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 汉武帝的三张面孔（二十八）罪己诏书 的, 羊, 百家讲坛, 汉武帝, 罪己诏

帝王脸谱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也就是巫蛊之祸发生之后的两年。汉武帝的一位重要国务助理桑弘羊，给汉武帝提了一个建议，一个关于国家拓张的建议。在西域地区的天山南麓，有一个地方叫轮台，这个地方是汉朝势力向外渗透的边缘前哨，也是整个西域地区的交通枢纽地带。

      桑弘羊就建议，要往这个地方派驻军队，兴建军事设施，并且移民垦田，达到什么作用呢？一来加强对西域诸国的威慑。第二，对匈奴形成更大的压力。这一次桑弘羊的建议被汉武帝给否定了。

      汉武帝不仅否定了桑弘羊的这个建议，而且，还趁这个机会下了一道诏书，对以往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以往的国策，对以往的政策路线做了一次深刻的反思，这就是我们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

      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二十八集《罪己诏书》，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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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也就是巫蛊之祸发生之后的两年。汉武帝的一位重要国务助理桑弘羊，给汉武帝提了一个建议，一个关于国家拓张的建议。在西域地区的天山南麓，有一个地方叫轮台，这个地方是汉朝势力向外渗透的边缘前哨，也是整个西域地区的交通枢纽地带。

      桑弘羊就建议，要往这个地方派驻军队，兴建军事设施，并且移民垦田，达到什么作用呢？一来加强对西域诸国的威慑。第二，对匈奴形成更大的压力。这一次桑弘羊的建议被汉武帝给否定了。

      汉武帝不仅否定了桑弘羊的这个建议，而且，还趁这个机会下了一道诏书，对以往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以往的国策，对以往的政策路线做了一次深刻的反思，这就是我们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

      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二十八集《罪己诏书》，敬请关注。

　　关于汉武帝的这一次自我反省，司马迁并没有记载，让我们觉得《史记》里面的汉武帝好像缺了几笔，留有遗憾；班固和司马光对罪己诏都有记述，但是却有很大的不同，《汉书》中的罪己诏让我们觉得有些名不副实，汉武帝说汉朝走到这一步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各级官员都有责任；《资治通鉴》的记载却重点是说汉武帝的自我检讨，而没有在别人身上找原因；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发布罪己诏呢？要调整国策其实也是可以留给后人去做，汉武帝为什么一定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做这样一件事呢？

     汉武帝晚年面临许多一系列危机。促使他晚年做了两件重要大事，一是调整国策，一是绐原太子平反。为什么呢?先看第一个调整国策，先看看晚年汉武帝面临的间题。汉武帝常年征战，百姓负担沉重，苦不堪言，出现过两次危机，关东曾出现两百万流民，“大兵之后，必有凶年。”百姓吃上饭，原因一条就是大量的劳动力到了战场上，留在农田上的就少了。另一方面，为了应付官府要求，税收降不下来。百姓在本地活不下去，就纷纷流亡。

     这是第一次重大危机，在前99年，第二件事出现。还有更胆大的百姓武装起来反抗官府。这个危机就更加严重。在天汉二年时出现这个情况，班固总结为“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许多地方有盗贼，把交通要道切断，官军也无法来往。他们还掠夺民间，使社会秩序更乱。为了摆平这些，汉武帝会派直指之使去解决。他们是绣衣使者，表示地位崇高。手中有斧子，表示威严。官府与民间矛盾突出。长安附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江充就是负责长安的绣衣使者。汉武帝晚年的这两个间题是自汉以来来自国内的最大的挑战。这与汉武帝的对外征战有关，社会Ⅲ}富的缺乏威胁到百姓的生存了。就汉武帝向外扩张本身来说，就在调整国策前，还派了几支军队去打匈奴，李广利后来投降了匈奴，还有几支无功而返，甚至自己饿死的就不少。这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活动，结果是全线溃退。当时的汉在军事打击上也是强弩之末了。扩张也维持不下去了，汉武帝必得改弦了。

    调整在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也就是巫蛊之祸发生之后的两年。汉武帝的一位重要国务助理桑弘羊，给汉武帝提了一个建议，一个关于国家拓张的建议。弘羊提的建议是，在西域地区的天山南麓，有一个地方叫轮台，这个地方是汉朝势力向外渗透的边缘前哨，也是整个西域地区的交通枢纽地带。桑弘羊就建议，要往这个地方派驻军队，兴建军事设施，并且移民垦田，达到什么作用呢?一来加强对西域诸国的威慑。第二，对匈奴形成更大的压力。这是一贯思路，但是，这一次桑弘羊的建议被汉武帝给否定了。汉武帝不仅否定了桑弘羊的这个建议，而且，还趁这个机会下了一道诏书，对以往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以往的国策，对以往的政策路线做了一次深刻的反思，这就是我们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

    这份诏书是汉武帝“深沉既往之悔”，—旱厅里以往，战争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正视了人道主义惨状，当时汉军常千里行军，难解决的是粮食供应，“强者尽食畜产”，赢弱的只饿死了，这是残忍的。调动大量人员去运输，就让百姓更糟糕。一次仗打赢了，轮台在比车师更远的，经营轮台，国家与人民会付出什么代价。二是否定屯驻轮台的建议。三是确定以后的方针路线。“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禁止苛政，不允许擅自增加赋税，另外，并不放松武备，这是以后要做的重要事情。回顾以往的政策，从前l38年张骞通西域开始，到这时持续了五十年，这时来个转弯，否定了以往的政策。

    第二件事是为太子平反的事。刘屈嫠去世后，一年半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刘据平反。为什么汉武帝这时要平反?其实，汉武帝一直在反思，认识到这事不对，刘据可能真的不是要选择，田千秋上疏，讲太子当年没有在允许下杀了江充，这是当时级别极低的官员，人微言轻，凭什么来发表言论?他讲得有技巧，针对汉武帝迷信的心理，说不是自己讲的，是做了梦，神仙要我来转达这事。汉武帝觉得有用。决定平反。这里面，田千秋假托神仙，给汉武帝台阶下。

    汉武帝本来在反思，田千秋一说，借坡下驴了。措施几件，一要查办江充，这是被太子杀了的，家人全部族灭掉。伙同江充的小太监被烧死。当时胁迫过太子的，也族灭了。这是处罚当时陷害过太子的人。奖励田千秋。做了高官，一步登记天。还建了思子宫，造了归来望思之台。这些事都是面上的，学者们分析，发现这些事，还不是全部。当时刘据谋反时，汉武帝定过性，下令围剿，许多人与军队对抗，立功封侯，有些人得到太子尸体也封了侯，史书记过五个，下场在两三年内或者自杀或者被杀，一个不剩。这表明汉武帝的平反彻底。

    假设没有巫蛊之祸，刘据能…自利登基，刘据可能会把汉武帝的政策改过来。因为他性格敦厚，安静，主张文治，与汉武帝不一样，可能会调整国策。现在靠不上他，将来怎么办?汉武帝发现了内外交困，所以自己提出要改国策，要新的路线方针，这其实是汉武帝走到了刘据主张的政治路线上去了。所以，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改国策与为太子平反是一个整体。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田千秋不久，做了丞相。班固感慨这太容易了。更值得注意的是，封了他侯，是富民侯，让百姓富足是他的任务。这意味着汉武帝新的政治方向。

    第一个间题是卫青在世时，汉武帝曾说过，“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汉武帝分析自己与儿子的差别，这时巫蛊之祸没发生，他这样说，是自己做了就行，继任者这样做，就会走上秦灭亡的道路。太子，我看行，能带来长治久安。这是汉武帝对太子的赞赏，也表现出汉武帝的反思，这句讲在前l06年卫青去世前。

    恰恰是元丰四年，关东出现流民，是不是当时出现流民危机让汉武帝有所触动?当时不急着改，等到后来再改，原因主要是当时汉武帝战线拉得太长，要全面收缩就太难。这番话说明了，汉武帝对于社会危机有自己的认识，对于是否调整国策有思考。所以后来，他正式提出国策调整方案，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是一时兴起。再看第二个，为什么不让继任者来调整，那是因为他是强势皇帝，如果留给继任者，是否能完成，就难讲了。而且，政策的实行会带来利益的获得者。利益的重新分配会出现反对派。汉武帝这样做，一是表明他有承认错误的勇气，二也说明他有把握大局的智慧。要看到，汉武帝的明智与积极。

    《史记》在征和四年，没有记载的内容。这是他笔下残缺的部分。因为司马迁生卒年是一个迷，征和三年，他在，但四年在不在，不知道。下罪己诏时，他在不在?会不会改变《史记》结尾也难讲。这是一种遗憾。再看《汉书》与《资治通鉴》的不同。一是在讲自我反省时，内容不同。《汉书》中讲到了，反思国策的失误，要称为罪己诏，名不副实。汉武帝说，国策的形成征求了各级的意见，还请求神灵的占卜。

     举例说过，打匈奴，间过高官，甚至中级官吏都说了，占卜的告诉我，吉利。最后决定出兵，结果却失败了。这样讲，意思是国家走到这一步，不是我一个人要负责。强调了官员的责任，而不是自己的。《资治通鉴》有一块内容要多，“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自己继位以来，许多事荒谬，费了财富，扰乱了社会秩序，我后悔。以后劳民伤财的事一律停止，这重在自我检讨。这是很大的不同，这才是自我反省。承认自己的错误。司马光强调，汉武帝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告诉后来的皇帝要有承认错误的勇气。第二个不同是性质不同。班固说是“仁圣之所悔”，汉武帝的形象仍是高大的。司马光说的是“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使汉避免了灭亡的结果。这是司马光的定性，客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