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大隋风云》（上部）（二十八）文帝之死 隋文帝, 的, 百家讲坛, 资治通鉴, 普通人

大隋风云

独孤皇后去世两年以后，仁寿四年隋文帝也驾崩于仁寿宫大宝殿。两代皇帝的交替接班，这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关键期和敏感期，也往往伴随着流血和阴谋，隋文帝也不例外。隋文帝真的是正常死亡吗？一千多年来，史家、小说家还有普通人都一直对此众说纷纭。隋文帝之死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不同的说法呢？
　　
　　关于隋文帝之死，《隋书》和《资治通鉴》记载得明明白白，是正常死亡。可是，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长久以来都流传着一种文帝遭血腥谋杀的说法，两种说法的矛盾让文帝之死变得扑朔迷离。那么这种非正常死亡的说法出自哪里？它是怎么说的呢？
　　
　　同样是《资治通鉴》，同样是文帝之死，司马光记载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而且并没有做出评判。但是在其他一些史料里，对文帝之死则有比较明确的结论，就是人为谋杀，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符合历史的真实？隋文帝真实的死亡原因是什么呢？
　　
　　在蒙曼老师看来，关于隋文帝之死，有一个重要的疑点，那就是太子杨广调戏了陈夫人，最终导致隋文帝死于非命。而在关键环节上蒙曼老师认为有很多不合情理的地方，因此可信度不高。但是与此同时，蒙曼老师也不认同正常死亡，那么隋文帝之死到底是怎么回事？蒙曼老师的观点是什么？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上部）第二十八集《文帝之死》。

大隋风云

大隋风云

　　（独孤皇后去世两年以后，仁寿四年隋文帝也驾崩于仁寿宫大宝殿。两代皇帝的交替接班，这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关键期和敏感期，也往往伴随着流血和阴谋，隋文帝也不例外。隋文帝真的是正常死亡吗？一千多年来，史家、小说家还有普通人都一直对此众说纷纭。隋文帝之死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不同的说法呢？）
　　
　　独孤皇后去世时，同情杨勇的势力出现，杨广请萧吉早点召回父亲。萧吉许诺四年内一定会实现，结果这个计划提前实现了，在两年后，仁寿四年七月，崩了，六十四岁。他是怎么死的？有不同记载。有病的有毒的有勒的有打死的。这些说法可以看得出，一种是正常死亡，一是非正常死亡。前者来自隋书，后来资治通鉴也引用了。“帝将避暑于仁寿宫，术士章仇太翼固谏，不听，太翼曰，是行恐銮舆不返。帝大怒，系之长安狱，期还而斩之。甲子，幸仁寿宫。夏四月，乙卯，帝不豫……秋，七月，甲辰，上疾甚，卧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欷嘘，命太子赦章仇太翼，丁未，崩于大宝殿。”此次出行，隋文帝不吉利，章仇太医跟他说去了就回不来，结果隋文帝偏要去，把章仇抓起来，没想到果然生病了，七月不行了，跟文武百官决别，伤感。他想到了章仇，跟太子嘱咐放了吧，我跟他打赌了，《何稠传》记载：“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宜好安置，属此何益？但不能忘怀耳，魂其有知，当相见于地下。”把身后事交给何稠，让我们两个在死后能魂相通。召见杨广说，“何稠用心，我付以后事，动静当共平章。”我死后你跟何稠商量着办吧，场面也温馨。像是典范型的死，可是这是记载之一。
　　
　　（关于隋文帝之死，《隋书》和《资治通鉴》记载得明明白白，是正常死亡。可是，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长久以来都流传着一种文帝遭血腥谋杀的说法，两种说法的矛盾让文帝之死变得扑朔迷离。那么这种非正常死亡的说法出自哪里？它是怎么说的呢？）
　　
　　《资治通鉴》记载：“上寝疾于仁寿宫，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皆入阁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大宝殿，太子虑上有不讳。须预防拟，手自为书，封出问素，素条录事状以报太子，宫入误送上所，上览而大恚，陈夫人平旦出更衣，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归于上所。上怪其神色有异，问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无礼，上恚，抵床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误我，乃呼柳述，元岩曰，召我儿。述等将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岩出阁为敕书，杨素闻之，以白太子，矫诏，执述、岩，系大理狱，追东宫兵士帖上台宿卫，门禁出入，并取宇文述郭衍节度，令右庶子张衡入寝殿侍疾，尽遣后宫出就别室，俄而上崩。”这一段记载记了死亡当天两件大事，一是密信误传事件，隋文帝召进三个主要大臣，太子也住进大宝殿，皇帝如果死于此，这是危险的事，为了避免不测，太子杨广考虑防范，他跟杨素商量，所以写了密信，杨素也写了回信，让宫女交给太子，没想到这封信送到了隋文帝手中，这下子捅了娄子了。儿子宰相就商量死的事。言辞估计不客气，隋文帝不高兴了。另一件事是陈夫人被调戏，这是独孤皇后去世后隋文帝最宠爱的，她在身边照顾，这天她上厕所，慌张地跑回来，含泪说太子无礼，要知道刚看过密信，一听如此，简直是五雷轰顶。这是衣冠禽兽。得想办法呀，隋文帝就召来心腹柳述与元岩，赶快叫来杨勇，两人一听，也是恍然大悟，心思有变呀。干什么，可能是行废立之举，政局会翻盘哪。他们愿意看到吗？愿意，赶快起草去了，可是没实现，还有杨素在呀。但是隋文帝的喊叫，杨素知道，他也会受牵连哪，赶快告诉杨广，要重新召回杨勇，叫杨广赶快准备。
　　
　　杨广肯定吓出冷汗，只能先下手为强了，马上采取五项措施：一是矫诏逮捕柳述元岩；二是紧急调兵包围仁寿宫；三是命令宇文述等人控制宫禁出入；四是命令张衡控制隋文帝；五是驱逐后宫人员关到其他宫殿。就是把隋文帝囚禁起来，就在当晚，隋文帝就与世长辞了。人们不免要猜测，隋文帝是正常死亡吗？《资治通鉴》中只记过，故中外多有议论。这是客观描述。有两条给出了明确结论的：《大业略记》“帝（杨广）事迫，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通历》“乃屏左右，令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说是张衡打死的，场面还非常悲惨。这两个史料都说是隋文帝之死是人为操控的结果。
　　
　　（同样是《资治通鉴》，同样是文帝之死，司马光记载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而且并没有做出评判。但是在其他一些史料里，对文帝之死则有比较明确的结论，就是人为谋杀，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符合历史的真实？隋文帝真实的死亡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要辨析，有指标可以参考，一是可信度一是时间一是逻辑。史料上，说隋文帝自然死亡来源于一等史料，比较靠得住，说是谋杀也在这本史书中可能看得到，没办法说谁值得信任，无从判断。时间上，也没有，说是正常死亡的是说七月十日，跟大臣告别，七十三，说他去世了。节选的是当天的两个重大变故，激起改换太子的事，两个时间不冲突，可以互补，也不好判断真假。逻辑上，有值得分析处，两件大事，一是密信事件一是陈夫人被调戏事件，一定是陈夫人被调戏更有直接意义，前者理智，不会引起隋文帝生气到要换太子，而调戏爱妃直接表现了杨广的道德，觉得不如杨勇了，不如让大儿子接班呢，才要召回杨勇来。这就意味着杨广的努力付之东流，杨广当然不会束手待毙，所以狗急跳墙，这是关键原因了。那么被调戏有没有问题？两个疑点：一是杨广的行为不合理，这时，容不得任何差错，他自控能力极强，他十年如一日不近女色，这最敏感时期，他再好色怎么能不忍几天，符合他的性格吗？还要知道，杨广即将接班，这中间有多少问题要处理，他有时间去调戏吗？这不合理。二是陈夫人的行为也不合情理，她在上厕所途中被调戏，好像是她太漂亮了，好像之前两人没关系一样，完全不是这样，两人早有瓜葛，不是一次见到，熟悉得很，陈夫人还为他当太子出过力。陈夫人是陈叔宝的妹妹，八面玲珑，独孤皇后都特许她侍奉隋文帝，她是少数接近隋文帝的人。杨广也拉拢她，他常贿赂陈夫人：“规为内助，每致礼焉，进金蛇金驼待物，以取媚于陈氏。”把她看作帮手，送些东西贿赂陈夫人，她也笑纳了。她也就替杨广说好话，她有功。
　　
　　即使是真的，她也不会告太子，她是政治上成熟的女性，她早就想在新皇帝面前谋出路，这也不合乎她的性格。所以告状这事，也不合情理。
　　
　　两人行为都违反常理，这只能说明这个故事不是真的。
　　
　　（在蒙曼老师看来，关于隋文帝之死，有一个重要的疑点，那就是太子杨广调戏了陈夫人，最终导致隋文帝死于非命。而在关键环节上蒙曼老师认为有很多不合情理的地方，因此可信度不高。但是与此同时，蒙曼老师也不认同正常死亡，那么隋文帝之死到底是怎么回事？蒙曼老师的观点是什么？）
　　
　　我觉得，其他的事像密信误传事件，太子囚禁隋文帝事件仍是真的，串起来的是柳述与元岩。我猜想是，七一三，回密信时，不小心投到隋文帝处，隋文帝怒形于色，当时柳述与元岩正伺候着，他们一看这样，觉得可以利用，趁着隋文帝召杨勇，实现政治翻盘，是为自己的前程打算。两人就打算冒风险了。可惜的是他们的密谋让杨素知道了，他禀报太子，两人被抓，隋文帝也就被软禁，之后，会不会再毒死或者打死？我认为不可能，不值得。他决别过大臣了，只要看好，不再受任何人操控，就足够了，何必费心杀他？这么愚蠢的事，他不至于做出来。隋文帝当晚死，不难理解，一气一吓更容易死了。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隋文帝是正常死亡，没受到外力侵害；也有非正常方面，对他精神产生重大影响，加速了死亡。杨广并没有真正用暴力，用软暴力加速了隋文帝的死亡而已。
　　
　　只是他没有把国家治理好，也就有各种不好的说法纷纷出现，一代英主隋文帝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结束了六十四岁的人生，留下了一个统一强大的隋帝国。不久杨勇全家被杀。

以下是我的看法;

　　独孤皇后去世两年以后，仁寿四年隋文帝也驾崩于仁寿宫大宝殿。两代皇帝的交替接班，这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关键期和敏感期，也往往伴随着流血和阴谋，隋文帝也不例外。隋文帝真的是正常死亡吗？一千多年来，史家、小说家还有普通人都一直对此众说纷纭。隋文帝之死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不同的说法呢？

　　关于隋文帝之死，《隋书》和《资治通鉴》记载得明明白白，是正常死亡。可是，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长久以来都流传着一种文帝遭血腥谋杀的说法，两种说法的矛盾让文帝之死变得扑朔迷离。那么这种非正常死亡的说法出自哪里？它是怎么说的呢？

　　同样是《资治通鉴》，同样是文帝之死，司马光记载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而且并没有做出评判。但是在其他一些史料里，对文帝之死则有比较明确的结论，就是人为谋杀，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符合历史的真实？隋文帝真实的死亡原因是什么呢？

　　在蒙曼老师看来，关于隋文帝之死，有一个重要的疑点，那就是太子杨广调戏了陈夫人，最终导致隋文帝死于非命。而在关键环节上蒙曼老师认为有很多不合情理的地方，因此可信度不高。但是与此同时，蒙曼老师也不认同正常死亡！

　　穿插一段自己关于文帝之死的文章，觉得彼有道理，不知道蒙曼教授对于文帝之死是不是跟这个说得差不多呢，我们拭目以待：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无疑是杨广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年份。

　　这一年七月十三日，隋文帝杨坚崩逝于仁寿宫的大宝殿，终年六十四岁。

　　大隋帝国的最高权杖终于如愿以偿地落到了杨广手上。

　　这一年杨广三十六岁。十几年的刻苦修行终于为他换来了人世间最辉煌的报偿。

　　然而，关于隋文帝之死，其时的长安坊间以及后世的诸多史籍却有很多对杨广不利的传闻和记载。这些传闻和记载把杨坚之死描述得既可疑又神秘，其目的无非是向人们暗示：隋文帝并非寿终正寝，而是死于一场政治阴谋。或者说——是死于一场不为外人所知的宫廷政变。而杨广正是这场政变的主谋。
　　真相到底如何？让我们来看看历代官修正史对于杨坚之死是怎样记载的：

　　正月二十七日，杨坚抵达仁寿宫。

　　正月二十八日，杨坚下诏，将朝廷的财政、赏赐之权以及一切大小事务全部交给太子杨广。

　　四月，杨坚开始感觉身体不适；六月，朝廷宣布大赦天下。

　　七月初十，杨坚病势突然转沉，紧急召见文武百官。弥留中的杨坚躺在病榻上，用尽最后的气力和他的大臣们一一握手话别。场面无比伤感，君臣皆歔欷不已。

　　七月十三日，杨坚死亡。

    上面这些文字见于《隋书•高祖纪》和《资治通鉴•隋纪》。如果史书的记载到此为止，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认定：隋文帝杨坚死得极为从容和安详。对于把江山交给太子杨广，老皇帝不但没有后悔，而且是带着放心满意的心情撒手西归的。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他临终前肯定跟百官们说了许多“尽心尽力辅佐太子、不要辜负朕之所托”之类的话。

　　对此，《隋书•何稠传》中记载的两个细节可资佐证：差不多在杨坚与百官话别的那一天前后，他又召见了自己晚年亲信的大臣何稠，命他负责自己身后的殡葬事宜；随后又召见太子，用手摩挲着杨广的脖子，说：“何稠此人做事很用心，我已经把后事托付给了他，行事应当和他商量。”（上因揽太子颈谓曰：“何稠用心，我付以后事，动静当共平章。”）

　　“托付后事”的细节充分表明临终前的杨坚不但头脑清醒，而且心境平和；“揽太子颈”的细节则更加有力地证明：杨坚的爱子之情仍然不减于往日；换句话说，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对这个帝国的接班人充满了信心和期望。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上述文字只不过是杨坚之死的故事梗概和版本之一。《隋书》的主编魏徵及作者颜师古、孔颍达等人又在《隋书•杨素传》和《隋书•后妃列传》中给出了另一个非常详细而且充满了暗示意味的版本。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隋纪》基本上原封不动地采纳了这个版本。

　　于是，一个绘声绘色、极富香艳色彩也极富阴谋色彩的故事就此呈现在世人面前：

　　首先在这个故事中闪亮登场的是一个女人——一个据说是天生聪慧、美丽绝伦的女人。

　　这个女人本是陈朝的一位公主、陈宣帝的女儿，陈朝灭后被纳入隋朝后宫，渐获杨坚宠幸。独孤皇后死后，陈氏“进位为贵人，专房擅宠，主断内事，六宫莫与为比。”

　　杨坚患病后，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朝廷重臣立刻赶赴仁寿宫，组成了临时内阁。同时太子杨广也奉命入住大宝殿侍奉皇帝。杨广眼见父皇的病势一天天沉重，料定他时日无多，决定早作防备，于是写密信给杨素，向他询问朝廷和百官的情况，并命他作出相应布署，防止朝廷在国丧期间出现动乱。杨素按太子的要求回复了一封密函。不料送信的宫人却误把信送到了皇帝手上。杨坚见信勃然大怒。他还没死，太子和宰相就已经暗中联手在左右帝国政局了，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无异于谋逆啊！

　　杨坚正在气头上，忽然看见他最宠爱的妃子陈氏神色慌张地走了进来。杨坚质问她出了什么事，陈氏流着眼泪说：“太子无礼！”然后哀哀戚戚地告诉皇帝，说她早晨如厕时无意中遇见了太子，而太子欲强行非礼她，她拼命抗拒才逃了回来。杨坚一听，犹如五雷轰顶。他断然没有料到这位温良恭俭的太子到头来居然是个衣冠禽兽！杨坚躺在御榻上，用力拍打着床板大骂：“这个畜牲怎么可以托付国家大事？独孤氏误了我，独孤氏误了我啊！”

　　痛定思痛之后，杨坚急召柳述和元岩入内，说：“传召我儿。”柳述等人刚准备去传唤太子，忽然听见皇帝加了一句：“是传杨勇！”柳述和元岩面面相觑，顿时明白了什么，连忙入阁撰写复召杨勇的敕书。杨素听说此事，立刻报告杨广。杨广随即矫诏将柳述和元岩逮捕，关进了大理狱；然后紧急调动东宫军队进驻仁寿宫，命左庶子宇文述等人控制宫禁出入，命右庶子张衡进入皇帝寝殿，将侍奉皇帝的所有宫女和宦官全部逐出，关在别殿。

　　当天，仁寿宫就传出了皇帝驾崩的消息。

　　由于太子在皇帝死前的那一番异常举动，使得朝廷内外对皇帝之死的真相议论纷纷。

　　陈氏和后宫嫔妃听到皇帝宾天的消息，顿时惶惶不安。当天午后，太子使臣带着一个金匣子来见陈氏，说要将这个匣子赐给夫人。匣子上有一张纸条，上面有太子杨广的亲笔签名。陈氏以为里面是毒药，大为恐惧，一直不敢打开。使者一再催促，陈氏只好战战兢兢地打开匣子。

　　让她感到意外的是，匣子里的东西不是毒药，而是几个精致的同心结。

　　陈氏身边的宫女们又惊又喜，互相说：“这回好了，可免一死了。”

　　可陈氏却一脸不悦，背过身去不肯答谢。宫女们一起逼迫她，陈氏才勉强向使者拜了一拜。

　　当天晚上，太子杨广就带着一种得意洋洋的表情堂而皇之地走进了陈夫人的寝室……

　　故事的结局是：杨广把他父亲的这位爱妃、相当于是他后母的陈夫人奸污了。
　　
　　《隋书》记载这则“香艳”与“阴谋”故事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把杨广塑造成一个继“夺嫡”之后又“弑父”、“奸母”、“篡位”的无耻小人、一个禽兽不如的流氓恶棍！

　　简言之，就是要把杨广“妖魔化”。

　　然而，当我们对史籍进行更为深入的考查和比对后，我们就会不无遗憾地发现——这个“妖魔化”故事存在着太多逻辑上的漏洞和硬伤：
　　
　　第一：不合常理。

　　在杨坚之死的“简易版”中我们看见，“百官话别”、“托付后事”和“揽太子颈”这三个充分表明杨坚父子和睦的关键性细节都是发生在七月初十这一天或者之后的，而此时无论是杨广还是杨坚本人都已经知道他时日无多，事实上杨坚也的确是在三天后就死了。可见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时刻。对于杨广来讲，虽然他距离帝座只剩下最后一小步，但恰恰是这一小步，往往是最危险、也是最艰难的，一着不慎就会功亏一篑、满盘皆输。在此情况下，像杨广这么一个善于隐忍并具有高度自制力的人，肯定会比平时表现得更为谨小慎微，甚至会在百官面前亲自为父亲端茶送水、亲尝药石。这才符合他的一贯性格和处事原则。可恰恰相反，“香艳版”中的杨广却在明知道属于父亲的一切很快就将被自己全盘继承的情况下，一反常态地做出了对他自己最不利的举动——丧心病狂地去非礼陈夫人。

　　如果此事属实，那并不能证明杨广好色，只能证明他愚蠢——十足的愚蠢！

　　几天后隋朝的整个天下都是他的，更何况一个小小的陈夫人？！他何苦为了满足一时的情欲而葬送自己为之付出了二十年努力的帝业？即使说他已经有把握彻底控制身患重病的父亲，可非礼之事一旦泄露，他就必须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采取极端行动。试问，这个一向以精明和谨慎著称的杨广，会因为一个女人而宁可用一场危险的政变来夺取本来已经唾手可得的帝位吗？

　　很显然，这不符合常理。
　　
　　第二：自相矛盾。

　　不但杨广在这个“香艳版”中的表现不合常理，就连这个陈夫人的前后表现也是极度自相矛盾。据《隋书•后妃列传》记载，陈氏被纳入隋朝后宫为嫔，由于“独孤皇后性妒，后宫罕得进御，唯陈氏有宠，”当时，“晋王广之在藩也，阴有夺宗之计，”所以“规为内助，每致礼焉。进金蛇、金驼等物，以取媚于陈氏。皇太子废立之际，颇有力焉。”

　　这就是说，早在杨广还是晋王的时候，这个陈夫人就已经利用皇帝对他的“独宠”，暗中收受杨广的重金贿赂，从而“有力”地支持了杨广的夺嫡行动。可见，陈氏与杨广的关系早已非同寻常。即便他们不是情人关系，起码也是一对政治同盟。换句话说，他们很早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其关系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既然如此，杨广为何早不非礼、晚不非礼，偏偏要在皇帝病重、人心不安、朝野瞩目的特殊时刻，去非礼这个夺嫡时的政治盟友陈夫人呢？退一步说，即便杨广真的丧心病狂到如此地步，可这个陈氏既然敢在隋文帝还独掌大权的时候冒着杀头的危险帮助杨广夺嫡，却为何在皇帝已经病危、大权其实已落入杨广手中的时候，反而拒绝杨广的示爱、拒绝自己后半生的政治靠山和荣华富贵呢？再退一步说，即便陈氏是一个可以出卖一切但就是不能出卖肉体的“贞洁主义者”，即便她拒绝了杨广，但也绝对不可能把非礼之事告诉皇帝。原因很简单：万一杨广因她的指控而被皇帝拿下，杨广难道不会出于报复心理而把他们当年通贿夺嫡的丑闻全部捅出来、从而把陈氏也拉下水吗？像陈氏这么一个历经两朝、成功地周旋于皇帝、皇后和藩王之间的绝顶聪明的政治女性，会愚蠢到不知道把非礼之事告诉皇帝将导致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吗？

　　答案是：陈氏不可能这么做。

　　所以我们可以据此断定：《隋书》在“香艳版”故事中对陈氏的前后记载完全是自相矛盾、不合逻辑的。
　　
　　第三：张冠李戴。

　　关于杨广的这个“香艳版”篡位故事为何会如此逻辑混乱、漏洞百出呢？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因为《隋书》的编撰者魏徵等人并不是这个故事的原创者。最早“创作”出这个故事的人其实是隋末唐初一个名叫赵毅的人，《隋书》的记载正是直接取材于赵毅所著的野史——《大业略记》。

　　这本书的史料来源其实并不可靠，大多是当时民间流行的一些杂谈、轶闻和传说。众所周知，隋末唐初的百姓对“暴君”杨广可谓恨之入骨，所以赵毅很可能正是怀着同样的心情、出于批判杨广的考虑，才根据民间传说创作出了这个故事。而《隋书》的编撰者魏徵等人做为新朝大唐的臣子，当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批判旧王朝、诋毁旧统治者的机会，所以经过加工处理后，将这个故事收录进了官修正史。

　　可就在他们加工处理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个“张冠李戴”的错误。

　　让我们先来看看《大业略记》中的记载：高祖在仁寿宫，病甚，炀帝侍疾，而高祖美人尤嬖幸者，惟陈、蔡而已。帝（杨广）乃召蔡于别室，既还，面伤而发乱，高祖问之，蔡泣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嗜指出血，召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令发诏追废人勇，即令废立。帝（杨广）事迫，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帝（杨广）简骁健宫奴三十人皆服妇人之服，衣下置杖，立于门巷，以为之卫。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

　　很显然，在赵毅的记载中，杨广非礼的对象是隋文帝的另一个宠妃：蔡氏，而不是《隋书》所说的陈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张冠李戴”的错误呢？这难道仅仅是《隋书》编撰者们一时疏漏导致的笔误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今天的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做一个推测。也就是说，《隋书》编撰者很可能是考虑到这个蔡氏与杨广历来毫无瓜葛，如果说她突然被杨广非礼，恐怕看上去会显得突兀，难以取信于人，还不如把蔡氏改成一直与杨广暗中通贿（很可能还暗中通奸）的陈氏，这样看上去就显得顺理成章了，而且还可以借此揭示杨广大奸大恶的一贯性和长期性。可《隋书》编撰者却没有顾及到，把蔡氏偷梁换柱地改成陈氏，反而暴露出我们上面讨论过的那个更大的逻辑漏洞。

　　当然，这一点仅仅是我们的推测，《隋书》为何如此“张冠李戴”的原因，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隋书》中这个“香艳版”的篡位故事，纯粹是在野史的基础上加工处理的结果。也许正因为取材于野史，所以《隋书》编撰者才不敢贸然把赵毅在“非礼事件”之后极力描述的那个“进毒药”致“高祖暴崩”的情节收进官史。因为并没有过硬的证据支持“杨广弑父”的情节，所以魏徵等人只能在《隋书》中采取暗示手法。

　　假使大唐的开国君臣早已掌握了“杨广弑父”的证据，那他们肯定会在起兵推翻隋朝的时候大张旗鼓地昭告天下，怎么可能把这个攻击隋炀帝的有力武器一直藏着掖着，直到时过境迁之后才在修撰《隋书》的时候语焉不详地进行暗示呢？

　　隋书记载清楚无误，文帝自四月生病以来，病势日渐加重，以至从仁寿元年以来每年文帝的诞辰６月１３日都要进行的佛事活动也不得不停止。而自此至７月１３日逝世的数十天，御医显然进了最大的努力才是文帝的寿命得以延长。显然，从文帝病重到逝世这段时间里，太子广一直和宣化夫人一道服侍文帝，相安无事。如果曾经发生强暴未遂事件，则必然发生在文帝与百官辞别之后，也就是在７月１０日以后，此时，文帝已经苟延残喘，而杨广强抑色欲数月，竟在最后一刻功亏一篑，如此迫不及待，真不知此前是如何熬过来的。

　　炀帝上台后，打算建造汾阳宫，他进谏道；“比年劳役繁多，百姓疲敝，伏愿留神，稍加折损。”结果招致炀帝疏忌，后因谤讪朝政而被赐死于家。唐高祖李渊已死非罪，赠大将军、南阳郡公，谥忠，如果，张衡果真是凶手，哪么，唐高祖绝不会为他平反，更不会给他忠的谥号，因为这是国家赖以维持的伦理道德问题，绝不容有丝毫的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