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 末代皇帝溥仪（二十一）走向新生 百家讲坛, 师范大学, 末代皇帝, 普通人, 管理所

明清风云

百家讲坛 末代皇帝溥仪（二十一）走向新生

     1950年，溥仪以及当年伪满政权的一批战犯从苏联被引渡回国，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亡国的皇帝溥仪在抚顺开始了新的改造生活，在这里从小养尊处优的天子成了一道风景，穿衣扫地是他新生的第一课，他从皇帝开始转变为普通人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当年溥仪出逃日本时，曾随身携带很多珠宝，被苏军俘获后仅献出一小部分，此时仍随身携带残存的部分，这些被溥仪视为后半生赖以生存的财物该如何处理，上次吧，舍不得，不交吧，又害怕，进退两难之际，溥仪该怎样选择呢，辽宁师范大学喻大华教授为您讲述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末代皇帝溥仪第二十一集《走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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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外音]1950年，溥仪以及当年伪满政权的一批战犯从苏联被引渡回国，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亡国的皇帝溥仪在抚顺开始了新的改造生活，在这里从小养尊处优的天子成了一道风景，穿衣扫地是他新生的第一课，他从皇帝开始转变为普通人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当年溥仪出逃日本时，曾随身携带很多珠宝，被苏军俘获后仅献出一小部分，此时仍随身携带残存的部分，这些被溥仪视为后半生赖以生存的财物该如何处理，上次吧，舍不得，不交吧，又害怕，进退两难之际，溥仪该怎样选择呢，辽宁师范大学喻大华教授为您讲述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末代皇帝溥仪第二十一集《走向新生》。

[喻大华]1952年1月上旬的一天，经过连日激烈的思想斗争，溥仪作出了艰难的选择，向战犯管理所坦白皮箱夹层藏珍宝的事儿，他钻出监室的小门，拎着皮箱，跟着看守人员走向所长办公室，他害怕所方追究他违反监规，藏匿珍宝的罪责，一路上战战兢兢，忐忑不安，结果喜出望外，所长认为他主动坦白决定不给处分，后来溥仪才知道所方早就接到了毓喦的检举,但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可见给他留足了面子,而且,所长叫来保管员,命令点收珍宝,代为保存,这就更令溥仪感到意外了,他一再表示要献给国家,说这是当年剥削所得,本来属于人民，不能要，但拗不过所长的安排，只好接受，保管员十分为难，他根本不知道每件珍宝的名称，溥仪不得不用半天的时间一件一件做了交待，最后拿着468件珍宝的存条，感激涕零地回了监室，在溥信的改造生涯中，这个事的意义非常大，他因此对新中国政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产生了一定的依赖感，1954年的3月，战犯管理所迁回到抚顺，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了，后来停战了嘛，新中国腾出手来开始处理日本和伪满的战犯，为了准备以后的起诉审判，首先要对战犯们进行侦讯，其时新中国政府对战犯的侦讯重点还是着眼于日本战犯的处理，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把战后扣押在远东服劳役的日本战俘集中起来，押上火车送给新中国政府处理，这部分战犯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一共是969名，新中国政府接收这批日本战犯之后，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虽说在侵华战争期间，这些日本军政人员都犯有各种不同的罪行，但毕竟苏联方面采用的是包圆儿的办法，其中既有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次长古海忠之这些高级别的人物，也不乏级别很低，恶行一般的下级人员，战争已经结束多年，不能长期关押不加处理，所以抗美援朝战争一结束，新中国政府立即就着手对战犯进行侦讯，要求伪满战犯揭发日本战犯的罪行，并交待自己的罪行，溥仪害怕了，害怕也没有用，他还是被人叫去过堂去了，回来之后焦燥不已，这是怎么回事儿呢，本来检察人员的态度比较和蔼，讯问是问答式的，不但没有动刑，连威胁，恫吓的话也没说，溥仪可以抽烟，喝水，讯问完毕还揣回了多半盒烟，据当时的讯问人员回忆，快结束的时候溥仪跟人家说，说这烟灰缸里还有一些烟头比较长，算是抽半截吧，他希望能够允许他拿回去抽，人家说那算了吧，我这儿还有一盒你拿去吧，于是他就接过来了，给人家鞠一躬说罪人溥仪偏得了，然后他就回去了，出乎他的意料，那么他焦燥什么呢？原来啊是这么回事，溥仪在伪满的时候高高在上，所犯罪行大多有目共睹，比如颁发了什么诏书，签订了什么条约，裁可了什么法律等等，无法抵赖，他在1931年潜来东北之前，在天津跟关东军秘密勾结的那个事儿，别人不知道，现在做了如实交待，其实交代不交代意义也不是很大，为什么呢？

土肥原，坂垣这些战犯东京审判已经处理完了，但他做了交代，此外他感觉再没什么可说的了，而中国的检察人员希望他交待更多伪满高层的内幕，偏偏溥仪并不知道太多这方面的情况，检察人员未免失望嘛，溥仪更是急火攻心，他怕人家认为他不老实，你毕竟做过伪满的傀儡元首，若说你不了解这个国家的秘密，谁信啊，所以溥仪他着急啊，但是检察人员没有难为他，转而让他揭发关东军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行，溥仪自然想将功赎罪，也提供了几份证词，但是证言或者是捕风捉影或者是笼统模糊，人家检察人员一看，说基本不能采信，比如溥仪揭发日本侵略者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就拿这个事来说吧，掠夺东北的粮食，弄得东北人民啼饥号寒，走投无路，他这么揭发的，检察人员就问他，你说日本人掠夺东北粮食，到底掠夺了多少，溥仪说那你不知道，日本人挖地三尺、敲骨吸髓，有多少掠夺多少，检察人员说那你有多少啊，你比如东北伪满的时候，每年粮食总产量是多少啊，溥仪说这个我不知道，我回去跟当年的大臣们问一问，可见溥仪顺着检察人员的讯问思路，想当然地加以附会推测，而检察人员又字字叫枝，结果队的证词不能过关，再想到其他的战犯积极交待，踊跃揭发，提供了一条又一条的证词，溥仪能不着急吗，他开始后悔当年工作态度的马虎草率，尽管在伪满的时候处于关东军的封锁之中，但如果多几个心眼，也不至于现在落得一问三不知啊，不过在溥仪的转变历程中这次侦讯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他亲眼看到了东北人民的血泪控诉，看到了日本战犯伪满战犯的交代材料，平心而论此前溥仪对自己的罪行，不能说毫无认识，他也懊悔日本侵略者利用了他的天真无知，痛恨关东军的言而无信，贪得无厌，但是他并不知道中国东北人民在伪满十四年间，蒙受了多大的苦难，内心中还残留着胜者王侯败者寇的思想，现在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

据1951年抚顺市政府统计，日军在平顶山惨案中，屠杀中国平民三千余人，随后日军又在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屠杀了130多名的老百姓，在千金保屠杀了五、六十名村民，据当时担任伪满抚顺县县长的夏宜供述，新中国成立之后把他抓起来他供述，他说日军曾想将矿区附近的近二十个村子的老百姓全部杀掉，他苦苦哀求请日军不要杀，他还提供了一个细节，抚顺的煤矿的日本矿长也站出来跟日军说，说不能这样继续屠杀下去，那么这样日军才住手，在伪满统治的十四年间，日军在东北制造了非常多的惨案，像三肇事件，大水峪惨案，九虎岭惨案，光头山惨案，看了这些材料，溥仪感到毛骨悚然，他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了，溥仪翻看着一份份揭发，证明的材料，感到了极大的震憾，他回忆说“关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造下的灾难，我过去从来没听人具体地谈过，也从来没有在这方面用过心，我多少知道一些东北人民的怨恨，但是我只想到那是东北人与日本人之间的事，与我无关。历史过去了十来年，到今天我才如梦初醒，才感觉到真正的严重性”，因为检察人员将一份份溥仪亲笔裁可的法律放到桌子上让他辨认，是不是你签的字，溥仪无可抵赖地点头认账，正是因为这些所谓的法律，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东北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多少看来溥仪有一个自我安慰的理由，他无力抗争关东军的淫威，他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是被逼无奈，人们应该理解他，应该同情他，但是他现在看到了不屈的中国人，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知道了八女投江的故事，您想每个人都是爹妈，父母养的，都是血肉之躯，都有七情六欲，都有亲朋好友，人家为什么能抛却一切为国献身呢，那么对比之下溥仪就感觉到了自己的可耻可恶，为此他决定深刻检讨，全面交待，为此写了两万多字的供述材料，溥仪自己给自己总结了这么几条大罪：

    一、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当日寇的走狗。

    二、由于伪满的成立，东北成为日寇军事基地，给祖国带来历史空前大灾难。

    三、伪满十四年，给东北人民带来殖民地的无限灾难。

    四、伪满一切伪诏书，法令，都是施行日本帝国主义政策，统治东北人民的。这一切伪诏书，法令都是我签名和裁可才发生效力。

    所以溥仪表示，伪满期间的一切滔天大罪他承担全部责任。

[画外音]由于身份与经历的特殊，溥仪的思想改造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从初回国时被“赦免”的侥幸，到后来成王败寇的无奈顺从，溥仪的软弱与怯懦，让他的心中充满了怀疑，但1954年的审讯，是溥仪思想转变的开始，面对伪满时期一系列惨案，悲剧的血泪控诉，溥仪曾回忆说，支撑他前半生的信念坍塌了，往事已矣，溥仪在悔恨中读懂了历史，明辨了是非，在忏悔中，一个人的到来让溥仪有了新的感动，他是谁呢？

[喻大华]1956年3月的一天，溥仪突然被叫出监室，前往会议室，一进门溥仪顿时惊呆了，他迟疑片刻，突然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原来来人是他的叔叔载涛，载涛也哭了，叔侄落座，载涛讲了皇族的新生，讲了满族当家做主的事实，告诉他现在全国满族有240万人，你信不信，溥仪惊讶不已，因为在溥仪的心目中满族大概也就是几十万人吧，因为中华民国时期满族受到歧视，所以找工作也不方便，好在满族跟汉族都一样，没有什么差别，所以都改成汉族了，那么现在新中国重视少数民族，所以又都恢复了原来的身份，全国240万，溥仪十分振奋，载涛说了让溥仪惊讶不已的一句话，他说是毛主席让我来看你的，这怎么可能呢，其实真是这样的，载涛是全国人大代表，他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在不久前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中间休会，休息那么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载涛在那儿休息，周恩来就抓着他的手，说载老你跟我走，我领你看一个人，载涛说看谁啊，说你去了就知道了，把载涛就领到一个房间，开门一看，毛主席在那儿坐着呢，由于周恩来介绍说这是光绪的弟弟，亲弟弟，宣统的叔叔，亲叔叔，所以话题自然谈到了溥仪，溥仪不就是宣统吗，毛主席问载涛，说你们和溥仪还有来往吗？载涛说没有没有，我们已经跟他登报声明脱离关系了，他是战犯，划清界限，他关在那儿我都不知道，毛主席说那不对啊，说我们要消灭的是剥削阶级，不是哪一个人，你们家族应该关心溥仪，你可以去看看溥仪嘛，溥仪在哪儿啊，在抚顺，你可以去看看他，毛主席说完就完了，当天晚上北京市政府就派人来找载涛，说毛主席不是说让你到抚顺去看看吗？那你就去呗，于是经北京市公安局安排载涛来到了抚顺，溥仪惊讶不已，他感动于领袖的关心，更坚定了好好改造、重新做人的信念，1956年6月9日，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36名日本战犯先后被押上了被告席，这其中既有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次长古海忠之，陆军中将铃木启久，藤田茂等高级别的战犯，也有在伪满期间做过副县长的岛村三郎，那样的下级战犯，他们在新中国的法庭上不敢抬头，心中充满了悔恨，胆颤心惊，溥仪出庭作证，从总体上陈述了关东军操纵伪满洲国的事实，他不是受害者，他是污点证人，但是东北很多受害者出庭作证啊，想到被杀死的亲人，很多证人哭喊着，要冲出证人席跟那些罪犯们拼命，被执勤人员死死拦住，那么日本战犯有的跪地大哭，连连磕头，当庭请求判处死刑，这样的场面很多，这对溥仪刺激很大，他同样胆颤心惊，同样充满了悔恨，1956年的7月20日，法庭正式宣判，所有被告分别被判处12到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由于刑期从1945年战败被俘开始计算，所以这些战犯不仅绝处逢生，而且很快就能出狱了，您想判12年，1957年不就刑满了吗？所以个个感激涕零，而那九百多名下级日本战犯，干脆就直接释放回国，当时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战争已经结束十多年的事实，结合战犯们的悔罪表现，着眼于中日友好的未来，从轻发落了这些昔日的恶魔，日本战犯处理完毕，绝大多数人被释放回国，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战犯因此看到了希望，他们完全相信了新中国政府，他们相信自己的前途也同样是光明的。

[画外音]新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使溥仪等人看到了前途的光明，然而此时的溥仪却面临着情感的困惑，溥仪一生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末代皇后婉容魂无所依，淑妃文绣对他起诉离婚，伪满时期的祥贵人谭玉龄红颜薄命，到此时溥仪还有福贵人李玉琴一位妻子，1955年李玉琴经过辗转，与溥仪取得了联系，交曾多次到战犯管理所探视，溥仪由此对新生活有了热切的期待，但由于种种原因，李玉琴最终于1957年与狱中的溥仪离婚，末代皇帝最终成为孤家寡人，溥仪心中充满悔恨，又失去了亲人团聚的期待，他的路究竟在何方呢？

[喻大华]1957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释放了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边的溥仪的随从，有谁呢，有侄子毓喦，毓嵣，毓赡，保镖李国雄还有医生黄子正，这些人当年被溥仪选中一同出逃日本，在沈阳被俘关押至今，根本不是战犯，现在都给放了，无罪释放，几个月之后溥仪的妹夫万嘉熙和润麒也被释放了，他们在伪满的时候担任一般的军官，而且都是军校的教员，他没有直接的罪恶，也不算战犯，那么也放了，这是个积极的信号，表明政府将陆续处理溥仪这些人，那么在这一年，就是1957年的时候，战犯管理所组织战犯外出参观，战犯都很振奋啊，终于走出高墙，当然还得回来，出去参观，到哪儿呢，到鞍山，沈阳，长春，哈尔滨，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东北建成了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人民生活水平，精神面貌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鞍钢他们看到了宏伟的钢铁企业，没见到过这么大的企业，当听说鞍钢一年钢产量相当于过去日本人经营三十年的总和的时候，他们同样激动不已，过去崇洋媚外，卖国求荣，对自己的祖国没有信心，那么你看国家建的多好,在长春一汽看到一辆辆汽车开下生产线，他们也是振奋不已，到哈尔滨看啥呢，看日军的七三一部队遗址，看东北抗日烈士纪念馆，他们心情都非常沉重，在烈士的遗像，遗物面前，有的战犯当时就跪在地上磕头，就哭，来忏悔自己的罪恶，同时溥仪参加了战犯管理所的各种活动，还自学了中医，溥仪本来对中医就感兴趣，读过一些医书，也能开方下药，但是他的方开的没人敢吃，他也不吃，现在穿上白大褂，挂着听疹器，在管理所的医务室里，帮医生给犯人们检查身体，他幻想将来出狱之后以行医为生，自食其力，1958年的时候，他再次郑重其事的请求战犯管理所收下代为保存的珍宝，国家满足了溥仪的愿望，但是给他留下了一块金壳的怀表，1959年9月18日清晨，战犯管理所的广播按时响了起来，在一阵嘹亮的《歌唱祖国》的乐曲之后，广播员播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提出建议，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紧接着就播出了刘少奇主席的“特赦令”，广播完毕战犯们欢声雷动，掌声经久不息，激动完后是冷静的思考，无疑特赦跟大赦不同，是按一定的标准，赦免一部分人，这个标准是改恶从善，到底如何才能算是改恶从善呢？到底谁能被释放呢，战犯们心情焦燥，胡乱猜测，但是大家意见一致，放谁都不能放溥仪，其实跟战犯们的猜测相反，恰恰是溥仪最有可能被释放，为什么呢，关于溥仪的历史罪恶人们普遍有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把罪恶跟职位等同起来，其实这两者不一定是一回事，溥仪做过伪满的傀儡元首，地位之高连关东军司令见到他都得鞠躬，伪满十四年裁可了无数的法律法规，构成了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法律依据，表面看溥仪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但是若加深思，你可见溥仪有三点可以从宽的情节，第一，他没有直接的血债，东北人民对溥仪好象没有什么印象，那么就在1957年他们外出参观的时候，就出了一件事，这件事就能说明问题，因为他们到农民家里参观，这个农民请他们看这个水缸，水缸一打开原来里面不是水，是大米，农民的儿子在边上说，大米有啥好看的，显摆什么，这个农民说在康德年间你见过大米吗？那溥仪受不了了，伪满年号，他就是康德，他就站出来了，他说向您请罪，我就是罪人，罪人康德，请罪，农民当时说啥，过去就过去了，你们听毛主席的话，做正经人就可以了，你看东北人民很容易原谅他们，当然前提是听毛主席的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关东军利用了溥仪复职大清朝的动机，把他给骗来东北的，东北人民十四年苦难的加害者是日本侵略者，溥仪是胁从；第三，溥仪在伪满期间始终是个傀儡，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也必须考虑，表面上看特赦是法律问题，但实质上是政治问题，新中国的领导者要根据国家利益做通盘考虑，果然新中国高层拍板决策赦免溥仪，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一决定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画外音]1959年“特赦令”的颁布，不仅体现了执政党对既往历史的包容与谅解，更是一种对国家政权审慎而自信的态度，入狱十年来，溥仪无论从生活到思想都有了巨大的转变，溥仪曾做过清朝的皇帝和伪满洲国的傀儡元首，但在内心中他却始终疏离于这片土地和人民，狱中的改造使溥仪树立了对祖国观念的认同，走出了从皇帝到公民的第一步，那么，当溥仪得知自己将要被特赦出狱时，他又会有什么样的心态和表现呢？

[喻大华]据原抚顺战犯管理所副所长金源回忆，1959年9月30日，他们收到了特赦名单，第一名就是溥仪，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也很惊讶，这倒不是对溥仪有什么成见，溥仪这个人人缘还行，你不管是犯人也罢，还是管理人员对他印象都不错，因为什么呢？见谁都鞠躬，鞠完躬之后就低头这么站着，不是对他有意见，而是考虑到什么呢？这毕竟是个出乎意料的结果，可能带来什么呢，思想工作的压力，为了使特赦大会圆满举行，他们一方面密切关注溥仪的动态，另一方面准备找机会跟溥仪谈一谈，其时跟魂不守舍的很多战犯不同，溥仪在特赦这个问题上他还真冷静，溥仪后来自己回忆，他说特赦对战犯最大吸引力是啥呢？是亲人团聚，他说我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没爹没妈了，也无儿无女，最后一个妻子也跟他离婚了，成了个无家之人，在战犯管理所有吃有穿，也不存在谁岐视谁的问题，他对这里印象不坏，您看《我的前半生》这部书，关于伪满的部分写的很少很少，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分量写的是改造生涯，后来很多读者质疑过这个问题，国外也有学者注意这个问题，为什么一个被关押的人对关押自己的地方有那么深的感情呢，写了那么多呢？这不是在做秀吗，在颂扬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外国记者采访过李文达，他是群众出版社的编辑，他帮溥仪写《我的前半生》，他跟外国记者解释，他说溥仪回忆起伪满非常痛苦，不愿意回忆，但是回忆起战犯管理所，文思泉涌，所以溥仪对战犯管理所确实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不是我们能理解的，他对这里印象不错，但是你不能说溥仪不愿意被特赦，毕竟这么多年他为东北人民的苦难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渴望得到宽恕和谅解，所以改恶从善这四个字对溥仪来说是太有吸引力了，另外向往自由是人类的天性，所以溥仪渴望被特赦，只不过相对冷静一些而已，战犯管理所不是要找他谈一谈吗？在特赦大会举行的前两天，1959年的12月2日深夜11点，溥仪被叫出了监室，前往谈话室，谈话室里边还座了好几个管教人员，溥仪进去比较紧张，他不知道半夜把他叫来干啥来，据金源回忆，金源负责跟他谈话，他是副所长，后来他回忆向溥仪提出第一个问题，你对政府即将做出的特赦有什么感想和看法，请回答，溥仪表达了感激之情和受到的激励，列举了改造好的战犯，认为这些人能被释放，表示自己跟别人比还有差距，但今后将积极争取，努力改造，总之回答十分得体，金源十分满意，接着提出第二个问题，如果特赦有你将怎么办，请回答，这个问题很尖锐，实际上就是在暗示特赦有你，您想如果特赦没他的话，为什么做这种假设呢？就是让他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你看溥仪怎么回答，据金源回忆，溥仪是这样回答的，他说如果有我，完全是党对我的宽大，我前半生有罪党给我改恶从善的道路，后半生一定好好跟党走，金源很满意，结束了会见。

溥仪回到了监室，他读懂了金源的暗示，激动的一宿没睡，1959年12月4日上午，三百多名战犯被集中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礼堂，只见主席台上方悬挂着“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的横幅，两边分别挂着什么呢，“劳动改造，重新做人”，“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标语，辽宁省人民政府的领导，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领导，还有检察院，公安厅的领导在座，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领导主持会议，宣布大会开始之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生春走向了主席台中央的讲台，顿时现场鸦雀无声，无数双渴望的眼睛聚焦到他的身上，刘生春拿起《特赦通知书》向台下喊到，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稍一迟疑立即喊了一声“有”，然后起身上台，立正站好，刘生春开口念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遵照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进行了审查。罪犯爱新觉罗。溥仪，男性，五十四岁，满族，北京市人，该犯关押已经满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念罢，刘生春向溥仪递过“通知书”，溥仪立即俯身低头，双手高举，虔诚地接过了通知书并置于额头，深深鞠躬，溥仪向政府表达了感激，发誓永远跟封建思想决裂，永远跟党走，永远改造自己，说到激动之处痛哭失声，就在溥仪挥泪的这一时刻，世界各大通讯社发布了这一消息，这位做了十四年日本傀儡政权名义元首的传奇人物，结束了十四年的监禁生涯，自由了，1959年12月8日午后，溥仪走出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大门，他无儿无女没有家室，全部财产是一只空空的黑皮箱，一块金壳怀表和管理所发的十八元人民币，他也做过大清帝国的皇帝和伪满洲国的傀儡元首，现在成了一个真正的无产的人了，但是他一点儿也不悲观，他要作个医生，自食其力，治病救人，管理所门前挤满了欢送的人群，领导笑了，看守笑了，手握钢枪的哨兵笑了，溥仪也笑了，他现在坐管理所的汽车前往抚顺火车站，然后坐火车到沈阳，换乘当晚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将于明天清晨抵达北京，抚顺战犯管理所派人全程陪同，怕走丢了，十几分钟之后汽车抵达了目的地，溥仪下车，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清冷又含着淡淡煤烟味儿的空气，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他看到车站广场上人来人往的人群，看到每个人脸上饱满的神情，他为自己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突然溥仪看到了车站大楼上的三个字，顿时热泪盈眶，哪三个字呢，抚顺站，抚顺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三百多年前这块土地上出现了一位了不起的大英雄，这位英雄的名字叫努尔哈赤，抚顺因此成了清朝皇帝的祖籍地，是清朝开国大业的起点，今天努尔哈赤的嫡系子孙，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祖先的故里完成了从皇帝到公民的转变，这是一个世界奇迹，溥仪抹了一把泪水，拎起黑皮箱，踩着满是冰雪的路面，头也不回地走进了火车站，融入人群中。

[画外音] 1959年12月9日清晨，溥仪回到阔别三十四年的北京，开始了作为普通公民的生活，他没有实现当一名医生的心愿，而是被安排到香山脚下的北京植物园工作，1961年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62年与李淑贤结婚，1964年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溥仪热爱新生活，讴歌新社会，珍惜改造的成果，以公民的身份为荣，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多次接见，著有长篇回忆录《我的前半生》，1967年10月17日病逝于北京，溥仪三岁登基，六岁退位，半生傀儡，半生悔恨，做过皇帝、寓公、执政、囚徒，未享父母之爱，夫妻之情，天伦之乐，长期生活在险恶的政治漩涡和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中，最终改造成一名普通的公民，堪称善终，溥仪的一生是一部传奇的书，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世界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