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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名妓董小宛入宫之谜

    关于董小宛入宫成为顺治皇帝宠妃的这一颇浪漫和悲壮的故事，清史未见片言只语，倒是众多的野史和笔记小说做了这样的记述：

    葬在清孝陵内的孝献皇后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明末清初战乱之际为江南名士冒辟疆所纳。顺治二年，被早年由明降清，后成为南下清军主帅的洪承畴所强抢。洪氏本想自己霸占独享，因董小宛誓死不从，才将她移花接木送入皇宫，成了顺治帝的爱妃。从此，顺治对董氏恩宠有加，恍若长生殿前的杨玉环与唐玄宗，爱得如醉如痴，大有连理比翼，生死同衾之势。未过多久，董小宛被封为淑妃，为六宫粉黛第一美人。

    洪承畴恐董小宛于己不利，便乘机向太后进言道：“昔睿王以荒于酒色，几至国政荒坠，赖天地祖宗神灵，使之早世殒命。今皇上亲政未几，便惑溺汉姬，致废常朝时日，老臣力劝，然皇上不听忠谏，并欲置老臣于死地。老臣命不足惜，其如大清宗庙社稷何？今能挽上意者，唯有太后。太后纵不念老臣之心，还不念太祖太宗创业之艰难乎？”

    太后听罢，悚然动容，问皇上所宠何人。洪承畴将董小宛之事相告，只是中间隐去了自己进献一节。太后听后勃然大怒，立召顺治，在大加训斥后，疾令将董小宛遣送出宫。顺治帝一向唯母命是听，自不敢争辩，只好含泪遵命。于是，孝庄皇太后将董氏逼居西山玉泉寺。此为宫人获罪者遣谪之所，为的是让其寄寺学佛，斩断情根。

    后董小宛自西山失踪，无复再现。顺治帝悲痛欲绝，遂动了出家之念，改了平民装束，偷偷溜出紫禁城，直奔五台山。当他到五台山后，和一癞和尚谈得颇为投机，便削发入寺修行去了。

    顺治临出宫时，已将后事做了安排。并写了一道上谕放置在御案上，太监们找不到皇上，便将这道上谕称为遗诏。谕诏中定玄烨为皇太子，持服二十七日后即帝位，又命四大臣辅政云云。此诏一传，各王公大臣异常惊疑，言昨日早朝皇上尚康健如恒，怎一夜之间就晏驾黄泉了？且遗诏中亦未说明病源，甚奇甚怪！一时朝野议论纷纷，有谓顺治因皇太后逼迫而服药自尽者，有云因感受时疫而暴崩者，有言因董妃之故而匿迹山野者。不管群臣有千般疑惑，万种猜测，当下还得照例哭临，扶8岁新主玄烨登基，次年改元康熙。顺治朝从此成为过眼云烟。

    几十年后，康熙大帝率部西征噶尔丹叛乱，大获全胜。志得意满之际，便想起五台山上的父皇，遂产生了前去看望的打算。当年顺治遁入空门后，在五台山绝顶处修了三间草房，终日念禅打坐。皇太后思儿甚切时，便带孙子康熙出京，以上五台山清凉寺进香为名，与儿子晤面。但当她每到清凉寺，却又见不到儿子的踪影，怕百姓生疑，不敢久留，只好对门空淌几滴相思之泪。后来太后年老体衰，已不能远行，便差人每年到五台山修庙，并密探暗访顺治帝的行踪，但至死亦未寻到。

    此时的康熙已到不惑之年，在胜利的喜悦中又动了父子天性，遂下旨南巡，临幸五台。待一行车马人流到五台山后，康熙将侍从留在山中，一人悄声不语地走进清凉寺，再由一老方丈领至山顶极峰处茅屋前，独自进屋面父。只见一白发老僧，静坐打禅，纹丝不动，宛若枯人朽木。康熙望了许久，断定此人必是父皇，忍不住双膝跪到老人身前，泣哭不已地说道：“父皇，儿来了！”

    只见那老僧双目微睁，复又闭拢，其态如初，不再理会。康熙不禁热泪横流，停了半晌，不见老僧有何表示，只好悄然退出茅屋。临走时特嘱门外的方丈不准声张此事，以后要好生看待此老僧，必有重赏，方丈合掌点头连连称是。此时正值深秋，浮云古木，冷风扑面，空中雁阵，哀鸣远去，使人备感凄怆悲凉。康熙感慨万千，仰面目送天际浮云过雁，低头眺望深谷沟壑，深叹一声，闷头缓步下山离开五台。

    康熙离开五台山后，关于顺治出家并终了五台的传闻，在社会上越传越广。而那绝色美人董小宛，竟红颜薄命，好端端一个如花似玉美人，竟谢却红尘，不能不令芸芸众生扼腕叹息。时国子监祭酒、江南名士吴梅村曾作《清凉山赞佛诗》，以咏顺治、董小宛之事。其诗有云：“双成明靓影徘徊，玉作屏风壁作台。薤露雕残千里草，清凉山下六龙来。”后人有附会其诗者说，其中“双成”及“千里草”字句，是暗指董妃，清凉山是五台山上一峰，是暗指世祖出家。康熙帝一生巡幸五台山共计五次，暗喻顺治帝和康熙帝共来六次，即“清凉山下六龙来”一句。据传，康熙皇帝直到顺治帝老死五台山，方才不去，只是秘密派人将父皇生前使用的一把扇子、一双鞋子带回，埋入清东陵孝陵地宫，而作为顺治皇帝本人，压根就没有入葬陵寝。

    这个神奇的传说，随着野史和笔记小说的广泛传播，使许多人深信不疑，并发挥了神奇效用。以至在二百多年过后，清东陵遭到一次次惨不忍睹的洗劫时，顺治皇帝的孝陵成为所有陵寝中惟一没有遭到盗掘的陵墓。因为所有的盗掘者都知道，地宫中那把扇子和一双鞋子是不值得一盗的。这实在是顺治皇帝不幸之中的万幸！这个意外结局，也是顺治皇帝生前所料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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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鄂妃真的是董小宛吗

    野史及笔记小说自不足信，但关于顺治出家疑案中所涉及的董小宛确有其人。近世编撰的《辞海》中明白地写道：“董小宛（1624—1651年），明末秦淮名妓，名白，后为冒襄（辟疆）妾。清兵南下时，辗转于离乱之间达九年，后因劳累过度而死。辟疆曾著《影梅庵忆语》，追忆他们的生活。有人说她为清顺治帝宠妃，系由附会董鄂妃而来。”连《辞海》都为董小宛误附会为董鄂妃的事实出面辟谣，可见这个历史传说是怎样的广泛和久远。那么董小宛与董鄂妃的真相到底如何？这两个贵贱不同、身份各异的女人又是怎样被后人强行捏合在一起的？

    明末清初，秦淮河畔有八位声震四方的名妓。她们是马湘兰、卞玉京、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顾眉生、寇白门、陈圆圆，时称“秦淮八艳”。当时达官贵人，风流名士，前来慕名求识者多如过江之鲫。冒襄乃世家子弟，颇负文名，明末曾授台州推官，未赴。明之后隐居不仕，屡次拒绝清朝官吏的荐举，与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同称“江南四公子”。

    冒辟疆最早与董小宛相识是在明崇祯十二年南都乡试。29岁的冒襄至秦淮，从方、侯等风流之辈处听到小宛的盛名，开始与小宛结交。当年董小宛年方16岁，而当时福临才只有2岁。

    崇祯十五年，冒辟疆纳董小宛为妾，但冒不敢对嫡妻讲明此事，故先将其居于别室，四个月后才归与嫡同居。这时已是崇祯十六年癸未初夏了，冒辟疆33岁，董小宛20岁，福临6岁。该年九月皇太极崩逝，福临才刚刚称帝。

    董小宛在跟随冒辟疆九年后的清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初二日，以劳猝死，夭亡于家，时年28岁，当时顺治帝年仅14岁。董死后葬于影梅庵，故冒辟疆忆语以此命名，并抒二千四百言哭之。从冒辟疆的知交及当时骚人墨客的哀文挽诗中，有“可怜一片桃花土，先筑鸳鸯几尺坟”；“咫尺郊南同绝塞，至今青不悲主”；和“绮骨埋香十六年，春风坟草尚芊芊”，以及“历墓门而巡视兮，听松柏之萧萧”等诗句，无不是董小宛芳骨埋藏影梅庵的历史写照。

    有史料可查的是，在顺治帝的孝陵地宫中，除顺治本人外，还葬了两位皇后。一位是孝康章皇后佟佳氏（1640—1663年），另一位则是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1639—1660年）。

    第一位孝康章皇后，生于崇德五年，为都统佟图赖之女。初入宫时被册为妃，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生皇三子玄烨。顺治帝崩后，由皇三子玄烨登大位，是为康熙皇帝。根据母以子贵的传统惯例，康熙元年十月二十七日，佟妃被做了皇帝的儿子尊封为慈和皇太后，至康熙二年二月初一日，这位刚当上皇太后一年多的佟佳氏，染病离开了人世，年仅24岁。

    在孝陵地宫陪伴顺治的第二位皇后董鄂氏，满洲正白旗人，为内大臣鄂硕之女，生于崇德四年。关于董鄂氏进宫前后的那段经历，史书记载模糊不清，只提一句“年十八，入侍”，颇有些欲盖弥彰之势。这个弥彰通过《世祖实录》中的某些记载，可窥视真情一二。记载中说：顺治十三年四月，应册立嫔妃。六月，奉皇太后谕，举行册立嫔妃典礼，先册立东、西二宫。同月，皇太后谕，孔有德女孔四贞宜立为东宫皇妃。七月，襄亲王博穆博果尔死。礼部择吉于八月十九日册妃，上以襄亲王逝世，不忍举行，命八月以后择吉。八月二十二日，立董鄂氏为贤妃，同日遣官祭襄亲王。九月二十八日，拟立董鄂氏为皇贵妃，颁诏大赦。

    从清宫记载可以看到，董鄂氏于顺治十三年夏入宫，八月即立为妃，这在当时已是很高的起点了。但九月又接着拟立为皇贵妃，十二月正式册立。从妃至皇贵妃，在短短四个月内越过贵妃这一级而直逼皇后中宫之位，晋封之速急自然令满朝骇异。因为此种过火举动，既无先朝前规，又不可为后世成例，实乃奇宠滥恩。但顺治如此之为，自是有他的打算。这个打算就是让董鄂妃尽快地成为皇后。要想成为皇后，就要设法废掉当朝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但这时的皇后与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感情极深，又是孝庄的亲族。在孝庄的竭力阻止下，顺治的废后计划未能实现，董鄂妃的皇后梦自然也成为泡影了。

    顺治十四年十月，董鄂妃生下一子，按排行为顺治之第四子。这个儿子的出生，又让顺治和董鄂妃看到了希望。因为一旦册立这个儿子为太子，他的母亲或早或晚都将成为皇后。但正当二人沉浸在美好憧憬中时，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仅活了三个月零十四天就宣告夭亡。儿子的不幸夭亡，使董鄂妃陷于了无尽的悲痛与绝望之中，对顺治本人也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为安慰董鄂氏，顺治下旨追封这个连名字尚未来得及取的皇四子为“和硕【5】荣亲王”，其爵秩在清宗室十二等封爵中列为头等。不仅如此，顺治帝借着悲痛，冲破朝中禁规，在京东蓟县靠东陵不远的黄花山下，专为这位皇四子修建了一处荣亲王园寝，一应规制齐备。在这位被封为荣亲王的孩子的地宫中，有一块墓碣石，被后来的盗墓者掘出，上面刻有“和硕荣亲王，朕第一子也”之句。这“第一子”实为“皇太子”之意。如果不是此子早殇，董鄂氏早薨，日后的皇位恐难为第三子玄烨所占，自然也就没有日后康熙大帝的非凡作为了。

    所幸历史并没有这样安排，它在让这位幼儿夭亡的同时，又把不幸加到了这位幼儿母亲的头上。就在儿子死去两年零八个月之后，董鄂妃也终因过分忧郁悲痛而气绝身亡，时为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董鄂妃年仅21岁。

    董鄂妃妙龄早逝，顺治帝悲痛欲绝，亲自为之守灵，并辍朝五日。顺治怀着夭子丧妻的万分哀痛，于八月二十一日，竟不顾祖宗礼制，谕礼部破例追封董鄂妃为皇后，并亲笔为董鄂妃书写了数千言的“行状”，极尽溢美之词。

    ——这便是历史上真正的和顺治帝有过生死之恋的董鄂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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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鄂妃死后，顺治难以接受眼前的现实，也无力承受这巨大的精神刺激，万念俱灰。他觉得“财宝妻孥，人生最贪恋摆拨不下。朕于财宝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亦觉风云聚散，没甚关系。若非皇太后一人一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

    其后，身患天花的大清开国之君顺治皇帝于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子夜时分，驾崩于养心殿，时年24岁。

    顺治生前本欲立次子福全为太子，而孝庄皇太后则坚持立第三子玄烨，正在争执不下之时，顺治派人去征求钦天监监正汤若望的意见。汤也竭力主张立玄烨为太子，理由是玄烨已出过天花，对这一当时被视为绝症的疾病具有终身的免疫力。于是，顺治在遗诏中正式宣布立时年8岁的玄烨为太子，即皇帝位。这位8岁登基的少年，就是后来功名赫赫的康熙皇帝。

    顺治的灵柩一直停放到百日之后，由与顺治生前关系最为密切的僧人、曾为董鄂妃主持尸骨火化的茆溪森禅师主持，在寿皇殿前焚尸火化。

    顺治尸骨的火化，在清王朝入关后的历代帝王中仅此一例。究其原委，一是顺治生性好佛，并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这位生前已被玉林禅师取了佛家法号为“行痴”的皇帝，自然愿意以佛家弟子圆寂后需火化的规矩行事。除此之外，是为遵循故土先祖之习，因为满洲的女真族在关外的风俗就是死后火化。顺治崩时，满清入关只有十几年的光阴，本民族的风俗时尚还依然保留如初，帝崩而火化是自然之事。葬仪到了他的儿子康熙皇帝一朝已经开始汉化，继而朝野臣民也随之改变得相当彻底。

    顺治帝死去以及尸骨火化后，由于他生前选定的陵寝尚未完工，灵骨暂停放于景山寿皇殿，以待陵寝工程正式完后入葬。

    关于顺治陵寝修建年代，史书记载不一。较具权威的《昌瑞山万年统志》载：“康熙二年二月丁未遣官祭告，封丰台岭为凤台山，十一日始建孝陵，复封凤台山为昌瑞山，设立满汉官兵，周围建陵垣三十余里。”据此，孝陵的始建年代，应为康熙二年二月十一日。但清宫另一史料，即王先谦编写的《康熙东华录》中所记一道谕旨，却有和前文记载相异之处。顺治十八年十二月辛酉，刚刚继位不久，年仅8岁的康熙皇帝下了一道谕旨给户部：“前因世祖章皇帝山陵大工及滇闽用兵钱粮不足，不得已于直隶各省田赋，照明末时练饷例，每亩暂加一分以济军需。今思各省水旱盗贼，民生未获苏息。正赋之外复有加征，小民困苦，朕心殊为不忍。若不急停以舒民困，必致失所。除顺治十八年已派外，康熙元年通行停止。尔部作速刊示，通行晓谕，使小民咸知。”

    顺治崩后的谥号为世祖章皇帝。康熙的这道谕旨中所说的世祖章皇帝山陵，即清东陵的孝陵。可以推知，这时的孝陵已经开始兴建了。而从《世祖章皇帝实录》中还可以看到，早在顺治十八年闰七月初三日，便有“以原任副都统福喀为世祖陵总管”的词句。至这一年的九月初十日，已“设兵一千名守护世祖章皇帝陵”了。这段记载又进一步说明，在顺治十八年，孝陵的兴建已初具规模了。

    孝陵陵寝的建筑，基本上沿袭了明十三陵的制度，再加以发展和改进而成，从而开创了清代独有的陵寝风格和规则。孝陵之后清代各帝陵寝，其建筑风格和模式基本相同。只是顺治帝的孝陵由于当时国家财政困难以及政权不甚稳固，显得某些地方在质量上较之后代有些粗糙。但它作为清代帝王陵寝的建筑设计蓝本，保持了它独有的历史地位，并延续发展了下去。

    孝陵陵寝整体建筑由神道碑亭开始，往北依次为东西朝房、班房、隆恩门、东西燎炉、东西配殿、隆恩殿、陵寝门、二柱门、石五供、月台及礓、方城、明楼、月牙城、宝城、宝顶。周围是高大的红墙环绕，与隆恩门相衔接，全长达5600多米。整座陵寝，以金星山为朝山，影壁山为案山，昌瑞山、雾灵山和东北的长白山为来龙，在东侧马兰河，西侧西大河的萦绕下，山水相映，构成了一幅世之罕见的完美的山水风景图画，充分体现出陵址的选择者和陵寝建筑设计者的独具慧眼和匠心所至。

    康熙二年四月二十二日，顺治皇帝的棺椁迁往孝陵。这一天黎明，清廷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的内大臣及侍卫，分列于景山寿皇殿外，公侯伯以下满汉文武百官全部聚集到东华门外，以示迁送之礼。年少的康熙亲自奠酒，哀乐声中，悲恸不已。群臣无不热泪纷纷，如丧考妣。梓宫每经过门、桥之地，都要停下进行奠酒之仪，每天宿驻享殿皆供献奠酒，举行哀礼。至六月初六日，顺治梓宫抵达孝陵，与先前逝去的孝康章皇后（佟佳氏）、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合葬于地宫。康熙七年正月十一日所立的孝陵神功圣德碑之上，有“皇考遗命，山陵不崇饰，不藏金玉宝器”，故而有孝陵为空券之说。而有的传说则是孝陵地宫内只葬有一把扇子、一双鞋子。这个传说是附会顺治出家的故事而来。实际上，孝陵地宫内宝床上只放有三个骨灰坛。顺治居中，两个皇后分居左右，与碑文相符。不知是满洲女真族的旧有风俗起了作用，还是顺治笃信佛法而得以佛陀的回报，这个“不藏金玉宝器”的空券，在二百年后清东陵的连续浩劫中，竟一次次躲过了盗墓者的洗劫而安然无恙，并成为清东陵所有陵寝中唯一一座没有被盗掘的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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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谋杀了康熙大帝

    由于孝庄皇太后和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努力，顺治帝崩后，年仅8岁的玄烨顺利登位，建立了康熙朝，并成为功绩赫赫的一代英主。

    康熙六年，玄烨14岁，开始亲政。如果说康熙皇帝在亲政前无所作为，他的治国天才是由于自己的年幼和四大臣的牵制掣肘而无法发挥，那么在亲政后，玄烨的旷世奇才便迅速显示和爆发出来。他先是用计铲除了顾命四大臣之一的鳌拜集团，夺回朝中大权，然后平定“三藩”，统一西南。接着派靖海将军施琅出兵台湾，收降郑克，统一台湾地区。再接下来，于康熙二十八年，在击败沙俄侵略军的基础上，同俄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康熙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三次亲征噶尔丹，统一漠北及新疆东部地区。五十九年，进兵安藏，驱逐策妄阿拉布坦的叛乱势力，并派驻藏大臣，册封达赖喇嘛为西藏的宗教领袖。六十一年，进军乌鲁木齐，为后代最后勘定新疆奠定了基础……整个康熙朝，大清帝国的版图已是东起库页岛，西跨葱岭，北连西伯利亚，南达南沙群岛的连绵疆域。康熙在位期间，为清王朝的全盛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开创了大清王朝统治下延及于整个十八世纪的所谓“康乾盛世”。康熙由此以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的杰出才能和辉煌伟业，被后人冠以“一代英主”和“康熙大帝”的敬畏称号。

    清代历史上，康熙除了文治武功堪称最杰出的皇帝外，还有三个之最。这便是后宫的女人最多，其中有名号的后妃就有55位，其他侍奉的无名号的女人则不计其数。其次是子女最多，一生共有子35人，女20人，共计55人。再一个是在位最长。从顺治十八年（1661年）即位，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驾崩，共在位61年。

    按照中国人的风俗和生活准则，多子、长寿被视为人生难得的福气，但在康熙朝却变成了一种灾难。康熙生前已成年的儿子就有近20个，而每个儿子都渴望自己能接过父皇的宝座过几天皇帝瘾，并且每人都有这种希望和可能。但康熙帝却在宝座上居然61年不下来，这就不能不让儿子们心焦和气愤甚至对他产生了仇恨。而这时的康熙又偏偏在立太子的问题上，立了废，废了立，反复无常，狡黠多变，又使儿子们在希望与绝望，绝望与希望中加深了矛盾并引发了一场混战。当这种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的矛盾与混战交织而来时，一代英主康熙大帝也无可奈何，只有倒地恸哭的招数了。

    就在康熙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反复无常，父子、兄弟间的矛盾与仇恨近似一锅粥地错乱交织了半个多世纪后的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本朝历史终于出现了一个明朗的兆头和缓解矛盾的可能。这个兆头，就是皇十四子允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

    自康熙即位以来，蒙古族准噶尔部落的势力发展迅速，并逐渐走上了与清王朝为敌的道路。到康熙五十年以后，这个部落已控制了今内蒙古西部、青海、新疆、西藏一线极为广大的地域，并威胁到陕西、甘肃、四川、云南一带地区。平定准噶尔之叛，保持清王朝的领土完整和尊严，已成为当时最为首要和重大的政治、军事任务。就清王朝而言，由于这一任务的非同小可和情况复杂，必须委派一个在政治、军事上都较为成熟的人在前线镇守，以便掌握全局。而在当时尚未立太子的情况下，任何一位皇子担当这一重任，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个意义不仅仅表现出对一个皇子能力的信任，更重要的是，满族是以马上得天下的民族，一向对战功极为推崇，如果此时哪位皇子能挂帅出征，无疑是一次建立功业的绝好机会，从而可以借此树起服众压雄的威望。在这种无人可及的威望中，继承大统，荣登皇位，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个肩负国家重任与个人前途命运的担子，极幸运地落在了时年30岁的皇十四子允的肩上。

    早在允挂帅出征的前一年年底，康熙就对混战中的众皇子和参与皇子之间夺位阴谋的臣僚颁布了一道分量极重的诏书，表示自己已经对悬而未决的立太子问题有所考虑，并言词咄咄地声称：“我一定选择一个坚固可靠之人为你们做主，并让你们倾心悦服。”事隔不久的次年，他便委派允以抚远大将军的名号率队出征。这两件事连在一起，无疑是做了更加明确的暗示。不仅如此，允在出征前，康熙亲自为他举行了十分隆重、规模宏大的送行仪式，封允为“大将军王”称号，并特许使用王所用的旗帜。从满清立国开始，所有的皇子，分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四个不同的等级，以亲王最高，贝子最低。而此时在诸皇子中年岁较小的允，其爵位仅是一个最低的贝子。出征前的一番任命和恩准，无疑是康熙向众人宣布，尚是贝子的允已经享受了王的待遇，若一旦将来真要立为太子，可不必一级级地晋升爵位，一切都顺理成章地操作了。康熙的这一连串动作，使所有的人都心照不宣，暗自领悟。允以及暗中拥戴允的臣僚更是心中有数，喜不自禁。允带着一个辉煌的梦想出征了。

    踌躇满志的允率部出征后，不负父望，经过四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收复西藏的胜利。而后在康熙的指令下，与准噶尔部进行和平谈判，并很快达成了一致的协议。到了康熙六十一年，西部战争基本得到平息。正当允大功告成，威望倍增，欲带着那个辉煌的梦想，班师回京，顺利地当太子时，本朝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将他的梦打得粉碎。康熙皇帝突然驾崩，皇四子胤神秘地继承了大位，始称雍正皇帝。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初七，康熙驾临京城郊外的畅春园。初八，有旨传出：皇帝偶然受了风寒，当天已经出汗。由于龙体欠安，从初十到十五，将为冬至的祭祀大典进行“斋戒”，一应奏章都不必送来。皇帝的“斋戒”和独居静休，本是一件正常的事，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格外关注。但就在这看似平静的宫廷生活中，有一个人却极敏锐地看到了平静的背后那可能改朝换代的非凡时刻的到来——此人就是皇四子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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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各位皇子围绕皇位的继承问题而结交朝臣、培植私党并闹得矛盾重重，沸沸扬扬之时，皇四子胤却显得老练、持重，他的言行也未引起父皇和兄弟们的格外看重和猜疑。在父皇和众皇子的眼中，这位四贝勒好像是一位颇为安分守己对皇位没有多大兴趣的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所有的人都看错了。他的一切做法只不过是来自门下谋士戴铎的告诫：“父皇英明，做儿子的就很难。太张扬外露，势必会引起父皇的疑心。若一点也不显山露水，又会被父皇和众兄弟看不起，从而弃之不顾。故此，两者之间的分寸，势必要把握得恰当。”极端聪明老辣的胤，在听了戴铎的告诫后，一直在露与不露之间悄悄地做着文章。他没有像其他皇子那样明火执仗地结交朝臣、培植私党，而是暗中结交了两个重要人物，隆科多和年羹尧。隆科多是当朝皇后的胞兄，官拜步兵统领，掌管京城的戍卫。年羹尧则是四川巡抚，在与准噶尔作战的西线战场拥有一支精锐军队。结交这两个人的目的是，一旦京师有变，由隆科多控制。若西征中的允有变，年羹尧可派兵与之抗衡，迫使允无法用武力达到争位的目的。皇四子胤算是一位真正能审时度势，并悟透了权力争斗原则的天才。就在康熙患病畅春园，而众皇子尚处在梦中的关键时刻，长期蛰伏的胤却要引弩待发了。

    从九日到十二日，胤或明或暗地不断派人入宫探视父皇的病情。当他得知父皇的病越来越重时，便开始在暗中做各种应急和夺位的准备。到十三日凌晨，康熙的病情已处于十分危急的状态。一直在皇帝身边担负侍卫任务的隆科多，忙派人传达诏命，令允祉、允、允等七位皇子火速赶到畅春园。胤也在诏令之内，但不知什么原因，将近中午方匆忙赶到。

    此时，畅春园内的空气异常紧张，康熙帝早已昏迷不醒，赶来的皇子们都未能和父亲说上一句话。所有的皇子都为父皇的病情感到突然、惶恐，甚至感到内心焦躁不安。眼前太子尚未确立，而最有可能成为太子的皇十四子允又远在西北。一旦父皇突然驾崩而不留下一句话，那局面将如何收拾？

    太阳渐渐落了下去，夜幕笼罩了畅春园。尽管宫里宫外都亮起了灯盏，但随着凄厉的北风一阵紧似一阵的啸叫，每个人都感觉一股股阴森森的鬼气迎面扑来，令人惊恐不已、胆战心寒。这样僵持到戌刻（晚十点左右），一个小太监从康熙的内寝惊惶失措地冲了出来，嘴巴哆嗦着说不出一句话。此时的众人便箭一样一齐向内寝冲去。众皇子围住病榻，俯首细看，只见父皇嘴巴微微张着，眼睛似睁非睁，早已气绝身亡。

    突然，隆科多用略带不安和沙哑的声音向众皇子宣布：“皇上遗诏，命皇四子继承大统。”

    遗诏？！犹如晴天一个霹雳，几乎所有的皇子都惊得跳了起来，纷纷瞪大了血色的眼睛问道：“遗诏何在？！”隆科多望望众人，镇定了一下那颗怦怦跳动的心答道：“是口诏。”众皇子恍然大悟，什么都明白了。口诏就是没有真凭实据的口头遗诏，而口头遗诏怎么说怎么是了。

    一切都已晚了。就在畅春园最后决定各位皇子命运的非凡时刻，手握京师卫戍兵权的隆科多，已严密地控制了北京。凡是可能与胤为敌的皇子及王公大臣，都已处于他的监视和控制之中。与此同时，胤又手写密书，派心腹星夜兼程送给四川巡抚年羹尧，令他火速率领精锐之师以奉皇帝密诏的名义，接近允的兵营。一旦这位皇十四子有反常举动，将予以搏杀，能歼之则歼，不能歼则牵制其兵力，使其无法杀回京师……就在这一切布置妥当之后，胤与隆科多等在康熙驾崩的当晚，装载遗体回京，同时封锁了皇宫，不许其他皇子进入。后来又经过一连七天的秘密筹划，皇四子胤正式登基坐殿了，这便是历史上的雍正皇帝。

    雍正登基后，尽管仍潜伏着各种威胁，但他公开要做的第一件大事，自然是对先皇葬仪的办理。

    早在康熙十五年，康熙皇帝就下旨在昌瑞山顺治孝东陵东南一里左右的地方兴建自己的寿寝。经过6年的紧张施工，到康熙二十年营建完成。初葬孝诚、孝昭皇后，二十八年葬孝懿皇后。康熙的寿寝，尽管秉承了孝陵的建筑格局和规则，但由于康熙朝在经济上的日趋繁荣，综合国力的明显加强，因而较之顺治的孝陵，其布局更加严谨集中，建筑水平有明显提高，工艺更趋精美。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康熙的梓宫被安奉在景山寿皇殿。雍正元年二月十七日，当朝臣僚恭拟康熙皇帝的陵名九字进呈雍正，雍正亲自刺破手指，以指血圈定“景陵”二字，于是康熙陵寝定名为景陵。至三月二十七日，康熙的梓宫由寿皇殿发引，四月初二日梓宫抵达陵区，暂安放于景陵隆恩殿。九月初一葬于景陵地宫。随康熙葬的还有孝恭仁皇后（雍正生母）、敬敏皇贵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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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另建清西陵

    雍正即位之初，因立足未稳，开始时对几位敌对的皇子还能强忍杀机。随着他采取各种或明或暗的一系列手段，在逐渐削弱了王公贵族的势力，加强了他个人独裁权力之后，他的阴险、毒辣便不可遏止地暴露出来。雍正即位后，没有一天忘记手握重兵的皇十四子允对自己的严重威胁。他设法将允从西北军中召回京师，先是拘禁，后改派去昌瑞山看守孝陵和景陵。允的抚远大将军一职改由年羹尧担任。那个在畅春园就对雍正公开表示极大仇视的允，因与允不断散布这位四阿哥伙同隆科多谋杀了父皇康熙并篡夺了皇位的言论而被逮捕，由雍正亲自为其二人分别改名为“阿其那”和“塞思黑”（满语猪和狗之意），发配边疆，最后二人都死于非命。当敌对的皇子们先后或被诛杀、或充军、或发配戍陵，从而失去了反抗能力之后，雍正又开始将剑锋指向了隆科多和年羹尧。之所以如此，其根本的原因当然是二人知道的秘密太多。既然这二人作为中流砥柱的时代已经过去，那么继续让其掌握权力或活下去，就又将成为一种巨大的危险和潜在的威胁。于是，隆科多很快被判四十一条大罪永远监禁，年羹尧被判九十二条大罪，被捕杀。

    尽管雍正即位后实施了一系列“弑兄屠弟”、“兔死狗烹”的行动，但反对派关于他玩弄阴谋的传言，却仍然此起彼伏，从未中断。在关于他阴谋篡位的众多传说中，最著名的一个是说，康熙生前留有“传位十四子”的遗诏，被雍正把“十”改成“于”，从而变成了“传位于四子”。随着这些传说的散布，在民间神秘地掀起了反清复明的暗流。雍正听到这些传言自是十分恼火和不安，后来借助民间秀才吕留良的反清案大肆制造文字狱，以此打击传言者和反清势力。雍正本人还亲自编写了《大义觉迷录》一书，为自己的阴谋和言行掩饰和辩护，并对历史史实给予了多方面的篡改和涂抹。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子夜，曾费尽心机、历尽风险窃取到皇位的雍正，刚刚坐了13年皇帝，便驾崩于圆明园，后葬于易州泰陵地宫。

    关于雍正的死因，因史书没有记载，讳莫如深，因而不免使人疑窦丛生，传闻颇多。来自民间的传闻一是被吕四娘刺杀身亡，并将雍正的头颅割掉带走，臣僚们在为其入葬时，铸了一个金头安在雍正的尸身上，以此算完尸入葬了。一是中毒丧命，当天下午雍正尚在圆明园宫中与臣僚议事，晚间忽然暴病而亡。

    雍正朝创立了秘密建储制度，皇帝生前对选定的继位储君秘而不宣，而将传位诏书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锦匣内。雍正死后，总管太监到乾清宫取下秘匣，当即开读，乃是“皇四子弘历为皇太子，继朕即皇帝位”。这时皇四子弘历等已闻讯奔入宫来，遂即奉遗诏，并命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为四辅臣，议定明年改元乾隆。乾隆皇帝登基后，对雍正的暴卒之因没有查问。以后历朝对此都讳莫如深，不能详考。因清史尚无确切记载，各种说法也只能算是传闻或一家之言。至于要彻底解开这一悬案或要亲眼目睹雍正是否以金头组合全身而入葬，那就只有打开雍正本人的泰陵才能真相大白。而这泰陵本身的来历又是一个历史谜团。

    关于这个谜团，民间的传闻是，雍正自畅春园改诏夺嫡、阴谋篡位，随之又弑兄屠弟后，不免心中有愧，死后怕受到先皇康熙的降罪责罚，因此决定另选陵址，竟不顾祖制，跑到易州建起陵寝来。这样远隔几百里的康熙就对他无可奈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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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清王朝入关，顺治、康熙两朝的帝王后妃在京师以东的昌瑞山下建造陵寝后，便开创了“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昭穆之制”。“昭穆”为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次序，始祖居庙中，以下父子递为昭穆，其左为昭，其右为穆。父为昭，则子为穆，父为穆，则子为昭。这种方法也用于坟地葬位的左右次序。早在古代的《周礼》一书中就曾有“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的规范记述。

    雍正即位后，随着政权的不断稳固，开始想起建造陵寝一事。雍正四年（1726年），诏谕允祥、张廷玉和工部、内务府官员办理陵寝事务。允祥等臣僚率领术士们，先在马兰峪的昌瑞山脚下选择吉地，但没有选中相宜的地方。后来选中了九凤朝阳山，离孝陵、景陵不远，风水甚佳，得到了雍正的同意。但后来精通勘舆的臣僚术士再三相度，又认为九凤朝阳山“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因此雍正废掉了这处陵址，让臣僚们再行勘察。但这帮臣僚不知是由于什么缘故，却久久找不到佳穴，又不知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雍正开始命怡亲王允祥和汉大臣高其倬舍弃京师以东，到京师西南一带山脉采卜。允祥等人受命后，经过多处勘察，至易州境内的太平峪，兴隆庄一带发现了“万年吉地”，并回宫竭力向雍正荐引。按照允祥等人的说法，此处西依云山，北靠泰宁山，东傍丘陵地，南临易水河，堪称：“乾坤聚秀之区，为朝阳会和之所，龙穴砂石，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雍正览奏之后，也认为此处是“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洵为上吉之壤”。但是，若在此处选择陵址，显然违背了子随父葬的制度，他不便马上表态，只说那地方虽美，但距父亲的景陵和祖父的孝陵“相去数百里，朕心不忍”。而私下却在暗示群僚们为自己寻找依据和借口。臣僚们心领神会，很快就引经据典，找出了一大堆看起来颇具情理的依据。允祥联合大学士们奏称道：“汉唐诸陵虽都建于陕西，但汉高祖、汉文帝、景帝、武帝之陵却分布于咸阳、长安、高陵、兴平等县，唐高祖、唐太宗、高宗、玄宗诸陵则分散于三原、醴泉、乾县、蒲城等地。据此典法，在易州建陵，与古礼不为不合。且遵化与易州都属畿辅之地，离京师不远，完全可以建陵。”群臣果然不负厚望，一番引经据典，使雍正的意图得以顺利实施。雍正八年（1730年），位于易州的泰陵开始动工兴建，至乾隆二年（1737年）宣告竣工，同年三月初二日，雍正帝的梓宫被安葬于泰陵地宫。至此，清朝入关后沿袭的“昭穆之制”的丧葬规范，被雍正轻而易举地击破，历史在这里无声地拐了弯。清朝自入关后，帝王的陵寝开始以京师为坐标，逐渐分为两大陵区。那便是位于北京以东遵化县马兰峪附近的清东陵和位于北京以西易县境内的清西陵。

    注释：

    【1】钦天监：明清两代掌管观测天文气象，计时报更，编制历书之官署，遇祭祀、朝会及营建宫室都邑，则事先选择吉日。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始设，置监正、监副为长官，所属有主簿、五官正、五官灵台郎、五官保章正、五官挈壶正、五官监候、五官司历、五官司晨、刻漏博士等。清顺治元年沿置，隶礼部。初设监正、监副等官，皆用汉员。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增设满洲监正、监副。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以西洋人为监正。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增设管理监事大臣一人，始为独立机构。下设时宪科、天文科、刻漏科、主簿厅等，属官与明代同。

    【2】二十四山向：旧时堪舆家将罗盘圆周二十四等分，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天干、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天干、乾艮坤巽四卦来表示，称为二十四山（或作二十四路），其户对应之方位则称为二十四山向。其中子指北，午指南，卯指东，酉指西，乾指西北，艮指东北，坤指西南，巽指东南，余者均代表特定的方位，其间各自相隔十五度。地面上的每一地点，均可定为“某山某向”，如坐北朝南，即名为子山午向。

    【3】五魁：科举乡试中的前五名。明代科举分五经取士，每经以第一名为经魁，每科第一至第五名必须是一经的经魁，故称五经魁，简称为五魁。后来五经取士制度废除，但乡试中仍习惯把前五名称为五魁。

    【4】金井也叫“穴中”，是宝床（棺床）正中的风水穴位。它名之为井，实际上是一个直径约十四厘米、深不足一米的竖向圆孔，孔内无水。金井传说是为接地气之用，但从建筑角度上说，则是在地宫基点上挖掘的中心控井，决定着整座陵寝平面布局和各单位建筑的水平高低。勘址点穴后，金井前方一定距离先树立“志桩”，并用杉槁、席笆缚扎两层大罩棚加以荫护，再择日破土开挖地宫“大槽”（基槽）。大槽开挖时，志桩不再保留，探井亦渐趋消失，只在穴中正下方留一个土墩，称为金井吉土、原山吉土或金井本山吉土（在妃园寝中称为气土），具有定向、安平的控制作用。在地宫建筑施工过程中，金井吉土渐被各结构层所围合，下段掩埋于土石基础中，上段套在地宫宝床下底垫石中央凿留的透孔中。宝床底垫石上平，与地宫地面水平同一标高，也正是金井吉土的顶面标高。底垫石上面安砌宝床，宝床正中央也凿有圆形的金井透眼或穴眼，这就是最后形成的金井，又称罩吉土金井。穴眼上有盖，共两件，一件叫穴眼盖或金井盖，一件叫穴眼浮盖或金井浮盖。在地宫建成，大葬之前，金井穴眼用浮盖覆罩；大葬时，金井内放入点穴时初掘的吉土，并撤去浮盖，覆罩金井盖，然后安奉棺椁于金井上。

    【5】和硕：满语，汉译为角。清代亲王、贝勒爵位封号前冠以此二字、有“统辖一方”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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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归去来兮

    ◎乾隆复归清东陵

    雍正不明不白地暴崩了，但他的儿子弘历却光明正大地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乾隆皇帝。

    关于乾隆的身世，正史记载为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子时生于雍亲王府邸，即后来的北京雍和宫。其父当然是雍正，其母为王府格格（侧福晋）钮祜禄氏，即后来雍正的孝圣皇后。当弘历十二岁时，其祖父康熙命养于宫中。雍正登基后，鉴于康熙朝因立太子一事，搞得父子、兄弟之间剑拔弩张，沸沸扬扬，他本人也背上了夺嫡谋位的骂名，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避免儿子们争权夺位的办法。这就是密建皇储，即将太子的名字秘密书就，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待自己驾崩时，拿出此书一看便知谁继任皇帝。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御书四子弘历之名，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雍正十年，赐号二十二岁的弘历为长春居士，十一年封为和硕宝亲王，十三年五月奉命办理苗疆事务。八月，雍正崩逝，弘历嗣大统。九月初三日，弘历在太和殿即皇帝位，时年25岁。第二年改元乾隆，从此开始了对清帝国六十余年的实际统治。

    乾隆登基之后要做的一件关于清王朝也更关于自己的大事——选择万年吉地。

    自从雍正打破了“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丧葬制度而埋骨于京西易县境内后，登基不久的乾隆也跟随其父，派臣僚在西陵区域选择万年吉地。当吉地选好后，乾隆却突然改变主意，又派臣僚到东陵选择。

    乾隆七年，大学士三泰、果毅公讷亲、户部尚书海望，会同钦天监监正进爱等进入东陵区域勘察地形。数日后相得胜水峪“龙盘虎踞，星拱云联，允协万年之吉”。乾隆览过绘图后，甚是满意，并诏旨于第二年二月初十日动工兴建。至此，清王朝丧葬规制的长河，在雍正朝拐弯之后，又在这里改道分岔。长河的主流从此一分为二，一条支脉流向东陵，另一条流向西陵，从而形成了中国历代王朝葬丧史上的独特规制和景观。如此做法的思想脉络和内在干系，主要的是乾隆考虑到，若从自己之后起，历代皇帝都葬于西陵，那么东陵必然有香火渐衰，冷清无助之感，日久定会荒废不堪。为兼顾东西两陵的盛衰，才做出了这一抉择。关于这一点，乾隆在六十一年（1796年）将皇位让于其子嘉庆时，在十二月二十日的谕旨中说的很是明了：“向例，皇帝登基后即应选择万年吉地。乾隆元年，朕诏登大宝，本欲于泰陵附近地方相建万年吉地，因思皇考陵寝在西，朕万年吉地设又近依皇考，万万年后，我子孙亦思近依祖父，俱选吉京西，则与东路孝陵、景陵日远日疏，不足以展孝思而申爱慕。是以朕万年吉地建在东陵界内之圣水峪，若嗣皇帝及孙曾辈，因朕吉地在东择建，则又与泰陵疏隔，亦非似续相继之义。嗣皇帝万年吉地自应于西陵界内卜择，著各该衙门即遵照此旨，在泰陵附近地方敬谨选建。至朕孙缵承统绪时，其吉地又当建在东陵界内。我朝景远庞鸿，庆延瓜瓞，承承继继，各依昭穆次序，迭分东西，一脉相连，不致递推递远。且遵化、易州两处，山川深邃，灵秀所钟，其中吉地甚多，亦可不必于他处另为选择，有妨小民田产，实为万世良法，我子孙惟当恪遵朕旨，溯源笃本，衍庆延禧，亿万斯年，相承勿替。此则我大清无疆之福也，此谕。”

    乾隆的诏谕除说明了他将寿宫选在东陵的原委外，还做了“兆葬之制”的硬性规定，即若父在东陵，则子在西陵；父在西陵，则子在东陵。也就是说雍正在西陵，乾隆应在东陵，而乾隆在东陵，他的儿子则在西陵，他的孙子应选东陵，以此类推，不可违旨。当这个东、西二陵兼顾的设想出台后，乾隆惟恐哪位不肖子孙像他父亲那样独出心裁，东、西二陵都不选，另立门户，再选出个南陵或北陵，这样他设想的“兆葬之制”势必被打破，造成无法依附、无章典可循的混乱局面。为此，他又专门做出规定，非东即西，不能再随便另选陵址，这样就断了后世不肖子孙别出心裁的念头。所有这些，在体现了乾隆顾全大局的同时，也完全可窥到他当时在处理这类事务上的良苦用心。只是令乾隆本人以及随他入葬东陵的后世子孙想不到的是，他的中途易辙和这道谕旨的下达，使他们在一百年后，共同迎来了陵寝被盗，尸骨被抛的厄运。而当这种厄运到来之后，世人不免做出种种假想，假如乾隆当年葬入西陵，他的子孙也效仿而做，是否还会有一百年后东陵被盗的凄惨景观？乾隆是否会同他的子孙如今天人们看到的清西陵的主人一样，安然无恙地就寝于地下玄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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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继承了康熙、雍正朝的盛世，建陵时正值国家鼎盛，国库丰盈之际，故此整个陵园、地宫的建筑，均是遍选天下精工美料，仅其木材就分别来自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及东北兴安岭地区的原始森林，而这些木材中又以珍贵的楠木居多。其石料则取自北京房山和蓟县盘山的石场，砖料由山东临清、江苏专工制造，瓦料由京西琉璃厂运送，即是土料也是由数十里外精选的含沙量适当的“客土”【1】。整个陵寝由圣德神功碑、五孔桥、石象生、牌楼门、神道碑亭、隆恩门、配殿、隆恩殿、方城、明楼、宝顶以及地下玄宫等主体建筑组成，其神道南端与孝陵相连。整个建筑群规模宏大，布局严整，材料精致，工艺精湛。尤其是地下玄宫的建筑风格和艺术水准，是中国历代帝王陵寝中所罕见的。陵寝工程从乾隆八年（1743年）开始兴建，至乾隆十七年（1752年）主体工程基本告竣，先后经历9年的时光，共耗银203万两。

    乾隆六十年，乾隆鉴于祖父康熙在位61年驾崩，以不超越祖宗和功高盖祖为名，毅然决定将皇帝位让给皇十五子琰，本人则升为太上皇，但实际上仍牢牢掌握着朝中大权。不管实际上怎样玩弄权术，毕竟乾隆在名义上做了60年的皇帝后将皇位让给了儿子。十五子琰即位后，改年号为嘉庆。大清历史上一个新的朝代诞生了。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驾崩于养心殿，卒年89岁。他的驾崩当属一个89岁老人精气血脉耗干后的正常死亡。这是继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关东建国，世祖顺治入关统治中国以来，六代帝王在奔赴黄泉路上的第一次平常事，也是整个大清王朝近三百年历史进程中，少数几个没有在死亡情结上留下悬案的帝王之一。

    嘉庆四年九月十五日，乾隆梓宫入葬东陵胜水峪被称为裕陵的地下玄宫。随其葬的有后妃五人，分别是孝贤、孝仪两位皇后，慧贤、哲悯、淑嘉三位皇贵妃。就其葬人数而言，与康熙陵相同，是为数不多的。

    早在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一日，乾隆就降旨：待自己入葬之后，在为其建造功德碑时，要仿照新修的明代长陵碑亭式样，发券成造，其规模大小，不可超过景陵制度。但是乾隆崩后，嘉庆六年破土动工的裕陵大碑楼，却违背他的遗愿而完全仿照康熙帝景陵大碑楼的规制建造了。这一点是乾隆生前没有想到的。

    尽管嘉庆在碑楼的建造上违背了乾隆的意愿，但从他亲手为其父御制、乾隆第十一子、清代著名书法家成亲王永（乾隆皇帝第十一子）书写的洋洋洒洒4300余字的碑文中，却对乾隆大加颂扬，称他“兼尧舜禹汤文武孔子之勋德，帝王以来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同时还称他“四德无违，十全有，文谟武烈，丕显丕承”。此时的乾隆已被吹捧成一个十全十美的历史完人。

    要把乾隆说成是历史完人，当然是嘉庆等人的一厢情愿和不切实际的粉饰。不过，就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大清王朝在乾隆实际统治的六十三年（乾隆元年—嘉庆三年）中，不论是文治还是武功，均取得了非凡成就。就乾隆本人而言，他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确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乾隆十二年（1747年）对大小金川用兵开始，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第二次用兵廓尔喀时为止的40余年间，他曾大规模用兵十次。当廓尔喀之乱被平定后，乾隆志得意满，亲书“御制十全记”，大肆吹嘘其盖世武功，并将“十全记”的石刻置于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前，与康熙平定西藏的碑文并立，企图与康熙大帝并驾齐驱。在后世看来，乾隆无论怎样地自喻为“十全老人”和“古稀天子”，但就他一生创立的基业而言，无论是扩疆拓土，平定内乱，还是发展生产，增强国力，仍然无法与康熙大帝相匹敌。

    尤其让后人耿耿于怀和颇有微词的是，由于这位风流天子的追蜂引蝶，游玩取乐，滋长了大小臣僚的好大喜功，奢侈浪费、贪污腐败的风气，为贪官污吏创造了借口和培植了繁衍生存的土壤。整个乾隆朝，从皇帝到臣僚再到大小官吏，就是在这样一种吹吹打打、热热闹闹的放纵、贪欲和一次次的折腾中，使大清的元气受到极大的消耗，帝国航船受到重创，使好不容易出现的“康乾盛世”，迅速衰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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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再迁清西陵

    自嘉庆元年（1796年）开始，嘉庆的昌陵便按照乾隆的旨意，在易县清西陵区动工兴建，至嘉庆八年（1803年）竣工完成。整个陵寝建筑耗银达几百万两。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二十五日，嘉庆帝驾崩于热河（今承德）行宫，终年61岁。道光元年（1821年）三月二十三日葬于清西陵昌陵地宫，与他同葬的仅有一人，那便是道光皇帝的生母、被封为孝淑睿皇后的喜塔腊氏。

    嘉庆帝驾崩后，由他的第二子，时年39岁的宁继位，年号道光。

    道光登基之后，在选择陵址的问题上，对当年乾隆所作“兆葬规制，迭分东西”的谕旨，还是颇为看重的。既然祖父乾隆葬于东陵，父皇嘉庆葬于西陵，那自己就该葬于东陵。于是，他在登基不久的道光元年（1821年）九月二日匆忙降旨：“国家定制，登基后即应选择万年吉地。嘉庆元年奉皇祖高宗纯皇帝敕谕，嗣后吉地各依昭穆次序，在东陵、西陵界内分建。今朕诏登大宝，恪遵成宪，于东陵界内绕斗峪，（后改为宝华峪）建立吉地。”

    谕旨降下后，道光派庄亲王绵课、大学士戴均元、尚书英和、侍郎阿克当阿全权负责办理陵寝工程，并定于当年十月十八日破土动工。庄亲王等人接旨后，集中一切精力兴建陵寝，经过七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道光七年（1827年）九月宣告竣工。

    为了表示重视，道光在竣工之日亲临东陵宝华峪祭奠，并将先前薨逝的孝穆皇后的梓宫安奉于地宫之中。当道光看到陵寝规制完备，建筑坚固，艺术精湛之时，心中甚喜，并欣然传谕：免原工程大臣庄亲王绵课应缴前借俸银四万两，大学士戴均元晋加太子太师衔，其子即以户部员外郎升郎中，归还热河都统英和一品顶戴及花翎。对穆彰阿、敬征、宝兴、继昌等臣工均论功行赏，有关匠役也得到了相应的赏赐。

    道光八年初夏，道光出京越塞行围打猎。一天夜里，忽然梦见已逝的皇后在海中向他呼救，道光遂被噩梦惊醒。待他静了心神刚刚入睡，忽又被海中皇后的呼喊惊醒，一连三次，道光连惊带吓被折腾得全无睡意。他静下心对这个怪诞的梦反复琢磨了一会儿，终于悟到可能陵寝中地宫浸水，故此已入葬的皇后有梦托来。第二天一早，道光传旨，派人将自己的陵寝地宫打开，他要御驾亲临验看。

    当道光再度来到陵寝地宫时，发现靴底潮湿，墙角处有水浸出。道光见了大为惊奇和愤慨，他惊奇自己的梦果然灵验，看来皇后的灵魂确实尚在阴阳两界不死不灭；愤慨的是地宫才关闭几个月，就有如此不祥之兆出现，那待自己寿终正寝后，几十年，几百年，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模样？那时的地宫不成了江河湖泊之势？自己躺在大海或江河湖泊里，尸骨何以幸存，灵魂怎能安详？若非皇后死后有灵，事先托梦于自己，待驾崩之后，儿孙面对这个浊水滔滔的地宫，该如何是好？

    想到这里，道光怒火冲天，立即传谕留京王大臣会同刑部堂官，对选陵修陵大臣庄亲王绵课、大学士戴均元等主要人员及地宫浸水原因“切实根究”。谕旨一下，那些在几个月前才得以加官晋爵的臣工大员，还没从惊喜的美梦中醒过来，已被全部捕进刑部衙门，兴师问罪了。

    经过长达一年多的严审和追访，终于查出了地宫浸水的三大原因：一是“北面墙帮间有石母石滴水”，虽已“用工拦挡，令水旁流”，但“仍恐日久墙内蘅湿”；二是原议两旁安设龙须沟出水，“因英和告以不用安置，是以停止”。同时英和还以“土性甚纯，无泉石”，“龙须工程可以停办”等语上奏过道光，情同欺上；三是英和在建陵时保奏牛坤督工，言“有伊在彼，英和即不必经常亲自督工”。而牛坤则声称自己“不管工程”，双方互为推卸，致使地宫工程质量受损，造成浸水之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