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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各位皇子围绕皇位的继承问题而结交朝臣、培植私党并闹得矛盾重重，沸沸扬扬之时，皇四子胤却显得老练、持重，他的言行也未引起父皇和兄弟们的格外看重和猜疑。在父皇和众皇子的眼中，这位四贝勒好像是一位颇为安分守己对皇位没有多大兴趣的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所有的人都看错了。他的一切做法只不过是来自门下谋士戴铎的告诫：“父皇英明，做儿子的就很难。太张扬外露，势必会引起父皇的疑心。若一点也不显山露水，又会被父皇和众兄弟看不起，从而弃之不顾。故此，两者之间的分寸，势必要把握得恰当。”极端聪明老辣的胤，在听了戴铎的告诫后，一直在露与不露之间悄悄地做着文章。他没有像其他皇子那样明火执仗地结交朝臣、培植私党，而是暗中结交了两个重要人物，隆科多和年羹尧。隆科多是当朝皇后的胞兄，官拜步兵统领，掌管京城的戍卫。年羹尧则是四川巡抚，在与准噶尔作战的西线战场拥有一支精锐军队。结交这两个人的目的是，一旦京师有变，由隆科多控制。若西征中的允有变，年羹尧可派兵与之抗衡，迫使允无法用武力达到争位的目的。皇四子胤算是一位真正能审时度势，并悟透了权力争斗原则的天才。就在康熙患病畅春园，而众皇子尚处在梦中的关键时刻，长期蛰伏的胤却要引弩待发了。

    从九日到十二日，胤或明或暗地不断派人入宫探视父皇的病情。当他得知父皇的病越来越重时，便开始在暗中做各种应急和夺位的准备。到十三日凌晨，康熙的病情已处于十分危急的状态。一直在皇帝身边担负侍卫任务的隆科多，忙派人传达诏命，令允祉、允、允等七位皇子火速赶到畅春园。胤也在诏令之内，但不知什么原因，将近中午方匆忙赶到。

    此时，畅春园内的空气异常紧张，康熙帝早已昏迷不醒，赶来的皇子们都未能和父亲说上一句话。所有的皇子都为父皇的病情感到突然、惶恐，甚至感到内心焦躁不安。眼前太子尚未确立，而最有可能成为太子的皇十四子允又远在西北。一旦父皇突然驾崩而不留下一句话，那局面将如何收拾？

    太阳渐渐落了下去，夜幕笼罩了畅春园。尽管宫里宫外都亮起了灯盏，但随着凄厉的北风一阵紧似一阵的啸叫，每个人都感觉一股股阴森森的鬼气迎面扑来，令人惊恐不已、胆战心寒。这样僵持到戌刻（晚十点左右），一个小太监从康熙的内寝惊惶失措地冲了出来，嘴巴哆嗦着说不出一句话。此时的众人便箭一样一齐向内寝冲去。众皇子围住病榻，俯首细看，只见父皇嘴巴微微张着，眼睛似睁非睁，早已气绝身亡。

    突然，隆科多用略带不安和沙哑的声音向众皇子宣布：“皇上遗诏，命皇四子继承大统。”

    遗诏？！犹如晴天一个霹雳，几乎所有的皇子都惊得跳了起来，纷纷瞪大了血色的眼睛问道：“遗诏何在？！”隆科多望望众人，镇定了一下那颗怦怦跳动的心答道：“是口诏。”众皇子恍然大悟，什么都明白了。口诏就是没有真凭实据的口头遗诏，而口头遗诏怎么说怎么是了。

    一切都已晚了。就在畅春园最后决定各位皇子命运的非凡时刻，手握京师卫戍兵权的隆科多，已严密地控制了北京。凡是可能与胤为敌的皇子及王公大臣，都已处于他的监视和控制之中。与此同时，胤又手写密书，派心腹星夜兼程送给四川巡抚年羹尧，令他火速率领精锐之师以奉皇帝密诏的名义，接近允的兵营。一旦这位皇十四子有反常举动，将予以搏杀，能歼之则歼，不能歼则牵制其兵力，使其无法杀回京师……就在这一切布置妥当之后，胤与隆科多等在康熙驾崩的当晚，装载遗体回京，同时封锁了皇宫，不许其他皇子进入。后来又经过一连七天的秘密筹划，皇四子胤正式登基坐殿了，这便是历史上的雍正皇帝。

    雍正登基后，尽管仍潜伏着各种威胁，但他公开要做的第一件大事，自然是对先皇葬仪的办理。

    早在康熙十五年，康熙皇帝就下旨在昌瑞山顺治孝东陵东南一里左右的地方兴建自己的寿寝。经过6年的紧张施工，到康熙二十年营建完成。初葬孝诚、孝昭皇后，二十八年葬孝懿皇后。康熙的寿寝，尽管秉承了孝陵的建筑格局和规则，但由于康熙朝在经济上的日趋繁荣，综合国力的明显加强，因而较之顺治的孝陵，其布局更加严谨集中，建筑水平有明显提高，工艺更趋精美。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康熙的梓宫被安奉在景山寿皇殿。雍正元年二月十七日，当朝臣僚恭拟康熙皇帝的陵名九字进呈雍正，雍正亲自刺破手指，以指血圈定“景陵”二字，于是康熙陵寝定名为景陵。至三月二十七日，康熙的梓宫由寿皇殿发引，四月初二日梓宫抵达陵区，暂安放于景陵隆恩殿。九月初一葬于景陵地宫。随康熙葬的还有孝恭仁皇后（雍正生母）、敬敏皇贵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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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谋杀了康熙大帝

    由于孝庄皇太后和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努力，顺治帝崩后，年仅8岁的玄烨顺利登位，建立了康熙朝，并成为功绩赫赫的一代英主。

    康熙六年，玄烨14岁，开始亲政。如果说康熙皇帝在亲政前无所作为，他的治国天才是由于自己的年幼和四大臣的牵制掣肘而无法发挥，那么在亲政后，玄烨的旷世奇才便迅速显示和爆发出来。他先是用计铲除了顾命四大臣之一的鳌拜集团，夺回朝中大权，然后平定“三藩”，统一西南。接着派靖海将军施琅出兵台湾，收降郑克，统一台湾地区。再接下来，于康熙二十八年，在击败沙俄侵略军的基础上，同俄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康熙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三次亲征噶尔丹，统一漠北及新疆东部地区。五十九年，进兵安藏，驱逐策妄阿拉布坦的叛乱势力，并派驻藏大臣，册封达赖喇嘛为西藏的宗教领袖。六十一年，进军乌鲁木齐，为后代最后勘定新疆奠定了基础……整个康熙朝，大清帝国的版图已是东起库页岛，西跨葱岭，北连西伯利亚，南达南沙群岛的连绵疆域。康熙在位期间，为清王朝的全盛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开创了大清王朝统治下延及于整个十八世纪的所谓“康乾盛世”。康熙由此以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的杰出才能和辉煌伟业，被后人冠以“一代英主”和“康熙大帝”的敬畏称号。

    清代历史上，康熙除了文治武功堪称最杰出的皇帝外，还有三个之最。这便是后宫的女人最多，其中有名号的后妃就有55位，其他侍奉的无名号的女人则不计其数。其次是子女最多，一生共有子35人，女20人，共计55人。再一个是在位最长。从顺治十八年（1661年）即位，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驾崩，共在位61年。

    按照中国人的风俗和生活准则，多子、长寿被视为人生难得的福气，但在康熙朝却变成了一种灾难。康熙生前已成年的儿子就有近20个，而每个儿子都渴望自己能接过父皇的宝座过几天皇帝瘾，并且每人都有这种希望和可能。但康熙帝却在宝座上居然61年不下来，这就不能不让儿子们心焦和气愤甚至对他产生了仇恨。而这时的康熙又偏偏在立太子的问题上，立了废，废了立，反复无常，狡黠多变，又使儿子们在希望与绝望，绝望与希望中加深了矛盾并引发了一场混战。当这种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的矛盾与混战交织而来时，一代英主康熙大帝也无可奈何，只有倒地恸哭的招数了。

    就在康熙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反复无常，父子、兄弟间的矛盾与仇恨近似一锅粥地错乱交织了半个多世纪后的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本朝历史终于出现了一个明朗的兆头和缓解矛盾的可能。这个兆头，就是皇十四子允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

    自康熙即位以来，蒙古族准噶尔部落的势力发展迅速，并逐渐走上了与清王朝为敌的道路。到康熙五十年以后，这个部落已控制了今内蒙古西部、青海、新疆、西藏一线极为广大的地域，并威胁到陕西、甘肃、四川、云南一带地区。平定准噶尔之叛，保持清王朝的领土完整和尊严，已成为当时最为首要和重大的政治、军事任务。就清王朝而言，由于这一任务的非同小可和情况复杂，必须委派一个在政治、军事上都较为成熟的人在前线镇守，以便掌握全局。而在当时尚未立太子的情况下，任何一位皇子担当这一重任，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个意义不仅仅表现出对一个皇子能力的信任，更重要的是，满族是以马上得天下的民族，一向对战功极为推崇，如果此时哪位皇子能挂帅出征，无疑是一次建立功业的绝好机会，从而可以借此树起服众压雄的威望。在这种无人可及的威望中，继承大统，荣登皇位，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个肩负国家重任与个人前途命运的担子，极幸运地落在了时年30岁的皇十四子允的肩上。

    早在允挂帅出征的前一年年底，康熙就对混战中的众皇子和参与皇子之间夺位阴谋的臣僚颁布了一道分量极重的诏书，表示自己已经对悬而未决的立太子问题有所考虑，并言词咄咄地声称：“我一定选择一个坚固可靠之人为你们做主，并让你们倾心悦服。”事隔不久的次年，他便委派允以抚远大将军的名号率队出征。这两件事连在一起，无疑是做了更加明确的暗示。不仅如此，允在出征前，康熙亲自为他举行了十分隆重、规模宏大的送行仪式，封允为“大将军王”称号，并特许使用王所用的旗帜。从满清立国开始，所有的皇子，分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四个不同的等级，以亲王最高，贝子最低。而此时在诸皇子中年岁较小的允，其爵位仅是一个最低的贝子。出征前的一番任命和恩准，无疑是康熙向众人宣布，尚是贝子的允已经享受了王的待遇，若一旦将来真要立为太子，可不必一级级地晋升爵位，一切都顺理成章地操作了。康熙的这一连串动作，使所有的人都心照不宣，暗自领悟。允以及暗中拥戴允的臣僚更是心中有数，喜不自禁。允带着一个辉煌的梦想出征了。

    踌躇满志的允率部出征后，不负父望，经过四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收复西藏的胜利。而后在康熙的指令下，与准噶尔部进行和平谈判，并很快达成了一致的协议。到了康熙六十一年，西部战争基本得到平息。正当允大功告成，威望倍增，欲带着那个辉煌的梦想，班师回京，顺利地当太子时，本朝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将他的梦打得粉碎。康熙皇帝突然驾崩，皇四子胤神秘地继承了大位，始称雍正皇帝。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初七，康熙驾临京城郊外的畅春园。初八，有旨传出：皇帝偶然受了风寒，当天已经出汗。由于龙体欠安，从初十到十五，将为冬至的祭祀大典进行“斋戒”，一应奏章都不必送来。皇帝的“斋戒”和独居静休，本是一件正常的事，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格外关注。但就在这看似平静的宫廷生活中，有一个人却极敏锐地看到了平静的背后那可能改朝换代的非凡时刻的到来——此人就是皇四子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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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鄂妃死后，顺治难以接受眼前的现实，也无力承受这巨大的精神刺激，万念俱灰。他觉得“财宝妻孥，人生最贪恋摆拨不下。朕于财宝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亦觉风云聚散，没甚关系。若非皇太后一人一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

    其后，身患天花的大清开国之君顺治皇帝于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子夜时分，驾崩于养心殿，时年24岁。

    顺治生前本欲立次子福全为太子，而孝庄皇太后则坚持立第三子玄烨，正在争执不下之时，顺治派人去征求钦天监监正汤若望的意见。汤也竭力主张立玄烨为太子，理由是玄烨已出过天花，对这一当时被视为绝症的疾病具有终身的免疫力。于是，顺治在遗诏中正式宣布立时年8岁的玄烨为太子，即皇帝位。这位8岁登基的少年，就是后来功名赫赫的康熙皇帝。

    顺治的灵柩一直停放到百日之后，由与顺治生前关系最为密切的僧人、曾为董鄂妃主持尸骨火化的茆溪森禅师主持，在寿皇殿前焚尸火化。

    顺治尸骨的火化，在清王朝入关后的历代帝王中仅此一例。究其原委，一是顺治生性好佛，并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这位生前已被玉林禅师取了佛家法号为“行痴”的皇帝，自然愿意以佛家弟子圆寂后需火化的规矩行事。除此之外，是为遵循故土先祖之习，因为满洲的女真族在关外的风俗就是死后火化。顺治崩时，满清入关只有十几年的光阴，本民族的风俗时尚还依然保留如初，帝崩而火化是自然之事。葬仪到了他的儿子康熙皇帝一朝已经开始汉化，继而朝野臣民也随之改变得相当彻底。

    顺治帝死去以及尸骨火化后，由于他生前选定的陵寝尚未完工，灵骨暂停放于景山寿皇殿，以待陵寝工程正式完后入葬。

    关于顺治陵寝修建年代，史书记载不一。较具权威的《昌瑞山万年统志》载：“康熙二年二月丁未遣官祭告，封丰台岭为凤台山，十一日始建孝陵，复封凤台山为昌瑞山，设立满汉官兵，周围建陵垣三十余里。”据此，孝陵的始建年代，应为康熙二年二月十一日。但清宫另一史料，即王先谦编写的《康熙东华录》中所记一道谕旨，却有和前文记载相异之处。顺治十八年十二月辛酉，刚刚继位不久，年仅8岁的康熙皇帝下了一道谕旨给户部：“前因世祖章皇帝山陵大工及滇闽用兵钱粮不足，不得已于直隶各省田赋，照明末时练饷例，每亩暂加一分以济军需。今思各省水旱盗贼，民生未获苏息。正赋之外复有加征，小民困苦，朕心殊为不忍。若不急停以舒民困，必致失所。除顺治十八年已派外，康熙元年通行停止。尔部作速刊示，通行晓谕，使小民咸知。”

    顺治崩后的谥号为世祖章皇帝。康熙的这道谕旨中所说的世祖章皇帝山陵，即清东陵的孝陵。可以推知，这时的孝陵已经开始兴建了。而从《世祖章皇帝实录》中还可以看到，早在顺治十八年闰七月初三日，便有“以原任副都统福喀为世祖陵总管”的词句。至这一年的九月初十日，已“设兵一千名守护世祖章皇帝陵”了。这段记载又进一步说明，在顺治十八年，孝陵的兴建已初具规模了。

    孝陵陵寝的建筑，基本上沿袭了明十三陵的制度，再加以发展和改进而成，从而开创了清代独有的陵寝风格和规则。孝陵之后清代各帝陵寝，其建筑风格和模式基本相同。只是顺治帝的孝陵由于当时国家财政困难以及政权不甚稳固，显得某些地方在质量上较之后代有些粗糙。但它作为清代帝王陵寝的建筑设计蓝本，保持了它独有的历史地位，并延续发展了下去。

    孝陵陵寝整体建筑由神道碑亭开始，往北依次为东西朝房、班房、隆恩门、东西燎炉、东西配殿、隆恩殿、陵寝门、二柱门、石五供、月台及礓、方城、明楼、月牙城、宝城、宝顶。周围是高大的红墙环绕，与隆恩门相衔接，全长达5600多米。整座陵寝，以金星山为朝山，影壁山为案山，昌瑞山、雾灵山和东北的长白山为来龙，在东侧马兰河，西侧西大河的萦绕下，山水相映，构成了一幅世之罕见的完美的山水风景图画，充分体现出陵址的选择者和陵寝建筑设计者的独具慧眼和匠心所至。

    康熙二年四月二十二日，顺治皇帝的棺椁迁往孝陵。这一天黎明，清廷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的内大臣及侍卫，分列于景山寿皇殿外，公侯伯以下满汉文武百官全部聚集到东华门外，以示迁送之礼。年少的康熙亲自奠酒，哀乐声中，悲恸不已。群臣无不热泪纷纷，如丧考妣。梓宫每经过门、桥之地，都要停下进行奠酒之仪，每天宿驻享殿皆供献奠酒，举行哀礼。至六月初六日，顺治梓宫抵达孝陵，与先前逝去的孝康章皇后（佟佳氏）、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合葬于地宫。康熙七年正月十一日所立的孝陵神功圣德碑之上，有“皇考遗命，山陵不崇饰，不藏金玉宝器”，故而有孝陵为空券之说。而有的传说则是孝陵地宫内只葬有一把扇子、一双鞋子。这个传说是附会顺治出家的故事而来。实际上，孝陵地宫内宝床上只放有三个骨灰坛。顺治居中，两个皇后分居左右，与碑文相符。不知是满洲女真族的旧有风俗起了作用，还是顺治笃信佛法而得以佛陀的回报，这个“不藏金玉宝器”的空券，在二百年后清东陵的连续浩劫中，竟一次次躲过了盗墓者的洗劫而安然无恙，并成为清东陵所有陵寝中唯一一座没有被盗掘的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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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鄂妃真的是董小宛吗

    野史及笔记小说自不足信，但关于顺治出家疑案中所涉及的董小宛确有其人。近世编撰的《辞海》中明白地写道：“董小宛（1624—1651年），明末秦淮名妓，名白，后为冒襄（辟疆）妾。清兵南下时，辗转于离乱之间达九年，后因劳累过度而死。辟疆曾著《影梅庵忆语》，追忆他们的生活。有人说她为清顺治帝宠妃，系由附会董鄂妃而来。”连《辞海》都为董小宛误附会为董鄂妃的事实出面辟谣，可见这个历史传说是怎样的广泛和久远。那么董小宛与董鄂妃的真相到底如何？这两个贵贱不同、身份各异的女人又是怎样被后人强行捏合在一起的？

    明末清初，秦淮河畔有八位声震四方的名妓。她们是马湘兰、卞玉京、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顾眉生、寇白门、陈圆圆，时称“秦淮八艳”。当时达官贵人，风流名士，前来慕名求识者多如过江之鲫。冒襄乃世家子弟，颇负文名，明末曾授台州推官，未赴。明之后隐居不仕，屡次拒绝清朝官吏的荐举，与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同称“江南四公子”。

    冒辟疆最早与董小宛相识是在明崇祯十二年南都乡试。29岁的冒襄至秦淮，从方、侯等风流之辈处听到小宛的盛名，开始与小宛结交。当年董小宛年方16岁，而当时福临才只有2岁。

    崇祯十五年，冒辟疆纳董小宛为妾，但冒不敢对嫡妻讲明此事，故先将其居于别室，四个月后才归与嫡同居。这时已是崇祯十六年癸未初夏了，冒辟疆33岁，董小宛20岁，福临6岁。该年九月皇太极崩逝，福临才刚刚称帝。

    董小宛在跟随冒辟疆九年后的清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初二日，以劳猝死，夭亡于家，时年28岁，当时顺治帝年仅14岁。董死后葬于影梅庵，故冒辟疆忆语以此命名，并抒二千四百言哭之。从冒辟疆的知交及当时骚人墨客的哀文挽诗中，有“可怜一片桃花土，先筑鸳鸯几尺坟”；“咫尺郊南同绝塞，至今青不悲主”；和“绮骨埋香十六年，春风坟草尚芊芊”，以及“历墓门而巡视兮，听松柏之萧萧”等诗句，无不是董小宛芳骨埋藏影梅庵的历史写照。

    有史料可查的是，在顺治帝的孝陵地宫中，除顺治本人外，还葬了两位皇后。一位是孝康章皇后佟佳氏（1640—1663年），另一位则是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1639—1660年）。

    第一位孝康章皇后，生于崇德五年，为都统佟图赖之女。初入宫时被册为妃，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生皇三子玄烨。顺治帝崩后，由皇三子玄烨登大位，是为康熙皇帝。根据母以子贵的传统惯例，康熙元年十月二十七日，佟妃被做了皇帝的儿子尊封为慈和皇太后，至康熙二年二月初一日，这位刚当上皇太后一年多的佟佳氏，染病离开了人世，年仅24岁。

    在孝陵地宫陪伴顺治的第二位皇后董鄂氏，满洲正白旗人，为内大臣鄂硕之女，生于崇德四年。关于董鄂氏进宫前后的那段经历，史书记载模糊不清，只提一句“年十八，入侍”，颇有些欲盖弥彰之势。这个弥彰通过《世祖实录》中的某些记载，可窥视真情一二。记载中说：顺治十三年四月，应册立嫔妃。六月，奉皇太后谕，举行册立嫔妃典礼，先册立东、西二宫。同月，皇太后谕，孔有德女孔四贞宜立为东宫皇妃。七月，襄亲王博穆博果尔死。礼部择吉于八月十九日册妃，上以襄亲王逝世，不忍举行，命八月以后择吉。八月二十二日，立董鄂氏为贤妃，同日遣官祭襄亲王。九月二十八日，拟立董鄂氏为皇贵妃，颁诏大赦。

    从清宫记载可以看到，董鄂氏于顺治十三年夏入宫，八月即立为妃，这在当时已是很高的起点了。但九月又接着拟立为皇贵妃，十二月正式册立。从妃至皇贵妃，在短短四个月内越过贵妃这一级而直逼皇后中宫之位，晋封之速急自然令满朝骇异。因为此种过火举动，既无先朝前规，又不可为后世成例，实乃奇宠滥恩。但顺治如此之为，自是有他的打算。这个打算就是让董鄂妃尽快地成为皇后。要想成为皇后，就要设法废掉当朝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但这时的皇后与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感情极深，又是孝庄的亲族。在孝庄的竭力阻止下，顺治的废后计划未能实现，董鄂妃的皇后梦自然也成为泡影了。

    顺治十四年十月，董鄂妃生下一子，按排行为顺治之第四子。这个儿子的出生，又让顺治和董鄂妃看到了希望。因为一旦册立这个儿子为太子，他的母亲或早或晚都将成为皇后。但正当二人沉浸在美好憧憬中时，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仅活了三个月零十四天就宣告夭亡。儿子的不幸夭亡，使董鄂妃陷于了无尽的悲痛与绝望之中，对顺治本人也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为安慰董鄂氏，顺治下旨追封这个连名字尚未来得及取的皇四子为“和硕【5】荣亲王”，其爵秩在清宗室十二等封爵中列为头等。不仅如此，顺治帝借着悲痛，冲破朝中禁规，在京东蓟县靠东陵不远的黄花山下，专为这位皇四子修建了一处荣亲王园寝，一应规制齐备。在这位被封为荣亲王的孩子的地宫中，有一块墓碣石，被后来的盗墓者掘出，上面刻有“和硕荣亲王，朕第一子也”之句。这“第一子”实为“皇太子”之意。如果不是此子早殇，董鄂氏早薨，日后的皇位恐难为第三子玄烨所占，自然也就没有日后康熙大帝的非凡作为了。

    所幸历史并没有这样安排，它在让这位幼儿夭亡的同时，又把不幸加到了这位幼儿母亲的头上。就在儿子死去两年零八个月之后，董鄂妃也终因过分忧郁悲痛而气绝身亡，时为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董鄂妃年仅21岁。

    董鄂妃妙龄早逝，顺治帝悲痛欲绝，亲自为之守灵，并辍朝五日。顺治怀着夭子丧妻的万分哀痛，于八月二十一日，竟不顾祖宗礼制，谕礼部破例追封董鄂妃为皇后，并亲笔为董鄂妃书写了数千言的“行状”，极尽溢美之词。

    ——这便是历史上真正的和顺治帝有过生死之恋的董鄂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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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名妓董小宛入宫之谜

    关于董小宛入宫成为顺治皇帝宠妃的这一颇浪漫和悲壮的故事，清史未见片言只语，倒是众多的野史和笔记小说做了这样的记述：

    葬在清孝陵内的孝献皇后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明末清初战乱之际为江南名士冒辟疆所纳。顺治二年，被早年由明降清，后成为南下清军主帅的洪承畴所强抢。洪氏本想自己霸占独享，因董小宛誓死不从，才将她移花接木送入皇宫，成了顺治帝的爱妃。从此，顺治对董氏恩宠有加，恍若长生殿前的杨玉环与唐玄宗，爱得如醉如痴，大有连理比翼，生死同衾之势。未过多久，董小宛被封为淑妃，为六宫粉黛第一美人。

    洪承畴恐董小宛于己不利，便乘机向太后进言道：“昔睿王以荒于酒色，几至国政荒坠，赖天地祖宗神灵，使之早世殒命。今皇上亲政未几，便惑溺汉姬，致废常朝时日，老臣力劝，然皇上不听忠谏，并欲置老臣于死地。老臣命不足惜，其如大清宗庙社稷何？今能挽上意者，唯有太后。太后纵不念老臣之心，还不念太祖太宗创业之艰难乎？”

    太后听罢，悚然动容，问皇上所宠何人。洪承畴将董小宛之事相告，只是中间隐去了自己进献一节。太后听后勃然大怒，立召顺治，在大加训斥后，疾令将董小宛遣送出宫。顺治帝一向唯母命是听，自不敢争辩，只好含泪遵命。于是，孝庄皇太后将董氏逼居西山玉泉寺。此为宫人获罪者遣谪之所，为的是让其寄寺学佛，斩断情根。

    后董小宛自西山失踪，无复再现。顺治帝悲痛欲绝，遂动了出家之念，改了平民装束，偷偷溜出紫禁城，直奔五台山。当他到五台山后，和一癞和尚谈得颇为投机，便削发入寺修行去了。

    顺治临出宫时，已将后事做了安排。并写了一道上谕放置在御案上，太监们找不到皇上，便将这道上谕称为遗诏。谕诏中定玄烨为皇太子，持服二十七日后即帝位，又命四大臣辅政云云。此诏一传，各王公大臣异常惊疑，言昨日早朝皇上尚康健如恒，怎一夜之间就晏驾黄泉了？且遗诏中亦未说明病源，甚奇甚怪！一时朝野议论纷纷，有谓顺治因皇太后逼迫而服药自尽者，有云因感受时疫而暴崩者，有言因董妃之故而匿迹山野者。不管群臣有千般疑惑，万种猜测，当下还得照例哭临，扶8岁新主玄烨登基，次年改元康熙。顺治朝从此成为过眼云烟。

    几十年后，康熙大帝率部西征噶尔丹叛乱，大获全胜。志得意满之际，便想起五台山上的父皇，遂产生了前去看望的打算。当年顺治遁入空门后，在五台山绝顶处修了三间草房，终日念禅打坐。皇太后思儿甚切时，便带孙子康熙出京，以上五台山清凉寺进香为名，与儿子晤面。但当她每到清凉寺，却又见不到儿子的踪影，怕百姓生疑，不敢久留，只好对门空淌几滴相思之泪。后来太后年老体衰，已不能远行，便差人每年到五台山修庙，并密探暗访顺治帝的行踪，但至死亦未寻到。

    此时的康熙已到不惑之年，在胜利的喜悦中又动了父子天性，遂下旨南巡，临幸五台。待一行车马人流到五台山后，康熙将侍从留在山中，一人悄声不语地走进清凉寺，再由一老方丈领至山顶极峰处茅屋前，独自进屋面父。只见一白发老僧，静坐打禅，纹丝不动，宛若枯人朽木。康熙望了许久，断定此人必是父皇，忍不住双膝跪到老人身前，泣哭不已地说道：“父皇，儿来了！”

    只见那老僧双目微睁，复又闭拢，其态如初，不再理会。康熙不禁热泪横流，停了半晌，不见老僧有何表示，只好悄然退出茅屋。临走时特嘱门外的方丈不准声张此事，以后要好生看待此老僧，必有重赏，方丈合掌点头连连称是。此时正值深秋，浮云古木，冷风扑面，空中雁阵，哀鸣远去，使人备感凄怆悲凉。康熙感慨万千，仰面目送天际浮云过雁，低头眺望深谷沟壑，深叹一声，闷头缓步下山离开五台。

    康熙离开五台山后，关于顺治出家并终了五台的传闻，在社会上越传越广。而那绝色美人董小宛，竟红颜薄命，好端端一个如花似玉美人，竟谢却红尘，不能不令芸芸众生扼腕叹息。时国子监祭酒、江南名士吴梅村曾作《清凉山赞佛诗》，以咏顺治、董小宛之事。其诗有云：“双成明靓影徘徊，玉作屏风壁作台。薤露雕残千里草，清凉山下六龙来。”后人有附会其诗者说，其中“双成”及“千里草”字句，是暗指董妃，清凉山是五台山上一峰，是暗指世祖出家。康熙帝一生巡幸五台山共计五次，暗喻顺治帝和康熙帝共来六次，即“清凉山下六龙来”一句。据传，康熙皇帝直到顺治帝老死五台山，方才不去，只是秘密派人将父皇生前使用的一把扇子、一双鞋子带回，埋入清东陵孝陵地宫，而作为顺治皇帝本人，压根就没有入葬陵寝。

    这个神奇的传说，随着野史和笔记小说的广泛传播，使许多人深信不疑，并发挥了神奇效用。以至在二百多年过后，清东陵遭到一次次惨不忍睹的洗劫时，顺治皇帝的孝陵成为所有陵寝中惟一没有遭到盗掘的陵墓。因为所有的盗掘者都知道，地宫中那把扇子和一双鞋子是不值得一盗的。这实在是顺治皇帝不幸之中的万幸！这个意外结局，也是顺治皇帝生前所料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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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由东陵到西陵

    ◎清东陵的风水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夏，位于中国东北满洲的清军将领多尔衮，在明朝驻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接引下，统帅八旗劲旅走出白山黑水，跨过山海关，大败李自成农民军，迅速攻占北京。同年九月，皇太极第九子、不满6岁的福临和清皇室人员由沈阳抵达北京。十月初一，福临在臣僚的簇拥下，亲到京师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正式颁诏天下，宣布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改年号为顺治，并从这一年起称为顺治元年。

    这时的福临虽然君临天下，但毕竟年幼岁轻，在宫中自然无所作为。一切军政大事统由其叔父、被封为摄政王的多尔衮主持。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多尔衮在古北口外行猎时坠马受伤，不久即死于喀喇城。已是14岁的顺治皇帝终于摆脱了羁绊，开始亲政。

    一次顺治帝带领群臣外出打猎的途中，当一行人沿长城向东来到河北遵化县所辖的马兰峪镇一带凤台山时，顺治来到一处高坡，勒住坐骑，举目四望。只见高山连绵，岗峦起伏，隆起的山脊在蓝天白云的掩映下若隐若现，犹如一条条天龙奔涌腾越，呼啸长空。在天龙盘旋飞舞的中间，一块坦荡如砥的土地，蔚然深秀，生机盎然。东西两向各有一泓碧水，波光粼粼，缓缓流淌，形似一个完美无缺的金瓯。顺治在惊讶于这天造神赐的宝地后，大声说道：“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遂命随行堪舆大臣和钦天监【1】官员架起罗盘，按八卦方位，二十四山向【2】，运用阴阳五行玄妙之机进行测算。所属臣僚和术士们已窥到皇帝的心事，又感到此处确是王气逼人，气度非凡。于是，在测算一阵后，添油加醋地说：“皇上圣明，深得搜地之窍，今臣等观之支法，见龙脉自太行而来，势如巨浪，重岗叠嶂，茂草郁林，实属万乘之葬也。再看那山势如五魁【3】站班，指峰拂手，文笔三峰，惚若金盏，形若银瓶，恰似千叶莲花，真乃上上吉地也！”

    顺治闻听大喜，他来到一块向阳之地，跳下坐骑，双手合十，两目微闭，十分虔诚地向苍天高山祷告一番，而后解下随身玉佩，系于金漆箭翎之上，弯弓满石，振臂一射，那箭便穿云度日，飞落于正面凤台山的山阜之前，入地盈尺，铮铮有声，“箭落穴定”。臣僚、术士们赶到山前，找来木锨在地上挖出一个磨盘大的圆坑，谓之“破土”。这个圆坑便是陵寝地宫“金井”【4】的位置。待陵寝地宫修好后，将第一锨土放入“金井”之中，标志着皇帝死后依然拥有皇天后土，并和他生前的大地永远血脉相连。待这一切结束后，顺治传谕，改凤台山为昌瑞山。臣僚们又找来一斛形木箱，盖在“破土”的位置，不再让它见到日、月、星三光，同时委派人员在此日夜守护，以待动工兴建。

    尽管顺治帝选定了陵址，但由于当时清兵入关不久，基业方定，战火频仍，整个中国西部、南部、西南尚处于清兵与南明小朝廷以及各种武装势力的生死搏杀中。在这种形势下，顺治帝以国事为重，一直未建自己的陵寝，直到死后的康熙一朝，才将陵寝建成。

    顺治帝入主中原之后，在短暂的一生中所经历的政治风浪和建国立业的辉煌壮举，无需去做过多的介绍。这里要叙述的，是关于他的死因和入葬的情形。顺治帝的死因和入葬情形，几百年来社会上流传着多种说法，其中广为流传和可考证的是顺治出家和死于天花两种。不同的是，前一种多了几分传奇和浪漫，后一种则增添了几分悲壮和无奈。具有传奇和浪漫色彩的关于顺治出家的说法，是由于一个女人。而关于顺治与这个女人的故事，在后世广为流传的同时，也成为清初历史上的三大悬案之一，久久地困惑着后世的人们。

    ——这个女人就是江南名妓董小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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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天津后，溥仪同随后赶来的后、妃、仆妇、太监、厨子、随侍、司机、护军、御医等30多人，搬进了日租界宫岛街的张园。这张园原是前清名将、湖北提督、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在天津私自盖起的一所出租游艺场。整个庭园占地约20亩，环境幽雅，设置别致。庭园中央筑有一幢八角八底的洋房，在二楼平台的左右侧，都筑有相对称的角楼。八角楼前有片开阔地，两端修有八角飞檐的亭榭。亭前置有圆形的石桌石凳，是供游人稍息闲坐的地方。园主人张彪得知溥仪到了天津，就主动让出这所游艺场给溥仪居住。张彪不但不收房租，为了表示对清室的忠心，年过七旬的张彪还坚持每天清晨起来打扫院子。溥仪为感激这位前清老将，特将这个地方取名为张园。

    就在溥仪住进张园不久，他的父亲带领着载涛、载洵、溥杰、溥佳以及溥仪的四个妹妹也从北京迁居于天津，开始过起了声色犬马、挥霍无度的寓公生活。

    由于溥仪的生活相对稳定，并有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清朝旧臣相继来投，溥仪在一帮王公旧臣的劝说下，决定在张园重新组建小朝廷，以继续实现“还政于清”的梦想。于是，改紫禁城时的内务府为“清室驻天津办事处”。办事处内设军机处，军机处下设总务处、庶务处、收支处、交涉处等四个处。同时任命郑孝胥、胡嗣瑗、杨钟羲、温肃、景方昶、萧丙炎、陈曾寿、万绳、刘骧业为驻天津顾问。罗振玉因失去溥仪信任，悻然告退，离开张园，隐居于旅顺。由于罗振玉的出走，使郑孝胥一跃成为溥仪的宠臣。

    时间在一天天、一年年地过去，溥仪整日沉浸在一连串的热闹、烦躁、激动、梦想、失望、希望、滑稽之中时，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件发生了。

    这天上午，清朝遗老陈宝琛突然来到张园，向溥仪报告：“东陵高宗纯皇帝乾隆和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的陵寝，被直鲁系军阀盗窃一空。两位先祖的‘龙体’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其景象之悲惨，目不忍睹……”溥仪未等听完，蓦地从椅子上蹦起来，用几乎呆滞的目光望着陈宝琛，结结巴巴地问道：“这，这是真的？！”

    “是真的。”陈宝琛带着哭腔回答。

    “我的列祖……列宗！”随着一声叫喊，溥仪“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昏死过去。

    ——这一天是1928年8月2日。

    注释：

    【1】南苑：即南海子，又称南苑行宫。以狩猎活动为主的皇家苑囿。位于北京南郊，元代称下马飞放泊，广四十公顷，冬春之交，皇帝携侍从至此放鹰游猎。明永乐年间增广其地，周围五十余公里，设四门，绕以周垣，岁搜猎于此。清代又将它扩为周围六十公里，辟九门，繁育禽兽于其中，为行围、讲武、阅兵之地，建有行宫、晾鹰台及庙宇多处。现建筑多不存，尚有碑亭、水泊等。

    【2】直鲁联军：指以山东省督办张宗昌为首的鲁军，和以直隶省督办李景林（李下台后，由褚玉璞取代）为首的直军所组成的军事联盟。民国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冯玉祥的国民军占领天津，李景林退居租界，后又逃到济南向张宗昌求援。翌年，张、李合组直鲁联军，由张宗昌任总司令，李景林任副总司令，鲁军第六军军长褚玉璞为前敌总司令，分十路反攻冯玉祥，占领京津地区。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该军南下支援直系军阀孙传芳，接防上海和南京时受挫，翌年又在河北滦东地区被国民政府军击溃，余部为白崇禧收编。

    【3】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军南下，四月十五日进围扬州。明督帅史可法在外援断绝、军饷不济的危急情况下，率领扬州全城军民坚守孤城。二十五日，清军破城而入，对扬州人民进行持续十天的大屠杀，史称“扬州十日”。同年，清军灭南明福王朱由崧政权后，继续进攻江南，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县）人民推侯峒曾、黄淳耀为首，于闰六月十七日起兵守城。七月四日城破，清军大肆屠戮后，弃城而去，此为一屠嘉定。当逃出的居民陆续回城，并与城郊人民组织起来再次抗清时，七月二十五日，清军袭击嘉定城郊的葛隆等镇，再次进行大屠杀，此为二屠嘉定。次日，又入城大肆屠杀，此为三屠嘉定。一说第三次屠杀在八月十六日吴之蕃反清失败时。嘉定三次被屠，死难二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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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帝的末路

    1924年11月22日，北洋派元老段祺瑞只身进入北京。23日，张作霖也从天津赶到北京。就在这一天，冯玉祥在政变中搞起的那个以黄郛为首的内阁全体辞职。24日，段祺瑞在陆军部礼堂，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同时发布新的内阁名单。段祺瑞压根儿就不把冯玉祥放在眼里，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冯玉祥的军队从醇王府撤走，由市警察司令部派出护卫接替。而张作霖对这位在直奉大战中帮了自己大忙的倒戈将军，不但未表示谢意，反而越发认为他是一个“任何背信弃义的事都能做得出来的卑劣小人。他今天捅向吴佩孚的刀子，明天的什么时候又将捅向我……”更出乎意料的是，在将吴佩孚和冯玉祥做了一番对比后，张作霖对冯玉祥更加鄙视和愤恨，对吴佩孚倒是还保留了几分敬意。

    由于段祺瑞和张作霖都对冯玉祥没有好感，所以决定将其驱逐出京，并不让他在有出海口的地方发展。经过一番密谋，很快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并希望他率部克日到任。

    此时的冯玉祥被实实在在地搞了个灰头土脸，自感无趣。但他绝不会就这样顺利地出走西北，也不会轻易地放弃已经占据的北京。他将部分军队勉强撤至南苑、北苑两地驻扎后，想出了一个惯用的策略，那就是辞去军事统帅一职，解甲引退，同时宣布到西郊天台山一座佛寺里静养，除他的亲信外，声称不再与任何人往来。

    11月29日，住在醇王府的溥仪在英文老师庄士敦、清室旧臣陈宝琛等臣僚的密谋、策划下，溥仪等人乘车悄悄离开了醇王府，向位于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冲去。他们先是借着漫天尘土飞沙的掩护，躲进使馆区的德国医院，然后转往日本使馆兵营。

    日本驻中国公使馆公使芳泽谦吉得知溥仪一行逃来的消息，急忙前来探望。溥仪趁机提出要在日本使馆避难的要求。芳泽谦吉不敢做主，只好说：“皇帝陛下，请先在这里休整一时，我马上发电报请示，待我国政府正式指示后，才能接纳，以示庇护。”

    此后的不长时间，芳泽谦吉正式告知溥仪，日本政府已同意提供庇护。接着，芳泽和他的妻子把自己的房间腾出来让给溥仪居住。再后来，芳泽亲自驱车拜访段祺瑞，婉转地提出带溥仪的皇后婉容、淑妃文绣到日本使馆同溥仪见面的要求，并得到段祺瑞的同意。溥仪的后、妃始随芳泽的秘书走出醇王府，来到了日本使馆。几天后，日本使馆又将后面的一幢楼房专门腾出来，供溥仪的后、妃、臣僚及随之而来的太监、仆役、厨师等使用，并特设了溥仪会见王公大臣的场所和后妃的“寝宫”。至此，溥仪的避难暂时取得了成功，但从此也渐渐落入日本人的势力控制而无力自拔了。

    既然日本方面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溥仪，就不能再让他随随便便地从手掌中溜走。尽管溥仪产生价值的时刻远没有到来，但日本人懂得这时的投资是多么的及时和必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后随溥仪进居日本使馆的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等人，渐被日本人有预谋地收买和拉拢，而这些旧派臣僚，又跟日本人串通一气，左右了溥仪的一切。溥仪对此略有觉察，也曾思想过对策，但苦于无路可行，也就只好听其摆布了。

    1925年2月23日夜9时，日本使馆的后门被轻轻地打开，接着从里边悄悄溜出6个人来。他们神色匆匆地由西转南奔走，随着稀疏的人群进入了北京火车站，并朝一列东行的客车走去。这6个人中，打头的是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池田，紧跟在后面的是换了毛料西装、戴着礼帽的溥仪，身后是两名日本便衣警察和侍童李体育、祁继忠。他们挤过人群，从列车的末端，登上了装满日本兵的特挂三等车厢前往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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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戈将军”冯玉祥逼宫

    北京政变成功后，张作霖、冯玉祥赴天津，与居住在此处的北洋派元老段祺瑞共同密谋政权的分配事宜。在一番相互讨价还价之后，决定电邀南方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北上，主持政局。在孙中山未到京之前，由段祺瑞出任民国政府临时执政，并组成了以政变中的功臣黄郛为总理的临时内阁。

    11月4日，政变后的第一次临时内阁会议在中南海召开，会议结束后，颁布了大批人事任命。当参与政变的各路将领、谋士都得到了满意的封赏之后，冯玉祥觉得仅仅发动一个北京政变，赶走了曹锟、吴佩孚并不过瘾，于是又向临时内阁提出了将清逊帝溥仪驱逐出宫的议案，并自然地得到通过。

    1924年11月5日晨，国民军新任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壁和“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煜瀛，率领40余名军警突然冲入神武门，将各门的清室护卫军全部缴械，然后直奔紫禁城后三殿清皇室住所。

    内务府大臣绍英急急忙忙地迎过来，鹿钟麟等不再前进，站定了跟绍英说了要驱逐溥仪立即出宫的决定，同时递上了由临时内阁修改后的清室五项优待条件：

    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下：

    第一条大清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一切同等之权利。

    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第三条清室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第四条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第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归民国政府所有。

    绍英看完，顿觉天旋地转、两腿发软，险些栽倒。幸亏随侍李国雄、严桐江两人及时抢前扶住，才免于跌倒。绍英略微镇定了片刻，瞪着眼睛瞅了瞅鹿钟麟等三人，突然冲着李煜瀛说：“你不是老臣李鸿藻之子吗？李家世代备受皇恩，均为清室忠良，你何忍如此？”

    李煜瀛的父亲确是同治皇帝的启蒙老师、官至协办大学士的清末名臣李鸿藻，殁于光绪廿六年。死后赠太子太傅，赐祭葬，谥文正，入祀贤良祠，恤典优隆，受恩深重。绍英祈望以此来打动李煜瀛，但李煜瀛却不管这些。父亲受大清皇朝之恩，为朝廷尽忠尽孝都是理所当然，而自己受的是冯玉祥的恩泽，尽忠冯玉祥才是最在情理之中，怎管得了这个小朝廷的冷暖？李煜瀛想到此，笑而不答。

    绍英见李煜瀛不理会他的劝说，又想起鹿钟麟的身世，说：“你不是今上赐谥文端的鹿中堂一家吗？鹿相乃清室重臣，汝等如此逼咄，可忍心否？”

    鹿氏家族在明朝末年出过一个鹿善继，河北定兴人，官至太堂少卿，崇祯初年辞官回里，有一次清兵破边墙入侵，破定兴城时遇难，谥忠节。鹿钟麟正是他的后裔。冯玉祥平时常以孙岳为明末名臣孙承宗之后、鹿钟麟为鹿善继之后，向人夸耀他的部下所具有的忠贞、高贵的血统。而绍英所说的鹿中堂，是指鹿钟麟的本家，即官至大学士的鹿传霖。殁于宣统二年，死后谥文端，所以称“今上赐谥”。

    事情到了这般天地，绍英还以如此口吻来套近乎，实在是不识大局和儒腐臣僚所为。鹿钟麟说：“我今天来此是执行内阁的命令，是为了民国，同时也是为了清室。如果不是我等，那就休想这样从容了！”

    绍英见他一番嘴巴上的笼络并未奏效，遂改口道：“想我大清入关以来，宽宏为政，没有对不起天下百姓的事，何况优待条件尚在，怎么能够如此无理？”

    “你这分明是在为清室说话。若提到满清入关的事，那么，我告诉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3】，天下百姓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鹿钟麟显然有些激动地接着说：“况且张勋复辟，颠覆民国，优待条件早为清室自己所毁弃。当时全国军民一致要求严惩复辟祸首，到现在还是一桩悬案。此刻紫禁城内外已布满了军警，其势汹汹，只等动手，如果不是我们劝阻，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绍英回宫向溥仪报告，溥仪和臣僚们七嘴八舌地做了番商量后，决定采取郑孝胥之策，仍由绍英出去交涉，要求缓期出宫。但鹿钟麟听后却十分坚决：“今日非出宫不可。”

    绍英无奈，再回宫禀报。再出来向鹿钟麟要求宽限些时日，又遭到同样的拒绝。如此往复三次，鹿钟麟等得心烦，顿生一计，到绍英第四次出来企图再行拖延之策时，尚未开口，鹿钟麟故意看了看腕上的手表，神色紧张地对身边的卫士说：“你快去告诉景山上的守军，时间虽到，事情还要商量一二，先不要马上开炮。从现在起，再延长二十分钟，如还没有结果，他们即可行动。”

    绍英一听“开炮”二字，顿时吓得面如土色，急忙摇着手说：“鹿将军，好商量，好商量。”遂掉头就跑。

    溥仪听了绍英的报告，再也沉不住气了。他蓦地从御座上跳起来，脸色煞白，搓着双手焦急地说：“怎么办？究竟怎么办？如果出宫，朕去哪里？这些家产和太妃们又如何料理？”殿内顿时一片大乱。臣僚们面带惧色，有的窃声议论，有的悄悄溜了出去。不多时，在外面等得不耐烦的鹿钟麟等人带着几名士兵来到了大殿。只见鹿钟麟走到溥仪的跟前，将两枚手榴弹放在绍英面前的桌子上，然后指着五项修改条件对溥仪说：“请溥仪先生签字吧！”

    众臣僚望着桌上的手榴弹和鹿钟麟布满杀气的脸，没人再敢吭声，溥仪更是惊恐万状，魂不附体，连忙让人找来笔墨，颤抖着手在公文上签了字。当这一切结束后，经绍英再三苦求，鹿钟麟等答应溥仪的出宫时间可延长到下午三时，但不得再生枝节。溥仪、绍英等连连称是。

    接近晌午，又有几位王公旧臣来到了溥仪的居处。当他们听说溥仪已在公文上签字画押时，不禁捶胸顿足，痛不欲生。摄政王载沣当场摘下自己的顶戴花翎扔在地上，涕泪俱下地叫喊了一句：“完了，大清——完了！”

    下午3时，溥仪率领皇后婉容、淑妃文绣等，分别坐着国民军早已准备好的五辆汽车，在卫兵的护送下，向北海北边的醇王府——溥仪父亲的私邸奔去。当汽车通过神武门时，溥仪流下了悲伤的热泪。他隐约地感到，也许这是自己一生最后一次穿越神武门了。一旦离开了这里，他的人身安全及家产私财都将无法保证不出意外。其他的一切，诸如祖宗陵寝的守护等，都将随着自己被迫迁出紫禁城这个象征着权威的皇家禁地而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乱子。但是，现在看来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当时社会普遍的关注的焦点，还是在清室财产的善后处理上。当时广为流传的两个故事是：张壁在宫中清查财产，见桌上有一个钧窑花盆，种着菊花，他知道钧窑是难觅的珍品，便对一个侍卫说：“这盆花是好种，给我带回去养着。”

    另一个是说鹿钟麟看见宫内桌上有一个翡翠西瓜，随即脱下军帽扣在瓜上。到临走时，卫士连瓜带帽一起捧到鹿的面前说：“司令忘记戴帽子了。”鹿答道：“很热，我暂不戴，你先拿着吧。”这个卫士心领神会，将翡翠西瓜和长官的军帽一同带了出去。

    当溥仪被赶出宫时，冯玉祥颇为得意，认为这是北京政变中为革命做的第一件大好事。但随着社会各界的反对和丑闻的传出，不免越来越觉得尴尬。而此时大多数头脑冷静的人，则持根本的否定态度。认为在这国乱如麻，兵祸未解之时，冯玉祥做此鲁莽之举，无疑是避重就轻。而溥仪的小朝廷，自不比李自成盘踞大内的两三个月，一旦被逐，即会烟消云散。此时的溥仪依然有他的一定影响，如果处置不当，必会招来无穷的隐忧——这个意想不到的结局，很快就得到了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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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吴佩孚悔恨交加又焦灼万分之时，一个参谋送来了一份由洛阳大本营发来的电报，内称驻守洛阳的第27师憨玉琨部的团长孙殿英发生哗变，其部纠集了一个机关枪连、一个骑兵连，先后攻占了彭婆镇、临汝镇、郏县、禹县和嵩县县城。孙殿英自封独立旅旅长，沿途广招土匪、散兵游勇，从者甚众，声势颇大，洛阳受到威胁……

    吴佩孚看完电报，沉思片刻，回头对站立的参谋说：“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么个团长？”

    参谋干脆利落地回报道：“据司令部调查，孙殿英其人原是一名土匪，后投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丁香玲部，由士兵升任机枪连连长，再后来被憨玉琨部收编，任混成营营长，后升团长。两年前，其人在洛阳聚众制造烈性毒品，曾被大帅严令缉捕过，但未能捕获……”

    吴佩孚轻轻“噢”了一声，接着说道：“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个人。”吴佩孚看了参谋一眼，脸上明显带着不可遏止的愤怒，声音不由提高了几分：“一个小小河沟里的癞蛤蟆也想兴风作浪，你电告憨玉琨，让他迅速派兵将这个悍匪擒获，等我杀了冯玉祥，再回去杀他。”

    吴佩孚召集军事会议，向匆匆赶来的直军将领叙说了事情经过后，又严令各军：“暂停进攻，坚守阵地，我回去杀冯玉祥。等我回来，再全面反攻，直捣黄龙，活捉张作霖。”接下来宣布：“我走之后，直军总司令一职，由张福来代理。”

    吴佩孚带了一个旅的兵力乘车南下，准备先到天津，与驻守此处的曹锟七弟的一个旅合兵一处，杀向北京，活捉冯玉祥。吴佩孚自认为这样安排还是恰当的，他对捉冯败奉仍充满了信心。但他没有料到，自己的出走，使刚刚被鼓舞起来的直军士气一落千丈，而奉军却勇气倍增。奉军前线将领张学良等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绝妙时机，迅速调动大军进行全面攻击，直军的总崩溃已成无法挽回的定局了。

    处在冷口一线的张宗昌部，刚刚和直军交火，直军便大举溃退，团以上的军官纷纷逃亡，士兵无路可逃，只好弃城束手就擒。张宗昌乘胜率军一路冲杀，东起昌黎、西至唐山一线的直军不下七万人，全部被张宗昌部俘获收编，枪炮器械所获不计其数。张宗昌部兵力由此一下子扩充达到十几万人。被收编的直军，原二等兵当班长，班长当连长，连长当团长，团长升旅长，旅长自然升师长、军长，肩章来不及改换，就用锡箔纸染成黄色用以代替。张宗昌以一个暴发户的姿态和实力，在奉军各路将领中扶摇直上，威势倍增。与其说冯玉祥的倒戈，吴佩孚的兵败，成全了张作霖，不如说成全了张宗昌。正是这次大战，才使在奉军地位卑微的张宗昌，一跃成为后来势力庞大得连张作霖都无可奈何的直鲁联军【2】总司令。

    这时的张宗昌已率先接近了京津，并指挥部队将滦州、唐山一线的直军收编，然后又唆使部下趁着混乱，将沿线大户店铺的财物洗劫一空。同时以搜捕直军溃兵为名，亲率心腹部下进入地处遵化县马兰峪镇的清东陵禁区，将陵区地面建筑和祭祀陈设等所有值钱的物品，大肆劫掠了一遍，仅劫掠的金银器物就装载了几十大车。由于战局的紧张和张学良、李景林等部的迅速开来，张宗昌放弃了原打算掘陵盗宝的计划，在一阵匆忙的劫掠之后，命令部队撤出东陵禁区，向天津推进。张宗昌和几个亲信部下最后离开陵区，当他骑着高大的战马踏着神道走出南门后，又忍不住回过头来，对着苍茫的陵园和若隐若现的黄色琉璃大殿，轻轻说了句：“再等来日吧！”说完，带着无限的遗憾，打马飞驰而去。

    自从张宗昌这次匆忙地告别了清东陵，他那盗陵掘宝的梦想再也没有机会得以实现了。令他想不到的是，此时的遗憾，在四年之后竟由一个叫孙殿英的部下完成了。不过，这时的孙殿英作为直军发动叛乱的一个团长，正率部在洛阳攻城略地。吴佩孚已电令其师长憨玉琨进行捕获，他们的相识还要在一年之后。

    就在张宗昌、张学良、李景林等率部逼近天津时，受冯玉祥的命令，胡景翼率部走出北京，抢先占领了天津北面的杨村，京津之间的铁路、公路均被截断。也就在这个时候，山东督军郑士琦发出通电，宣布不准直军由津浦路入境山东。刚刚抵达天津还未来得及下车的吴佩孚瞬间成了瓮中之鳖。他无法进入天津，更无法进入北京了。

    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吴佩孚在部下的劝说下，只好将车开到塘沽，并于11月2日晚10点弃车登上了忠诚的部下为他准备的一条运输舰华甲号，仓皇向海上开去。

    11月3日，曹锟正式通电全国，宣告引退。

    随着吴佩孚乘舰南逃，曹锟宣布引退，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也宣告结束。其结果以直系军阀主力全军覆没，奉系军阀再度入关而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