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草根

贪官受贿挖掘机“自掘坟墓”。5月15日，广东茂名人大原副主任朱育英涉嫌受贿行贿受审。据悉，朱育英先后收受了当地57名干部共计人民币1238万多元、港币360万元、美元20万元，官员为求升迁送钱给朱育英是当地的风气。检方指其受贿物品包括挖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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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乡市规划建设局原局长王为民给人印象比较“保守”，但买起奢侈品绝不手软。一次，王为民对一家纺织公司负责人暗示，想去香港购物，这名老板不仅全包了王为民到香港旅游的花费，还为他在香港买的LV包、爱马仕衬衫等奢侈品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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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受贿者更是采取种种方法来进行掩饰：比如房产证写亲朋好友的名字。还有一种方式是“借”，这个方式尤其在汽车受贿上屡见不鲜。原广州市城管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坐拥21套房产，90后女孩在郑州拥有11套经适房，广州城建系统退休官员李芸卿有24套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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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受贿量刑起点上升为1万元。水涨船高，但受贿者的胃口已经大开，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一两万元“都送不出手”，现金开始走向主流，并向大额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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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之后，随着市场开放搞活，让中国人耳目一新的西方电子产品涌入。音响、录像机、彩电成为热门货的同时，也成为行贿物品。某厂供应站杜某因为收到对方送的一台18英寸索尼彩电，感觉对方“出手太大方了，够意思”，激动之下铤而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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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我国1980～1988年查处的3起高官案件中，案值都很少，其中一起是收受西服、收录机等物品；而另外两起分别受贿2万元和1.2万元。到了1989～1992年，作案金额平均也才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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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烟酒电器。“一箱杜康酒，每瓶都只剩下半瓶了。不舍得喝，都挥发了。”将近20年过去了，北京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的赵志国仍然清晰地记得，他们在一名涉嫌受贿被告人家里发现这箱酒时的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