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公子

◎末代皇帝出逃满洲

    1929年3月5日清晨，溥仪的胞弟溥杰与末代皇帝的三妹夫郭布罗·润麒来到了天津张园。当溥杰和润麒给溥仪请过安后，三人便像往常一样十分随便地攀谈起来。谈着谈着，溥杰突然说道：“皇上，东陵盗案已发生七个月余，蒋介石政府不但没做任何表示，反而广收盗贼之贿赂，为其包庇开脱。听说孙殿英给蒋介石夫妇送去了一批从陵中盗出的珍宝，慈禧凤冠上的珠子成了宋美龄鞋上的饰物了……”

    溥杰的话尚未说完，已经触到了溥仪最敏感的部位，只见他神经质地霍地跳起身，径直来到阴气森森的灵堂前，满脸鼻涕眼泪地冲着乾隆和慈禧的牌位发出了不知已说过多少遍的誓言：“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溥杰看到大哥这番样子，后悔不该提及东陵盗案一事，便同润麒一道赶紧过来劝说。过了好长时间，溥仪才从神经质的状态中回过神来，他望着溥杰和润麒，突然想起了自己在天津第一次和皇弟溥伟见面时听到的极其振奋人心的话：“只要有我溥伟在，大清就不会亡！”于是，随着一股热血和悲怆之情涌向心头，溥仪对溥杰和润麒发誓道：“只要我还在，大清就一定不会亡！”

    溥杰和润麒随声附和道：“是呵，还政于清全依赖皇上了。”

    过了一会儿，溥仪极其愧疚地补充道：“现在朕苦就苦于没有实力，没有自己的军队和枪杆子啊！”

    溥杰和润麒一时默然，并以惊奇的眼睛望着溥仪，令他俩想不到的是，现在这位皇上也终于意识到军队和枪杆子的重要了。更令他俩想不到的是，以前看上去软弱无能的皇帝，为何一反常态，变得这样阳刚并热血沸腾起来。若干年后，溥仪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对此时的心情及随后的做法作了这样的描述：

    东陵事件后，我的复辞、复仇的思想，这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在那些日子里，郑孝胥和罗振玉是我最接近的人。他们所谈的每个历史典故和当代新闻，都使我感到激动和愤慨不已，都增强着我的复辟和复仇的决心。和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斗争到底，把灵堂摆到修复原墓为止，就是他们想出的主意。但是后来形势越来越不利，盗墓的人不追究了，北京天津一带面目全非，当权的新贵中再没有像段祺瑞、王怀庆这类老朋友，我父亲也不敢再住在北京，全家都搬到天津租界里来了。于是我的心情也由激愤转成忧郁。蒋宋两家的结亲，就使张园里明白了英美买办世家和安清帮兼交易所经纪人的这种结合，说明蒋介石有了比段祺瑞、张作霖、孙传芳、吴佩孚这些倒台的军人更硬的后台。这年年末，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得到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的承认，他的势力和地位已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军阀。我觉得自己的前途已十分黯淡，认为在这样一个野心人物的统治下，不用说复辟，连能否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占一席地，恐怕全成问题。

    我在心里发出了狠毒的诅咒，怀着深刻的忧虑，为蒋介石的政府和自己的命运，一次又一次地卜过卦，扶过乩。我曾卜占“国民政府能长久否？”得“天大同人变离，主申年化冲而散”的一个卦文，其意思是：蒋介石政府将众叛亲离，在一九三二年灭亡。当然，蒋介石的政府如果垮台，可以发泄我的仇恨，使我痛快。

    但是任何一个欲望强烈和报仇心切的人，都不会只记得“成事在天”而忘了“求事在人”这句话。我自己几年来的阅历，特别是蒋介石的发家史，给了我一条重要的信念，这就是若求成事必须手握兵权，有了兵权实力，洋人自然会来帮助。像我这样一个正统的“大清皇帝”，倘若有了军队，自然要比一个红胡子或者一个流氓出身的将帅更会受到洋人的重视。因此，我决定派我身边最亲信的亲族子弟去日本学陆军。我觉得这比我自己出洋更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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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我这个想法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溥杰正为了要投笔从戎，在家里闹得马仰人翻。他从军的动机本来也颇可笑，与其说是受到母亲遗嘱的影响，立志要恢复清朝，还不如说是由于他羡慕那些手握虎符的青年将帅，自己也想当军官，出出风头。张学良在张作霖死后，临回奉天之前对溥杰说过：“你要当军官，我送你进讲武堂（奉军的军官学校）。”于是他便和张学良的家眷乘船离了天津。我父亲看到了他留下的信，急得要命，要我无论如何想个办法把他追回来。天津日本总领事答应了我的请求，发了电报给大连。在大连码头上，溥杰刚从船上走下来，就给日本警察截住了。他被我派去的人接回到天津，见了我就诉说他投军的志向，是为了恢复祖业。他的话触动了我送他去日本学陆军的心思。

    我决定了派溥杰和我的三妹夫润麒一同到日本去学陆军。为了准备他们的留学，我请天津日本总领事介绍了一位家庭教师，教他们日文。日本总领事推荐了一位叫远山猛雄的日本人，后来知道，这是一个日本黑龙会的会员，认识不少日本政客。这个人后来也为了我的复辟理想，替我到日本奔走过。我到东北以后，因为他不是军部系统的，受到排挤，离开了我。这位远山教师教了溥杰和润麒不多日子的日文，就为他们的留学问题回到日本去活动了一趟，据说是暂时还不能入日本士官学校，但是可以先进专供日本贵族子弟读书的学习院，并且还得到了日本的大财阀大仓喜八郎的帮助。一九二九年三月，即“东陵事件”发生后七个月，我这两个未来的武将就和远山一起到日本去了。

    看得出，此时的溥仪完全是出于一种强烈的复仇、复辟欲，才让二人去日本学习的。他之所以派溥杰和润麒到日本而不是到其他先前一味向往的西方国家学习，是因为这时的西方列强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已失去了独占中国的可能性，他们为了保住既得的在华利益，对于被逐出紫禁城的溥仪，只是在表面上给予“关心”和“同情”，实际上却是“敬而远之”。这一点在溥仪刚刚被逐出宫而跑到列强在北京的使馆寻求避难时，就感觉到了。在溥仪求得了日本的庇护，遁往天津之后，尽管西方各国使馆为他提供了优越的生活条件，但每当他为实现“还政于清”的政治主张，向他们请求支援时，西方各国驻津公使亦采取十分“友好”的“回避”态度。而日本方面却表示出异常的“热心”，加紧了对溥仪的控制和拉拢。日本驻津公使按照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旨意，一方面给予溥仪以优厚的生活待遇，一方面又派出日本便衣警察监视他的行踪和“张园”的一切活动。日本中佐吉冈安直还经常去“张园”，为溥仪进讲“时事”，并暗示日本方面完全可以帮助他重新登上金銮宝座。溥仪在与日本方面频繁接触的过程中，逐渐地改变了原来将复辟的希望寄于西方列强的想法而转向日本。他认为日本是中国的邻邦，两国在民族心理和地理环境上十分相近；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渐已成为亚洲的强国，拥有异常强大的武装力量，惟有效仿日本的“天皇制”，中国才能结束“群龙无首”的军阀混战局面。因而，日本成了溥仪心中复辟大清的最合适的“借用力量”。在经过了长时期的观察和筛选之后，他终于把“借助外力”之宝押在了日本身上。而他依赖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培植自己的军事实力。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炮轰国民党东北军奉天北大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

    溥仪在“张园”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之后，认为借助日本的武装力量，实现“恢复祖业”的政治主张的时机已经到来。

    若干年后，人们可能会找出一千个溥仪出逃满洲并最终成为汉奸与战争罪犯的理由，但东陵盗案以及国民党政府对此事的处理态度和方法，不能不说是加速溥仪彻底堕落成一名卖国和战争罪犯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假如东陵盗案没有发生，假如盗案发生后，国民党政府能给清皇室以安慰，并给盗宝者以严惩，溥仪是否会重返满洲并成为后来的溥仪？但是，历史让世人看到的却不是这些假如，而是另外一种相反的情形。

    后来的事实证明，溥仪自逃往东北成了由日本军队操纵的“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后，并未迎来一个“幸运而幸福的前途”。与此恰恰相反的是，随着1945年日军的投降，溥仪在匆忙潜逃中被苏联红军捕获。由于他在满洲期间同日本侵华分子共同对人民犯下的罪行，他自然地被作为战犯投入监狱，接受审判和改造。如果说有幸运和幸福的话，可能是在几十年后，他出得监狱，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生活的那段残年晚景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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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殿英的最后归宿

    1946年4月，孙殿英奉命调往豫北平汉铁路上的汤阴县城驻防。1947年，全国各地的解放军，已开始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并在华北战场上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到1947年3月初，解放军开始调集重兵围攻汤阴，力在尽快拔除国民党中央军设在豫北的这个重要据点，为全面进攻河南打开通道。

    当汤阴城外的几个据点被包围之后，为减少人员伤亡，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孙殿英部，负责指挥这次战役的解放军第三十六纵队司令员姚一鸣，派一当地农民给孙殿英送去了一封劝降书，劝其放下武器，接受投降条件。想不到孙殿英见信后，恼怒异常，当场把劝降书撕得粉碎，并对前来送信的农民说：“你回去转告姚一鸣，等我打完了仓库里的3000发炮弹再说，现在不谈。”

    姚一鸣见劝降无效，知道这孙殿英乃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悍夫匪类，便下令各部对孙部发起猛烈攻击。经过十几天的激战，汤阴城外的国民党军队据点，全部被解放军三十六纵队占领，汤阴县城极度吃紧。孙殿英见势不妙，急忙发电向驻扎在新乡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王仲廉求援。王仲廉闻讯大惊，立即命令所部四十九旅旅长李守正率部北上增援汤阴孙部。当李守正点装人马匆匆向汤阴赶来时，却在宣沟附近遭到了解放军36纵队一部的伏击，李守正部在挨了一闷棍后，不敢再行前进，出于保存各自实力的目的，全旅官兵索性按原道逃回新乡。汤阴城岌岌可危，孙殿英部眼看已成瓮中之鳖。

    此时，整个汤阴县城外围在解放军36纵队官兵的重重包围攻击下，东关、北关、西关相继失守，紧接着，县城以北的城墙被解放军的重炮，又轰开了三丈多宽的大豁口，36纵队一部官兵冲了进来，城内顿时乱作一团，第六总队司令王遂庆以及手下将领杨明卿等，因负伤被抬进了作为临时医院的岳王庙，军队由于缺少将领指挥，更加混乱不堪，盲目乱窜，孙部显然是大势已去，无半点战斗力了。

    1947年4月2日，汤阴城破，孙殿英和他的余部全部被俘。

    汤阴解放以后，孙殿英被解放军刘伯承部队带到了峰峰，而后又转到了武安。在武安，刘伯承将军念当年两军相会于山西晋城的情谊，待他还算不错，为了特别照顾他，有时还给他找些大烟抽。后来大军南下，刘伯承走了，就再没人能对他那样优待了。孙殿英独处孤室，忧郁成病，后竟不起。一代枭雄，历经沧桑，终于在1948年10月间病死在武安县乡村，时年仅59岁。

    注释：

    【1】1959年12月4日，溥仪被特赦释放，翌年3月份发至北京植物园劳动学习。1961年3月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专员，1964年任全国政协委员。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30分，因肾癌等病在北京首都医院逝世，享年62岁。其尸体火化，骨灰盒先送至北京八宝山人民骨灰堂，1980年5月29日下午，再移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1995年1月26日，在未亡人李淑贤陪同下，溥仪的骨灰盒安葬于华侨张世义在崇陵西北兴建的“华龙陵园”。其实早在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溥仪已在河北易县的清西陵界内选妥万年吉地（因他是同治皇帝之嗣子，故依兆葬制度而定宅西陵），位置在泰东陵后宝山转东北口子处，即今旺隆村之北，俗名狐仙楼，但因财政困难而一直未能兴工建筑陵寝。溥仪的最终归宿华龙陵园，与此陵址相距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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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太后形象

　　那日，她身穿一件火红的无衬里袍子，绣着代表皇后的凤凰和象征长寿的仙鹤图案，外罩同色的罗纱罩裙，印着一束兰花。外穿一件绣着“寿”字的古铜色马甲，配了一根色泽华贵的珍珠项链。她的手上戴了许多戒指，其中一只翡翠红宝石戒指尤其可爱······。

       还有一颗硕大的黑珍珠，嵌在铝框中，和她中指上戴的一枚罕见的粉红钻石相映生辉。应着当时的时尚，她蓄了指甲，其中两只戴了金的护套，长三寸有余。她腕上有数个玉镯，每一只都精美稀有。

      ······太后的脸上敷了厚厚的粉，但没有搽胭脂······。

      她坐在一张红漆矮凳上；她告诉我她和她深为钦佩的维多利亚女王身高相同（大约四英尺十一寸）。她显得比实际身高高得多，因为她的秀发盘成当时满族流行的式样，用厚纸撑起框架，上面覆盖绸缎，基座是皮制的，高达数寸。脚下穿着所谓的“花盆底鞋”，有个木制的细跟，大约四寸高。

     ······老佛爷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位亲切、温和的老夫人，······。

     然而，她讲话之时若叙及麻烦的人或事，眼中表情有时会彻底改变，令人迷惑恐惧。

图书目录
　　
出版前言 　　
译者序 　　
中文版说明 　　
致桂花吾卿 　　
作者誓言 　

题记

第一章 京城插曲: 桂花 　　

第二章 一个时代的开始 　　

第三章 荣禄大人 　　

第四章 颐和园夜曲：麦瑟琳娜的游憩时光 　　

第五章 众位太监 　　

第六章 浴室裏的不速之客 　　

第七章 秘会桑树下 　　

第八章 吸血鬼亲王 　　

第九章 天堂之火，爱侣之厄 　　

第十章 现实中的「密室」 　　

第十一章 危机一发 　　

第十二章 术士之能 　　

第十三章 处置匿名信 　　

第十四章 魔鬼伏身的太监 　　

第十五章 白云观 　　

第十六章 太后最後的秋日野餐 　　

第十七章 他们殒命之时 　　

第十八章 被玷污的陵墓 　　

第十九章 追忆旧日荣光 　　

贺普利1946年编辑後记

名家书评

　　《太后与我》出版：70岁慈禧性爱观念“百无禁忌”

　　李银河 □学者，北京

　　围绕《太后与我》这本书的主要争论集中在它究竟是真实还是虚构的这一问题上。如果说它是作者的亲历，其史料价值是无与伦比的；如果说它只是作者的虚构，那就毫无史料价值，只能把它当小说来看。

　　由于作者是一位混迹于清末贵族生活中的人，即使我们把他的文字只当文学虚构来看，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清末贵族生活氛围应当说还是很传神、很有趣的。尤其因为作者特殊的性取向(同性恋和虐恋)，对他生活的那个时期社会的性氛围、性活动和性规范除了常规的性关系之外，又增添了一些新的观察和描写，显得更加丰富、多元。

　　书中所写的关于同性恋的内容，既有世俗社会中同性恋男妓的活动，又有宫中太监的同性恋类性活动，写得相当翔实可信，比如当时同性恋类买春活动的嫖资细节，以及对活动的详尽描写。史家有一种说法，解释清末同性恋类性交易的兴盛：由于当时政府禁止官员嫖娼，所以不少官员转向少年，大城市中出现了很多相公堂子，以及被叫做“相公”、“像姑”的男妓。社会学界的老前辈潘光旦先生在相关著作中亦有提及。由此可见，作者对同性恋嫖娼行为的描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由于作者有虐恋倾向，书中对当时性服务行业中的虐恋类服务也有详尽描述。比如性鞭笞及其价格等等。

　　书中有一章专门写兽交，其中涉及多种动物，包括狗、鸭、鹅、猴、牛、羊、狐狸等等。比较值得关注的是人们对兽交的态度和规范。从书中的描述看，当时的人们对此类活动视为寻常事，并无任何焦虑感或负疚感。

　　笔墨最重的当然还是作者与太后的性关系，涉及多种行为规范：

　　首先是君臣关系。男性皇帝有三宫六院，名正言顺地享受一夫多妻制，得到的全是正面评价。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女性，性行为规范又该如何？显然要尴尬扭曲得多。民间对武则天早有种种负面议论，比如驴头太子之类的丑恶传闻，暗指女皇与动物通奸。这是男权社会对男女两性的双重标准所致。从书中看，既然皇帝能有很多女人，太后也可以有很多男人。在历史真实中，慈禧恐怕真的并不是守身如玉的。

　　其次是年龄规范。作者与太后交往时是30多岁，太后已是70岁上下。在这种年纪还保持旺盛性欲，应当说是比较惊人的，但是从性学角度看，并非全无可能。按照两性交往的一般年龄规范，年轻的作者是相当屈辱的。正是从这点上看，书中所写可能是真事。换言之，仅从年龄规范上看，作者把这些写出来，并没有给自己贴金增色，反而是自爆其丑。

　　再次是性行为规范。从书中所涉及的各种细节，可以看出，太后的性观念是百无禁忌的，绝不会把某类性行为归为正确，某类归为错误。对于身体的各种部位、性交的各种方式全都视为“快感的享用”，毫无褒贬。她虽然是个异性恋者，可是对于宫人太监的同性恋、虐恋、兽恋之类的行为，均采取一种好奇的旁观态度，不闻不问，放任自流。恰恰像福柯有次所说，东方国家都有各自的性爱艺术，唯独我们西方有的是事事要分出对错的性科学。

　　总之，在我看来，《太后与我》这本书即使只是虚构的作品，它对于想了解彼时彼地的性风俗、性观念以及一般百姓和社会上层人士的性活动状况的人来说，还是有一定价值的。这就是这本书除史料价值、文学价值之外的性学价值。

　　百年奇书《太后与我》由已去世69年的英国埃蒙德·巴恪斯爵士撰写，该书以自传体回忆录形式详尽叙述了作者寓居北京期间与慈禧之间长达4年的性爱关系。该书中文简体版今年1月国内上市后，引发了诸多争议。是真实历史还是意淫故事？据了解，该书的海外版权人晏格文上世纪70年代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找到了这本书的手稿。记者近日通过出版方，对率先在海外出版本书的英国版权人晏格文先生进行了邮件采访。

　　晏格文先生本名Graham，中文名字中“晏”姓来自于他在香港时的粤语启蒙老师的姓，“格文”则是由相识于1997年至今仍保持联系的金庸先生起的。他曾做过新闻编辑和记者，还是一名作家，翻译家，他翻译过金庸的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现长居上海。他对中国历史了解颇深，普通话和广东话都十分流利。他还尝试词曲创作，目前已成功发行了两张自己操刀的唱片。

　　记者： 你是怎么碰到《太后与我》这个书稿的？ 　　晏格文：我第一次听到有这样一本书是在20世纪70年代，接着又花了许多年去找这本书。最后，我终于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找到了这本书的手稿。手稿本身很乱，存有三个版本。版本之间在许多地方存在不一致，而且手稿也不完整。我们整整花了两年的时间准备手稿的出版。

　　记者： 为什么要翻译这本书？

　　晏格文：从今天21世纪人的视角来看这本书，我们只能说我们无法判断它的真假。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指巴恪斯)是绝对有机会和有条件认识他所提到的那些人，也绝对有可能亲身经历他所提到的那些事情。本书确实存在极大的争议性。这也是唯一一本以第一人称描述的晚清历史。如果这个人能够去虚构整个故事的话，那么最后的这部作品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富有想象力的天才之作了。

　　记者：关于本书描述的历史事实真伪，特别是作者自称是慈禧太后的异国情人，你是否相信？

　　晏格文：我无法证明巴恪斯在撒谎。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像他这样一个能说流利的汉语和满语的外国人是比较容易进入清朝皇宫的。中国的帝王经常用性作为展示他们权力的方式，当然，慈禧也不例外。

　　记者：中国读者痛斥或者排斥此书的人大有人在，作为一个出版人，你是否料到？

　　晏格文：如果说这本书有哪个部分是非常真实的描写，那一定是关于性的描写。我觉得这本书中对性的描写非常有趣，而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么恶心。不否认，每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如果他们不想读，那也挺好。我们期待这本书的出版会引发更大的讨论、争论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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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序

1939年，被日本人占领的北京。

有一位神秘的老人住进使馆区。他身着及踝长袍，花白长髯，头戴一顶无檐儿圆帽，其上镶嵌着一块硕大的红宝石，一副中国老派绅士的打扮。他操一口漂亮的北方方言，熟稔地招呼着仆役，让使馆区那些第一次见到他的外国人吃惊不小。

但此人却并非中国人，而是英国子民，曾经是整个中国最赫赫有名的外国人之一。此前多年，他一直隐居于京城西郊，闭门读书。现在日军侵华，他不得不离开寓所，丢弃财物，另觅庇护所。正如1900年义和团及清军围攻使馆区，残暴剿杀洋人时，他也同样被迫回到同胞处寻求荫庇。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几年后的某日，使馆区有位叫做雷哈德·贺普利（Reinhard Hoeppli）的瑞士籍医生，坐着他的人力车经过这老人身边。那满族车夫一看到这老人，就急忙告诉贺普利他们可见到大人物了。这车夫说，他们刚刚经过的这人，据说是大清帝国最后一位统治者——慈禧太后的情人！这位老人，就是埃蒙德·巴恪思。

埃蒙德·特拉内·巴恪思爵士埃蒙德爵士称谓自己是“Bacchus”，中文“巴恪思”，但他宗戚的后人告诉我们，应该是“Backhouse”。，英国从男爵，祖上曾是显赫的奎克家族（Quaker）。1873年出生于约克郡的列治文市（Richmond），分别就读于埃斯科（Ascot）的圣乔治中学温彻斯特学院。在牛津大学，他没有读完大学课程，但他学习欲望强烈，对语言有一种罕见的天赋。1898年他来到北京时，已经能够熟练地掌握法语、拉丁语、俄语、希腊语和日语。不到一年，他便成为《泰晤士报》以及英国外交部的翻译，并为其提供线索。《泰晤士报》的G. E. 莫里森博士（Dr. G. E. Morrison）曾写到过他：“在北京城，没有人能像他一样翻译中文如此得心应手。”1903年，中国政府擢升他为京师大学堂（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法律和文学教授。一年后，他成为英国外务处专员，能讲流利的蒙古语和满语。

巴恪思职业生涯中的辉煌时期是在1910年，他与另一位《泰晤士报》的记者布兰德(Bland)合作，出版了《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一书。该书首次以全面的视野向读者展示了中国帝制上最后一位伟大统治者的形象——她与一个摇摇欲坠的清朝。此书文笔平易浅近，引人入胜，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书中大部分资料来自“景善日记”景善者，满洲正白旗人（1823年-1863年），同治二年任翰林院学士，以理学著名于世；次年转内务府官；同治八年升内务副大臣；光绪五年升任内务正大臣。其父桂顺在道光朝为都统，甚得信任。景善之家，与叶赫那拉有戚谊，与满洲各贵族皆有关连，因之景善于朝廷巨细之事，皆详悉无遗。，据说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巴恪思在混乱中发现的。此书风靡世界，一时被传为旷世之作，一年之后清朝灭亡，这本书以及巴恪思本人，声名更是如日中天。

这只是故事的开始。埃蒙德爵士与布兰德另外合著了《北京宫廷回忆录》，在学术界同样深得称颂。1913—1922年之间，他把大量珍贵的中文印刷书以及部分卷轴和手稿，都捐献给牛津大学博德莱安（Bodleian）图书馆。1918年，他与悉尼·巴顿爵士（Sir Sydney Barton）合作，完成了《汉英口语辞典》的修订工作，该辞典由著名外交家、汉学家沃尔特·希勒爵士（Sir Walter Hillier, 中文名字禧在明）编纂。由于希勒爵士的个人推荐，巴恪思被聘为伦敦国王学院中文系教授，但出于健康原因他未能赴职。

巴恪思同时代的人形容他：性格古怪，言语轻柔，彬彬有礼，态度谦恭。他风度迷人，十分健谈，但同时又是个隐士。他在北京寓居四十五年有余，远离使馆区的保护。他摒弃了早年衣冠楚楚的做派，服饰及生活习惯都完全中式。他我行我素，尽量避免与西方人接触，到访某地之前总遣仆人先行，确保并无外国人在。甚至于坐人力车时倘若从外国人身边经过，他竟然会掩起面孔。但除了这些怪异行为，几乎所有见过他的人都认为他好客又风趣。

巴恪思于1944年1月辞世巴恪思死亡的官方诊断是“大脑软化”，但在这之前，他的健康已是每况愈下。据他的医生说，他“患有高血压，头晕，前列腺增生以及泌尿系统疾病”。去世前不久他突然昏倒，据医生描述，面部歪斜，说话困难，应该是死于中风并发症。。他本该带着人们的尊敬归于沉寂，没想到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又旧事重提。

1976年，特雷弗-罗珀出版了《隐藏的一生：埃蒙德·巴恪思爵士之谜》（之后再版，改为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北京隐士》）TrevorRoper, : England, 1993.，描述了一个完全不同、可以说相当阴暗的巴恪思形象。该书指责埃蒙德爵士有计划、有步骤地伪造证据，欺世盗名。巴恪思生前，即有人质疑过《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中提到的“景善日记”是否确切最早认为该日记不属实的人是巴恪思的同事莫里森博士，（1911年3月2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晚上去拜访巴恪思……当他谈到‘景善日记’的时候面红耳赤。”）之后是在上海工作的记者威廉·路易松（William Lewisohn）。第一个以翔实证据驳斥他的人是J. J. L. 杜文达科（Duyvendak），他在早期做过鉴证［参见《景善日记之谜》（Chingshan’s Diary a Mystification）,《通报》，1937【2nd Ser., Vol. 33, Livr. 3/4】, pp. 268294］。近年，该日记再次被质疑：罗海民发表《景善日记：伪造之线索》一文［参见《远东历史》，1991年6月（第一期），pp. 98124］，列举了景善实际生活与该日记所描写的情况之间的重大差异，极具说服力。尽管大量证据表明该日记系伪造，但毕竟它确实提供了不少信息，依然常被无数东西方学者引用。，但从没有人怀疑过是他一手伪造的。特雷弗-罗珀不仅指责巴恪思有意参与杜撰日记，而且在其他方面也隐瞒证据，犯下一系列欺骗行为。他列举说，巴恪思多次以生意买卖为借口行骗，诸如售卖根本不存在的宫廷珠宝，还有用子虚乌有的船，运载假象的武器进行军火交易。按照特雷弗-罗珀的说法，总是有人上他的当，因为西方社会对中国缺乏了解，很容易就认为是不道德的东方人在整个交易中骗了他们。

特雷弗-罗珀在书中最耸人听闻的部分，是揭露巴恪思在临终前一年所完成的自传体著作——《往日已逝》（The Dead Past）及《DM》英文版《太后与我》的简称。，根本是伤风败俗的淫秽之作。在这两本书中，巴恪思以回忆录的形式按时间顺序记录了他在英国和欧洲的年轻时代（《往日已逝》），以及晚清末年寓居中国的生活（《DM》）。他称自己不但见过许多赫赫有名的文学和政治人物，而且曾与他们同床共枕。埃蒙德爵士记述了他与不少名人的性交往，其描写可说细致入微，包括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奥布里·比尔兹利（Aubrey Beardsley）、保罗·魏尔伦（Paul Verlaine）以及索尔兹伯里（Salisbury）首相巴恪思在《往日已逝》中写道：“如果一个青年有幸与首相发生性关系，其过程中所有要求必定是后者提出的。”。他所披露的暧昧关系几乎都是同性恋，只除了一人例外，此人竟是个石破天惊的大人物：中国一代专制统治者，1908年驾崩的慈禧太后。

特雷弗-罗珀在巴恪思的罪名之后还加了一条：叛国亲敌。他说，巴恪思晚年对轴心国狂热崇拜，看到他们每一次胜利都会喜形于色。他认为巴恪思这种法西斯情结并非缘于年老智昏。他的作品本身充满了对欧洲专制时期的怀念，以及对拿破仑式铁腕统治的衷心爱戴。在他祖国最黑暗的日子里，巴恪思背叛了它。

特雷弗-罗珀评价巴恪思“无论与人交往还是做学术，都相当势利”，其实，他既非出身名门，又不善社交，虽声称结识权贵，却不足以与人家相提并论。他的浅薄可以从1890年左右的唯美主义找到根源，提倡“清高、叛逆”，这种思想影响其一生，到晚年发展成为法西斯迷恋。

特雷弗-罗珀同样指出，巴恪思的虚荣导致他盲目自大，满脑子幻想，以至于自己都分不清是真是幻。他醉心于自己的编造，甚至能不假思索、栩栩如生地描述其中的细节。丰富的想象力和无可置疑的个性魅力使得他在行骗时得心应手，常常让那些对他深信不疑的人最终吃尽苦头。

特雷弗-罗珀的结论是，巴恪思根本无力分别事实与杜撰，假如作者长久以来缺乏诚实的话，无论他的作品曾经多么具有历史价值，最终也不足取信。

特雷弗-罗珀说，鉴于他的记录疑点重重，我们有理由认为《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中提到的“景善日记”是巴恪思自己别有用心的编造，这轰动一时的自传，不过是一部色情小说而已。

“无论文笔如何有才情，也无法掩盖这种病态的淫荡。” 特雷弗-罗珀说。它们不过是一个自闭的同性恋的淫秽想象，是他“压抑扭曲的性欲的最后发泄”。

定论形成。随着《北京隐士》的出版，埃蒙德·巴恪思以及他对中国学术所做的一切贡献被扔进故纸堆。他成了历史上一段野史艳闻，一段色情笑话。人们记起他时，也不过是个可怜的同性恋、幻想狂、大骗子。

但又怎么解释雷哈德·贺普利和他饶舌的车夫的话。

雷哈德·贺普利医生之前曾受聘于北平协和医学院。日军侵华期间，他是瑞士驻北京的荣誉领事，负责管理同盟国的事务。他为巴恪思治疗，并成为好友，常常与他讨论巴恪思早年的生活。贺普利被他的故事所震撼，劝说埃蒙德爵士将他的生平写下来，甚至为此付报酬给这个病困潦倒的老人。巴恪思写出来的就是这两部手稿：《往日已逝》和《DM》。贺普利做两书的编辑并为之写了后记。

贺普利不愿把两部手稿在他生前出版。他于1973年去世，六个月后，两部手稿由他的朋友、从前的同事鲁道夫·格里（Rudolf Geigy）博士在巴塞尔机场秘密转交给休·特雷弗-罗珀。最初特雷弗-罗珀是准备将其付梓的，但后来发现巴恪思有着许多欺骗行为，决定改而写一部他的传记。出版商力劝他在《北京隐士》里透露若干手稿的情节，但被他婉拒了。他认为这会让他本人显得低劣，或许会招来巴恪思家人的鄙视。于是他将手稿留给巴恪思钟爱的牛津大学博德莱安。贺普利同样也将手稿复印了几份副本，转给伦敦的英国博物院、巴黎国立图书馆、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城的哈佛学院图书馆。几十年来它们乏人问津。

有一位贺普利的朋友曾描述他是一个“尊贵、威严的人，礼数周到，一副老派作风，是一位沉稳的学者”参见莫里森·阿拉斯德尔（Morrison Alastair）：《为贺普利博士辩护》（Defending Dr. Hoeppli），《纽约书评》1977年9月14日（Vol. 24, No. 14）。，但特雷弗-罗珀的评价却不甚中听。他指责贺普利幼稚，完全相信巴恪思所写的一切，但同时他把贺普利当成重要的资料来源，在《北京隐士》中他所描写的巴恪思的晚年生活，大量借用了贺普利所著的后记。特雷弗-罗珀甚至写到了贺普利的满族车夫认出巴恪思是已故慈禧太后的情人的细节。

这个细节对特雷弗-罗珀来说并不有利。该车夫是《北京隐士》中唯一一个中国籍的评论者，这种不受任何人影响的评论支持了巴恪思令人震惊的说法。但特雷弗-罗珀引用此事之后，再没有重新提及，也没有作出解释。但笔者认为这一反方证据，给了我们充分理由，重新检视埃德蒙·巴恪思爵士的名誉之谜，重新审视特雷弗-罗珀义正词严的谴责和驳斥。

我从博德莱安图书馆拿到《DM》长达1393页的完整原稿，从此开始了研究。巴恪思的手迹很难辨认（见手稿照片），第二章和第三章也缺失了。在328页，我欣慰地发现了贺普利博士完整打印稿的第一页。除了巴恪思的注释，剩下的六百余页，以及贺普利的后记，都完全清晰可辨。第二部分书稿共有476页，是已经编辑过的《DM》的“最终版”，预备在作者死后出版。

我首先读的是贺普利的后记。许多内容在《北京隐士》中已经提及，但贺普利给我的印象，并不是特雷弗-罗珀所指责的那样，轻信、懵懂，是个不知情的同谋。

在1993年版的《北京隐士》的附录中，特雷弗-罗珀回应贺普利的维护者，他提醒他们说，贺普利“多次公开宣布，巴恪思的‘回忆录’真实可信”。“如果贺普利确实觉得巴恪思在骗人，” 特雷弗-罗珀说，“为什么他从来没有把他的怀疑记录下来？”

但其实他记录了。在后记中，贺普利写到，他相信巴恪思的回忆录“并非纯属想象，而是基本上建立在事实基础上”，但他补充说道，“这些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因记忆混淆而歪曲，在多大程度上加入了想象成分，只能留待以后判断，在研究完所有的资料之后再作评论”。后面他还谈到，当问到巴恪思关于《往日已逝》的片段，他“多多少少记起来，不可能见到过兰波（Rimbaud）”。贺普利不止一次提到巴恪思想象力惊人，在文中也写到过作者似乎无法把头脑中的空想与亲身经历区分开来。简而言之，贺普利相信回忆录是事实而非捏造，但他也提醒读者不可全盘相信。

贺普利的后记（也收录在本书中）是特雷弗-罗珀的参考资料，在《北京隐士》中对巴恪思的多次揭露俱是以此为据。作为首次，贺普利还提到《DM》和维克多·谢格兰（Victor Segalen）的小说《勒内·莱斯》（Rene Leys）之间有惊人的相似，后者出版于1922年，描写的是太后的一位外国情人的故事。后记还写到，1910年左右有人试图偷窃慈禧的珍珠马甲，据说巴恪思也有份参与其中。至于“景善日记”，他确信系伪造，也认为人们“自然会怀疑埃蒙德爵士”，但他本人并不同意这一说法。

最引人注意的可能是贺普利对巴恪思性情和人格的描写。他与特雷弗-罗珀所持的观点大相径庭，如果原因仅仅是因为贺普利曾见到过巴恪思，那么就值得深思了。他说巴恪思根本不是势利小人，他对贵族阶层相当“傲慢”，反而“和下层阶级的人能够迅速打成一片”。贺普利不否认巴恪思过分敏感，情绪无定，有他的缺点，但正是他内心的善让人们忘记他的缺点。埃蒙德爵士的“善良”，贺普利补充说，“正是他最大的魅力”。

在后记中，巴恪思也不像《北京隐士》中所描述的那样是顽固不化的“精神法西斯”。贺普利说巴恪思是他见过的最反英的英国人汉语学家司礼义神父（Paul Serruys）在致何大伟（David Helliwell）的信中（1986年12月1日），谈到巴恪思在姐妹会天主医院（Catholic Hospital of the Sisters）时，“不断抨击英国政府，以W. 丘吉尔为代表，他曾与其同窗。他们曾打过一架，丘吉尔把他击倒在地说道：“有一天我会成为首相！”司礼义认为，这听来“似乎只是一个老人的絮语”。，但他同时也说，“他不愿听到别人诋毁英国人”。他认为，巴恪思赞美日本礼仪，称颂“无敌的大德意志国”，这种亲轴心国姿态，可能是源于害怕日本占领军的报复。就我们对巴恪思的了解，这个解释很合理。当日本占领北京、纳粹肆虐欧洲时，巴恪思年事已高，身体病弱，作为敌国公民，本该被扣押，但日本人给了他特殊照顾，才得以幸免官方的说法是，他因老迈多病得到豁免，但据贺普利说，巴恪思称自己1920年之后被迫做日军的翻译。真相究竟如何不得而知。。无论是照他自己还是别人的说法，巴恪思是个胆小之人。灾难临头时，他多是临阵逃脱或称病躲避。

风雅公子

《DM》中有一段隐晦的话，似乎是巴恪思祈祷厄运降临轴心集团：


或许，此语（幸运，不幸，幸运）指当前发生之事，否极泰来：塞翁失马，未尝非福，如谚语所说。


在另一处，作者谴责意大利法西斯摧毁了意大利的自然美，在这一点他提到义和团首领，将其比作纳粹地方头目高雷特（Gauleiter）。巴恪思显然对癫狂的民族主义者义和团并无好感，对于一个用词讲究的语言学者来说，做这样的类比应该不是无心。巴恪思的确曾随口抨击过犹太人，说英国国王的祖上有犹太裔，不过这事鲜为人知，他特别喜欢跟圆滚滚的犹太女人在一起。“可叹！”他感慨说，“政府就在这种人手里！”这样的批判虽然不逊，但在他那个时代却不罕闻。无论如何，像巴恪思这样后半生的四十五年远离故乡，和同胞完全隔离，他也很难对欧洲政治有多感兴趣。

在此讨论贺普利是否可信以及巴恪思的政治倾向，不过是为了说明，也许特雷弗-罗珀忽略了或者轻视了某些对己不利的证据。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DM》到底有多少价值？里面的故事到底有多少真实成分？巴恪思会不会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是清朝宫廷的常客、慈禧太后的情人？

故事是从“淑春堂”开始的，名字听起来有点嘲讽，这是北京中心区一个豪华的同性恋妓院。巴恪思在这里遇到载澜以及他最宠爱的男妓桂花。他目睹二人做了一系列性事，而后加入其中。第一章即充满了细致的性描写，显然可以看出巴恪思并不像特雷弗-罗珀所说的那样，是个“压抑的”同性恋。他对妓院的这一套进进出出（不知如何更好形容）了如指掌，并且饶有兴致地记录下来。

不知道为什么特雷弗-罗珀竟然会认为巴恪思压抑。他在牛津其间，整日和一干毫不避讳的同性恋作家及诗人来往。但特雷弗-罗珀说，巴恪思在《往日已逝》中所描述的他与这些人，包括奥布里·比尔兹利以及奥斯卡·王尔德的关系，不可能是真的。但他承认，G. E. 莫里森博士说过，听闻巴恪思与王尔德丑闻有关。另外，特雷弗-罗珀在他1993年版的编后记里补充说，比尔兹利所主办的杂志《黄皮书》（The Yellow Book）的文学主编，曾有一封信提到巴恪思。

特雷弗-罗珀似乎无视这些证据，只是为了让我们相信，尽管巴恪思巧言令色，魅力无比，到底不可能跟整个英国最出类拔萃的同性恋全都上过床。理由？就是“因为他们中没有人公然谴责过他”。好像他们会这么做似的。

更有可能的是，巴恪思就像他自己常说的那样，是个性欲亢奋之人。我们有理由猜测，在“放纵的九十年代”，他从他的同侪、他的偶像——例如王尔德——身上看到一种崭新的、以前从未想象过的、公然的同性恋生活。而1895年，王尔德因性变态罪入狱。巴恪思参与筹款为王尔德辩护——这一点特雷弗-罗珀也提到——这可能就是他对英国人心生怨恨的原因之一。这次事件对他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只能推测。但我们确凿知道的是，三年后，他住在北京使馆区之外的地方，余生都尽量避免与西方人接触。

按照《DM》的描述，如果是在二十世纪之交的北京，巴恪思就能找到一个对自己的审美趣味更宽容的地方。引用历史学家吴存存在《晚清时期的同性恋意识》中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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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统治末年1796（北京）有几处地方十分出名，为男妓和优伶所居，其间的男子艳绝天下，在会馆或妓院接客……晚清末年男色之好风靡，男伶妓馆在京城大有盖过青楼女子之势……同性之恋存在于各个阶层，上至皇亲国戚，下至贩夫走卒，尤其在文人中最为盛行。同性恋行为不但不受谴责，那些相貌姣好的男孩子更是被迷恋追捧。Wu ：RoutledgeCurzon，2004.序00序


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来说，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传统社会，对同性恋如此宽容，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更何况在此之前的几百年间，同性恋一直受到社会舆论和法理的双重迫害。在封建时期的中国，同性恋的发展几乎和西方完全隔绝，但如果将其看做同一亚文化下的两个分支，那就错了。

同性恋，尤其是男同性恋，始终与中国经典文化紧密相连。对同性之爱的描写要上溯到古代，在一些家喻户晓的经典著作中都有突出描写，例如《金瓶梅》，以及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影响的小说《红楼梦》。

同爱，尤其是男同爱之风之所以能在中国兴盛，原因之一是不像西方一样涉及宗教亵渎。只要个中描写不超过孔孟之道所能承受的范围，则不会犯众怒。似乎社会标准也没有严格地区分同性恋和异性恋，而那些同性恋者也并不将自己当成完全的同性恋。早期性学家、同性恋权利倡导者马格斯·西谢腓（Magnus Hirschfeld）在二十世纪早期游历中国时就曾注意到这一点。他写道：


同性恋男子几乎都结婚。但他们从不纳妾，他们娶妻多是父母之命，之后也经常分居。他们中很少有充当女性角色的，大多是只具有很少的女性气质，或根本完全是阳刚气十足。Hirschfeld，Magnus.《远东的奇异性风俗》（Curious Sex Customs in the Far East），也有版本书名为《男人和女人》。New York: Grosset & Dunlap,1935。


确实，巴恪思的桂花也说到，他以后想成家，尽管对女子没有“性”趣。《DM》后面也有一段写太后亦认可同性恋关系，但提醒她的臣子“别忘了他们的妻室”。

偶尔也出台法令限制同性行乐，但这些规定大都是为了禁止同性强奸，或者限制皇亲国戚们在声色场上过分纵欲。这些法令几乎从来没有把同性恋定为道德败坏，连有违常理也没说过。清朝统治后期的几百年前，颁布了更多法律制裁狎男妓及优伶的官员，但这并不说明人们对同性恋更加厌恶，反而说明北京的夜生活中同性恋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无论如何，很少有惩罚同性恋行为的法令。

同性之恋、男色之好最鼎盛时期是明末清初，在北京城最为风行。其间的原因可以如此推断：北京在帝王时代是由男人统治。那些考了科举的书生从各地蜂拥到京城，盼望飞黄腾达，但常常举荐无门。一旦得到朝廷的擢升，他们会把妻子也接到京城。但这就算能实现，往往也需要多年的筹谋。于是大批年轻有才华的男子聚集在北京，无所事事地等候，性生活不能得到满足。就好像1921年一位传教士所写到的：


北京人口有811,556人。其中515,535（）为男性，296,021（）为女性。在某些警区，77%都是男子。这个数字足以表明，北京有怎样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相当大一部分（）男子不超过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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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同性恋问题，文章补充说：

有专为荒淫的满族贵人开设的男性妓院，但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即被取缔了。Gamble, Sidney and Burgess, John Steward. 《北京社会调查》（Peking: A Social Survey）。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 1921。

不过，导致这种性苏醒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文化上的。明朝末期，在新儒家思想家王阳明及其门生的影响下，文人对于性的态度变得更加解放。文学作品中尝试描写同性恋关系的内容在清朝开始流行。到了十七世纪七十年代，文人梅庚就公然歌咏当时著名的伶人紫云，说他艳极无双，虽女子不如。

与中国文学中同性恋作品增加相伴随的，是另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在北京兴起：十八、十九世纪京剧的兴盛。从梅庚的诗句可以看出，文人和优伶的性关系不算新鲜，但随着京剧旦角的出现，这种描写达到了巅峰。旦角是京剧中饰演女性的男子，一般不超过20岁，是北京同性恋群体中的中心人物。他们在台前引得万千宠爱，在幕后常常为达官贵人提供专门的性服务。到十九世纪中期，男伶的受宠程度可以从作家黄均宰的描述中看出来：

京师宴集，非优伶不欢，而甚鄙女妓。士者出入妓馆者，众皆讪之。黄均宰（吴存存译），《金壶墨》，《笔记小说大观》（Vol 13）. 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

白天，达官显贵到有名的剧院听戏，晚上就去附近的饭店或妓院。当时的男妓馆叫做“私寓”，或“相公下处”，最初是旦角的共同寓所，由梨园主人看管，到后来演化为高级男子妓院。根据当时一位无名氏的记载，这些所在：

优童之居，拟于豪门贵宅，其厅事陈设，光耀夺目，锦幕纱橱，琼筵玉几，周彝汉鼎，衣镜壁钟，半是豪贵所未有者。至寝室一区，结翠凝珠，如临春阁，如结绮楼，神仙至此，当亦迷矣。无名氏（吴存存译），《燕京杂记》，《北京历史风土丛书》。台北：广业书社编国立北平研究院编，1969.

无疑《DM》第一章里描写的淑春堂就是这样的地方。巴恪思的描述中术语使用得非常地道，细节也都准确。入门必须有正式的引荐信，服务后才收费，这两条是男妓院与女子妓院重要的不同之处。所在地石头巷处在一个出名的烟花地的中心，距离全城最有名的剧院步行不到五分钟。所列出的各项服务的花销，与当时当红男伶的预计收入也很相符。

这些都不能证明，1898年巴恪思的确在淑春堂与载澜和桂花见面，甚至于不能证明淑春堂这个地方的确存在。他可以参考当时一本叫做《花谱》（“花”此处为妓女的讳称）的书，写当时的优伶以及他们所在的妓院，并按他们的才貌列出排名。书中避免提到巴恪思那样露骨的性描写，正如吴存存和马克·史蒂文逊所指出的那样，“（《花谱》）大多是私下印刷，秘密传播，但类似的文学册子在北京丰富的图书市场上还是可以找得到。”吴存存，马克·史蒂文逊。《谈花：十九世纪北京关于戏剧、公共艺术和同性恋的作品》（Speaking of flowers: Theatre, Public Culture, and Homoerotic Writing in NineteenthCentury Beijing），Asian Theatre Journal, 2010春（Vol27， No. 1）, 129。因此，如果巴恪思对行内一无所知，要想找到这些私下传播的资料，也不太可能。

风雅公子

据我们对巴恪思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情况的了解，可以得到一个更简单的解释：他的确和北京的同性恋精英有染。特雷弗-罗珀的传记中很少写到巴恪思在牛津的日子（1895年底），但也提供了少量信息。巴恪思在牛津和剑桥的同性恋圈子中，有个固定的性伴侣。他也迷恋戏剧，曾经包下剧院一整排的位置请他的朋友，给当红的女演员如艾伦·泰瑞（Ellen Terry）大送特送礼物。在这方面他挥金如土，特雷弗-罗珀在书中说到，他的债务累计高达两万二千英镑。

根据我们对巴恪思以及当时的北京的了解，斯人在斯地再合适不过。北京的同性恋文化与当时的伦敦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恰好符合了巴恪思的独特口味。他孜孜以求的两件事在这里完美地结合：一边与出色的同性恋文人相交，一边听戏。而且，在这里人人都出手阔绰，正是巴恪思在英国喜欢干的。假设他为梨园的名优赠送重礼，从中也能猜到他自己在类似淑春堂的地方也能得到丰厚的赏赐。

在这样的情况下，巴恪思就能与情人相会，像他所说那样共度“爱之夜”（nuits d’amour）。可以假设，也正如巴恪思所说那样，那些达官贵人有时会将各自的太监带来，这些人理所当然地只被作为性伴侣。同样可能的是，宫中伺候太后的太监常常也会到那些所在去。精通中文、满语和蒙语（官话）的巴恪思在这样的地方必定大受欢迎，至少深受贵族阶层的宠爱。他既然能以他的魅力谈吐令西方上流人士倾倒，同样也能得到中国官绅的爱慕。如果他真受宠了，也有机会，那么休·特雷弗-罗珀指责巴恪思既不了解形势又无政治依靠的说法，就值得推敲了。

仅仅从这本书第一章的前两页，我们就能看出这么多东西。那么，这本被认为毫无价值的手稿，到底还有多少被我们忽略的内容呢？

《DM》第二章的开头，写的是1900年夏末，颐和园起初由俄国后来由意大利和英国军队保护。巴恪思称自己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从颐和园中抢救了大量文件，使之在八国联军入侵时幸免于损毁。是真是假？巴恪思说自己在几个可靠的满族人的帮助下，全力从宫中救出珍贵宝物。特雷弗-罗珀指出，事实上此时巴恪思正因为从园中偷运珠宝被俄军关押。不过这至少说明，他说自己在颐和园，这一节没错。

巴恪思还说，一回城他立刻就亲自安排将珍宝送回紫禁城。

特雷弗-罗珀1993年版的编后记中说，有证据表明，将珍宝返送回宫的实际上是一个叫杜伯雷（Noel du Boulay）的英军少校。宝物清单是按照朝代顺序仔细登记的，按照杜伯雷的说法，是 “在巴恪思先生的协助下”完成的。巴恪思把杜伯雷等人排除不计，将功劳完全归于自己，这足以让特雷弗-罗珀将整桩事件忽略不计。但实际上这件事非同寻常，因为它意味着巴恪思在某种程度上为英国特遣军队工作，负责其与中国—满族社会之间的联络，很有可能协助将这些文物运回紫禁城。

那么他是否曾遇到太后并与她同床呢？这种说法大概更为牵强，但也是有可能的。

义和团运动中，太后下令屠杀外国人。1902年她回到北京后，还处在被制裁的高压下，因此急于修好。她更加积极地参与外国事务，为大使夫人们安排社交聚会，请美国画家为自己画肖像。在聚会中，巴恪思担任清政府和英国使团的翻译，在此过程中有可能受到了慈禧的注意。也有可能她听说了巴恪思与满族贵族之间的种种交情，对这外族人很好奇，进而表达她想见见这个对清朝习俗如此熟悉、能讲一口流利满语的奇特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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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同性恋男子能与“老佛爷”保持四年之久的爱恋关系，却不那么可信。《DM》中对二人的行为描写，相比他与男子在一起交欢的场景，显得不那么细致入微得令人信服。在一处他提到“她”插进“他”的体内。尽管慈禧有可能像他说的那样有一个巨大的阴蒂。医学术语中叫做“阴蒂肥大”（Clitoromegaly）。

另外，中国皇后纵情纵欲（就好像武则天）是非常可信的，老佛爷也完全有可能出于好奇尝试一个西方男人。实际上，慈禧可能还有其他外国情人；巴恪思提到，曾有一名叫瓦伦的法国人和一名叫兰博的德国人，可能有幸上过凤床。太后这样的女子也许很难拒绝。人们都认为这是本书中最难以取信的地方，而巴恪思看似能够自圆其说。他到底和太后有没有发生过性关系，现在已经无法证明，只能留待推断。

有可能与慈禧情欲缠绵，这听起来实在耸人听闻。但却是《DM》中的同性恋关系，让我们将巴恪思看得更清楚。知道这些，就理解为什么巴恪思对西方人怀着反感，住在远离使馆区的地方，明白他为什么刻意过着表面上离群索居的生活，想方设法不被他的同胞看到。进而也能明白，为什么他大半生都和男人一起，允诺无数人赠与他们珠宝，以及为什么他与他的中国“仆人”保持这样一种不合常规的亲近关系。

同样也理解，为什么他想要制造出像“景善日记”这样的消息来源。他的信息都来自妓院浴室的太监或官宦，他无法准确记得到底是什么人说的。但他听来的这些消息，可能正如贺普利所说，“基本上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至少是十分可靠的传言。他在向他的同时代人传达这些信息的时候，不得不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同时也保护自己免于丑闻。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显然确实想让自己名誉清白。

这不是说《DM》中巴恪思所写的一切都可以毫不犹豫地看做真相。他的生活和写作中有许多不诚信的例子，我也不想为其辩护。按照当时的情况，他的某些所谓欺骗行为，无疑和行事张狂随意的中国官员有关。北京在1910—1920年间，政治上风起云涌。今天答应好的武器交易，明天斗争局势变化了，主意也变了，总处在变化中。这大约能解释他书中许多矛盾的地方，但不能解释全部。

《DM》中有一些情节与官方报告有出入，例如，慈禧和光绪的死因（第十五章）。2008年，光绪被证明是谋杀，但与《DM》中所说（尽管是转述）的方式不符。还有，休·特雷弗-罗珀说得很对，巴恪思说他私人会见荣禄（第二章），以及他与总管太监李莲英最后一次谈话中提到另一本日记（第十七章），这很难让人相信，因为这些文稿到底放在什么地方，他始终说法不定，自相矛盾。白云观的降神会（第十三章），且不说迷信的元素，有许多细节上的纰漏，即便不说全错，也确实是很难解释。但背后可能有其他我们不知道的原因，不能把他的话就像特雷弗-罗珀在《北京隐士》中所说的那样全盘否定。

也有理由指责休·特雷弗-罗珀结论片面，学术态度马虎。他自己作为历史学家的声誉到后来也因为“希特勒日记”的丑闻1983年，特雷弗-罗珀独立证明了“被发现”的阿道夫·希特勒的日记确有其事，但不久之后就被证实是伪造的。而受到影响，因此他的判断是否正确，也值得质疑。但他在《北京隐士》所做的研究总体上说还是可靠的。现在没有人否认巴恪思的说法并不完全属实，也不否认特雷弗-罗珀是第一个真正挖掘他的隐秘生活的人。就这个问题要再有突破性发现已经不可能了。留给我们的，只有大量基于事实的推断，以及被唯一一个车夫证明的巴恪思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