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公子

◎盗宝前的军匪争夺战

    谭温江从军部回到马伸桥驻地的第二天，即1928年7月1日早晨，便匆匆召集部下传达孙殿英的指令，派出军队封锁东陵各交通要道，同时联系当地警察所和民团，侦察匪情，布置防务。各部得令后，迅速行动起来。谭温江坐镇在马伸桥镇的师部，实施全权调遣和指挥。

    谭温江通过对当地情况的调查分析，认为清东陵四周至少有三股较强的武装力量在活动。一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的白姓师团，其次是奉军残部，最后为马福田的匪帮。从探知的情报看，这三股力量都有可能对东陵形成威胁，但一二日内似乎不太可能。这样想着，紧张的心情舒缓了许多，连日的疲劳使他早早地上床搂着他的一个汪姓的三姨太歇息了。

    正当他睡得极度香甜时，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谭温江打了个冷战，一骨碌从被窝里爬起来，大声问道：“谁？”

    “我是李副官，报告师长，马福田率匪众突然开进东陵，正在盗掘皇陵。赵团长派人来报是不是干了他。”门外的李副官急促地做着汇报。

    “奶奶的，这么快！”谭温江一边穿衣服一边下达命令：“李副官，你代我命令赵团长，立即进入东陵将这帮乌合之众给我干掉，只许胜，不许败。命十五团及手枪队立即赶赴东陵援助赵团，命蓟县第二区民团堵截围剿，命西二三堡保卫团火速出动堵截围剿……”副官受令，迅即转身离去。谭温江穿好衣服，提着手枪向师部跑去。

    谭温江的预感确是对了。此时马福田正指挥手下匪众，在东陵大肆行动着。

    这马福田是土生土长的遵化县马兰峪人，此人自小游手好闲，长大后吃喝嫖赌、打家劫舍、拦路抢劫、绑票索财、强奸妇女，可谓无恶不作。后来在东陵一带拉杆为匪，纠集了几十人靠绑票索财为生，并和手下另一名土匪王绍义狼狈为奸。只要马福田绑了票，王绍义就扮作中间人为两头说票。这一劫一放之中，使二人诈取了大量不义之财。马福田、王绍义拿了钱，便玩女人，下馆子，花天酒地，肆意挥霍。由于时局动荡不安，当地人虽对他恨之入骨，又毫无降服的办法。如此年深日久，使马福田渐成气候，成为东陵地区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无论是当地官府还是乡绅、百姓，闻之马福田三字无不心惊肉跳，头皮发炸。如谁家的孩子哭声不止，只要一提马福田来了，便戛然而止，不再哭泣。整个东陵地区，马福田已成为近似妖怪和厉鬼的象征。到了1927年，入关的奉军第二十八军岳兆麟部进驻东陵，并在马兰峪一带收编土匪，以扩大自己的势力。马福田不失时机地拉了三四百名土匪投靠岳部，被任命为独立团团长。那个跟他狼狈为奸的王绍义也当了个亲信副官。1928年6月底，奉军在与国民革命军交战中溃败，岳兆麟部由冀中保定撤往冀东滦县。当部队行至玉田县新安镇时，马福田见奉军大势已去，遂拉着队伍趁夜叛离岳兆麟部，窜回家乡马兰峪一带自由行动。当他在马兰峪打家劫舍，抢夺钱财并火烧了十几家商铺后，又暗中派心腹潜入东陵窥测动静，看有无盗掘的可能。盗掘东陵是他一开始为匪时就经常做的一个惊险而辉煌的梦，这个梦已在他心中压了许久了。当探知东陵无一兵一卒镇守，成为真空时，他大喜过望，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绝好时机，此刻不干，更待何时？想到这里，他率领匪众开进东陵，开始实现他那惊险而辉煌的梦了。

    在短短的几日内，东陵地面残存的所有值钱的物件以及黄花山中的几座皇家墓葬，几乎被他率众匪洗劫一空。而就在马福田对东陵内帝后的陵寝，是盗还是不盗的问题上犹豫不定，尚未做出最后抉择时，谭温江的第五师开进马伸桥，并迅速派兵封锁了通往东陵的交通要道。

    面对第五师的所作所为和急转直下的局势，以地头蛇自居的马福田恼火了，争强好斗的报复心理以及贪恋钱财的欲望和疯狂，把他对帝后陵的敬畏感压了下去。他不再犹豫，立即做出了盗掘帝后陵寝的决定，并于7月1日深夜从山中拉出一彪精干人马，携带枪炮和盗掘工具，沿着熟悉的山道，绕开赵宗卿部的设防，悄悄进入东陵，开始行动起来。

    就在马福田率众匪在陵区内大肆劫掠时，正在布防巡逻的谭温江师13团的士兵意外发现了他们的踪迹和企图，于是立即回去做了报告。之后，谭温江毫不犹豫地下达了围剿命令，谭温江师所属团、队纷纷向马兰峪和清东陵包剿而来。

    双方在群山林立、殿宇高耸的东陵从拂晓一直战斗到天亮。马福田部渐已不支，急忙派人赶奔马兰峪老巢搬请驻守的匪军。谁知搬兵的匪卒回来报告，马兰峪老巢已被谭温江的十五团及手枪队端了窝，驻守的匪军残部正向东陵以外的深山密林逃奔。马福田知道大势已去，遂率匪军且战且退，企图退往陵区以外的山中。谁知赵宗卿部死死咬住不放。马福田无奈，只好指挥匪军与赵宗卿部决一死战。双方激战到接近中午，谭温江部的十五团和手枪队也从马兰峪向东陵合围而来，面对双方力量的强大悬殊，马福田知道自己再也无法抵抗了。他来到匪军的背后，冲硝烟弥漫的东陵园寝长叹一口气，低声说道：“娘的，老子今日先走，明天再来讨债！”然后转身带领几名亲兵杀开一条血路，在硝烟和树木草丛的掩护下，扔下正在战斗着的匪军，落荒而去。

    由于马福田的逃跑，匪军群龙无首，战斗很快结束。

    第二天，被俘的原马福田所属匪众被就地枪决，尸首吊在石牌楼前示众之后，孙殿英借口“防匪护陵”，把谭温江师和刘月亭两个旅的兵力，全部开进东陵四周，控制了陵区的御路神道、砂山隘口。同时宣布，整个陵区戒严，一切人等不许入内，并在陵区附近的东西沟村、大红门外及马兰峪、苇子峪一带贴出多份布告，其内容如下：

    军部布告

    为布告事，照得马兰峪股匪猖獗，劫抢烧杀，奸淫掳掠，民不聊生。本军长应地方绅董之请，特派劲旅竭力剿除，赖官兵奋勇，将士用命，巨匪授首，元恶已除。除当场击毙不计外，生擒悍匪三十余名，已就地正法，以昭炯戒，藉寒匪胆。犹恐余孽尚在，死灰复燃，一面举办清乡，逐细查究，一面搜索山林，随处侦缉，以期一网打尽，永绝根株。尔商民人等，如有侦知匪人逃匿踪迹及潜藏处所者，应即报告，以便拿获而清妖孽。本军长束发从戎，向以保国卫民为职志，除暴安良不遗余力，其有被匪蹂躏之区，不得安居乐业者，本部但得报告，即派队剿办，职责所在，不敢告劳。仰尔各色人等，转相告诫，一体周知。切切此布。

    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孙魁元

    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三日

    布告贴出后，谭温江师、刘月亭师，外加两个旅的兵力，一边在东陵内大肆劫掠建筑物中残存的金银铜铁之饰物，一边四处“清乡”，东陵周围近百个村落全部列为清查的对象，官兵们如同无王之蜂，四处乱窜，肆意横行，抢财劫宝，欺男霸女，又是一番疯狂的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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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陈诒重的诗注中可以看出，到清朝灭亡，民国成立后，清东陵还保持着原有的磅礴气势。由此也可以看出，为培植、保护这个陵区，清王朝的历代帝王都曾费了多么大的心血。

    由于清朝历代帝王都认为能够在上吉之地建陵，便可以“开福祉于隆基，绵万年之景运”，故陵寝在他们的心目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为了保护陵区的安全，在陵区周围开割了火道，【1】竖立了红、白、青三道界桩，界桩外是20里官山，并在前圈东、南、西三面筑起了40里的风水围墙。

    当然，清东陵之所以未遭火灾和人为的破坏，保存完好，这与清王朝派遣的最为精锐的八旗兵丁直接守护各陵有重大关系。按清王朝规定，凡皇帝陵，设总管一员、翼长二员，骁骑校二员、章京十六员、甲兵八十名左右。这些官兵每月分成八班，每班有章京二员、甲兵十名，昼夜传筹巡逻。到光绪朝中期，驻扎在东陵的八旗兵总兵力达1100多名。

    除此之外，设在马兰关的绿营是专门保护东陵陵区安全的军队。雍正元年下辖3个营，随着陵寝的不断增建，到嘉庆五年，马兰镇已下辖8个营，人数由原来的600名扩展到1000余名，到光绪九年，人数猛增至3157名。

    按清王朝规制，除皇宫大内，皇家陵区可称得上是第一禁区，许多保护皇陵的法令、规定，都明文载入《大清律》中。如法令中有“车马过陵者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马，违者以大不敬论，杖一百”；“如延烧殿宇墙垣，为首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树株关系山陵荫护，盗砍与取土、取石、开窑、放火者，俱于山陵有伤，亦大不敬也。不论监守常人，为首者斩，为从者充军”。

    由于清王朝的一系列禁令和法规，加上几千名八旗兵丁的日夜守护防范，直到溥仪退位，大清灭亡之时，整个东陵界内尽管时有小范围的失火、砍伐、偷盗等现象发生，但毕竟未在整体上对陵区形成危害。这个时候的清东陵应该说是生气蓬勃，风水景色俱佳。

    当溥仪退位，清朝灭亡后，根据民国政府对清室的八项优待条件之规定，清东陵的护陵人员、机构仍然承袭清制。属于“皇族私产”的清东陵，按照“一体保护”的规定，还留有400名八旗兵丁看护，同时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也分别继续承担陵区的一切事务。按优待条件，民国政府每年要拨发白银400万两供清室支配，但由于民国政府的拖欠以及溥仪小朝廷的挥霍，用于东陵各机构人员的俸银俸米被迫减半支付。这样勉强维持到1914年（民国三年），民国政府将东陵红桩以内地界划归清室管辖，守陵人员以薪饷无着、急需解决旗民生活困难为由，推举护陵大臣报请溥仪在紫禁城的小朝廷，准予开垦土地，以此用以维持生计。自此，东陵界内的土地及树木开始了大规模的毁坏。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入京，奉军溃退关外，原北洋军阀建立的东陵陵寝及荒垦植局由北伐军战地政务委员会接收，但未派人负责经营，更未派一兵一卒前来保护。

    随着政治时局的风云变幻，人事的不断更迭，东陵荒垦植局已变成公开毁坏土地，盗伐陵树的代理机构。在虎去狼来，你争我夺的短短十余年中，东陵陵树遭到了空前洗劫，原前圈、后龙的“仪树”和“海树”被盗伐一空。当年群松蔽日，苍翠弥望的万顷青山，到1928年已变成童山濯濯了。更为严重的是，东陵的地面建筑，也被各路军阀和当地土匪盗劫拆毁。先是各殿宇所有铜制装潢，如铜钉、铜字等全部被盗，继而各殿隔扇、槛框、窗棂被拆盗一空。尤其在奉军溃败，北伐军来到之时，东陵处于无人过问管理的真空状态。身为护陵大臣的毓彭，见时局如此混乱，也不再尽心守护，开始串通监护人员，索性将各陵隆恩殿前月台上陈设的大型鼎炉、铜鹤、铜鹿等拆运偷售，中饱私囊。当地土著见护陵大臣都监守自盗，认为陵寝宫物可自由取夺，于是纷纷涌进陵区，群起拆毁殿庭，肆意盗卖。其间有一伙盗贼趁着混乱，竟掘开了惠妃陵寝，进入地宫，抛棺扬尸，盗走了大量珍宝。此风一开，许多土匪、强盗都把目光盯上了陵内地宫中的珍宝。而这时奉鲁两军大举溃退，整个京津地区遍布着一股股、一撮撮亦兵亦匪、由兵变匪的队伍，许多游兵散勇因不愿随奉军退往关外，而四处流窜，清东陵正成为他们最合适的蚕食和劫掠之地。

    谭温江将在东陵查访到的被破坏、劫掠情形一一向孙殿英做了汇报。

    孙殿英听完，紫黑色的脸上露出怒色，恨恨地骂道：“看来那宝贝都便宜了李景林等龟孙了。俺老孙以前没想到要在死人身上发财，这会儿算碰着了，他们能做这里的买卖，俺为啥不能做。淞艇弟，据你所知，那东陵里还有什么物件可捞一把？”

    “地上的几乎全部抢光了，即使剩下的一点，也没啥捞头，要做，就只能是地下了。”谭温江回答。

    “你是说掘墓？”孙殿英欠起身子问道。

    “是！”谭温江干脆利索地回答，眼里放着刺人的光。

    “俺长这么大，这刨坟掘墓的事还没干过。小的时候，听老家的大人们说：打瞎子、骂哑巴、踢寡妇门，挖绝户坟，是伤天害理的事。如今这皇帝的坟，兴不兴挖得？”孙殿英试探性地问着。

    “如今天下纷争，兵荒马乱，这东陵早已成为无家无主的一块肥肉，此时还不动手，难道眼睁睁地看着让别人抢去不成？”谭温江不失时机地鼓动起来。

    孙殿英略一思索，神色严峻地对谭温江说：“淞艇，你说得有道理，看来这东陵一事，咱不下手，迟早也会成为他人的囊中之物。事关重大，形势紧急，今天晚上你立即回马伸桥驻地，明天一早派军队严守东陵所有机关要道，并密切注视东陵的一切异常动静。在我最后做出决定之前，东陵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不能落入他人之手，听懂了吗？”

    “卑职明白，一定按军座的命令去办，现在我就告辞了。”谭温江满脸兴奋，激动地回答着。

    “路上多加些小心。”孙殿英说着又唤来副官说：“调拨一个警卫班护送谭师长回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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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盗陵前的密谋

    ◎接近清东陵

    在北伐军的强大攻势下，奉军和直鲁联军弃河南、丢山东，节节向北溃退。1928年4月30日，张宗昌放弃济南，仓皇向东逃窜。徐源泉率孙殿英等部也先后弃山东退到天津南仓，继又退到河北蓟县、马兰峪一带，6月29日退至蓟县城。正在徐源泉、孙殿英走投无路时，蒋介石出于自身利益，派遣其亲信要员、专门负责动员北方各军响应北伐的何成，对徐源泉、孙殿英策反，徐、孙二人见奉、鲁军大势已去，只好暂时答应倒戈，并接受了蒋介石的改编。徐源泉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总指挥，孙殿英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其部下设了四个师，一个独立旅和一个工兵团，外加部分手枪队等。至此，孙殿英摇身一变，又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员将领。

    孙殿英部来到蓟县后，把军部设于城内的一座寺庙中。随后，孙殿英即命人召来遵化、玉田、蓟县三县的官僚、豪绅、商贾商量军队的粮饷事宜。这三县的头面人物来到军部后，听了孙殿英的叙说，个个脸上布满愁容，支支吾吾表示自己的困难。遵化、玉田、蓟县一带又地瘠民贫，比不得江南鱼米之乡，筹集粮饷自是困难重重。但话又说回来，既然要保存这支军队，就要吃饭花钱，尽管孙殿英部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这只是一个名分，蒋介石是不会将手中的钱财花在这支被招安的部队身上的。别无选择，纵有万般困难，也要从当地筹集粮饷。

    正当孙殿英欲以一军之长的雄威对面前的士绅采取高压手段时，却听遵化县的来人说道：“眼下奉军溃退，许多军队由兵变匪，在这一带打家劫舍，抢钱抢粮，当地老百姓仅有的一点救命钱财，几乎都被抢劫一空。原马兰峪有匪首马福田，本是一名多年巨匪，盘踞马兰峪一带无恶不作，于去年秋曾被奉军岳兆麟军长收编，马福田成了团长。谁料想奉军败退，马福田重又率部下四五百人归山，仍回该镇，倒行逆施，更甚往昔，烧杀淫掠，肆意横行。在将当地老百姓的钱财劫抢一空后，又窜往清东陵，捣毁殿宇，刨坟掘墓，将大量金银器具及坟中珍宝盗出，运往北京变卖，据说一笔就成交十二万元之巨……”

    “什么？！”孙殿英听到这里，原来那迷迷瞪瞪的头脑像被电击一般，翘起的二郎腿迅速收回，“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冲遵化县的来人急切地问道：“这清东陵离本军部有多远？”

    “几十里地，翻过两个山头就到了。”来人答。

    “清东陵不是有军队守护吗？怎么可以让马福田之匪类任意横行？”

    “别提了，清东陵的驻军早没了。现在只有几个半死不活的老头子在看护，像没主没家的孩子一样，地面上的珍贵东西几乎全被抢光了，树木也被砍伐殆尽了。”

    “噢？！”孙殿英听到这里，脑子里瞬间闪过一丝念头，心中的热血加速了流动，布满麻孔的黑脸涨起一丝红润。他站起身，倒背着手异常激动地在地上来回走动着，过了好一会儿，他停住脚步，眼睛放出一种兴奋和有些神秘的光说道：“保境安民是我军之首责，现在我就和诸位达成个协议，从明日起，我军即出动队伍在防区内剿灭匪患，保证一方平安，你们也要尽心尽责地为我筹集粮饷如何？”

    众人见孙军长如此一说，也就不便再硬着头皮顶下去，只好苦笑着答应，各自回去。

    等这帮官僚、豪绅一走，孙殿英立即向副官详细询问了东陵地区地形，并把师长谭温江召来说：“你速将队伍拉到靠近东陵的马伸桥驻防，并派得力人手查清东陵的一切情况向我呈报。我有一种预感，你我弟兄发一笔横财的机会可能到来了。”

    谭温江望着孙殿英那兴奋而得意的神色，沉默了片刻，似有所悟，不再追问，当即遵令，调集全师人马向离东陵不远的马伸桥赶去。一到马伸桥，谭温江让参谋长等安排驻防事宜，自己则带上副官及部下团长赵宗卿等十余人，打马飞驰清东陵。经过近一天的查访，清东陵的一切情况全部查清。当天夜里，谭温江亲自飞马向蓟县军部赶去。

    清东陵自1663年葬入第一个皇帝顺治之后，其时共有帝、后、妃陵寝14座。这14座陵寝又分为300多座单体建筑，均以昌瑞山下的孝陵为中心，分布在东、西两侧，依山就势，高低有差，错落有致，主次分明。陵区外围的黄花山等地还有10多座园寝，那是清代王爷、皇子、公主、勋臣、保姆等人的葬地，其陵园规制与妃园寝相似，均以绿色琉璃瓦盖顶。整个陵区沿燕山余脉昌瑞山而建，着意山川形势的自然美与建筑景观人文美的和谐，达到了“陵制与山水相称”的目的。昌瑞山为东西走向，正中主峰突起，两侧群峰层层低下，宛如一道天然屏障。明朝初期，出于战略上的考虑，曾在山脊上建有蜿蜒起伏的长城，明代中后期的一代名将、抚远将军戚继光曾率部在此地镇守。清朝建陵时，因长城有碍于“风水”的统一和完整，清政府便下令拆除了山顶十多公里的长城，打通了南北125公里，东西宽窄不等约有20公里的陵区。整个陵区始以昌瑞山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区域。昌瑞山以北为“后龙”。这“后龙”区域山连山，岭套岭，气势磅礴，绵亘不绝，顺着雾灵山脉，直达兴隆、承德地界，可谓群山千里，气象非凡。在“后龙”区域内，分设内、中、外三条火道并有重兵看守。昌瑞山以南为“前圈”，以层峦叠翠的昌瑞山为后靠，东依马兰峪起伏的鹰飞倒仰山，西傍蓟县高耸入云的黄花山，南抵天然翠屏、犹如倒扣金钟的金星山，陵区的最南端，则有天台、烟墩两山对峙，形成一个险峻的陵口，名为兴隆口，亦称龙门口。清代建陵时，兴隆口有一口深不见底的水潭，潭中之水墨绿幽深，即使大旱之年，潭水也永远不会干涸。相传，兴隆口的烟墩山有一泉眼与渤海相通，潭中有龙王的第八子率领鱼鳖虾蟹众水族看守门户，因此兴隆口又叫龙门口。每当旱季，西大河水势减弱，行人从此口经过，便能感受到这里气氛萧瑟，冷气森森，令人悸然心动。兴隆口还是清朝帝后妃嫔入葬东陵时，运送梓宫和彩棺或帝后拜谒陵寝时的必经之路。通过时，在这里架设木桥。銮驾过后，即将木桥拆除，以防闲杂人等通过。由此，兴隆口不仅是孝陵，而且亦是整个清东陵的一道天然门户。

    自清建陵以来，除原有的山林外，又不断在前圈和后龙栽植大批陵树，使整个陵区苍翠蔽日，一望无际，名曰“海树”。在陵区中心，各座陵寝附近所栽的陵树，行列整齐，各有定数，名曰“仪树”。这种仪树顶树枝斜伸，亭亭如盖，具有龙飞凤舞的姿态，由此取名叫做“盘龙松”。整个前圈和后龙所栽的全部树木，据清末时的估计，大约在八百万棵以上。民国二年（1913年），文人陈诒重曾将所见到的清东陵陵园景色以诗记之，并做了如下诗注：

    初至，从龙门口入，两岸壁立，一泓冷然，绝水而驰，溅沫如雪。水侧春草盛茂，夹毂送青。更前则群松蔽山，苍翠弥望，殿寝黄瓦，乍隐乍现于碧阴之中。好风徐来，青香满袖，清肃之气，祛人烦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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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败如山倒

    当冯玉祥的部队全面溃退之后，奉军占据了北京，直军屯兵西苑，由冯玉祥在北京政变后扶植的段祺瑞政府垮台，段祺瑞本人隐居于天津，开始吃斋念佛的生活，这个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从此消失了。

    正当张作霖、吴佩孚等军阀为赶跑了冯玉祥而洋洋自得，踌躇满志时，南方的革命党人却在紧锣密鼓地制定计划，调集军队，要进行以彻底打倒北洋军阀为目的的最后的北伐了。

    1924年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和段祺瑞等曾先后邀请革命党的领袖孙中山北上，共主国家大政方略和时局。孙中山虽深知北上议政难有什么理想的成果，但为了推进国民革命，决定抱病北上。

    离开广州前夕，孙中山念念不忘打倒北洋军阀，并把黄埔军校学生看作是完成北伐大业的重要力量。为此，他专门视察了这所由自己亲手缔造的学校，并对黄埔师生发表了颇动感情、也颇为悲壮的演讲：“……我这次北上，不论成败，决不回来。革命大任，交黄埔军校同志负之。”

    视察黄埔军校的当天傍晚，孙中山一行登上永丰舰，离开广州北上。12月31日，到达北京，未及议政，就因肝病住进了医院。至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这位创立民国的一代伟人拼尽最后的一丝力气，在分别用英语、粤语、普通话高呼着“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微弱声中与世长辞，终年59岁。

    1926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北伐部队动员令。北伐军总司令明确提出了先定三湘，再克武汉，会师中原，统一中国的战略目标。

    7月9日，在骄阳似火的广州，蒋介石顶着炎炎烈日，一只手接过中央监委吴稚晖代表国民党中央授予的北伐军军旗，另一只手接过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廷代表国民政府所授予的北伐军总司令大印，然后满面春风地转身向操场示意。只见黄埔军校大操场上，旌旗耀目，枪支如林，士气高昂，战马嘶鸣，一派蓬勃旺盛，战而必胜的气氛。

    7月上旬，北伐军出广东，向两湖的吴佩孚部队发动攻势。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7月11日便攻占长沙，10月10日攻下武昌，11月8日攻下南昌，12月占领了福建。

    1927年3月中旬，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配合下，北伐军进占上海，3月24日，攻克南京。

    面对一天紧似一天的形势，张作霖决定重新布置战略方案，原北方的镇威、直鲁、五省联军的名义一律取消，统称为安国军，并组成北方安国军政府，由张作霖本人担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主持全盘的政治和军事。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就任大元帅之职，孙传芳、张宗昌在参加大元帅的就职典礼后，当天相偕赶回济南布置防务。根据新的战略部署，张宗昌将直隶的大部分驻军统统调往山东境内参战，从南京战场退却下来的孙殿英部自是首当其冲，又被调往山东前线。

    在南北双方都在紧锣密鼓布置新的战略战术，准备决一雌雄的空隙，在蒋介石的阴谋筹划下，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屠杀曾在北伐征战中共同出生入死的共产党人。其间蒋介石被迫下台又重新复出后，将冯玉祥、阎锡山以及桂系的李宗仁，紧紧地拉入自己的阵线之中，在又一轮紧锣密鼓的策划之后，终于开始了向奉系军阀最后的全面攻击。

    1928年2月13日，国民革命军重新编组为四个集团军，其部署为：

    蒋介石为全军总司令，何应钦、李济深为总参谋长。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蒋介石兼任，辖18个军，29万人。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为冯玉祥，辖25个军，31万人。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为阎锡山，辖11个军，15万人。

    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为李宗仁，辖16个军，9个独立师，约20万人。

    蒋介石在基本完成北伐的部署后，于4月7日，下达总攻击令，具体部署为：

    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上。

    第二集团军沿京汉路北上。

    第三集团军沿正太路向东北进军。

    第四集团军白崇禧第十二路军，沿京汉线北上。

    4月10日，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分左右两翼向张宗昌的鲁军发起攻击。鲁军一触即溃，望风而逃。蒋军右翼不战而入山东境内。12日，张宗昌下令鲁军总退却。至5月1日短短18天的时间，第一集团军攻陷济南，鲁军越过黄河向北溃退。

    5月17日，第一、第二集团军攻克德州，第三集团军占领了石家庄。

    5月30日，奉军在保定的关键性战役中失利，北京岌岌可危。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下令奉军全线总退却。

    6月2日，在北伐军兵临京师的危急时刻，张作霖被迫发出通电，决定退出北京，撤至关外。电文称：“为避免同室操戈，喋血京师，祸及中外，决意本着化干戈为玉帛的宗旨，奉军全部退出京师。以后的政治问题，留待全国大众裁决。”

    6月3日，张作霖携潘复、张景惠、王荫泰等30余人，离京返奉。至6月4日凌晨，当张作霖的专列行至沈阳西北郊外皇姑屯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设的炸药炸翻，张作霖身受重伤，于当日上午9时30分死亡。

    6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全权处理接受京津事务。

    6月20日，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承袭父职，就任奉军总司令。

    7月1日，张学良通电南京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等人，表示愿意用和平的手段统一全国……

    就在国民革命军最后的北伐业已完成，全国即将和平统一的喜庆气氛中，从政府首脑到普通民众，谁也没有料到，一起震撼中外的东陵盗宝案悄然发生了。在整个北伐战争中，似乎并未太显山露水的孙殿英，也随着这起东陵盗宝的惊天大案，在一夜之间轰然爆响于整个世界。

    注释：

    【1】白军：“十月革命”（公元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后，俄国境内拥护帝制的军官和旧时的上、中层阶级人士（其中有保守派、自由派和社会革命党人），联合起来组成的反共军队，因与红军敌对，相互内战，故名。曾建立几个政权，但因各自目标不同，无法团结一致，后被击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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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军长宝座

    孙殿英部归属张宗昌后，扫荡了前山东督军马良的残部——盘踞于莱芜、蒙阴一带的顾震和苏子烈，围剿土匪张明久部，赢得了张宗昌的信任。孙殿英通过消灭地方武装、剿匪收编了三四千人，还得了无数的钱财，实力再度大增的同时，又是一番得意，禁不住说道：“山东真是个好地方，俺孙大麻子在河南苦熬了十几年，比不上在山东半年的收获，看来命该如此，让我孙大麻子在这里发迹了！”

    孙殿英有幸而言中。就在他来山东一年之后的1926年春，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联合攻击冯玉祥的战斗又在北中国打响了。

    冯玉祥自第二次直奉大战，发动北京政变后，势力迅速膨胀，先后占领了河南、直隶、北京、陕西、内蒙等全部或部分地区，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一支武装力量。而吴佩孚在直奉大战中兵败南逃后，经过近两年的苦心经营，又集结了十万余众盘踞于湖北，气势咄咄逼人。张作霖则除整个东北地区以外，又占据了从山海关、天津到山东的沿海和内陆地区。由于冯玉祥势力的迅速膨胀，以及在北京政变后分配地盘上的纷争，使张作霖对冯玉祥异常反感和痛恨，而吴佩孚由于冯玉祥在直奉大战中的倒戈，更是欲置其死地而后快，一直守在山西的阎锡山眼看几乎要被冯玉祥的势力所包围，自是于心不甘，想打破这种格局。于是，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三方军阀出于各自的目的和共同的利益，就自然地走到了一起，一场欲置冯玉祥于死地的密谋终于付诸了行动。

    在数路大军的围攻下，冯玉祥的国民军主力被迫撤回到北京四周设防。4月6日，奉直鲁晋四军联合对在北京四周设防的冯玉祥部下达总攻击令，分东西两路钳形夹击。冯玉祥见自己的军队遭到众兵围攻，知难以抵挡，便做出了撤兵至绥远省五原地区的决定。撤兵之际，派手下头号大将鹿钟麟的精锐部队作后卫，死守居庸关，以堵截追兵，掩护退却。

    奉军云集南口，以刘翼飞、弓富魁部先后发动攻击，但久攻不下，且损失惨重。前线总司令张宗昌无奈，只好请张作霖再派奉军合力攻打，而张作霖奉军主力正在其他地方作战，无兵可派，很是为难。张宗昌见张大帅为此愁闷不乐，自己手下也无兵可派，亦觉心中不安，情急之中，想起了孙殿英，并决定让其部赶来一试。

    孙殿英接到张宗昌发来的参战急电，立即率部从济南搭火车赶到德州，然后急行军斜插河北，直奔南口居庸关南长辛店。吴佩孚所调的直军鲍沣部队，自大名乘火车沿京汉线直抵北京郊区。张作霖、吴佩孚闻知两支部队已赶到京郊后，命令各军“部署停当，则可相机进攻”。

    孙殿英在大风雨之夜突袭冯军，激战两个小时后，南口阵地被攻陷，冯军退却而去。

    当张作霖得知南口被攻陷，敌军退却的消息后，高兴之余又很感意外，想不到这无名之辈的孙殿英竟打败了冯玉祥，而且这么快就逼得敌人溃退而去，真是有点神了。赞赏之余，他命人将孙殿英找来，自己要亲自看一看这孙殿英到底是什么模样。当孙殿英匆匆赶来时，张作霖上下打量了一下，以惊喜的口气说道：“妈啦个巴子，好你个孙大麻子，什么出身，竟如此骁勇善战？”孙殿英大着胆子回答：“同大帅一样的出身。”说完便恭恭敬敬地站在原地低头不语。

    张作霖听罢哈哈大笑：“非绿林出身，怎有这般奇才。好，好呀！”在一番夸奖之后，张作霖当即下令晋升孙殿英为镇威三四方面军第十四军军长，部下各晋升一级，并拨给一个炮兵营，营长为颛孙子瑜，同时许愿，若北京四周稍为安静，就在此处拨一块地盘让其占据。这一切，算是张作霖对孙殿英这次获胜的物质奖励。自此，孙殿英以一个军万余人的兵力，奉命暂时退回山东济宁一带，仍归张宗昌节制。孙殿英经过十几年的风风雨雨，终于从一个普通的士兵，成长为一个显赫的正规军的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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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靠“狗肉将军”张宗昌

    孙殿英进驻山东曹州后，面对日渐兴旺的军势，在高兴之余又增加了几分忧虑。他觉得自己虽然号称一旅之长，但毕竟不是一名正规军人出身，所率部下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匪气十足，尤其是亳州事件，已使自己这支部队声名狼藉，遭人唾厌。若这样一味地折腾下去，很难成就大的事业，即使自己势力再大，世人仍当作一股流寇看待。想到这里，他决定要整饬军队，严格要求，严格训练，使自己的队伍朝着正规军的方向发展，力争做到驰骋于疆场而能胜，进驻于领地而能安，彻底改变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不久，他在当地请了一位原保定军官讲武堂毕业的退休军人冯养田来做自己的参谋长，以整顿军纪。冯养田不负厚望，一上任，就对孙殿英的队伍，从军官、士兵到军需杂物，都给予严格的要求和训练，使之一切行动都合乎正规军校的操典规范。冯养田不愧为名牌军官学校的高材生，不到几个月的时间，所训军队素质大变，军容风纪整饬一新，赢得了当地百姓和同行的称赞。一时孙殿英军队的声望鹊起，远远高于附近的其他驻军。

    孙殿英看到自己的军队有了如此的美名，自是欣喜万分，索性又在曹州地方高薪聘请了一位名叫梁朗先的饱学之士，作为自己的秘书长。这梁朗先原为一没落举人，前清翰林院庶吉士，由于受到同僚的排挤而回故乡曹州府隐居，并以借教私塾和替人相风看水维持生活。就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同样以算卦、相风看水为生的落魄文人韩虔古。当梁朗先被聘为孙殿英的秘书长时，韩虔古早已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下、直鲁联军总司令兼山东省督军张宗昌聘为参谋长了。孙殿英初来山东，正想寻找靠山，设法巴结张宗昌而苦于无门，想不到大路却豁然摆在了面前。当他得知自己的秘书长与张宗昌的参谋长是至交时，欣喜若狂，当即让梁朗先通过韩虔古的关系，向张宗昌引荐自己。梁朗先既做了孙殿英的秘书长，自然是遵命照办，答应一试。

    张宗昌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二月二十三日生于山东掖县祝家村。由于家乡连年遭受荒旱，他18岁时便怀着吃顿饱饭的欲望告别故乡，闯荡关东，先在海参崴一带打工，后落草为寇，成了一名土匪小首领。

    辛亥革命后，他率二百多匪众，投北洋军阀冯国璋，由骑兵团长升至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奉命进入江西驻守。不料江西督军陈光远惧怕这头睡在榻侧的“野狮”，便投其所好，选来一江湖美女给张宗昌为妾。张宗昌不知是计，整日沉溺于女色之中，不久就被陈光远在一个深夜将其部下一万多人缴械改编。张宗昌孤身一人逃出江西，先到北京，这时的冯国璋已下台，靠山失去，只有改投靠直系军阀曹锟，谁知此事又被吴佩孚中途搅散，投曹锟未成。

    张宗昌走投无路，只有折回东北投靠奉系军阀张作霖。同是土匪出身的张作霖，见张宗昌甚是可怜，如今穷途来归，又是一个可用之才，便让他当了宪兵营的营长，归宪兵司令陈兴亚指挥。

    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原吉林省督军孟思远联合他的外甥高士傧（原吉林省驻军的一名师长）并策动旧部“山林游击队”司令卢永贵起事反奉。在奉直两军在榆关对峙的关键时刻，突然宣布独立，并通电推举高士傧为奉吉黑三省讨逆军总司令，带领所部两千余人和临时收编的两股“红胡子”土匪，将中东路五站的奉军驻守军包围缴械，打算再由绥芬乘火车向西，一鼓作气冲到哈尔滨。

    其时，张作霖正在天津附近的军粮城指挥作战，得报有此不测之变，又一时无法抽调兵力应付，便想起了驻扎在哈尔滨的张宗昌，命令其迅速攻打兵变的高士傧、卢永贵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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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庙道会的神坛

    正当孙殿英在黑白两道大显身手时，一位世外高人指点孙殿英，要想成就更大的事业，就必须要举起一种宗教或一个宗教式主义的大旗，创立自己的嫡系武装力量，若一味地依附权势，狐假虎威，终不能成为气候。有鉴于此，孙殿英很快拜了“上仙庙道会”领袖张明远的大徒弟李老喜为师父，称张明远为师爷，并与后来盛行于豫中地区的“新庙”创始人朱金刚结为师兄弟。孙殿英凭着自己一连之长的身份，初一入会就取得了极高的辈分和地位，这为他日后控制庙道会的信徒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上仙庙道会属于道教的一个分支，源起于四川峨眉山，由刘廷芳再创于豫西。当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光绪皇帝力求变法之时，刘廷芳见天下大乱之际，立即号令众道徒秘密打造枪甲准备谋反。由于组织不严，被人告发，刘廷芳谋反不成，便被清政府逮捕，以谋反罪被凌迟处死。

    孙殿英加入后，凭借其装神弄鬼的手段，不久，他便当上了庙会道的头目，收了不少徒子徒孙。但加入庙道会并夺取地位和声望，只是一种图谋大业的工具和手段，并不是他追求的目的，他所追求的是这个庙道会无法给予的权势和地位。于是，孙殿英仍以机枪连长的身份，或明或暗地扩充、发展、培植自己的私人武装。凡他所提拔任用的班长、排长，大多要先入庙道会，或成为师兄师弟，或成为忠实弟子。这样他的部队除了军队明显的上下级关系之外，又多了一种无形的迷信色彩和威慑力量，更有了一种凝聚力和亲和力。

    一次，孙殿英聚赌，强抢同僚妻，为丁香玲所不容，遂召集全连人马，当夜匆匆拉上了嵩山、太室、少室一带的山林之中，脱离了丁香玲部。丁香玲当即呈报河南省督军，要求通令缉拿孙殿英，同时派手下部队进山追剿，但迟迟未有结果。

    河南督军万选才经过再三考虑，终于做出改剿为抚的决定。万选才本人原也是土匪出身，后经招安当上了团长、旅长、师长，直至混到河南省督军这一全省最具实力的位置。由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万选才对土匪们的心理及目的很是清楚，只要真心许以高官厚禄，没有不为之动心而接受招安的。于是，他派出河南省参议员李啸澜前往嵩山招安孙殿英，并以营长相许。孙殿英听说自己能当营长，当即慨然应允，下山接受招安，并被暂编于河南督军手下的第五旅，受旅长憨玉琨节制。

    孙殿英虽由连长晋升营长，所部匪徒也成为政府的正式军队，但多年养成的匪性，使他和手下的弟兄军纪败坏，声名狼藉，很难和憨玉琨部融在一起。孙殿英的顶头上司侯邦杰更不把这个由匪变兵的赌棍孙大麻子放在眼里，总是对孙殿英本人及手下弟兄傲慢无情，处处刁难，事事挑剔，并三令五申予以严词痛斥。而旅长憨玉琨对这位麻脸营长也极不信任，极不尊重，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揭其老底，使孙殿英极为尴尬和痛苦。在这种上下夹击排挤下，孙殿英觉得如此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缩手缩脚地生活，倒不如干脆当个土匪王痛快。想到这里，他满含悲愤地又串通部下军官，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悄悄地把一营队伍和兵器拉上南阳一带的伏牛山中，重新操起旧业，落草为寇了。

    民国十年（1921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打响，憨玉琨部由直系军阀的实力人物吴佩孚改编为第27师，憨玉琨晋升师长之职，驻防洛阳，势力大为扩大。成为师长的憨玉琨就职后，声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荡平洛阳周围的土匪流寇之窝点，而孙殿英首当其冲。面对新的政治格局和军事形势，孙殿英知道自己无力和憨玉琨抗衡，甚至连周旋的余地都极小，为保全自己的实力，不致被憨部吃掉，只好认错知悔，向憨玉琨表示臣服。在一番托人求情、行贿之后，孙殿英再次归顺憨玉琨部，并被改编为一个独立团。孙殿英因祸得福，又从营长升为团长。

    民国十二年（1923年），直奉大战再起，在吴佩孚亲临山海关前线督战、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直军即将全面溃败之际，孙殿英也趁机发动兵变。他同丁香玲部的一个骑兵连兵合一处，在洛阳四周攻城略地，大力收编地方民团和各地庙道信徒，一时声势颇大。憨玉琨无可奈何，只好打电报告知在山海关前线准备指挥直军全面反攻奉军的吴佩孚。但这时冯玉祥倒戈已成，北京政变已经发生，奉军大军压境，怎顾得了孙殿英政变一事。吴佩孚在气恼之中，只好电令憨玉琨守住洛阳，见机行事。孙殿英在势力进一步扩大后，便自封为独立旅旅长，离开洛阳周边，率部窜往豫、鄂两省边界自由活动。

    民国十四年（1925年），进关后的奉军首领张作霖又与吴佩孚携手，准备进攻冯玉祥部。孙殿英则趁机率部由南阳、西平一带窜往信阳，再沿豫皖两省交界地带东下，一路招兵抢粮，掠财争色，人数由原来的一、二千人猛增到五、六千人，声势越发浩大。驻防洛阳的憨玉琨见孙殿英一天天发展壮大起来，遂派人前往表示亲近和拉拢。当奉系的张作霖和直系的吴佩孚再度联手开始对付冯玉祥时，憨玉琨与驻守河南的冯玉祥手下将领胡景翼部首先接火，开始激战。憨玉琨为扩大自己的实力，又将孙殿英收编到自己麾下，并任命其为第五混成旅旅长，孙殿英的旅长算是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号。意想不到的是，憨、胡大战的结果，憨玉琨败北，胡景翼获胜。孙殿英眼看局势对自己不妙，马上改投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三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叶荃部下做了个旅长。时间不长，国民军第三军奉冯玉祥之命，由豫开赴陕西。孙殿英深知自己不是冯玉祥部的嫡系，一旦远离家乡，必然受到掣肘，难再发展和周旋，甚至只能任人宰割。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孙殿英在即将进入陕西境内时，突然在一个深夜率部悄悄地脱离了国民第三军，又在豫西一带自由活动起来了。

    当孙殿英带着这支亦兵亦匪的队伍四处游荡时，不知不觉来到了清末著名毅军将领姜桂题的家乡——安徽省亳州。孙殿英想起了姜桂题，就想起了自己生平第一次投毅军当士兵时，那所受40军棍的耻辱。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要恩怨分明，有恩当报，有恨当雪，尽管姜桂题已经故亡，但他的公馆还在，他的家属亲信还在，当年40军棍之耻今日不雪，更待何时？想到这里，孙殿英下令全旅官兵，要不惜一切代价攻陷亳州，只要亳州城破，官兵可随意行动，财宝、女人皆可随便抢掠。

    亳州城尽管护守甚严，但在官兵匪众的猛烈攻击下，瞬间崩溃。孙殿英率部如同饿虎扑食一般冲入城中，大肆抢掠。孙殿英部在亳州大肆劫掠、奸淫的消息，很快被逃亡的亳州守兵报知河南省新任督军张福来和安徽省督军齐燮元。两位督军闻听大怒，分别调派20个营，总共40个营的重兵急驰亳州，并将孙殿英部重重包围起来。但孙殿英面对显然是无力抵抗的险局，经验告诉他，绑架人质借以脱险是最为有效的办法。于是，他下令官兵在城内绑架了包括姜氏家族在内的富商大户共200多人，押于城墙之上让敌军观看，同时扬言，如果城外放一枪，城内就杀一人，以此作为要挟。孙殿英的这一毒计果然生效，城外虽有40个营的重兵包围，但始终不敢强行攻城。双方僵持了近20天后，终于达成一条协议，对方愿让开一条生路让孙殿英率部逃走，但不得再在安徽、河南地界活动，至于逃往何处，由孙殿英自己选择。

    孙殿英离开了河南来到山东曹州，立足未稳，便有绰号“红孩儿”的匪首刘月亭率众来投。不久，又有直军残部谭温江（号淞艇）主动归顺。这谭温江原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先在吴佩孚部下为军官，后吴佩孚兵败，一时无人投靠，见孙殿英来此，便决定投靠孙殿英。从此，孙殿英军势猛增，士气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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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不单行，孙殿英被赶出学堂不久，又不幸染上了天花，因无钱医治，只好听天由命。也算他命不当绝，在连续昏迷了三天三夜之后，终于又睁开了眼睛，从阴界返回了阳间。只是自此那黑黝黝的脸蛋上，落了一脸的麻坑，而后“孙大麻子”的名号便与他紧随一生。

    劫后余生的孙殿英母子眼看在西杨楼村搞得灰头土脸，四邻皆恶，感到无法再混将下去，便返回小马牧集孙庄老家，整日靠乞讨拾柴，艰难维生。在这段日子里，母子俩尝尽了人间的辛苦，看够了四邻八舍的白眼冷面。家庭的不幸和生活的艰难，给少年孙殿英带来心灵创伤的同时，也为他塑造了复杂多变的性格。

    孙殿英长到十三四岁时，因在家闲闷，便经常跑到马牧集镇游荡，并结交了一些顽劣少年。闲来无事，他们就集聚在一起掷钱赌博。孙殿英长到16岁之后，对社会现实已有认识。经过反复权衡，认为自己别无所长，只有靠赌博为业。但既想立志以赌为业，就必须精于此术。主意已定，他就托人说情拜当时的赌场名将、嵩县的曹洛川为师。当孙殿英到了20岁时，觉得自己可以在赌场上呼风唤雨，叱咤风云了，便告别了师傅曹洛川，独自一人到各地闯荡。直到孙殿英当了师长、军长之后，他的办公桌上还时常摆着麻将牌、天九牌和骰子等赌具，就像猎人对于猎枪、烟鬼对于烟枪、侠客对于佩剑一样，形影不离，爱不释手。

    孙殿英凭着一身赌博的绝技和结交四方朋友的豪情，自认为走遍江湖，无可阻挡了。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他22岁那一年的宣阳庙会的聚赌中，却突然遭到警察的围捕。孙殿英锒铛入狱，一关就是3个多月。在狱中，他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有任凭狱卒的折磨和污辱，往日的豪气与霸气一扫而光。也就是这次入狱，他又意外地结交了同一监号的豫西绿林人物焦文典。这位见多识广的绿林好汉，见孙殿英颇有一番英雄气概，便劝他弃赌从戎——这是孙殿英人生旅途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当他走出监狱后，四处寻找当兵的机会。不久，经人介绍，他到河南毅军统领姜桂题部队当了一名普通士兵。

    毅军纪律严明，是不许赌博和吸食鸦片品的，开始时孙殿英还有所收敛，但时间一长，也就渐渐麻痹放肆起来，有几次竟公开聚众赌博。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终于被毅军统领姜桂题得知，并立即下令将孙殿英捕获，按军纪狠狠打了40军棍。孙殿英初出茅庐就遭此责打羞辱，心中悲愤不平，一气之下开了小差，跑到豫西各县，又过起了原来那游荡不定，居无定所的赌博生活。就在这不断的游荡中，孙殿英又从黑道朋友那里学了一手发财本领，那就是制毒和贩毒。

    由于他在贩运毒品中结识了河南省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的官佐，通过这位官佐的介绍，他很快入丁香玲部当了一名小副官。这陆军混成团属地方军队，自比不得当年的毅军，而丁香玲乃一典型的地方军阀，属贪财忘义之辈，更无法和毅军统领姜桂题相提并论。孙殿英瞅准了这个天下大乱的机会，在揣摸到了丁香玲贪财好色的性格的同时，便串通官佐一起向丁香玲献计，以筹备军饷的幌子提出制毒、贩毒一事。丁香玲一听有钱可赚，有财可发，当即批准，并让孙殿英全盘负责制造和贩运事务。孙殿英凭着自己特有的聪明，制出了一种别具特色的海洛因“红丸”，并用白布袋包装，袋上印着绿色飞鹰商标，名曰“靛英牌”。这种毒品由于劲大力足，价格适当，很受买主欢迎。

    丁香玲见孙殿英如此聪明能干，备加欣赏，很快将其提升为排长，接着又晋升为机枪连长。孙殿英在丁香玲部由一名小小的副官，成了颇具实力的机枪连长。由于他制造的毒品烈性十足，对人体的危害极大，本来就混乱一团的社会治安状况，由于毒品的渗入，犯罪者猛增，社会秩序更加混乱不堪。在这种态势下，当时主持河南等地军政大权的军阀吴佩孚，于1922年秋曾严令缉捕制毒犯孙殿英，希冀以此堵塞毒品来源。但孙殿英早已今非昔比，他已羽翼渐丰，手眼通天。经过层层或明或暗的关系，他将自己保护匿藏起来，一代枭雄吴佩孚也对这个小小的连长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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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孙殿英的前世今生

    ◎从流浪少年到机枪连长

    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正当举国上下为当朝皇帝的大婚奔走相告时，在河南省永城县西杨楼村的一间四面透风的土屋里，一个婴儿降生了。这个婴儿就是几十年后家喻户晓的盗陵将军孙殿英。

    永城位于河南省最东部，和安徽省毗邻，地处淮河支流涡河、沱河两条河流的上游，西南紧邻安徽省的亳州，是一个极其贫瘠易涝的苦地方。孙殿英的父母原住在永城县小马牧集孙庄，因家境贫寒，就搬到西杨楼村，依靠他岳父母家的二亩薄地苦度苍生。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孙殿英降生了。

    面对这个婴儿的降生，几乎所有的村民都未当做一回事，只以为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位苦命的生灵而已。只是忽然有一天，一个云游四方的算卦先生来到西杨楼村，围着孙殿英外祖母家的房前屋后转了几圈，声言自己看到一团黑雾笼罩了整个房舍，房舍之中有几道金光哧哧上蹿，由此断定必有黑龙降生于此。孙殿英的外祖母本是个极爱信神弄鬼的老婆子，听到风声，急忙将算卦先生请于家中饭菜伺候，意在打听这个新生婴儿的吉凶祸福。只见这先生长衫掩体，白发飘洒，面色红润，眼神清爽，确有些仙风道骨的模样。他在酒足饭饱之后，让人将孙殿英抱出屋来当面相看。老先生手捧茶碗，对着婴儿的面部端详一番，示意抱回，然后坐在凳子上神情严肃，一言不发。

    孙殿英的外祖母及前来瞧热闹的本姓亲族长辈，望着老先生肃穆的表情，有些恐慌地问：“先生看孩子的命相咋样？”

    “恭喜老大姐，此子前途无量，以老朽之见，这孩子日后从文可官至督抚，为武可做将军，经商可聚百万资财。”老先生不慌不忙，胸有成竹地答。

    周围的人听罢喜不自禁，孙殿英的外祖母半信半疑地说：“甭说当什么督抚、将军，发财百万了，只要这小子日后能挣个温饱，娶上个媳妇就中。”

    众人大笑，老先生依然面带严肃地说道：“老姐姐甭疑，老夫说的话30年后可以应验。”

    众人和孙殿英的外祖母都未反过神来，老先生已经出门，老太婆急忙追将出来恳求道：“烦劳先生给孩子取个名字吧。”

    老先生停住脚步，从怀中掏出一张折叠的纸条说道：“都在上边了，老姐姐看中不中？”说罢，转身消失于门外的旷野田畴之中。

    老太婆回屋将纸条展开，只见上面写着：“此子乳名金贵，名殿英，字魁元，意为金殿之上可夺魁元，事业成时，当好自为之。”众人看罢，且惊且喜。只见一年轻的后生顿悟似地大声道：“刚才老先生的话我懂了，天下最富贵的人是皇帝，富贵到了不可言的时候，就是命中要做皇帝了。这孩子的仇人就是，就是……”众人听到这里，恍然大悟，接着是惊恐万状，脸无血色。孙殿英的外祖母上前一把捂住了这个年轻后生的嘴，战战兢兢地喊道：“你这千刀万剐的畜生，难道想抄家灭亡门不成？！”

    族人们听罢，如晴天霹雳，一顿乱棍将年轻后生打了个半死，并言明，老先生今日所说的胡言乱语，任何人不得漏出一字半句，倘有违背，族法论处。自此，老先生的话没人敢于重提，孙殿英外祖母家又风平浪静，并无半点风声传出。只是到了30年后，孙殿英以军长的身份，率部盗掘了清东陵，消息传到河南老家后，那算卦老先生当年的话才又被重新提起，并广为流传。不过，这时候已经没有人担心抄家灭门了。

    不管这算卦先生的话是真是假，孙殿英的出生，在给这个家庭增加了希望与欢乐的同时，也增加了一份忧愁。因为这孙殿英的父亲孙玉林虽说是个农民，但却不愿下死力气耕地种田，整日游手好闲，东窜西逛，弄得家中一贫如洗，难以生活。老岳母虽多次提出警告，但孙玉林依然旧习不改，整日偷鸡摸狗，混吃赖账，还不时找茬跟岳母大吵大闹，没用几年，就把年老体迈的岳母活活气死。苏姓家族见孙玉林如此可恶，便在族长的指示下，暗中组织了几个青壮小伙子将孙玉林捉住，狠狠地揍了一番，以示严厉警告。孙玉林不但未听警告，反而暴怒异常，他趁人不注意，找来一把切菜刀，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将一个殴打他的壮汉几刀劈死。西杨楼村几天之内出了两条人命，瞬间轰动了四方八镇。孙玉林不久便被官差捉拿，押解县城衙门，后被枭首示众，算是死于非命。

    外祖母被父亲气死，父亲被县衙枭首，好端端的一个家只剩孤儿寡母艰难度日了。在孙殿英长到7岁的那一年，他的母亲不顾家境贫寒，咬紧牙关东取西求，总算凑了几个钱，将儿子送进本村私塾，拜老儒生张景泰为师读书识字，以求日后出人头地，飞黄腾达。想不到这孙殿英天生顽劣，难以教化，不仅自己不好好读书识字，反而经常和同学打架斗殴，惹是生非，因之也就不断招致老先生的惩罚。一次，孙殿英又无故向一同学挑衅，并将对方的鼻骨一木棍打断。老先生闻知，狠狠地将他教训了一顿。孙殿英恼羞成怒，同他父亲当年杀人一样，小小年纪的他又选择了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把火将学堂烧了个精光。儒生张景泰在一阵呼天抢地的悲嚎后，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将孙殿英逐出学堂，永不收留。其实老儒生已用不着开除孙殿英，因为学堂已荡然无存，是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孙殿英短短的读书生涯就这样草草地了结了，自此再也没有进过学堂读书识字。

风雅公子

◎光绪落入绝龙峪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傍晚）酉刻，年仅38岁的光绪皇帝驾崩于西苑南海中的瀛台。

    关于光绪帝之死，传言很多，但不管光绪是由于自然病亡还是被谋害而死，他作为清朝历史上最具悲剧特色的皇帝却是事实。当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大清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军攻占威海卫后，慈禧等当朝执政者为挽取苟安之残局，遂强行决定，与日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自亲政以来，逐渐怀有“励精图治”之志的光绪，有感于丧师失土的莫大耻辱，悲愤至极，禁不住声泪俱下。也正是在这场不平等战争中，光绪才沉痛而清楚地认识到“国势艰难”而“殷忧危之”。因此，当他在首次得到康有为的变法奏书后，引起了自己强烈的思想共鸣，禁不住“览而喜之”，遂下定了变法求新，以图自强的决心。晚清的历史进展到此处，标志着光绪与慈禧往日那微妙关系的正式破裂，整个朝廷中的“维新派”和“保守派”之间充满了无法调和的矛盾和危机四伏的杀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以当朝天子的威望和锐气，毅然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革新。许多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以无比感奋的心情和对未来充满的美好憧憬，立即投入到这场变革之中。遗憾的是，历史没有让人看到这场伟大变革的成果，而是留下了一个极为悲惨的结局：即在光绪颁诏百日之后的八月初六日，正在紫禁城中和殿阅览奏文的光绪帝，被慈禧派来的一群太监和一队“荣禄之兵”，押至西苑南海瀛台囚禁起来。变革中的前卫人士康有为、谭嗣同等人，逃的逃，死的死。这场清代历史上最后一次企图通过内部变革而拯救自己于危难之中的机会又失去了。

    又过了十年，光绪在囚禁之地——瀛台孤单地死去，由慈禧在最后的弥留之际亲选的年仅3岁的溥仪继位，是为大清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建元宣统。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光绪登基直至驾崩长达34年的岁月里，不但一生竭力倡导的改革事业未能成就，图谋报国的壮志未竟，就连自己的陵寝也未兴建。直到他驾崩后，才由他的异母弟、新登基的宣统皇帝溥仪之父、醇亲王载沣派人在西陵界内找了一块叫绝龙峪的地方，兴建了清王朝统治时期最后的一座皇帝陵寝，并于五年后的民国二年（1913年）将其草草安葬。光绪帝倒霉至此，醇亲王愚蠢至此，已无复加。生前的哀婉凄惨身陷囹圄总算过去，但死后以真龙天子之身，又落到绝龙峪中，可知他的孤魂该是怎样的忧愤与悲惨，可见大清王朝确也是命当该绝了。而当大清王朝正式宣告灭亡时，已驾崩3年的光绪皇帝，那硬邦邦的尸体还躺在紫禁城一间漆黑的屋子里。

    与光绪不同的是，那位一生都在恃宠专权，作威作福的慈禧，生前享尽人间荣耀与辉煌，死后更是气派非凡，华贵异常。在她崩亡24天后的十一月十六日，慈禧的“佛体”入殓于棺椁之中。伴她放进棺椁的还有大量金银珠宝和其生前喜爱的宠物，整个棺椁造价昂贵，豪华无比。其木料均取自云南的深山老林，只是这些木材的运费就耗银数十万两。当棺椁成型后，先用100匹高丽布缠裹衬垫，然后再反复油漆49次，始装殓慈禧尸骨。

    从慈禧崩亡到棺椁抵达东陵，其间将近折腾了一年，最后总算于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初四日巳时，将棺椁葬入菩陀峪定东陵地宫。整个殡葬共耗费白银达120多万两，为大清历代帝王后妃葬礼之最。这个女人假如死后有知，她应该含笑九泉了。

    正当慈禧躺在华贵舒适的地宫里，任凭幽灵自在穿行，并为她生前死后的无上“荣耀”而志得意满、沾沾自喜时，她没有想到，辉煌夺目的紫禁城已进入大清帝国日落后的黄昏，光芒灿烂的昌瑞山，也将很快王气不再，并进入一代王朝彻底衰败的暮色之中。更令她难以想象的是，此时，在她生前统辖的河南省永城县一个20岁的乡村青年，已走出贫困的故乡四处寻找发迹的机会，并于19年后率领手下的军队盗掘了清东陵，在大掠其财的同时，又将她本人特别“关照”地抛尸棺外，大加污辱。

    这个青年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盗陵将军——孙殿英。

    注释：

    【1】客土：未被人畜踩过，质地洁净，颜色纯正、细腻无砂，而且必须采自陵区之外的土壤，用于建筑皇家陵寝，以示尊敬。每年清明节行敷土礼（上坟添土的仪式），亦是用工部精选的客土，祭陵时皇帝与随行官员都得套上事先准备的黄缎袜套，以免秽污了宝顶原有之客土。如果一时疏忽，忘记穿好黄缎袜套就踏上宝顶，将被视为大不敬之罪，招致杀身之祸。

    【2】暂安奉殿是一座重檐庑殿顶建筑，原为紫禁城内刚落成的慈宁宫东边的五间大殿，太皇太后孝庄屡称其美，未及久居即薨逝，玄烨乃拆迁其材料至清东陵重建，作为祖母停灵之处，达三十七年之久。孝庄是顺治皇帝福临之生母，其梓宫不管停放在东陵内任何地点，都卑于昌瑞山主峰下的孝陵，与她的辈分不相宜，且古代以左为尊，又考虑到地理条件等因素，故选择在风水墙外、大红门东侧处营建该殿。

    【3】龙须沟：地宫内向外排水的暗沟，自道光皇帝慕陵开始设置。清代皇家陵寝依山而建，又修筑了许多高台、泊岸（又称驳岸，旱地上高低不同地段临界处砌筑的墙体），层层加高，使前后地面落差增大。后部的地宫虽深在地下，但地宫内的地面比陵院前的地面还高。古代建筑师就利用这个特点，在地宫下面修筑两条暗沟，左右延伸到地宫外，形如龙须，故名。地宫内各券堂均可在适当位置的地面或墙根留有一些漏水孔眼，与龙须沟上下相通，将渗入的山泉导引出去，避免积水淹棺泡尸之虞。凿于地面上的漏水孔眼称为龙须沟眼，呈圆形古钱状的又称为古老钱或轱辘钱眼；凿在墙壁脚下的称为鱼门洞或云洞。龙须沟眼有一定配额，皇帝的地宫为七对，皇后的地宫为三对，妃的地宫为两对，嫔的地宫为一对，常在、答应等砖池则不设。

    【4】丹陛石：或称丹阶石、丹墀石、御路石。“丹陛”是古代宫殿台基之前的踏跺，漆为红色以示尊贵，故名。其中间的道路不作阶梯状供行走，而是斜铺一方雕有龙凤等图案之长条巨石，具有装饰功用。

    【5】海水江崖：又称八宝立水、八宝平水。皇帝朝服或吉服下襟的装饰图案，寓“江山一统，山河版图”之意，亦可援用于皇家的其他装饰艺术上。立水与平水显示了早晚期的造型变化。清初多为平水，水浪波涛汹涌，起伏较大。至雍正、乾隆朝时，渐变为五色退晕（由浅至深，多层叠晕）的曲线斜纹图案化立水；同治、光绪朝时，立水纹斜线越益简单，退晕层次越少，立水图案所占的面积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