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草根

西周发展
农业生产

耕作方式

青铜鼎是烹煮肉食的器皿首先表现在出现了一些比较锐利的农具，当时一些有关农事的诗篇，都是说用比较锋利的耜在“南亩”中开展耕作。这些专用农具都是比较锋利的，当是金属制造的。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铁制农器的使用始于西周是可能的。

西周时期，盛行耦耕，即二人为一组，合力而耕。这样，既较省力，动作又快，当是耕作方法的一个进步。

金属农具的应用和耦耕的推广，使开垦荒地的规模越来越大了。“千耦其耘”的诗句，反映了成千上万的人大规模耦耕的景象。

耕作技术进步

当时人们不仅能进行深耕、熟耘，而且也能使用绿肥和制造堆肥。“荼寥朽止，黍稷茂止”，就是把田间耨锄的荼寥和杂草沤作绿肥，使黍稷等作物生长得更为茂盛。用火化、土化等方法制成的堆肥，也是常用的肥料。此外，对防治虫害也非常注意。

由于耕作技术的进步，西周时期的农作物，如稻、粱、粟、麦、菽、稷以及桑、麻、瓜、果之属，品种和产量都有了增加。《诗经》里保存着一些喜庆丰收的诗句。


井田制发展

井田制度的发展

西周耕作器具井田制度是奴隶制国家的经济基础，体现了中国奴隶社会生产关系的主要部分。它与宗法制度紧密相连，在西周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周天子在名义上是全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主宰者，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以天下宗主身份，将土地和依附在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给新旧诸侯，诸侯国的国君在封地范围内又有最高的权力。

在诸侯国君的统辖范围内，再将部分可耕地建立采邑，分封给卿大夫，形成卿大夫之家；各卿大夫之家，再将所属范围内的土地分封给士。这样，各级奴隶主贵族各自成为所受分地的实际占有者。他们世代相承，役使奴隶耕作，形成层层相属大小不等比较稳定的奴隶制经济单位。

井田的疆理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古代奴隶制国家的垦田是有限度的，主要集中在一些都邑的周围。特别是王都和诸侯国都的近郊，比较好的熟田大都集中在这里。这些良田，都是经过精心的疆理，按正南北和正东西的方向，有纵横交错的大小道路和灌溉沟渠，整治成十分方正的大小相连的方块田，这就是标准的井田。

井田的疆理，一般是以每一方块为一百亩（约合今三十一亩多），作为一个耕作的单位，称为一田。纵横相连的九田合为一井，面积约为一平方里。十井称为一成，百井称为一同。也有以一田为一夫，十夫为一井，再以百夫、千夫作为计算大田的单位的。

关于田地疆理，一定要考察土宜，使能充分发挥地利，而不能拘泥于一定的格式。如对郊外比较荒野的地区，在那一带开垦不久的一些田地，就应当依据土地的肥瘠和整治的程度，进行合理的休耕轮作，要实行定期分配制度。

耕作庶民

耕作井田的农夫，仍然笼统地称为“庶人”或者“庶民”。民，也作氓。奠（甸）是管理耕作奴隶的人，氓和庶人都是耕作奴隶。这些耕作奴隶都以夫计，周王在分封诸侯和赏赐臣下时，是把这种耕作奴隶成批地作为物品赐予的。

属于那些卿大夫之家的采邑，规模比王室或公室的“国中”当然要小得多。为他们所有的“庶民”，其家室往往都集中在这些“公子”的邑里。这些“庶民”，长年在田间劳作，到秋收完毕，才能与妻儿一同过冬。在过冬时，他们还要为“公子”田猎，剥制兽皮，酿造春酒，收藏冰块以及从事其他各种劳役。他们的妻女同样是“公子”的奴隶，要为“公子”进行采桑、养蚕、织帛、缝制衣裳等劳作。

一般贵族，除了按等级各有封地之外，其中有在王室或公室担任比较重要的官职的，还要在“国中”的田地里“分田制禄”，即按职位分得一定量的田地作为俸禄。卿大夫之家都要向公室缴纳贡税，而贡税的征收，大致是收获量的十分之一。

私 田

在井田制下，卿大夫以下贵族所分得的田地，不经王室或公室的特许，是不得随意买卖转让，即“田里不鬻”，因而称为“公田”。

西周中晚期以后，在“公田”之外，一些奴隶主贵族又往往驱迫奴隶开垦荒地，增加份外的田地，有时王室也常将一些未垦辟的荒地或者山林随意赏赐给下级贵族。这些田地，不属于“公田”，不征贡税，实际承认为他们所私有，称为“私田”。

西周时期也有不少的自耕农民。他们多数是各级贵族的疏远宗族成员，大都在所属宗子的居邑附近，拥有一小块耕地，过着比较独立的经济生活。但是他们也要向宗子缴纳一定的贡物和服一定的劳役，对宗子也存在一定的依附性。他们也被称为“庶人”，或者“小人”。还有一些逃亡的耕作奴隶，逐渐脱离了奴隶主贵族的羁绊，取得了自由民的身份。

手工业发展

西周车马手工业技术的提高

手工业技术的提高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公私需要的浩繁，周王朝很重视手工业生产。周王室和诸侯公室都拥有各种手工业作坊，有众多的具有专门技艺的工匠，号称为“百工”。这些作坊和工匠，都由官府管理，所谓“工商食官”。

西周时期，一些主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都有比较显著的进步。

青铜器铸造仍然是手工业生产的重要部门。西周初年铸造的青铜器，其形制、纹饰和品种和商末大致相似。康王以后，才逐渐推陈出新，表现出一些新的风格和特色。

西周青铜器铸造的地域分布，比商代要广泛得多。周王室和诸侯公室，乃至一般贵族，都拥有规模大小不等的铜器铸造作坊，乃至影响到比较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因此，这个时期的青铜器，既有共同的风格，又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某些地方性的特色。

青铜器发展

西周散氏盘为西周后期厉王时代的青铜器西周青铜器的数量远远超过商代。历代出土的西周青铜礼器、用具、兵器、工具、饰物，数以千计，近年更有成批的出土。

如1976年3月在陕西临潼出土一批青铜器，达60件，其中的利簋的铭文载录了武王伐纣的事，是迄今发现最早的西周青铜器。同年12月又在扶风发现一个青铜器窖藏，内有微史家族的青铜器103件。

西周青铜器的类型比商代有了显著变化。有些商代常见的器物，如酒器中的方彝、卣、觚、爵等，逐渐减少或绝灭，新器物又不断出现，如乐器中的钟，兵器中的戟、剑等。器物纹饰从繁缛趋于简易，逐渐减少了过去所带有的神秘色彩，器壁也从厚重而趋于轻巧。

其他手工业发展

陶瓷器的制作，西周时期有突出的发展。在陕西岐山、长安，河南浚县、洛阳和江苏丹徒等地的西周遗址和墓葬中，都发现了原始瓷器，有簋、豆、罐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安徽屯溪西周墓出土的原始瓷器，有碗、盂、豆、尊、盘等，数量和种类都超过前代。这些原始瓷器，基本上达到了成熟的程度，是中国瓷器史上的一个重大发展。

在陕西岐山凤雏村岐周宗庙遗址中发现有少量带有瓦钉或瓦环的绳纹瓦，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瓦。当时的屋瓦还只用于屋脊和天沟。到西周中期，屋顶已全部铺瓦，有板瓦、筒瓦，并逐渐有了瓦当。这是建筑技术的一个重大进步。

西周时期车辆的制造，形制更为精巧，种类也有增多。车的部件和马的佩饰有几十种名目。制造一辆车，要有多种熟练工匠的密切协作，构成了综合性的手工业。

玉器的应用，在贵族中更为普遍了。不仅用作华丽的装饰，而且成为典礼中的礼器，如圭、璧等的制作都很精美，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当时，还有比较发达的煤玉雕刻。

商业发展

西周。青色，略显鸡骨白色。在“工商食官”的制度下，商业由奴隶主国家垄断，在较大的都邑中都出现了市场，有管理市场的“质人”。交易的商品，除了比较珍贵的“宝货”和兵器、牛马、丝帛等各种物资外，还有奴隶。奴隶的价格，据铭文所记，五名奴隶才值“匹马束丝”。

在商业交换中，主要的货币仍是以朋为计算单位的贝。铜也被用作交换手段。铜本身是一种重要的商品，同时担负着货币的职能，后来就发展为铸造铜币。

民间的贸易活动，也在城邑内外展开，但一般数量较小，大都以物易物，相互交换一些日用必需品。“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的诗句，反映了一般自由民以家庭手工业产品相交换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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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初政治

周初大分封

西周地图东征结束后，周公按原来的计划，在东方修建洛邑（河南洛阳市东），以加强对东方的监督。又在洛邑以西修建王城（洛阳市内），以军队八师驻守，作为朝会东方诸侯的东都。

于是，西起岐阳，东到圃田，所有渭、泾、河、洛地带，都成为周的王畿。关中的镐京被称为“宗周”；东都王城被称为“成周”。

周公为了加强对全国广大地区的统治，便实行大分封，以作为王室的屏藩。首先，对于殷都旧地，以朝歌为中心，封给武王弟康叔，建立卫国。

分封七十一国

东方以商丘为中心的商代宗邑，分封给旧殷贵族中反对纣王的微子启，称为宋公，使他保持商人的宗祀。

周公自己受封以今天山东曲阜为中心的鲁国，命长子伯禽前往。受封时，又分有“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具备有周王室的各种文物制度。鲁国成为代表王室镇抚东方的大国。

在海、岱之间的薄姑故地，由师尚父受封，在营丘（山东临淄北）建立齐国。对于违抗王室的侯伯之国，齐国有征伐的特权。

河东地区，是北通太原防御群翟部落内侵的前哨。为了加强镇守，封成王同母弟叔虞于唐国故地，建立晋国。

据荀子说，周初分封了七十一国，姬姓之国共有五十三个，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而在姬姓之国中，属于文王诸子的有十六国；属于武王之子的有四国；属于周公后裔的有六国。这些封国大小不等，有的是畿内的采邑。
它们广泛地分布在中原地区内，与众多的旧国错杂在一起，这就直接加强了周王室的统治力量。

四方统治

周王室除了加强广大“东土”的统治之外，又扩展了它的“北土”和“南土”。在北方，为了加强控制燕山南北和辽西一带的戎翟部落，周王封召公奭于蓟（北京市西南），建立燕国。

在南方，为了加强对巴、濮、楚、邓等部的控制，在淮水上游建有蒋、息等同姓国，在唐、白河流域建有申、吕等姜姓国，还在淮、汉之间建有“汉阳诸姬”，在大江下游的江东地区，在文王以前，就有太王的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渡江南下，在太湖沿岸建立吴国。

在周王朝统治下，还有大量的旧国。仍然保持原来的地位不变。


宗法制度

宗法制度的发展

宗法制度是在父权家长制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发展起来的，由它构成了奴隶主贵族的等级阶梯，形成为中国奴隶社会基本的社会政治制度。到了西周时期，这一制度得到充分的发展，达到完备的程度。

依据宗法制度的组织形式，周王既是普天之下最高的统治者，又是全体姬姓宗族的“大宗”，即最大的族长。他既代表社稷，又主持宗庙的祭祀。

天子的宗庙，祭祀自始祖以来的历代祖先，是全国规模最大、地位最高的祭祀祖先场所，称为“太庙”。历代祖先，以始祖为中心，按昭穆排列，都有一定的地位，只有天子才有这种祭祀列祖列宗的特权。

宗法关系

历代的周天子应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天下“大宗”的地位。其他诸子有的受封为诸侯，有的在畿内分得采邑，在王室担任官尹，称为别子。他们分别在自己的封地内建立宗庙和相应的政权机构，分成若干新的别宗，各有自己的“氏”号，受封的别子成为这些别宗的始祖，其爵位和封地亦由嫡长子继承。这些别宗的宗子，对周天子而言，他们是“小宗”。而在自己的宗族内，则为族长，就是“大宗”。

在诸侯国内，国君又分封自己的兄弟以采邑，建立卿大夫之家。这些卿大夫在自己的封邑内立有家庙，统率自己的家族，对国君而言，他们又是诸侯国内的“小宗”。

卿大夫以下，还可分出他们的家属，建立各自的父权家长制家庭。这种家庭各有一定的田地，家长就是士。所有的士都要尊奉所属家族的卿大夫为宗子。

士以下，就是各级宗子的比较疏远的宗族成员，他们就成了一般的平民。

“尊祖”和“敬宗”

这种层层的相属宗法关系，使族权和政权合一。于是，“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左传》桓公二年)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制度，就是依据这种宗法关系来确立的。这样就形成了奴隶制国家的体制。

由于奴隶制国家体制与奴隶主贵族的宗法关系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各级奴隶主贵族必须十分重视这种宗法关系，尊奉他们共同的祖先，树立牢固的“尊祖”观念。而直接继承祖宗的事业，代表全族最大利益的，就是周王室这个全国最大的“大宗”和周王这个地位最高的“宗子”。

各级“小宗”都必须结合在周王的周围，对周王无限的崇敬。等而下之，其他各级宗族成员，都要以各级“宗子”为核心，表示“尊祖”和“敬宗”。因此，“尊祖”和“敬宗”，就成了维护宗法制度的基本信条。

宗法关系延伸

以周王为首的姬姓贵族，在整个奴隶主贵族阶级中占居首要的地位。但是这并不排斥异姓贵族。一方面，宗法制度的原则，通行于所有的百姓贵族；同时，在姬姓贵族与异姓贵族之间，还要通过婚姻关系，结成亲戚之国，用以加强联系。这种通婚关系，是对宗法关系的补充。

依据宗法制度的嫡庶、长幼、亲疏等项关系，确定奴隶主贵族的贵贱、大小、上下各种等级区别。这些等级区别，形成为奴隶制度的各种名分。按照名分，也确立了伦理规范和礼法制度。

国家机构

政权机构

周公庙考古周王是奴隶制国家的最高代表。在周王左右的重要辅佐人物，有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为“三公”或“师保”。如周文王、武王时的重要谋臣太公望，就被尊称为“师尚父”。成王时，周公为师，召公为保，共同辅政。一直到康王时，召公还担任太保。师保统辖诸侯百官以奉侍周王，在政治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与师保地位相当，而直接辅佐周王管理政事的官职，是太宰。成王时，周公以太师而兼为太宰，“相王室，以尹天下”。太宰拥有总揽政务的大权，是政府中的首脑。

太宰以下，有众多的卿士，其中比较重要的政务官，仍然是司徒、司马、司寇、司空等诸有司。司徒除管土地的垦辟、井田的划分和有关奴隶耕作等事外，还要管理诸侯封疆的划定和军旅事宜。司马负责征收军赋、管理战车以及驾车马匹等军政事宜。司寇掌握刑法。司空负责管理百工以及兴建土木、水利等工程。他们还有很多的僚属，分管各项具体事务，由中下级贵族担任，构成相当庞大的统治机构。

官吏体系

周代的神职官吏在政权机构中大为削弱。一切有关丧葬、祭祀、占卜以及文化教育等事，在《周礼》中都属于掌礼机构管理，司巫在这一机构中地位是较低的。史官的地位，则有了很大的提高。

太史不仅掌管天文历法的观测制订，文献典籍的收藏整理和教育贵族子弟等有关文教方面的工作，而且熟悉国家的政令典则，常在周王左右以备咨询。内史为周王起草诏令，出纳王命，成为王室近臣。另外，还有小史、外史等官职。

周王朝的大小官职，有很多是世代相承的，这样就形成了“世卿世禄”的局面。同时，还出现了不少以官职为氏号的家族。

西周军队

周王室保持了庞大的军旅。这种军旅，用于宿卫宗周的有六师，称为“西六师”；在成周镇慑东方诸侯的有八师，称为“成周八师”。共十四师，达十四万人以上。分封的诸侯国，都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大国一般不超过三军，小国也有一军。

诸侯国的军队，周王都能调遣，实际上也属于整个周王朝武装力量的一部分。

西周的军队，名义上是由周王直接指挥和调遣，重大的征伐，周王常亲自率兵出征。如果周王不亲自出征，则指派重要的卿士统率中军，作为全军的指挥者。

军队的组成，以战车为单位，一辆战车谓之一乘。各级军官，由地位与之相应的贵族担任。最基层的甲士，则由最低级的贵族和平民充任。奴隶则在军队中服杂役。

西周刑罚

西周在《禹刑》和《汤刑》的基础上，制定了《九刑》。《九刑》的主要内容，就是在于严厉惩治那些所谓“盗”、“贼”的行为，维护奴隶制度的基本法则和奴隶主贵族的根本利益。据《尚书·吕刑》所记，周代的刑罚，有墨（脸上刺字涂青）、劓（割鼻）、刖（断足）、宫（男去势，女禁锢）、大辟（斩首）五刑。此外，还有鞭刑和流放。判处五刑的律条，共有三千条。法网严密，远远超过了前代。

贵族犯法，往往可以获得特赦，即使按律判刑，又可以“赎刑”。如墨刑罚一百锾(一锾为六两铜），劓刑罚二百锾等等，即可免刑。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对诸侯控制的加强

西周时期的诸侯国，也和过去一祥，都仿照王室的体制，建立地方性的政治机构，组建武装和监狱。但是组织规模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都有一定的限制。

西周时期，王室对于诸侯有很大的权威。诸侯国君要定期朝见周王，要定时定制向王室缴纳军赋和贡税，朝觐时还要贡献特定礼物。周王可以随时征调各国的军队，被征调的国君要随同周王出征。王室要兴建宫室或其他重大工程，各国要提供劳役。王室的重大祭祀，诸侯国君要亲自前往助祭；周王有死丧、嫁娶和出巡，各国都有特定的义务。如果不遵守王命或违反规定，周王可以削减他们的爵位，另立国君，乃至废除封地。

距离中原地区较远的邦国或少数民族部落，也要定期入朝，不过时间隔得较长一些，数量和次数也少一些，如南方的楚国只是按时贡献用于祭奠灌滤的“包茅”。它们都与周王朝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都是周王朝的臣属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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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溯源

周原来是商王朝的一个方国，传说是帝喾的后代。在商初的时候周的公刘在豳（今陕西彬县东北）逐渐发展起来，到周文王和周武王时势力强盛，在牧野之战后灭商，周朝建立，又叫西周。

西周的真权也成体系，辅佐周王的是三公：太师、太傅和太保，而负责具体事务的是太宰。周公即以太师兼任太宰，总揽天下政务。其下有司徒、司马和司空等卿士，分管各项事务，官员基本上都是贵族，而且是世袭制，同时赋予他们各项特权。这就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所表述的等级制和特权制。

西周后期社会矛盾包括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对土地以及政权的争夺，加速了西周的灭亡。国人暴动动摇了西周统治的基础，前771年，周幽王被犬戎杀死，西周灭亡了。

周人溯源

西周地图周原是商王朝统治下的一个方国，传说是帝喾的后裔，属于姬姓之族。到虞夏之际，其祖先弃定居在邰（陕西武功县西南）。周弃在这里，继承和发展了种植“百谷百蔬”的经验，对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称为“后稷”。

到夏代后期，夏王朝的统治力量逐渐削弱，西北的游牧部落不断南下侵扰，周人的生产和生活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于是不得不北迁到泾水中游一带。

周经历了好几代，大约在商初，公刘在豳(陕西彬县东北）才又发展起来。

古公亶父

公刘在豳，扩大耕地，整治农田，生产蒸蒸日上，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繁庶兴旺之邦。接着，就扩充武力，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他们涉过渭水采掘矿石，改进生产工具和武器。公刘时期为后来周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公刘再经七八代，到高圉、亚圉时代，大约正当商王武丁前后，周已发展成为殷西的大邦。由亚圉再传两传，就是古公亶父。

古公亶父由豳南迁到岐山之阳，即所谓“周原”。古公亶父在这里兴建城邑，疆理田地，很快就使岐周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周人强大

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军事力量也很快增强。散居在岐山西北一带的混夷、西戎诸部落，都被击败逃走；附近的一些小邦，也纷纷归服。古公亶父在岐周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强大势力，开始了“翦商”事业。

近年在周原的考古发掘，清理出早周的宗庙建筑遗址，出土有克商以前的甲骨一万数千片，还有陶瓷器、铜器和玉石器等重要文物。这些遗迹遗物，初步揭示了岐周的实际情况。

太王之后，由幼子季历继位，即“王季”。王季展开对西北诸戎部落的进攻，先后取得很大的胜利，成为西方强大的方伯之国。

势力扩张

周人势力的迅速发展，加剧了与商王朝的矛盾。商王文丁竟杀死季历。季历死，子昌继立，是为周文王。文王时基本上完成了“翦商”的准备事业。

周文王时，扩大了西边的疆土，巩固了后方，然后全力向东方发展。周文王先在泾渭之间建立毕邑（陕西咸阳北阪），接着就渡过渭水，灭掉亲商的崇国（陕西户县东）。不久，就在沣水西岸建立丰邑，由岐周迁都于此。关中平原全部为周所有，号称为“西伯”。

周人据有关中平原，河东地区的众多小国纷纷归附。从此，周人就沿河东出河南和河内，直接威胁到殷都。

周原卜辞有伐蜀、征巢、楚子来告等记录，说明周人的势力东方达到江淮之间，南及江汉，西南入于巴蜀。南方的大部分邦国和少数民族部落大都归服于周。

周在表面上虽仍然保持臣服于商王朝的关系。但是周、商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商王纣一度把周文王囚禁起来。后因商王朝要全力对付东夷，为了稳定后方，又把他释放了。


灭商王朝

武王伐纣

西周文物周文王死后，子发继位，是为武王。周武王即位时，商王朝内外交困，由周代商而王天下的形势已经形成。

武王九年，大会诸侯于孟津。在大会上，周武王举行了誓师的仪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孟津之誓”。从此，众多的诸侯都听从周的指挥，灭商已有充分的把握。

在孟津之会以后不满两年，周武王便兴兵伐商。他亲自率领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还有各地的诸侯军旅和众多南方的部落军队。大军从孟津渡河，沿河向东进军。

周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日清晨到达殷郊牧野（约在河南汲县境）。商王纣仓忙出兵应战，被迫从军的奴隶，一到阵前便倒戈起义，引导周军攻入朝歌，纣见大势已去，自焚而死，商亡。这一年大约是公元前1057年。

周的统一

周武王攻克殷都，又分兵四出，基本上控制了商王朝统治的主要地区。同年四月，便胜利班师，回到镐京，正式建立了周王朝。

武王班师时，封纣子武庚于殷，统率殷商遗民。以弟管叔、蔡叔和霍叔领兵驻守在殷都周围，就近监视，号称为“三监”。

克殷后二年，武王病死，子成王诵继位。武王弟周公辅政。管叔、蔡叔和霍叔对周公不满，武庚见有机可乘，便拉拢管叔、蔡叔，又联合东方的徐、奄、薄姑等部，起兵反周。周公立即亲领大军东征，先诛灭了武庚，又杀死管叔，流放蔡叔。再相继平定了东方诸国。经过这次战争，周的统一事业才告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