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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弗-罗珀的研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忽略事实；他没有说到曾经跟任何一个认识巴恪思的中国人或满族人取证过。他写《北京隐士》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要展开采访可以说不可能，但他可以找到原来住在北京，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离开中国的人来访问。他们完全可以证实或者推翻巴恪思的说法，但现在机会已经丧失了。

特雷弗-罗珀在《北京隐士》中写到，起初他将《DM》拿给两位学者，一位是英文教授，一位是历史学教授。两个人看过手稿之后都认为是一部价值很高、有轰动效应的作品。但后来特雷弗-罗珀归结为他们受了蒙骗，因为他们不知道巴恪思实际上是个什么样的人。看似他后来也没有再咨询这些学者或者其他相关的历史学家作为跟进。但从历史价值来说，这本书至少值得再次探讨。

巴恪思在几种语言间引用典故时堪称完美，没有参阅任何资料，很显然从这一点看他的记忆力堪比照相机。我们还可以确定的是，他对北京及当地人的了解比任何一个同时代的外国人都深，他对事件的描述也很符合当时的情况。

现在回过头看，特雷弗-罗珀对巴恪思的评价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显得刻薄狭隘。正如历史学家罗伯特·奥德里奇（Robert Aldrich）所说，特雷弗-罗珀“对于巴恪思那些情欲描写显然读都不愿意读，这使得他的判断值得推敲。”Aldrich, Robert. 《殖民主义和同性恋》（Colonialism and Homosexuality）。London：Routledge，2004。 看来特雷弗-罗珀不能容忍巴恪思的性取向以及反英倾向，他的传记其实就是对巴恪思一整套系统的谴责，不愿意承认他有可能在任何一方面讲的是实情。

然而巴恪思的性格远远复杂得多。我们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话，但如果不做必要的历史分析就把他全部否定，同样也是愚蠢的。他的作品——尤其是《DM》——需要我们利用所有能找到的理据，将他的逐条说法仔细核证。

从他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了解很多信息，即使其中有些细节是虚构的。巴恪思的历史价值类似马可波罗。他可能像马可波罗一样，过分渲染自己的重要性，或者在记载中国历史时，即使自己不在现场，也要把自己加进去。但这样一部编年史使我们仿佛身临帝制末年的中国，让我们走近像慈禧这样谜一般的人物，是有一定价值的。无论从什么角度说，《DM》都是一部不同寻常的作品。

巴恪思写《DM》和《往日已逝》的目的，似乎并不是为了耸人听闻或自夸自大，而是作为回忆，告诉读者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两段时间，一在英国，一在中国，他可以暂时无须顾忌和羞耻地爱男人，同时被他们爱。但他的作品的确耸人听闻。他想挑战读者的接受力，尤其在性方面，不遗余力的描写让人想到巴罗斯（Burroughs）的《赤裸的午餐》（Naked Lunch），那本书是1959年、几乎是二十年之后才出版。书里很多地方，巴恪思看似对他所描写的纵欲场景十分陶醉。例如第十章，他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描写亚洲和欧洲人兽性交的相似之处，这简直让最有忍耐力的读者都觉得不堪忍受。他的态度自始至终都很坚决：这是他想讲的故事，要讲就讲个痛快。

但这又不是纯粹的情色书，除了其中的轰动效应之外，它还有文学方面的意义。他这本最后的著作，是对清朝的颂歌；写给一个逝去时代的性爱情书。我本人并不认为此书在编造事实，即使是，也是一个渊博的语言天才花了无数心血写出的一部令人惊叹的历史小说。正如意大利外交家丹尼尔·瓦雷（Daniele Vare）曾经说过的：“埃蒙德·巴恪思爵士足以和翻译奥西恩（Ossian）诗歌的文学家相比。瓦雷的评论（《皇后的最后日子》（The Last of the Empresses）。London： John Murray，1936.）指的是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 1736-1796），因为成功将盖尔语诗人奥西恩的诗歌翻译成英语而出名。奥西恩的著作在18世纪很流行，长时间里都有人质疑是否可信。现在的共识是，这些作品很有可能是基于许多真实材料上，但为了统一成一种叙述方式，麦克弗森改了名字，通过自己的润色大大改编了原著。”他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显得如此优雅。

仅仅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待他的文学价值，就好像片面看待他其他方面一样，都只考虑了一半。写这样一部显示他中文修养的作品，他自然会有意识地同时模仿英文和中文的文字风格。巴恪思作品同期流传在北京同性恋文人中的《花谱》，就是这种叙述文风的一个例子。这些文章多和《DM》一样，是作者以自己曾“猎获”的对象为线索，结构松散。在评述心爱的戏子伶人时，刻意表现自己的独特眼光以及高贵的社会身份。巴恪思居住在北京期间，这种文风十分盛行，巴恪思在写这部颇有自恋意味的北京自传时采用这种写作方法，也不奇怪。

在中文版《DM》的序言中，小说家、译者王笑歌也谈到了巴恪思在中国文学传统的位置。她认为在本书情色冲击的表面下，隐藏着中国式的“黍离之悲”。从这个意义上，它和情色经典作品《金瓶梅》颇有相似之处：


比如《金瓶梅》，艳名远播，但是识者如袁宏道、鲁迅见其“描摹世态，见其炎凉”，“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故将之归为“世情书”。这就是透过三级之幕，洞悉黍离之悲。


以译者之见，此种黍离之悲，正是本书与《金瓶梅》神似之处，亦是本书的精华所在。虽然情色满眼、真假莫辨会影响世人对于此书的接受，但是有此深邃之悲情，《DM》就具备了长久的价值。

我们非常欣喜能将这部传记最终付梓，巴恪思生前十分希望能够出版它。我的目的是尽最大可能还他以公平，这是休·特雷弗-罗珀从未做到的；同时证明，从同样一系列事实上我们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就本书的意义，巴恪思用无法模仿、理据充沛的语言为自己的作品做了最好的辩护：


如果没有想象，记忆全无用处。想象是不可知论者对于永恒的真实颂歌，它用青春的晚霞照亮逝去的时光。这些关于过去的美好幻景，即使不能让人生活得更美好，至少可以助人面对生活的煎熬。“活过，爱过”：我复何言？


——Derek Sandhaus

（Decadence Mandchoue Earnshaw Books）出版公司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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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相信本书的读者会和译者一样，经历下面的阅读之旅：初则为其深度、广度惊人的情色信息冲击，感觉天翻地覆，心、脑茫然；大浪涌过之后，留于心底的，却是中国式的黍离之悲，它纯粹而灵性，超越了沉重的肉身。

由此，冒着过誉的危险，译者愿意把《DM》称为当代的《金瓶梅》。

下面分四个部分，讲述译者的所见所感。一、 名人之性爱

男男、男女性事，受虐、虐待，口部、肛部行事，人兽行事，形式丰富多彩，描写明确直白，译者估计，全本的《金瓶梅》也不过如此。乍见之下，实在震撼。

更加让人惊叹的是，这些性事、爱事的主角常常是中国历史、外国历史上的名人。

作者着墨最多的乃是慈禧太后。这位统治中国近五十年的人物，乃是此书的女主角。书中情色内容的大半，即是对于慈禧性生活的描写。慈禧的搭档，是林林总总的男性。与之相偕出镜次数最多的，正是本书作者。此人系英国爵士、学者，一生中的大半时间工作、生活于京师（后改名为北平），1944年七十一岁时在此离世。作者曾为《泰晤士报》、北京大学、英国领事馆工作，出版过学术和通俗著作，因此亦非无名之辈——虽然在此前，译者并未听说过此位人物。与作者“同情”诸人之中，最著名者，当是清廷重臣荣禄。虽然书中并无正面描写，但是二人的精神、肉体之爱亦反复被提及。

清室的几位皇帝也各有特点。嘉庆喜好同性，横死之时，正与男宠行事；同治出入风月场所，染上梅毒，不治身亡；光绪亦有同性之好。

因为本书作者的同性取向，男同的事例遂令人目不暇接。嘉庆、光绪故事尚属耳闻，作者亲历的喜好同性或双性的皇亲国戚足有几十位。宫中众位太监，如李莲英这样名噪一时的人物，几乎都乐于此道。作者并提及其他古代、当代的名人同好，如王尔德、米开朗基罗、苏格拉底、恺撒、黎留塞主教、张勋等等的此类轶事，不一而足。

相形之下，除了作者与慈禧，男女之事反倒少见。不过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与其仆从约翰·布朗之恋）、法国总统福尔（与妓女行事时中风死去）、英国人赫德（曾长期担任清朝的海关总税务司）等等，也都是重磅人物。

与男女之事同样数量不多，却奇异得很多很多的，乃是人兽行事。乐于此道者，包括李莲英等太监、某些与宣统皇帝同辈的贵族。人虽名气不大，有此与常人迥异之能，连本书作者都感觉不适，译者更是瞠目难言了。

如此种种，可以概括为名人的“月之暗面”。自然，这些人并非清心寡欲之善男信女，但是，人们此前对于他们的认知，总是局限于比如说慈禧的政治举措、苏格拉底的言辞思想。其中某些人、事，比如同治的非正常死亡、王尔德的同性之好，在坊间多有流传，但只是涓涓细流，今日忽而成为汪洋大海，难免令人恍惚。读者看惯了虽有圆缺、却总归是正面的月色，忽然被暗面笼罩，会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本书与《金瓶梅》情调有种种相似，这是最夺人耳目的一种。如所周知，《金瓶梅》作为情色作品的名气实在太大，掩盖了其杰出小说之名。读者看到《DM》，第一印象恐怕也只会是上文所述名人之性爱。

不过，再震撼的景致供应过量之后，也难免令人疲劳。所幸，本书的性爱作为前景固然出彩，背景所展现的时代一样颇有可观之处。二、 清末人物、国政与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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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末期既是多欲之秋，亦是多事之秋。本书叙及，慈禧一身所系，从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京、珍妃之死、西行逃难，到宫廷起居、光绪的幽禁生活、光绪与慈禧之死、东陵被盗掘，无一事不引人注目，几乎在在关涉重大——不仅是当事者的存殁悲喜，更是中国亿万小民命运改变的源头。作者以接近政治最高层之利，在本书中或直接白描、或通过相关人物口述，为诸事提供了真切的细节、独特的视角。

以光绪皇帝为例。此人一生，乃是慈禧威压之下的傀儡，但毕竟是一国之君，行止值得关注。本书作者叙及两次与他相见，时间不长，却亦展现出其人性格。从光绪之言语、神态判断，其确知本书作者与慈禧的暧昧关系，但是交谈之间，光绪只是以“私下”、“秘密”等词暗示，并不明言——应该是无此胆量——对于慈禧的命令，其唯唯诺诺之态难以掩饰，所以译者有此推测。不用说，慈禧及其手下对于光绪非常轻蔑，李莲英即曾在背后直呼“载湉”，本书作者也以“乡下人”蔑称之，他的同性取向，甚至是否有性能力，也是人们议论的焦点。在慈禧眼中，光绪更是无知儿童一般，不妨当面斥责、呼来喝去。矛盾的是，慈禧诸人完全认同皇权。他们心目之中，“当今皇上”无用，“皇上”之地位却是至高无上。所以，慈禧对于光绪总是称呼“皇上”，仅有一次，恼怒之下，“贱骨头载湉”脱口而出。反观光绪，其可怜自不必言，但其个性中的懦弱在本书作者笔下跃然纸上：在慈禧背后、面前，他一样全无血性。慈禧手下的太监将其杀害，完全没有心理负担，也根本没有遭遇抵抗。这个人物在本书中着墨不多，但是作者提供的细节符合人们对于其性格、命运的了解，又有新的内容，因而相当有价值。一斑想见全豹，可见本书作者除了有能力提供丰富的性信息，对于人情事态的描摹一样细致。

与政治高层同样难为人知、却又引人入胜的，是关乎天意、鬼魂的神秘事件。本书中有不小篇幅叙及水晶球占卜、扶乩、通灵、魔鬼附身等等，今人观之，或许难以尽信，但是一百余年之前，统治中国人的思想世界的，正是这些怪力乱神。

其他方面的人情风俗。比如打赏仆佣的例钱，比如市风开放因而少年时的荣禄与慈禧可以相偕赶集，等等，也为本书提供了背景的宽阔和纵深。三、 事实还是想象？

其实，在本文一开始，这个问题就应该提出。或许，读者也会早早地怀有大大的问号：这些，是否真实？

作为私人写作的历史，本书中颇多记载与官方历史所记录者大相径庭，读者生疑，非常自然。以译者所见，重大的不同有三：京师的同性恋盛况、慈禧的性生活、慈禧与光绪的死因。

本书之中，京师的同性恋爱及其交易蔚为大观，涉及人物主要是梨园优伶、皇亲国戚和宫中太监；慈禧性欲极其旺盛，因而男宠众多，常常通宵云雨。这两方面，对于译者——虚度三十余岁，阅读量在同龄人之中不算太小——而言，却基本是闻所未闻。

为什么会这样？先说对于慈禧的认知。人们所知的慈禧，究竟是什么样子？看看下面的文字即可。

慈禧太后（1835—1908）又称“西太后”、“那拉太后”。清咸丰帝妃。满族。叶赫那拉氏。1861年（咸丰十一年）咸丰帝死，子载淳六岁即位（年号同治），被尊为太后，徽号“慈禧”。杀辅政大臣垂帘听政，镇压民众起义，立光绪，采用洋务派政策，对外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破坏维新变法，利用义和团、对外宣战，签订《辛丑条约》，“预备立宪”抵制资产阶级革命。后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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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权威的辞典《辞海》之1999年版对于斯人的描述。为节省篇幅，“杀辅政大臣”至“资产阶级革命”部分系引者的概括。

这就是现代标准的宣传、教育文字：描述、评价人物，着眼于“群体的人”，即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等方面的外在的行为、特征，而对于“个体的人”，即人物之性情、心态、情爱等等全不措意。不可否认，辞典的形式限制了这些文字。然而，更大的限制显然是当前历史叙事的两极分化：一极是学术化的严肃文字，另一极是娱乐化的荒诞游戏。兼得两极之利的作品并非没有，却如凤毛麟角。像“慈禧及满族贵族之性生活”这样的题目，不适宜以学术文字讲述，遂只能堕落为猎奇故事，完全丧失历史价值。在两种路线之外平实地讨论历史人物的性生活，反而成了不正常，这实在令人悲哀。同性恋话题虽然日见开禁，毕竟还未完全进入大众认同的叙事，更是难得见到平实可靠的文字。本书所描写者，在程度上给人过度之感，但是译者缺乏可靠信息与之比照，因而无从确定其真伪，只好存疑。

慈禧与光绪的死因万众瞩目，本书的说法明显只是孤证。通常认为，二人均系病亡，慈禧之死因从未见到异议。近来的研究表明，光绪乃是死于急性砒霜中毒，但砒霜的来源并无定论。以此论之，本书只是一家之言。作者已逝，我们无法请其提供证明。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自行考证。译者认为，无论是否事实，作者的描写细节丰富、且保持了足够的自省，已然具备了独立的价值。四、 黍离之悲

黍离，字面意思是植物茂盛之状。《诗经》某篇以此为名，据说是周人行经故国，见昔日之堂皇宫室尽已成废墟，生满黍稷，遂有人情世事无常之伤痛。

中国朝代兴亡倏忽，转眼物是人非、沧海桑田，如《三国演义》开篇词所言：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中国人却正是于此种无常之中，体味到深切的存在之感：以人之渺小，参天地之悠悠，会心在远，才能超脱物我。

比如《金瓶梅》，艳名远播，但是识者如袁宏道、鲁迅见其“描摹世态，见其炎凉”，“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故将之归为“世情书”。这就是透过三级之幕，洞悉黍离之悲。

以译者之见，此种黍离之悲，正是本书与《金瓶梅》神似之处，亦是本书的精华所在。虽然情色满眼、真假莫辨会影响世人对于此书的接受，但是有此深邃之悲情《DM》就具备了长久的价值。

比如第二章，慈禧将要出场，读者正在企盼、想象，作者却荡开一笔，写道：“彼时她刚从东陵返回；二十二年之后，她那安放在灵柩之中的圣体被扯出寿衣，完全赤裸，覆以可怕的黑斑，头发蓬乱，虽细微处亦清晰可辨，暴露于陵前，任由‘庸众’围观。”这几句所描述的惨状，在第十八章“被玷污的陵墓”之中通篇皆是。但是此处的几十个字，比起那一章所有的文字更加黑暗。繁华逝去、尊荣不再，突然之间，读者会感到，整个世界都失去了光明。

本章还有如此文字：“那日，她身穿一件火红的无衬里袍子，绣着代表皇后的凤凰和象征长寿的仙鹤图案；外罩同色的罗纱罩裙，印着一束兰花。外穿一件绣着‘寿’字的古铜色马甲，配了一根色泽华贵的珍珠项链。她手上戴了许多戒指，其中一只翡翠红宝石戒指尤其可爱，我猜是来自宁境街的式样。”

明快灿烂的描写之后，作者却笔锋一转：“我怎能想到有一天会看到她干瘪的尸体裸露在七月毒辣的阳光下。即便是不朽的汉尼拔或恺撒，最终也是尘归尘，土归土。”

此处的悲凉更加浓重。生死本是人之常情，而在与慈禧相关的大量的性事细节展开之前，作者即以黍离之悲笼罩全局，令所有的享乐、高潮都存在于“色即是空”的阴影之下。如此笔调，使作者自己从第一人称叙事的强烈的“在场感”之中抽离出来，既得近距离描摹之细致，亦使其间炎凉无处可遁。

本书中更有一些文字沧桑沉痛，即使完全没有语境，仍属杰出。


斯人去矣，如雪化无痕，而我总是希望，他仍在世间，不再拘于促狭之生、男妓之身与嫖客之癖，自由自在。或许，他会偶尔想起，曾有一个异国青年，与他缱绻如许。“虚空的虚空”：或者如荷马笔下的海伦所言：“并非尽是梦幻！”当灵魂化做肉体，与无可言喻的、无尽的、灵肉合一的狂喜融化在一起；如是种种，可能莫非蜃景与幻觉：灵魂受难、心愿成空，然而，毕竟也为浮生所系，纵是身化尘土，追思仍为之灿烂：“直至破晓，暗影飘逝”。（第一章）


如果没有想象，记忆全无用处。想象是不可知论者对于永恒的真实颂歌，它用青春的晚霞照亮逝去的时光。这些关于过去的美好幻景，即使不能让人生活得更美好，至少可以助人面对生活的煎熬。“活过，爱过”：我复何言？（第九章）


这些思绪、这些文字，出自母语是英语的西人之手，令人惊叹。由于语言、文化的隔膜，西人理解此中曲折，已属不易。本书作者能以西文表述此中堂奥，殊可赞赏。

这恰好也是一个极妙的隐喻。孔子早就说过，礼失而求诸野。在学术化文字的严肃难近和娱乐化文字的荒诞无稽之间，有《DM》这样的作品出现，译者幸甚，读者幸甚。


——中文版译者王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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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开始


清政府于1900年8月15日离开京师。其后若干时日，颐和园由俄国军队控制。俄国人迅即退出京师。此种示好之举令太后非常满意，俄国人从中也有获益。颐和园随后为英、意军队所据。劫掠依然时有发生，如此丑行，正是白种人所谓文明的耻辱巴恪思的愤慨略嫌造作虚伪，因为1903年1月，在写给莫里斯的信中他声称：“多么希望能再有一次机会可以大肆获取皮草，就好像上次使馆被围之后一样！”。得可靠的满人之助，我帮忙把（大约总计六百件的）青铜器、玉器、瓷器、象牙制品、绘画、书法作品、景泰蓝、漆器、织锦和地毯，还有两万五千卷古籍转移到安全所在。该处并非我的住所，因为我太了解我那些假作殷勤的伪善同胞，他们多疑成性，惯于毁谤，我不想留下我的名字，徒遭非议。这些文物转移出颐和园之前，由古玩专家做了评估，作价五十万两白银；而这只是暂定之价。其中有一巨型玉器，刻工完美，可追溯至1420年，为太后“掌上明珠”。我略尽微薄之力，使此器失而复得，太后真可谓喜从天降。

朝廷于1902年正月初返京。是时，我与总管太监联络，欲亲自将太后的财物完璧归赵。此太监即手握大权的李莲英。在紫禁城宁寿宫门前，我正要把所有财物呈上，太后通过李莲英传话，恩准我改日觐见。乾隆1796年退位之后即居于宁寿宫，直至三年之后驾崩。时至今日，旧朝已去，故地已是新天，任何人都可以进入那些曾经的禁地；而在彼时，若非太后接见外交官夫人，以博得她们的好感（她长于此道），或皇室女眷、太监、荣禄等宠臣，极少满人或汉人有幸入内。

太后安排我于五月的一个清晨觐见，彼时她刚从东陵返回；二十二年之后，她那安放在灵柩之中的圣体被扯出寿衣，完全赤裸，覆以可怕的黑斑，头发蓬乱，虽细微处亦清晰可辨，暴露于陵前，任由“庸众”贺瑞斯，《颂诗》围观。

大学士荣禄亲向八旗军传令（彼时，内勤军还未成形，力量不足），特许我们的搬运长队入宫。队伍蜿蜒进入紫禁城东门，李莲英在此等候，为每一个包裹作上标记。我已呈上一份大略的“物品详单”；（除了太后自己之外）李莲英是最清楚这些财物明细的。不幸的是，个别（并不太多）物件已为俄国人或其中国翻译所窃。如此少见的运送队伍自然引来诸多瞩目；不过官方禁止媒体报道，只有日本人控制的《顺天时报》次日刊发“简讯”，错误地报道说，这些财物系朝廷下令，从热河行宫运来。天佑太后，所择之日正值外国诸人举行春季赛跑；而且，据我所知，即使是伦敦《泰晤士报》那个好管闲事又背信弃义的记者在本书写作期间，巴恪思是著名的澳洲旅游作者、记者莫里森的免费译者和信息提供者。后来，前者开始与莫里森在泰晤士报的对手布兰德共同写作，莫里森与其闹翻。随后，巴恪思被指为骗子，此人为首先发难者之一。也未嗅到此事，亦未了解我——他心目中的敌人，在此事中的作用几何。

我跟在队伍最后，准备了正阳门（前门）外一家钱庄的五百两银票（大约八十英镑）打点总管太监。他非常客气地在东门迎候。彼处一片混乱，场面极大，大约两百个搬运工挤挤挨挨，众多宫廷侍卫维持秩序，其长官负责交接。一名包工头以两百两银子雇佣了这些苦力，费用由太后慷慨解囊，业已支付给我，太后亦对众苦力多有赏赐。李莲英与我先行，进入大门，前行约三百码，到了太后禁宫之外。总管太监准我把马车停在紫禁城大门之内。意外的是，出宫之前，太后赐我尚书职衔，一品顶戴（顶珠系宝石，而非珊瑚），世袭二等爵，令人艳羡的两眼花翎，一套春秋朝服（明显尺寸偏小），一件貂皮袍配黄马甲，特许朝中骑马（我却从未享用这一特权），三英寸长二英寸宽的特制金牌，上书“皇太后特恩”，借此，只要太后的鸾驾在，我即可随时进宫（紫禁城和颐和园），另有一件28盎司的金如意，精选的若干书籍（现在存于欧洲的一个博物馆即牛津的牛津大学图书馆。作者在此多有捐赠。），太后手绘的一幅画，叶赫那拉氏历史的手稿；最后，太后还赐予我的后人五品官衔，这也令人垂涎，它与五品顶戴殊为不同，后者无甚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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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管太监的手下忙碌着打开各个箱子。禀告太后之前，李莲英先行将我引入其个人住处。身为太后面前红人、却可能是国中最为人痛恨者，李莲英给我的印象尚佳；他的外貌决不算是英俊，而是像其他太监一样肌肉松弛、满是皱纹：对我而言，这张脸相当不错，也许与他的名声并不相符。他说话是阉伶般的假音，言谈间略带口音，并非纯正的京腔。我询问年龄，他说是五十三。他非常简单地穿着无衬里的春袍摹本，黑缎子，非常深的紫色轻便马甲。他并无官阶，与明朝及之前朝代不同，本朝太监向无官职。

论及拳民，他坦承相信他们的神功，他认为，义和团之败，全在其“神圣”的使命（大概即指残杀外国魔鬼）为肮脏的物欲取代。此次运动，以及令太后与他本人颠沛不堪的陕西逃亡，还算有些好处：化外“蛮夷”之国至少承认了太后的摄政统治，并表现了应有的尊重。“她非常期盼收到你归还的失物，”他说，“我可以向你保证，太后宽宏雅量而知恩图报。欧美尽是烧杀抢掠之徒，而你是良善之士，如同泥中莲花，又如破晓晨星般稀少。另外，你等官员礼仪拘谨，实属少见。你定然难以置信，外国使团被接见之时，公使们（除了日本和俄国公使）竟然无人向宫廷诸人给付例钱。他们如此失礼，或可以官方接见为由开脱；然而，外国使团的女眷被邀至此赴‘午宴’，亦无人付例钱，这又该如何解释？十个国家受邀，我至少应从每个国家得到一千两银子。无人付出一毫‘花红’（还是除了日俄），却有一两个女眷，厚颜带走了许多陶器！我诘问其中一人，她窃走的花瓶，我是否应该再送一件，到她的公使馆！孟子曰：‘余岂能与兽辩？’如此不堪之行为，真是无辞以置之。大公主（特别加封的将要继承爵位的公主，恭亲王之女）大公主所指应为恭亲王之长女荣寿固伦公主，生于咸丰四年，于咸丰十一年被特旨封为固伦公主。此处多为作者错写。访问公使馆之时，赏给所有中国仆从共五千两银子，以羞辱你们那些粗鲁无礼的女人。”

李告诉我，太后最为感兴趣的，是维多利亚女王新近的仆从约翰·布朗（John Brown）；他问我，约翰是否和他一样系“净身入宫”。我告诉他，我完全确信约翰乃正常男人。总管太监震惊，不知何故议会竟不管不问，不保护皇家血统。想起女王在爱丁堡街头被误为约翰·布朗的夫人，为人斥责，如此轶事，我可不会告诉他。我们生活的世界，真是充斥着流言蜚语。京师朝廷上下熟知爱德华七世的私情公事，驻华外交圈中亦盛传关于叶赫那拉氏的流言，虽然内容多属无稽。李一边享受大烟，一边请我品尝香茗。关于此次围攻使馆，关于欧美使团的恶行，他有无数的问题。

彼时，多数箱子已然开启，其内财物昭然可见。李见状言道，可以禀告太后，恭候大驾了。他携带一对玉碗入内，请太后亲见失而复得之物，旋即欢笑而出：“老佛爷闻说此事，备感欢欣，命即时召见。你不必担心，跟我来便是；太后仍是仁爱之身，慈悲之真神，她重临俗世却和光同尘。你自会感觉到。”

乾隆退位后，曾在皇极殿接见大臣；此刻，我们行过此处，进入内宫，来到养性殿光绪皇帝接见臣民之所。之前。此后第六年，太后停灵于此，直至一年之后方行下葬。李急行向前，跪于老佛爷面前，禀告说“外臣”在宫外候旨晋见。我听到一个假嗓子的声音说，“即刻宣他晋见”，即被带到太后面前。我屈单膝跪下，正要按礼仪叩首三次，太后出言阻止：“免礼吧。近前来，我要谢谢你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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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臣但效犬马之劳，谢太后天恩。公道为上策，为公而公却令人烦恼。”

我的这个相当陈旧的谐语令太后及其随从非常愉快；她大笑道：“美德本身即是回报，不过，实在之钱物还是要赏的。”李和我同时说：“谢老佛爷的恩。”

太后身边一位美人正为她添茶点烟，此刻随口说道：“怎么，前日在战神关帝庙烧香之后，和太后讲话的，不就是这个年轻‘鬼子’吗？您记得吗？我当时就站在庙里天井中。”

老佛爷说：“当然记得，我见过你。当时我向西班牙公使夫人问候她的女儿，夫人与你相邻，站在庙外墙头，你回答我说：托太后之福，她一切安好。我戴着观剧镜，起立向你们众人挥动手绢。荣禄说：向关帝献祭是重要的宗教仪式，此后站立许久，有失我的身份。你跟我说说，你的维多利亚女王在我的情形之下，会如何行事？”

“她或会对使节及其家人以礼相待，但断不会如太后陛下这样宽厚为怀、平等相待。因此对我们而言，您就更显尊贵。属国芸芸，您竟能认得任何一位使节，实感荣幸，叩服威仪。”言道此间，三只京巴狗大声吠叫起来，她训斥它们，情状相当有趣。如何描述太后呢？关于她的容貌，有许多比我精彩得多的描写（从女性角度），对于她的个性却往往呈现得并不确切；她的肖像在坊间比比皆是，人们对她的五官相貌相当熟悉。那日，她身穿一件火红的无衬里袍子，绣着代表皇后的凤凰和象征长寿的仙鹤图案；外罩同色的罗纱罩裙，印着一束兰花。外穿一件绣着“寿”字的古铜色马甲，配了一根色泽华贵的珍珠项链。她手上戴了许多戒指，其中一只翡翠红宝石戒指尤其可爱，我猜是来自宁境街（Rue de la Paix）Rue de la Paix：巴黎最时尚的街道，世界顶尖珠宝品牌的集中地，比如卡迪亚（Cartier）。的式样。我怎能想到有一天会看到她干瘪的尸体裸露在七月毒辣的阳光下。即便是不朽的汉尼拔或恺撒，最终也是尘归尘，土归土。还有一颗硕大的黑珍珠，嵌在铝框中，和她中指上戴的一枚罕见的粉红钻石相映生辉。应着当时的风尚，她蓄了指甲，其中两只戴了金的护套，长三寸有余。她腕上有数个玉镯，每一只都精美稀有。她大方地赠我两只，说是“送你妻子的薄礼“。我解释说我尚未婚配，她（如我所料）询问缘由。

“回陛下，我也希望成家，但爱人与我分离了。”

“世间也不单只你一人如此，”太后沉思着说，“造化弄人，绝不令我们尽欢，即便为王为帝，也只能听命于天于神。”（她是否想到了她和荣禄的婚约？）“你年纪尚轻，终会婚配，届时可将这手镯转交夫人，告诉夫人这是太后所赐，她喜欢你，因你与她见过的其他洋人都不同。”

“太后恩典，奉赏自天感愧无地。”

老佛爷笑道：“这陈腔滥调的谀辞，你倒是记得清楚。不过我猜你国语言，也有如此讲法吧。”

我想到官文中说：“衷心为阁下效劳，不胜荣幸之至”，还有其他华而不实的客套之言，我回答道：“我们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中都有这样的虚言客套，陛下，但微臣的感激之情，确是高山仰止，发乎真心。”

太后的脸上敷了厚厚的粉，但没有搽胭脂，因为作为亡君之妻，是不宜施朱的。她坐在一张红漆矮凳上；她告诉我她和她深为钦佩的维多利亚女王身高相同（大约四英尺十一寸）。她显得比实际身高高得多，因为她的秀发盘成当时满族流行的式样，用厚纸撑起框架，上面覆盖了绸缎，基座是皮制的，高达数寸。脚下穿着所谓的“花盆底鞋”，有个木制的细跟，大约四寸高。因为她很少走路，所以可能也不像看上去那样不适。

风雅公子

老佛爷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位亲切、温和的老夫人，向往年轻，对小错并不计较，喜欢饶舌，或许有点太急于获得他人好评，可能易于烦躁。然而，她讲话之时若叙及麻烦的人或事，眼中表情有时会彻底改变，令人迷惑恐惧。当年董福祥拳民起义之时，董是甘肃拳民的穆斯林首领。他的故事可以参见布兰德和巴恪思的《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之中臭名昭著的景善日记。贸然闯入我现在所处的宫中，要求以叛国重罪处死荣禄；又如，某个七月之晨，太后正因竹生出灵感，在丝绸上绘花，拳民闯入滋扰，他们面对的，都是如此骇人的女妖似的眼神。当此蛇蝎目光，中国最强大的人也会恐惧，她最亲近的人荣禄也不例外。接见外国使节夫人之时，她批评其粗鲁愚蠢，此时即展现出她的复杂性情。她说，其中一个奥地利人告诉我，那夫人戴着一枚奖章，是弗朗兹·约瑟夫（Franz Josef）所赠，以纪念她亲历使馆保卫战，与“太后军队”对抗。另外一个美国人想要太后使用的一个碗以为纪念，太后恩准，以皇室专有之杏黄丝绸包裹，此人竟然说：“此碗若不成对，岂不奇怪？”

太后批评道：“你所需者，莫非全套？”如此讥评显然颇有效力，总管太监大快。

提起送给那些外国孩童的礼物，她怒气更大。除了送与日本和德国孩子的之外，她赠的金卢布、20马克和若干卡洛斯5元银圆，次日都由使馆退了回来，各使节以为，收太后之礼“有失身份”。她言下大有“立斩效尤”之意：“他们怎敢如此辱我，拒我之礼？他们可敢如此对待沙皇或维多利亚女王？”

我尽力找理由安慰，例如，使节们不愿孩子无功受禄，以免宠溺，但我可以看出太后对这件小事耿耿于怀，最终导致义和团起事那年她态度的转变。

接着太后问我，西方人对她有何评价。“我知道，他们传我生于广东贱隶人家，实际是广东人！”她怒极反笑，把旁边的太监吓得不轻，他深知主子喜怒无常的脾气。

我回答：“欧洲列国都当太后您是千古一人、女中之尧舜，用我们的话说，是女子中的奥古斯都（Augustus）或查理曼大帝（Charles the Great），皇后之范，母仪天下，是王中的奇女子，女子中之帝王。”

老佛爷看上去很满意：“你这只怕是过誉了？”

“不是的，陛下，他们确实对您的坚韧果决十分敬仰：除了孔圣人和李鸿章，也只有陛下您才有资格和他们同桌共议。”

“这我明白，”太后说，“但义和团一举，他们怎么评判我？”

这问题确实尴尬，我一时难以找到一个得体又真实的回答。正当我踌躇时，她说：“我知道，是我不对，赖我，我的罪。不过你们洋人逼我退位，也是咎由自取。现在你也看到了，我国断不可少我，我没有听命于他们，证明是对的。”

“使馆被围之时，我派人送了西瓜、冰品和糕点过去。那些洋人怎么说？”

“一些人，我本人在内，非常感激您的好意；但不少人觉得居心叵测，不敢取用。”

“太过疑心！”太后说，“西方对我朝向来如此。他们总是以自己为标准，评判我国人，尤其是我。”

“我想，”我冒昧进言，“西方人墨守成见，难以变通，一旦他们形成看法，再难根除。人们都当你匡扶义和团，不知你其实只是一片仁善之心，并非出于政治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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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告诉我，”老佛爷继续说道，“使馆围困期间有一名鬼子疯了，在街上满口呓语，恳求饶恕。”

“是的，陛下，那是一名挪威传教士，精神失常，您派荣禄将他安全送回，人人感激。”

“真如噩梦一般，”太后说，“我那两月的经历，如井底之蛙一样困在紫禁城，每日听取各种奏闻。你们洋人的火枪震耳欲聋，令我常不能寐。”

“那只是做样子，陛下，一旦打仗，全无用处。”

“告诉我洋人攻占颐和园的情形。我听说有一意大利军官睡在我的床上，有人还为此在墙上写了几句不堪之语。写了什么？”

我犹豫片刻回答：“呈太后尊前，请恕我占了您的凤床。只可惜不能与您共寝。”

老佛爷看上去并无不悦。“嗯，”她评论道，“孩子总是孩子。我猜他此刻业已在家，与他的妻子或情人甜蜜共度。他万万不敢在他自己女王的床头刻下如此字句。不过，这次洋人军队还不算太过无礼，那日他们焚毁圆明园，才真是胡作非为，真教皇上伤心。范国良告诉我你们英国人是罪首，这举动完全与法国总司令的意旨相悖。”

“我这里有封来自沙皇的信，我叫李莲英拿来。请帮我译出来；我不信庆亲王译的那一篇。另外，你认识他吗？”

“是的陛下，亲王阁下待我甚厚。”

“你有否听他对任何事件给出明确意见？我认识他四十余年，从未听过。他首鼠两端。”

“英诗有云，”我回答道，“让‘我不敢’代替‘我想要’，正如谚语中那只可怜的猫“谚语中可怜的猫”（莎士比亚：《麦克白》）。谚语指的是：“猫爱吃鱼，却不愿弄湿爪。”。”

“是的，”太后说，“世人想法皆类似，无论疆界。”

李莲英此时拿了信来。信上说：

“沙皇村，1902年3月。

挚爱的尊贵的姑母，得知您已经返回京城，很是欣慰。您离开北京的日子，我深表同情。如您所知，我始终是您的朋友，正是由于我的坚持，欧洲各国才一致承认了您作为摄政王的事实。我们两国毗邻，我相信我们目前的友好关系会长久持续。我已命我的部队即日撤出满洲里，只留部分兵力镇守铁路，不致被当地暴民所毁。

携您的侄女、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皇后（Alexandra Feodorovna）拜您尊前。愿上天保佑您威仪永在，喜乐无极！

您的朋友、忠诚的子侄

尼古拉斯。”


“你见过沙皇吗？”

“是的，陛下，六年前他接见过我，正在他加冕之后。他风度迷人，但我要说，他非常惧内。他不喜我的同胞，称之为犹太人，大概因为这个民族在英国颇为庞大。”

“李鸿章告诉我，皇后很美：你知道，我们派他去莫斯科参加加冕礼。”

“是的，陛下，像太阳神一样傲慢，我们说，像女神路西弗（Lucifer）。她笃信占卜和预测。”

“好吧，”太后说，“到了我中饭和午睡的时辰。李莲英会招待你午膳，希望你好胃口。切勿拘礼。”

她离开了，我等待李的时候，发现老佛爷的会客厅更像博物馆而不似闺房。陈列着许多设置在不同时间的钟表，各色玉石雕成的“万寿山”，无数镜子，明朝的橱柜，大小形状不等的佛像，景泰蓝的神龛，漆面的桌子，玉坠，绸垫，五花八门的瓷器，金盘，旧钱币，象牙，黑檀木家具：塞得满满，在此间行走必须小心谨慎，以防碰撞。夜晚（当时宫中未接电路）在其中匆匆行走，必定险象环生。日本的审美观容不得屋子中摆放过多的陈设；我记得1921年日本现在的国王（当时的太子）拜访阿瑟尔（Atholl）公爵（巴迪克，Bardic）的时候，后者告诉我，王子的管家查看了公爵的寓所，要求将十分之九的家具都抬出去，才能让太子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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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佛爷吩咐了李莲英一些话，他过来将我带到侧厅；那里有张长长的餐台，摆放着俄罗斯风格的前菜、酒、饮料和成瓶的那让（Narzan，意为“高加索山的水”）。酒大多产自克里米亚，有大瓶的起泡白酒，有勃艮第红葡萄酒，更有开胃酒，上乘的香槟、威士忌等等，应有尽有。另有十几种小点心，李莲英告诉我，是一名俄国御厨的手艺；整个气氛让我想到据说是全世界最考究的匹兹堡宴会。对于只有两个人的餐食，是过于铺张了，但我非常感激太后的盛情。

以狄更斯的天赋，必定能细致入微地描写满桌盛宴；却不是我的拙笔所能尽述。我曾在俄罗斯逗留有日，对俄国菜肴相当熟悉；但对于中国烹饪，除了常听说的燕菜、鱼翅、烤鸭诸如此类之外，有几道御宴珍奇（李莲英如实告诉了我中文名目）我是只闻其名，从未亲见。他私下告诉我有几样是老祖宗偏爱的，还说她食量甚小，夜间又常感饥饿，所以半夜往往要备些小点。她睡眠很差，晚上一定要贴身女婢侍寝，等她抽完一袋鸦片，真正安睡之后方可离开。李又说，老佛爷要他照顾我万不可“挨饿”——实际上备的食物足够一打人享用——听了我的回答她很欣然。

她当时说：“犒赏他白银五千两，谢他挽救我的珍品，别让他为我倾囊。”

李莲英给了我一张五千两的银票，是他私人炉房开具，另有一千两给我的仆人，两名陪我入宫的随从也赏了二百两之多。“太后午休之后，对你另有褒奖，她老人家说，功懋懋赏；她要我现在赐你这道金牌（我提到的那块），凭此你可随时进出宫中，无人敢拦。”

“很快我们将起程去中海，如果你想在紫禁城逛逛，等朝中文武离开之后你便可随意。”

我对李说，我很欣赏太后的大方。

他道：“是的，她为人慷慨，但最不能容忍小人利用她的豪爽，暗地里揩油水。她深知每一样货品的价格，绝不容许卖家漫天要价。比如，若哪个她宠爱的太监［就像你刚才看到的小崔子（不要与崔德隆混淆），在她出巡时效力身侧的］对她说：‘老祖宗，这些鸡蛋共用了您六两银子’，她会欣然接受这价格，尽管是高了二十倍有余；但他若告诉她市价是二十文钱一只（实际上人人都知道，只要一文钱一只），她必然会雷霆大怒。我净身三十五年有余，比我的前任安德海更了解太后难以捉摸的脾气。他下场甚惨，死在东太后和恭亲王手里。”［注：对此节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一书，如弥尔顿（Milton）所言，此书充满皇室仇恨、钩心斗角，我本人并不推荐，因合著者为我所不齿他指的是合著者布兰德。。］“伺候太后，一定要谨记，她首先是女子，和其他妇人一样喜怒无常。”［我想到迪斯雷利（Disraeli）描写维多利亚女王的妙句：“她首先是女人，其次是女王；所以，要总是赞美逢迎。”］

我问及义和团。李道：“窃以为，拳民神术确能保其刀枪不入，可惜一番义举最后蜕变为血腥暴乱。这在前朝历史中也屡见不鲜；以赤胆忠贞之心，摧枯拉朽之势，到头来惨遭剿灭，虎头蛇尾。然而，庚子之乱（1900）无疑在世人面前巩固了太后的地位，现在洋人都当她是中国最圣明的统治者。也算是否极泰来。”

我说：“您可曾听闻英国人休博特·詹姆斯（Huberty James）在使馆被围时遇害之事？”（1900年6月22日）“确有所闻：我目睹他在皇城东门外被处决。荣禄意图相救，但老祖宗听说他任教于京师大学堂，那是她所愤恨的，大学堂与翁同龢及维新党相交过密；因此她下令将萧（詹姆斯）当场斩首。听着他求救实在是让人心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