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台北故宫》第十一集 传世珍籍 的, 故宫博物院, 四库全书, 华夏文明, 中国古代

北京故宫

1772年，乾隆帝下令开始编撰《四库全书》。三千多人，历时15年，编撰抄写《四库全书》七部，其中一部藏于紫禁城文渊阁。

1949年，故宫博物院图书专家梁廷炜护送文渊阁《四库全书》来到台湾，梁廷炜的儿子梁匡忠则留在了北京故宫。两代人虽分隔两岸，但《四库全书》的共同守望，依然延续着华夏文明的传承与希望。

【第十一集文物精品】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清乾隆时编纂。1772年开始，经十年编成。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三千五百零三（3503）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的精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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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故宫有两个，一个是北京故宫，一个是台北故宫。在台北故宫，有我们失落的文物，有我们远去的故事……

1963年的台中北沟，正处在这样的雨季中。照片上这几排是北沟的库房，大陆运到台湾的文物就存放在这里。

3月22号这天下午，一位文物管理员打开了库房的大门，做例行检查。库房里文物箱成堆摆放，这位管理员特地爬到箱子顶上去看。突然，他在顶部一个文物箱上竟然发现了水迹。他立刻找人打开这个箱子检查，发现保存在里面的《四库全书荟要》有几册已经被水泡湿粘连在一起。看到书被损坏，他惊呆了。这部《四库全书荟要》是乾隆皇帝最喜欢的一部书，而且世上仅存一部。

吴哲夫，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处处长，专门从事版本目录学研究，还参与了《四库全书》的影印工作。

吴哲夫介绍说：事实上当时在北沟的时候，大陆到台湾来，也不太晓得台湾的气候情况，台湾有大台风，有暴雨，而且经费有限，房舍老旧，就没有想到会产生这种事情。

工作人员把所有的箱子检查了一遍，幸运的是除了有23册图书因为受潮发霉外。其他文物都完好无损。工作人员随后对库房进行了修复。他们推测可能是附近的小孩把石头扔上房顶砸碎瓦片，引起漏雨。联管处在库房周围拉起了铁丝网，防止外人靠近这里。同时把库房里的木箱全部加盖雨衣，防止再次漏雨。即使这样，工作人员还是非常紧张，怕再出什么意外。不过他们的紧张不需要持续太长时间，因为在台北近郊的外双溪将要修建一座新的博物馆。这些国宝级的文物将会有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在当时，对决策者来说最难事情不是如何修建新馆，而是为新馆找一个好的管理者。

中央图书馆位于台北市中山南路20号。当年在考虑由谁来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时候就有人就提出，由当时的馆长蒋复璁担任故宫博物院的院长。

蒋复骢出身藏书世家。三十年代就到柏林大学图书馆学院留学，还在普鲁士邦立图书馆当过客座馆员。1954年蒋复骢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他要在经济、文化一切都处于初创时期的台湾建立中央图书馆。

昌彼得：版本目录学学者、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与蒋复璁一起工作多年，并主持编写了四库全书索引，他回忆道：当时政府给他的预算很少，他除了用人以外，他就全部的钱就省下来，他在天主教会里边募捐。募了钱就盖一点，募了钱就盖一点，所以他这个房子每年每年盖一点，不是一次盖起来，所以后来就变成了台北最漂亮的一个房子，一个宫殿式的建筑式样。

蒋复璁花费近十年时间建起了中央图书馆。1965年在中央图书馆举办了一个展览，展出的一百多箱善本书和一万多片汉简，是日军侵华时北平图书馆寄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其实是蒋复骢无意间发现的。在他极力主张下终于从美国人手里要回了它们。这批书的价值难以估量。这部明朝的《永乐大典》存世仅400多册。而在这批从美国要回的善本书里就有60册。

张临生，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长期从事青铜玉器研究，现任台北震旦艺术馆馆长。张临生介绍：虽然他不是博物馆的专业，但是他经营图书馆的专业，是有目共睹的。这些上面的人他们在考虑故宫博物馆人选的时候，他们就想到请蒋先生来负责故宫博物馆的这些业务。

这批善本书展览结束后被运到北沟，和大陆运台的文物一起保存在北沟文物库房里。这是六十年代北沟文物库房工作人员的一张合影。在他们右侧就是当时的文物库房。上排左边的第一个人叫梁廷炜，就他是发现了《四库全书荟要》被雨水泡坏的情况。这部《四库全书荟要》来自于世界上最大的一部书——《四库全书》，这部书容量超过大英百科全书20多倍。是两百多年前乾隆皇帝用全国的力量编成的一部书。

第一历史档案馆，位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西侧，今天这里仍然保存着乾隆皇帝在1773年3月28日颁发的一道圣旨。这一天乾隆下令要从全国征集图书，还要把宫廷内所有的藏书全部集中在一起，编成一部将要超越所有前人的书籍，称为《四库全书》。就这样在皇权的有力召唤下，当时中国最有名望的学者们纷纷云集京城，开始了他们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工作。

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当时参加编修的主要官员就有３６２个人。纪晓岚、刘墉、戴震、周永年，很多出现在这上面的名字都是当时一流的学者。

为了鼓励藏书人献书，乾隆在圣旨里说不会因为书的内容而降罪，还保证藏书借来后会还给主人。这道圣旨一下，各地开始纷纷向朝廷献书。这里要数江苏、浙江、江西和安徽进献的书籍最多。近九成的书是他们献上来的。

浙江宁波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当年“天一阁”的主人曾经献书602部。乾隆特意奖励他一套《古今图书集成》。皇帝的赏赐被存放在这个刻有金龙图案
浙江宁波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当年“天一阁”的主人曾经献书602部。乾隆特意奖励他一套《古今图书集成》。皇帝的赏赐被存放在这个刻有金龙图案的柜子里。乾隆还让人到这里学习藏书楼的独特建筑结构，然后仿照“天一阁”的样式，在紫禁城内为《四库全书》修建一座藏书楼“文渊阁”。

那些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图书要经过纂修官们的筛选，挑出哪些书值得收录，哪些书只能留下名字，哪些书又应该删改。

岳飞的《满江红》，也被收录在《四库全书》的集部里面。在这里这首诗却被写成“壮志肯忘飞食肉， 笑谈欲洒盈腔血”这种错误的出现并不是抄书人的工作失误，而是乾隆的要求。

乾隆是满洲人，对于不利于满洲统治的文字，他想办法要消灭，因为他统治将近五百年左右，一直考虑从文化的角度，怎么样来消灭彼此种族认知差异性或者不愉快的事情。所以四库全书的本子，有很多是修改过的。

乾隆还下令大规模销毁所谓的违禁书籍。有专家统计：书的征集过程有十年，但禁书的过程却长达十九年，这期间共禁毁书籍总共十五万部以上。经过篡改和禁毁后整个清朝的文化思想也得到一次清洗。

开始修书的这一年乾隆皇帝６２岁，在当时来说这个年龄已经是高寿了。这位老人害怕自己等不到《四库全书》完成的那一天。他让人从收集到的书当中挑选出一批最珍贵的典籍，先编成《四库全书》精华本，命名为《四库全书荟要》。乾隆对这部书爱若珍宝，他让人一共抄写了两套，一套放在圆明园。另一套放在自己经常去的《摛藻堂》。

今天摛藻堂成了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的一间书店。曾经保存在这里的《四库全书荟要》在后来的两百多年间幸运得躲过了多次战火和劫掠。几经周折被运到台中的北沟文物库房。在1963年梁廷炜检查库房的时候发现其中的10册书被水泡坏。有几册比较严重，没有办法复原，已经揭不开了，就是揭开，字迹没有了，因为它是原抄本，墨水晕开了，字迹不清楚了。

四库会要被雨水浸泡的后果是严重的，时任联管处主任的孔德成引咎辞职，庄严被申戒，而梁庭炜则被记过一次。为了修复《四库全书荟要》，北沟工作人员把被损坏的书页按照原书的字体重新抄写了一遍。这种方法和当年抄写《四库全书》时是一样的。

位于北京故宫西侧的武英殿，当年抄写《四库全书》的地方就在这里。根据档案记载：抄写《四库全书》前后总共用了两千八百多人。为了保证速度朝廷规定每人每天要完成一千字的抄写量，连续抄写五年再换人，五年要抄一百八十万字。

大批抄写人员的加入保证了抄写速度。但是整个编修的工作量极为庞大。要没有任何差错的完成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我们看到一份当年每个月都要交给总编纂官审看的编修人员过错统计单，仅在这一份名单里就记录了一百三十多位官员出错的情况。

承德避暑山庄，这里曾经是乾隆皇帝最喜欢去的避暑胜地，一次他在翻阅存放在这里的文津阁版《四库全书》时 竟然发现书里有诋毁朝廷的字句，他十分愤怒，严厉惩办相关人员，总校官陆费墀被罚出钱抄写另外三部《四库全书》，从这以后陆费墀来往于江浙两省，为《四库全书》奔波劳累，不到三年就去世了。死后乾隆皇帝还让人抄了他的家，把抄家所得用于抄写另外几部《四库全书》。

位于北京故宫东侧的文渊阁，藏书楼仍然保持着两百多年前刚建成时的样子，当《四库全书》完成后乾隆就把它存放这里。因此这套四库全书被称为文渊阁《四库全书》。后来的几部《四库全书》都是用这种方法命名。如今这里早已是书去楼空，里面的《四库全书》现在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存放文渊阁《四库全书》的书柜，紧挨着的就是《四库全书荟要》的书柜，工作人员翻开这套《四库全书》的目录，它装帧精美、做工考究。因为乾隆的重视这部书是编修最精心，制作最精良的，虽然已历经两百多年，但是这些书的绢面依然鲜艳如新、字迹清晰。这部书到底有多大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存放四库全书的库房：库房要比一个篮球场还要大。全书有三万六千三百多册，二百三十多万页，如果把它们连在一起，足够绕地球赤道一圈还要多。编写这部书动用了乾隆皇帝在位的数十年间几乎全国的学术力量。而这一时期，又是中国古代传统学术最为繁荣发达的时期，他们的学术成果至今仍然是我们没能超越的。

《四库全书》修好后乾隆下令再照原样抄写六部，这样《四库全书》总共有七部。七部书分七处存放，藏书阁都按照天一阁的样式建造。他们分别是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北四阁只能让皇室阅览，南三阁则对普通读书人开放。

七阁的名字都以“文”开头，都带有水的含义，包含着希望以水镇火的意思。

然而伴随着清王朝一步步走向没落，这七部《四库全书》也开始了它们不幸的遭遇。

文宗阁文汇阁的《四库全书》相继毁于战火。文源阁四库全书也在英法联军点燃的烈火下付之一炬，一起被烧毁的还有另外一部《四库全书荟要》。承德文
文宗阁文汇阁的《四库全书》相继毁于战火。文源阁四库全书也在英法联军点燃的烈火下付之一炬，一起被烧毁的还有另外一部《四库全书荟要》。承德文津四库全书现存国家图书馆，沈阳文溯阁四库全书现存甘肃图书馆，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现存浙江图书馆，文渊阁版四库全书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1933年《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荟要》作为故宫最珍贵的古籍随大批文物南迁。古籍图书专家梁廷炜带着儿子梁匡忠也护送着这批文物一路南行。1949年梁廷炜接到紧急任务要把文物再从南京转运到台湾。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种事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父亲去了台湾，而梁匡忠则留在大陆，像他的父辈一样开始为故宫服务，守护当时存放在南京朝天宫的文物。

30年后，梁匡忠的儿子梁金生也像他的父辈一样成为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

在这对父子看来这又是一次再平常不过的离别。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将是他们父子的最后一面。到台湾后梁廷炜仍然居无定所，他陪伴着文物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这种生活直到1965年才结束。从这一年开始梁廷炜再也不必为文物的安全担心。包括《四库全书》在内的所有文物都运到了在外双溪新建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库房里。

当时已是67岁的蒋复璁正式掌管台湾故宫博物院。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博物院的工作上。人们总是看到他一身整洁的西服、从来都不苟言笑。一位工作同仁这样描绘当时的蒋复璁：“他矮矮小小的，天庭饱满，下巴长长，第一眼见到他时，他手持一把竹扇，身穿白色唐装，有点怪老头的样子”

当时台北故宫博物院只有书画组和器物组两处。蒋复骢又专门设立了图书文献处，从美国要回的善本书和故宫运台的三千箱图书文献成了这里最重要的收藏。这里是台湾电视媒体拍摄到的图书文献处库房。库房的温度长年保持在15-20度之间、湿度保持在55%-60%之间。非常适合图书保存。这里收藏了清代文献史料38万多件。蒋复璁这位曾经的图书管理员把现代博物馆展览理念带到了故宫博物院。

不管是当图书馆馆长还是博物院院长，蒋复璁都一直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蒋复璁的回忆录里他列举了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三件事情，影印四库全书就是其中的一件。1982年故宫博物院和台湾商务印书馆合作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在那之后的几年里蒋复骢一直都在进行严格的监督。既要防止真本不受损害，又要保证影印工作顺利进行。遗憾的是当年影印工作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所有参与者都没能留下任何影像和图片。

商务印书馆用了4年多的时间才完成《四库全书》的影印，全部的几百套书被世界各大图书馆、汉学机构订购一空。商务印书馆为了感谢蒋复璁、昌彼得、秦孝仪，送给他们每人一套影印本《四库全书》。

张临生介绍说：有人跟我打听，说你们手上有没有这个书，现在书绝版了，高价，很高很高的价钱，你会心动的价钱，我说对不起，据我所知，他们三位都不是爱钱的人，书早就捐出去了，而且都是捐给图书馆，捐给国外的图书馆，那个是宣扬文化，他们做这件事情没有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做的。

其实蒋复璁早就把自己的那套《四库全书》无偿赠送给了当时的比利时皇家博物馆汉学院。

1982年春天的一个早晨，蒋复骢把图书文献处的昌彼得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昌彼得回忆道：他写了一个小条子，就交给我，他说我昨天晚上想起了一幅挽联，他说我将来去世了你写一写。

昌彼得十分的惊讶，但还是把纸条妥善的保存起来。1983年蒋复骢因病辞去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院长职务。从这段当时台湾媒体拍摄的新闻资料上我们看到，蒋复璁亲手把台北故宫博物院长的印信交到了继任者秦孝仪手里。

1992年蒋复璁在台北病逝，终年94岁，昌彼得拿出了八年前蒋复骢交给他的那张纸条，把它抄在了挽联上：碌碌无能，一生只做一桩事，尝尽酸甜苦辣；劳劳不惜，终岁难偷半日闲，浑忘喜怒哀乐。

1987年7月14日，在台湾施行了38年的戒严令终于被解除。这个全世界实行最久的戒严令被解除后，台湾当局开始允许台湾的大陆籍人士回乡探亲，掀起了一波台胞回大陆探亲的热潮。这是当时台湾电视媒体拍摄到的寻亲场景。

梁金生回忆道：在台北故宫工作过的一个姓武的先生，他后来移居到美国去了。在八几年的时候到北京故宫来要看画，然后我们当时的副院长杨欣接待他，杨院长马上就给我打电话 ，说老梁你来 这儿有一个原来在台北故宫工作过的姓武 武先生，然后我就去了。听那武先生讲 说那梁老先生他给我的印象就是穿一个长袍 夹一个布包 慢悠慢悠 稳稳当当那么走的那么一个老头。就是他给我讲的这么一个印象

当时两岸还不能直接通信，梁金生就写了一封家书请这位先生转寄到了台湾。就这样，分隔两地长达39年的亲人终于有了书信往来。从台湾的回信里，梁金生才得知祖父和祖母早在1972年就已经去世的消息。

梁金生回忆道：然后这事我回来给我父亲讲，我父亲什么话也没说。肯定他心里很多苦，还是没讲。

此时在台湾的梁家已经没有人在台北故宫服务。就在2007年为故宫服务60多年的梁匡忠也因病去世。今天梁家也只剩下梁金生还在北京故宫工作。这个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家族将会慢慢的淡出故宫的视野。但是围绕着两岸故宫的故事还会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