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蒙曼说唐》长恨歌之开元盛世（七）牛刀小试 的, 地, 百家讲坛, 开元盛世, 大唐王朝

唐明皇

在唐玄宗的默许下，才高气盛的张说略施小计，成功地排挤掉了最大的政敌张嘉贞，顺利地成为唐玄宗内阁的首席宰相。而自从唐玄宗在开元元年真正执掌社稷以来，大唐王朝历经十多年的发展，尽管初步显现出盛唐气象，但是一些积存已久的弊病也开始渐渐地显露出来。那么，此时出任首席宰相的张说，是否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而唐玄宗真的会放手让张说一展拳脚吗？

张说以前在担任天兵军节度使期间，积累了丰富的治军经验，对边关布防与战略部署十分精到，所以无论是处理边防军过于臃肿的问题，还是改革都城兵防的问题，他都能够手到擒来，游刃有余。可是，处理军事问题得心应手的张说，在日常工作上却遇到了一个大麻烦。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席宰相，有一个八品小官竟然不听他的管辖。那么，究竟是谁会如此大胆？这个人到底凭借什么，敢惹怒张说这个皇帝身边的大红人呢？而才高气盛的张说又会怎样对付这个“愣头青”呢？

张说有勇有谋，确实是首席宰相的合适人选，正是从张说担任宰相为标志，唐代的宰相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而此时，张说又做了一件锦上添花的事，让唐玄宗龙颜大悦，并从此对张说更加宠信。那么，这到底会是一件什么事情？唐玄宗为什么会对这件事情高看一眼呢？

中央民族大学蒙曼副教授继续做客《百家讲坛》，讲述首席宰相张说走马上任后的华彩亮相，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长恨歌》之《开元盛世》第七集《牛刀小试》。

唐明皇

唐明皇

　　 画外音：在唐玄宗的默许下，才高气盛的张说略施小计，成功地排挤掉了最大的政敌张嘉贞，顺利地成为唐玄宗内阁的首席宰相。而自从唐玄宗在开元元年真正执掌社稷以来，大唐王朝历经十多年的发展，尽管初步显现出盛唐气象，但是一些积存已久的弊病也开始渐渐地显露出来。那么，此时出任首席宰相的张说，是否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而唐玄宗真的会放手让张说一展拳脚吗？

　　 蒙曼：生活中大家都知道人事斗争很没意思。不过，复杂的斗争也总有其理由。事实上，张说跟张嘉贞斗也不完全是争权夺利，他也有自己的理想，他想要辅佐唐玄宗干一番大事业！经过从地方到中央几年的历练，他发现，唐朝在军事、政治和文化上都存在着一些大问题、大弊病，他想集中权力，在自己手上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他都发现什么问题了？张说发现，当时军事领域存在的最大问题有两个，第一是边防军太多了，第二是中央的卫兵太少了。先看边防军。当时唐朝驻守边疆的士兵有多少呢？60万。有人说这也不算多。但是，判断兵多还是少，关键看够不够用。张说在边疆待了几年，他知道，以当时的边疆形势，根本用不了60万兵。这些兵说是去驻守边疆，其实好多人都成了白白给将军们干活的奴隶了。这不是人才浪费吗？怎么办呢？开元十年（722），张说平定完河曲地区的胡人叛乱，回到长安之后不久，就把心中酝酿已久的建议提出来了。

     他对玄宗说：现在边境形势比较稳定，不如减少20万的边防军，让他们回家种田算了！玄宗一听眼睛都瞪大了，说：边防军总数是60万，减员20万，这不就等于裁军三分之一吗？这规模太大了吧。何况，以前的将军们都在跟我说兵力不够，整天要追加兵额，现在你怎么要裁军呢？张说回答说：我在边疆这几年，太了解边疆的情况了。我们大唐最大的威胁来自突厥，可是自从开元四年默啜可汗死后，突厥就衰落了，自顾不暇，哪还有精力跟我们打仗！再说，兵贵精，不贵多。以前的将领之所以整天让陛下增兵，那无非是为他们自己考虑，一方面侵吞国家配给士兵的物资，另一方面也是想要白白使唤这些士兵。哪里真是出于巩固边防的需要！本来就用不了这么多兵，现在河曲的胡人问题也解决了，更用不了这么多人。所以，不如趁此机会裁员，让这些士兵回家种田。要知道，农业才是国家的根本呢！玄宗说：你讲得自然有道理，但是，一下子裁这么多人能行吗？张说一听，慨然答道：陛下要是不放心，我张说愿意以全家100多口人作担保，如果因为裁军造成边疆不稳，我们张家全家抵罪！玄宗见宰相如此有信心，也就表态说：既然如此，那就按照你说的办吧！一下子，20万人解甲归田了。

　　 张说这个建议意义大不大呢？太大了。要知道，20万人就是20万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中国古代农业立国，农业是体力活，靠的就是青壮年劳力。这些人都走了，家里头谁来种地啊？要是地都抛荒了，那还谈什么开元盛世啊！所以裁军是一项大大的德政。可能有人会想，当时玄宗锐意进取，张说能当上宰相，不是跟他的军功直接相关吗？那他为什么还要裁军呢？其实，这就是张说了不起的地方了。他是一个能打仗的人，但是他决不想搞穷兵黩武。他知道，无论如何，国内发展才是大唐帝国的重心所在。能够认识这一点，坚守这一点，就是好宰相，这也是开元盛世的真正思想基础。

　　 边防军解决了，再看中央的卫兵。中央的卫兵为什么太少了？因为都跑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要知道，唐朝前期实行的是府兵制，府兵制最大的特点就是兵农合一。府兵本身都是均田的农民，平时在家种地，遇到战争就自己准备各种装备随军出征。我们熟知的《木兰辞》不是讲得非常清楚吗？一旦木兰决定替父从军，马上就得开始作各项准备了：她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为什么买这些呢？因为按照规定，府兵的装备是要自己准备的。除了出征和镇守边疆之外，府兵还要轮流到朝廷担任卫士。这种制度最大的好处就是国家不用养兵，财政负担小。但是，最大的坏处就是，府兵本身的负担太大了。唐朝初年的时候，战争比较少，府兵还能负担得起，而且，唐初立了功赏赐也多，好多人，像我们熟悉的英雄薛仁贵，还会自备行头，当志愿兵。但是，到了唐高宗、武则天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战争越来越多，府兵们逐渐意识到，到了战场很可能有去无回啊！就算在战争中侥幸活下来，自己已经没多少时间种地了。地种不好，家里自然越来越穷，穷到一定程度，只好把地卖掉，卖了地，拿什么去买军事装备呢？整个成了恶性循环，谁都不愿意当府兵了。

     但是，政府手里有兵籍，就像《木兰辞》里说的：“兵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到时候就会召唤你，怎么办呢？只好逃跑。户口本上还是长安县某乡的农民，实际上已经全家都跑光了。这种情况发展到唐玄宗执政的时候，已经非常严重了，根本就抽调不到足够的人到长安城来宿卫了！怎么办呢？其实，这件事张说已经琢磨很久了。他对唐玄宗讲，府兵制维持不下去了，不如索性花钱雇人当兵。凡是身体条件合格的，不管是什么出身、经历，只要他愿意到长安来当兵，我们就花钱雇他。如果能这样做的话，那当兵就不是一份义务，而是成了一份职业了。既然当兵也能养家糊口，那肯定有人愿意从事这个职业，就不愁没兵了。玄宗一听有道理，马上在长安周边几个州发出招兵的通知，结果怎么样？青壮年踊跃报名，不到半个月，就招募了12万精兵。这12万精兵是严格选拔出来的，所以论质量，可比原来的府兵高了不少。而且，他们既不用种田，也不用再到边疆打仗，就专门承担守卫长安的工作，专业素质当然也就提高了。

　　 唐朝的燃眉之急不就解决了嘛！大家可能觉得，这张说太有才了！我们这么想，可是，古代人未必这么想。比如《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就说，这场改革，大大地不好！为什么不好呢？他说：“兵农之分，从此始矣！”兵农分开，怎么不好了？说白了就是财政负担重了，国家得养兵了。那么到底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司马光固然是个伟大的史学家，可是，他的观点也并不都对。就拿府兵改募兵这件事来说，张说这个改革没什么不好。相反，它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产物。 首先，社会越发展，专业分工就越细，这是一个基本趋势。比方说，我们常常觉得古代人都是全才，像孔子，不仅懂哲学、伦理学，还懂音乐、数学，甚至还懂武术！我们现在哪有这样的人呀，是不是我们不如古人呢？当然不是，应该说随着社会发展，专业分工越来越明晰，我们当了哲学家，就很难再当音乐家了。军队也是一样，越向前发展，就越不可能兵农合一。兵农分开了，军队成了专职，素质就能提高；同样，农民不用分心，只管好好种田，生产能力也提高，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其次，原来兵农合一，国家的负担是轻，可是老百姓的负担重，而一个国家要想繁荣，除了国家储备要上得去，更重要的是老百姓手里得有钱。当时，唐朝经过一百年的发展，再加上玄宗的励精图治、勤俭节约，政府已经不差钱了，本来也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让老百姓松一口气了！张说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府兵制，实行募兵制，就叫做实事求是，顺应历史潮流！ 张说以前在担任天兵军节度使期间，积累了丰富的治军经验，对边关布防与战略部署十分精到，所以无论是处理边防军过于臃肿的问题，还是改革都城兵防的问题，他都能够手到擒来，游刃有余。

　　 可是，处理军事问题得心应手的张说，在日常工作上却遇到了一个大麻烦。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席宰相，有一个八品小官竟然不听他的管辖。那么，究竟是谁会如此大胆？这个人到底凭借什么，敢惹怒张说这个皇帝身边的大红人呢？而才高气盛的张说又会怎样对付这个“愣头青”呢？ 军事问题很重要，但是，毕竟还不是宰相的日常工作。宰相的日常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作决策，搞行政。可是，这时候，张说发现这里也有问题，而且非常严重。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宰相太辛苦了，忙不过来。为什么忙不过来呢？因为当时宰相都是兼职的。唐朝前期，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开始的时候，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后来尚书省的长官慢慢退出，法定宰相就是中书令和门下侍中了。可是，中书令和门下侍中并不是专职宰相，他们只是上午在一个叫“政事堂”的地方集中开会，研究大政方针，下午还要回到各自的部门主持工作。本来，如果社会平稳发展，需要决策的事情不多，也就罢了，可是，玄宗统治的时候正是国家大发展，社会变革特别激烈的时期，各种新事物层出不穷。宰相专职尚且忙不过来，再让他身兼数职，不是要把他累死嘛！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宰相就算夜以继日、累死累活研究出对策了，还往往执行不了。怎么回事呢？因为在三省制的体制之下，宰相只有决策权，没有行政权。行政权在尚书省的六部那里，宰相作为中书省和门下省的长官，指挥起来不顺手。举个例子。过去府兵制的时代，兵部管兵籍，管地图，管武将的升降，每年按部就班地工作。现在，府兵都逃跑了，宰相跟皇帝一商量，改募兵了，那么，让谁去管招募呢？找兵部，兵部说不行啊，我的职责里不包括这件事啊！再说了，我自己的日常工作都忙不过来，哪有精力管额外的事啊！他这么一说，宰相只有干着急。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宰相不光指挥衙门不灵，指挥起人来也不灵。谁这么有派呀，连宰相都不怕？当时，宰相最指挥不了的人叫宇文融。是一个著名的宠臣。宇文融为什么得宠呢？因为他协助唐玄宗进行了清查逃户的工作，把财政难题给解决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要知道，唐朝初年实行均田制，给每个农民分田，同时进行户籍登记，任何人不得随意流动。政府则按照户籍收税，征兵役、徭役。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土地买卖越来越频繁，再加上兵役、徭役等负担，好多人就把土地卖了，或者干脆抛荒，自己跑到其他地方，或者开荒，或者买别人的地种，反正脱离政府的控制，也不给政府缴纳赋税了，这些人当时叫做逃户。逃户若是比较少的话，其实倒也无所谓，还能活跃经济，可是人太多国家就受不了了。当时唐朝可是根据户籍登记按人丁收税的，纳税人都跑了，国家财政吃不消！怎么办呢？这时候，有一个监察御史叫宇文融，给玄宗提了一个著名的建议。他说，现在再放任下去不行了，得彻底清查逃户！清查逃户，国家收入不就增加了么！玄宗当时要营造盛世气氛，哪件事不需要钱呢！一听这个建议，非常感兴趣，就让宇文融负责这件事。可是，清查逃户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涉及各个州县的协查，还有中央有关部门的协调，没有权威不行！怎么办呢？玄宗就搞了一个发明创造，任命宇文融为覆田劝农使，其实就是皇帝的特使，不受任何衙门制约，直接对皇帝负责。在协查逃户问题上，宇文融就是最大领导，各州各部都把自己的情况先报告给宇文融，再上奏中书省。要知道，覆田劝农使可不是光杆司令，他手下还有一批从各个部门抽调来的劝农判官，这些人可就组成了一个游离于原有的官僚体制之外的使职系统了。

     使职的出现，是唐朝政治体制的一项大变革，对于整个唐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当时大家对这件事的认识还没有那么深刻，一时间只是觉得宇文融太潇洒了，简直就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除了皇帝，没有人管得了。宇文融是个精明强干的人，没有辜负皇帝的信任，当了覆田劝农使之后，恩威并施，三年的时间，给国家盘查出80万逃户。这80万户和其所拥有的土地一下子又成了征收赋税的对象，是多大一笔收入啊！唐玄宗对宇文融欣赏得不得了，很快把他从八品的监察御史提升到五品的御史中丞了。皇帝和宇文融都开心了，张说可郁闷了。他是个政治强人，眼看着这颗政治新星冉冉升起，不受自己控制，他受不了！而且，可以想象，以后随着新问题的不断涌现，这样的特使会越来越多。原有的宰相机构管不了他们，怎么办呢？宰相制度存在的问题，其实在唐玄宗初年乃至整个唐朝初期就已经出现，只是始终没有人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罢了。

　　 那么，张说能解决这个前人无法解决的难题吗？怎么解决这三大问题呢？张说思来想去，提了一个大建议：改革宰相机构！把从前宰相集体议政的“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有人说，这不就改一个名字吗？可不是那么简单。政事堂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议政的场所，不是个衙门。宰相上午在政事堂开会，即使形成了一项决策，也得下午再回到各自的宰相机构，加盖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大印，这才能够发布施行。但是，改成中书门下之后可就不一样了。中书门下不是办公场所，而是实实在在的行政机构。宰相到这里来上班，形成决议，就直接盖“中书门下”的印，就可以生效了。不再像原来那样盖一个中书的印，再盖一个门下的印。换言之，中书门下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决策机构了。因为中书门下的职能变了，宰相也就由兼职改专职了。中书令和门下侍中不是宰相吗？他们从此也不用再回本省上班了，就是专职的宰相；至于本省的公务，就由两省副长官侍郎办理，跟他们没关系了。这还不算完。中书门下还下设了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等五房，算是直属机构。可能很多人看出来了，这不是和尚书省的六部很像吗？没错，这五房和尚书省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确确实实存在着对应关系，有了这五房，中书门下就可以直接插手原本属于尚书省的行政事务了。好多决议一旦形成，就直接交给五房办理，干脆绕过尚书省六部了。

      这样一来，中书门下是什么呢？它既是最高决策机构，同时还成了最高行政机构了。从此，尚书省慢慢被架空了。张说这个行政体制改革大有好处，权力一集中，不仅可以提高应对新情况、新问题的能力，而且也提高了宰相的地位。现在，宰相变得无所不管了，宇文融也好，其他的使臣也好，你绕得过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你还绕得过宰相吗？真是于公于私，两全其美。

　　 画外音：张说有勇有谋，确实是首席宰相的合适人选，正是从张说担任宰相为标志，唐代的宰相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而此时，张说又做了一件锦上添花的事，让唐玄宗龙颜大悦，并从此对张说更加宠信。那么，这到底会是一件什么事情？唐玄宗为什么会对这件事情高看一眼呢？

　　 蒙曼：军事、政治问题都理顺了，张说开始关心起老本行——文化来了。他觉得，当时的文化制度也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全国文人很多，也很活跃，但是，都是单打独斗，形成不了整体的力量，不能集思广益，为国家服务。简而言之，张说觉得，国家需要一个专门的文化机构了。张说这么想，正好玄宗也这么想。他让张说当宰相，就是看中了他作为文人领袖这个身份。所以，张说一上台，玄宗就办了一个丽正书院，让张说当修书使。丽正书院主要负责修撰图书、整理图书、研究礼仪，根据皇帝需要帮其作一些决策，而且还给皇帝讲课。总之，综合了现在图书馆、国史馆、大学乃至社科院的诸多功能，是个名副其实的思想库、智囊团。张说以首席宰相的身份兼任丽正书院的领导，可见唐玄宗对这个事情的重视。张说对皇帝的意思心领神会，而且这是他的老本行，所以特别热心，他积极张罗，把一大批文人都集中到丽正书院来了，像我们熟悉的大诗人贺知章，张说当年修三教珠英时候的老同事徐坚，还有张说在贬官岳州时结交的好友赵冬曦，全都在丽正书院供职，一时间真是人文荟萃。这时候，张说上奏玄宗，这些人在丽正院修书，总得给个什么统一的名分吧。什么名分呢？君臣一协商，就叫丽正院学士吧。相当于今天的院士了。唐玄宗看到这么多人才济济一堂，也非常高兴，就命令有关部门一定要保证供应，把这些人照顾好，这不仅是国家的文胆，也是国家的门面啊。国家发展文教事业，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没想到，有一个叫陆坚的中书舍人不以为然了。他说：这些学士其实良莠不齐，也不是各个水平都高，凭什么皇帝这么重视啊！再说了，不就是一帮文人吗？能干什么呀？给这么高工资纯属浪费，不如把他们都解散算了。要说陆坚也是个实在人，你心里不平衡，自己嘀咕两句也就算了，顶多找朋友发发牢骚。可他不。他直接找张说谈心来了，见了张说就说：丽正书院学士白吃饭，不干活，不如遣散回家！要知道，张说可是丽正书院的领导，你这样说他能高兴吗？不可能。张说教训他说：“自古帝王于国家无事之时，莫不崇宫室，广声色。今天子独延礼文儒，发挥典籍，所益者大，所损者微。陆子之言，何不达也！”意思是说，自古以来，皇帝要是把国家治理得差不多了，都会变得奢侈腐化，或者是大兴土木，或者就是纵情声色。只有我们皇帝不这样，他在国家安定之后干什么呢？他是礼遇儒生，搜罗典籍，这是多了不起的事情啊！

     你说养学士费钱，你不知道，这社会风气的进步，文治的昌明可是用钱买不来的！这就叫做提高软实力！所以，如今圣上做的事情，花费少，收获大，你怎么能反对呢！你太愚昧了！这话传到玄宗耳朵里，玄宗高兴啊！还是张说了解我啊！要想当圣天子，还真得让这样的聪明人辅佐！从此也更加看重张说了。两年以后，开元十三年（725），因为封禅礼成，玄宗在洛阳的集仙殿请宰相、礼官和丽正书院的学士吃饭。酒足饭饱，玄宗说：这个殿叫做集仙殿。世人都想当神仙，可是，谁见过神仙呢？我反正不信这一套。真正让我思慕不已的不是神仙，而是贤臣！如今我和诸位在这里聚会，诸位都是贤臣，干脆把集仙殿改叫集贤殿算了！学士们一听，激动不已，山呼万岁。从此，丽正书院就改叫集贤殿书院，学士也都叫集贤殿学士了，张说还是领导。这领导怎么称呼呢？玄宗说，别人都叫学士，你叫大学士吧。没想到，张说一口拒绝了。他说，这是个学术机构，不是个官僚衙门。在这里，不能论谁官大，只能论谁学问好。所以，绝不能因为我官大，是领导，就叫大学士。这话说得多高明，多得人心！这就叫保持知识分子本色。有这样的领导抓文化，能不文治昌明吗？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张说办的这四件事呢？应该说，这可是关系着开元中期发展的基本思路的四件大事。如果说姚崇的“十事要说”是开元前期的政治纲领的话，那么，这四件大事也就奠定了开元中期的发展基础。这四件大事，张说解决得干净利落，举重若轻，真是个难得的人才！ 唐朝有本诗歌选集叫《河岳英灵集》，里面讲了一个故事。张说当宰相的时候，在办公室挂了一幅匾额，上面写着诗人王湾《次北固山下》中的名句：“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他逢人就说，这是诗的楷模。确实，这两句诗的气魄太大了。残夜未消，但是太阳已经露出了红顶；时令虽然仍在旧年冬天，但是，万物萌动，春天已然悄悄来到了长江边上。这孕育着无限希望与激情，展示着无限美好未来的诗句不正是开元年间的写照吗？那么，真正的红日磅礴、春意盎然会在哪一刻到来呢？小试牛刀就已经露出非凡能量的张说，又会有怎样的精彩表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