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 风雨张居正（十五）神奇的考成法 百家讲坛, 记忆力,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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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坛 风雨张居正（十五）神奇的考成法

       我有一个习气，就是不太置信本人。这个不置信本人并不是不自信，而是不置信本人的记忆力。 凡是有个什么事要做，或许下一步的任务方案，我都不敢把它们完全交给本人的脑子，而长短要把它们写下来不可。所以我身边不断有如许一个本子，上面写着一切立时和行将要做的事，大到几月几号要给学生开一场讲座，小到下班回家按妻子交待要到超市买瓶酱油，我都邑把它们记下来，再照着本子上记的工作和日程逐条去做、去完成。

       如许的本子我用过很多个了，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考成簿”。有人会笑我，说你看上去也没那么老啊，怎样记忆力就变得那么差了？买个酱油这种事儿还非得写下来，岂非这你都记不住吗？ 您还别说，我这人的缺陷还就是轻易忘事儿，但这并不是我要用这个考成薄的主要缘由。我之所以这么多年来喜好用考成簿来记事儿，是由于这是我向一位前人进修的一个绝招。这一招用过之后，我发现，如许做对我的生涯的确发生了很积极的影响与改动。 这个教授我这一绝招的前人是谁呢？他就是明代万历期间的内阁首辅、被国粹巨匠梁启超先生称为是明朝前史上独一一位政治家的张居正。有人会说我这是故弄玄虚，说什么张居正教授，那本子还叫什么“考成簿”，其实但是就是记事簿呗，这种办法我们老早就在用了。

       这说的也倒不假，其实我这个考成簿，它实质上也算是个记事簿，但运用记事簿这一办法要从前史的角度来调查，它的泉源倒的确起自于张居正。 这就要说到我为什么把那个记事的本子叫作“考成薄”而不叫“记事簿”了，那是由于这个颇具构思的任务办法，在张居正创建它的时分，它的原名叫“考成法”。当然，张居正发明的这个“考成法”，说起来就不是记事簿这么简略了。那么，这个“考成法”究竟不简略在哪些当地呢？说起考成法，就要说到张居正要履行万历新政时起首要面对的两浩劫题了。 第一个问题：权要主义。 虽然权要主义是个外来词，但这种不敬业、不专业、不担任任、扯皮推诿、人浮于事、事因人败的任务作风在我们中国的宦海上，古往今来，却是较为流行的。

       我记得《毛主席语录》里就有过一条，叫“不要沾染权要主义作风”。毛主席之所以循循善诱，那就阐明权要主义景象在我们的当局部门里也曾经是个问题了。 现实上，历朝历代，不管什么时分，要想做出点成就，第一个要面临的难题往往就是宦海上权要主义流行的问题。我们普通了解的权要主义主如果扯皮推诿、人浮于事，其实这只是外表景象。这些权要之所以不担任任、人浮于事，基本缘由照样由于他们干不了事。明代有首儿歌，挖苦宦海上的官员说： “儒生曳白，无如国子监……地理固陋，无如钦天监；音乐舛廖，无如太常寺……书之恶劣，画之芜秽，无如制诰两房、文华、武英两殿。”（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二明宦海弊事》） 翻译成文言就是：测验交白卷的，老是身世于最高学府国子监的；最不懂地理的，刚好都进了地理台；五音不全的，正掌管着国度乐府机构；写字难看、画画像鬼的，莫过于文华殿上的大学士们！ 明代的野史里还记录过如许一个司法笑话。

       说有一个人炎天的时分住店，第二天早晨走的时分偷了店家的一张席子。被雇主人发现了，就扭送到衙门里了。后果县官要判偷席子的这位死刑。旁边师爷一听傻眼了，说偷张席子判死刑，这生怕没有法理根据吧？ 哪晓得这位县官一摇头，说怎样没有司法根据啊，孔圣人不就说过“早闻盗席，死可以”吗？师爷一听哭笑不得，心的话人家孔子说的是“朝闻道，夕死可以”，那意思是早晨听到了人生的至理名言，了解了人生真理，哪怕晚上就死去那也没有遗憾了。后果这位白字先生不会断句，认为是听到有人“盗席”，那这盗席的人也就“死可以”了。堂堂一个县官就这么目不识丁，窥一斑可知全豹，整个宦海什么样也就可想而知了。（事见《笑海丛珠?官引法书》）当然，这也能够只是一个笑话，但也很能阐明问题。

       可问题是这些目不识丁、又不担任任的权要为什么能充满宦海呢？从基本上说，照样宦海给权要主义供应了如许一个气氛。在宦海上，正派斗但是帮派，程度斗但是酒瓶，成果斗但是关系，干部能上不能下，人人拉帮结派，机构随之痴肥膨胀。习尚一旦构成，想改动，那真是千难万难。所以国度就像一个人，“痛则欠亨，公则不痛”，权要系统人浮于事、事因人败，那就是国度机械不能高效运转的症结所在。于是张居正开出了一剂“舒筋活血、打通经络”的药方，这就是鼎鼎有名的“考成法”。那么，昔时的张居正还面对的另一个要命的问题是什么？这个神奇的“考成法”终究若何可以医治那时宦海的恶疾？敬请关注，大明名臣系列风雨张居正（十五）神奇的“考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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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成为大明王朝内阁首辅的张居正，他所接手的却是一个江河日下的烂摊子，不仅国家经济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边缘，官僚机构的臃肿和办事效率的极其低下更是成为了大明官场难以医治的绝症，但是张居正却在此时大胆挑战当时的黑暗官场，竟然一个人与天下官员为敌。他如此危险的改革能够成功吗？几百年前，北宋王安石的那一场失败的变法改革，以及王安石个人的悲惨下场还仍旧历历在目，张居正难道不害怕吗？而此后张居正竟然不动声色地打出了一张叫做“考成法”的奇怪之牌。这究竟是张居正怎样的秘密武器，竟然可以让上千名官员的乌纱帽应声而落？

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不太相信自己。这个不太相信自己倒不是不自信，是不太相信自己的记忆力，但凡有个什么事，或者有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我都不敢把它全交给自己的脑子，我都非得把它写下来，所以我身边老有这样一个本子，上面写着所有马上和即将要做的事情，大到几月几号要给学生开场讲座，小到下班回家按老婆大人的交待记得到超市去买瓶酱油，我都先得把它写下来，然后逐条地按照日期去做去完成。这种本子我用过很多个了，我给它们起了个名叫“考成簿”。有朋友可能会笑我，说看上去没那么老嘛，记忆力这么差，连打瓶酱油的事还得写下来，难道这都记不住？但是，这倒不是我要用这个“考成簿”主要的原因。我之所以要用这个考成簿，这么多年来用了很多本子，是因为这是我向一位古人学的一个绝招。嗨，您别说，这招用过之后，我发现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很积极的影响和改变。那么传授我这一绝招的古人是谁呢？他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主人公——明代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被梁启超先生称为是“明代唯一一位政治家”的张居正。但要说到用记事簿这种工作方法，从历史的源头来看，最早创造这个方法的还就是张居正。为什么我不叫它记事簿却叫它“考成簿”呢？这就要说到张居正创立这个方法的时候，它的原名。张居正创立它的时候，原名这种方法叫做“考成法”。说到这个“考成法”，就不是记事簿这么简单了。那么，张居正创造的这个考成法它到底不简单在哪儿呢？这就要说到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时候，首先要面临的两大难题：一个是官僚主义问题，一个是变法观念问题。我们先来看这第一个“官僚主义”。官僚主义虽然是个外来词，但是这种不敬业不专业不负责任人浮于事扯皮推诿事因人败的工作作风，在我们中国的官场上历来就很盛行，就是个大问题。明代的时候有一首童谣，说这个官场上的官员，怎么说呢？说“儒生曳白，无如国子监； 天文固陋，无如钦天监； 音乐 廖，无如太常寺；书之恶劣，画之芜秽，无如制诰两房，文化、武英两殿”。这个童谣翻译成白话，就是这个“考试交白卷的都是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里那帮家伙；不懂天文的人都到了天文台； 那个五音不全的正在掌管着国家的最高乐府； 写字难看画画像鬼一样的，最厉害的莫过于文华殿和武英殿上的翰林大学士们。”明代的野史里头还记载着这样一个司法笑话，说，明代有一个县官判案，什么案子呢？有一个人夏天的时候住店，晚上住了店，早晨结帐离开的时候，顺带着把人家的凉席就捎带走了，大概是个品牌凉席，睡了一夜有感情了，顺带着寻摸走了。结果被店家抓住了，扭送县衙去了。县官一看，要判这位偷席子的死刑。师父一听就傻眼了，说偷张席子判死刑，可能同有法理依据吧。结果县官一摇头，怎么没有法理依据啊，孔圣人不是说嘛，“朝闻盗席，死可以”啊。师父一听，目瞪口呆，心里说人家孔子说的是“朝闻道，夕死可以。”那意思是说，早上听到了人生的至理名言，理解了人生的真谛，哪怕晚上死了也没什么关系，也没什么遗憾。可这位白字先生不会断句，以为是听到有人盗席——盗席嘛就是偷席子——盗席的这位“死可以”，自然可以去死了，所以判他死刑。所以你看，一个县令如此不学无术，窥一斑可知全豹，官场上这些官员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当然，我们说这可能也就是个笑话，但很能反映问题。问题是这些不学无术没有本事的官员，人浮于事的官员为什么可以充斥官场呢？说到底还是官场给官僚主义提供了一个土壤，提供了一种氛围。这个风气一旦形成，你想改变，那真是千难万难。所以说国家就像一个人，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官僚主义就是国家机器不能高效运转的症结所在。所以，张居正对症下药，开了一副舒筋活血打通经络的药方。这个药方就是什么呢？就是鼎鼎大名的“考成法”。

这个“考成法”究竟是什么新鲜东西？它到底能不能起到作用？就算张居正能一时改变当时的作风，但是在封建王朝一直遵守的祖宗之法，张居正有那个胆子去修改一番吗？

再来看张居正面对的第二个难题，就是“变法观念”问题。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它本质上是一场变法运动。任何一场变法改革运动都首先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面对这些因循守旧的官场，如何让官员和大众接受变法观念的问题。这让我想到当年的王安石，同样他推行变法的时候，他的变法为什么会失败？因为当时受到官场自上而下，自觉地抵制。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分析当时一个很典型的情况，就是新旧观念之争上。也就是新法变革和祖宗成法之间的一个矛盾，这是当时争论的一个焦点。中国人对这个“祖宗”两个字那是非常看重的。中国古代最权威的不可一世字典，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头就有解释，宗：尊祖庙也。一个尊敬的“尊”就可以看出祖宗和祖宗定下的规矩，在中国文人心中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你要动祖宗定下来的规矩，他不跟你拼命才怪呢。这也是历代变法改革在中国这种文化环境下，尤其困难的一个关键所在。面对这个困难，王安石怎么做呢？他喊了一句惊天动地的口号，他说，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这个“三不足”论，在当时真是惊天动地，尤其是这一句“祖宗之法不足守”。在当时就让王安石成为了众矢之的。

王安石的悲惨失败与张居正的时代不过相隔几百年而已，面对几乎是同样无法解决的难题，张居正难道能有什么超过王安石的智慧吗？一直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那个神秘的“考成法”，究竟是张居正怎样的一张底牌呢？

张居正不像王安石，他觉得这种争论很没意思。他不想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这种争论上，况且他对文人政治的特点非常了解，因为文官就喜欢咬文嚼字，就喜欢吵架，你要给他一个动了祖宗成法的把柄，落个口实给他，他可以发挥愚公移山的精神跟你争个几百年，为什么呢？自己死了，子子孙孙无穷尽也，跟你争下去。所以，张居正不想在这个上面消耗精力，但他确实又在变法。那问题来了，他该怎么绕过这个观念之争呢？他首先通过京察，封住了那些言官午的嘴巴。然后，又想了一个绝招，堵住了所有反对改革的声音，什么绝招呢？就是这个“考成法”。说起来，这个考成法是张居正的创意，但是他自己从来不承认，他说，他这是引经据典想出来的办法。在实施万历新政之初，张居正有一篇著名的上疏，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这名字有点长，就是请小万历推行改革的一个上疏。在这篇上疏里头张居正首先表露的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他认为政府的一切问题，要解决一切危机的关键一个前提就是要进行官僚制度改革。说完了这个观点之后，话锋一转，说这个观点并不是我张居正提出来的，我没这么大本事。这是谁想出来的呢？这是我们的太祖皇帝——朱元璋想出来的。太祖皇帝早就有这个想法，为此我专门去查了《大明会典》，发现《大明会典》里头太祖皇帝曾经立下这样的规矩，比如说，“凡各衙门题奏过本状，俱附写文簿。后五日，各衙门具发落日期，赴科注销。过期稽缓者，参奏。”再比如说，“凡在外司、府衙门每年将完销过，两京六科行移勘合，填写底簿，送各科收贮，以备查考。钦此。”《大明会典》，那是大明朝最权威的法律文本。这两段话说的是什么呢？是说，各部门要有一个工作备案，尤其是上奏给朝廷的奏本，这一块一定要每年备案核查。其实这虽然是以朱元璋名义签发的，但是这种对于文档的备案核查可能也就是哪一个政府部门提出来的意见而已，也是一个正常的操作程序。但是，张居正不管这个，后面有“钦些”这两个字呢，那就说明，这是我们太祖皇帝定下来的规矩。既然太祖皇帝定下这个规矩来了，那好办了，这说明什么？“祖宗成法”。于是，打着朱元璋的旗号，张居正把这几段文字完美地丰富了一下，举起了他自己的“考成法”的旗号。他在内容上，全面丰富了朱元璋的这些原始构想。他规定，六部所有的工作必须以实事（具体干的事）登记，登记下来。就是计划要做什么事，要达到什么目标，具体的数据、时间、地点一样都不能少，完全要按照实事记录，记录下来，登记清楚，而你干了什么事，也要登记清楚。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实事求是”，求一个确证在那儿。六部作为行政执行者当然自己要具备这样一个本子，这个本子就是考成簿了，同时要抄录两份，别外再备录两份。一份要给和六部相应的六科，然后还有一份要给内阁。这三份完全相同的本子，一个在六部，一个在监察系统，一个在内阁，这叫备案。比备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核查与考核。张居正规定，这个六科，你以后这些言官们也不要天天放空炮，你以后的主要工作就是根据这个考成簿，第十天和每一月，按旬按月逐项考察六部的工作，然后根据考察结果提出对官员的奖惩意见。而内阁每季，每三个月和每年，每季一小考，每年一大考，按这同样的本子逐项考察六部和六科的官员。这样的话，六部向六科负责，六科向内阁负责，国家的政府部门形成一个完事的系统。这叫什么？这叫量化工作程序，逼出工作效率。从中央到地方按完全统一的考成法模式执行。这样做之后，张居正振振有词地说：“稽查章奏，自是祖宗成宪。第岁久因循，视为故事耳。请自今伊如，申明旧章。”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是我们大明朝老祖宗的智慧，只是因为时间久了，大家渐渐把它忘了而已。我现在把它重新提出来，就是要体现我们老祖宗的智慧。他这一招多厉害，这下别人就不敢再议论了，为什么？这是《大明会典》里头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你要再议论，就不是议论张居正了，你就是议论本朝太祖皇帝了。谁敢议论朱元璋啊，所以，张居正一点没有阻碍地就把这个考成法顺利地推行下去了。所以，连《明神宗实录》里都称赞张居正，说他，沉深机警多智，时常替求国家典故及政务之切实者，剖衷之。这话就是说他太聪明了，太有才了，从那个故纸堆里头就找到了变法改革的最强有力的依据。这简单的一招考成法就顺顺当当地实行了。《明神宗实录》接着又说，自考成之法一立，数十年废驰丛积之政，渐次修举。《明史》则评价说，自是不敢饬非，政体为肃。这两段话是说什么呢？几十年以来荒废的弊政就被这一招简单的考成法轻松松地改变了。所以，我也经常会遥想张居正当年，说张居正怎么这么聪明呢，用这么一招简单的考成法，既实用又简单，就改变了官场几十年以来的弊病。

历史上如此之多的史书，如此盛赞张居正的考成法，是不是有些言过其实呢？他的这个考成法到底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效？在当年的历史上又有什么可以证明呢？

张居正的考成法出人意料地实施了，也出人意料地收到了巨大的成效。这个成效主要表现在一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史治的成效。考成法本来就是官僚制度笁，就奔着史治去的。所以，首先就是吏治的成效，很容易理解。在整治的成效上，也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就是改变了官员能上不能下的这种情况。这个能上能下叫“通则不痛”，因为就是官员能上不能下，所以机构才逐渐臃肿。这可以举一个例子，到了万历九年的时候，也就是1581年，张居正光在中央裁减的官员就达到了419人，而在地方上裁减的官员则达到了902人，这就一年就撤了这么多的官员，撤职啊。这在当时可真是大手笔，所以不要说他在万历新政的这十年，因为降职，因为考成法而降职撤职还有升迁的官员不计其数。这就带来一个效果是什么呢？就是时时为官员输送新鲜血液，这就能让官僚队伍保持一个鲜活的生命力啊。其次，在吏治上达到了一个效果就是彻底改变了官僚主义作风。这个很容易理解，考成法一实施，你也别扯嘴皮子了，你也别跑官了，实打实地看你的工作情况，看你的工作业绩，所以，自考成法实施之后，《明史》上说，朝廷政令上令下达，极为通畅，就算是边疆地区“虽万里外，朝令而夕奉行”。那就是早晨北京刚下了命令，到晚上就算是在万里之外的边疆地区也已经执行得非常好。考成法收到的第二个成效，是一个意外的成效，就是经济上的成效。张居正执政之后，虽然他在权力上，不论是上面还是下面都疏通得很通畅，但是，让张居正最揪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还是钱，我们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可能对于个人来讲，还不是一个绝对真理，但是对于国家来讲，那绝对是一个真理。张居正接手高拱的是一个烂摊子，内忧外患的烂摊子。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国库极度空虚，户部连国家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每年的财政赤字就是三百万两左右。张居正再有本事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所以，他最揪心的就是这个钱的问题，但张居正也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埋头苦干，狠抓两件事。什么呢？一是开源，一是节流。这个节流上面，首先一个就是要节俭。张居正万历新政之初开始是非常节俭。他不仅自己节俭，还号召李太后到小万历到朝廷政府官员都要提倡节俭。说，到了万历新政实施了几年之后，财政已经有很大改观的时候，到万历三年的时候，小万历有一次下诏，让户部拨十万两银子，干什么呢？“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就是要改善皇家伙食。张居正就这点都不答应，据理力争，说这个皇家伙食已经非常不错了，你看看天下还有比皇家更好的吗？哪需要改善，况且你小屁孩能吃多少东西，给你拨十万两，你不嫌撑着？况且现在马上要面临农耕春耕，北部边防还要用钱，农业上军事上都要用大钱，皇帝你能省点就省点，后来，不仅这十万两没拨给他，顺带着把马上要到的元宵节花灯给全都取消。小万历最喜欢看花灯了，把这个花灯费也给取消。张居正自己也很节俭，他为了节省，他甚至把本来应该晚上给小万历上的课，都调课调到早晨来上，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没有节能灯，皇帝上课个灯火之用还得了，白天就不用点灯火了，连这点他都要省。但问题是，我们知道这省得只是小头，不是大头啊。对于国家经济命脉来讲起不到决定作用。但是考成法的实施，却一下子省出一个大头来，什么呢？驿传费。这个驿传费是什么呢？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公款吃喝，加公款旅游，加公款购车的费用，就是公款消费中最大的一头。古代有驿站，我们都知道，就是给官员提供，给出差的官员提供免费的招待所。有人会说，这个官员出差衣食住行全免费又能多少钱呢？这说的也是，原来能够享受驿传所的必须是政府出差的官员，而且是要有一定的品级的，所以要能到这个驿站享受免费服务的必须有政府部门颁发的“堪合”，就是优待证。但是，后来由于官僚腐败，有规矩也没人守了，“堪合”谁都可以搞得到，但凡你是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官，就能领着一帮人到驿站里去白吃白喝。当官的这样，你不当官的只要凭着和官员的关系，也可以到驿站里去大吃大喝。我们说，一个人免费消费无偿消费当然没有太大问题，但千千万万的人长久地这么无偿消费下去，一个国家再有钱也给吃穷了。所以，到隆庆时期，这种免费消费，在政府招待所里消费的现象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了。大家都把它当成一种官僚福利了，也就是说，只要你能进入官僚队伍，就可以随时随地带一拨人来公款吃喝，就是一个国家再有钱也给这帮败家子耗掉了。更不要说当时的明王朝是个穷当家的啊。考成法实施之后，张居正严令严格整顿驿站，根据考成法规定，不许无理由地公款吃喝，谁公款消费，无理公款消费，撤谁的职，谁给这种公款消费提供方便，谁就受到惩罚，包括驿站没理由地提供这个公款消费场所和政府部门没理由地颁发那个特别优待证。这个命令一下之后，开始的时候还有人敢顶风作案。最有名的就是孔子的那个后人，衍圣公，孔子的后人都被封为衍圣公，当时的衍圣公是孔子的64代孙，孙尚贤。按照明代的规定，衍圣公为道德领袖，每年有一次机会可以进京晋见皇上。对于这种长途跋涉，孔尚贤向来很高兴，乐此不疲，为什么呢？因为每次都可以借机会贩运大量的地产货物到北京去倒买倒卖，每次他要把山东的土特产装几十大车，带到北京去卖，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享受驿站的免费招待。这么大的货运队伍，所有运输费用全由政府提供，这省下来的费用还得了啊。所以，他每年就指着这一次大赚一笔了。结果考成法实施之后，他不当回事，照样组织了大批的货物准备北上。结果到了沿途上每一个驿站都不给他进，说，要进可以，衍圣公你一个进来。这怎么得呢，我这么多人这么多马这么多车怎么能放在外头呢？驿站说，那我们不管，我们接到内阁的特别指示，只准衍圣公一个人进驿站，除此之外，一个人一匹马一辆车都不准放进驿站里来。这下这个衍圣公孔尚贤可亏大发了，走了一小半路，算一算利润全都没了，好不容易赶到北京，亏了钱。要知道以前吃公款吃惯了，所以他那个车马都极尽豪华之至，不考虑成本，所以等到了北京，算算盈利还不如那个运输费用的一半呢。所以这个孔尚贤非常恼火，向礼部提出抗议，可是谁管他抗议呢，这边抗议还没答复他，礼部已经通知他了，以后晋见改为三年一次，别没事就往北京跑。

张居正的这个考成法的确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我们自然会有一个问题，作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身居高位，他和他的家人会不会就不受这个考成法的约束呢？当年的这个内阁首辅的行为究竟如何呢？

其实孔尚贤也没什么好说的，就连张居正自己都享受不到驿站的免费招待。张居正的儿子要参加科举考试，跟我们现在一样要回户籍地去参加考试，要回老家，湖北江陵老家去考试。张居正亲自给他雇了一辆牛车，送儿子上路，嘱咐他绝对不可以住驿站。张居正他爹过生日，张居正因为走不开，让自己的弟弟张居敬备好了寿礼，代替他回家给老父亲过寿。张居敬自己买了一个毛驴，拖东带西的，带着寿礼回家了。礼部听到这个消息，屁颠儿屁颠儿地赶快把这个“堪合”送过来，说让张居敬路上行个方便。张居正坚决不要，说，整顿驿传，从我做起。所以，他能够以身作则，连张居正都享受不到驿站的免费招待，连孔子后人衍圣公都在驿传上吃了这么大亏，谁还敢挑事？所以，驿传这一块一下子就把公款消费之风给刹住了。这一下子为政府省下了大笔的财富。这是节流开源上，考成法的效果就更明显了。张居正实行“考成法”之后，要求各地的官员，各地的税务官员，一个考察业绩就是追缴以前所欠赋税。因为这时候，大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已经非常厉害了，很多土地都江堰市隐瞒在大地主阶级的手中，不交税。张居正考察你们业绩，就是追缴欠税、欠赋。因为“考成法”的压力非常大，所以追缴赋税上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七、八年所欠的赋税的十分之七、八一下都追缴下来。这一下就等于七、八年的国家财政收入都存在那儿，一下到了张居正手上。所以，国家财政一下得到了彻底地改变。

考成法所带来的第三个成效是制度上的成效，或者说是集权制度上的成效。我们以前经常说高拱啊、除阶啊、张居正这些人，我们称之为“宰相”，其实严格说起来，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明代没有宰相。朱元璋怕相权危及皇权，所以取消了宰相。国家行政系统中，最高的除了皇权，就是以吏部为首的六部，监察系统最高职权在都察院手里头。但是，朱元璋因为取消了宰相了，所有的公务他要亲理，据说他每天批的折子两百多份，几大筐 ，搞他虽然是农民起义军出身，也受不了。后来就找了翰林院的学士来帮他批折子。这样组成了一个内阁。内阁原来就是个皇帝的文字秘书班子。但是，因为这个内阁和皇帝的关系比较近，秘书嘛和领导的关系总是最近，再加上后来六部的长官往往是由内阁的大学士兼任，所以时间久了，内阁对六部行政权就有了领导作用。这样，最高行政权就渐渐转移到内阁手里。但内阁对监察权还是没有领导作用的。所以，明代的言官为什么很嚣张啊？是因为他们直接向皇帝负责。但是，“考成法”一推行，你看，六部向六科负责，也就是说行政部门向监察部门负责；而六科又向内阁负责，监察部门要向内阁负责。这一下内阁完全驾驭了行政和监察两大系统，所以这时候的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就真正有了以前的宰相之实。要知道，中国古代社会那是一个封建集权社会。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封建文化这种环境下，如果不能集权的话，你根本做不成什么事。所以，张居正用一招简单简单的“考成法”，使得内阁真正具有了宰相之实，为他推行万历新政获得了权利上的保证。张居正曾经说过：“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这必行。”那意思就是说，天下的事并不难在没有规矩，而是难在大家不按规矩去做。深一层的意思就是说，不论小到一个人还是大到一个官僚队伍，最难的或者说最重要的习惯是什么呢？是去做，是去实践。所以，他的考成法本质上并不是什么“法”，而是逼着人们去做事的方法。这也是我从张居正那儿学习“考成簿”，用“考成簿”来规划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个人是个语文老师，我儿子在上小学，但是我从来不教他什么语文上的东西，我只翻来覆去地给他讲人生最重要的四个习惯，我称之为“四做”：第一，做，别怕错。第二，快做，别磨蹭。小孩，小学生嘛容易磨蹭。第三个最关键，专心做，别马虎。第四，边想边做，动脑筋。有了这“四做”，我觉得人生无难事矣。这也是我向张居正学习用“考成簿”的关键原因，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把它叫做“记事簿”，因为我的愿意并不是怕忘事，而是要用这种方法来规划自己的生活，来激励自己，让生活因此而生生不息，努力向前。张居正一招极其简单的考成法，真可谓是化腐朽为神奇，不国家的治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子也为他 自己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严峻后果。这个严峻的后果到底是什么呢？面临这样一个严峻后果张居正和他的考成法又将何去何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