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大隋风云》（上部）（二十六）由盛转衰 的, 隋文帝, 百家讲坛, 仁寿, 战争

大隋风云

开皇九年平陈战争结束之后，隋文帝的家庭开始出现一系列问题。太子杨勇被废，蜀王被废，秦王夭亡，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四分五裂。事实上，在同一时期隋文帝不仅是家庭出现了问题，他在治国理政方面也同样出现了严重的失误。隋朝初年那种君臣协力、奋发图强的局面不复存在。

　　仁寿年间，隋文帝开始兴修仁寿宫。而在仁寿宫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隋文帝已经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暴露出放纵的苗头了。那么，这件事仅仅是个案呢，还是预示着一个缺少自我约束的新时代的开始？隋文帝在政治上还会暴露出哪些问题呢？

　　隋文帝本来是想用严刑峻法来控制社会，没想到法律太滥、执法过严反倒让人失去了对法律应有的尊重与敬畏。这样一来，社会不仅不能安定下来，反而会更加紧张动荡。那么，当时有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呢？隋文帝会不会吸取教训？

　　隋文帝在生活方面放纵、在司法方面任性，这都充分暴露出他对绝对权力的追求和渴望。那么，在隋文帝建立和维护自己绝对权威的心态下，隋朝还会经历哪些变故呢？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上部）第二十六集《由盛转衰》。

大隋风云

大隋风云

　　（开皇九年平陈战争结束之后，隋文帝的家庭开始出现一系列问题。太子杨勇被废，蜀王被废，秦王夭亡，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四分五裂。事实上，在同一时期隋文帝不仅是家庭出现了问题，他在治国理政方面也同样出现了严重的失误。隋朝初年那种君臣协力、奋发图强的局面不复存在。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隋文帝开始追求生活享受，最突出的表现是修仁寿宫，这是离宫别馆，开皇十三年，战争基本结束，财政出现仓库皆满的局面，他找不到奋斗的目标了，也想稍微休息一下，正好，年初，他曾到岐州祭祀，发现这儿可以建行宫。这个合理，问题是找谁修，他派给了杨素。杨素适合吗？能力不容置疑，但是他平生喜欢奢侈。当时最有钱的人就是他了。“有家僮数千，后庭妓妾，曳绮罗者以千数。第宅华侈，制拟宫禁。”家奴都几千。房子比皇宫都好，因为他战功多，隋文帝是能办大事的人，他生性小气，但赏赐不含糊。杨素赏赐当然多。成了富翁，口味就好，按自己的标准来设计就不得了，“夷山堙谷，以立宫殿，崇台累榭，宛转相属。”山里修行宫，就平地，削平山填平谷，再建造，形成大的宫殿建筑群。工程量大，就耗钱了。还有一个弱点是，暴虐呀，严刑峻法，来对待百姓，这些民夫就昼夜赶工，没用的都填进了山谷了。这多残酷呀。两年下来累死一万多人，这是莫大讽刺。修好了，高去验收。高是开创节俭政府的人，看到如此豪华，开始心疼，报告说，颇伤绮丽，大损人丁。隋文帝听得心里咯噔一下，就有了坏印象。半个月后，隋文帝自己去看，印象更坏，听说，许多民夫累死了。所以，他生气，一到，没看，就说“杨素竭百姓之力，雕饰离宫，为吾结怨于天下。”这是让天下怨恨呀。杨素吓坏了，想讨好，没想到这样。杨素的监工封德彝就建议跟皇后沟通一下。赶紧找独孤皇后，“帝王法有离宫别馆，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宫，何足损费？”这一句，天下太平，把她说服了，不就是为天下太平吗？现在这样了，何必不享受一点？她点了头。第二天，召杨素，皇后说“公知吾夫妇老，无以自娱，盛饰此宫，岂非忠孝”？修一座好的，这是孝顺呀。隋文帝也连连点头。这样，杨素就得到了赐钱百万的奖赏。
　　
　　这事不大，兴修不算过分，问题是可以看出一个问题，他们的追求改变了。不愿意自我克制了。这些是隋摆脱乱象的法宝，一旦放弃，就会变了。
　　
　　（仁寿年间，隋文帝开始兴修仁寿宫。而在仁寿宫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隋文帝已经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暴露出放纵的苗头了。那么，这件事仅仅是个案呢，还是预示着一个缺少自我约束的新时代的开始？隋文帝在政治上还会暴露出哪些问题呢？）
　　
　　二是法律上就开始任情枉法了。开皇律是隋法律的重要法宝，隋文帝一直尊重它。“留心狱讼，爱人如子，每应决狱，无不询访群公，刑之不滥，君之明也。”他也因此得到人们的称道。开皇后期，司法态度变了，越来越任性，常无视法律来任意量刑。关于基层文官的一个故事：他本重视等级制度，发现有许多下属不敬重上司，可是开皇律没有严厉的惩罚。隋文帝觉得不好，开皇十七年三月下令：“诸司论属官罪，有律轻情重者，听于律外斟酌决杖。”可以在规定外打他，隋文帝想给下层官员下马威，让他们尊重长官。问题也来了，长官得意了。可以随意打了。这样一来，上下级矛盾突出来了。这是率性而为的恶果。关于百姓的例子：百姓道德境界未必高，怎么天下无贼呢？他发布诏令：“盗一钱以上，皆弃市”。这是史无前例的重刑。当时有人偷瓜，处死了。三个人都因此死了，这是恐怖政治。这样的诏令是想镇一镇小偷小摸，但是引起的麻烦更多，不法分子更多了，怎么都是死，为什么不办大案呢？这样，大偷大摸多了，杀人等与日俱增。更糟了。当时是商旅更紧张了，怕抢劫的。社会不安了。
　　
　　（隋文帝本来是想用严刑峻法来控制社会，没想到法律太滥、执法过严反倒让人失去了对法律应有的尊重与敬畏。这样一来，社会不仅不能安定下来，反而会更加紧张动荡。那么，当时有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呢？隋文帝会不会吸取教训？）
　　
　　几个胆大的劫持了司法官员，看中的是身份，想给皇帝传话，制定法律，没听说过一文钱就治死罪的。如果不带到，下次就干掉你。隋文帝也只好取消了。隋文帝本应该不再任意胡为了，但是这是废了，新的来了。“盗边粮者，一升已上皆死，家口没官，行署取一钱已上，闻见不告言者，坐至死。”贪污的，极少的都要叛死刑。其实这些与当初的一样，效果一定糟。为民除害的目的达到的是损害人民利益的结果。晚年他犯的错误是不理性。全凭着感觉走，无视法律的尊严。还是皇权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后果。他看重这个，法律自然就靠边了。他要摆脱法律的束缚，杨素就开始利用他了。他可以不讲任何道德的人，他想干掉一个仇人，陈延。杨素路过藩客馆，一看，大门开着，有一堆马粪没清理，杨素走进去，看到工作人员在赌博呢，他赶紧汇报给皇帝。作风散漫，无人做事，迟到满院子马粪，有损国家形象。隋文帝可不宽容，历来恩少威多，一听，火冒三丈，乱棒打死了一些人，免了陈延的官，在西市当声打棍，杨素公报私仇了。杨素的嚣张还是因为隋文帝的枉法。
　　
　　（隋文帝在生活方面放纵、在司法方面任性，这都充分暴露出他对绝对权力的追求和渴望。那么，在隋文帝建立和维护自己绝对权威的心态下，隋朝还会经历哪些变故呢？）
　　
　　第三个问题是猜忌大臣。他是从权臣当上皇帝的，一直猜忌，曾屡兴大狱。把文官都干掉了，提拔高等政治新秀，这样做不够厚道，但是对于摆脱功臣，建立领导核心也有作用。可是开皇十年后，皇权强大后，他应不猜忌，但是并不这样，反倒加强了。这不正常。他猜忌的是自己亲手提拔的人。像虞庆则，各方面与隋文帝都像，曾受宠幸，曾是四贵之一。到十七年，居然以谋反罪被砍了头，也是家庭悲剧，有小舅子，赵什柱，与爱妾私通，虞庆则饶不了他，赵什柱倒想先下手，正好有人造反，皇帝派虞庆则去平叛，赵什柱就去皇帝面前去告状，就说他根本不想去，不怕派他去劳而无功吗？隋文帝没有听风就是雨，没罢官更不会放进监狱，但是送行时，隋文帝还是一脸冷漠，虞庆则到南方，一仗打下来就打赢了，平了叛乱。赵玉柱可郁闷了，正在绝望时，出现转机了。虞庆则喜欢看山川，分析地理情况，回大兴城路上，也是如此。要路过长沙，登上高山，临桂岭，对赵什柱说，看出来没有，“此诚险固，加以足粮，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只要足够粮食，能人防守，绝对是易守难攻，赵什柱高兴了，这是什么意思呀？你想防守谁呀？你是不是要在这儿谋反呀？居然有这样的把柄，赵什柱就跟姐夫说，陛下好像不高兴，等我探听一下，你做好准备再回去，赵什柱去向皇帝报告去了，说潭州那儿易守难攻，我是冒死回来，皇帝派人一调查，说过，是逗留在这儿，都与赵什柱说的吻合，隋文帝怎么处置？直接以谋反罪处理了。
　　
　　是不是上了赵什柱的当？这案子不复杂，稍微调查就能调查得清，但是隋文帝并不给机会，一听传言，马上杀，这是心态问题。这就是猜忌之心。当时不光是虞庆则，其他三贵都没好结局，高是因为太子被罢官，苏威是因为说他在朝中不正当地结交朋友，朋党问题免官了。杨雄是因为人缘太好，让他不高兴，被架空了。当年亲手提拔的都如此悲惨，不说明了他的猜忌吗？他老觉得小吏没一个好人，没证据，就派特务给各部门小吏送钱，只要收下，就杀头。皇帝这样做，可是失人君之大体。不会当皇帝了，说明他变质了，他的大隋就由盛转衰了。上下离心了。个个自为身谋了。这种局面之下，隋文帝与大隋还会遇到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