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 战国七雄（八）西入秦国 百家讲坛, 中国古代, 诸侯国, 天下, 国家

大隋风云

　　我们要了解中国古代，如果不把商鞅变法搞清楚了，基本上就是说来说去，你找不到根本。所以商鞅变法，一方面打造了一个，最适合那个时代的，一种国家体制，那么随着这个国家主宰了天下以后，他又把他这个体制推向全国，所以两千年的很多问题，长处、短处、缺陷、优点都从这儿开始。所以商鞅变法我们就要从头说起。

　　在战国七雄的竞争中，秦国一开始并没有表现出胜人一等的实力，直到商鞅入秦，秦国变法后，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力量平衡才被打破，秦国最终奠定了统一天下的基础和实力.

      那么，在秦国推行变法的商鞅，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进入秦国的？他又是怎样被重用的呢？

     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战国七雄》之《西入秦国》。

大隋风云

大隋风云

我们要了解中国古代，如果不把商鞅变法搞清楚了，基本上就是说来说去，你找不到根本。所以商鞅变法，一方面打造了一个，最适合那个时代的一种国家体制，那么随着这个国家主宰了天下以后，他又把他这个体制推向全国，所以两千年的很多间题，长处、短处、缺陷、优点都从这儿开始。

   所以商鞅变法我们就要从头说起。秦穆公是明智的君主。却跨不过三晋向西发展，他死后，秦国是四大国之一。可是秦的文明历史发展都是逆水行舟。一是君主换来换去，古代政治有一个标准，看帝王的在位时间长短，常换肯定乱套。秦国一度陷入乱局，躁公上台，这是谥号，看得出他的暴躁。

    秦孝公上台，下求贤令。“昔我缪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回顾历史，全民一听，每个国民对本国历史的情感是天生的。秦孝公接着说，“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这是说困难，“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受三晋欺负了。拿走了大片土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这是让人耻辱的事。“

    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赞扬他父亲被安抚边境，向东发展。这是秦的大欲所在。“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有能出奇计的宾客，使秦强盛的，“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这是抓住人们的功利心来求贤。整个秦国人眼前一亮。要强秦要向东发展。

    当时不少人去，商鞅重要。他也叫卫鞅，是吴起的老乡，是魏国人。他好刑名之学，法律打官司这些他喜欢。这与卫国有关系。卫国在河南安阳南，西周建国时，这是一群殷商人，派了周公的弟弟康叔去卫，这儿不好治。《尚书》中有文章是周公教育康叔的。那些殷商人，得用当地的法律来治当地人民。这是西周开国的开阔性。殷商文化有丰富的内容，刑法上发达。“刑名从商”，得遵循商人的经验。这是荀子的观点。商鞅受这些影响，好刑名之学。

    儒家讲德法家讲刑。魏文侯当时强大，商鞅也来到这儿找机会。吴起这时呼风唤雨，商鞅还是小角色。投奔的是公叔痤。在他手下，公叔痤发现其不寻常。魏文侯死了，魏武侯也没了，是梁惠王在位。这人败了魏的霸业。他手下的人才不用，商鞅的走也与他有关。梁惠王访公叔痤，公叔痤推荐商鞅。梁惠王只是嘴上答应，心里不以为然，公叔痤看出来，又劝梁惠王，不用，就早杀掉。梁惠王也仍是好好好，走了后，公叔痤为商鞅考虑，跟商鞅说，还是走吧。商鞅一笑，说了，君主不能用我，就说明没瞧得上我，也就不会杀我。所以我安全。这点上，商鞅是明白人。

    这是秦孝公求贤令呼唤下，商鞅入秦，景监太监起了介绍作用。景监接近秦孝公，所以，也就不讲出处了。儒家讲这个，商鞅不讲这个。找景监，推荐给了秦孝公。商鞅谈自己的理想，开始秦孝公还听，后来睡着了。秦孝公间景监，不着调。景监就责怪商鞅。商鞅笑了，我说的是帝道，有人说是黄老之道，不合急于发展的秦孝公的口味。也有说是三黄五帝。再找机会，秦孝公还是不中意。景监说的是三王之道。

    君主说的是这多难哪。“久远，吾不能待”。于是商鞅找到了，再说霸道，是迅速让秦国富国的霸道。结果秦孝公听得不觉移席。这套言论全盘接受。准备大用时，商鞅说，“然亦难以比，德於殷商矣。”帝道王道不接受，接受霸道，秦会强，但是秦也难与殷周王朝相比了。我认为不是商鞅的话，是司马迁的话。商鞅能让秦强大，却不能治理国家了。这是后话。这是战国策士的风范，要什么给什么。《战国策》中有大量这样的人物。策干往往有智力没德行，有办法没主张。商鞅的几次记录，可以看得出他是实用主义者。

    秦孝公决定大战一场，要变法，得还得讨论，这是当时政治的开明一面。这次争议发生在商鞅与杜志等人身上，商鞅说，“疑行无名，疑事无功。”要是犹豫，别做了。“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於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於民。”有高见的人，往往被人误解。这也是做事情的人遇到的困境。“愚者暗於于成事。”只有智者看得到萌芽。一般众生，不能跟他们讨论，但做成了，乐得其成可以。这是蔑视民众，这是法家的特点。当然事事商量不一定好。“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建大功的不用跟民众讨论。甘龙说，“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

    不用移风易俗，就可以教化民众。但是秦国不适宜谈这个了。秦穆公以来，走的是下坡路，哪有这样的方法?“因民而教，不劳而成，缘法而治，吏习而民安之。”这话的道理与实际结合不起来。商鞅说，这是世俗之言。“常人安於于故俗”，老调调。“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洁而霸”。这是中国的辩证法。各自按不同的方法来称王。不能刻舟求剑。要实事求是，是合乎辩证法。杜志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变法值不值?还没变法，难打动人。

    最后，秦孝公听了商鞅的话，决定变法。任命商鞅左庶长，变法就开始了。商鞅移木取信，在秦国城外，树木头，说要是谁能移去哪儿，给多少钱。百姓觉得纳闷，这点事，那么多钱，蒙谁呀。有胆大的，搬了，给了钱。这个有些学者质疑过，吴起做过。这有早期法家的一种基本精神，是政令取信于民。这是与儒家相似处。子贡间孔子，孔子说民众得信任你。法家也强调政令的严肃，人人平等也是商君思想中重要内容。《商君书》中说到法令被公正执行的办法。其中有一条是广泛设立国家官员，向民众解释秦的法律，要人人懂法，官员就不能上下其手。这是比较明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