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 大国医之《缪希雍》（五）其人其事 明, 学, 百家讲坛, 常熟虞山, 大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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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5-14 16:53

      缪希雍（1546—1627 ），明医学家，字仲淳，号慕台，别号觉休居士，江苏常熟人，后迁居金坛。明代著名医家，精通医药之学，治病多奇效。约生于明嘉靖三十五年（I546年），卒于天启七年（1627 年）。海虞（今江苏常熟）人，寓居浙江长兴，后迁居江苏金坛，享年八十余岁，葬常熟虞山东麓。父早殁，幼年孤苦。17岁患疟疾，自阅医书，遍检方书而自己治疗，遂至痊愈。遂立志从医，搜求医方，苦心研究药道，博涉各种医书，尤精本草之学，认为“神农本经，臂之六经，名医增补别录，譬之注疏，本经为经，别录为纬”。于是钻研其理。

　　缪希雍生平好游走四方，曾游历三吴，入闵，历齐、鲁、燕、赵等地，亦到过江西、湖北、湖南诸省。在周游之时，到处为医，寻师访友，采药搜方。由于其真诚求教，故于民间经验收集很多，丰富了自己的学识。其寻师访友亦是为了切磋学问，提高业务水平。在王肯堂所著《灵兰要览》一书中，曾经记载缪氏游至南京时，拜访王肯堂，发表了精辟的学术见解，使王氏十分敬佩的相见过程。可见缪氏之学，在当时确有相当造诣，故能名噪一时。

     著有《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医学传心》、《神农本草经疏》、《本草单方》等书。缪希雍医德高尚，医术精湛，行医以“生死人，攘臂自决，不索谢”。时人搜集其医案，成《先醒斋广笔记》行世。墓在虞山北麓。

　　现存著作有《先醒斋医学广笔记》、《神农本草经疏》、《本草单方》。缪希雍是我国明代末年的著名医家。本书收录了他现存的三部医学著作，即《神农本草经经疏》三十卷、《本草单方》十九卷、《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四卷。

　　《神农本草经经疏》一书凡三十卷，集录药物1400余种。该书以《证类本草》为蓝本，目录编次均一袭此作。卷一、卷二为“续序例上、下”。卷一载读经疏引和“续序例上”，包括原本药物气味生成指归、药性主治参互指归、药性简误指归、论七方本义、论十剂本义、五脏苦欲补泻论、治法提纲、药性差别论等三十三首医论。卷二载诸病应忌药总例和“续序下”

　　《本草单方》凡十九卷。书中记载内、外、妇、儿各科199种病证，录方4005 个，引用医著400余种。所载方剂均言其出处、处方配伍、药物炮制、加减禁忌等。书中所载方剂，大都为古代和当时实用而有效的名方、单方、秘方，并有缪氏“得秘授，悟真诀”的秘方和验方。是一部有很高临床参考价值的方书。

　 《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共四卷。卷一至卷三汇集了缪氏对内、外、妇、儿等科常见病的治疗心得、临床验案及所用效方。其中中风治法大略、伤寒治法大要、吐血三要法和甘寒滋润滋阴治脾等，突出反映了缪氏的学术思想。卷四收载的炮炙大法和用药凡例，记述了439种常用药 物的炮炙方法、畏恶禁忌，以及丸散膏丹汤的制法、煎服法等。为一部切合实用的中医临床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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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论伤寒

　　外感热病是“关乎死生之大病”。对于伤寒病的侵犯途径，缪希雍不从皮毛侵入论述，而提出其与瘟疫之邪均从口鼻而入，认为口鼻为肺胃之门户，“手阳明经属大肠，与肺为表里，同开窍于鼻；足阳明经属胃，与脾为表里，同开窍于口，”“凡邪气之入必从口鼻”。

      正因为其认为邪从口鼻而入，故他认为伤寒之病及瘟疫之病以阳明证为多见。而阳明之经又不同于其他之经，“阳明多气多血，津液所聚而荫养百脉，故阳明以津液为本”。缪氏主张在治疗上应当以清润为原则，清其邪热，护其津液为首要。

      对于太阳病的治疗，缪氏主张用羌活汤（羌活、前胡、甘草、葛根、生姜、枣、杏仁），具体用药则避开了麻黄、桂枝，而重用羌活，这充分体现其因地制宜的用药法则。但若冬季严寒，寒邪偏盛时，缪氏于加减法中又可酌加麻黄，充分体现其灵活应变的思想。

      至于羌活汤中加用葛根，是因缪氏认为伤寒瘟疫阳明病证多见，故治太阳病时要顾及阳明。

医论脾胃

　　缪氏治病，十分重视脾胃，认为脾胃之气是人身之本，应当注意保养，反对任意损伤。缪氏对脾胃的认识，强调了肾对脾胃的生养作用，并自制脾肾双补丸（人参、莲肉、菟丝子、五味子、山茱萸、怀山药、车前子、肉豆蔻、橘红、砂仁、巴戟天、补骨脂）以健脾益胃。

      他对脾胃认识的另一特点，则在于其处方用药具有特色。比如，其调理胃气，常用人参、白扁豆、山药、莲肉、橘红、灸甘草、大枣以补益脾胃，药性平和而不温燥，同时还多配伍石斛、沙参、麦冬、白芍、砂仁、麦芽等甘润清灵之品，使其补益脾胃不温不燥不滞，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其创立的方剂如肥儿丸，方由人参，芜荑、使君子肉、橘红、黄连、甘草、红粬、麦芽、砂仁、白茯苓、山楂肉、滑石、莲肉、扁豆、青黛组成，就体现了甘而流通，补而不燥的用药风格。

　　对于脾胃病证的治疗，缪氏认为如饮食不进，食不能消，腹胀，肢痿不用等病，不能仅仅责其为脾胃气虚，还应认识到往往是属脾阴不足之证。

      他说：“世人徒知香燥温补为治脾之法，而不知甘寒滋润益阴之有益于脾也。”因此，对脾阴不足之证另立补脾阴之法，药用石斛、木瓜、牛膝、白芍药、酸枣仁为主，佐以生地黄、甘枸杞、白茯苓、黄柏等品，以酸甘柔剂作为补脾阴之原则，已超脱出《伤寒论》麻子仁丸的用药规范。

      缪氏于脾胃论证中，虽继承李杲及前贤诸家之说，但更有自己的特长。盖脾主升而胃主降，脾为阴脏而胃为阳腑，一般治脾宜温宜升，治胃宜润宜降，已为医家所习用。

      独缪氏认为温燥之品虽可健胃除湿，但多用致伤津液，而选用甘平柔润之剂，并提出酸甘柔剂以养脾胃，对后世叶桂创养胃阴之法，用药柔润清灵，颇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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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论气血治血三法

　　 血分之病亦三：即血虚、血滞、血热妄行。对于血证，缪氏立补血、清血凉血与通血三法。 　　补血之法适用于血虚之证，治宜甘寒、甘平、酸寒、酸温之品，药如熟地黄、白芍药、牛膝、炙甘草、酸枣仁、龙眼肉、鹿角胶、肉苁蓉、甘杞子、甘菊花、人乳等。

　　血热则宜清血分之热，凉血，法当用酸寒、苦寒、咸寒、辛凉之品，药如童便、牡丹皮、赤芍药、生地黄、黄芩、犀角、地榆、大小蓟、茜草、黄连、山栀、大黄、青黛、天门冬、玄参、荆芥等，适应于由血热而表现的痛肿、疮肿、鼻衄、牙龈肿痛、舌上出血、舌肿、血崩、血淋、月事先期、热入血室、赤游丹、眼暴赤痛等。

　　瘀血内停则宜通之，须以辛温、辛热、辛平、辛寒、甘温之品，或佐以咸寒软坚，药如当归、红花、桃仁、苏木、肉桂、五灵脂、蒲黄、姜黄、郁金、三棱、延胡索、花蕊石、没药、蟅虫、干漆、自然铜、韭汁、童便、牡蛎、芒硝等，适用于发热、发黄、肿痛、结块癖积等病症。

吐血三要

　　缪氏又十分重视气血之间的关系，尤其重视气逆、火升和血溢三者之间的联系。其观点突出反映于他的吐血三要之中。缪氏针对肝不藏血阴虚火旺引起的出血症提出吐血三要：

　　一为：宜行血而不宜止血，血不行经络者，气逆上涌也。行血则血循经络，不止自止。

　　二为：宜补肝不宜伐肝，养肝则肝气平而血有所归，伐之则肝虚不能藏血，血愈不止矣。

　　三为：宜降气不宜降火，气有余，便是火，气降火自降，火降则气不上升，血随气行，无溢出上窍之患矣。反对一派降火，苦寒伤脾，化源告竭，统血无权，后患无穷。

治气三法

　　缪氏认为，气血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既不能亏虚、又不能留滞不行、更不能妄动、否认就会生病。故气分之病，不出气虚、气滞、气逆三端，治之之法及所主之药，亦不外补气、破气和降气调气三法，不可混淆。

　　气虚则用补气法，药如人参、黄芪、羊肉、小麦、糯米之属。

　　气滞则应用破气法，适用于年壮气实气机壅滞之实证，药如积实、青皮、枳壳、牵牛等。

　　气机失和则宜调其气，气机上逆则宜降其气，调气药如木香、沉香、白豆蔻、缩砂、香附、乌药之属；降气如紫苏子、橘皮、麦门冬、枇杷叶、芦根汁、甘蔗，甚则降香、郁金、槟榔之类，适用于呕吐、呃逆、咳喘、痰饮、血症等。

　　缪氏对于气血病症的论治十分精辟，后人常常将其抄置案头，以便背诵熟记。其独特的经验，至今对临床仍有指导意义。

寒凉一派

　　缪氏学有渊源，一本经旨，对祖国医学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其用药擅长甘润清灵，重视清热养阴，主流属于寒凉一派。在明代温补之学盛行期间，别树一帜，很有实际意义。对于当时纠偏防弊，起了积极作用。其治疗伤寒病的方法及甘润养脾之法，对后世医家不无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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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炮制

　　明代·缪希雍、庄敛之的《炮制大法》(1622年)，曾将古代炮炙方法归纳为《雷公炮炙十七法》，即1炮、2烘烤、3火上烧、4炙、5煨、6炒、7煅、8炼(长时间的火烧)、9制、10度(量药之长短)、11飞(水飞)、12伏(润药或火制后贮存相当长时间称伏山)、13镑(削、刮、刨)、14击碎、15煞(晒)、16曝(强烈日光下曙晒)、17露(将药物日晒夜露；或溜水的提取)。此十七法长期以来，在中药加工业中有深远的影响，但由于历史变迁，其实际涵义尚难阐明，仅供参考。

修制

　　修制是最简单的一种炮制方法，也可以说是多种药物进行炮制的准备阶段，主要通过修治，以除去杂质，并将大块段变为小块小段，便于再加工。炮制。

　　修制的方法包括拣、摘、揉、擦、磨、刷，刮、镑、刨、剥、切、捣、敲，碾、簸、箩、筛、劈、锯、扎、榨等项目。

水制

　　将药材用水洗、浸泡等方法加以处理，称水制法，其目的是使药物达到洁净(除去杂质、异物、非药用的盐分、泥沙、秽恶气味等)，使植物类药物变软，便于切片；使矿物类药物质地纯净，细腻、同时能降低毒性、减少副作用。水制法包括洗，淘、浸、润、渍、腌、提、水飞等项目。

火制

　　凡将药材直接或间接(或加入其他辅料)放置火上加热处理的方法，统称为火制法，本法使用广泛，其目的除把质地坚硬的药物，使之脆、酥便于制剂，使不易煎出有效成分的药物容易发挥药效，防止药物的霉蛀。此外，尚有少数药物有毒或药性猛烈者，火制后可降低或消除毒性和副作用。

　　火制法的适用范围虽广，然某些芳香性药物如薄荷，香薷、白蔻仁、砂仁等不能应用，火制会使芳香的有效成分挥发，损失药效，矿物中的雄黄、朱砂不能火制，见火便有毒成分砷、汞分解，加剧毒性。

　　根据药物的性质，以及临床的需要，使药物干燥、酥松、焦黄或炭化，主要采用炒(炙)煨、炮、煅、炼、烘、焙、烤、燎等火制方法。

水火共制

　　凡将药物通过水、火共同加热，由生变热，由硬变软，由坚变酥，以改变性能，减低毒性和烈性，增强疗效，同时也起矫味作用的制法，统称水火共制法。本法包括蒸、煮、蝉。

　　1、蒸： 将药材置于蒸罐或笼中隔水加热的方法，能改变药性，增强疗效，便于加工切片，利于保存。如酒蒸熟地、酒蒸大黄等。

　　2、煮：将药材置于水或药液中加热煮的方法，以消除药物的毒性、刺激性或副作用，如醋煮芫花等。

　　3、蝉： 药物在沸水中短时间处理的方法，有助于除去非药用部分，及破坏酶的活性，使有效成分得以保存，如杏仁、桃仁蝉后搓去皮尖，并破坏其苦杏仁甙酶，以保存有效成分甙。

其他

　　有些药物的炮制，并不单纯运用以上各种操作方法，有一些特殊品种，需用下列诸法：

　　1、发酵： 将药物加水加温，在一定温湿度条件下，使其发酵生上菌丝。如六神曲、半夏曲做成小块后，用草或麻袋盖紧，待其发酵生上菌丝后取出晒干。此法在通过发酵，能增强药物健脾胃，助消化、散风寒之作用。其它有豆豉亦通过发酵制造。

　　2、发芽： 将灿稻、大夏、黑大豆等用水浸湿润，在一定温度下使其发芽。发芽之目的，主要在于增加药物的健脾和胃，助消化，解表邪的作用。如谷芽、麦芽、大豆卷等。

　　3、制霜：将含油脂的药物去壳研碎．用数层草纸纱布包裹、压榨去其油脂，反复数次至无油为度，所得粉末称“霜”。制霜的目的可减低毒性，缓和药性，如巴豆霜、千金子霜、蒌仁霜、苏子霜等。此外，鹿角熬胶后之残角亦称鹿角霜；西瓜去瓤，中置芒硝，将其封固于黄砂罐中，放阴凉通风处，数日后罐外有白色如霜的结晶物析出，扫下即称西瓜霜。

　　4、染衣： 药物的外表，拌上另—种药粉，以加强主药的作用。如朱砂拌茯苓、茯神、朱砂拌灯芯、青黛拌灯芯，称朱茯苓、朱茯神、朱灯芯、黛灯芯。

　　5、制曲：按曲方配全药材，分别或混合加工研成粉末，用面粉调糊作粘合剂，做成方形小块，再通过发酵法，以制成曲，如六神曲、采芸曲、范志曲、半夏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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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希雍小传

　　（1546—1627）明医学家。字仲淳，号慕台，海虞（今江苏常熟）人。父早殁，幼年孤苦。17岁患疟疾，自阅医书，得方治愈。遂立志从医，搜求医方，研究药道，博涉各种医书，尤精本草之学，认为“神农本经，臂之六经，名医增补别录，譬之注疏，本经为经，别录为纬”。于是钻研其理，著《本草经疏》、《本草单方》等书。缪希雍医德高尚，医术精湛，行医以“生死人，攘臂自决，不索谢”。时人搜集其医案，成《先醒斋广笔记》行世。墓在虞山北麓。

　　寓居浙江长兴，后迁居江苏金坛，明代嘉靖至天启间（约生卒于公元1546~1627年）人，享年八十余岁。缪氏自幼多病，曾于十七岁时患病久治不愈，自学医学，遍检方书而自己治疗，遂至痊愈。于是酷爱医学，苦心研究。此外，缪氏生平好游走四方，曾游历三吴，入闵，历齐、鲁、燕、赵等地，亦到过江西、湖北、湖南诸省。在周游之时，到处为医，寻师访友，采药搜方。由于其真诚求教，故于民间经验收集很多，丰富了自己的学识。其寻师访友亦是为了切磋学问，提高业务水平。在王肯堂所著《灵兰要览》一书中，曾经记载缪氏游至南京时，拜访王肯堂，发表了精辟的学术见解，使王氏十分敬佩的相见过程。可见缪氏之学，在当时确有相当造诣，故能名噪一时。著有《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医学传心》、《神农本草经疏》、《本草单方》等。

　　外感热病是“关乎死生之大病”。对于伤寒病的侵犯途径，缪希雍不从皮毛侵入论述，而提出其与瘟疫之邪均从口鼻而入，认为口鼻为肺胃之门户，“手阳明经属大肠，与肺为表里，同开窍于鼻；足阳明经属胃，与脾为表里，同开窍于口，”“凡邪气之入必从口鼻”。正因为其认为邪从口鼻而入，故他认为伤寒之病及瘟疫之病以阳明证为多见。而阳明之经又不同于其他之经，“阳明多气多血，津液所聚而荫养百脉，故阳明以津液为本”。缪氏主张在治疗上应当以清润为原则，清其邪热，护其津液为首要。对于太阳病的治疗，缪氏主张用羌活汤（羌活、前胡、甘草、葛根、生姜、枣、杏仁），具体用药则避开了麻黄、桂枝，而重用羌活，这充分体现其因地制宜的用药法则。但若冬季严寒，寒邪偏盛时，缪氏于加减法中又可酌加麻黄，充分体现其灵活应变的思想。至于羌活汤中加用葛根，是因缪氏认为伤寒瘟疫阳明病证多见，故治太阳病时要顾及阳明。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缪氏治病，十分重视脾胃，认为脾胃之气是人身之本，应当注意保养，反对任意损伤。缪氏对脾胃的认识，强调了肾对脾胃的生养作用，并自制脾肾双补丸（人参、莲肉、菟丝子、五味子、山茱萸、怀山药、车前子、肉豆蔻、橘红、砂仁、巴戟天、补骨脂）以健脾益胃。他对脾胃认识的另一特点，则在于其处方用药具有特色。比如，其调理胃气，常用人参、白扁豆、山药、莲肉、橘红、灸甘草、大枣以补益脾胃，药性平和而不温燥，同时还多配伍石斛、沙参、麦冬、白芍、砂仁、麦芽等甘润清灵之品，使其补益脾胃不温不燥不滞，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其创立的方剂如肥儿丸，方由人参，芜荑、使君子肉、橘红、黄连、甘草、红粬、麦芽、砂仁、白茯苓、山楂肉、滑石、莲肉、扁豆、青黛组成，就体现了甘而流通，补而不燥的用药风格。

　　对于脾胃病证的治疗，缪氏认为如饮食不进，食不能消，腹胀，肢痿不用等病，不能仅仅责其为脾胃气虚，还应认识到往往是属脾阴不足之证。他说：“世人徒知香燥温补为治脾之法，而不知甘寒滋润益阴之有益于脾也。”因此，对脾阴不足之证另立补脾阴之法，药用石斛、木瓜、牛膝、白芍药、酸枣仁为主，佐以生地黄、甘枸杞、白茯苓、黄柏等品，以酸甘柔剂作为补脾阴之原则，已超脱出《伤寒论》麻子仁丸的用药规范。缪氏于脾胃论证中，虽继承李杲及前贤诸家之说，但更有自己的特长。盖脾主升而胃主降，脾为阴脏而胃为阳腑，一般治脾宜温宜升，治胃宜润宜降，已为医家所习用。独缪氏认为温燥之品虽可健胃除湿，但多用致伤津液，而选用甘平柔润之剂，并提出酸甘柔剂以养脾胃，对后世叶桂创养胃阴之法，用药柔润清灵，颇有影响。

　　对于血证，缪氏立补血、清血凉血与通血三法。补血之法适用于血虚之证，治宜甘寒、甘平、酸寒、酸温之品，药如熟地黄、白芍药、牛膝、炙甘草、酸枣仁、龙眼肉、鹿角胶、肉苁蓉、甘杞子、甘菊花、人乳等。血热则宜清血分之热，凉血，法当用酸寒、苦寒、咸寒、辛凉之品，药如童便、牡丹皮、赤芍药、生地黄、黄芩、犀角、地榆、大小蓟、茜草、黄连、山栀、大黄、青黛、天门冬、玄参、荆芥等。瘀血内停则宜通之，须以辛温、辛热、辛平、辛寒、甘温之品，或佐以咸寒软坚，药如当归、红花、桃仁、苏木、肉桂、五灵脂、蒲黄、姜黄、郁金、三棱、延胡索、花蕊石、没药、蟅虫、干漆、自然铜、韭汁、童便、牡蛎、芒硝等。缪氏认为，若属吐血，不外乎火升气逆，气逆血逆，火升血溢，故治疗时除了凉血清热之外，还应首先降气，气降则火自降。反对一派降火，苦寒伤脾，化源告竭，统血无权，后患无穷。

　　缪氏学有渊源，一本经旨，对祖国医学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其用药擅长甘润清灵，重视清热养阴，主流属于寒凉一派。在明代温补之学盛行期间，别树一帜，很有实际意义。对于当时纠偏防弊，起了积极作用。其治疗伤寒病的方法及甘润养脾之法，对后世医家不无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