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 战国七雄（十）商鞅之死 百家讲坛, 国家, 倒数, 固阳, 战争

大隋风云

　 　公元前338年，商鞅被秦惠王以谋反之罪判处车裂之刑。在商鞅变法之前，  在七雄中，它只是排行倒数的弱国，秦孝公倾力支持商鞅变法，目的就是改变这个落后挨打的局面，建立强大的国家。

       经过数年的变革和积累，国富兵强的局面业已呈现。但要想真正检验国家的实力，鼓舞秦人的信心，战争的成败成了关键中的关键，通过元里、安邑、固阳三场战役，秦国重创了强大的魏国，打出了威风。

      与此同时，秦国国内国外的局势都在悄然改变， 商鞅几乎凭一己之力，在弱小的秦国推行变法，二十余年打造出了一个生机勃勃，强大富有的秦帝国，然而，强大的变革又必然触及到各方的利益和矛盾，因此对于这个人物，有人指责有人赞赏。

　　关于他的评价，几千年来就没有停止过，那么，后人究竟是如何评价商鞅的呢？对秦国立了大功的商鞅，为何会有如此悲剧性的结局？

     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战国七雄》之《商鞅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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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打造了国家的强盛，确立了一种经国理念，这是重农主义。短期带来了强盛，立竿见影。魏文侯霸业时，整个河西全是魏国的。在秦看来是心腹之患，此时，秦收回了河西之处。几场战争，元里之战，安邑之战，固阳之战，全胜。安邑之战把魏的安邑拿下来，撤回了。前342年这场战争，是商鞅领导的。魏主帅是公子印。

    商鞅要与公子印谈谈，结果是鸿门宴，结果抓了公子印。这是不讲信义。商鞅由此得罪了魏国人。利用朋友关系，拿下了主帅，这是商鞅的绝情处。这时完全可以胜之甚武，不体面。不过这是忠于国家的表现。秦的国际地位变化了。天子致伯，当时周显王成了摆设了。封秦国为西边的霸主，这是商鞅的直接效果。内政上，“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

    十年让秦国井井有条，实现了法家的主张。荀子一次来访秦，见到了秦宰相范睢，荀子说你们官场风气正，民众质朴，但是，就是霸道。靠的是强力控制，让国家井井有条。意思是实行点王道就好了。我们看得到商鞅治理国家下，秦国在向上。这套理论还有前景。物极必反，打完三仗后，商鞅的功劳有了，于是秦孝公封他为商君，商在今天的陕西与河南交界处，封了几个县，成了商君。甚至想传位于他的想法，这不太可信。这是历史上让人羡慕的。秦孝公算是有为的君主了。商君有点志得意满，不过物极必反。“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遗戚多怨望者。”他相秦十来年，宗室多恨他。因为君主支持，却也拿他没办法。这时出现一个人，商君尊重的赵先生来了，间赵良，我可以做你朋友吗?赵良说不敢。一个人不是自己的位子，要占，是贪。危险了。我只是说说。商鞅说，“子不说吾治秦与?”赵良说，“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我与你谈的是一种人生哲理。道家认为战胜自己才是强。人贵有自知之明，这是教育商鞅。

     商鞅听不进去。他老是想提功劳，跟百里奚比，如何呀?赵良说，“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一千张羊皮，不如一张狐狸皮。好狐狸毛在腋下。一千人赞同，不如一人反对。赵良说，武王是一千之谔谔胜，商纣王是千人之诺诺败了。百里奚做了宰相，平晋救楚，八方都来朝晋。对百姓，官越大越谦卑。

    死后百姓都流泪。揭他老底，是太监推荐的。现在一出门，车载的是全副武装。说话，称孤道寡。一副小人得志样。我劝你赶紧交出权力，让君主另请高明，留下好下场。这话商鞅当然听不进去。《史记》记大段文字。实际这事真实不真实，值得打间号，只是寄予了司马迁的态度。商鞅面临的是秦孝公死了，新君主上台了，就是惠王。

     秦惠王上台了，老师是公子虔。原太子身边人老早就想告发商君谋反，这是从收拾虔开始埋下的祸根。这背后没准就是惠王。商鞅一看，赶紧跑，先往魏国跑，魏国不能接受他。商鞅没办法回来，一次想住店，结果，他变法时有规定，办客店得严格登记检查，没汇报，要抄家的。结果这些店主不敢收他。他终于戴上了自己制造的枷。“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实际这代表他全心全意打造的国家政权对所有人都有制约作用。这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抹杀。他走到这一步，是揭示他打造的政权的滋味。他没了辙了，只好真正造反，当然被抓。车裂商君以徇。“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所以商君之死，是一个让人唏嘘的事。

    后人的评价呢?他的主张与吴起相比，有另一种毒害。商鞅死后留下话题。古人怎么说?司马迁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后来成了老调子。“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当初游说时，不同的办法，这不是其本质，他是法家人，终究不是策士。他有理想，并能落到实处的实干家。代表一种实践精神。像儒家，守身如一，曾子临死时，打开手脚，受过刑吗?修身甚严，还想着修身的事。司马迁说，“且所因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印，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这与刻薄是一个意思。

    比司马迁稍晚的刘向，是忠心的宗室。说，“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从不考虑个人生死。在刘向觉得是不为自己想。“使民内急，耕织之业以富国，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法令必行，内不阿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重视生产，对外战争重视赏罚，法令必行，不阿亲贵，所以能令行禁止。刘向说，周道如砥，像箭一样从来不为自己曲折。批评的是“内刻刀锯之刑事，外深麸钺之诛。”如果要为人再宽容点，多好呀。古人评价大致如此。

    今天评价，商鞅是战国时极端典范的人格。相信把国家维持好，天下就太平了。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这是想应当之理，只见事物的好，逻辑上通畅，实际上在现实中会带来相反的结果。秦的严刑，让地方官权力过大，结果是他们起来反对秦。法律失去公平，弄法，最后逼得造反。逻辑有时与现实相反。法家有书呆子气。商君之死从哪里来?法条上约君，下约民，最后尚公议，这是早期值得肯定的。伤害了多人。实际上，早期达成公义。商鞅变法下约民成了，上约君却失败了。这是他失败处。真正欺负百姓的做不到，导致自己死了。商鞅个人角度，没有那么多瑕疵。战国历史却也因此出现了许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