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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对修建陵寝不力的官员加以惩办，本为消解心头之恨、胸中之愤和借以示众，对事情的本身的解决并无裨益，地宫依然浸水不止。这时的道光理应下令对地宫的浸水采取补救措施，但不知出于一种怎样的考虑，他却下令将这座征用了数十万工匠和数百万夫役、历时七载才修成的陵寝，无论地上地下的建筑全部废掉拆除，并不顾乾隆当年规定的“兆葬之制”，又毅然在易县西陵的龙泉峪另选陵址，重新建陵，致使几百万两白银铸成的建筑，全部毁于一旦。令时人备感兴趣的是，清王朝的丧葬历史的河流再度在这里拐弯，道光将这段历史画了个圆圈之后，又回到了当年雍正的起点上。这条河流又将重新进行另一轮的流淌。而道光在陵寝问题上的受挫，恰恰成全了他百年之后尚能安寝的夙愿，将厄运悄悄地转嫁于他儿子的头上。当几十年后的那个夜晚，东陵传出恐怖的爆炸之声时，此时的孤魂野鬼道光连同他的先祖雍正，一定会为当年的选择感到暗自庆幸。这也许是苍天早就如此安排好的定数吧。

    道光十一年，道光帝的慕陵在西陵龙泉峪破土，至十六年竣工，历时四年。此项工程吸取了宝华峪地宫浸水的教训，选择了高平之地。在建陵过程中，道光一直提倡俭约行事，但实际耗银却达240多万两，即使东陵宝华峪那已经废掉的不算，仅西陵界的慕陵，也比号称清陵之冠的耗银为203万两的乾隆的裕陵，还多耗费了37万两。若再加上宝华峪工程的一建一拆的耗银，足可超过两个裕陵，哪里还有什么“俭约”可言？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69岁的道光帝驾崩于圆明园慎德堂。咸丰二年三月初二日，葬于清西陵慕陵。葬的有孝穆、孝慎、孝全三位皇后。

    道光帝驾崩归天，关于他在兴建陵寝问题上和臣僚们展开的恩恩怨怨，以及他由东陵迁葬西陵的是是非非亦该告终。只是，在他执政的30年里，有一件事不得不向读者略作交待，那便是发生于道光十九年，也就是1840年在历史上极为著名的鸦片战争。就在这次大清王朝历代帝王从未曾遇到的中西战争中，西方列强中的大英帝国，用毛瑟枪首次撞开了大清帝国的门户。在黄头发、蓝眼睛，身强力壮的英国人的威逼下，弱不禁风的道光，只好代表同样疲惫不堪、千疮百孔的清帝国，和大英帝国签订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自此，大清王朝昔日的荣耀与辉煌已烟消云散，中华民族坠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泥潭之中。

    道光驾崩后，他的第四子、年仅二十岁的奕继承大位，年号咸丰，以次年（1851年）为咸丰元年。

    由于本当葬入东陵的道光改葬西陵，这就迫使他的儿子咸丰帝不得不在东陵兴建陵寝。咸丰二年九月十五、十六两日，咸丰乘谒陵的机会，亲自来到臣僚们为他选定的东陵界平安峪、成子峪、辅君山等三处山势进行阅视。经过一连几年的反复比较，到咸丰八年，东陵界的平安峪被正式选定为万年吉地，并于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十三日申时破土。

    由于咸丰朝战乱不止，财政困难，国库空虚，其陵寝的修建不得不用道光帝当年在宝华峪废掉陵寝的旧料，其中石料、砖料使用最多。与此同时，在建筑规制和遵守祖宗成宪的基础上，又部分吸收道光帝慕陵的做法，对一些地上建筑进行了裁撤，如圣德神功碑楼、二柱门等，再加以改造创新，形成了独特的建筑格局，从而成为以后兴建的惠陵和崇陵仿制的典范，在整个清王朝陵寝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遗憾的是，咸丰没有亲眼看到自己陵寝的竣工，就在战乱的苦痛中含恨崩逝了。

    这位在晚清历史上被称为“战乱皇帝”的咸丰，一定死不瞑目，孤魂不安。纵观他的一生，实在令人扼腕叹息和万般无奈。咸丰即位不久，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短短数年之后，太平军定都天京（今南京），派兵北伐，逼近天津，大清王朝面临严重危机。此时的咸丰又派僧格林沁、胜保再度镇压北伐太平军，令琦善、向荣率大军围困天京。几年之后，太平军击破清军对天京的包围，整个江南几乎全部落入太平军之手，大清王朝只剩摇晃不定的半壁江山了。

    正在这战火纷飞、硝烟四起、江山摇撼之际，英、法又于咸丰六年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次年攻陷广州。咸丰八年，大沽炮台失陷。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再次攻陷天津。这年的八月初八日，咸丰带领皇子、后妃及部分亲信大臣，仓皇出逃热河行宫。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在北京大肆洗劫并焚烧了举世闻名的圆明园。就在这战火未熄、硝烟未散的局势中，留在京中办理和局的恭亲王奕，秉承咸丰的旨意，与英、法订立了《北京条约》，除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外，同时割让九龙给英国。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七日，悲愤交集的咸丰在忧郁中驾崩于热河行宫，卒年31岁。咸丰崩逝后，其长子载淳继位，年号同治。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咸丰帝的梓宫由热河启程，十月初三日到达京师，并先后安奉于乾清宫、观德殿。同治元年九月九日，咸丰帝的梓宫由京启程运往东陵。由于此时咸丰帝的定陵尚未竣工，只好将梓宫于风水墙外的隆福寺行宫暂安。同治四年八月，定陵主体工程告竣。同年九月二十二日辰时，咸丰帝入葬定陵地宫，合葬地宫的是死后才被册封的皇后萨克达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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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归葬何处的同治帝

    咸丰帝热河驾崩后，由他当时唯一的一个年仅6岁的儿子载淳继承大位，年号同治，第二年（1862年）为同治元年。

    同治即位后，尊封咸丰帝的皇后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徽号“慈安”；尊封自己的生母、贵妃叶赫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徽号“慈禧”。由于慈安居于东宫，慈禧居西宫，历史上又将其称为东、西太后。

    早在咸丰驾崩前的弥留之际，就意识到在他死后，这两个已是皇后和贵妃身份的女人，尤其是叶赫那拉氏，可能会闹出违背祖制的响声来。为了遏制这两个女人干预朝政，咸丰特别在遗诏中宣布，由肃顺等八大臣顾命，以辅佐年幼的皇帝。但令这位先皇出乎意料的是，看上去颇有些自命不凡的肃顺等八大臣，在权力的争夺中，竟一夜间被两个女人击垮，朝中的大权最终还是落在了东、西二宫之手。自此，大清的朝堂上，两宫皇太后开始了以皇帝的名义行使太后职权的“垂帘听政”。同治本人也开始了永无休止的作为傀儡皇帝的政治生涯。

    按照清朝祖制，历代皇帝都是登基后即选陵址、建陵寝，同治登基自然不能例外。但令人费解的怪异事情又出来了，同治当了十几年的皇帝，两宫太后却一直不开口提修建陵寝一事。太后没有恩准，作为傀儡皇帝的同治自然不敢吭声。

    同治十三年（1875年）十二月初五日酉刻，同治因染上梅毒而撒手人寰，年仅19岁。

    同治驾崩后，由于无嗣继位，便由慈禧做主，将慈禧胞妹的儿子、同治的堂弟兼表弟、年仅3岁半的载接入宫中，并很快让其继承大位，年号光绪，第二年（1876年）改元光绪。

    光绪继位后，同治的皇后阿鲁特氏，因慈禧的专横暴虐而深感自己以后处境危艰，前程渺茫，遂于同治去世之后的光绪元年二月二十日，在宫中吞金自杀，卒年22岁。皇后自杀，举朝皆惊，无不为之扼腕痛惜。

    帝后先后崩亡，理应尽快归葬，但由于慈禧的专权，直到此时同治的陵寝尚未建造，帝后的梓宫只好移奉隆福寺暂安。

    由于此前的咸丰帝已葬于东陵，按照清廷祖制，作为儿子的同治理应葬于西陵。但这时权柄在握的慈禧却偏偏不理祖宗那一套规制，反而大行逆道，断然决定在东陵的双山峪为同治建陵。

    光绪元年八月，同治的惠陵开始在双山峪动工兴建，到光绪四年九月建成，建造工程仅用了三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在整个清东陵的皇帝陵寝中，这座陵寝不仅建造时间最短，就其整体规格和质量而言，也是最为低下和次劣的。清东陵五座皇帝陵寝中的最后一座陵寝，就这样匆匆收场了。

    光绪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同治帝、后的梓宫在停放了5年之后，被一同葬入东陵界内的惠陵地宫。

    六十年后的1945年，同治帝后的惠陵被盗掘，皇帝的尸骨被捣毁，而完好如初，身体仍富弹性的皇后阿鲁特氏，衣服被剥光，腹部被剖开，肠子流淌了一地。盗墓者如此惨无人道的做法，竟是为了要得到当年皇后吞于腹中并被致于死命的一点点黄金。上帝无眼，苍天不公，一对生前境遇悲惨的男女，又突遭罹难，实在让后来者欲恨不能，欲哭无泪，为人世竟有这么多的不幸而悲天长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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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安、慈禧定东陵

    去则去矣。虽未彻底万事皆休，但总算得到了暂短的安息。而作为继任的光绪皇帝，此时正受着比同治还要凄惨、还要痛苦不堪的煎熬。在光绪登基直至驾崩的34年中，专横跋扈的慈禧从未提起过给光绪建造陵寝一事。慑于慈禧的淫威，满朝文武，未有一人敢提及此事。与此相反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慈禧对自己的陵寝建造却一刻未忘，同时做出了令人骇怪的举动。

    早在同治五年（1866年），32岁的慈禧就命臣僚、术士赴清东陵陵区为自己和慈安选择陵址。在初选的过程中，有的因水位不良，有的因山势不佳，有的因隔河修御路困难，均未选中。

    到了同治十二年，同治与皇后行完大婚仪式并相继在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后，于三月初恭谒东陵。就在这次恭谒中，同治奉慈禧的旨意，率领臣僚、术士为东、西两宫太后在东陵界内选择的万年吉地做最后勘定。经过几日的勘察，相定一处穴基，认为此地确是“地势雄秀，山川环抱，实乃万古上吉之地”。同治返京后，遂呈陵址蓝图请两宫太后阅示，慈安、慈禧两太后甚是满意。此处有两座后山，原来一座名为平顶山，一座名菩陀山，尊奉慈禧和慈安两太后的旨意，同治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同治以朱笔改平顶山为普祥峪，改菩陀山为菩陀峪。随后打桩立记，拟在普祥峪修建慈安陵，在菩陀峪修建慈禧陵。

    慈禧在实际统治大清王朝近半个世纪里，曾闹出了许多违背祖制的事情，让后人为之揣度猜测，争论不休。但是，在单独建造陵寝这一点上，慈禧却并非首创。开皇后单独建陵之先河的，是康熙五十六年薨逝的顺治帝的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即孝惠章皇后。

    孝惠章皇后14岁入宫，被封为妃，继之被册立为中宫皇后，因不久入宫的董妃董鄂氏艳丽聪慧，颇受顺治的宠爱，孝惠章皇后曾一度遭到冷遇，并差点将皇后的位子让董鄂氏取而代之。她入宫不到7年，董鄂氏撒手人寰，顺治帝也驾崩归天，年仅21岁的孝惠章皇后自此开始了寡居的生活。

    由于康熙的生母于康熙二年就早早地薨逝，年仅10岁的康熙便由孝庄太皇太后、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提携看视，母子之情极为深厚，康熙对这位年轻的皇太后也倍加孝敬。在后来的数十年间，康熙多次陪伴皇太后去热河行宫避暑、五台山进香、拜谒祖陵、外出巡视，母子感情不断地加深。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酉刻，皇太后病逝于宁寿宫，享年77岁。康熙得知皇太后的死讯后，悲恸万分，亲自带病守灵，并降旨要隆重治丧，还坚持为皇太后上谥号为孝惠章皇后。

    在此之前，按照清王朝的祖制，无论皇后死于皇帝之前还是之后，都应葬于皇帝陵内。康熙二十六年，清太宗皇太极的皇后，顺治的生母、康熙朝的孝庄太皇太后薨逝。死前留下遗嘱：“太宗文皇帝安奉已久，卑不动尊，此时未便合葬”，并希望将其葬于东陵，以和儿孙们长期为伴。对于这份遗嘱，康熙极其为难。由于清太宗皇太极的陵寝远在盛京（沈阳），奉运的确不便，康熙又不愿违背太皇太后的遗愿，只好降旨将灵柩暂安奉于清东陵风水墙外的“暂安奉殿”。

    按照祖制，这次孝惠章皇后理应葬入顺治的孝陵地宫，与先皇共安息。但康熙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打破祖制，在孝陵东侧为孝惠章皇后单独修建了一座陵寝，名为孝东陵。康熙为什么要如此安排，一直成为后人争论不休的话题。据清东陵研究者、历史学家徐广源先生推断，康熙的做法可能出于下面两个原因：其一是受孝庄太皇太后遗嘱中“卑不动尊”等语的影响和启示，认为先皇的梓宫已入葬半个多世纪，孝惠章皇后不宜重开已封闭的地宫，葬入孝陵，以卑动尊；其二是数十年来，康熙与孝惠章皇后之间的母子深情，促使他单独为其修建陵寝以示孝敬和报答提携看视之恩。当然，徐广源先生的推断只能算作一家之言，到底真情是否如此，尚需进一步考证。但不管做何推断，孝惠章皇后的孝东陵还是兴建了起来，并于康熙五十七年入葬地宫。自此，孝东陵作为清王朝兴建的第一座皇后陵寝，开创了历代王朝为皇后单独建陵之制。至雍正五年，雍正帝将康熙二十年在东陵建成的专葬妃嫔的“妃衙门”，正式尊奉为妃园寝。整个清东陵形成了皇帝、皇后、妃嫔等各自不同的陵寝。当历史的车轮滚动到慈禧掌权的时代，作为名正言顺的皇太后，为自己建造陵寝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由于清王朝自嘉庆之后，国力大衰，财政屡屡出现赤字，故素以“节俭”为名的道光帝屡次谕示：“以后历代皇主，万年吉地地宫尺丈规模，着遵照慕陵规制。”但慈禧却不管先祖的那一套，她指示建陵的大臣，除了采用慕陵规制外，还要采取众陵之长，臣僚们自是心神领会。后来的事实证明，定东陵仿照慕陵、昭西陵（孝庄皇太后陵，雍正朝建成）之外，还吸收了咸丰帝定陵的长处，其中在地宫的庑殿蓑衣顶用新样城砖灰砌，就显然来自定陵。清初所建的第一座皇后陵——孝东陵，没有下马牌、神道碑亭，以后在清西陵陆续建成的泰东陵、昌西陵、慕东陵等三座皇后陵，也只增加了下马石牌，而未设神道碑亭。但定东陵下马石牌、神道碑亭一应俱全，完全逾越了祖制。可慈禧却不管这些，不仅将地面建筑搞得奢靡豪华，其地宫建筑也独具特色。其雕刻之华美、选料之精良、设计之合理，无不令人惊叹称奇。多少年后，当慈禧地宫正式发掘并对外开放时，人们看到，地宫第一道石门上的枋子带门簪瓦片，其雕刻图案寓意深长。第二道石门铜管扇上的铜门簪，所雕刻的龙凤呈祥的图案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连乾隆的裕陵都没有的排水系统，在此却极为精巧地安设齐备，那七个古钱状的排水沟漏，将地宫积水汇于两条地下龙须沟，而后再顺势注于陵院外的东西马槽沟内，保持了整个地宫的干燥。许多年后，当盗墓者将东陵十几座陵寝打开时，发现几乎每座陵墓的地宫都注有深浅不同的积水，惟定东陵却干燥如初，其原因就是这古钱状的排水系统产生的作用。

    慈禧、慈安两太后的定东陵，自同治十二年八月二十日开始施工，至光绪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同时竣工，历时7年。慈安的普祥峪陵寝用银266.5万余两，慈禧的菩陀峪陵寝用银227万两。两陵除规格相同外，占地面积均为22000多平方米。

    在定东陵建成不到二年的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十一日初更时分，慈安皇太后驾崩了。光绪七年九月十七日卯时，葬于东陵界内的普祥峪定东陵地宫。

    由于慈禧和慈安的两座陵寝并列东西，面南背北，中间只隔一条用于排水的马槽沟。慈安身为东宫太后，却葬在了西面的普祥峪陵寝，而慈禧自然就占据东面的那座菩陀峪陵寝了。东太后西葬，西太后东葬，这个看似颇不在情理的葬制，不免引起后人的迷惑和议论。

    其实，清朝入关并建东陵以来，自顺治的孝惠章皇后独自建陵之后，凡比皇帝晚逝的皇后，都无一例外地单独建造陵寝，并以先皇帝的陵寝之名和自己陵的方位命名。如孝惠章皇后的陵寝在顺治帝孝陵的东侧，就定陵名为孝东陵，其他如“泰东陵”、“昌西陵”、“昭西陵”等陵名，均是以当朝皇帝的陵名加方位而成。因咸丰帝的陵寝称定陵，慈安、慈禧两陵均坐落于定陵东侧，故统称定东陵。因为陵名的确定是以咸丰帝的定陵为中心而不是以整个陵区为中心而得，那么，慈安葬于西边，从地理位置上就更靠近咸丰帝的定陵，而慈禧葬入东边，就相对地距定陵，或者说咸丰帝要远些。因慈安生前的地位一直高于慈禧，这个葬制是合乎情理的。况且皇陵中的神路设施，均按“以次接主”的规制而成，咸丰帝的神路接顺治帝的孝陵神路，而慈安的神路又接咸丰帝的神路，那慈禧的神路又接于慈安的神路之上。由此更可看出，慈安尽管葬在了西边，不但不能说明其地位低下，反而证明她的地位要高贵于慈禧。这也正是决定她葬于西侧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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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陵为何重建

    慈安皇太后死了，慈禧最终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可以无所顾忌地以皇帝的名义颁旨，在圆明园的清漪园旧址之上营建颐和园，同时增葺西苑为自己享乐之用。

    就清王朝当时的经济实力而言，建造这么一个在康乾盛世之时看来不足一提的园林，已经十分吃力了。但国家的动荡不安，经费的严重不足，并没有阻止慈禧一味享乐的念头。她在下旨动用了海军30万两白银的同时，又不惜从朝廷所属衙门大量筹拆银两，终将颐和园建了起来，并准备在园内筹办自己的60大寿。

    令慈禧深为遗憾的是，她那60大寿的隆重庆典尚未举行，中日甲午战争的炮火却已打响。清军节节败退，大清王朝的江山在隆隆的炮火声中颤抖。名义上的一国之主光绪皇帝难以坐稳那把龙椅。在这紧要关头，他不得不大着胆子匆忙下诏，将慈禧的庆辰典礼，改在紫禁城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之事，也即行停办。此后不久，日军进攻威海卫，占据了刘公岛，大清王朝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接下来便是辽东半岛陷落，京畿震惊，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人们已很难记清大清王朝自道光以来签订了多少这样的条约了。本次条约使大清帝国割让台湾及所有附属列岛给日本的同时，又赔偿日本白银二亿两。

    战争的乌云在使大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暂时退去。但普天之下却没有迎来灿烂的阳光，相反的却遭遇了百年罕见的水灾、旱灾、虫灾，数千万灾民在水火交融中无家可归，生死无着。但此时的慈禧却再也不顾国家大量割地赔款、财政极端紧缺的现实，更不顾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之惨痛了，她怀着没能在颐和园举行60庆典的缺憾和多少年后也没有人完全猜测得出的一种极其复杂的心理，毅然颁旨重修她那东陵地界的定东陵。召集天下精工巧匠，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正式重修菩陀峪定东陵，并诏令群臣在重修中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将隆恩殿前的那块丹陛石换掉。

    按清宫规制，丹陛石上的“龙凤戏珠”石雕图案，本应是龙在上，凤在下，象征皇帝为天，皇后为地，天地结合，也就是阴阳结合。世上的万事万物正是在这天地、阴阳的相互依赖、结合中产生的。但正在垂帘听政的慈禧却不管祖制和这来自自然界的道理。她要反其道而行之，诏令臣工一定要将丹陛石雕刻成凤在上，龙在下，以示自己为天，皇帝为地，自己为上，皇帝为下。于是，一块凤在上、龙在下，“凤龙戏珠”的丹陛石浮雕很快刻就，并镶于定东陵的隆恩大殿前最显要之处。

    丹陛石上除了那雕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凌空展翅的翔凤和腾水穿云的蛟龙，在丹陛石最下端的“海水江崖”图案中，还雕刻着一只小小的壁虎，从崖石缝内钻出来，前身微露，两只带有五个爪的前腿伸出，口内吐出一股如意云朵。这只小小的壁虎，在外人看来只不过是一点装饰或点缀，有和无都无碍大局，但慈禧却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念念不忘。因为内行人知道，这只壁虎虽小，其暗含的寓意却甚大。唯鉴于其暗含的重大寓意，清宫才作为一种祖制保持、流传下来。这个隐意的来源于壁虎本身。相传，在清以前的皇宫内曾饲养着许多壁虎，其食物以喂砂为主，3年可养成七八斤重。养成的壁虎被逮杀后，放在阴瓦上烤干，而后磨成细粉，用此粉在皇后、妃嫔脸额处点一点，其色鲜艳而不退。更为奇妙的是，若宫中后、妃有乱宫的男女之事，红点自然消失。故历代王朝又将壁虎命名为“守宫”，并在宫中屡有试验和应用。清朝宫廷虽不再饲养壁虎，但对其“守宫”的声名却深信不疑，故在单独兴建的后、妃陵寝的丹陛石上都暗刻一只壁虎，以为“镇物”。这种雕刻之法，作为清宫的一种祖制保留了下来。至于慈禧面对这个“镇物”，是否想到了有辱她的尊严，或是感到自己葬入地宫后，灵魂真的被镇住而不得自由，因而暴怒异常，也只有她自己才能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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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解释，慈禧对丹陛石上那只小小的壁虎产生了恐惧是肯定的。正因为如此，决定要重修定东陵的慈禧，才下令首先将隆恩殿前的那块丹陛石换掉，重新安设没有壁虎的石雕。

    新改换的丹陛石，长3米，宽1.6米，周边有缠枝莲花、福寿三多图案，中间雕着“凤引龙”形象图。此图依然摒弃了龙凤并排或龙在上、凤在下的雕刻形式，而是凤在上，龙在下，并采用高浮雕加透雕的工艺手法，使图案构思更加新颖，技法更加高超。尤其那龙须、龙爪、凤足、凤冠等十处透雕工艺，使整个图案的立体感得到了进一步升华，龙与凤越发栩栩如生。不仅如此，重修后的陵寝内石雕建筑，无论是栏板、望柱还是抱鼓石，其设计指导思想和雕刻规程，都是把凤置于主要的地位之上，仅隆恩殿周围的汉白玉石栏杆，就用浮雕工艺精刻了96幅龙凤呈祥、水浪浮云图案，每幅图案，都是彩凤在前展翅飞翔，又回首顾盼。蛟龙在后面张嘴奋须，紧紧相随。大殿周围67根望柱上，柱头雕刻打破其他帝后陵龙凤相间的排列顺序，全部雕成凤柱头，而将龙改雕在柱身上，柱身两侧各一条。飞龙昂首向上，仰望着柱头上的翔凤，表现着慈禧势压同治、光绪两朝的非凡权威。

    尤其令人望而兴叹的是，重修后的隆恩殿及东西配殿，其工艺高超，规模庞大，豪华富丽，用料精致因而是靡费惊人，不仅超越了清朝历代祖陵，就连明、清两朝24代皇帝居住的紫禁城，也没有如此奢华。清宫祖制规定，凡帝后陵的隆恩殿内，只许在4根明柱上贴金，做缠枝莲花或盘龙行云状。哪怕是代表着皇权神威，帝王登基时受百官朝拜的紫禁城内的金銮殿（太和殿），也只有6根贴金明柱。但在慈禧陵三殿内外，却有64根金柱傲然矗立。这些金柱还不是一般的表示性的贴金，而是用铜做成半立体镂刻的盘龙，铜上鎏金，光华四射，闪闪耀目。尤其是在立体状的龙头上安装了带有弹簧的龙须。这龙须借助空气的流通，自行来回摆动，如群龙低吟，妙不可言。人们在惊愕慈禧奢华靡费的同时，又不能不对工艺设计者们那富有灵性的天才杰作表示叹服和崇敬。

    三殿的彩画，也由以往的旋子彩画改成等级最高的金龙和玺彩画。这些彩画，不披麻，不挂灰，也不用其他颜色，而是直接在黄花梨木上沥粉贴金。因为重修后的三殿梁架，已全部改用名贵的黄花梨木。黄花梨木名海南檀，木质坚硬，纹理细腻，防火耐腐，为木料中上品。在这样的上品木料上贴金，更显得豪华壮美，气度非凡。隆恩殿栏板上138组“凤引龙”的绚丽的彩画，使人产生天在旋、地在转、宇宙万物在永恒运动的苍茫之感。

    名义上的重修，此时已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重建，慈禧诏命原三大殿全部拆除，原材料一律不许迁就使用，一切重新开始。故陵寝三大殿，外墙全部采用山东临清特制的澄浆城砖。这类砖无不精工细做，磨砖对缝，干摆灌浆，致使墙面光洁平整，坚固异常。大殿的内壁更为别致高雅，那镶嵌着大小30块雕砖贴金的墙面，通体达237平方米。每面墙的中心墙壁上，都雕刻着“五福捧寿”、“四角盘长”、“（万）字不到头”等花纹。其中“五福捧寿”为五只展翅向中心飞翔的蝙蝠，围绕着一个几何纹的变形“寿”字，其名称当是以物而取，或以名附物而做成。“四角盘长”为取其盘长绶带，连绵不断之意，寓吉祥如意。那“（万）字不到头”当是取富贵永远，永无止境之意。所有雕砖外围，均饰以蔓草莲花和珠文，凡凸起的花纹，全用赤金叶子贴饰，底部略衬黄金，达到了赤黄二金，交相辉映，浑然一体，光彩夺目的艺术效果。这一金光灿烂的贴金雕花墙，仅贴金一项就用掉黄金四千五百多两，其奢靡之至，由此可见一斑。

    慈禧的菩陀峪定东陵自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兴工重建，历时14年，直到慈禧崩亡前不久，始得完竣。其整体工艺水平、豪华程度，为中国明、清两朝24代帝后陵寝之最。当这座独一无二的辉煌陵寝竣工的信息，通过朝臣奏于慈禧时，躺在病榻上已病入膏肓，行将归天的慈禧，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喜色，内心极其欣慰。这次总算在形式上大大地超过了慈安，并让这位自己生前死去的对手无可奈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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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落入绝龙峪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傍晚）酉刻，年仅38岁的光绪皇帝驾崩于西苑南海中的瀛台。

    关于光绪帝之死，传言很多，但不管光绪是由于自然病亡还是被谋害而死，他作为清朝历史上最具悲剧特色的皇帝却是事实。当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大清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军攻占威海卫后，慈禧等当朝执政者为挽取苟安之残局，遂强行决定，与日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自亲政以来，逐渐怀有“励精图治”之志的光绪，有感于丧师失土的莫大耻辱，悲愤至极，禁不住声泪俱下。也正是在这场不平等战争中，光绪才沉痛而清楚地认识到“国势艰难”而“殷忧危之”。因此，当他在首次得到康有为的变法奏书后，引起了自己强烈的思想共鸣，禁不住“览而喜之”，遂下定了变法求新，以图自强的决心。晚清的历史进展到此处，标志着光绪与慈禧往日那微妙关系的正式破裂，整个朝廷中的“维新派”和“保守派”之间充满了无法调和的矛盾和危机四伏的杀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以当朝天子的威望和锐气，毅然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革新。许多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以无比感奋的心情和对未来充满的美好憧憬，立即投入到这场变革之中。遗憾的是，历史没有让人看到这场伟大变革的成果，而是留下了一个极为悲惨的结局：即在光绪颁诏百日之后的八月初六日，正在紫禁城中和殿阅览奏文的光绪帝，被慈禧派来的一群太监和一队“荣禄之兵”，押至西苑南海瀛台囚禁起来。变革中的前卫人士康有为、谭嗣同等人，逃的逃，死的死。这场清代历史上最后一次企图通过内部变革而拯救自己于危难之中的机会又失去了。

    又过了十年，光绪在囚禁之地——瀛台孤单地死去，由慈禧在最后的弥留之际亲选的年仅3岁的溥仪继位，是为大清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建元宣统。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光绪登基直至驾崩长达34年的岁月里，不但一生竭力倡导的改革事业未能成就，图谋报国的壮志未竟，就连自己的陵寝也未兴建。直到他驾崩后，才由他的异母弟、新登基的宣统皇帝溥仪之父、醇亲王载沣派人在西陵界内找了一块叫绝龙峪的地方，兴建了清王朝统治时期最后的一座皇帝陵寝，并于五年后的民国二年（1913年）将其草草安葬。光绪帝倒霉至此，醇亲王愚蠢至此，已无复加。生前的哀婉凄惨身陷囹圄总算过去，但死后以真龙天子之身，又落到绝龙峪中，可知他的孤魂该是怎样的忧愤与悲惨，可见大清王朝确也是命当该绝了。而当大清王朝正式宣告灭亡时，已驾崩3年的光绪皇帝，那硬邦邦的尸体还躺在紫禁城一间漆黑的屋子里。

    与光绪不同的是，那位一生都在恃宠专权，作威作福的慈禧，生前享尽人间荣耀与辉煌，死后更是气派非凡，华贵异常。在她崩亡24天后的十一月十六日，慈禧的“佛体”入殓于棺椁之中。伴她放进棺椁的还有大量金银珠宝和其生前喜爱的宠物，整个棺椁造价昂贵，豪华无比。其木料均取自云南的深山老林，只是这些木材的运费就耗银数十万两。当棺椁成型后，先用100匹高丽布缠裹衬垫，然后再反复油漆49次，始装殓慈禧尸骨。

    从慈禧崩亡到棺椁抵达东陵，其间将近折腾了一年，最后总算于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初四日巳时，将棺椁葬入菩陀峪定东陵地宫。整个殡葬共耗费白银达120多万两，为大清历代帝王后妃葬礼之最。这个女人假如死后有知，她应该含笑九泉了。

    正当慈禧躺在华贵舒适的地宫里，任凭幽灵自在穿行，并为她生前死后的无上“荣耀”而志得意满、沾沾自喜时，她没有想到，辉煌夺目的紫禁城已进入大清帝国日落后的黄昏，光芒灿烂的昌瑞山，也将很快王气不再，并进入一代王朝彻底衰败的暮色之中。更令她难以想象的是，此时，在她生前统辖的河南省永城县一个20岁的乡村青年，已走出贫困的故乡四处寻找发迹的机会，并于19年后率领手下的军队盗掘了清东陵，在大掠其财的同时，又将她本人特别“关照”地抛尸棺外，大加污辱。

    这个青年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盗陵将军——孙殿英。

    注释：

    【1】客土：未被人畜踩过，质地洁净，颜色纯正、细腻无砂，而且必须采自陵区之外的土壤，用于建筑皇家陵寝，以示尊敬。每年清明节行敷土礼（上坟添土的仪式），亦是用工部精选的客土，祭陵时皇帝与随行官员都得套上事先准备的黄缎袜套，以免秽污了宝顶原有之客土。如果一时疏忽，忘记穿好黄缎袜套就踏上宝顶，将被视为大不敬之罪，招致杀身之祸。

    【2】暂安奉殿是一座重檐庑殿顶建筑，原为紫禁城内刚落成的慈宁宫东边的五间大殿，太皇太后孝庄屡称其美，未及久居即薨逝，玄烨乃拆迁其材料至清东陵重建，作为祖母停灵之处，达三十七年之久。孝庄是顺治皇帝福临之生母，其梓宫不管停放在东陵内任何地点，都卑于昌瑞山主峰下的孝陵，与她的辈分不相宜，且古代以左为尊，又考虑到地理条件等因素，故选择在风水墙外、大红门东侧处营建该殿。

    【3】龙须沟：地宫内向外排水的暗沟，自道光皇帝慕陵开始设置。清代皇家陵寝依山而建，又修筑了许多高台、泊岸（又称驳岸，旱地上高低不同地段临界处砌筑的墙体），层层加高，使前后地面落差增大。后部的地宫虽深在地下，但地宫内的地面比陵院前的地面还高。古代建筑师就利用这个特点，在地宫下面修筑两条暗沟，左右延伸到地宫外，形如龙须，故名。地宫内各券堂均可在适当位置的地面或墙根留有一些漏水孔眼，与龙须沟上下相通，将渗入的山泉导引出去，避免积水淹棺泡尸之虞。凿于地面上的漏水孔眼称为龙须沟眼，呈圆形古钱状的又称为古老钱或轱辘钱眼；凿在墙壁脚下的称为鱼门洞或云洞。龙须沟眼有一定配额，皇帝的地宫为七对，皇后的地宫为三对，妃的地宫为两对，嫔的地宫为一对，常在、答应等砖池则不设。

    【4】丹陛石：或称丹阶石、丹墀石、御路石。“丹陛”是古代宫殿台基之前的踏跺，漆为红色以示尊贵，故名。其中间的道路不作阶梯状供行走，而是斜铺一方雕有龙凤等图案之长条巨石，具有装饰功用。

    【5】海水江崖：又称八宝立水、八宝平水。皇帝朝服或吉服下襟的装饰图案，寓“江山一统，山河版图”之意，亦可援用于皇家的其他装饰艺术上。立水与平水显示了早晚期的造型变化。清初多为平水，水浪波涛汹涌，起伏较大。至雍正、乾隆朝时，渐变为五色退晕（由浅至深，多层叠晕）的曲线斜纹图案化立水；同治、光绪朝时，立水纹斜线越益简单，退晕层次越少，立水图案所占的面积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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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孙殿英的前世今生

    ◎从流浪少年到机枪连长

    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正当举国上下为当朝皇帝的大婚奔走相告时，在河南省永城县西杨楼村的一间四面透风的土屋里，一个婴儿降生了。这个婴儿就是几十年后家喻户晓的盗陵将军孙殿英。

    永城位于河南省最东部，和安徽省毗邻，地处淮河支流涡河、沱河两条河流的上游，西南紧邻安徽省的亳州，是一个极其贫瘠易涝的苦地方。孙殿英的父母原住在永城县小马牧集孙庄，因家境贫寒，就搬到西杨楼村，依靠他岳父母家的二亩薄地苦度苍生。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孙殿英降生了。

    面对这个婴儿的降生，几乎所有的村民都未当做一回事，只以为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位苦命的生灵而已。只是忽然有一天，一个云游四方的算卦先生来到西杨楼村，围着孙殿英外祖母家的房前屋后转了几圈，声言自己看到一团黑雾笼罩了整个房舍，房舍之中有几道金光哧哧上蹿，由此断定必有黑龙降生于此。孙殿英的外祖母本是个极爱信神弄鬼的老婆子，听到风声，急忙将算卦先生请于家中饭菜伺候，意在打听这个新生婴儿的吉凶祸福。只见这先生长衫掩体，白发飘洒，面色红润，眼神清爽，确有些仙风道骨的模样。他在酒足饭饱之后，让人将孙殿英抱出屋来当面相看。老先生手捧茶碗，对着婴儿的面部端详一番，示意抱回，然后坐在凳子上神情严肃，一言不发。

    孙殿英的外祖母及前来瞧热闹的本姓亲族长辈，望着老先生肃穆的表情，有些恐慌地问：“先生看孩子的命相咋样？”

    “恭喜老大姐，此子前途无量，以老朽之见，这孩子日后从文可官至督抚，为武可做将军，经商可聚百万资财。”老先生不慌不忙，胸有成竹地答。

    周围的人听罢喜不自禁，孙殿英的外祖母半信半疑地说：“甭说当什么督抚、将军，发财百万了，只要这小子日后能挣个温饱，娶上个媳妇就中。”

    众人大笑，老先生依然面带严肃地说道：“老姐姐甭疑，老夫说的话30年后可以应验。”

    众人和孙殿英的外祖母都未反过神来，老先生已经出门，老太婆急忙追将出来恳求道：“烦劳先生给孩子取个名字吧。”

    老先生停住脚步，从怀中掏出一张折叠的纸条说道：“都在上边了，老姐姐看中不中？”说罢，转身消失于门外的旷野田畴之中。

    老太婆回屋将纸条展开，只见上面写着：“此子乳名金贵，名殿英，字魁元，意为金殿之上可夺魁元，事业成时，当好自为之。”众人看罢，且惊且喜。只见一年轻的后生顿悟似地大声道：“刚才老先生的话我懂了，天下最富贵的人是皇帝，富贵到了不可言的时候，就是命中要做皇帝了。这孩子的仇人就是，就是……”众人听到这里，恍然大悟，接着是惊恐万状，脸无血色。孙殿英的外祖母上前一把捂住了这个年轻后生的嘴，战战兢兢地喊道：“你这千刀万剐的畜生，难道想抄家灭亡门不成？！”

    族人们听罢，如晴天霹雳，一顿乱棍将年轻后生打了个半死，并言明，老先生今日所说的胡言乱语，任何人不得漏出一字半句，倘有违背，族法论处。自此，老先生的话没人敢于重提，孙殿英外祖母家又风平浪静，并无半点风声传出。只是到了30年后，孙殿英以军长的身份，率部盗掘了清东陵，消息传到河南老家后，那算卦老先生当年的话才又被重新提起，并广为流传。不过，这时候已经没有人担心抄家灭门了。

    不管这算卦先生的话是真是假，孙殿英的出生，在给这个家庭增加了希望与欢乐的同时，也增加了一份忧愁。因为这孙殿英的父亲孙玉林虽说是个农民，但却不愿下死力气耕地种田，整日游手好闲，东窜西逛，弄得家中一贫如洗，难以生活。老岳母虽多次提出警告，但孙玉林依然旧习不改，整日偷鸡摸狗，混吃赖账，还不时找茬跟岳母大吵大闹，没用几年，就把年老体迈的岳母活活气死。苏姓家族见孙玉林如此可恶，便在族长的指示下，暗中组织了几个青壮小伙子将孙玉林捉住，狠狠地揍了一番，以示严厉警告。孙玉林不但未听警告，反而暴怒异常，他趁人不注意，找来一把切菜刀，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将一个殴打他的壮汉几刀劈死。西杨楼村几天之内出了两条人命，瞬间轰动了四方八镇。孙玉林不久便被官差捉拿，押解县城衙门，后被枭首示众，算是死于非命。

    外祖母被父亲气死，父亲被县衙枭首，好端端的一个家只剩孤儿寡母艰难度日了。在孙殿英长到7岁的那一年，他的母亲不顾家境贫寒，咬紧牙关东取西求，总算凑了几个钱，将儿子送进本村私塾，拜老儒生张景泰为师读书识字，以求日后出人头地，飞黄腾达。想不到这孙殿英天生顽劣，难以教化，不仅自己不好好读书识字，反而经常和同学打架斗殴，惹是生非，因之也就不断招致老先生的惩罚。一次，孙殿英又无故向一同学挑衅，并将对方的鼻骨一木棍打断。老先生闻知，狠狠地将他教训了一顿。孙殿英恼羞成怒，同他父亲当年杀人一样，小小年纪的他又选择了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把火将学堂烧了个精光。儒生张景泰在一阵呼天抢地的悲嚎后，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将孙殿英逐出学堂，永不收留。其实老儒生已用不着开除孙殿英，因为学堂已荡然无存，是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孙殿英短短的读书生涯就这样草草地了结了，自此再也没有进过学堂读书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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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不单行，孙殿英被赶出学堂不久，又不幸染上了天花，因无钱医治，只好听天由命。也算他命不当绝，在连续昏迷了三天三夜之后，终于又睁开了眼睛，从阴界返回了阳间。只是自此那黑黝黝的脸蛋上，落了一脸的麻坑，而后“孙大麻子”的名号便与他紧随一生。

    劫后余生的孙殿英母子眼看在西杨楼村搞得灰头土脸，四邻皆恶，感到无法再混将下去，便返回小马牧集孙庄老家，整日靠乞讨拾柴，艰难维生。在这段日子里，母子俩尝尽了人间的辛苦，看够了四邻八舍的白眼冷面。家庭的不幸和生活的艰难，给少年孙殿英带来心灵创伤的同时，也为他塑造了复杂多变的性格。

    孙殿英长到十三四岁时，因在家闲闷，便经常跑到马牧集镇游荡，并结交了一些顽劣少年。闲来无事，他们就集聚在一起掷钱赌博。孙殿英长到16岁之后，对社会现实已有认识。经过反复权衡，认为自己别无所长，只有靠赌博为业。但既想立志以赌为业，就必须精于此术。主意已定，他就托人说情拜当时的赌场名将、嵩县的曹洛川为师。当孙殿英到了20岁时，觉得自己可以在赌场上呼风唤雨，叱咤风云了，便告别了师傅曹洛川，独自一人到各地闯荡。直到孙殿英当了师长、军长之后，他的办公桌上还时常摆着麻将牌、天九牌和骰子等赌具，就像猎人对于猎枪、烟鬼对于烟枪、侠客对于佩剑一样，形影不离，爱不释手。

    孙殿英凭着一身赌博的绝技和结交四方朋友的豪情，自认为走遍江湖，无可阻挡了。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他22岁那一年的宣阳庙会的聚赌中，却突然遭到警察的围捕。孙殿英锒铛入狱，一关就是3个多月。在狱中，他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有任凭狱卒的折磨和污辱，往日的豪气与霸气一扫而光。也就是这次入狱，他又意外地结交了同一监号的豫西绿林人物焦文典。这位见多识广的绿林好汉，见孙殿英颇有一番英雄气概，便劝他弃赌从戎——这是孙殿英人生旅途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当他走出监狱后，四处寻找当兵的机会。不久，经人介绍，他到河南毅军统领姜桂题部队当了一名普通士兵。

    毅军纪律严明，是不许赌博和吸食鸦片品的，开始时孙殿英还有所收敛，但时间一长，也就渐渐麻痹放肆起来，有几次竟公开聚众赌博。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终于被毅军统领姜桂题得知，并立即下令将孙殿英捕获，按军纪狠狠打了40军棍。孙殿英初出茅庐就遭此责打羞辱，心中悲愤不平，一气之下开了小差，跑到豫西各县，又过起了原来那游荡不定，居无定所的赌博生活。就在这不断的游荡中，孙殿英又从黑道朋友那里学了一手发财本领，那就是制毒和贩毒。

    由于他在贩运毒品中结识了河南省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的官佐，通过这位官佐的介绍，他很快入丁香玲部当了一名小副官。这陆军混成团属地方军队，自比不得当年的毅军，而丁香玲乃一典型的地方军阀，属贪财忘义之辈，更无法和毅军统领姜桂题相提并论。孙殿英瞅准了这个天下大乱的机会，在揣摸到了丁香玲贪财好色的性格的同时，便串通官佐一起向丁香玲献计，以筹备军饷的幌子提出制毒、贩毒一事。丁香玲一听有钱可赚，有财可发，当即批准，并让孙殿英全盘负责制造和贩运事务。孙殿英凭着自己特有的聪明，制出了一种别具特色的海洛因“红丸”，并用白布袋包装，袋上印着绿色飞鹰商标，名曰“靛英牌”。这种毒品由于劲大力足，价格适当，很受买主欢迎。

    丁香玲见孙殿英如此聪明能干，备加欣赏，很快将其提升为排长，接着又晋升为机枪连长。孙殿英在丁香玲部由一名小小的副官，成了颇具实力的机枪连长。由于他制造的毒品烈性十足，对人体的危害极大，本来就混乱一团的社会治安状况，由于毒品的渗入，犯罪者猛增，社会秩序更加混乱不堪。在这种态势下，当时主持河南等地军政大权的军阀吴佩孚，于1922年秋曾严令缉捕制毒犯孙殿英，希冀以此堵塞毒品来源。但孙殿英早已今非昔比，他已羽翼渐丰，手眼通天。经过层层或明或暗的关系，他将自己保护匿藏起来，一代枭雄吴佩孚也对这个小小的连长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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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庙道会的神坛

    正当孙殿英在黑白两道大显身手时，一位世外高人指点孙殿英，要想成就更大的事业，就必须要举起一种宗教或一个宗教式主义的大旗，创立自己的嫡系武装力量，若一味地依附权势，狐假虎威，终不能成为气候。有鉴于此，孙殿英很快拜了“上仙庙道会”领袖张明远的大徒弟李老喜为师父，称张明远为师爷，并与后来盛行于豫中地区的“新庙”创始人朱金刚结为师兄弟。孙殿英凭着自己一连之长的身份，初一入会就取得了极高的辈分和地位，这为他日后控制庙道会的信徒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上仙庙道会属于道教的一个分支，源起于四川峨眉山，由刘廷芳再创于豫西。当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光绪皇帝力求变法之时，刘廷芳见天下大乱之际，立即号令众道徒秘密打造枪甲准备谋反。由于组织不严，被人告发，刘廷芳谋反不成，便被清政府逮捕，以谋反罪被凌迟处死。

    孙殿英加入后，凭借其装神弄鬼的手段，不久，他便当上了庙会道的头目，收了不少徒子徒孙。但加入庙道会并夺取地位和声望，只是一种图谋大业的工具和手段，并不是他追求的目的，他所追求的是这个庙道会无法给予的权势和地位。于是，孙殿英仍以机枪连长的身份，或明或暗地扩充、发展、培植自己的私人武装。凡他所提拔任用的班长、排长，大多要先入庙道会，或成为师兄师弟，或成为忠实弟子。这样他的部队除了军队明显的上下级关系之外，又多了一种无形的迷信色彩和威慑力量，更有了一种凝聚力和亲和力。

    一次，孙殿英聚赌，强抢同僚妻，为丁香玲所不容，遂召集全连人马，当夜匆匆拉上了嵩山、太室、少室一带的山林之中，脱离了丁香玲部。丁香玲当即呈报河南省督军，要求通令缉拿孙殿英，同时派手下部队进山追剿，但迟迟未有结果。

    河南督军万选才经过再三考虑，终于做出改剿为抚的决定。万选才本人原也是土匪出身，后经招安当上了团长、旅长、师长，直至混到河南省督军这一全省最具实力的位置。由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万选才对土匪们的心理及目的很是清楚，只要真心许以高官厚禄，没有不为之动心而接受招安的。于是，他派出河南省参议员李啸澜前往嵩山招安孙殿英，并以营长相许。孙殿英听说自己能当营长，当即慨然应允，下山接受招安，并被暂编于河南督军手下的第五旅，受旅长憨玉琨节制。

    孙殿英虽由连长晋升营长，所部匪徒也成为政府的正式军队，但多年养成的匪性，使他和手下的弟兄军纪败坏，声名狼藉，很难和憨玉琨部融在一起。孙殿英的顶头上司侯邦杰更不把这个由匪变兵的赌棍孙大麻子放在眼里，总是对孙殿英本人及手下弟兄傲慢无情，处处刁难，事事挑剔，并三令五申予以严词痛斥。而旅长憨玉琨对这位麻脸营长也极不信任，极不尊重，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揭其老底，使孙殿英极为尴尬和痛苦。在这种上下夹击排挤下，孙殿英觉得如此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缩手缩脚地生活，倒不如干脆当个土匪王痛快。想到这里，他满含悲愤地又串通部下军官，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悄悄地把一营队伍和兵器拉上南阳一带的伏牛山中，重新操起旧业，落草为寇了。

    民国十年（1921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打响，憨玉琨部由直系军阀的实力人物吴佩孚改编为第27师，憨玉琨晋升师长之职，驻防洛阳，势力大为扩大。成为师长的憨玉琨就职后，声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荡平洛阳周围的土匪流寇之窝点，而孙殿英首当其冲。面对新的政治格局和军事形势，孙殿英知道自己无力和憨玉琨抗衡，甚至连周旋的余地都极小，为保全自己的实力，不致被憨部吃掉，只好认错知悔，向憨玉琨表示臣服。在一番托人求情、行贿之后，孙殿英再次归顺憨玉琨部，并被改编为一个独立团。孙殿英因祸得福，又从营长升为团长。

    民国十二年（1923年），直奉大战再起，在吴佩孚亲临山海关前线督战、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直军即将全面溃败之际，孙殿英也趁机发动兵变。他同丁香玲部的一个骑兵连兵合一处，在洛阳四周攻城略地，大力收编地方民团和各地庙道信徒，一时声势颇大。憨玉琨无可奈何，只好打电报告知在山海关前线准备指挥直军全面反攻奉军的吴佩孚。但这时冯玉祥倒戈已成，北京政变已经发生，奉军大军压境，怎顾得了孙殿英政变一事。吴佩孚在气恼之中，只好电令憨玉琨守住洛阳，见机行事。孙殿英在势力进一步扩大后，便自封为独立旅旅长，离开洛阳周边，率部窜往豫、鄂两省边界自由活动。

    民国十四年（1925年），进关后的奉军首领张作霖又与吴佩孚携手，准备进攻冯玉祥部。孙殿英则趁机率部由南阳、西平一带窜往信阳，再沿豫皖两省交界地带东下，一路招兵抢粮，掠财争色，人数由原来的一、二千人猛增到五、六千人，声势越发浩大。驻防洛阳的憨玉琨见孙殿英一天天发展壮大起来，遂派人前往表示亲近和拉拢。当奉系的张作霖和直系的吴佩孚再度联手开始对付冯玉祥时，憨玉琨与驻守河南的冯玉祥手下将领胡景翼部首先接火，开始激战。憨玉琨为扩大自己的实力，又将孙殿英收编到自己麾下，并任命其为第五混成旅旅长，孙殿英的旅长算是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号。意想不到的是，憨、胡大战的结果，憨玉琨败北，胡景翼获胜。孙殿英眼看局势对自己不妙，马上改投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三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叶荃部下做了个旅长。时间不长，国民军第三军奉冯玉祥之命，由豫开赴陕西。孙殿英深知自己不是冯玉祥部的嫡系，一旦远离家乡，必然受到掣肘，难再发展和周旋，甚至只能任人宰割。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孙殿英在即将进入陕西境内时，突然在一个深夜率部悄悄地脱离了国民第三军，又在豫西一带自由活动起来了。

    当孙殿英带着这支亦兵亦匪的队伍四处游荡时，不知不觉来到了清末著名毅军将领姜桂题的家乡——安徽省亳州。孙殿英想起了姜桂题，就想起了自己生平第一次投毅军当士兵时，那所受40军棍的耻辱。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要恩怨分明，有恩当报，有恨当雪，尽管姜桂题已经故亡，但他的公馆还在，他的家属亲信还在，当年40军棍之耻今日不雪，更待何时？想到这里，孙殿英下令全旅官兵，要不惜一切代价攻陷亳州，只要亳州城破，官兵可随意行动，财宝、女人皆可随便抢掠。

    亳州城尽管护守甚严，但在官兵匪众的猛烈攻击下，瞬间崩溃。孙殿英率部如同饿虎扑食一般冲入城中，大肆抢掠。孙殿英部在亳州大肆劫掠、奸淫的消息，很快被逃亡的亳州守兵报知河南省新任督军张福来和安徽省督军齐燮元。两位督军闻听大怒，分别调派20个营，总共40个营的重兵急驰亳州，并将孙殿英部重重包围起来。但孙殿英面对显然是无力抵抗的险局，经验告诉他，绑架人质借以脱险是最为有效的办法。于是，他下令官兵在城内绑架了包括姜氏家族在内的富商大户共200多人，押于城墙之上让敌军观看，同时扬言，如果城外放一枪，城内就杀一人，以此作为要挟。孙殿英的这一毒计果然生效，城外虽有40个营的重兵包围，但始终不敢强行攻城。双方僵持了近20天后，终于达成一条协议，对方愿让开一条生路让孙殿英率部逃走，但不得再在安徽、河南地界活动，至于逃往何处，由孙殿英自己选择。

    孙殿英离开了河南来到山东曹州，立足未稳，便有绰号“红孩儿”的匪首刘月亭率众来投。不久，又有直军残部谭温江（号淞艇）主动归顺。这谭温江原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先在吴佩孚部下为军官，后吴佩孚兵败，一时无人投靠，见孙殿英来此，便决定投靠孙殿英。从此，孙殿英军势猛增，士气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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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靠“狗肉将军”张宗昌

    孙殿英进驻山东曹州后，面对日渐兴旺的军势，在高兴之余又增加了几分忧虑。他觉得自己虽然号称一旅之长，但毕竟不是一名正规军人出身，所率部下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匪气十足，尤其是亳州事件，已使自己这支部队声名狼藉，遭人唾厌。若这样一味地折腾下去，很难成就大的事业，即使自己势力再大，世人仍当作一股流寇看待。想到这里，他决定要整饬军队，严格要求，严格训练，使自己的队伍朝着正规军的方向发展，力争做到驰骋于疆场而能胜，进驻于领地而能安，彻底改变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不久，他在当地请了一位原保定军官讲武堂毕业的退休军人冯养田来做自己的参谋长，以整顿军纪。冯养田不负厚望，一上任，就对孙殿英的队伍，从军官、士兵到军需杂物，都给予严格的要求和训练，使之一切行动都合乎正规军校的操典规范。冯养田不愧为名牌军官学校的高材生，不到几个月的时间，所训军队素质大变，军容风纪整饬一新，赢得了当地百姓和同行的称赞。一时孙殿英军队的声望鹊起，远远高于附近的其他驻军。

    孙殿英看到自己的军队有了如此的美名，自是欣喜万分，索性又在曹州地方高薪聘请了一位名叫梁朗先的饱学之士，作为自己的秘书长。这梁朗先原为一没落举人，前清翰林院庶吉士，由于受到同僚的排挤而回故乡曹州府隐居，并以借教私塾和替人相风看水维持生活。就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同样以算卦、相风看水为生的落魄文人韩虔古。当梁朗先被聘为孙殿英的秘书长时，韩虔古早已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下、直鲁联军总司令兼山东省督军张宗昌聘为参谋长了。孙殿英初来山东，正想寻找靠山，设法巴结张宗昌而苦于无门，想不到大路却豁然摆在了面前。当他得知自己的秘书长与张宗昌的参谋长是至交时，欣喜若狂，当即让梁朗先通过韩虔古的关系，向张宗昌引荐自己。梁朗先既做了孙殿英的秘书长，自然是遵命照办，答应一试。

    张宗昌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二月二十三日生于山东掖县祝家村。由于家乡连年遭受荒旱，他18岁时便怀着吃顿饱饭的欲望告别故乡，闯荡关东，先在海参崴一带打工，后落草为寇，成了一名土匪小首领。

    辛亥革命后，他率二百多匪众，投北洋军阀冯国璋，由骑兵团长升至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奉命进入江西驻守。不料江西督军陈光远惧怕这头睡在榻侧的“野狮”，便投其所好，选来一江湖美女给张宗昌为妾。张宗昌不知是计，整日沉溺于女色之中，不久就被陈光远在一个深夜将其部下一万多人缴械改编。张宗昌孤身一人逃出江西，先到北京，这时的冯国璋已下台，靠山失去，只有改投靠直系军阀曹锟，谁知此事又被吴佩孚中途搅散，投曹锟未成。

    张宗昌走投无路，只有折回东北投靠奉系军阀张作霖。同是土匪出身的张作霖，见张宗昌甚是可怜，如今穷途来归，又是一个可用之才，便让他当了宪兵营的营长，归宪兵司令陈兴亚指挥。

    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原吉林省督军孟思远联合他的外甥高士傧（原吉林省驻军的一名师长）并策动旧部“山林游击队”司令卢永贵起事反奉。在奉直两军在榆关对峙的关键时刻，突然宣布独立，并通电推举高士傧为奉吉黑三省讨逆军总司令，带领所部两千余人和临时收编的两股“红胡子”土匪，将中东路五站的奉军驻守军包围缴械，打算再由绥芬乘火车向西，一鼓作气冲到哈尔滨。

    其时，张作霖正在天津附近的军粮城指挥作战，得报有此不测之变，又一时无法抽调兵力应付，便想起了驻扎在哈尔滨的张宗昌，命令其迅速攻打兵变的高士傧、卢永贵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