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郦波副教授为我们深入地分析了高拱和张居正之间的种种矛盾，其实都是经不起推敲的。高拱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因为张居正和冯保之间的勾结。但是，他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疑问，既然高拱是内阁首辅，当时也可以说是权势熏天了，为什么他后来竟然败在了冯保的手中呢？而在这整个事件过程中，张居正又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对于《明史》中记载的张居正和冯保暗中勾结，而最终使得高拱一败涂地的说法，郦波副教授又会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和分析呢？
上一讲我们说了张居正和冯保所谓两处勾结的事实，其实经不起推敲。我个人一直认为，高拱之所以失败完全是因为他自己性格上的缺陷，以及他在一些细节上的疏忽。这个细节上的疏忽，我们用个成语来说叫做“祸从口出”。
高拱，我们说过，这个人心高气傲，气量又不大，脾气又急，容不得事，碰到个什么事就要叫，就要跳。还记得吧，我们在“宰相打架事件”里头说过，当时那个殷士儋——山东大汉殷士儋——只是嘲笑他手下，又没说他呢，结果他自己忍不住就跳出来了。就是因为他开口说了话，怎么样？当时殷士儋差点揍了他一顿，幸亏张居正把他从殷士儋的老拳下给搭救出来了。
你说，吃一堑长一智吧。他不。高拱就这脾气，他碰到来他还是会乱说话。隆庆帝死的时候啊，在隆庆六年的5月26号，说隆庆突发中风，病危了，已经不行了。第二天，高拱和张居正，还有一帮大臣们都在内阁的阁房里头等太医的消息。终于等到，隆庆死去的消息了，所以这时候，阁房说是哭声一片。不要看位极人臣的大臣，这时候都得哭，谁不哭那你就麻烦了。
当然，这时候说哭得最真、最伤心的是谁呢？高拱。他和隆庆的关系不一样啊，隆庆是他的学生啊，对不对？隆庆当年倒霉的日子里头，是高拱陪着他一路走来的。所以隆庆才把这个江山放在高拱的手里，就是因为他和隆庆的关系这么好，所以高拱在政坛上才能够既飞扬跋扈又屹立不倒。
这下隆庆死了，高拱伤心极了。《明史》里头说，隆庆帝托孤的时候，临死托孤的时候是“凭几执拱手，顾皇后曰‘以天下累先生’。”那也就是说，虽然张居正也是托孤大臣，但当时隆庆临死的时候是握着高拱的手，把天下托付给高拱的，给当时站在旁边的陈皇后说“以天下累先生”，那就是把大明江山交在高拱手里头了。所以，这时候高拱激动啊。一方面伤心故主，一方面又担忧国事，所以他一激动又管不住嘴巴了。当时当着很多大臣的面，在阁房里就大喊了一声，边哭边喊，不是喊他那位死去的隆庆皇帝，是喊：“天啊，小皇帝才十岁，这天下可怎么治啊！让我高拱可怎么办啊！”小万历刚刚登极，隆庆死了，小万历马上要登极啊。小万历才10岁啊，高拱这么说，说的也是实情，为什么呢？因为嘉靖以来我们知道，大明王朝已经是危如累卵啊。财政是入不敷出，国家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高拱自担任内阁首辅以来，虽然很能干，但是疲于奔命啊。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拆东墙补西墙。他作为内阁首辅，知道天下局势现在危急到什么地步。当然了，他说这话并不代表什么观点，我们说情绪激动的时候喊一声“天啊”，一个是伤心故主，一个是担忧国事，那也是人之常情，并不代表什么观点。但是我们说，你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说这么不着调的话，虽然显得你要鞠躬尽瘁，勇担重任，别人怎么看啊？对不对？况且，这时候冯保已经凭掌印太监的职位提督东厂了，也就是掌握着特务机构了。明代的特务，那真是无孔不入啊。高拱在内阁里喊的这句话，当天就传到冯保耳朵里去了。特务机构早就侦查到了。冯保这一下子高兴坏了，这下可有把柄落在手上了。高拱呢？丝毫不知道自己已经授人以把柄了，他还在那儿兴高采烈，自得其乐地搞他的“倒冯运动”。自隆庆六年的5月27号，隆庆病逝，到6月初小万历继位，再到6月15号，这一段时间里头，高拱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倒冯运动”。
一方面，让各科给事中、御史、言官纷纷上表弹劾冯保，很多亲高拱的大臣也都弹劾冯保。另一方面，高拱亲自抓这个改革行政工作流程的这个计划，也就是要通过行政工作流程的改革，来剥夺冯保手中的权力。等剥夺完他手中的权力就可以赶他走人了。
现在冯保和高拱之间的这一场斗争马上就要见分晓了，虽然高拱此时是信心满满，但冯保也不会坐以待毙。他会怎样反击呢？这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谁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呢？
但是，我们说，事情往往是这个样子的：你越是不太有把握的时候，它倒越不一定不成功。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太有把握，你就会把很多细枝末节考虑得更细致一些，会把很多不利因素考虑得、准备得再充分一些；可当你太有把握的时候，你倒不一定能成功。高拱这时候就是这样，他觉得自己智珠在握，胜券在握，什么都在握了。这个握东西，你握得越紧漏得越多啊，是不是？你觉得你什么都在握了，你就会疏忽一些看上去不重要，但有可能却是决定全局的因素。高拱就是这样，他觉得什么都没问题了，胜券在握了，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了，但他却疏忽了两个人。
谁呢？孤儿寡母，也就是小万历和他的母亲李贵妃。他疏忽了这两个人的心理。你想，隆庆刚死，小万历又这么小，刚刚登极。这孤儿寡母就是惊弓之鸟啊，对不对，这时候。你说，你这时候搞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你不把他们吓着才怪。他哪知道你们这些大臣之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反正谁在那儿跳得最凶，谁就是那个最可怕的人，谁最老实谁就是最可爱的人。是不是？冯保这时候，看到形势危急了，也摸清了李贵妃和小万历的心态。于是，就在小万历和李贵妃面前哭诉。哭诉什么呢？说，这个高拱就是不相信先帝的遗诏，表面上是要为难老奴，为难微臣——当然他宦官不能称微臣，要称老奴——但本质上，他是要跟小皇帝叫板啊。要知道，这时候小万历才10岁啊。李贵妃一听吓了一跳，自己儿子这么小，高拱又是前朝元老，他要是真为难自己儿子，那真不好办啊。当然，我们说李贵妃还不像一般人，也不是就盲信冯保的话。但是，你要说她听了这话，心里没感觉那也不可能，将信将疑总是难免。在最后的关头，冯保抛出了他的杀手锏。什么呢？就是高拱那句话，他篡改了高拱这句话，这就是他的杀手锏。他说：先帝死的那天，高拱在阁房里当众就喊过一句话，说“天啊，十岁的孩子怎么能做天子呢？”，而且当时就让东厂的人现场指证。虽然，这个话高拱说的不是这个意思，高拱说的是“天啊，10岁的小皇帝天下可怎么治啊！”冯保把它改成“10岁的孩子怎么能做天子。”虽然意思不一样，但是要知道对这个10岁孩子的感慨，这个可是板上钉钉的事啊，是事实啊。
李贵妃一听，这还得了啊。说她孩子小，不就是嫌她孩子坐不了这个位置吗？冯保在最后又加了一小把火。高拱既然认为小万历不适合做这个天子，那他认为谁做天子合适呢？高拱已经放出风声来，高拱觉得小万历的叔叔，隆庆的弟弟周王适合做这个天子。这个周王当初还跟隆庆抢过帝位呢。所以，这个冯保这个谣造得可毒啊。李贵妃一听，吓坏了。再冷静的女人也坐不住了。不要说她坐不住了，旁边那个10岁的小万历早就坐不住了，觉得这个高拱不仅可恨，简直就是可杀。所以，到了后来，到了万历六年了。这个小万历已经渐渐长大了，作为平民的高拱去世之后，小万历对他的恨意还是恨意难平，就坚决不准给他按照正常的葬礼下葬。后来，还是张居正苦苦哀求，才勉强让这个高拱体面地下葬。现在，你看冯保和高拱之间的矛盾这时候怎么样？已经顺利地转化为了高拱和万历母子的矛盾。李贵妃终于下定了一个决心，什么决心呢？她和当时的陈皇后商量一下，决定要驱逐高拱，把他赶出朝廷，赶回老家去。而这些宫中态势的变化，高拱还丝毫都不知情。
我们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高拱他是既不彼，又不能完全把握自己的情绪。我们拽一句古文来说“他焉能不败乎！”到了第二天，也就是隆庆六年的6月16号，在这个好像是六六大顺的日子里头，高拱斗志昂扬地上朝去了。这一天是小万历登极之后，第一次朝会的日子，第一次大型的朝会。按照规定，京城所有的官员都必须到这个紫禁城去参加这个朝会。高拱满怀自信地走进了会极门，当时四周的官员都用尊敬的目光看着这位60岁的内阁首辅。高拱在这些人里头看到了自己的门生、自己的亲信、自己的下属。所谓人多就是力量，所以这时候，高拱充满了自信，觉得自己虽然老了，但是对付冯保这样一个太监，那还是手到擒来。马上朝会，小皇帝宣布他的行政改革计划，他就可以顺利的（地）把冯保给赶走了。
此时此刻，自以为胜券在握的高拱，似乎都看到了胜利的果实了。但也许是他太有把握了，反倒忽略了对手的力量。他不知道此时自己已经是一败涂地了。那么，虽然我们知道了这场冯保和高拱之间的斗争，高拱是彻底失败了。可是谁又会是最后的胜利都呢？一直没有露面的张居正此时此刻又在做什么呢？
可是，当他走到了大殿之下，往上一抬头，心里不由得“哎呀”一股寒意涌上心头啊。高拱心里那种满腔的自信，一下都消失殆尽了。我们说6月的大热天，高拱怎么会涌上一股寒意呢？他往上一看，只见大殿之上，偌大的龙椅上坐着才10岁的小孩，小万历一点小，坐在那个偌大的龙椅上，显得空得慌。高拱这时候大概觉得这个10岁的小孩大概真的不太适合坐这张龙椅。但问题是“由谁坐，不由谁坐”这个感慨马上和他高拱就没关系了。因为他顺着小万历往旁边一看，就看到了站在万历旁边的那个司礼监大太监冯保。高拱也是个聪明人啊，他只和冯保对视了一眼，心里就不由得叹了一声“完了”。他从冯保的眼睛里头，分明读出了四个字“大势去矣！”高拱还不知道自己哪一环——还没想清楚到底自己哪一环出了错，只听见得意洋洋的冯保已经在宣旨了：
“告尔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学士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便令回籍闲住，不得停留。”
很明显，这是小万历、李贵妃还有陈皇后的名义联合下了一道圣旨。意思就是说，高拱啊揽权擅政，让小万历母子从早到晚都很担心。还不只是担心了，是都很害怕——“惊惧”嘛——简直就是惊弓之鸟啊。这高拱那简直就是乱臣贼子啊。所以，即刻解除公职，着令把高拱赶回老家去。你看，这个圣旨里头压根儿就没提冯保什么事。高拱脑袋一下就蒙了，满把子力气找不到发泄的对象啊。你总不能去找李贵妃、陈皇后、小万历去辩理吧。你说，比较、、我没那些事。问题是，人家也没说你有哪些事啊。这个圣旨只是一个简单的定性，又不是定量，又不是就事论事。所以，高拱这时候是百口莫辩。这也是冯保比较聪明的地方，让你浑身是嘴也找不到下口的地方。所以，高拱这个时候，脑袋是“嗡”的一下，彻底就乱掉了。早朝来的时候，希望值太高了，这时候失望值又太大了，所谓爬得高跌得重啊。这个心理落差太大了，打击太大了。高拱这一下子就瘫倒在地上。在场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们，这一下子也都蒙了，谁也料不到是这样一个结局啊。虽然说当时有不少高拱的亲信、心腹，但问题是在这么一个大型的朝会上，不让你说话，谁敢说话啊！尤其谁敢乱说话啊！
所以，据《明史》的记载，《明史·高拱传》的记载，当时的情形是“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也就是高拱当时已经完全瘫在地上了，起不来了，这时候还是张居正走过来，把他扶起来。高拱流着泪，谢了恩。然后，张居正又把他扶着，扶出了紫禁城。因为李贵妃、小万历特别痛恨这个高拱，所以着令片刻不得在京停留，立即回家，而且不准官方驿站给高拱提供方便。高拱还自己先去雇牛车，雇了牛车拖了行李往老家走，后面还有一队押行的锦衣卫。还是张居正这时候，向李贵妃反复地求情，李贵妃才松了口，让官方的驿站为失魂落魄的高拱提供一点方便。我们说这时候，张居正你站出来为高拱求情，来搀扶高拱，冷眼人看着怎么都觉得有点假，是不是啊？因为高拱一走，小万历就任命张居正接替了高拱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这是什么？这是下山摘桃子，享受冯高斗争胜利果实的事啊。所以，谁也不相信你张居正怎么可以在这种事里置身事外呢？所以《明史》就落实了一种说法，什么说法呢？就是张居正“引保为内助。保以两宫诏旨逐拱，居正遂代拱为首辅”。就是连《明史》也觉得，你这时候越是搀扶着高拱，越是给他求情，越显得你虚情假意。不过是乐得做个顺水人情而已。所以，《明史》就下了一个定论，认定张居正是和冯保相互勾结导致了高拱的失败，阴谋陷害了高拱。
这样的结果是冯保保住了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职位，而张居正接替了高拱成为内阁首辅。从此大权在握，开始了长达10年的“万历新政”。
不管怎样，张居正成为了这场斗争的最终胜利者。《明史》明确地下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张居正在这场斗争中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可郦波副教授却有一个截然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张居正并没有参与冯高之间的斗争，说他和冯保勾结更是子虚乌有。对此观点郦波副教授又有什么证据来证明呢？
关于《明史》的这个记载，以及这种观点，我觉得有三点是必须要辨析的。
第一个，就是从前提上看到，张居正与冯保的所谓勾结查无实据。两处所谓勾结的事实，我们上一讲已经详细分析过了，都经不起推敲，查无实据，不足为信。那么，既然张居正根本就没有和冯保在此前有过任何勾结的行为，那么冯保阴谋陷害高拱，这个阴谋和计划应该就没有张居正的事。这个阴谋论也就和张居正应该没有关系，这是我们上一讲重点分析的。
第二，不仅在这个政变之前，所谓张居正和冯保勾结的事实经不起推敲，在这个政变的过程中，很多《明史》所记载的事实和细节也有重大的讹误。《明史》里头说，16号的会极门朝会当时“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也就是说是张居正过来做好人，搀扶起当时瘫倒在地上的高拱，又好心地把他扶出去。扶出去之后，高拱因为李太后不准驿站送高拱走，张居正又回头向李太后求情。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张居正是全程参与了现场政变发展的过程的，对不对？但事实上却是什么呢？据明末周圣楷的《张居正传》记载，隆庆皇帝死后，张居正就出差了，就不在京城了。到哪儿去了呢？去负责隆庆的安葬事宜去了。到他回来的时候，周圣楷的《张居正传》里明确说到：张居正“比归而拱已去位矣！”这个“比”就是“等到”，等到他回来的时候，高拱已经罢职了，这场大政变已经结束了。周圣楷是生活在明末时期的，离张居正的时间——生活时间、年代——是比较接近的。怎么说也应该比清人修的《明史》要可靠一些。最关键的是，周圣楷书这种说法还可以从居正自己的文集里头得到印正。张居正的《张太岳集》里头就有一篇文章叫《谢召见疏》就写在这个时候，其中有一句话说“祗役山陵回还，中暑致病，具奏请假调理。本月十九日辰刻，忽闻中使传传奉圣旨，宣如臣入。”这也就是说，他确实是去负责隆庆的安葬事宜去了——“祗役山陵回还”——就是从陵寝那儿回来，由于是大热天——暑天——工作又很累，加上长途跋涉，张居正负责陵寝工作的时候就中暑了，所以说他是“中暑致病”。然后就请假，请假调理，一直没上朝——即使在16号之前回来了，也根本没去上朝。一直到19号才第一次入宫晋见小万历，才上朝。不论他16号之前有没有回来，但16号他肯定不在会极门当时政变现场。既然张居正不在现场，《明史》又故意说他在现场搀扶着高拱出去，替高拱求情，不过就是要表现张居正的假仁假义罢了，对不对？
第三，有的人可能会说了。你这些都是书生之见，就算张居正没参与冯保的阴谋，但他总希望高拱要失败、要完蛋的吧？我们说一山不容二虎。张居正要想获得最高权力，那肯定要清除掉前进路上的绊脚石。这个绊脚石是谁啊？高拱。所以，就算他没有亲自参加这个马保陷害高拱的这个政变过程，那也只能说明他是水平比较高，隐藏得比较深，不露痕迹罢了，对不对？要不他怎么会是最后，也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呢？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这儿，就出在这个利益获得者，利益攸关方这方面。就是这个“利益攸关方”把张居正推进了阴谋论的阴影中。
我刚才所说的第一、第二点啊，朱东润先生——写了《张居正大传》的朱东润先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提出来辨析过。可是后来，不论是写张居正的文学作品还是影视作品，只要有关张居正的大家根本就不管朱东润先生有没有辨析过，照样津津乐道于张居正和高拱斗争中的这种权术论、阴谋论，还有就是他和冯保的勾结。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曾经和一位编剧老师探讨过这个问题。他回答我说，其实道理很简单，你的想法太迂腐了。因为只有这样，只有这样来安排情节，这个才好看，观众才喜欢看，读者、听众才喜欢听、喜欢看。你说冯保和高拱昏天黑地地斗了半天，结果张居正出来拣了个大便宜，要说他完全置身事外，还好心帮着这个高拱。我能这么安排情节吗？那谁信啊？也不好看啊。我听了这话，当时就非常感慨。这就叫人言可畏啊，也难怪高拱在失败之后，也心里不平衡，也认为是张居正和冯保的勾结才是导致他最后失败的最终根源。民间流传过一本，据说是高拱临死前写的一本书叫《病榻遗言》。当然这本书是不是高拱写的还有待于考证。但是这本书里头，就明确提出来是张居正对高拱的背叛，以及张居正和冯保的勾结导致了在冯保和高拱的斗争中高拱最后的失败。
郦波副教授的分析让我们了解事情的真相，可是为什么当时的人包括《明史》在内一定要把张居正说成个阴谋家呢？俗话说，“人言可畏”，对于这样的评价，张居正又会做何感想呢？
事实上，我们想一想也确实是这样，高拱大概也很难接受自己完败于一个太监之手的事实。要想获得心理的平衡总归要找一个假想敌吧，你说这个心理上的假想敌对于高拱而言，舍张居正其谁呢？其实人们总是这样，人们都这样，但凡失败了之后，从来不想——第一个想到的是别人该对我的失败负什么样的责任——从来不想自己才是导致自己失败的最大根源。这就像三国里头曹操，赤壁之战曹操大败，多亏了关羽关云长一念之差，华容道义释曹操。说，曹操一路之上，不论碰到什么危险都能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碰到哪儿危险，他都哈哈大笑。是不是？不当回事。这也是他的过人之处啊。但是，他一脱离了危险，到了南郡——彻底脱离了危险——一到南郡，当时就大哭三声。哭什么呢？“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哭谁啊？哭他手下的大谋士郭嘉，郭奉孝。为什么哭郭奉孝呢？因为郭嘉死得早，曹操这三声的意思就是说，要是郭嘉（郭奉孝）在世，我肯定不会有这一场赤壁之败，大伤元气。这三声痛哭，就是在埋怨他手底下现在这批谋士没本事。当时手下的谋士一听，脸都红了。可问题是，像程昱、荀彧这些人早就提醒过曹操，你要防止周瑜的用火攻啊，可曹操不听啊。现在失败了,他一点想不起自己这个三军统帅的责任，思念郭嘉（郭奉孝）的三声痛哭，埋怨他手下的这帮谋士，第一时间把所有的责任推给别人了。其实也难怪曹操这样，其实人同此心啊。人们但凡在失败之后都会有这样的心理表现，而且谁在我的失败中获得的利益最大，谁搞阴谋、耍手段的嫌疑和责任就最大。是不是？
那么，《明史》是不是也因此才信马由缰，信笔由手地胡写这段历史呢？虽然，清人修《明史》不太严谨，但还不至于这样胡说八道。《明史》之所以要面对这么多漏洞还是照写这段张居正阴谋论的历史，是因为《明史》受了一个人和一本书的影响。这个人是张居正的同学——王世贞，而这本书就是王世贞的一部史书叫做《嘉靖以来首辅传》。这个王世贞我们以前提到过。据说，《金瓶梅》就是他写的，因为他要报父仇。他父亲被严嵩父子害了，所以他要报父仇，知道严世蕃喜欢看黄色小说，然后自己就去写了《金瓶梅》，泡在砒霜里头，干了之后送给严世蕃。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严世蕃喜欢舔着口水翻书页，有这个习惯。严世蕃一看很高兴啊，然后一口气读下去，等读完了过把瘾就死，中毒死了。当然，这个《金瓶梅》杀人事件是不是王世贞一手策划的还有待考证。但是，这个王世贞倒的确是个情绪化的人物。王世贞和张居正是同学，他们都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在古代叫“同年之好”，说起来是一种特殊的同学关系。但这俩人同学关系不咋的。到了张居正执政的万历年间，王世贞曾经屡次上疏讽刺张居正权高震主。张居正后来也很恼火，所以王世贞最后也因此受到了政治上的打击，而且这个打击程度非常严重，使得王世贞几乎对仕途失去希望，非常灰心。所以，既有当事人高拱临终时候的指责，又有天下人千夫所指的猜忌，再加上王世贞自己的心血来潮和个人的片面认识。所以，他在《嘉请以来首辅传》里头不知不觉就把张居正推进了阴谋论的阴影下。而《明史》是几乎照着这部《嘉靖以来首辅传》——有关嘉靖以来的几位首辅——《明史》在内容上几乎是照着它写的，很多地方语句都不差，词句都不差。这样，张居正也就走进了阴谋家的阴影里去。
我经常会想，我读史书的时候经常会想，像张居正这样的改革家一定也是一个孤独者。像他这样的孤独者又会有怎样的内心世界呢？他一定和我们中国传统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不太一样，他也看重功名。但和居正看的是“功名”里的那个“功”，不是“功名”里的那个“名”。明代的知识分子特别重视那个“名”，而像张居正这样的改革家，我想他更看重的是那种“功”，至于世人的非议，哪怕是史书的确非议，我想在他的心中大概用一句“清者自清”就可以轻易地超越了。可是话说回来，要建功立业的话终究避不开人言啊，也避不开人事啊。面对高拱罢官之后的崭新的人事关系，尤其是这其中还牵扯到一位神秘的女子，张居正又会怎么做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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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7-23 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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