动摇；战後，唐王朝仍在中亚继续扩张；753年，封常清攻占大勃律菩萨劳城，而於755年达到了西域经略的鼎盛；从长安安远门西行至唐境西陲是1.2万里，陇右作为东西交流的咽喉要地，成为唐朝最为富庶的地方。756年，参与怛罗斯战役的拔汗那与阿拔斯王朝仍派兵助唐镇压安史之乱。拔汗那位于葱岭以西最靠东边的七河地区小国，是唐朝在中亚“事唐最谨”的藩属。雷纳·格鲁塞指出如果在天宝后期没有发生内乱和革命的话，唐朝在此战所遭受到的灾难是有可能会得到恢复的。然而随后爆发的内战却使唐朝永远的失去了这个机会。

对中亚的伊斯兰化

　　怛罗斯战役后，中亚大部分地区并没迅速的转化为伊斯兰教区，虽然阿拉伯人在河中地区（Transoxiana）的建制很早，但阿拉伯人对当地人仍非常不信任，主要是他们并非伊斯兰教徒。初期的时候为了增加税收，没有要求人们该信伊斯兰教，到了Qutayba（屈底波，卒于715年）时期，开始约许免税引诱和强迫人们改教。

    不过一直到了850年的萨曼王朝时期，伊斯兰教才逐渐成为河中地区主要信奉的宗教。而在中国新疆地区，即唐安西四镇所在，即使在安史之乱后，唐朝退出西域舞台，当地也没有因此转化为伊斯兰区，回鹘及后起的几个突厥政权一直扮演了汉传佛教的守护者，一度代表了汉传佛教势力抵抗伊斯兰教。到了950年前后，喀喇汗国统治者萨图克改信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才在新疆得到了发展，在新疆东部地区的高昌回鹘仍信奉佛教；新疆境内一直到15世纪末明代中叶才完成全盘伊斯兰化。此时距怛罗斯战役已有700年，而唐朝也于907年灭亡。

　　而值得注意的是，回鹘本信奉摩尼教，摩尼教于763年传入蒙古回鹘汗国，迅速发展成为国教，其影响渗透到汗国社会、经济、外交及文化的各个方面。直至840年，回鹘汗国崩溃，部众西迁至西域及河西走廊一带，由于受到当地盛行的汉传佛教的影响，大批民众多改信佛教。唐代的新疆地区是汉传佛教的一大中心，已有了近很长的汉传佛教发展历史，僧徒众多、香火旺盛。这些都为后来回鹘佛教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从今天所能见到的回鹘文佛经、回鹘佛教石窟艺术诸因素来看，汉传佛教对回鹘佛教影响最大。虽然吐蕃曾在新疆统治一段时间，但藏传佛教在新疆的影响仍不及汉传佛教。直到元代，由于蒙古人崇敬喇嘛，藏传佛教才在新疆得到发展，但汉文佛典被翻译为回鹘文的数量仍最多，大约81部41种佛经。其次才是从藏文翻译过来的佛经，至少有16部。

对纸张的传播

　　匈牙利学者Harmatta推断，在蔡伦发明纸张后的一个世纪，索格低亚（Sogdiana）就已经用纸通信了；到了3世纪，纸张已传入伊拉克地区。李约瑟指出早在650年造纸术就已经传入中亚的撒马尔罕。到了707年纸张已在阿拉伯半岛麦加被阿拉伯人使用。总之，都比怛罗斯战役早。

对两国的关系

　　在怛罗斯战役后，唐朝与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之间通常关系，并未见受到此战的显著影响，阿拔斯在对华关系方面上与前朝没有什么改变。以下为怛罗斯之战后中的47年，阿拔斯使臣来华的17次记录，自战后的6年，每年均有阿拔斯使臣来朝，仅753年就来了4次，见于《册府元龟》记载者有。

嘻哈达人

中国文明的传播

　 　怛逻斯战役促进了中国文明的向外传播。“四大发明”最早传出的是造纸术，而造纸术的传出与怛逻斯战役有着直接的关系。唐帝国此役战败，共计一万余唐兵成为战俘，其中包括一些造纸工匠。而不久外部世界的第一个造纸作坊就出现在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附近）。此时距大食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派遣第一个谴唐使来华正好约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在时间上几乎相差无几，巴格达也出现了造纸作坊与纸张经销商，之后逐渐扩展到大马士革、开罗，以及摩洛哥与西班牙的一些城市。巴格达也好，撒马尔罕也好，造纸技术是由来自中国的工匠师傅传授的是无疑的。中国的造纸工匠除了被俘后流落它乡传播造纸技术，也可能是作为文化交流使者在怛逻斯战役之前就到达了那里，或者兼而有之，但是怛逻斯战役至少是推动了造纸术的西传。

　 　　杜环是一万余唐军俘虏中的一员，他是作为随军书记官参与怛逻斯战役的。杜环在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等大食境内游历、居住有十多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个到过摩洛哥的人。在当时的阿拔斯王朝的大城市里，他不但发现那里已有来自中国的绫绢机杼，还亲眼目睹一些中国工匠（金银匠、画匠及纺织技术人员）在当地工作，例如京兆人樊淑、刘泚为“汉匠起作画者”，河东人乐？（此字字库没有，写法为“澴”字去掉三点水，改成耳刀。－－笔者注）、吕礼为“织络者”。

　　杜环于公元762年由海路返回中国，并将其游历见闻著作成书，名为《经行记》，为中、外文化交往流下了宝贵的记录。《经行记》原书失传，但是其族叔杜佑在所著《通典》的边防部分（卷一百九十一）中摘引数段；杜佑在这部分的《西戎总序》里说：“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此外《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通志》和《文献通考》亦有少量转引。

　　中国文明就是这样传授给阿拉伯人，后来再由他们传往更加遥远的欧洲……这几乎成为中世纪东、西文化传播的固定模式。

嘻哈达人

历史地位

　　怛罗斯战役对后世的影响、在历史上的贡献几乎为零。一些外国学者仅称这场战争为小冲突（skirmish）。葛铁鹰认为，虽然阿拉伯典籍上唐军的数字比较“虚”，可能有相当程度的夸大。但这倒不仅是因为这是数字的不同；而是因为Abu Muslim作为阿拉伯历史上非常著名和重要的人物，他与中国人打了如此规模的大仗、胜仗，那么比《肇始与历史》作者还著名甚倍的泰伯里 Muhammad ibn Jarir al-Tabari（卒于923年）和雅古特 Yaqut al-Hamawi （卒于1229年）等这样的大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对这场战竟一无所知、闻所未闻，就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对于这问题上巴托尔德也与葛铁鹰有共同的观点。

　　历史学家大多强调各种矛盾积累的“安史之乱”是唐由盛转衰的分界岭。然而这只是就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地区的社会动荡及其不良影响而言。如果以大唐版图论兴衰的话，那么怛逻斯战役的历史地位是需要提升的。这种判断绝非主观臆断，而是基于客观事实与历史演变。甚至明代的宋濂在写元史的时候还提到“唐患在西戎”，也应该与此有关（此处属主观臆断）。正是大唐经历的怛逻斯战役及其失败使得“西戎”离心渐起。而此次战役失利与后来的“安史之乱”相距太近，于是内忧外患的大唐王朝便不再是盛唐盛世了。  

　　实际上怛罗斯之战后不久，唐军就连续派兵在西域活动，西域各国也多向唐朝朝贡，虽然有些小国投靠阿拉伯，但亦有背叛阿拉伯，重新倒向唐朝的。怛罗斯之战的爆发本与石国有关，但是战后不久，石国仍然倒向唐朝。从新近出土资料中也有很多怛罗斯之战后唐朝中央与中亚地区军事据点的文书往来。纵观唐朝的扩张史，偶遭挫折甚至惨败并不少见，而败后卷土重来也是唐朝惯用的战略。

    我们可以说，假如安史之乱不爆发，大唐仍维持表面上的繁荣，那么若干年后唐军再次出击中亚，与阿拉伯军队再次相遇，几乎是必然的。当然这仅仅是假设。安史之乱的爆发，引爆了唐朝社会的几乎所有矛盾，即使怛罗斯之战取胜，按照正常的历史进程，唐朝势力仍会撤出中亚。法国学者张日铭在著作中认为，在安禄山叛乱前，唐从未自西域撤退。所以我们应该说，正好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当口，爆发了怛罗斯之战，而不是怛罗斯之战，促使唐朝由盛转衰。

　 　　尽管认为怛逻斯战役之败使唐朝势力退出中亚的经营有点太绝对，然而这次令大唐在道义上陷于不太有利地位的重要战役的失利，不能不使一些西域藩国看到大唐王朝虚喘的一面。客观地讲，“安史之乱”让大唐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折腾的元气殆尽，它甚至将驻扎在安西、朔方等戍边部队内调平叛，几乎上演一出大唐版的吴三桂赴京勤王的悲剧。但是，正是在怛逻斯战役之后，后人在谈及大唐王朝在西域的存在的时候，恐怕它仅仅是以影响为主而已。中亚的西域各国，也正是从那以后开始了面向大食，并逐渐经历伊斯兰化的历程。　

  　　另外，在判断唐与大食之间的怛逻斯战役的历史地位的问题上，人们还应该看到，这次战役“绝非一场偶然的遭遇战，而是两国间政治冲突发展的必然结局。”

　　根据民间传说，安史之乱的是时候大唐曾经向大食借兵，后来传说这些士兵留在了中国成为了现在回族的祖先。

嘻哈达人

战役收尾

　　怛罗斯之战后，安西都护府的精锐兵力损失殆尽，但盛唐时期的恢复能力是惊人的。仅仅过了两年，升任安西节度使的封常清于天宝十二年（753年）进攻受吐蕃控制的大勃律（今克什米尔西北的巴勒提斯坦），“大破之，受降而还。”说明安西都护府的实力已经大体恢复。如若不是安史之乱，安西都护府也许有能力再次和阿拉伯人一较长短。

　　高仙芝败退后，仍被玄宗委以重用。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叛反于范阳，天下大乱。高仙芝奉命征讨叛军，在防务空虚、兵不习战的情况下扼守潼关，这位高句丽族名将显示出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一度保卫了长安的门户。遗憾的是，不久玄宗听信谗言，错斩了高仙芝。此后唐朝逐步陷入藩镇割据状态，再未重现昔日辉煌，在西域的霸权也随着盛唐的崩溃而随风消逝。

　　怛罗斯之役后不久阿布·穆斯林因功高震主而被谋杀，手下大将齐雅德·伊本·萨里也被处死，由此引来大规模叛变，阿拉伯忙于平乱，并没有乘胜追击，只是巩固了他们在中亚取代唐朝建立的霸权。而中国方面由于几年后爆发安史之乱，国力严重消耗，也只能放弃在中亚与阿拉伯的争夺。与此同时，吐蕃的崛起成功的阻挡了阿拉伯人的东进，避免了唐朝西部疆土的进一步失守。

　　西方学者勒内·格鲁塞∶如果不是唐帝国内部的那场内乱，也许，不过几年，他们就会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回他们的霸权，但是，随后爆发的安史之乱却使唐军永远的失去了这个机会，也正是这场来自帝国内部的持续八年的内战，几乎耗尽了这个强盛帝国的所有财富,衰落从那个时候才骤然开始。从废墟中重建的那个帝国已不再是曾经的天可汗帝国，公元792年吐蕃人攻克了帝国在塔里木盆地的最后一个据点，汉人的军队在清以前的近八百年里再也没有踏上这片土地。（参见[ 法]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

嘻哈达人

怛罗斯之战双方兵力　

 

国	文献	兵力	伤亡
唐	杜佑·《通典》	阙载	7万
	司马光引柳芳·《唐历》	3万	阙载
	司马光引马宇·《段秀实别传》	6万
	刘昫等·《旧唐书》	2万
	欧阳修等·《新唐书》
	麦格迪西·《肇始与历史》	10万	死4万5千、俘2万5千，共7万
	艾西尔·《历史大全》	10万	死5万、俘2万，共7万
阿拉伯	阙载

嘻哈达人

战役过程

　　史载战斗持续了五日。初期战斗唐王朝的精锐步兵占上风，但是兵力悬殊战争变成僵局，其间，唐军在石国进行了屠城（《资治通鉴》记录：“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伪与石国约和，引兵袭之，虏其王及部众以归，悉杀其老弱”)，使得大唐联军的西域军与中央军离心离德。葛逻禄部见唐军逐渐失势，倒向大食。唐军步兵因此与唐军主力失去联络。阿拔斯王朝联军乘唐军士兵发生暂时混乱的机会，出动重骑兵主力对唐朝步兵猛攻。

    高仙芝受到大食与葛逻禄部两面夹击，无力支撑而溃不成军。势危之时，副将李嗣业劝高仙芝弃军逃跑，于是高仙芝、副将李嗣业和别将段秀实收拢残部向安西逃遁，途中恰逢大唐联军的拔汗那兵也溃逃至此，兵马车辆拥挤堵塞道路。李嗣业惟恐大食追兵将及，杀死百余名拔汗那军士才得以率先通过。别将段秀实责备李嗣业说：“惮敌而奔，非勇也；免己陷众，非仁也。”李嗣业甚感惭愧。最后高仙芝等和数千名唐兵逃至安西。

　　此役唐军损失惨重，两万人的安西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阵亡和被俘各自近半，只有千余人得以身还。

嘻哈达人

阿拉伯方面

　　阿拉伯史籍关于怛罗斯战役的仅有两部，有关阿拉伯动员兵力的人数，中、阿典籍中并无记载，有关唐朝兵力在阿拉伯方面的史料方面如下。

　　As-Saffah（阿布·阿拔斯）掌权3年后（751年），布哈拉爆发起义，为首的是Sharikh ibn Shaikh（舒莱克）。他率3万名阿拉伯人和其他人对Abu Muslim（阿布·穆斯林）展开报复行动，反抗他的血腥手段和滥杀无辜的行为。Abu Muslim前去镇压，派Ziyad ibn Salih（齐亚德·伊本·萨里）和阿布·达乌德·哈立德·本·伊卜拉欣·祖赫利为先锋。双方交锋，Sharikh ibn Shaikh被杀。他再次征服布哈拉和粟特，并下令构筑撒马尔罕墙，以期在敌人进攻时成为一道防御。他派遣Ziyad ibn Salih继续挺进，后者征服了河外地区的城镇乡村，一直抵达怛逻斯和伊特莱赫。

     于是中国人出动了，发兵10万余人。塞义德·本·侯梅德在怛逻斯城加强城防，Abu Muslim则在撒马尔罕的军营中镇守，大批将领和招募来的兵士聚集在塞义德那里。他们分几次将他们（中国人）各个击败，共杀死4万5千人，俘获2万5千人，其余纷纷败逃。穆斯林们占领了他们的军事要地，进军布哈拉，降服河外地区的国王和首领们，将他们斩首，并虏走他们的子孙，抢去他们的全部财产。

      他们不止一次将俘虏（当地土著）5万人5万人地渡过河去。Abu Muslim决意进攻中国，并为此做好了准备。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使他改变了这一计划，Ziyad ibn Salih向他展示了一封无法证实其真实性的、来自As-Saffah的信，信上说委任他为Khorasan（呼罗珊）的总督，Abu Muslim开始施展计谋，最终将Ziyad ibn Salih杀死，并派人把他的首级送到As-Saffah那里。

     —穆塔海尔·麦格迪西 Al-Mutahhar ibn Tahir al-Maqdisi（卒于966年）或巴勒希 Abu Zayd al-Balkhi（卒于934年），这一年，拔汗那（费尔干纳）的Shishpir（伊赫希德）与Chach国（即石国）王反目为仇。Shishpir向中国国王求救。中国国王派出10万大军驰援，将Chach国王包围。Chach国王归顺中国国王，他和手下没有受到他（中国国王）的迫害。消息传到Abu Muslim（阿布·穆斯林）那里，他派Ziyad ibn Salih（齐亚德·伊本·萨里）前去交战。两军大战于但逻斯河。穆斯林们最终战胜了他们，消灭近5万人，俘获约2万人，残部逃回中国。此役发生在133年（751年）12月。

      —伊本·艾西尔 Ali ibn al-Athir（卒于1233年），《历史大全》关于怛罗斯战役中双方到底谁占有绝对人数（正兵+附庸）优势，由于阿拉伯方面的军动员的人数在中、阿双方典籍上没有任何记载，尚没有一位中外学者涉及到此问题。目前，外国史学界学者方面多支持唐朝3至4万说法，对唐军10万人数并没有达成共识，包括Waley、Graff、Powell及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出版的《中亚文明史》，其中美国藏学家白桂思、俄国伊斯兰学家巴托尔德和穆罕默德·阿萨德（Muhammad Asad）也指出阿拉伯史籍的言词和唐军人数方面都过于夸大，把此战唐军的兵力调整到3至4万。根据Baker，一些外国学者把此战阿拉伯动员的人数估算到20万（正兵+附庸）左右，远远高于所有文献上记载的唐军动员的人数最高值10万。

  　　关于阿拉伯驻兵人数，由于史料的欠缺，史学家只能从阿拉伯典籍的零散史料中估算。在700年，倭马亚王朝的军队是25至30万，阿拉伯人在Khorasan（呼罗珊）总督区的人数是11.5万至20万，到了715年，其兵力为4.7万，一些史学家相信倭马亚在Khorasan的驻军数量一致维持在4至5万直到末期。阿拔斯王朝在怛罗斯战役前的兵力无从考证，不过史学家根据在762年哈里发al-Mansur（曼苏尔，754—775年在位）面对什叶派al-Nafs al-Zakiyya和其兄弟Ibrahim发动的起义时透露的数据分析；在库费哈里发仅有1千兵卒在身边，其余的阿拔斯军队分散；其中3万驻守莱伊（今伊朗德黑兰省），由他儿子al-Mahdi（迈赫迪）统领；4万驻守伊弗里基（今北非西部），由al-Ashath al-Khuzai统领；4000人由Isa b. Musa指挥在麦地那与起义军首领al-Nafs al-Zakiyya作战，哈里发一共提及了7.5万驻军人数情况。不过Kennedy指出阿拔斯王朝绝不止这些兵力，其余没被透露的包括驻守在摩苏尔的2000防守哈瓦利吉派的军队，另外可能大约有2.5万驻守在拜占廷边境。据此Kennedy推测，阿拔斯王朝的军队在al-Mansur时期为10万。

     但Kennedy指出这10万人都是全职职业军人，与之前的倭马亚王朝军队中的民兵不同，因此实际上阿拔斯王朝很可能把军队保持在大约25至30万之间，与前朝不分上下。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仅仅是驻军，不包括战时临时征行的麦瓦利（志愿者），如718年倭马亚与拜占廷作战时的20万队伍、1.2万工匠、骆骡各6千；781年阿拔斯与拜占廷作战时的9.5793万人；806年的13.5万人，因此2.5万驻守在拜占廷边境的仅仅是正规军，并非阿拔斯可动员的兵力及藩国参加后的数目。

     中国方面对此战唐军动员的人数，大致有两个不同的记载；一为6至7万，一为2至3万。阿拉伯方面的两种记载，对唐军动员的人数为10万，对唐军及其附庸军的损失（杀伤和俘虏）记载稍有不同，但总数都为7万人。这与杜佑在《边防序》的记载伤亡人数7万相吻合，这样的巧合同时出现在古典时代两个远隔的文明的历史记载中，那就不仅是巧合了。不过作为参战人员之一的杜环，并没有透露唐军在这场战役的兵力，其著作《经行记》原本已失传，残文被杜佑收入在《通典》。但《经行记》的残文并没有关于唐军在这场战役的兵力的记载，因此杜佑得七万之说应是他自己猜测，而不是某些人云亦云的网民所说的得自杜环。

　　关于阿拉伯人在呼罗珊以东附属国地区到底可以调动多少附庸军人及当地藩国可参战的兵力，我们在《册府元龟》一份718年的吐火罗诸国表可以看见，以吐火罗为首的12个诸国可动员兵力不下90万(事实上这12个国家虽然不一定能动员90万兵力，但要动员几十万壮年万男丁是完全可以的，还有如果无人拿出史料证明90万并不正确的话，就请不要说这一数字是中国古人在夸张，)，若从642年阿拉伯人占据赫拉特，至667年越过阿姆河入侵河中地区算起，吐火罗及其旁的12个诸国（今阿富汗北部，河中以南地区，不包括昭武九姓地区）到了718年已成为阿拉伯人的实际管辖地，这在中国史籍上《册府元龟》和《全唐文》中开元年间安、康、俱密（719年）、吐火罗（727年）和石（741年）王所撰的《请讨大食表》文中描述倭马亚王朝对各诸国所实行的异教重税得到见证，对这样兵多将广的藩国，Abu Muslim在怛罗斯战役中，征它几万兵，应该不是一件稀奇的事。

    有种说法认为河中九国当时经历了反阿拉伯起义后损失惨重，无法为阿拉伯提供过多的兵力。但请持这种观点的搞清地理概念！吐火罗诸国指的是现在的阿富汗地区，而河中九国指的是现在的中亚地区，两者完全就不是同一个地区。吐火罗诸国是在701年被阿拉伯占领，而河中九国则是在718年左右被阿拉伯实际控制。到了恒罗斯之战时被阿拉伯实际占领的吐火罗诸国是何态度自不用说，而被阿拉伯实际控制的河中九国的态度则在很多史料中都有记载。

　　就在此战前夕的750年，河中布哈拉王（即安国）还主动向阿拉伯人伸出援手协助平定阿拉伯人Sharikh ibn Shaikh的起义，没有当地人的协助，Ziyad ibn Salih根本不可能转败为胜，所以阿拉伯人在此战对这些藩国的征调并非难事，藩国也可以多多地参加。另外根据史料记载恒罗斯之战时呼罗珊以东诸国是支持并联合阿拉伯对抗唐军的，（资治通鉴·卷216）记载高仙芝之虏石国王也，石国王子逃诣诸胡，具告仙芝欺诱贪暴之状。诸胡皆怒，潜引大食欲共攻四镇。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余里，至恒罗斯城，与大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