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蒙曼说唐》长恨歌之开元盛世（二）姚崇罢相 的, 是, 百家讲坛, 开元盛世, 唐玄宗

唐明皇

唐玄宗亲政后，励精图治，唐朝的政治经济全面走上了正轨，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这样的局面和姚崇的辅弼之功是分不开的。唐玄宗对姚崇言听计从，君臣之间亲密无间。陶醉在巨大荣誉中的姚崇，此时丝毫没有想到过否极泰来这句老话的含义，然而坐在皇帝宝座上的唐玄宗，已经开始考虑换马了。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即使是皇帝让姚崇下台，同样也需要一个得体的方式，那么唐玄宗让姚崇下台的理由是什么呢？他又是如何换掉姚崇的呢？

中国民间有一个说法，叫做打狗看主人。是说一个人如果有了权力或者声望，看在他的面子上，别人对他的亲朋好友都得客气一点。这也是人之常情。然而唐玄宗却突然对正处在事业顶峰的姚崇不客气了，抓住他手下和儿子的小辫子死死不放，那么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秘呢？正处在事业顶峰的姚崇又该如何应对呢？

姚崇在拜相的三年多的时间里，大刀阔斧，当断即断，出色地履行了宰相的职责，开元盛世的初步形成，姚崇功不可没。唐玄宗作为伯乐，对姚崇也是礼遇有加，让姚崇在群臣的羡慕的眼光中，享受到了一种作为人臣的旷古少有的荣耀。那么这种君明臣贤的状况为什么不能保持长久呢？姚崇罢相仅仅是因为他手下小吏和儿子招权纳贿吗？

通过蒙曼副教授的分析可以看出，唐玄宗准备换马决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当政府运转走入正轨的时候，姚崇的历史使命也就已经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姚崇罢相正应了那句古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那么当我们望着姚崇黯然走向政坛的凄凉背影时，我们又该如何给他一个历史的评价呢？

中央民族大学蒙曼副教授为您讲述<长恨歌>之《开元盛世》第二集《姚崇罢相》。

唐明皇

唐明皇

　　 画外音：唐玄宗亲政后，励精图治，唐朝的政治经济全面走上了正轨，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这样的局面和姚崇的辅弼之功是分不开的。唐玄宗对姚崇言听计从，君臣之间亲密无间。陶醉在巨大荣誉中的姚崇，此时丝毫没有想到过“物极必反”这句老话的含义，然而坐在皇帝宝座上的唐玄宗，已经开始考虑换马了。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即使是皇帝让姚崇下台，同样也需要一个得体的方式，那么唐玄宗让姚崇下台的理由是什么呢？他又是如何换掉姚崇的呢？

　　 蒙曼教授：上一集说过，因为灭蝗斗争的胜利以及政治上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成果，姚崇和玄宗君臣之间达到了空前和谐的境地。玄宗一刻都离不开姚崇，连姚崇生病都不让他待在家里，还要把他搬到四方馆办公。皇帝这样信任他，姚崇也是感激涕零，打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可是，没过多久，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下子让姚崇觉得不对劲了。什么事呢？姚崇手下的一个小吏犯事了。姚崇不是中书令吗？当时中书省有一个主书叫赵诲，很得姚崇信任。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古代官场上，别看官和吏级别相差悬殊，但是，官对吏的依赖性很强。因为官是做行政决策的，吏则是做具体文案工作的。官府里缺了这样的专业技术人才，还真是没法运转。这个叫赵诲的小吏不仅文案工作熟练，而且擅长揣摩领导意图，办事百伶百俐，姚崇用起来非常顺手。但是人无完人。小吏赵诲也有一个毛病，就是贪财。唐王朝是世界帝国，西域来的胡商人多势众。胡商看到这个小吏能跟姚崇说得上话，就送给他一些珠宝，想让他替他们谋点好处。可没想到，事情做得不够机密，被唐玄宗知道了。本来，小吏贪财是古代的通病，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这一次，玄宗居然亲自审问，把这个小吏送进监狱，判处死刑！依据我们刚才说的打狗看主人的原则，这个处置显得很不同寻常。那么，玄宗贵为皇帝，日理万机，为什么会注意到姚崇身边的这个小吏呢？还有，他在处理这个小吏的时候为什么如此不给姚崇面子呢？很明显，玄宗已经对姚崇不满了，在抓姚崇的小辫子了。那么，玄宗为什么对姚崇不满呢？因为，姚崇身边，犯经济错误的可不止这一个赵诲，姚崇的两个宝贝儿子也不清白。姚崇是什么态度？姚崇的态度很暧昧，他没有管他们，基本上是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这他就有点嫌疑了，至少是有包庇纵容的嫌疑。姚崇这两个儿子我们前面讲过，当年魏知古到东都洛阳主持选官，这两个家伙就招权纳贿，谁给他们贿赂，他们就把谁塞给魏知古，让魏知古提拔。魏知古因此还跟唐玄宗打过报告。没想到姚崇凭借自己的政治智慧，不仅保住了两个儿子，还把魏知古整下了台。

有了这么能干的老爸庇护，这两个坏小子交接宾客、招权纳贿的事情也越做越大，而姚崇对他们这些越轨的行为不闻不问，甚至是暗中纵容。宰相的儿子肆无忌惮，当然会引起人们的不满。但是，姚崇是铁腕宰相，谁也不敢得罪他，所以，他这两个儿子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倒步步高升，到开元四年的时候都成了四品大员。可是，有权力的人做坏事就是这样，你可以让人不敢管你，但是你没法让别人不议论你。一来二去，这两个儿子的名声坏透了。玄宗可是个励精图治的皇帝，这些事情传到他的耳朵里，当然对姚崇有意见。只是碍于面子，不好跟姚崇讲。现在，姚崇手下的小吏又犯经济错误，不免让玄宗产生疑虑，怎么姚崇身边的人都这样呢？于是决定从严从重从快处理，于是很快把这个小吏逮起来了，逮完了亲自审问，审完了马上投入大狱，然后还判了死刑。这个事情在我们看来叫什么啊？叫作敲山震虎，敲打一下姚崇。

　　 画外音：中国民间有一个说法，叫做打狗看主人，是说一个人如果有了权力或者声望，看在他的面子上，别人对他的亲朋好友都得客气一点。这也是人之常情。然而唐玄宗却突然对正处在事业顶峰的姚崇不客气了，抓住他手下和儿子的小辫子死死不放，那么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秘呢？正处在事业顶峰的姚崇又该如何应对呢？

　　蒙曼：萀靳这么做，姚崇有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呢？我们多次说过，姚崇可是个水晶心肝玻璃人，以他的政治智慧，不会看不清楚。怎么应对皇帝呢？按照一般的想法，最合适的做法就是及时收敛。小吏，让他去死吧，丢卒保帅；儿子则是加强教育，避过风头，这样才能保住自己。那姚崇是不是这样做的呢？然而姚崇不仅没有这样做，他还替自己手下这个小吏申诉了，说他罪不至死，情有可原，想要救他。姚崇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想，不外乎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姚崇有小集团意识，要保护自己人。通过这几章的讲述我们已经看出来了，姚崇不是一个嫉恶如仇的道德君子，而是一个喜欢搞一言堂的铁腕人物。要铁腕就得自己说了算，要想说了算，除了皇帝认可外，还要有人死心塌地追随你。

而要想让人死心塌地，就一定要给人好处，给人庇护，让人觉得跟着你没错。所以，古往今来好多以能干著称的铁腕政治家都不免党同伐异，姚崇也不例外。大家可能对明朝的张居正有点了解，张居正也是这样，这可能是一种常态。因此，明知道赵诲犯了错误，姚崇还是要保他。从私人角度上讲，他不肯丢卒保帅，这是讲义气；但是，从政治权谋来讲，你只有维护住自己人，才能维护住自己的权威，别人才愿意跟着你，所以这是姚崇要保赵诲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姚崇对自己和皇帝的关系认识不清或者说估计过高了。他不是帮玄宗解决了那么多政治难题吗？皇帝不是一刻都离不开他吗？在姚崇看来，贪污受贿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这点面子应该给他吧。有了这样的想法，虽然姚崇明白皇帝的意图，但还是想冒险跟玄宗叫上一板。 姚崇叫板，玄宗怎么接招呢？开元四年（716）十一月份，玄宗大赦京城罪犯。只要不是十恶不赦，一律免罪。按道理讲，赵诲的罪也应该可以免了。

舀鱙真是这个结局的话，也就意味着玄宗妥协了，这也是姚崇期望看到的局面。那么，玄宗会不会这么做呢？那是不可能的。要知道，玄宗可不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人。如果宽恕赵诲，岂不是说皇帝的权威不是权威，姚崇的权威才是权威！那怎么办呢？所以，大赦是大赦，但是，玄宗在敕书里额外附加了一条：中书主书赵诲不在此列。也没有处死，大赦就是要宽恕，可是不能对他宽恕到底，杖责一百，流放岭南。这也是重刑，那么皇帝这道加了附加条件的大赦令一出来，等于玄宗向姚崇表态了，你这个面子，我坚决不给！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姚崇总算明白了，皇帝并不是离不开他，相反，皇帝是怕他不离开了！如果他再不知进退，恐怕皇帝就要不客气了！怎么办呢？主动辞职吧。就在这次大赦令之后，姚崇也主动交上了辞呈。那姚崇主动提出了辞职的请求了，经过几番交涉之后，玄宗皇帝也就高高兴兴地批准了他的请求，开元四年闰十二月的的时候，姚崇同志就被免去中书令的职务。这个时间，距离姚崇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拜相，刚刚过去了三年又三个月。

　　 画外音：姚崇在拜相的三年多的时间里，大刀阔斧，当断即断，出色地履行了宰相的职责，开元盛世的初步形成，姚崇功不可没。唐玄宗作为伯乐，对姚崇也是礼遇有加，让姚崇在群臣的羡慕的眼光中，享受到了一种作为人臣的旷古少有的荣耀。那么这种君明臣贤的状况为什么不能保持长久呢？姚崇罢相仅仅是因为他手下小吏和儿子招权纳贿吗？

　　 蒙曼：我觉得当时姚崇罢相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原因。第一，宰相如果专任就不能久任，这是玄宗的一个任相原则。所谓专任，其实就是大权独揽。姚崇在玄宗一朝担任中书令，当时虽然有两个宰相，一个是中书令，一个是门下侍中，虽然中书令和门下侍中是平级的，可是中书令的权力更大一些，那姚崇就是中书令。虽然名义上还有门下侍中和他制衡，但是，在姚崇主政时期，担任门下侍中的，无论是卢怀慎，还是源乾曜，基本都是伴食宰相，完全不能起到制衡姚崇的作用。同僚唯唯诺诺，不能制约姚崇，那皇帝会不会制约姚崇呢？也不会。我们在第一集讲过，姚崇刚刚当上宰相的时候，因为郎官的任命去请求玄宗批示。念了一遍郎官的名字，玄宗没反应；再念一遍，玄宗还是没反应，姚崇不明就里，非常紧张地退出去了。结果没过一会儿，宦官高力士传话来了，皇帝不是轻慢你，是要让你明白，一般的任免，一般的事情你完全可以做主，不必事事请示皇帝。皇帝有这样的气度，当然姚崇就可以放手开展工作了。玄宗为什么自己不制约姚崇，也不让同级的宰相制约姚崇呢？因为玄宗信任姚崇的政治才干，愿意创造条件让姚崇不受掣肘，充分地施展才华。

这个原则是不是一个好的原则？是挺好的，你要用人就得信任人，这是一个好原则，可是这个好原则也有一个问题，存在着一个隐患？什么隐患？如果一个权相统治时间过于长久的话，就会形成过分的权威，就会威胁到皇权。而自从武则天晚年以来，政坛之所以动荡，关键就在于皇权不振。这是唐玄宗经验教训。要想避免这个问题，只能是采取专任而不久任的原则。宰相专任，就能放手开展工作；任期短，权力就不会失控。这就既发挥了宰相的才干，又不会威胁皇权。这时，姚崇已经干了三年多，三年多是说长不长，说短可也不短了，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小集团了，已经羽翼丰满了，所以该让他下台了。 姚崇罢相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姚崇的历史使命完成了。姚崇的历史使命是什么？用一个词概括，就是拨乱反正。要知道，唐玄宗是在一连串的政变之后开始统治的。面对开元初年百废待兴的局面，各种问题都没有理顺，那好，面对这样的一个烂摊子，姚崇一方面提出“十事要说”，这是一个大概括，作为政治纲领；另一方面则是善于应变，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为了解决问题，他是阳谋阴谋并用，没有一定之规。

按照《新唐书》的说法，这叫做“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善于变通，摸着石头过河，在历史转折时期固然可以迅速打开局面；但是，一旦局势稳定下来，国家需要建立稳定的制度时，善变就不再是个优点了，反而成了依法行政的障碍，因为所谓依法行政就是要有一个固定的对策，不能是今天这个对策，明天那个对策，那就不行。这样一来，面对新形势，以善于权变著称的姚崇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既然完成了历史使命，你还整天在台上呆着干嘛，该下去了。 姚崇罢相的第三个原因在于玄宗想要树立新的道德形象。如果不是有高瞻远瞩的“十事要说”在上面罩着，单考虑道德的话，姚崇的所作所为怎么看都像个小人。他打击政敌、党同伐异、招权纳贿，搞小集团，搞个人崇拜，无论依据哪个时代的标准，也说不上是道德高尚。正因如此，玄宗才让卢怀慎做他的搭档，卢怀慎那是道德君子，在那儿坐镇雅俗，弥补姚崇的不足，起到道德表率的作用。可是，开元四年，卢怀慎去世了，这就使得高层领导班子的道德问题显得更加突出。而一个国家要想兴旺发达，不仅要有完备而有活力的制度，还要有健康向上的道德风尚。官僚，特别是宰相，不仅是行政首脑，也应该是道德表率。可是，以姚崇的性格与为人，显然无法成为这样的表率。这样一来，玄宗也觉得该换人了。正因为有这三方面深层原因的考虑，换宰相也就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了。换句话说，姚崇罢相是唐玄宗深思熟虑的结果。所谓中书小吏的案子仅仅是一个导火索而已。

　　 画外音：通过蒙曼副教授的分析可以看出，唐玄宗准备换马决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当政府运转走入正轨的时候，姚崇的历史使命也就已经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姚崇罢相正应了那句古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那么当我们望着姚崇黯然走向政坛的凄凉背影时，我们又该如何给他一个历史的评价呢？

　　 蒙曼：对于姚崇三年多的宰相生涯，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呢？有一个典故非常传神。当时有一个中书舍人叫做齐澣，对于跟职业有关的各种掌故无所不知，号称“解事舍人”，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活字典。姚崇对他非常欣赏，两人私交不错。我们不是讲过姚崇曾经因为丧子请了十几天的假吗？卢怀慎独立处理不了政事，所以等他销假回来上班之后，公文已经堆积如山了。姚崇有本事，没多一会儿都处理完毕了。姚崇是个很自负的人，从办公室出来，他自己也很得意，就问齐澣说，你博古通今，说说看，我当宰相，可以和哪位古人相提并论啊？意思很明显，让齐澣夸他。问题提得突然，齐澣还没想好呢，姚崇按捺不住，自己说了，我是不是和管仲、晏子差不多呀？管仲和晏子大家知道，都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宰相。

管仲辅佐齐桓公开创霸业，晏婴在齐国后期出使四方，不辱使命。这都是中国古代贤相的典范，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之中还给这两个人合立了一个传，叫《管晏列传》。姚崇自比这两位，显然自视甚高。没想到齐澣说：您恐怕比不上他们吧。姚崇问：我怎么就比不上呢？齐澣说：管子和晏子的政治措施，虽然不能施行到后世，但还可以保持到他们自己死的时候；如今您的政令，随时更改，似乎比不上他们。姚崇不甘心，又追问：如此说来，我究竟是个怎样的宰相呢？齐澣想了想说：您大概可以算得上是个“救时宰相”吧。听到这种评价，姚崇并不觉得是贬低了他，反而高兴得把手中的笔都扔在地下了，说：救时之相，也难得啊！从这个典故，我们能看出什么问题呢？我想，第一个，就是姚崇是个务实的能臣。齐澣说姚崇是“救时宰相”，救时的基础就是务实。只有务实，才能发现现实存在的问题，也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姚崇上任后，无论是罢免冗官、贬逐功臣还是安抚宗室、捕杀蝗虫，都表现出不唯上，不唯天，只唯实的态度。正是因为有了姚崇的努力，玄宗朝的政治才会很快重新走上正轨，这就叫救时。要知道，救时可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

从武则天末年算起，唐朝有将近十年的时间都在动荡中度过。要是往上推到武则天掌权，唐朝已经有半个世纪都处于动荡之中了。在这种情况下救时，可是需要大眼光、大气魄还有大手段的。正因如此，姚崇听到齐澣说他是救时宰相时才会喜形于色。确实，救时宰相，岂易得哉！ 第二，我们也看出来了，姚崇不是传统儒家意义上的贤臣。中国儒家讲究中庸平和，一个儒家君子，绝不好意思去追问别人，我能跟古代哪个贤相相提并论，这太不谦虚了。这还是言语方面。再看看姚崇对皇帝、对同僚和对家人的态度，就更不像儒家贤臣了。正统的儒臣应该具备怎样的道德呢？比较经典的说法就是文死谏，武死战。这死谏和死战才是忠诚的标志。姚崇会不会上谏呢？不是不会，但很少直谏。相反，只要无伤大雅，姚崇一定会顺着皇帝说话的。举个例子，开元二年二月初一，太史上奏说要发生日食，结果并没有发生。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其实就是科学不发达所致，没算准。但是姚崇不这么说，他眼着太阳都落山了，日食没有发生，他带着文武百官上表祝贺，说，太阳应该亏而没有亏，这完全是陛下您的圣德所致啊，是您的光辉补足了太阳的光辉啊！请赶紧把这件事记在史书之中吧。这事做得很谄媚吧，这个不太符合大臣的道德规范了。

姚崇这个样子，北宋的大政治家、大史学家、大儒家司马光十分看不惯，说姚崇是“上诬于天，下侮其君”。很明显，姚崇对待皇帝的态度不像个儒家贤臣。对皇帝如此，那对待同僚呢？根据传统儒家经典《论语》的标准，应该是“君子周而不比”。同僚之间应该互相信任，但是不能拉帮结派。可是姚崇呢？只要是可能对他专权构成威胁的同僚，他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看看张说和魏知古就知道了，他是一点不想团结他们；而对待他自己的死党，则是包庇纵容，是非不分，小吏赵诲就是例子。这哪里还是孔子赞赏的“君子周而不比”呀，分明是孔子反对的“小人比而不周”嘛！这也不符合儒家的标准。对皇帝、对同僚，这都属于公共领域，那在家庭领域，姚崇的做派是不是符合儒家准则呢？中国古代讲究家国一体，移孝作忠。一个符合儒家理想的好父亲，应该是严格要求子女，教育他们为国效力才是，可是姚崇却纵容自己的儿子招权纳贿，这不还是和儒家的理想背道而驰吗？那我们看看这个矛盾就出现在这里了，我们刚才第一条说，姚崇是个能臣，第二条我们又说，姚崇不是儒家意义上的贤臣，这个贤跟能之间的矛盾怎么摆平啊？古语云：“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史记 项羽本纪》人无完人，只要能够做到大节无亏，就算好了，就被我们认为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对国家对历史有贡献的人，姚崇我们还是要看其大节。其实不光是我们今天人主张看其大节，《新唐书》的作者也是这样看待的。

《新唐书》在讲到姚崇的政绩时候说：“崇尤长吏道，处决无淹思。三为宰相，常兼兵部，故屯戊斥候、士马储械，无不谙记……崇常先有司，罢冗职，修制度，择百官各当其材，请无广释道，无数移吏。繇是天子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矣。”什么意思呢？说姚崇真是一个擅长当官的人，他是非常有决断力的，而且他当宰相的时候，一直兼任兵部尚书，所以文的方面和武的方面他都非常熟悉，正因为如此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才都是行之有效的，帮助国家解决问题的。

因为天子作用他嘛，所以就可以委任责成，不用亲历亲为了，同时皇权还没有旁落，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换句话说，正因为姚崇有决断力，李唐王朝才能够迅速地拨乱反正，走上正轨，开创了社会良性发展的局面。这是姚崇的大功绩，也是姚崇名垂青史的关键原因，他是有历史贡献的。那么姚崇通过自己的才干给开元盛世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那接下去又是谁会继承他的重任挑起唐王朝的重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