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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殿英的后裔

    父子走不同的人生路

    孙殿英的国民十二军盗掘清东陵乾隆、慈禧墓的事件发生于1928年8月，盗陵3年后，他的儿子孙天义出生在北京。

    解放战争中，孙殿英被刘邓大军俘虏，1947年，在中共华北军区俘虏营里沉疴不治而死。

    孙殿英盗掘东陵、毁坏文物显然是一桩不可饶恕的历史罪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半个多世纪以后，孙殿英的独生儿子西安外国语学院院长孙天义教授，作为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兼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在其分管的工作之中，正好有历史名胜与文物古迹保护一项。他坚定地说：“父亲破坏文物的污点，是抹不掉的。正因为如此，更增加了我保护文物的责任感。”

    母亲刘清贞

    孙天义的生母叫刘清贞。在孙殿英的4位夫人中，刘排行第二位，河南开封人。刘清贞贤惠善良，视钱财为身外之物。她告诉儿子，父亲盗掘东陵后立过誓言，不准家人拿一件乾隆、慈禧墓内的珍宝。解放后，刘清贞，把新五军驻京办事处的房子及私宅5处，其中西城武定侯胡同前后四进院的许多个间房，全部交公。堆积3间房的名人字画，包括赵内子昂的八骏图在内，全部交了公。

    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故事片《东陵大盗》时，孙天义的一个学生弄到电影剧本，让孙看看有什么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地方。孙天义只说了这么几句话：“历史事实，我说不出来，但电影不应出现三姨太、四姨太抢东陵财宝的镜头。因为不可能发生那样的事情。我问过母亲，她和几位姨娘从来没有见过什么东陵珍宝。 “文革”时期，掘地3尺也没找到珍宝的影子。

    孙天义的同父异母姐妹中，大姐早夭，二姐在新疆去世，三姐和妹妹均在大连。

    与闫妙娟的结缡及离恨

    1948年，孙天义考入天主教办的辅仁大学，攻克西方语言文学。就在他跨入大学门坎的这一年，与闫妙娟女士结缡。

    “文革”中，孙天义夫妇自然难逃厄运，但孙天义并没有怨天尤人，他学会了砌窑烧砖技术，还把自己拥有的全部时间用于外语学习。

    正因为如此，“文革”一结束，孙天义便有《罗斯福传》、《张伯伦传》、《戴高乐传》等8部译作交商务印书馆付梓，平均每年出版两三部作品。

    而体弱多病的闫妙娟女士，却经受不起折磨与苦难，文革后从陕北富县一回到原执教的西安外国语学院，便一病不起，在医院一躺就是7年。

    1982年—1983年，孙天义远渡重洋到美国教书，在那里结识了一批朋友。其中一位美国医学界朋友主动提出接闫赴美医治。不料，当出国护照、机票办理妥当，再过一个星期即可飞往大洋彼岸时，福薄的闫妙娟却撒手归天。孙天义悲愤至极，他将夫人的护照、骨灰盒儿背上飞机，到异国他乡教了半年书，算是还了夫人出国疗疾的遗愿。

    孙天义与闫妙娟生养了3个子女，大儿子在陕西咸阳西北橡胶研究所当钳工，女儿在咸阳铁一局中学当英文教员，三儿子1990年赴美国留学。
                        
                                       摘自《家庭》199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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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陵盗墓的前前后后

            ——原孙殿英司令部机要室主任郭同棠先生一席谈

    郭同棠先生今年八十四岁，耳微聋，眼不花，思维清晰。趁着在偃师县影剧院观看《慈禧墓珍宝传奇》第一、二集的兴致，围绕东列宁感盗墓和孙殿英其人，我们进行了有趣的攀谈。

    老人说话徐缓，侃侃而谈。他说：“我从1926年孙殿英当师长起，到1947年在汤阴战役被解放为止，前后二十一年都在孙殿英司令部任职，由中尉书记晋升中校机要室主任。对于他的个人情况、军事活动和东陵盗墓的一些事情，是知道一些的。”

    关于孙殿英其人，郭老先生说：“孙殿英是河南省永城县人，名魁元，字殿英，因为字叫响了，所以他的名就被人忽略了。他的外号很多，有人叫他孙大麻子，有人叫他孙老殿。他出身苦寒。不识字，父亲以杀牛为业。孙殿英从十几岁起就顽皮捣蛋，还沾点流氓性格。

    有一天他犯点错，父亲打了他两个耳光，他就暗地离家逃跑了。他出门往西跑，由豫东跑到豫西，只要能弄到钱的事他就干。他极善于拉拢联络，富贵贫贱下九流，都笼络。因此，无论到什么地方，他都有朋友。这是他由乞丐、流氓、土匪发迹到集团军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的一个原因。”

    谈到孙殿英东陵盗墓的情况，老人回忆说：“那时我就在司令部任上尉书记，驻扎在北平北苑。因为当时蒋介石指令孙殿英所属的十二军进行缩编，由一个军压为一个旅，人员遣散二分之一。孙殿英看出了蒋介石剪除异己的阴谋，就抵制不干。这样，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就不发给他军饷和军粮。一直拖了三个月，军队没有吃的，弹药无处补充，使孙殿英陷入困境。

     这时，孙殿英一个同乡故友张实庭前去看他，谈到眼前的经济困难，张也一筹莫展。后来二人在散步时，张实庭猛然醒悟，对孙殿英说：“你的防区内就有几座宝库，不知你敢不敢取？”孙说：“老子都快要饿死了，还有什么敢不敢取的！”张就指着蜿蜒起伏的东陵墓群说：“你看，哪座陵下不是财宝成堆，价值连城？只要打开一座就够你全军吃用了！”

    孙说：“挖墓？这个事可有点难办！”张说：“既难办，又好办，它在你的辖区以内么。”接着，他们就秘密商谈掘东陵补充经济的办法。随后孙殿英又找他的主要亲信师长谭温江、工兵营长颛孙，随从副官魏少棠、刘廷杰等，计议掘陵实施方案。孙殿英虽说不识字，却很精明，他知道掘发东陵非同小可，接着就去晤见他的顶头上司、国民革命军第六集团军总指挥徐源泉。因为他俩是难兄难弟，都想抵制蒋家的缩编计划。所以徐源泉开始说，掘发东陵关系重大，后果不堪设想，需要三思。但随后又说，你看着办吧。这后边五个字的答复，使孙殿英最后下了掘陵取宝的决心。

     他在一次秘密的掘陵会议上，报告了晤见徐源泉的情况，确定了以军事演习掩护掘陵的实施方案。接着就在陵区附近张贴布告，说明本军要在东陵地区进行军事演习、实地射击，勒令当地的百姓父老在限期内挪移别处，暂避危险。如有抗拒不迁危机生命者，本军概不负责。布告一出，谁敢与炮弹碰头，当地百姓纷纷逃离陵区。这样，孙殿英一面进行军事演习，一面令工兵掘墓。他们炸的炸，挖的挖，先挖慈禧西太后墓，继挖乾隆皇帝墓。当慈禧墓的神道挖通以后，里面阴沉黑暗，兵丁们手持火把探索向前。

     只见慈禧的棺木完好无损，用大斧破开以后，慈禧面貌如生，头发整洁，周身珠宝发出光亮。据说一个翡翠西瓜当时值一万万元，豆大的珍珠有几十斤，还有古铜佛几十尊，名人字画古玩不计其数。但盗出的最珍贵的宝物，要属慈禧的凤冠，还有口中含的胡桃大的一颗夜明珠和乾隆墓中的一口九龙宝剑，都是稀世珍宝。这些宝物经孙殿英检视，装满大小七八十箱，加盖封条，隐藏于密室，指派特务连昼夜严密看守。他本人若不在场，任何人不得擅自开箱。

    谈到这些宝物的去向和此案的结局，老人笑着说：“”不像电影里说的那样，他的副军长那辛庭前去夺宝，那是虚构的。当时孙殿英积极与外国财团接洽，准备迅速将宝物出手，换回新式枪炮，扩充势力。正在进行中，谁知盗掘东陵的丑闻传了出去，一时全国哗然，民众团体、军政机关纷纷通电，要求中央政府缉拿盗宝罪犯。清廷的遗老遗少，更为捶胸顿足，悲痛不已。他们雇人把散漫在地上的骨骸收拾起来，装进已破烂的棺木里，并要求平津卫戍司令于绶光捉拿盗墓罪犯。

    孙殿英呢？他面对全国各界的声讨，早有对策。一方面他派出精明干练的师长谭温江驻进平津办理外交，平息舆论。一方面暗派驻津办事处长李得禄，携带最珍贵的宝物各处打点。把慈禧口含的那颗胡桃大的夜明珠送给了宋美龄，翡翠西瓜送给了宋子文，挑选最好的书画古玩赠给监察院长于右任等。孙殿英认为钱通神路。果然不久，全国各界人士和监察委员们联名要求查办盗陵首犯的议案也不灵了，汹涌澎湃的声讨浪潮，也被拖得慢慢消沉下去。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孙殿英后来把乾隆墓中的那口九龙宝剑，也公开悬挂起来。为什么他对盗出的那么多宝物，或卖或赠送别人全不吝惜，惟独对这口“九龙剑”却爱不释放手呢？因为他把这口剑视为神剑，看作保护他开创大业的先兆。一个时期，他曾专派一名亲信卫士掌管九龙剑。每逢行军，经常看到孙殿英叫人备好几十匹骏马，排列成行。他骑中间那匹马，前后有护卫。

    而最前头那匹马，就是背着宝剑的那名卫士骑的。那名骑士曾对我说，这口剑二尺有余，鞘上镶的全是珍珠玛瑙，还说那是一口神剑，每逢大战将临，神剑就在鞘里跳动。当然，这是迷信，让人听了发笑。但此剑确实价值连城，据说后来为阎锡山所获。

                          1987年6月23日《人民政协报》    原海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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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押在黄埔村的孙殿英  

    黄埔村坐落在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界之处的偏僻地带，属河北省武安县。村前是翠绿如染的群山。村里的一座座方块形的旧房屋，包围着一个宁谧的天地。

    刘月亭告诉邱行湘（青年军整编二○六师少将师长），孙殿英也押在黄埔村，就在村头南面的四合院里。不过他一个人住单间，没有资格参加训练班班组学习。对于孙殿英，邱行湘虽然没见过面，即早闻大名。这个已满六旬的骨瘦如柴的老头，小时家贫，因赌输了钱，投到大军阀张宗昌部下当马夫，以巴结贿赂升到迫击炮连长、旅长、师长、军长，曾拉出他当时的一连人当土匪，当过土匪总司令，大汉奸。

     1927年，孙殿英受蒋介石改编，任四十一军军长。几十年来纵横华北，罪恶满盈，真是妇孺皆知。1928年，他以举行军事演习为名，率部到蓟县、马兰峪一带，封锁交通，用了三个夜晚的时间，把乾隆和慈禧的殉葬财宝，搜罗尽净。这就是全国闻名的东陵事件。孙殿英盗掘东陵，对于清末皇帝溥仪的刺激，甚至比冯玉祥对他“逼宫”还要厉害，以至于溥仪神魂颠倒地走到阴森的灵堂前，咬牙切齿地对宗室和遗老们发誓：“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溥仪对孙殿英的恨，应该是私仇。人民对孙殿英的恨，无疑是公愤了。1947年5月27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上，李普为孙殿英画了一幅绝妙的漫画，这个鸦片烟鬼头上还戴着那顶美式帽，手中拿着可笑的龙泉剑，再以那“告徒红吉”和“保守党宣言”作背景，点缀着冈村宁次和蒋介石的委任状和嘉奖令，那半封建的特点也有了，半殖民地的特点也有了，作为这个社会没落阶级的一个代表，他正在人民解放军的俘虏收容所里哀吟着，这不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镜头吗？

    至于国民党对孙殿英的青睐，那就完全是一种利用了。像他那样的土匪头子，杂牌部队司令，莫说蒋介石，就连稍有资历的国民党嫡系部队将领，也看不起他。邱行湘暗想，孙殿英与国民党不同，不管怎么说，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过两次合作，而孙殿英是共产党的死对头了。现在共产党俘虏了孙殿英，孙殿英何日在黄埔村头碎尸万段，他是拭目以待了。

    然而，孙殿英并没有哀吟多久。黄埔村的秘密，他终于发现了。

    这是杨明轩告诉邱行湘的，孙殿英被俘以后，不怕杀头、不怕坐监，怕只怕断了鸦片烟。刚到黄埔村，他就呼天抢地了。没隔几天，断了鸦片的孙殿英，屙肚子、发高烧、胃痛、腰胀，什么毛病都出来了，脸色惨白，风来人倒。最后终于在嚎啕大哭之余，瘫痪不起，形同僵尸。

    漳河训练班看到这种非常情况，为了救孙殿英的命，火速派出人员，扮作便衣，带着黄金去国统区的黑市市场，在贩毒犯手中买回鸦片。当解放军拿着鸦片走进孙殿英的房间时，孙殿英在奄奄一息中嗅到了天外的仙香，猛地翻身下床，跪在解放军脚下，磕头拱手，迭声惊呼：“共产党是我再生父母，解放军是我救命恩人！”以后，漳河训练班采用发烟包的办法，逐渐减少供应量，最终将孙殿英几十年的鸦片老瘾断掉了。

    “这又是一个战役呵。我们的鸦片枪，就是这样被解放军缴械的。”杨明轩在结束娓娓动听的故事时，对邱行湘这样感叹道。

    原来，孙殿颖部队的军长、师长，几乎人人吸鸦片烟。刘月亭、杨明轩，都有二十多年的老瘾。邱行湘不能想象脸上有个大伤疤的刘月亭，在当年的吞云吐雾中，究竟是个什么鬼样子，仅能从杨明轩、刘月亭当年“眼窝盛下一个鸡蛋”的形容里，去嘲笑这些杂牌部队的军人气质。而现在刘月亭白里透红，神采飞扬；杨明轩肌肉结实，力气惊人。邱行香以为，这才像军人的风度—哪怕是被俘军人的风度。

    邱行湘知道，共产党是严禁烟毒的。万不想在共产党的黄埔村里，还有这么一桩为禁而纵的趣事。他不愿意赞美共产党，却愿意赞美共产党做的这桩好事。尤其是他看见杨明轩腰上挂着的那只玉蝉（刘月亭、杨明轩，作为孙殿英手下的师长，都领到孙殿英盗掘东陵的赏物，他们身上各有一件小玩意。杨明轩的是一只黛色的玉蝉，造型逼真，令人爱不释手。杨明轩更是不分昼夜，时时将玉蝉挂在腰上）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时，他在心里说。解放军虽不算正义之师，训练班可谓仁义之地呵。

                摘自 黄济仁《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第二章黄埔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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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军阀孙殿英

    一、流氓赌棍出身

    孙殿英，名魁元，一般人都叫他孙老殿，因为他脸上生过天花，所以把他叫做孙麻子；河南省永城县小马牧集孙家庄人，幼年伤父，其母对其溺爱骄惯，自幼养成了调皮捣蛋的性格。

     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开始跟着当地流氓地痞鬼混，经常出入赌窟，凭着自己的一些歪聪明，不久就做了一名大赌棍的助手。起初在赌场做些“传宝盒”、“看台子”一类的事，等他窥见个中奥秘之后，很快地就成了一个著名的赌棍。对赌博一道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具有特殊的爱好，他经常把麻将牌、天九牌等赌具当作研究的对象。

     他用棉布擦拭牌的背面，察其纹理、辨其异同，不论是什么样的牌，只要经他短时间的把弄，就能够记清每一张牌的暗记，不看牌面，能知牌名，信手拈来，绝少差错。在玩牌的时候，总是立于不败之地。

     他的口袋里还经常装着一付骰子，闲时就练习投掷，久而久之，可以得心应手地要几点就掷几点，几乎是百无一失。在他当了军官乃至高级将领以后，他的办公桌上经常摆着麻将、天九牌和骰子等一类赌具，一坐下来就爱不释手地细心把玩。

    孙殿英的赌博，对他后来的发迹是具有密切的关系的。他常常设宴招待银行和大军衣庄的经理，宴会之后照例要有麻将、牌九之类的所谓余兴。往往一局终场，就可赢得几千元几万元的巨资，这些来之甚易的金钱是他扩充实力、广结交游的资本。经常利用赌博作为交际联络的手段。他对待将领们，常常把赢来的钱退还给输家，甚至有意识把牌打输，这种办法很有效，他曾运用这种手段，博得不少人替他说过好话。

    他曾经对人说：“赌博这个玩意儿，并不是什么坏事，我可以从赌博中看出每个人的性情，可以针对每个人的性情结交许多朋友，这些朋友，帮了我很大的忙，纵然有的不肯帮忙，至少也不至于说我的坏话。我是一个粗人，没有真才实学，如果在这点子办法也没有，我还凭啥混呢？”

    二、封建会道门起家

    孙殿英看到这些会道门在群众中颇有不小的影响，一旦有事，便可纠合上百成千的人进行各种活动，他认为这种会道门大可为他利用。这个惯于投机取巧的孙殿英便参加了河南省西部封建会道门之一的“庙会”道。

    当时这个庙会道的头子叫李凤朝，是洛阳傅良村的人，孙殿英就是李凤朝的弟子。孙殿英既然看清了庙会道在豫西农民中的影响和潜伏的势力，遂千方百计的加以利用和操纵。在他掌握了一小撮土匪队伍以后，他曾经玩弄了一套骗人的把戏。据孙殿英说，某天夜里，他作了一个梦，梦见祖师指点说：“在某庙宇里面藏有宝剑一柄，叫做‘太阿宝剑’是神赐给你的，要赶快去取，你如得此宝剑，就可逢凶化吉，纵横天下”。

     他一连梦了辆次，觉得奇怪，于是起床，前往某庙，在行抵某庙的附近时，看见庙内红光闪闪，进门一看，原来是神剑放光。他拜谢神恩之后，捧剑而归。这柄宝剑挂在他的寝室里，还是经常黑夜放光，并且只要神剑铮铮作响，就一定要杀人，实在灵得很。他这个骗人的把戏，利用庙道会徒的愚昧无知，故意在道徒中，大肆宣传，因而孙殿英逐渐在庙会道中取得了众多道徒的拥戴。继李凤朝之后成了庙会道头目。

     以后，不知他从那里又弄来一柄拂尘，据他说是神赐的。他把拂尘同宝剑用黄绫子包裹在一起，在行动的时候，命他的亲信随从背负而行，一直到他掌握数万大军的时候，从来也没离开过他这随身法宝。他要用这个法宝笼络人心，使他的徒子徒孙们看到这个法宝，就会想到他们的“老师”的无限前程和非凡事业，死心塌地为他们卖命。庙会道的规矩，凡是收徒、治病和问事，都要摆香堂。

     香堂里悬挂着咒语，供桌上陈列敬神祭品，焚香燃烛，行跪拜礼。礼毕，“老师”端坐供桌旁，由另一人，代神发话，会徒们管他叫做“口”。“口”在发话之前，须饮凉水净口，少顷，即佯作神仙附体，装模作样，口念咒语，接着发话。愚昧无知的会徒们，便把荒唐无稽的话看作是神的意旨，无不奉命惟谨。孙殿英就是利用这个神的代言人作为纠集徒众，发展实力的部队。在作战的时候，他所派的指挥人员，也都通过这个代言人来指定，借以坚定官兵的信念。

     他这种利用迷信进行欺骗的办法，行之颇为有效。他的队伍绝大多数是来自豫西的庙会道徒和他的家乡永城一带的人，因而在几次溃散之后重新召集起来供其利用。庙会道这一反动落后的组织，在孙殿英的利用和操纵之下，成了搜罗政治资本的工具，使得他能够屡朴屡起，在北方各省为害二十余年之久。

    三、一个特殊类型的小军阀

    孙殿英自从1922年当连长起，到1947年被俘，在他的为时25年之久的军人生活中，一贯以投机取巧的办法，看风使舵，朝秦暮楚，最后竟然堕落成投降日寇的汉奸。

                                               节录张述孔“流氓军阀孙殿英”《文史资料选集》第七集138—159页

                                                                               1960年7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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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谈孙殿英其人

    1983年5月，经溥杰先生介绍，得知文强先生的住处。笔者便约定一天晚上登门拜访。在北京永定门文强的寓所里，文强先生热情地接待了笔者，他所讲的孙殿英活灵活现，比书里描写的更为生动。

    孙殿英这个人，身高约一米七，人长得瘦瘦的，因为他吸鸦片的缘故。他脸上有浅麻子，人很聪明，十分机灵。他的两眼不大，却很有神，像猴子的眼睛那样，总是不停地转动着。

    他酷爱赌博，对赌具、牙牌爱不释手。当他与别人谈话时，眼睛不停地转动，手里的牙牌也在不停地摆动着。他讲起话来不快不慢，别看他没有文化，而语言却搭配得合情合理，十分严密。每次发电文，都是由他口述，别人打字，他总是说得头头是道。

    孙殿英有好几个老婆，他对老婆管得很严，不许老婆参加宴会，也不许老婆到戏院里去看戏，他的几个老婆受不了这些约束的“苦”，逐个的全跑了。

    孙殿英还喜欢搞封建会道门，他参加“庙会”道，还有一把“大阿宝剑”和一个拂尘，用黄绸子裹着，挂在房里。每年正月初九那一天，有很多人来朝拜。当文强与孙殿英见面后，文强想看看那把“大阿宝剑”时，孙殿英急忙说：“那是骗人的东西，不值得一看”。

    孙殿英讲起话来很有风趣。一次他到陕西，在欢迎会上，人们请他讲话，他说：“这是刘军长的会，我不讲话，我的话留在军民联欢会上再讲”。军民联欢会上，孙殿英特别高兴，他说：“我是孙老殿”，又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是孙麻子，外面人骂我挖坟盗墓，我也不缺钱用，因为满清杀了我祖孙三代，我要报仇。我不如孙中山，他们推翻了清朝，我只挖了他们的祖坟，革死人的命”。

    孙殿英在1943年过河南时，正遇上河南大旱，讨饭的人很多。孙殿英准备了好几麻袋大饼，又预备了一些钞票，当讨饭的人群来要吃的东西时，孙殿英让部下在每一个大饼里夹一张钞票，来一个难民送一份。孙殿英得意地说：“我就靠这些，取得人心的”。

    孙殿英要求部下很严。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百姓见了军队就吓跑了。正置三九严寒，天气很冷，孙殿英对士兵们说：“我们不许进百姓屋子，都在外面搭铺休息”。百姓见到这个不欺压人的军队，便主动靠近他们，还给部队很大的支持。

    孙殿英有一位少校副官，现在北京友谊医院看门值夜，从前他如同孙殿英的干儿子一样，或许能知晓孙殿英的生辰年月。

    文强为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军统局北方区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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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笔下的孙殿英

    孙殿英畅谈一生得意事

    孙谈得兴高采烈，又将东陵盗案之事，全不隐讳地向我谈出。他说：“满清杀了我孙家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孙中山先生有同盟会，国民党革满清的命。冯焕章有枪杆子逼宫。我的枪杆没有几枝，只好崩皇陵，革死人的命。报纸上骂我，说我盗墓。

     吴稚晖在北京报纸上写了几篇文章，扑风捉影，把风潮闹得很大，不管盗墓不盗墓，我是对得起祖宗的，对得起大汉同胞的”。他承认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墓，确是用炸药崩开的。他说：“乾隆的墓修得堂皇极了，棺材里的尸体已化了，只留下头发和辫子。

     陪葬的宝物不少，最宝贵的是颈项上的一串朝珠，有一百零八颗，听说是代表十八罗汉，都是无价之宝。其中最大的两颗朱红的，我在天津与雨农（戴笠）见面时，送给他作见面礼。

     还有一柄九龙宝剑，有九条金龙嵌在剑面上，剑柄上嵌有宝石。我托雨农代我赠给委员长或何部长，究竟雨农怎样处理的，由于怕崩皇帝陵案重发，不敢声张。慈禧太后的墓被崩开后，墓堂不及乾隆的大，但陪葬的宝物就多得记不清楚。从头到脚，一身穿挂都是宝石，量一量大约有五升之多。慈禧的枕头是一只翡翠西瓜，托雨农代我赠给宋子文院长了。

     她口里含的一颗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就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呢！透出一道绿色寒光，夜间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听说这宝贝可使尸体不化，难怪慈禧的棺材劈开后，老佛爷好像睡觉一样，只是见了风，脸上才发黑，衣服也有些上不得手。

     我把这件宝贝夜明珠托雨农代我赠给了蒋夫人。宋氏兄妹收到我的宝物之后，引起孔祥熙部长夫妇的眼红，接到雨农的电告后，我选了两串朝靴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那把九龙宝剑，究竟赠给了委员长还是何部长，到于今还不明白，有便请代我打听，但也不便当面去问雨农，不然会显得我太小气了，千万、千万，拜托、拜托。”

    孙说完了盗墓的种种，又把话题转到有钱有势，也是他一生最走红的问题。他似乎又在考验我，他说：“老弟，你知道蒋委员长一生做的是怎样的两件大事呢？你们是他的贴心人物，应该比我们知道的透。”我被他这么一问，如坠五里雾中，不知从何答复起。孙却轻蔑地瞧着我发笑，大喊：“老殿可把你难住了吧！”

     我只好顺着他说：“的确被你这么一问难住了，还是劳驾你为我说明一番”。孙这时更得意地说：“把话说完，一钱不值，闭着眼睛一想，你才会知道孙老殿所扯的是闯江湖一生得来的窍门呀。老弟，在我看来，蒋委员长整天整年所做的就是这样两件大事，第一，是怎样把钱挣来；第二，便是把钱怎样撒出去。钱嘛，挣来不易，撒出去更不容易。我平日向亲信的人说过三句吃紧的话：骑马要骑得巧；耍人要耍得好；还要撒钱撒得呱呱叫。有了钱不会撒，撒得不得其时，不得其人，不得其用，都不行。

     冯焕章、张汉卿，广西的李白、武汉不可一世的唐孟浦、广东的陈济堂等等，先先后后都垮了台，不都是蒋委员长的钱可通神，撒得好么？！哈哈老弟，我说的对不对？我看从古到今的大人物，都是干的撒钱，然后才到耍人。人家说孔、宋是财神，不过是管管帐，撒还是要撒的本领的。

     我一生被人耍过，也耍过人。不是自家人，这些不三不四的话，是不好拉的。”我不想和他再扯下去了，就说明天还得赶路，请你沿途再谈。（1943年3月2日，文强与孙殿英一道去陵川，在途中夜宿窟窿岩时的谈话）

    摘自《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四辑  文强“孙殿英投敌经过”140——142页  

                                         1979年7月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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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棺中葬宝记
      
    东陵被掘一案，为北平夏秋间最大事件。宝瑞臣（熙）先生曾往东陵办理被劫后之葬事，亲目所睹，能悉其中真相。

    宝氏云：自政变后溥仪即派专员驻东西两陵，以尽守护之责。东陵守护官员系溥公之子毓彭，原系宗室。其为人昏聩胆小，渠见东陵被劫，竟自逃回平寓，既不敢向该管及张园报告，且又匿伏不出，可笑亦可怜也。

    余为清室远支宗室，并非看不起自己人，实则宗室之内，每系不学无术、冥顽昏庸、胆小如鼠，专喜摆架子、弄排场、习气极大，遇事推诿。试观清末一般出头露面之宗室之所作所为，与夫此次盗陵之后。宗室所作之事情及先后会议经过情形，即可见一斑。

    故在出事之时，张园及一般人均未闻及。及至事后溥仪披阅平津报纸，方悉东陵被掘，哀毁辟踊，素服设奠，且于每晚率其眷属席地而眠，哀恸于心，状极凄惨。当时遣人召毓彭至津，毓不敢见，虽极愤毓之误事，但又无权惩罚，只有将毓屏出宗外。

    立时电召在平之载洵、载涛至津（溥系醇王载沣之子，沣与洵、涛亲兄弟，为清室近支宗室）商议筹款重葬之事。溥仪手内无款，洵、涛产业素丰，且历任阔事，政变后丝毫未受损失，较之溥仪现在犹如天上地下。溥以洵、涛谊属宗亲，又极富有，召彼之意，目的即在洵、涛必能输将，多出款项，办理此事。

    讵料结果竟成反比例，均是一毫不拔，洵即托故不至，涛虽赴京，则云不敢驰赴东陵。嗣溥仪向涛索款亦支吾不肯答应，溥仪大怒，痛哭唾面，戟指大骂，涛始终不言，缩头遁去，遂不复至。涛去后，溥仪即一气而病，典售所藏，仅得三千余金，故又向各遗老募化，由前内府大臣拦寿成、郑太奭及陈弢庵（宝琛）、朱艾卿（益藩）两师傅各助洋千元，复有平、沪遗老纷纷汇款至津，勉强凑得万金，始遣载泽、溥伒、载润及余等八人，前往东陵办理重葬事宜。

    余等既至东陵，遂至被劫之两陵前后详细查勘，惟因雨后山洪未退，费时极久始能进行。至于陵内景象之惨，实不忍视。各报或谓盗陵之人系用山炮、地雷轰开寝门，实则均是揣度之词，纯系以人工伐掘者，不过被掘之处，辙中窍要，而且有条不紊，足证此事由本地工人及陵户之勾结指引无疑。

    至若慈禧之金棺，并未大损，更无斧劈弹穿之痕迹。均是用利刃撬开上盖及子盖（按即棺盖内之一层薄盖，名为子盖），但棺外之椁，系用锯断。慈禧遗骸则承于棺上盖间，远置一隅，肉已腐尽，惟皮尚存，全身干瘪已不满三尺，若小儿然。入殓时所服之蟒袍俱已腐朽，且遭捋扯，破碎不堪，身外殉葬之珠玉宝盖，无一存在，即耳上之环，衣间之钮，亦俱不见。

    观察情形，似于被劫之后，复经土人一再前往捡拾遗物，因之地面与陵之附近均未遗留一物。即被劫之时，而能如此拾取，丝毫无余，亦必经极长之时间，且经多次寻取者也。慈禧金棺之下系金井，井上置有巨索数条下垂井底。

     盖相传筑陵凿井之时，慈禧曾亲临点穴，当以其最宝贵之珍珠手串，投诸井内，以示息壤。其手串之珠大而且圆，共计一百零八颗，为世界无价之奇宝，此索殆为搜取井内所存手串而设者欤。当慈禧大殓之前，余曾在侧，记得殉葬之物，多至七百余件，珍珠占其半数。

    所覆之陀罗经被，长六尺，宽四尺，黄绫地，上面经文（按系番经）纯以明珠穿结而成。双履亦系穿珠。殓毕，复由内监四人用四升珍珠倾诸棺内，今俱丝毫无存矣。以上系记慈禧陵被劫情形。

    至于乾隆陵寝之裕陵，被劫掘毁之迹与慈禧陵相同。本系用利刃撬开宝盖子盖，亦无地雷轰炸之迹象。乾隆帝及二后三妃之棺，外椁俱毁，内棺未伤，外传帝与后之遗骸，失散错乱，不能辨识男女者，并非事实。惟各棺内殉葬之珠玉宝物，虽已荡然，而骸骨并未倾出，亦无慈禧被劫情形之惨。

    但检视乾隆帝之遗骸，失去肋骨及趾骨各一，已用粳米面补成之矣。惟有一事最奇，三妃之中，有一妃容貌如生，发肤肉体与生人无异，的的双瞳依然有神，即所服之平金蟒袍以及每足所着黄缎绣花之高靴，亦皆灿烂如新。

    更奇者，此妃之左右耳，各穿有三孔，每孔附赤金耳环各一，环上所嵌之珠玉，已为盗陵者攫去，独环仍附耳上，坚固如铁铸成，不能取下，环均为盗陵之人所抑折，均亦如钩，而迄不能脱，其当时用力之大，可想而知，真咄咄怪事也。

    其余一帝二后二妃之遗骸则皆枯骨一束而已。后妃之骨均作洁白色，独乾隆帝骨外附有极薄之黑皮一层，不知何故云云。

风雅公子

殓礼毕。其帐单及马君所估之值如次：

    第一号（宫中帐簿记物每种均列一号）

    金丝锦被，制价八万四千两。镶八分珠一百粒、三分珠三百零四粒、一分珠五百粒、六厘珠一千二百粒、米珠一万零五百粒；

    红蓝宝石大块者约重四钱者十八、小块者六十七、紫母绿五分重者二块、碧玺白玉共二百零三块。略估珠值八十五万四千二百两；宝石约值四万二千两。

    铺五分重圆珠一层，共二千四百粒，约估值三十二万两。

    绣佛串珠褥，制价二万二千两，用二分珠一千三百二十粒，约估值二万二千二百两。

    头顶翠荷叶，重二十二两五钱四分，估值八十五万两。此为粤海道某所进贡者，叶满绿，叶筋天然长就，非刻成者，今虽以八十五万两不能购其一半也。

    脚登碧玺莲花，重三十六两八钱，估值七十五万两。碧玺近年价极低，然是物大得难得，今若有此物，虽不值钱，亦将合七百元一两也。

    后身着串珠袍褂二件，绣价系八千两。共用大珠四百二十粒、中珠一千粒、一分小珠四千五百粒；宝石大小共用一千一百三十五块，估值一百二十万两。

    后戴朝珠二挂，二挂珠、一挂红石，约值二百四十五万两。

    后戴活计十八子珠镜等，共用珠八百粒、宝石三十五块，约估十九万两。

    陀罗经被，补珠八百二十粒，估值十六万两。该物为某活佛所进贡。

    珠冠，制价五万五千两。用珠大四两者一粒，估值一千万两。此珠大如鸡卵，闻系乾隆二十年某宫女得于圆明园者；又有人云系某国进贡者，当以第二说为可靠。

    身旁金佛每尊八两重，共二十七尊；翠佛每尊重六两，共二十七尊；玉佛每尊六两，共二十七尊；红宝石佛每尊重三两五钱，共二十七尊，约值六十二万两。

    足旁左右翡翠西瓜各一枚，青皮红瓤、白籽黑丝，约值二百二十万两。翡翠甜瓜四枚，系二白皮黄籽粉瓤者；二青皮白籽黄瓤者，约值六十万两，此四甜瓜称绝品，其价值今不止几十万两也。

    翡翠桃十个，桃青色粉红尖；黄宝石李一百个；红黄宝石杏六十个；红宝石枣四十个，约值九万五千两。

    尚有二翡翠白菜，系绿叶白心，菜心上落一蝈，满绿，叶旁落二马蜂，系黄色者。但公帐未列，或为王公等敬物也。

    左旁玉藕三节，上有灰色泥污，藕上长出绿荷叶、粉莲花、黑荸荠等一枝，约值一百万两，此物较翡翠西瓜尤罕见。

    右旁珊瑚树一枝，约值五十三万两。闻该珊瑚树系红色，树上绕盘桃一条，青根绿叶红果，树上落一翠鸟，亦是天然宝物也。

    身上填八分大珠五百粒、二分珠一千粒、三分珠二千二百粒；红蓝宝石二千二百块，约值二百二十三万两。

    网珠被，用珠六千粒，均为二分重者，估值二十二万八千两。

    番佛四十八尊，约值五万二千两。番佛每尊高不及二寸，皆白玉质，白身白足着黄鞋，披红衣，手持红莲花一枝，值五万两。

    营舟按：以上所言，则已值五千万两矣。又闻各王公所敬之物，当以某公主之八骏马为佳，马皆玉质，每匹不足二寸，毛色各式不同。又有十八玉罗汉，亦是样式不同之宝物。总之慈禧葬物若均追回，足以富国。

    摘抄于《佛学大辞典》119——124页，畴隐居士自定年谱中部分（民国十七年戊辰段）

    注：畴隐居士，系《佛学大辞典》之作者也。名丁福保，字仲祜，生于同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其族弟丁卓在家谱第三册中有《族兄仲祜捐产记》一文，上面所抄东陵被盗文字出于《族兄仲祜捐产记》一文中。

风雅公子

《爱月轩笔记》所载慈禧太后棺中葬宝

有李营舟者，清太监李莲英之侄孙也，谓其父著有《爱月轩笔记》，载李莲英在宫内助殓时，殉葬宝物之簿籍甚详，兹摘录如下，一以为厚殓者戒，一以掌故家之参考焉。

太后未入棺时，先在棺底铺金丝所制镶珠宝锦褥一层，褥上又铺珠一层，珠上又覆绣佛串珠之薄褥一。

头前置翠荷叶，脚下置一碧玺莲花，放好，始将太后抬入。

后之两足登莲花上，头顶荷叶。

身着金丝串珠丝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褂。

又用串珠九练围后身而绕之。

并以蚌佛十八尊置于后之臂上。

以上所置之宝，系私人孝敬，不列公帐者。

众人置后，方将陀罗经被盖后身，后头戴珠冠，其旁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一百零八尊。

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甜瓜两枚、桃李杏枣等宝物，共大小二百件。

后身左旁置玉藕一支，上有荷叶莲花等；

身之右旁置珊瑚树一枝，其空处则遍洒珠石等物。

填满后，上盖网珠被一个。正欲上子盖时，某公主来，后将网珠被揭开，于盒中取出玉制八骏马一份、十八罗汉一份，置于后之身旁，方上子盖。

风雅公子

报刊文摘的东陵被盗事

1928年10月18日《北洋画报》国府接收东陵专号。记者撰文“东陵被盗之因果”

·顷阅北平某报载称逊清那拉后殉葬宝物，估值五千余万两之巨，并引宫监李连英帐籍为据。

据谓后殓时，头戴珠冠，冠上四两珠一颗，大如鸡卵，值一千万两；

头顶翠荷叶，值八十五万两；

身穿金丝串珠绣服，外又罩串珠褂共用大小珠约六千粒，宝石千数百块。

珍珠朝珠二挂，红宝石朝珠一挂，共合二百六十五万两；

头戴活计等物用珠八百粒，值十九万两。

陀罗尼经被一张，缀大小珠一万二千六百零四，值八十五万两；

各色宝石白玉共三百九十，值四万余两。

网珠被一张，缀珠六千，值二十三万两。

绣佛珠褥一张，缀珠一千三百二十，值二万余两。

后足登碧玺莲花一朵，值七十五万两，褥上洒珠一层，计二千四百粒，值三十二万两。

身旁填空用大小珠三千七百，红蓝宝石二千三百，共值二百二十三万两。

其余陪葬宝物有金佛、翠佛、玉佛、红宝石佛各 廿七尊，共值六十万两。

人咸注目之翡翠西瓜一枚，值二百余万两。

又翡翠甜瓜四枚，值六十万两。

翡翠桃、黄宝石李、红黄宝石杏、红宝石枣，共二百零十个，共值十万两。

玉藕一支，值百万。

珊瑚树，值五十万。

白玉番佛四十八尊，值五万两。（按以上并不足五千万两之数）

此外尚有某公主所敬之玉质八骏马及十八罗汉，尚不在内。总而言之，漫藏海盗，古有明训，帝后骄奢淫逸，死且不已，则其被发被盗，不过时间问题，吾知其伏难获免也。

坟墓被掘，遗骸被渎本世间惨无人理之事然在渠帝王之辈，则咎由自取矣。苟渠辈生前，创设博物院，取宝物置其中，公之世人，则何由而遗此劫耶？至于被盗宝物，失者已失，不易收回，纵有所获，谅亦人人所欲得而甘心，于公奚补？

此次东陵被掘，纯属盗窃行为，初无任何政治意味，然陵墓宫殿，胥当视为一国文化之遗迹，不当藉口革命，加之毁坏，且世界尤无此先例，愿国人勿自召蛮族之讥也！

盗陵琐闻  载《北洋画报》1928年10月18日

·第三版右下角所刊：东陵祭器之雕漆匾，曾被内政部派员宋汝梅盗去，嗣又为守库者追回。尚有数种，迟日在本报发表。

（愚）

·东陵周围之围墙计长十七里，其砖石统为前驻军盗卖，计得银七百元之少，一代古迹，以区区代价而毁，可称万恶。

（义）

·据传盗陵军某首领，携二子及二副官入墓中，获古“莫邪”剑，二副官各思得之，互杀而死。其二子因取西太后口中含珠，为阴气所冲，后俱病殁。

（鹿）

·在昔逊清时代，陵墓树木保护最周，擅动恒处死刑；故东陵林木，当日极为茂盛。平野山坡，遍地苍翠，为北方所仅见，因有“翠海”之誉。今则树木被军人斩伐盗售殆尽，如入童山，各园中竟不见一树影，可胜浩叹。
  
（义）

·清代定例，每陵建筑费七百万两；惟慈禧陵既成后，有人进谗言于后，指摘老醇王监工不力，并用化学品使柱石等物腐烂，以为是证；因之慈禧怒愤，卒与醇王不睦，其后另拨七百万两修盖，先后用款两份。其实第一次所建之陵并不恶，于是第二次监建之人，乃大得其法矣。大殿柱上所绕金龙之属，皆第二次粉饰之作矣。
  
（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