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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二十九章 第十六世纪

    本世纪起,东方跟西方发展的方向,分道扬镳。

    欧洲的光辉日增:诸如;

    ——文艺复兴运动进入高峰。

    ——现代形式的民族国家,逐渐形成。

    葡萄牙商人远来中国,从浑噩的明政府手中取得澳门,作为殖民地。

    ——路德焚毁天主教教皇谕旨,向沉重而错误的传统权威反抗,欧洲人的灵性复苏。

    ———麦哲伦航海环绕地球一周,证明地球确是球体。

    ——西班牙人开始涌入新大陆,大量殖民,占领古巴、墨西哥、秘鲁。又在亚洲占领菲律宾群岛。

    ——哥白尼发现地球不是宇宙中心,太阳才是。

    ——伽利略在比萨斜塔试验物体落下速度,发现落体定律,后来又发现摆动定律,在此定律下,钟表出现。

    但中国人仍被酱在大黑暗时代,仍继续把精神和生命,浪费在无聊的(如大礼议)和可哀的(如三年之丧)的争执上。全国二片八股文的吟哦声,诏狱的廷杖声,和抗暴的呐喊声。

    中国开始遥远地落在欧洲之后。

    一朱厚照与刘瑾

    本世纪(十六)一五○五年,明王朝第十任皇帝朱祐樘逝世,把十五岁的儿子朱厚照托孤给两位宰相谢迁和刘健。

    然而朱厚照是一个对女人和游荡有兴趣的花花公子,荒唐而且任性。从小就跟他一起的玩伴宦官刘瑾,犹如他冥顽不灵的曾祖父朱祁镇的玩伴王振一样,事实上刘瑾一直崇拜老前辈王振的风范。

    刘瑾有一个核心集团,被称为“八虎”,仅只这个名词就使人不寒而栗。不过八虎最初并没有干预政治的念头,他们只是引导朱厚照日夜不休地沉湎于声色犬马。于是谢迁、刘健跟各部部长(尚书),联合要求朱厚照排除八虎。宰相兼托孤大臣的威望,使八虎大为恐惧,他们只要求保留性命,愿意被放逐到南京,永不回到皇帝身旁。但谢迁、刘健根据“君子小人不并立”、“除恶务尽”的格言,坚持必须全体处斩。八虎环跪在朱厚照面前,哀哀哭求,当然加上一番足使一个大孩子跳起来的挑拨刺激,于是朱厚照果然发现谢迁、刘健的阴谋原是使皇帝陷于孤立。第二天早朝,文武百官以为皇帝一定会下令把八虎砍头时,皇帝却下令把谢迁、刘健撤差。

    政府大权立即落到刘瑾手上,他用皇帝名义公布《奸党》名单,包括谢迁、刘健和儒家阳明学派的创立人王守仁;中央政府全体官员跪在金水桥南,恭听此项谕旨。刘瑾对朱厚照的控制力量,从下列事件上可以看出,一天早朝时,殿阶上忽然发现一封信,朱厚照捡起来看,原来是一份揭发刘瑾种种罪行的匿名控诉状。朱厚照就在状上批示:“你所说贤能的人,我偏不用。你所说不贤能的人,我偏要用。”但刘瑾仍大发雷霆,命部长以下高级官员三百余人,跪在奉天门(宫门之一)外的烈日之下,追究事主。那些高级官员们从早晨跪到天黑,国防部科长(兵部主事)何钅弋、进士陆伸,跟北京地方法院法官(顺天府推官)周臣焦渴过度,倒下来死掉。天黑之后,未死的人再囚进锦衣卫诏狱。后来还是刘瑾发现匿名状来自宦官内部,跟政府官员无关,才把他们释放。

    上述的两件事显示出刘瑾已威不可当,自然而然地,他的摇尾系统迅速成立。宰相焦芳、刘宇,内政部长(吏部尚书)张彩,国防部长(兵部尚书)曹元几乎跟刘瑾的家奴没有分别。政府大小措施,都在刘瑾私宅决定,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下列的两项:

    一设立“内厂”和创立罚米输边制度刘瑾为了加强对政府的控制,特别成立一个新的特务机构——内厂。诏狱系统除了锦衣卫、镇抚司、东厂、西厂外,又多了一个内厂。五个血腥的杀人机构并立,凡跟宦官拒绝合作的官员和人民,一律宣称他们贪污有据,照例地延杖拷打。同时刘瑾还发明了另外两种刑罚。即戴重枷和罚米输边。巨枷的重量达七十五公斤,一个人如果被判决戴枷示众三日,他就死定了。罚米输边,从数百石到数千石,由“罪犯”家属直接运到九边要塞,作为军粮。它只是一种从刑,主刑往往是延杖或贬窜,如退休的前任国防部长刘大夏,被贬到军营作苦工,附带罚米二千石。一个人一旦得到这种处分,就等于破产,但破了产也不能免除输边。如果没有地方借贷,他跟他的家人就会死于追赃的拷掠。

    二建立镇守太监定期调任制度我们回忆上世纪(十五)交趾省(越南北部)的丧失,对肇事的宦官马骐,一定还有印象,他的官衔是监军太监。这种制度有它的历史性,可以上溯到八世纪。但上世纪(十五)与监军太监同时并设的,还有一种镇守太监,却是明王朝的发明,到了本世纪(十六),已成为一种“祖宗制度”(祖制),而祖宗制度的特点是:永不可以变更。即由皇帝派出亲信宦官,到各省和各重要城市,长期驻留。这是政治性的,还有一种专业性的,如织造太监、税务太监、矿务太监。他们既在事实上和名义上都是皇帝的代表,那就跟一个土匪一样,所到之处,贪污勒索,甚至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政府方面的唯一对策是:“养饿虎不如养饱虎”,使他们大贪特贪之后,胃口变小,所以要求皇帝不去调动他们。但刘瑾当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旧人调回,而放出他的同党,这批饿虎迫使全国民怨沸腾。

    刘瑾于一五一○年被杀,死于八虎的内哄、八虎之一的宦官张永,向朱厚照密告刘瑾谋反,朱厚照激动起来,刘瑾就活不成了。刘瑾当权时间只有短短的五年,但整个明政府的结构,几乎被他拆散。

    刘瑾死后,另一位宦官钱宁和边防军的一位军官江彬,接替刘瑾的位置,当人们盼望国刘瑾之死而有所转变之时,朱厚照在二人引导下,到南中国游荡,奸淫烧杀,比强盗还要凶暴。

    ——注意一个使人惊奇的现象,明王朝的皇帝,都好像跟明王朝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竞争着对它百般摧折,似乎不把它毁灭,誓不甘心。

    二大礼议事件

    一五二一年,朱厚照结束他烂污的一生,没有儿子,由他的堂弟朱厚囗继位。因为朱厚囗是以亲王的身分入承大统,于是发生著名的“大礼议”事件。朱厚囗在皇位世系上的关系位置,我了用下表说明:

    大礼议事件是十一世纪宋王朝濮议事件的翻版,不过濮议时代,儒家中的理学学派还没有兴起,而本世纪(十六)理学正在兴隆,所以也特别热闹和特别有趣。

    濮议事件中的现任皇帝赵曙,是死皇帝赵受益的侄儿,自幼就被赵受益抱到宫里,当作儿子抚养。大礼议事件的现任皇帝朱厚囗则只是死皇帝朱厚照的堂弟,两个人从没有见过面。依人伦常理判断,濮议事件所发生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再发生,但它竟然发生。儒家系统的理学家,根据古老的纪元前五世纪使鲁国国君被接住叩头的儒书规定,认为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朱厚囗虽无法作朱厚照的儿子,却必须作朱祐樘的儿子,然后大宗才算不绝。一切奇异的办法,都由此奇异的论断而生。那就是说,朱厚囗应称伯父朱祐樘为父亲,应称伯母朱祐樘的妻子为母亲,而改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改称自己的母亲为叔母。

    当此议论最初提出时,刚刚即位,年才十五岁的朱厚囗,便直觉地感觉到不对劲。他说:“父母怎么可以如此颠倒?”朱厚囗的父亲早死,他是一个独子,当他的寡母蒋氏从亲王封地安陆(湖北钟祥)前往北京,走到通州(北京通县),听到这个消息时,即拒绝前进,因为她不但当不了皇太后,而且还失去了儿子,她气愤说:“这是什么话,怎么把我的儿子当成别人的儿子?”

    这一次跟濮议事件最大的不同是,政府全体官员的见解完全一致,宰相杨延和跟教育部长(礼部尚书)毛澄,合著了一篇《崇祀兴献工典礼》,自称是万世不易的经典,向文武百官宣布:“大家的行动都要以此作为根据,敢有异议的,就是奸邪。”——那就是说,凡是反对他的意见的人,一律纳入小人系统,这就是传统的古老法术。想不到一位新考取进士,在教育部(礼部)实习的年轻人张璁,他向副部长(侍郎)王瓒说。朱厚囗是继承堂兄的帝位,不是继承伯父的帝位。是入继帝统,不是入继大宗。朱祐樘有他自己的儿子,如果一定要大宗不绝的话,不应该为朱祐樘立后,而应该为朱厚照立后,所以朱厚囗不应改变称呼。王瓒认为他的理由充分,略微向大家透露。杨廷和立即气冲斗牛,唆使监察部门的官员,寻找王瓒的毛病,提出弹劾。王瓒不敢再开口,但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张璁,索性直接向皇帝上奏章申明他的主张。杨延和大怒,把张璁贬到南京,警告他说:“你要听话,不要唱反调。”恰巧宫中发生火灾,杨延和庄严地指出,这正是天老爷对违反礼教之徒的一种惩罚,必须朱厚囗称父亲为叔父,称母亲为叔母,天老爷才会龙心大悦。朱厚囗母子自问不能抗拒天老爷,只好照办。

    但朱厚囗母子的屈服是短暂的,在火灾的震撼平息后不久,就旧事重提。朱厚囗坚持要恢复正常称呼,杨延和用辞职作为要挟,朱厚囗毫不挽留,立即批准,而把张璁召回北京。这是一个大的转变,全体高级官员在内政部长(吏部尚书)乔宇领导下,杯葛张璁,并阴谋用酷刑把张璁处死,他们的方法是来俊臣的《罗织经》上的一套,纷纷上奏章攻击张璁,司法部长(刑部尚书)赵鉴下令给他的部属,只要有一份奏章交下来查办,就逮捕张璁,不加询问,立即用廷杖拷死。朱厚囗对这个恶毒计划有所风闻,所以不但不把奏章交下查办,反而擢升张璁当翰林学士,后来更索性擢升他当宰相。

    二十年代一五二四年,朱厚囗即位的第四年,正式下令恢复旧称,伯父仍称伯父,父亲仍称父亲。卫道之士大为震动,一个个中风狂走,好像到了世界末日。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尤其激烈,他大声疾呼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注意“国家养士”这句话,中国历史上以明王朝对人民(包括所谓“士”)摧辱得最为残酷,却竟然出现与事实恰恰相反的“养士”论调,说明奴性不但使人恬不知耻,更能使人颠倒是非。

    杨慎的奴性狂热得到了响应,另一位大臣王元正也哀号说:“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于是包括各部部长(尚书)在内的全体高级官员数百人,一齐集合在左顺门(宫门之一)外,匐伏跪下,大喊朱元璋和朱祐樘的帝王称号。王元正的表演更为出众,他像一个委屈万状的无赖一样,用拳头擂着宫门,拉起连老天爷都听得见的喉咙,放声大哭。大家发现如果不跟着他也如此大哭,就有被指控为离经叛道的危险,于是一片哭声,使金銮殿上的瓦片都摇晃起来。他们宣称所以如此,是痛心千古伦常和国家命脉,都已濒于毁灭前夕。虽然有宦官奉朱厚囗的命令前来劝解,但他们誓言在朱厚囗不改称父亲为叔父、母亲为叔母之前,哭声绝不停止。

    朱厚囗下令逮捕哭声最大的官员一百三十四人,投入锦衣卫诏狱。第二天再补行逮捕九十余人,全部廷杖,其中十六位官员没有福气承受这种养士的待遇,竟死在杖下。杨慎、王元正幸而不死,于延杖后贬窜到蛮荒边区。

    三断头政治的恶化

    朱厚囗在父母的称呼上,因父子至情,闪电似的爆出一线灵性。大礼议过去之后,闪电熄灭,不久他就恢复了他祖先传统下来的冥顽不灵。

    朱厚囗在宦官群的引导下,信奉了道教,而且十分热切。但他并没有把道教福音传播全世界的情操,他只有一颗私心,相信如果他利用皇帝的权力,召请天下法术高超的道士,建筑华丽的祭坛,用美好的中国古文颂词,向天老爷——玉皇大帝谄媚哀求的话,一定能感动那位世界上最高的神抵,保佑他逢凶化吉,长生不死。于是,建醮(筑坛祭神)和《青词》(用红笔把拍玉皇大帝马屁的颂词,写在青颜色的符篆纸上,在祭坛上焚化,玉皇大帝就可以看到),遂成为政治上的两件大事。

    道士段朝用曾向朱厚囗建议,如果能不跟外人接触,静心修炼,就可得到炼金的法术和得到纪元前三世纪赢政大帝所得不到的长生不死之药。朱厚囗乐不可支,一五四O年,他宣布要皇太子代理皇帝(监国),而自己准备退居到一个隐蔽的地方(静宅)十二年,十二年后即可修炼成功,然后以神仙之体,再出来执政。交通部长(太仆寺卿)杨最,上谏章抨击这种修炼之术,说它完全是谎话,不可相信。朱厚囗大怒(因为戳破了他的白日梦),把杨最逮入镇抚司诏狱,用廷杖拷死。朱厚囗经过这次扫兴,不再提起太子代理皇帝的事。但从这一年起,他就不再出席早朝,不跟任何官员接触。明政府又回到断头政治的混沌之境。

    朱厚囗自一五四○年到一五六六年逝世,二十七年间,总共跟群臣只见过四次面,平均七年出席早朝一次。平常完全靠“票拟”(宰相签注意见)和“朱批”(皇帝红笔批示),跟政府保持不绝如缕地联系。朱厚囗把全副精力用到追求“长生”上,对骨肉亲属的感情,非常淡薄。对政府官员的感情,更是冷酷。大礼议事件使他疑心所有大臣联合起来跟他作对,于是,在断头政治期间——正是本世纪(十六)中叶,他只信任他认为无党无派,孤立于群臣之外的宰相严嵩。

    严嵩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大政客兼大贪官之一,他完全靠精密的谄媚和撰写歌颂玉皇大帝的《青词》,而被擢升到宰相的高位,他谨慎小心地伺候着政治老板,外貌上对任何人都和蔼可亲,只有在排除他的政敌时才露出毒牙。最奇异的是他有一个绝顶聪明的独生子严世蕃,朱厚囗写给内阁的,或直接写给严嵩的谕旨,字迹潦草而辞意含糊,没有人能看得懂。严世蕃却能一目了然,代他父亲所作的回答,无一不适应朱厚囗的心理状态。这使得朱厚囗一天都不能离开他的宰相严嵩,严嵩也一天都不能离开他的儿子严世蕃。

    严嵩的唯一工作不是处理国家大事,而是研究朱厚囗的性格脾气,他对朱厚囗大脑上每一根神经都了如指掌。朱厚囗自以为十分英明,严嵩在朱厚囗面前便处处表示自己窝囊。朱厚囗死不认错,严嵩在任何情形下都避免暴露朱厚囗的过失。朱厚囗反复无常,严嵩就永不提任何建设性的建议。朱厚囗猜忌大臣结党营私,严嵩对任何陷于危难的朋友都拒绝援救。朱厚囗残忍好杀,严嵩正好利用它来肃清异己。君臣之间没有一点道德性质或政治见解的契合,只有无微不至的揣摩和欺骗。朱厚囗用官位玩弄严嵩,严嵩用上述的方法玩弄朱厚囗。

    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情形,严嵩每逢巨大的贪污案件败露,人赃俱获,受到监察部门官员纠举弹劾,面临杀头坐牢的危机时,他就去长跪在宫门口,或长跪在朱厚囗面前,痛哭流涕,承认自己罪不可赦,唯求大皇帝开恩,但他所以被那些具有别种心肠的官员围攻,却都是因为他太忠心耿耿的缘故。朱厚囗最欣赏他这种婢膝奴颜的“投案”,所以每次都不予追究。这就是严嵩看穿了朱厚囗的肺腑后的大胆适应,他知道朱厚囗认为贪污算不了什么,不过恬不知耻而已,而那么多人不断围攻,正足以证明严嵩只对皇帝一个人忠贞,这恰是朱厚囗所要求的。严嵩对朱厚囗的了解,超过朱厚囗对自己的了解。所以严嵩从不说一句使朱厚囗不愉快的话,任何情形之下都不说,这正是一个成功政客最基本的素养。

    严嵩当权二十年,一五六二年,终于被朱厚囗勒令退休。并不是他的法宝有什么不灵光,而是严世蕃对他的工作日久生厌,每天荒于酒色,不再把皇帝的谕旨放在心上。严嵩年老,无法控制儿子,只好自己提笔应付,遂大大地失去朱厚囗的欢心。

    严嵩虽去,但纯政客类型的政治形态,从此在中国政坛上生根,成为以后数百年间最丑陋的政治现象之一。

    四全国沸腾的抗暴民变

    在这种断头政治和这种纵容贪污的社会条件之下,上世纪(十五)遍地爆发的抗暴民变,进入本世纪(十六)后,更如火如茶,全国人民每年至少都要有一次以上大规模的暴动。有些被明政府迅速扑灭,有些则战斗数年或数十年。如汤麻九集团,占据孝丰(浙江安吉)一带一万余平方公里,达二十余年。徐九龄集团,占据建昌(江西永修)一带二万余平方公里,达三十余年。陈阔口集团,占据下历(江西定南)、和平(广东和平)一带二万余平方公里,达四十余年。这种长期的跟明政府对抗,组成国内之国的现象,是大黑暗时代中政治腐败、宦官当权和断头政治特有产物之一。

    我们再把其他重大的人民抗暴行动,列为下表摘要的加以说明:

    刘六集团发生在河北心脏地区,跟首都北京只有一百二十公里,他们分成数个支队,在华北大平原上进行游击战,大肆杀戮贪污官员和被称为“乡绅”的大地主。他们在初起事时,一度想向政府投降,曾透过宦官张忠向皇帝请求赦免,张忠要白银二万两的贿赂,才肯保证下大赦令,而更大的宦官刘瑾的家人,又另外索取一万两,刘六集团无力缴纳,虽经更加努力劫掠,仍不能凑足。一五一一年,剿匪总司令(右都御史提督军务统京营兵)马中锡,派人招降,态度十分诚恳,刘六深为感动,决心归附,但他的弟弟刘七说:“现在宦官当道,马中锡自保都不容易,他怎么有力量实践他的承诺?”刘七的判断十分正确,马中锡不久就被宦官逮捕,死在锦衣卫诏狱。

    朱寘钅番是一位亲王,他本身并没有受到迫害,但他不忍看到人民所受的迫害。事变发生那一年,刘瑾派他的摇尾系统最高法院副院长(大理寺少卿)周东,到宁夏地区测量耕田,征取马匹及追缴人民历年所欠的地租。连年旱灾,人民早都成为赤贫,但周东仍然用严厉的手段对付,法庭之上,每天拷打,后来更牵涉到军中屯日战士和低级军官,军民的愤怒一时爆发,拥戴朱寘钅番当领袖,发动军民联合的抗暴行动,包括周东在内的贪官酷吏群,全被砍头。

    朱宸濠也是一位亲王,他的叛变目的跟朱寘钅番不同,只不过想当皇帝而已。但他的叛变行为,却是贪污的产品。他利用巨额的贿赂收买宦官钱宁和国防部长(兵部尚书)陆完。朱宸濠的父亲因为作恶多端,中央政府曾把他的亲王府的守卫撤销。在钱宁、陆完的建议下,朱宸濠获准恢复,他就用这支警卫军作他的基本武力,向中央发动第二次靖难之役,结果因阳明学派创始人王守仁抄他的后路而迅速失败。

    最奇异最悲惨的是杨金英集团。她们都是美丽的妙龄少女,充当第十二任皇帝朱厚囗的宫人,乘朱厚囗熟睡的时候,把绳索套到朱厚囗的脖子上、企图把他勒死。可是她们太紧张了,竟打了一个活结,以致把朱厚囗勒昏之后,误以为已经死了,就急忙逃走,却不知道绳索一松,朱厚囗竟悠悠苏醒。杨金英集团在意料中地被残酷地处决——磔死。宫廷的事,肮脏恐怖而秘密、没有人知道她们为什么要杀朱厚囗。但我们可以判断,无疑地由于仇恨,一种深入骨髓的仇恨,迫使她们用谋杀的手段,以图跟她们的仇敌同归于尽。杨金英事件是中国宫廷第二次透露出来宫女对暴君的激烈反抗(第一次是四世纪九十年代,张贵人谋杀晋帝国皇帝司马曜),也显示明王朝宫廷的黑暗,更甚于其他王朝。

    (口孛)拜当过宁夏军区的高级指挥官,早已退休。宁夏军区司令官(宁夏巡抚)党馨,是一位标准的小官僚。严冬已深,而军中冬天的衣服装备和冬季的粮饷,仍扣留不发。战士们向将领请愿,将领们向党馨请愿,并且婉转地向党馨建议,假如不能现在马上发,那么,把从前积欠的粮饷先发也可。党馨严词拒绝,他的理由是:“这种动不动就向上级请愿的作风,不可以鼓励。”有人暗示他,这样做可能激起兵变。党馨冷笑说:“难道他们不怕全家砍头吗?”战士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冻饿至死,一是叛变。他们选择叛变,拥护(口孛)拜起兵。当党馨发现竟然有不怕全家砍头的勇士时,他慌了手脚,逃到水洞里发抖,但仍被搜出杀掉。

    抗暴行动最后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但抗暴不止。

    五倭寇

    当全国抗暴蜂起之际,东南地区发生倭寇的灾难。

    倭寇,即日本海盗。

    倭寇对中国的伤害,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上上世纪(十四)末叶到上世纪(十五)三十年代,是日本海盗对中国沿海侵犯,第二阶段,从本世纪(十六)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恰是明王朝第十二任皇帝朱厚囗在位期间),则是中国明政府官员贪污和政治黑暗召来的外侮。

    十四世纪末叶,浙江省反抗蒙古人统治的革命领袖方国珍的势力,虽然被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并吞,但他的若干部属,跟日本的海上亡命之徒勾结,在沿海劫掠不息。朱元璋简单的头脑无法处理广阔的海洋上的事务,于是他下令“一片木板都不准出海”,禁止中国渔民们捕鱼,而且把沿海渔民和船户,统统编入军籍,改做战士。这种作法只能伤害民生,不能根绝海盗。适逢十四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南北朝结束,南朝被并,一些不肯向北朝屈服的巨僚,向中国发展,也加入了海盗行列,声势就更浩大。

    上世纪(十五)初,明王朝第三任皇帝朱棣改变闭关政策,一面准许日本跟中国作正规的贸易,一面加封日本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请他加强海禁。足利义满虽然拒绝日本国王的封号,但对正规贸易感到满意,所以对骚扰中国的海盗,严厉剿捕,沿海社会秩序遂渐渐恢复正常。

    日本这时已十分中国化了,处处模仿中国,但中国对日本却一直像瞎子一样茫然不知。甚至到了十八世纪,还不知道日本有一位万世一系的天皇,而总是把他的征夷大将军(幕府)或最高执政宫(关白)当作国王。

    中国沿海保持八十余年的平静,然后进入第二阶段。

    一五二三年,日本两个商船队,一队由宗设率领,一队由瑞佐率领,先后到达当时中国东方最大的港口宁波(浙江宁波)。宗设先到,瑞佐后到。依照中国规定,商船到达后,由市舶司(海外贸易管理处·海关·招待所混合机构)检查报税,并设宴款待。先到的先检查,坐上座;后到的后检查,坐于次位。瑞佐后到,当然后检查和坐于宗设之下。可是,明政府是一个无微不至的贪污集团,瑞佐的一个翻译人员宋素卿,把重贿送给市舶司的主任(市舶太监)赖恩(市舶司首长是一个贪污的最好位置,所以由皇帝直接派宦官担任,合法的收入呈献皇帝,非法的收入下宦官腰包),于是,赖恩就先检查瑞佐的货物,并在宴会时请瑞佐高高上座。宗设气得暴跳如雷,要殴打瑞佐。赖恩袒护瑞佐,更暗中帮助他准备军械。宗设无处申诉,就攻击瑞佐所住的旅社,瑞佐抵抗不住,向城外逃走。宗设追击,沿途烧杀,夺船出海回国。

    明政府的反应不是检讨错误,而是认为一切罪过都由于贸易,就把市舶司撤销,一些高级官员坚持这样作才能发扬中国的国威。

    问题是,政府主持的贸易机构虽然撤销,但贸易不会停止,只不过由政府转到了民间。日本商船队到达后,改由当地的富商出面招待,作为代理店。最初双方合作得十分融洽,久而久之,中国富商积欠日本商船队的货款日多,最多的达一万余两,少的也有数千两。日本人不断讨债,那些富商使出种种推拖手段,等到实在推不下拖不下时,就索性逃得无影无踪,明政府对这种骗局根本不管。日本商船队吃了哑巴亏后,只好转而委托有声望绝不致逃掉的“乡绅”,想不到乡绅的手段更为毒辣,积欠的更多。日本商船队不得已,就停泊在沿海岛屿坐索。乡绅们大为烦恼,最后想出了砸锅补锅妙计,他们警告地方官员说:“倭寇为患,不是突发的,有它的历史性,现在又横行海上了。听说他们杀人掠财,无所不为,如果不早日扑灭,恐怕有严重的后果。”政府官员跟乡绅是一个鼻孔出气的,果然出动军队,要把讨债的日本商船队当海盗进剿。乡绅却适时地向日本商船队透露军队出动的消息,教他们逃走。日本商船队十分感激他们的照顾,欠债就更多起来了。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诈欺花样,日本商船队被愚弄了二十余年。最后,到了一五四六年,日本商船队的忍耐达到饱和,就占领了若干岛屿,誓言得不到债款,决不回国,中国如果用武力对付他们,他们就用武力对抗。

    乡绅们发现法宝已不灵光,只好请明政府的军队真的向日本商船队攻击,日本商船队早已准备妥当,从本国带来的武装部队,即登陆应战。并把那些进剿的明政府军队击溃,索债军跟在溃兵屁股后,一波一波地攻城掠地。于是战斗蔓延三省:浙江、福建、南直隶(江苏省)。日本正当的贸易商人,遂被迫变成“倭寇”,他们因对明政府官员和奸商痛恨入骨,就把全部愤怒加到所遇见的无辜的中国人身上,所到之处,备极残酷。

    这场灾祸历时十九年之久,到了一五六四年,以抗倭而成名的将领戚继光,才把已失去索债初意,全成为海盗的日本最后一支突击部队,在仙游(福建仙游)消灭,倭寇才告平息。中国为那些贪官奸商所付出的代价是数十万人死亡和广袤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富庶地区全部残破。——仅杭州一城,日本所杀的中国人的血,就汇流成河。

    六北方外患及和解

    中国东南地区倭寇的灾难正严重时,北方的外患又起。

    瓦拉部落于上世纪(十五)也先可汗被刺身死后,向西方撤退。蒙古诸部落又回到塞北故地,经过无数次流血火拼,到了上世纪(十五)七十年代,一位年仅七岁,名叫巴图蒙和的孩子,蒙古帝国第二十任大汗脱古思帖木儿的六世孙,被各部落拥立,号称达延汗——我们猜想这可能是“大元汗”——大元帝国可汗的谐音。这位达延汗年事渐长,发挥出他的才能,再度把蒙古统一。在完成统一工作的过程中,他专心对内,中国边境得以保持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平静。这个中兴的蒙古帝国,恢复到十三世纪成吉思汗铁木真攻击金帝国前的初期版图。

    但是,巴图蒙和到底不是铁木真,他没有力量并吞中国。而他的组织才能也只限于他在世之日。本世纪(十六)四十年代,巴图蒙和逝世,帝国立即瓦解,分裂为下列四部:

    对中国伤害最大的是鄂尔多斯部酋长吉囊和土默特部酋长俺答,俺答尤其强悍好战。他们都是达延汗巴图蒙和的后裔,在巴图蒙和在世的末年,便开始向中国侵袭。四十年代后,更变本加厉,经常攻破长城,深入太原(山西太原)、平凉(甘肃平凉),烧杀掳掠,如入无人之境,明政府的边防军无力抵抗——这是可以理解的,腐败的政府不会有能作战的军队。

    一五四六年,陕西三边总督曾铣(三边指长城三要塞:固原、宁夏、延绥)计划把鄂尔多斯逐出河套,把国防线从长城向北推移五百公里,以黄河为界。他向皇帝朱厚囗建议训练精兵六万人,再加上使用当时最新式火枪的现代化装备的部队二千人,每年春夏之交,携带五十天的粮秣,水陆两道同时出发,向河套扫荡,焚烧牧草和蒙古人积存的粮食。每年如此,三年之后,敌人被饥饿所迫,只有退出河套,然后就在阴山跟黄河之间,修筑新的防线,可以一劳永逸,并且使土默特部有后顾之忧,不敢东进。

    朱厚囗被这个雄壮的建议大大地感动,立即交给国防部作进一步的研究,当国防部弄不清皇帝的意向,不敢表示意见时,朱厚囗大发雷霆,下谕旨说:“敌人盘据河套,为中国边患已久,连年破关入侵,使我日夜不安,而边疆将领中从没有一个人为我分忧。曾铣收复河套的计划,规模壮伟,国防部为什么迟疑不决,拿不出主意?”下令先发给曾铣白银二十万两调度使用。曾铣深庆他遇到盖世英主,积极准备。

    但是,没有人对疯狗能预测它什么时候会忽然发作咬人,对拥有绝对权力的暴君亦然。事情突然变化,首席宰相(中极殿大学士)夏吉,全力赞助曾铣。而次席宰相(建极殿大学士)严嵩,则正积极排除夏言,河套战略正供给他攻击夏吉的工具。我们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和用什么理由,只知道严嵩和宦官勾结,在宫廷中秘密下手,终于使朱厚囗作一百八十度改变。一五四八年,当国防部把实施攻击的详细作业拟妥,而且刚刚呈请批准时,朱厚囗忽然下了一道谕旨说:“驱逐河套的敌人,出兵是不是有名?粮秣是不是够用?胜利是不是有把握?曾铣一个人不可惜,而人民受到荼毒,谁负责任?”这是一种当权人物翻脸时特有的口吻——中国人称之为“官腔”,官腔一出,已不是理性可以解决的了,全体官员大为惊愕,严嵩立即公开反对擅开边衅。于是,曾铣、夏言全被处斩。

    土默特部酋长俺答,不因朱厚囗的昏聩而心肠软化,明年(一五四九),俺答直抵大同、永宁(北京延庆)一带,大掠而去。又明年(一五五○),攻陷古北口(北京密云东北),破长城而入,包围北京。这是上世纪(十五)也先可汗围城后,北京再次被围,两次相距恰恰一百年。朱厚囗惊恐过度,把国防部长(兵部尚书)丁汝夔杀掉泄愤。但他不承认杀错了曾铣,反而坚称这正是曾铣妄图开边,激起敌人的报复。

    北京好容易解围,俺答杀够了中国人,抢够了中国人的财产之后,满载而归。但北中国全部暴露在这个蒙古部落的铁蹄之下,万里长城在腐败的边防军手中,已不发生作用。俺答几乎每年都要攻破长城,南下大大地劫掠一次。边防军将领们无可奈何,唯有把逃难的一些难民,提来杀掉,当作杀敌报功——其中有多少使人伤心落泪的事迹。然而,俺答年纪渐老,而且他和他的部落人民,都信奉了从西藏传过来的喇嘛教。开始厌倦战斗。七十年代时,又发生了一件桃色事件。遂使他们永无休止的侵略,蓦然结束。

    桃色事件的男主角就是俺答,女主角是俺答的外孙女三娘子。三娘子美丽绝伦,身为外祖父的老混蛋俺答却把她纳为姬妾。三娘子的未婚夫不答应,跟俺答理论,俺答没有办法,只好把孙儿把汉那古的未婚妻,改嫁给三娘子的未婚夫。现在轮到把汉那吉恼火了,他说:“这算什么话,外祖父娶外孙女,祖父把孙儿媳妇送给别人。”就率领他的家人,逃到中国。边将们痛恨俺答,一致要求杀掉把汉那吉,幸而大同总督王崇古有政治头脑,坚持予以保护,又请中央政府委派把汉那吉一个中级军官(指挥使)的职位。

    俺答的原配妻子恐怕她的孙儿被中国杀掉,日夜不停地向俺答哭闹咒骂,这个老混蛋在头脑清醒时还是有理性的,他既懊悔又惭愧,于是率领十万人的强大兵团,越过边界二直指大同,准备在发现中国杀了他的孙儿后,即发动攻击。王崇古知道他的用意,派人前去谈判和解,保证他的孙儿还结结实实地活着。俺答不肯相信,差遣他的亲信到大同窥探,看见把汉那吉穿着中国军官的制服,正在那儿骑马取乐。俺答惊喜说:“中国竟没有杀我孙儿,我从此也不再攻打中国。”

    中国北方的外患,就这样戏剧性的停止。

    俺答死后,三娘子掌握大权。她不但美丽,而且极有才干和见识,她发现跟中国和解,接受中国的封号所得到的赏赐,要比劫掠得到的还要多,所以她始终臣服中国,作为中国的屏藩。本世纪(十六)最后三十年,以及下世纪(十七)初叶,三娘子在世期间,两国边界保持一段长期的和平。

    七张居正的改革与惨败

    跟俺答和解的前四年(一五六六),朱厚囗逝世,他在位四十六年,带给中国半个世纪的痛苦。他的死使中国人照例松一口气,由他的儿子朱载垕继任。朱载垕在位七年,于一五七二年逝世,由他的十岁儿子朱诩钧继任。

    当朱载垕刚死,朱诩钧还没有登极时,首席宰相高拱跟次席宰相张居正,争斗激烈。张居正跟宦官巨头——司礼太监冯保勾结,利用主少国疑,千载难逢的机会,由冯保设下网罗,向朱翊钧的母亲李太后告密说:“高拱在朝堂上向群臣扬言:十岁的孩子,怎么能担起皇帝的重任?”高拱即令是一个白痴,也不敢公开讲这种杀身灭族的话,但在官场倾轧中,问题不在他讲不讲,只要有人坚持他讲就够了,李太后颜色大变,立即把高拱免职,擢升张居正为首席宰相。

    张居正使用的显然是一种不尊严的手段,但不能责备他,明王朝三百年间,所有高级官员都必须有宦官的支持。只有少数人敢跟宦官对抗,但不是死于诏狱,便是死于穷困。

    张居正是明王朝所有宰相中,唯一的敢负责任而又有远大眼光和政治魄力的一位,不以自己的荣华富贵为满足,他雄心勃勃,企图对政府的腐败作一改革。但他没有公孙鞅当时的背景和王安石所具有的道德声望,更没有触及到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制度不合理的核心,他不过像一个只锯箭杆的外科医生一样,只对外在的已废弛了的纪律,加以整饬。

    主要的措施在于加强行政效率,下级官员必须对中央命令彻底执行,不能敷衍了事。张居正屡次调查户口、测量耕田、整理赋税,使负担过多的穷人减少负担,使逃税的“乡绅”纳税。又大举裁减不必要的官员,缩小若干机关的编制。最有成绩的是,张居正任用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任用抗倭名将戚继光守御北方边疆。

    当戚继光调任蓟辽兵团司令官(蓟辽总兵)时,准许他率领一手训练的击败倭寇的浙江部队。到任后的某一天,举行阅兵,忽然大雨倾盆,边防军竟一哄而散,只有浙江部队因没有得到解散命令,仍在大雨中屹立不动,边防军大吃一惊,从此他们才知道什么是军纪军令。这件事说明边防军的腐败(现在我们可以了解万里长城所以抵挡不住俺答的原因了)和张居正所以进行改革的必要。

    然而,我们一再提醒,儒家思想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是反对任何改革的。尤其是本世纪(十六),正是大黑暗时代,对改革的反对当然更加强烈。张居正所作的这种外科医生的手术,严格地说还谈不到改革(更谈不到高一级的变法了),只不过稍为认真办事而已。但他所遭到的反对,却同样可怕。一是丧失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如被裁减的人员,被增加田赋的“乡绅”和一部分不能作威作福的宦官。另一是习惯性的反对,儒书上“利不十,不变法”,已成为阻止改革的借口。不幸的是,张居正又因为父亲亡故的守丧问题,触犯了儒家的礼教。

    张居正的父亲于一五七七年逝世,依照儒家礼教的规定,作儿子的必须辞去官职,回到故乡守丧三年。只有皇帝才有权下令征召守丧中的儿子继续供职。皇帝朱翊钧倒是下令征召张居正的,但仍然引起政府若干官员的喧哗,一种是卫道之士,他们认为纵然有皇帝的征召,但儒家正统思想不能违犯,不守父母三年之丧,跟禽兽没有两样。另一种是锐进之士,希望张居正马上退出政治舞台,即令是短期的也好,以便自己擢升。这场争执虽没有大礼议事件那么死伤狼藉,但也热闹了一阵。使张居正的仇人布满天下。

    张居正当权十一年,在一五八二年病死。朱翊钧已二十岁,蛇蝎性格随着他年龄的成长而大量显露,他恨透了在他幼年时对他生活管教过严的宦官冯保和在他幼年时对他读书要求过严的张居正。

    朱诩钧十岁时,就经常拷打身边的宦官和宫女,把这些可怜无助的人拷打到死。冯保向李太后报告,李太后就责骂朱翊钧,有时候还揍他。有一次李太后暗示他如果不停止凶暴,可能有被罢黜的后果。至于张居正,他兼任皇家教师,往往在朱翊钧早睡正甜时,强迫他起床读书。在他读错字时,又声色俱厉地纠正他。

    朱翊钧在张居正死后亲政,立即向他们采取报复行动,任命冯保的死敌张减当司礼太监,把冯保放逐到故都南京。接着宣布张居正的罪状,下令抄没他的家产。张居正是荆州(湖北江陵)人。地方官员在谄媚奉承宰相之家十余年后,为了表示对新当权派的忠贞和对“罪犯”的深恶痛绝,还没有得到正式命令,一听到风声,就派兵把张居正家团团围住,门户加锁,禁止出入。等中央查抄大员张诚到达时,已有十余人活活饿死。

    张居正的失败是注定的,当时的社会背景绝不允许他成功。他失败后,十年的改革成果,逐渐化为乌有。一切恢复原状,黄河照旧泛滥,戚继光被逐,边防军腐败如故,守旧的士大夫、乡绅、宦官,一个个额手称庆。

    八第一次保卫朝鲜

    张居正死后不久,日本大举侵略朝鲜王国,中国第一次武装援助朝鲜。

    朝鲜王国和安南王国,是中国南北两个最忠实的藩属,他们除了有一位国王和使用一种跟中国大同小异的文字外,事实上可以说是中国的一省。中国是他们的保护者和宗主国,但从不过问他们的内政。

    日本帝国在本世纪(十六)有一位巨人崛起,他就是平民出身的大将丰臣秀吉。他统一了全国,担任国家最高执政官(关白),天皇便成为一个虚名。丰臣秀吉在国内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后,日本三岛已不能容纳他的野心,他决定征服朝鲜。

    朝鲜得到日本即将入侵的情报,对于文化落后的蕞尔小国,竟敢动高度文化大国的脑筋,感到不能置信。为慎重起见,一五九O年,特地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日本访问,调查日本入侵的可能性。代表团于翌年(一五九一)返国,提出两份内容恰恰相反的报告,团长黄允吉认为日本一定会有军事行动,副团长金诚一则认为冷战有可能,热战绝不可能。朝鲜国王李(日公)问二人对丰臣秀吉的印象,黄九吉说:“光采焕发,具有胆略。”金诚一说:“双眼像老鼠一样,毫无威严。”

    ——判断,是人类最高智慧的表现。判断如果错误,就必须付出判断错误的代价,小焉者是个人的失败,大焉者是国家受到伤害,甚至灭亡。对同一现象,竟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判断(事实上有时候还产生两种以上完全不同的判断),跟当事人的智慧见解,生活体验,以及心理背景,有密切关系。

    朝鲜政府经过研究之后,决定采信副团长金诚一的判断。那时朝鲜的李王朝跟中国的明王朝是一丘之貉,同样的腐败浑噩,他们不愿意受到攻击,所以不相信会受到攻击。

    第二年卜五九二),丰臣秀吉统率海陆军十五万人,渡过对马海峡,在朝鲜半岛的釜山城登陆。朝鲜不堪一击,日军长驱直入,抵达首都王京(汉城)。王京陷落,国王李(日公)逃到北方的开京(开城)。开京又陷落,又逃到更北方的平壤。平壤又陷落,李(日公)于是逃到跟中国一水之隔,鸭绿江畔的义州。日本兵团自四月在釜山发动攻击,到六月夺取平壤,只不过三个月时间,朝鲜全国八省(道),全部失守,只剩下义州一个孤城。李(日公)向中国告急,他认为复国无望,请求举族内迁。

    中国这时正逢宁夏军区(口孛)拜兵变,兵力集中在西疆,一时不能调遣。国防部长(兵部尚书)石星就派遣精通日本语文的沈惟敬,作为中国使节,前往日本占领下的平壤,了解情况。沈惟敬到平壤后,日本大将小西行长表示:“日本无意跟中国为敌,我们愿跟中国共同瓜分朝鲜,以大同江为界。中国如果同意的话,日本就撤出平壤,退到大同江以南。”沈惟敬回报,中国拒绝,认为必须维持朝鲜领土的完整与主权的独立。这一年九月,(口孛)拜事件平息,中国大将李如松率援朝军出发。

    李如松于十二月渡过鸭绿江,跟国王李(日公)会合。明年(一五九三)正月,开始进攻,张居正整顿后的武装部队,仍有残存的优良纪律和战斗力,日军大败。援朝军追击三百余公里,克复平壤。再追击一百五十余公里,克复开京(开城)。日军节节失利后,在王京(汉城)北十五公里碧蹄馆,布置埋伏,由间谍向李如松报告说:“日本人已放弃王京,向南逃窜。”李如松这时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十分骄傲。他轻骑急追,在碧蹄馆陷入重围,战马跌倒,他的头部受伤,虽然援军仍将日军击退,但损失惨重,锐气已消。

    然而,日本也无力反攻,而且鉴于平壤之败,不敢固守后勤交通线有随时被切断危险的孤城,不久真的放弃王京(汉城),撤退到朝鲜半岛南端最初登陆地的釜山。车臣秀吉返回日本,留下小西行长:等候命令。这时除了釜山一城外,朝鲜全国光复。如果换了有些大国,可能会趁此良机,把朝鲜一口并吞。然而中国却命国王李(日公)不必内迁,还都王京(汉城),李(日公)像中了马票一样的大喜过望。

    日本退守釜山后,中国援朝军在外围布防。国防部长石星主张谈判解决,国王李(日公)也向中国要求如此。这件艰难的工作由沈惟敬担任,最后中国允诺加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并允许日本贸易,日本则允诺撤出釜山。一五九六年,中国派遣使节团前往丰臣秀吉所在地大阪(当时日本首都仍在京都),举行册封典礼,朝鲜也派一个代表团陪同观礼。然而,日本的谈判不过是一个骗局,丰臣秀吉需要时间重新集结兵力。我们一眼就可看出,他不能接受日本国王的封号(好像连精通日本语文的沈惟敬,也不知道日本还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天皇)。于是等到中、朝两国代表团抵达大皈之后,丰臣秀吉指摘两国代表团的代表,官位太低,礼物也太薄,不但瞧不起日本,也瞧不起中国。一方面要求中国惩罚朝鲜,一方面在釜山发动第二次攻势。

    丰臣秀吉的背信,影响两个人的生命,一是国防部长石星,一是和平使节沈惟敬,这两位从事和解的人物,被勃然震怒的明政府皇帝朱翊钧下狱处决。然后命杨镐、邢玠两位大将,分别围堵。杨镐是著名的债帅人物,他在釜山北方被日本的凌厉攻势击败,死伤惨重,只身逃脱。幸而邢玠终于挡住了日本陆军,并用海军骚扰日本的海上补给线,日军的处境不久就岌岌可危。

    一五九八年,即本世纪(十六)最后第二年,丰臣秀吉在大阪逝世,遗令退军,留在釜山的日军才行撤退。其实即令丰臣秀吉不死,日军因粮道不绝如缕,也会撤退。但丰臣秀臣之死,使他们撤退有名,保持了颜面。

    ——七世纪时,日本出兵朝鲜半岛,还可以说是援助百济王国对抗新罗王国。本世纪(十六)这一次,则连一个借口都没有,而是赤裸裸最原始性的对外侵略。假如不是中国干预,朝鲜早已灭亡。日本似乎总是气咻咻的,稍微有一点力量,就企图奴役他的邻国,不管这邻国对他多么友善。

    这是日本第一次侵略朝鲜,也是中国第一次保卫朝鲜,自一五九二年到二五九八年,历时七年。日军撤退后,中国援朝军也跟着撤退。这是历史上国与国之间,最标准的无私援助,中国战士的鲜血,洒遍朝鲜半岛,而一无所求。

    九阳明学派

    当援朝战役结束时,本世纪(十六)也告结束。

    让我们暂时抛下使人昏眩的政治军事,走到另两个宁静的领域,一是学术思想领域,一是文学创作领域。学术思想领域中,本世纪(十六)兴起一种新的思潮,即阳明学派。文学创作领域中,则进入了时代,连续出现三部伟大的。

    我们先叙述阳明学派。

    自从纪元前二世纪起,中国的正统思想是儒家学派的崇古思想。纪元后十一世纪,儒家思想中的理学一派,成为儒家思想的正统。大黑暗时代正是理学兴盛的时代,理学最大的流弊是嘴上说的和笔下写的,都是仁义道德,而行为上不能实践,以致满坑满谷的仁义道德,都成了专门外销给别人的出口货,阳明学派针对这种流弊而生。

    阳明学派的创始人王守仁,是一个多方面发展的人物,他的一生遭遇比理学派创始人之一的朱熹,要复杂曲折得多,社会地位和事业成就,也比朱熹为高。王守仁当过小官,下过诏狱,受到最屈辱的廷杖。但也当过大官,统过大军,擒过叛王,扑灭过民变,最后被皇帝封为怕爵。

    王守仁于本世纪(十六)初,当南京国防部的科长(南京兵部主事),因为竭力拯救被宦官诬陷的朋友,触怒了大宦官刘瑾,被逮下锦衣卫诏狱,打四十廷杖,然后贬窜到距首都航空距离一千七百公里外的龙场驿(贵州修文),担任驿站站长(驿丞)。龙场在当时是一个荒凉的地方,人迹罕至,王守仁的前途一片沮丧和绝望。但就在那里,使他过去一直感到困扰的,理学家们何以言行不符的丑陋现象,豁然开朗地得到了解决方法。王守仁曾筑室阳明洞,研讨学问,人称阳明先生。他的学说被称为阳明学说,包括下列两个主题:

    一致良知

    二知行合一

    致,即实行。良知,即心理上的自觉。王守仁的要求是,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实行这个道理,就是知行合一。仅仅自命为知道了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了,人性的败坏的主要原因在此,真正的知识离不开实践。

    自从十二世纪朱熹利用白鹿洞书院讲学,以传播理学思想,讲学即成为高级知识分子传播知识的重要手段。讲学跟学校不同,讲学是公元前五世纪孔丘式的(在西方,柏拉图也是采取这种方法,因而被称为柏拉图式的),纯以教师个人为主,没有肄业年限,也不限定授课的场所。这种讲学的方式最大的优点是,可以避免对自己的理论建立严谨的课程,教师只是随时随地的,想到那里,讲到那里。学生们固然可以追随教师数十年,但也可以只交谈几句话,即恍然大悟,满载而去。王守仁即用这种儒家学派的传统方法,传播他的学说。当一五一九年,朱宸濠亲王在南昌(江西南昌)叛变时,王守仁正担任江西省南部军区司令官(南赣巡抚),他率领大军,迅雷不及掩耳地进攻南昌,把朱宸濠擒获。即令在如此军事倥偬之际,他仍然讲学不辍,从各地投奔他的学生,跟他的卫士一样,他走到哪里,学生们跟到哪里。

    阳明学派对理学学派是一个正面的打击,至少儒家阵营中已并行有两支主流。但使理学家痛恨的是,阳明学派显然在指责理学家都是假仁假义、只说不做的骗子。尤其当理学家发现这种指责大部分竟然都是真实时,更恼羞成怒,把王守仁形容为仅次于赢政大帝的第二号魔鬼。两派人物不久就排挤斗争,把自己纳入君子系统,把对方纳入小人系统,互相用恶言咒骂。

    可是阳明学派思想比理学学派更近一步的接近佛教神秘主义的禅机,阳明学派的“良知”,不是靠科学方法获得,而是跟得道的高僧一样,完全靠领悟获得。佛教中观音菩萨可以用一句话点破凡夫俗子的悟性,使他成为神仙,阳明学派更注意这个契机。而领悟是独占的,不能公开验正。于是,到了后来——王守仁逝世一百余年的下世纪(十七)中叶时,阳明学派遂走入空疏的幻境,一些堕落的阳明学家跟酒肉和尚一样,认为贪赃枉法,照样可以使自己成为圣人,引起理学家的反击,遂转衰落。

    十三部

    其次,我们叙述三部。

    中国文学的发展,像一列车厢分明的火车,从纪元前五世纪的《诗经》,发展到纪元前四世纪的《楚辞》,再发展到纪元前二世纪的汉赋,然后发展到八世纪的唐诗,十一世纪的宋词,十三世纪的元曲。到了本世纪(十六),则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时代,有三部代表中国文学高度成就的长篇,先后出现。

    三部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有人说他是浙江杭州人,有人说他是山西太原人。有人说他是十四世纪人,有人说他是上世纪(十五)跟本世纪(十六)之间的人。我们不知道正确答案,只知道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家。

    《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文学,描写第三世纪三国时代——曹魏帝国、蜀汉帝国、东吴帝国,对抗的经过和最后终于统一的故事。这些多采多姿的故事,早就在民间流传。第十世纪后,曾出现讲述这些故事的稿本,那时还没有“”这个名词,只称为“评话”。到了本世纪(十六),罗贯中用他的才华把它们加以整理组织,遂成为一部有文学价值的巨著。在这部中,蜀汉帝国的宰相诸葛亮,被塑造成一个会呼风唤雨、神机妙算的道教巫师。大将关羽,因他对义兄刘备私人的效忠精神,被称为忠义人物的典型,死后且被世人尊为神抵。另一位大将张飞,以直爽鲁莽、粗犷闻名于世。中国古典戏剧中有太多的主题,取材于这部。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身世跟罗贯中一样,历史上没有确实的记载,据说曾当过钱塘(浙江杭州)仓库的管理员。我们姑且猜测他生在罗贯中之后,因为他写的《水浒传》,用的是流畅而成功的白话文(《三国演义》还是用文言文,虽然是很通俗的文言文),这是他大胆的革命创举。

    十二世纪初叶,宋王朝酒肉皇帝赵佶在位时,曾经有三十六个骑士人物,以山东省梁山泊为根据地。梁山泊是山东省梁山县梁山之下的洼地湖,古代钜里泽的遗址附近。十二世纪时,黄河溃决,遂成为一片汪洋。这三十六个行侠仗义的骑士人物,纵横华北大平原,专杀人民所最痛恨的贪污官员和土豪恶霸,抢劫富家的财物,救济贫民。这种行为被广大的群众歌颂为“替天行道”。骑士们生龙活虎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已达数百年之久。但直到施耐庵手中,才被组织成为一部文学价值和社会史价值同样高的巨著,而三十六个骑士,也增加三倍,成为一百零八位梁山泊好汉。

    全书精神是一种“官退民反”的痛苦呐喊,施耐庵用无懈可击的布局和深刻的分析,把每一个骑士,由守法畏官的善良小民,到被逼上梁山泊,成为官员心目中的万恶匪徒。他们转变的过程,都有细腻的描绘。每一个角色所遭受的迫害都不一样,但不甘心死于迫害,挺而走险的结局却是一样。我们可举出书中第一个出现的主角之一的林冲作为说明:林冲是宋王朝政府禁卫军的一位中级军官(八十万禁军教头),宰相的儿子看上了林冲美丽的妻子,在调戏强xx失败后,宰相即拿出传统的“诬以谋反”的冤狱手段,把林冲逮捕判刑,贬窜到边荒地区做一名看守草料的士兵。但他的妻子拒绝改嫁,仍盼望遇到大赦,丈夫得以回家团聚。宰相为了断绝她的盼望,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于是当地负责的军区司令官,派了两个爪牙,乘着大雪之夜,到草料场中纵火。这是一个毒计,如果把林冲烧死,固然达到目的。即令不能烧死,林冲焚毁了军用物资,也逃不了军事法庭死刑的处决。林冲在大火中死里逃生,正要去司令部报告时,却听见两个爪牙在兴高采烈地谈论这个阴谋。林冲把他们杀掉,然后发现自己“有国难奔,有家难投”,唯一的一条路是,到梁山泊当强盗。

    ——《水浒传》跟《三国演义》,同是中国人最欢迎的文学作品,但《水浒传》却受到儒家系统的厌恶,因它暴露了中国不断民变的内幕,太富于反抗精神。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他是三位作者中唯一敢确定籍贯和时代的一位。他是南直隶(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淮安市)人,生于本世纪(十六)第一年(一五○○),死于一五八三年,活了八十四岁高龄。

    《西游记》也是民间流传下来的故事,由吴承恩把它综合成为一部巨著,描写七世纪唐王朝高僧玄类前往印度寻求佛教经典的故事(唐僧取经)。玄奘在西行路上,收了三个妖怪作为他的门徒。即猴精孙悟空、猪精猪八戒、水怪沙和尚,还有一匹由白龙变化而成的白马。孙悟空神通广大,能力高强而心肠善良。猪八戒具有人类所有的弱点:自私懒惰、贪吃贪财、投机取巧、喜欢说谗言和挑拨是非。沙和尚则是平凡的乡愿,既没有特殊长处,也没有特殊的短处。他们组成了一个奇异的武装旅行团,从中国到印度,沿途共遇到八十一次灾难,每次都因为玄奘或猪八戒的错误而发生,每次也都靠孙悟空锲而不舍的忠心和努力,拯救出险。

    《西游记》曾引起很多学者研究它的涵义,有人说是宣扬佛教,有人说是宣扬佛道儒三教合一,有人说是描写人物的善恶两面,有人说是讽刺明政府的黑暗,有人说它只是吴承恩的游戏之笔。我们感觉到应注意两点,第一,《西游记》中人物,除了玄奘一人外,其他全属虚构。八十一次灾难,每一难有每一难的特色和情趣,从开始到结束,都不相同,这是一种丰富的想像力。第二,《西游记》是一部幽默作品。书中人物连篇累牍的对话和动作,都使人作会心的微笑。而想像力和幽默感,正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无论他是理学派或阳明学派,所最缺少的东西。

    这三部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历时数百年,直到二十世纪都被爱好不衰。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熟悉书上的每一个人物和书上发生的每一个故事。对这些人物和故事,无不能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我们认为说下面的话并不过分:要想了解中国,在这三部中可找到宝贵的答案。三部在此后所发挥的力量和对中国人的影响,超过儒家系统的《四书》、《五经》百倍。

    十一东西方世界

    一五○八年(刘瑾大发威风,命中央政府高级官员跪奉天门),西班牙征服古巴。

    一五一七年(亲王朱宸濠叛变前二年),(一)葡萄牙商人到广州,欧洲跟中国海上的直接贸易,从此开始。(二)威丁堡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焚毁教皇李奥十世纪出售赎罪卷的谕旨,宗教革命爆发。

    一五一九年(亲王朱宸濠叛变,酒肉皇帝朱厚照下诏亲征,乘机游荡江南),(一)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资助船长麦哲伦作第一次环球航行。(二)西班牙征服墨西哥。

    一五二○年(朱厚照在江南广索民间妇女,随从的宦官和士兵军官,更为横暴),麦哲伦船队穿过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

    一五二一年(朱厚照病死,堂弟朱厚囗即位,大礼议事件起),麦哲伦到菲律宾群岛,被当地居民所杀。

    一五二八年(王守仁讨伐广西民变),蒙古酋长巴卑尔(帖木儿可汗五世孙)进攻印度,陷德里城,建莫卧儿帝国。

    一五四二年(首席宰相夏言与次席宰相严嵩,斗争正烈),西班牙征服菲律宾群岛。

    一五四三年(宫女杨金英集团谋杀朱厚囗失败),波兰学人哥白尼逝世,所著《天体运行论》发表,揭示地球非宇宙中心,太阳乃宇宙中心。

    一五四七年(朱厚囗诬杀夏言前一年),莫斯科公国大公伊凡四世(恐怖伊凡),改称沙皇,俄罗斯帝国出现。

    一五五四年(倭寇正扰东南一带),英国女王玛丽(血腥玛丽)迫害新教徒。

    一五七二年(朱诩钧即位,张居正当权),法国皇太后喀德琳下令屠杀新教徒,史学家称“圣巴托罗缨惨案”。

    一五八八年(张居正死后第六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进攻英国失败,自此西班牙没落,英国取而代之。

    一五九八年(保卫朝鲜战役结束),日本最高执政官(关白)车臣秀吉逝世,托孤于部将德川家康、毛利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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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三十章 第十七世纪

    本世纪,欧洲各国无论在领土、思想、学术各方面,都继续不断地扩张和进步,诸如:

    ——荷兰征服东印度群岛(印尼)、中国台湾、澎湖。

    ——英国、荷兰分别殖民北美洲,英国又把荷兰人驱逐。

    ——英国爆发革命,国会法庭判处国王查理一世死刑。

    ——英国国会通过《权利法案》,严禁非法逮捕。民主政治确立。

    ——英国征服印度。

    ——牛顿发明微积分,发现地心吸力。

    ——伽利略发现太阳大、地球小,地球绕太阳而行。

    中国在大黑暗时代中,停滞如故,但本世纪可分为两个阶段。四十年代前,政治更为黑暗,可以说是中国有历史以来最黑暗的时代,饥饿愤怒的群众终于把明政府和朱姓皇族推翻。代之而起的,即四十年代后,是乘虚而入的满洲人爱新觉罗皇族组成的清政府,汉民族第二次沦为亡国奴。不过,爱新觉罗皇族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个皇族,至少他们治理国家的能力,要比朱姓皇族高明。到了本世纪八十年代,在大黑暗的浓雾中,竟奇迹般地为中国带来了为时一百年之久的第三个黄金时代。

    一断头政治的极致

    欧洲日益加强它的掠夺,从旧大陆掠夺到新大陆,从欧洲掠夺到亚洲。黄种人、棕种人、红种人、黑种人,被侵入的白种人无情地奴役和屠杀。全世界都听到亚洲人、非洲人和美洲人的呼喊,也都听到欧洲人磨刀霍霍。只有中国人没有听到,中国的明王朝政府,正闭着眼睛,一日千里地向着使它粉身碎骨的断崖奔驰。

    张居正所辅佐的第十四任皇帝朱诩钧完全继承他祖先朱元璋和祖父朱厚囗的劣根性,而且更加愚暴。据说他又染有从海外初传入中国的鸦片烟瘾,所以他更多了一个吸毒者的特质。张居正于上世纪(十六〕逝世,像撒了堤防一样,使朱诩钧的凶顽性格,汹涌而出。张居正是一五八二年死的,朱诩钧可能当年就染上了嗜好,因为就在这一年,他就开始不跟大臣见面。最初,隔几天还出现一次,后来隔几十天出现一次,久之隔几个月出现一次。而到了上世纪(十六)一五八九年的元旦,那是天经地义地必须跟群臣见面的重要大典,朱诩钧却下令取消。而且从那一天之后,朱诩钧就像被皇宫吞没了似的,不再出现。二十六年后的本世纪(十七)一六一五年,才勉强到金銮殿上作一次亮相。

    那一次亮相,也不简单。如果不是发生了使人心震动的“梃击案事件”,连这一次亮相也不会有。那一年,一个名叫张差的男子,手里拿着一根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所住的慈庆宫,被警卫发现逮捕。政府官员们对该案的看法,分为两派,互相攻击。一派认为张差精神不正常,只是一件偶发的刑事案件。另一派认为它涉及到夺嫡的阴谋——朱翊钧最宠爱的郑贵妃生有一个儿子朱常询,她企图使自己的儿子继承帝位,所以收买张差行凶。朱诩钧和朱常洛都不愿涉及到郑贵妃,为了向乱糟糟的官员们保证绝不更换太子,朱诩钧才在龟缩了二十六年之后,走出他的寝宫,到相距咫尺的宝座上,亲自解释。

    这一次朝会情形,像一场有趣的卡通电影。朱诩钧出现时,从没有见过面的宰相方从哲和吴道南,率领文武百官恭候御驾,一齐下跪。朱翊钧屁股坐定,就拉着太子的手向大家宣布:“这孩子非常孝顺,我怎会有更换他的意思?”又教三个皇孙也出来说:“孙儿辈都已成长,不应该再有闲话。”太子朱常洛跟着说:“你们看,我们父子如此亲爱,群臣们却议论纷纷,造谣生事。你们目无君主,使我也成了不孝的儿子。”朱翊钧问大家:“你们听见太子的话吗,还有什么意见吗?”方从哲除了叩头外,不敢说一句话。吴道南则更不敢说话,两位宰相如此,其他臣僚,自没有一个人发言。监察部委员(御史)刘光复,大概想打破这个沉默的僵局,开口启奏。可是,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朱诩钧就大喝一声:“拿下。”几个宦官立即扑上去,把刘光复抓住痛打,然后摔下台阶,在鲜血淋漓的惨号声中,被锦衣卫的卫士绑到监狱。对这个突变,方从哲还可以支持,吴道南自从做官以来,从没有瞻仰过皇帝的长相,在过度的惊吓下,他栽倒在地,屎尿一齐排泄出来。朱翊钧缩回他的深宫后,众人把吴道南扶出,他已吓成一个木偶,两耳变聋,双目全盲,经过几天之后,听觉视觉才渐渐恢复。

    这是隔绝了二十六年之后唯一的一次朝会,没有一句话说到国家大事,君臣们印象最深的只是皇帝展示威风的大喝一声“拿下”。从此又是五年不再出现,五年后,朱诩钧就死翘翘了。

    ——人的感情反应,有时候竟会恰恰相反。朱祁镇、朱厚照之类的活宝,把皇宫当作不快乐的地方,总是到外面游荡。而朱厚囗、朱诩钧之类瘪三,又把皇宫当作最快乐的地方,连片刻都不肯离开。对于后者,我们真不了解,在那个范围有限(不过三四十个院子)的皇宫中,每天所见的都是同一的面孔和同一的景色,怎么能自我关闭三十年,而不感到单调烦闷。

    断头政治已够骇人听闻,而朱诩钧的断头政治,尤其彻底。他的祖先们虽然关闭深宫,国家事务,还利用“票拟”“朱批”,仍在松懈地推动。朱诩钧三十年的断头政治,连“票拟”“朱批”都几乎全部停止。官员们的奏章呈上去后,往往如肉包子打狗,永无消息。

    明王朝的宰相不能单独行使职权,他的权力来自他自己的“票拟”和皇帝的“朱批”,二者缺一,宰相便等于没有能源的机器,毫无作用。朱翊钧时代的断头政治使二者全缺,全国行政进陷于长期的停顿。到了一六一○年,中央政府的6个部,只有司法部(刑部)有部长,其他五个部,全没有部长。六部之外的监察部(都察院)部长嘟御史),已缺十年以上。锦衣卫没有一个法官,囚犯们关在监狱里,有长达二十年之久还没有问过一句话的,他们在狱中用砖头砸自己,辗转在血泊中呼冤。囚犯的家属聚集在长安门(宫门之一)外,跪在地下,遥向深宫中他们认为是神圣天子的朱诩钧哭号哀求,行路的人都跟着他们痛哭,但朱诩钧没有任何反应。宰相们一再上奏章请求委派法官或指定其他官员办理,同样没有反应,全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也缺少一半以上,不但请求任用官员的奏章,朱诩钧视若无睹,对官员们辞职的辞呈,也视若无睹。宰相李廷机有病,连续上了一百二十次辞呈,都得不到消息,最后他不辞而去,朱诩钧也不追问。一六一九年,辽东军区总指挥(辽东经略)杨镐,四路进攻新兴起的巨敌后金汗国,在萨尔浒(辽宁抚顺东)大败,死四万五千余人,开原(辽宁开原)铁岭(辽宁铁岭)相继陷落,距沈阳只六十公里,北京震动。全体大臣跪在文华门(宫门之一)外,苦苦哀求皇帝批发军事奏章,增派援军,急发军饷——前线战士正在冰天雪地和饥饿中杀敌,可是朱诩钧毫不理会。大家又转到思善门(宫门之一)外跪求,朱诩钧同样毫不理会。

    世界上再找不出这种政治形态,宫门紧闭,人们无法进去,奏章投进去如同投进死人的坟墓,得不到任何轻微的回音。人民的哭号,官员的焦急,如火如荼的民变兵变,遍地的诟詈声和反抗暴政的革命,朱诩钧都无动于衷。

    明政府现在已成了一个断头的僵尸。

    二矿监·税监

    但朱翊钧这个吸毒犯的无动于衷,并不是绝对的。他对有些他认为重要的少数奏章,仍然会处理,如上世纪(十六)保卫朝鲜战役,奏章便很少发生投入坟墓的现象。事实上,三十年中,除了上述“拿下”一次之外,朱翊钧也偶尔跟宰相接触过,如本世纪(十七)初,朱诩钧曾因病危,单独接见过当时的宰相沈一贯。

    然而,朱诩钧对另外一些人的请求,他的反应却像跳蚤一样的敏锐。那就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矿监和税监们的奏章,上午送进皇宫,朱诩钧的“朱批”谕旨,下午就发了出来。其敏捷迅速的程度,使宰相们自顾形惭。

    由宦官管理开矿和负责征收赋税,是大黑暗时代的暴政之一,依照儒家正统的政治哲学,凡是祖先创立的制度,后世子孙绝不可以更改,而“矿监”和“税监”,正是祖先创下来的制度之一。所谓矿产,主要的是金矿、银矿和朱砂矿,某一个地方一旦发现矿苗,皇帝就指派一个宦官前去主持,官衔是“某地某矿提督太监”。所谓税收,政府本有财政部(户部)主持,财政部也本有它的税务机构。但皇帝却另外设立一个征税系统,由他指派的宦官负责,称为“某地某税提督太监”。简称为矿监和税监。

    在二十世纪,开矿是一件受人欢迎的生产性建设,但在大黑暗时代,却是谋杀的手段。宦官在最初派遣时,固然只有一个人,不过依当时官场的传统习惯,他至少拥有一百余人的随从。在随从中,他遴选十几个负实际责任的矿务官员,此十几个矿务官员,各又有一百余人的随从(这正是《红楼梦》所形容的“奴才还有奴才”的现象),每家以五口计算,一个矿监至少有五千人寄生在他身上,这种非生产的人事开支,就是最富有的金矿都无法负担,而且还不把贪污的数目计算在内。矿监系统自有他们的特殊办法,这办法就是一律转嫁到当地居民身上,那只要随意指认某一个富家地下有矿苗,就可以了。一旦被认为地下有矿苗,那家房屋就要全部拆除,以便开矿,唯一避免拆除的方法是贿赂。开矿时挖掘不到或矿藏不多,附近的富家随时都可被指控“盗矿”,富家破产后,盗矿的罪名就延伸到穷人头上,他们被投入监狱,苦刑拷打,直到全家尽死,或缴出全部“盗矿”的赔款。一个矿场即令枯竭,也不能关闭,因为关闭后五千余人的生路便告断绝,所以全部开支,包括呈献给皇帝的数目,都由当地人民承担。

    税监跟矿监相同,而更普遍,像天津的店铺税,东海沿岸的盐税,浙江、广东、福建等省的海外贸易税,成都的茶税、盐税,重庆的木税,长江的船税,荆州(湖北江陵)的店税,宝低(天津宝坛)的鱼税、苇草税。普通税吏本已是烂污人物,但比起税监系统,他们简直纯洁得如同婴儿。税监系统只要用手向某商店一指,说他漏税,这个商店纵然破产都不能清偿。

    除了矿监、税监,还有采办太监和织造太监。前者如采办木材,采办香料,采办宫花珠宝;后者如烧制瓷器,纺制锦绣绸缎。他们对人民的伤害,不亚于矿监税监。用采木作为说明,在采购中心的四川省,便有一个沉痛的谚语:“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形容采伐一根供皇帝建筑宫殿的巨木,一千人中要死五百余人,才能砍倒和运出丛山。四川人民一听到采木的宦官驾到,无不惊恐。

    宦官系统因有皇帝支持的坚强背景,他们的凶暴更甚于官员和乡绅,甚至骑到官员和乡绅的头上,平民就更不堪活命了。最闻名于世的湖广(湖北省及湖南省)税监陈奉,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但征税,还公开地抢劫行旅,殴打维持治安的官员。他手下的税吏在武昌(湖北武汉)经常假借着缉查私货的名义,闯入民宅,奸淫妇女,勒索财物,稍为不满意,就逮捕到税监所主持的税务公署,用酷刑追缴漏税。一六○一年,即本世纪(十七)第二年,武昌就因税吏强xx一位妇女的案件,激起大规模暴动,二十余万人攻击税务公署,陈奉逃到亲王府躲避,密令他的骑兵卫队三百余人(一个宦官竟有如此庞大的卫队),向抗暴群众冲杀,当场数十人死于非命。群众更为愤怒,生擒了陈泰最亲信的助手六人,投入长江。云南税监杨荣,比陈奉还要厉害,群众起来攻杀他的随从,杨荣就一口气逮捕了数千人,全都用酷刑拷死,又逮捕被认为拒绝合作的一位中级军官(指挥使)樊高明,拷打后戴枷示众。一六○六年,民变与兵变结合,突击杨荣,把他杀掉。

    罪恶的根源事实上不是宦官而是皇帝,杨荣事件后,就发生一件肉麻当有趣的反应。酒肉皇帝朱翊钧并不追问群众暴动的原因,而只对群众胆敢犯上作乱,大为震怒。为了加强这种震怒的效果,朱翊钧拒绝吃饭,宣称:“杨荣算不了什么,我痛心的是,那些凶手把国家法律的尊严置于何地?”

    朱翊钧贪财而残忍,他在宫中除了吸毒外,便是喝酒,每喝酒一定酩酊大醉,左右侍候他的宫女和小宦官,一不顺眼,朱诩钧就喝令扑杀(我们应牢记他“拿下”的威风)。截至上世纪(十六)一五九二年统计,死在他皮鞭下的已达一千人。我们无法得到准确数字,“一千人”是当时大臣公开写在奏章上的。那一年朱诩钧已在位二十一年,平均每星期都要有一个哀哀无告的宫女和小宦官,被他杀害。只有一种情形才能使他回嗔作喜,和颜悦色,那就是向他奉献开矿和征税所得的金银财宝。矿监、税监们不得不倾全力去搜刮,他们知道,如果奉献太少,触怒了那位高高在上的吸毒犯,自己难逃一死。

    一六○二年,朱诩钧染病沉重,再邪恶的人,到了临死,都会天良发现。朱诩钧对深夜被召人深宫诀别的宰相沈一贯说:“开矿收税的事,大家都反对,我因为宫殿没有筑成,所以采取权宜措施。现在可以停止了,江南的织造和江西的瓷器,也一齐停止,宦官一律撤回。”又亲笔写了一张谕旨交给沈一贯。可是,到了明天,在全国都盼望那个暴君死亡的欢乐愿望中,朱诩钧却竟然痊愈。他清醒后第一件事就是对撤销矿税宦官的事懊悔不迭,一连派出二十位宦官,到宰相所在地的内阁索回谕旨,沈一贯最初还鼓起胆量拒绝,以致平常不把宰相放在眼里的那些宦官,恐惧万状,向沈一贯叩头流血。沈一贯不敢再坚持,只好缴回。然而司礼监田义(一位有血性的宦官),向朱诩钧劝阻说:“谕旨已经颁发,恐怕无法收回。”朱诩钧怒不可遏,亲自挥刀,要杀田义。撤销矿监、税监之事,就此告吹。

    事情已十分明白,明政府跟全体中国人民,已不能共存。凤阳军区司令官(风阳巡抚)李三才在请求朱诩钧停止矿税宦官的奏章上(这奏章照例地如石沉大海),有一段说话:“杀人父母,使人成为孤儿;杀人丈夫,使人成为寡妇;破人家庭,掘人坟墓(在二十世纪前,中国人一直强烈崇拜祖先);纵然对方是仇人敌人,我们都于心不忍,陛下怎么忍心对一向被你称为赤子的臣民如此?”

    问题是,朱诩钧硬是忍心如此。

    在那个时代,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的私产。朱翊钧还要搜刮这些财宝干什么?这是一个谜。这谜于一六一四年揭晓。郑贵妃所生,被怀疑阴谋夺嫡的儿子朱常洵,封到洛阳(河南洛阳)当亲王,除了国库负担一个可怕的数目外,老爹老娘把从“矿”、“税”所得到的血腥钱,全部交给这个宝贝,希望任他怎么花都花不完。二十七年后(一六四一),民变领袖李自成攻陷洛阳,这位宝贝儿子跪在李自成面前叩头乞命,仍被剁成肉酱,跟鹿肉拌在一起,被愤怒的群众吃掉,那些财富又回到民间。

    三后金汗国崛起东北

    一六一六年,即朱诩钧展示威风,“拿下”事件的明年。位于北京东北七百公里的赫图阿拉城(辽宁新宾),女真部落一位酋长努尔哈赤,自称可汗,建立后金汗国。

    ——这是明王朝第一响丧钟,二十八年后,他们攻陷北京。

    女真民族于十二世纪时,曾建立金帝国,征服了中国一半以上的土地,还活捉了中国当时宋王朝的两个皇帝。金帝国灭亡时,进入中国境内的女真人,大部分被歼灭。只有遗留在故土上的若干部落,仍然存在,他们分为下列的三部,其中以建州女真最为强大:

    一野人女真住黑龙江下游一带

    二海西女真住东北平原一带

    三建州女真住图们江一带

    上上世纪(十五)初,明政府特地加封建州女真的酋长李满住为建州卫司令官(都指挥使),作为藩属。所谓“卫”,即军事屯垦区。司令部所在的建州,即俄国海参崴稍北的双城子。不久,野人女真南侵,建州女真受到压迫,沿着图们江逆江而上,向西南迁移。明政府就先后把他们分割为三个卫,总称“建州三卫”。我们用下表说明:

    上世纪(十六)七十年代,建州右卫司令官(都指挥使)王杲最为强悍,屡次沿边劫掠。中国边防军军官裴承祖到他的辖区寻找逃犯,王杲竟把裴承祖剖开肚子惨杀。中国边防军把王杲击斩,但他的儿子阿台继续跟明政府对抗。到了上世纪(十六)一五八三年,辽东兵团司令官(辽东总兵)李成梁,再发动一次攻击,由建州卫所属的两位酋长尼堪外兰(苏克素护河部落)、觉昌安(觉罗部落)分别担任向导,包围建州右卫所在的古勒城(辽宁抚顺古楼村)。觉昌安奉命到城中劝说投降一被阿台拘留囚禁。城陷落时,觉昌安的儿子塔克世首先冲进去抢救父亲,觉昌安却在大火中烧死,塔克世也在混乱中被明政府军误杀。

    这是一件缺乏积极证据,但并不是没有迹象可寻的陷害谋杀疑案。父子二人深入虎口,觉昌安适时的被烧死,塔克世也适时的被自己方面的军队,即明政府的军队所误杀。当时就传说纷纷,认为是尼堪外兰和李成梁的阴谋,目的在铲除日后潜在的敌人。

    阿台的覆灭和党昌安父子之死,使建州三卫的政治组织瓦解,部落星散,各自为政,这正是中国明政府所企求的。然而,塔克世的二十八岁的儿子努尔哈赤,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物,他跟十三世纪蒙古帝国开国大汗铁木真的遭遇,几乎完全相同。努尔哈赤自幼丧母,不堪继母的虐待,离家流浪到当时中国东北重镇抚顺(辽宁抚顺)。因祖父和父亲跟明政府都有密切关系的缘故,他有机会出入辽东兵团司令部(在辽宁辽阳)跟李成梁的私宅,对明政府的贪污无能和军队的腐败,有深刻的印象。又因广泛地跟异民族的汉人来往,使他的胸襟和智慧,日益开阔,他追求高等知识过程中,《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在他身上产生极大的影响,使他不久就成为一个受部落爱戴的军事统帅和政治领袖。

    努尔哈赤从他父亲那里,只继承了十三副盔甲和叛变逃亡后剩下的数十名部众。他收拾残局,忍辱负重,捕杀背叛中国的同族女真人,以表示对明政府的忠心耿耿。再加上他祖父、父亲同时为中国牺牲,努尔哈赤遂被明政府正式任命为建州卫代理司令官(都督企事),努尔哈赤即利用这个官衔所赋予的影响力,壮大自己。

    三年后(上世纪一五八六年),他击斩尼堪外兰。

    二十五年后,到了本世纪(十七)一六一六年,羽毛丰满。努尔哈赤正式称可汗,建立后金汗国,以继承覆亡于十三世纪的他祖先们的金帝国的大业。一六一八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祭告天地,宣布他脱离明政府,和跟明政府对抗的理由。七大恨中的第一大恨就是明政府杀了他的祖父和父亲,其他六大恨不过一些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小事。

    发表七大恨的次年(一六一九),中国辽东军区总指挥(辽东经略)杨镐,这位在保卫朝鲜战役中全军覆没的债帅,动员精锐边防军九万人,包括从南方出击的朝鲜兵团一万人,分四路讨伐后金汗国,准备一举把这个初起的叛乱集团摧毁。努尔哈赤集结六万人抵抗,在萨尔浒(辽宁抚顺东)鏖战六天,杨镐大败,四万五千人阵亡,朝鲜兵团投降后金,而后金汗国只死了二千余人。努尔哈赤乘胜进攻,一连攻陷开原、铁岭。这是明政府最早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主动出击,从此只有挨打和逃跑的份。

    两年后(一六二一),后金汗国攻陷抚顺、辽阳、沈阳。明政府任命熊廷弼担任辽东军区总指挥(辽东经略),而另任命王化贞担任辽东军区司令官(辽东巡抚),这是大黑暗时代最流行的双线领导制度,目的在互相牵制,防止叛变。总指挥和司令官的权力和责任,很难划分,熊廷弼是继于谦之后中国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他对领悟力较弱的蠢庸之辈,感到不能忍受,所以他的人缘不好,高高在上的那些官僚政客,尤其厌恶他,他的官位虽然理论上比王化贞稍高,但王化贞有国防部长(兵部尚书)作他强硬的靠山,所以熊廷弼指挥不了他,熊廷弼只有四千人的部队,驻防山海关(河北秦皇岛东北)。王化贞则拥有重兵六万,驻在山海关之北二百四十公里的广宁(辽宁北宁)。王化贞跟十一世纪的范仲淹一样,善于对内宣传,他宣称只要政府一声令下,他的大军立刻就可以把努尔哈赤一举荡平。熊廷弼深知道边防军腐败已极,没有战斗力量,坚持主张采取守势,不可轻率挑战。但王化贞壮烈的言词,和用克扣军饷行使贿赂,收到预期的效果,北京大多数重要官员都支持王化贞,一致抨击熊廷弼懦弱无能和刚愎自用。问题是,努尔哈赤并不支持王化贞。第二年(一六二二),当王化贞兴高采烈地招降纳叛,准备出击时,后金兵团先发制人,用闪电战术突击广宁(辽宁北宁),王化贞六万人覆没,只身逃走。

    这次战役跟熊廷弼无关,但宦官巨头魏忠贤认为跟他有关就跟他有关了。熊廷弼被逮捕下狱,三年后(一六二五)斩首。熊廷弼死时,王化贞虽然也在监狱里,但他仍然活着,在大量贿赂下,高级官员继续支持他,并且有数万被雇佣的职业群众,在北京街头示威,为卓越的王化贞将军呼冤。

    王化贞的失败,使明政府在东北的土地,即辽东军区,丧失了百分之九十九,山海关外,只剩下锦州(辽宁锦州)、松山(辽宁锦州南松土堡)、宁远(辽宁兴城)三个孤城。宁远在山海关东北一百一十公里,由年轻有为的将领袁崇焕防守。

    努尔哈赤于击败王化贞后,即把首都从赫图阿拉城(辽宁新宾)迁到刚从明政府手中夺取的辽阳(辽宁辽阳)。三年后(一六二五)再迁都沈阳(辽宁沈阳),步步进逼明帝国。明年(一六二六),努尔哈赤亲统十一万没有战败过的精锐兵团,围攻宁远,企图把山海关外的明政府的势力,全部肃清。结果遭到失败,努尔哈赤被守军使用的葡萄牙巨炮击中,重伤而死。

    四清帝国以战迫和

    努尔哈赤的逝世对后金汗国没有重大影响,这是新兴政治力量的一种重要考验。他的继承人皇太极于老爹死后的次年(一六二七),对宁远发动第二次攻击,被袁崇焕第二次击退。皇太极在回军途中顺便进攻锦州,又被守军击退。明政府宣传这次战役是“锦宁大捷”。

    皇太极同他老爹一样的干练,他综合分析宁远城外失利的结果,得到一个结论。认为明政府虽然困于国内如火如荼的民变,日趋衰弱,但边疆上的重点实力仍不能忽视。他希望跟明政府和解。只要明政府承认他的汗国存在,他愿意结束战争。

    于是。皇太极采取行动,一是用武力征服南方的朝鲜王国和西方的蒙古察哈尔部,以切断明政府的左右两翼。一是绕过宁远(辽宁兴城)和山海关,从另外的道路,攻入中国本土,对明政府施以压力。这两者他都做得非常成功,朝鲜国防军溃败,在亡国和屈服之间,选择屈服。蒙古察哈尔部领袖林丹汗被击败后,向西逃亡,死于青海湖附近,他的儿子投降。后金汗国遂跟中国以长城为界,开始发动一连五次以战迫和的入塞攻击,完全采取蒙古帝国初期对付金帝国的挖心手段。我们把这五次攻破长城,深入中国心脏地带的战役,列为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腐败的明王朝政府手中的万国长城,已成为脆弱的篱笆,丧失了它所应具有的防御北方蛮族的功能。后金汗国在稍后也拥有葡萄牙巨炮,只要高兴,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轰出一个缺口,长驱直入。

    最重要的一次入塞是第一次,由皇太极亲自率领,直抵北京城下,给骄傲自大的明政府带来最大的震恐。袁崇焕这时已擢升为辽东军区总司令(辽东督师),他得到消息,立刻统率五千骑兵向北京驰援,日夜不停的奔驰四百公里,到达北京时,人与马都疲惫不堪,但仍在广渠门(北京城门之一)外,击退后金兵团的攻势。可是北京那些勇于内斗的官员们并不感谢他,反而认为他应负不能阻挡敌人攻破长城的责任。而被攻陷的喜峰口(河北迁西北),却是属于另一个军区——蓟州军区。皇太极对这个屡次阻挠后金军事行动兼杀父之仇的袁崇焕,尤其恨入骨髓。一个上虚构的反间谍故事,移上真实的政治舞台。熟读《三国演义》的皇太极,运用“周瑜计赚蒋干”的方法,实施他的阴谋。

    这个阴谋中扮演蒋干角色的是两个被俘虏的明王朝宦官,他们在睡梦中隐约听到看守他们的后金卫士如下的耳语对话。一个问:“今天怎么忽然停战?”一个答:“我看见可汗骑马走向敌人阵地,有两个人迎上来相见,密谈了很久。大概袁崇焕有什么秘密信息,事情很快就会解决。”两个宦官不久就自以为很幸运的逃出牢笼,回到北京,向第十七任皇帝朱由检告发。不但朱由检大大的震怒,几乎所有的官员都额手称庆叛徒的奸谋败露,使北京得免陷落。袁崇焕被捕,在舆论沸腾中,受到磔刑处死。

    过了十六年,后金汗国(那时已改称清帝国)攻占北京,公布这场公案的内幕,用以炫耀自己的聪明,嘲笑明王朝官员愚蠢如猪。

    袁崇焕冤狱,为后金汗国铲除了一个最大的劲敌,但皇太极仍继续追求和解。他发现汉民族对“金”这个国名,和“女真”这个族名,有一种无法泯灭的憎恨感情,阻碍两国接近。而“可汗”也只是部落总酋长的称谓。于是,就在一六三六年,第一次入塞撤退后,采取一项重大而激烈的改变:取消“金汗国”,改称“清帝国”;取消“女真”,改称“满洲”;取消“可汗”,改称“皇帝”。并且进一步取消自己原来的中国姓氏“佟”,改姓女真姓氏“爱新觉罗””,彻底泯灭“建州女真”和“建州卫”臣属过中国的那一段历史。杜撰满洲人的起源,宣称是三位仙女中的一位仙女的后裔。

    为什么改称满洲?历史学家有很多解释,我们认为可能为了纪念建州卫的创立人,他们伟大的英雄祖先李满住。“满洲”“满住”,声音相似。这不是没有前例的,四世纪大分裂时代吐谷浑汗国,就是用他们祖先慕容吐谷浑的名字,作为部落和汗国的名字。自此次改称之后,清帝国对“金”、“女真”、”可汗”,无论在文件上或书籍上,全部一笔勾销,好像地球上根本没有这回事一样。当然他们无法没有遗漏,所以我们才知道。

    不过,和解仍不能达成。明政府要求清政府去掉皇帝的尊号,改称国王,作为像朝鲜一样的藩属。清政府则要求两国的地位平等,而且还要把长城以北的三个据点割让。双方事实上都无法接受对方的条件。明政府更有一个心理上的困难,那就是清政府那一撮人在理论上显然是一群叛徒,要是公开承认它的合法而又尊严的地位,有违儒家的“汉贼不并立”的正统思想。而且自从十二世纪秦桧诬杀名将岳飞,跟金帝国和解,因而招致唾弃以来,中国人对于和解有一种罪恶的印象,认为凡是主张作战的都是民族英雄,凡是主张和解的都是投降屈服的卖国贼——即秦桧系统的认贼作父的汉奸,连皇帝都不敢公然触犯这些禁忌。一六三八年,明王朝已残破不堪,清军作第四次入塞时,河南军区司令官(河南四川军务总理)卢象升,率军增援北京。朱由检问他的意见,希望听到主和的建议,但卢象升正色说:“我主战。”朱由检只好默不作声。卢象升是一个主战派的典型,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事实上他就在这一战役阵亡。但他的政治见解——明明战不胜而偏要战,却严重的伤害了他所效忠的国家和政府。

    皇太极终于把明王朝的锦州、松山先后夺取,并且在松山生擒了明军总司令(蓟辽总督)洪承畴。山海关外,只剩下宁远(辽宁兴城)一个据点。朱由检命国防部长(兵部尚书)陈新甲加速跟清政府接触,经过无数次往返,已进入可行的阶段。可是陈新甲粗心大意,竟把这种极机密的文件,随便放到桌子上,被他的助手当作可以公开的普通文件,刊入政府公报(邸抄),于是,立即引起空前庞大的政治风暴,全体官员誓言跟通敌卖国的汉奸不共戴天。朱由检不敢承认这是他的主意,而且也痛恨陈新甲不能保密,陈新甲遂被处斩,和谈也跟着停止。

    依当时的情况,和解是使明王朝得救的唯一机会。如果能像十一世纪宋帝国跟辽帝国那样和解成功,明王朝即可减轻人民的赋税,再把抗清的部队投入内战战场,它可能不致覆亡,至少可能使覆亡后延。

    现在,和解的主持人被杀,皇太极由失望而愤怒。他再作第五次入塞,明政府已无丝毫力量阻挡。

    五朱由校与魏忠贤

    自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汗国,到一六四四年他的孙儿攻进北京,二十八年间,明政府不但不能发愤振作。反而更加速溃烂。

    第十四任皇帝朱诩钧的断头政治,继续如故,但他总算在萨尔浒战役的次年(一六二○)逝世。他死后,三十四岁的儿子朱常洛即位,在位只三十天,一病而死,十六岁的儿子朱由校继位。

    在朱诩钧死时,宰相们利用遗诏方式,下令取消矿监、税监等等宦官系统机构,全国人民再一次松一口气。然而,这口气又是松的太早,朱祁镇跟王振、朱厚照跟刘瑾的政治形态,第三次出现,这一次由十六岁的第十六任皇帝朱由校跟他孩童时带他的玩伴宦官魏忠贤担任主角。

    朱诩钧在位的末年,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出现了被称为“东林党”的团体。这件事要追溯到上世纪(十六)九十年代,内政部长(吏部尚书)陈有年被迫辞职,他的部下文官司司长(文选郎中)顾宪成上奏章请求皇帝挽留,朱诩钧索性连顾宪成也一并免职。顾宪成回到他的故乡无锡(江苏无锡),在东林书院讲学。讲学时,经常批评现实政治,他们虽不敢攻击皇帝,但敢攻击宰相。具有同一观点和同一利害的人群,遂结合成一个阵营,互相呼应。他们在没有权力时,固然反对当权份子,但他们中间一旦有人当了权,也同样排斥他们所不满意的人,这种排斥,往往不是以是非为标准,而是以同党不同党为标准。不久,被他们所排斥的知识分子士大夫,也结成一个阵营,跟他们对抗。东林党和反东林党,壁垒分明。

    魏忠贤是在跟他的政敌,另一位宦官王安斗争中,取得胜利,夺到大权的。因为东林党支持王安的缘故、魏忠贤早就存心报复。而反东林人士为了打击东林,遂跟魏忠贤结合,东林人士就称他们这个新结合的团体为阉党。阉,一种割掉畜牲生殖器的手术。这个称呼包含极端的轻蔑,但却十分恰当,因为他们的领袖魏忠贤确是被阉割过的人物。

    魏忠贤的阉党比王振、刘瑾的摇尾系统,要庞大百倍,最后几乎包括大多数宰相和大多数政府官员。特别有权势的核心组织,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五虎是核心的核心,全属智囊人物,以国防部长(兵部尚书)崔呈秀为首,教育部氏(礼部尚书)田吉为次。五彪是第二圈的核心,全属镇压反对派的打手,以首都治安司令官(锦衣卫都督)田尔耕为首,军法处长(锦衣卫指挥掌北镇抚司事)许显纯为次。至于地位崇高的宰相顾秉谦、魏广征之辈,不过是外围份子,还跨不进核心。其他的“狗”“孩儿”“孙”之类,更等而下之。顾名思义,就可窥知他们的成员是什么东西。魏忠贤手中有两份阉党提供的名单,一份是“奸党邪人”,指东林党以及反对阉党的人物,一份是“为国正人”,全属阉党和摇尾系统。前者供魏忠贤打击,后者供魏忠贤擢升。

    魏忠贤采用的仍是传统的冤狱手段,即合法的屠杀。最先开刀的便是籍隶东林党的名将熊廷弼,并借熊廷弼把反对派一网打尽。不过所异于过去的是,魏忠贤所扣下的帽子不是“谋反”)而是“贪污”。魏忠贤宣称那些为熊廷弼呼冤的官员,全都接受了熊廷弼的重贿。于是,包括监察部长(左都御史)杨涟,评议部主任委员(都给事中)魏大中,大批被指为东林党的中央地方官员,都被逮入诏狱(就是五彪之一许显纯所主持的军法处——北镇抚司)。在酷刑之下,他们只好承认受贿。他们所以承认,一则是受不了拷打,一则也希望承认了之后,能由诏狱移送到政府的正式司法系统(三法司),得以获得申诉的机会。但他们承认后,阉党并不移送,而就在诏狱中追赃,每三天拷打一次,他们缴不出天文数字的赃款,结果仍惨死在拷打之下。

    ——当杨涟的尸体被家属领出时,全身已经溃烂,胸前还有一个压死他时用的土囊,耳朵里还有一根横穿脑部的巨大铁钉。魏大中的尸体则一直到生蛆之后,才被拖出来。事实上凡是捕入诏狱的人,不承认罪名也不能摆脱死亡,而且死得更惨。即令移送政府司法机关,结局也是一样,司法部长(刑部尚书)薛贞的话可作为说明,薛贞是魏忠贤的“十狗”之一,正力求晋升高一级的“五彪”阶层。他训示扬州(江苏扬州)行政长官(知府)刘铎说:“生在这个时代,应该为自己的前途(功名)着想。别人的生死,跟我什么相干?”

    阉党一面血腥镇压,一面发动一项歌功颂德的专案作业,命各地官员为魏忠贤建立祠堂。祠堂本是拜祭死人的场所,但摇尾系流却在魏忠贤还活着的时候,在祠堂中树立魏忠贤的塑像,供人当神仙般的焚香跪拜,祈求降福。

    发明这种新型摇尾形式的,是高级官员之一的浙江军区司令官(浙江巡抚)潘汝祯,于一六二六年出奇制胜,第一个建立魏忠贤的生祠,魏忠贤对这个无耻之徒大为欣赏。各地遂纷纷跟进,俨然成为一种一窝蜂的效忠运动。当欧洲人疯狂地向亚洲、美洲侵略,后金汗国疯狂地向明王朝进攻,中国各地民变风狂地涌起之时,明政府全体官员,却向一个宦官,疯狂地谄媚

    不过,魏忠贤不像第二次宦官时代唐王朝的宦官,他始终没有取得军权,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致命伤。就在发动建立生祠运动的次年(一六二七),他的权力魔杖朱由校突然逝世,朱由校没有儿子,由他十九岁的弟弟朱由检继承帝位,魏忠贤跟着从高峰跌下来。

    魏忠贤当权仅仅七年,但已经足够把明王朝的根基全部挖空。

    六天崩地裂的农民大暴动

    朱由检坐上宝座后,对人人切齿的阉党加以清算,魏忠贤和他圈圈里的人物,先后自杀或被杀,生祠也被拆掉。但朱由检虽有力量铲除阉党,却没有力量应付迎面而来的两项威胁。一项是新兴的像巨魔一样的后金汗国,我们前面所叙述的五次入塞挖心战术,就是在朱由检即位后的第三年(一六二九)开始的。另一项是民变更加严重,武装群众像野火一样,燎原并起,他们粉碎一切旧有的社会秩序,向四方蔓延。

    朱由检坐上宝座的当年(一六二七年),整个北中国发生可怕的蝗灾和旱灾。普通情况是,水灾的面积比较小,而旱灾一旦形成,即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旱灾必然引起蝗灾。灾难于是扩张到旱灾以外地区,使千里之外的青青麦禾,数天之内,被吃个精光。我们在下面引用一段评议部委员(给事中)马懋才给朱由检上的奏章,代作说明:

    我是陕西省安塞县人,地方官员的报告中,常说“父亲遗弃儿子,丈夫出卖妻子,或挖掘草根吞食,或挖掘白石充饥。然而所形容的距事实仍远。我的家乡延安府,自去年到今年,一年没有落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乡民争着采食山中的蓬草,虽然勉强也算作谷物,实际上跟糠皮一样,味道苦涩,吃了仅能免死。到了十月,蓬草食尽,只有剥树皮来吃,所有树皮中唯榆树皮最为上等,但仍要混杂其他树皮同吃,也不过稍稍延缓死亡。到了年终,树皮又被吃完,只有挖掘山中的石块来吃,石块冷硬,其味腥涩。只一点点,即可吃饱。但数天之后,因不能消化,就腹部发胀,无法大便,下堕而死。一些不甘愿吃石块而死的乡民,只好集结起来当强盗。另一些稍有积蓄的家庭,被抢劫一空,也变成饥饿的群众。他们知道当强盗是犯法的,非死不可,但他们与其坐着等死,宁愿当强盗犯法被处死,即令当鬼,也愿当一个饱死鬼。最可怜的是,在安塞城西一带地方,每天必有一两个婴儿或幼童被遗弃在那里,哀号呼唤爸爸妈妈。在力竭肚饿时,就拣吃地上的粪便。到明天,全都饿死。更可怕的,幼年人或独行人,一出城外,便告失踪。以后见城外的贫民用人的骨头当木柴烧,烹煮人肉,才知道失踪的人,都被饥民吃掉。可是吃人肉的人也不能维持残生,他们用不到几天,就头部肿胀,浑身燥热而死。

    (奏章中所称的“石块”、“白石”,就是乡民们所称的“观音石”、“观音土”,产于黄河中游两岸地区,用水煮沸,可溶化为浆糊状态,吃下去可以压制暂时的饥饿。但不久就在胃肠中凝固,还原为石块,使人堕胀而死。)

    三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隐约的听到那些被遗弃在荒郊的孩子们呼唤爸爸妈妈的哭声,也依稀的看到那些小身躯蹲下来拣吃粪便的背影。一个政府把人民陷入如此悲惨之境,实在是不能原谅的罪恶。善良的中国人痛苦地向上苍呼喊:“天老爷,耳又聋,眼又花。为非作歹的享尽荣华,持斋行善的活活饿煞。天老爷,你年纪大,你不会作夭,你塌了吧。”一些有头脑的饥民为了活下去,他们拒绝吃观音石,集结起来,向官员和乡绅强行夺取食物。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从陕西省到河南省一,从武昌(湖北武汉)到成都,全国沸腾。武装群众的领袖中,以张献忠和高迎样最为著名,他们正是马懋才所说的陕西省安塞县附近的饥民。张献忠是安塞县西北一百三十公里延安卫柳树涧(陕西走边东)人,号称八大王。高迎祥是安塞县东北一百三十公里米脂县人,号称闯王。高迎祥在后金汗国改称清帝国的那一年(一六三六),被明政府军生擒,送到北京,以叛乱罪用酷刑磔死。他的外甥李自成被推举继任闯王。

    李自成从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一个传奇人物。他本是一个安份守己的贫苦农夫,曾向姓艾的乡绅借过钱,限期到时,在大旱成了上述那种情况下,他无力偿还,艾家通知米脂县政府把李自成逮捕,拷打后戴上重枷,押到市场上,在毒烈的太阳下示众。艾家更教他的仆人们在一旁监视,不准李自成的家人给他送饭,艾家的意思是要李自成在刑具下活活饿死或晒死,用以威吓其他那些欠债的穷人。看守李自成的狱卒于心不忍,把李自成移到有树荫的地方,给他一点饮食,艾家仆人们咆哮着上前阻止,李自成悲愤地说:“我就是被太阳晒死,也没有关系。”踉跄地仍爬回到烈日之下,拒绝吃狱卒们的东西。围观的群众不胜愤怒,在呐喊声中拥上去,把重枷打碎,一齐逃到城外一带的树林中,商议如何善后。一直到这时候,他们仍没有跟政府对抗的意思。但县政府已出动军队围剿,群众知道一旦被捕后的结果是什么,于是拿着树枝木棍,从树林中一拥而出,为首的军官大吃一惊,从马背上跌下来,竟跌死了,军队溃散,弓箭刀枪,全被群众据获。他们有了杀人武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就在当天夜间,进攻米脂县城,很顺利地把县城占领,附近饥民们闻风而至,立即集结一千余人,进军富裕的地区。他们在战争中成长茁壮,又因为怀着过度的悲痛和愤怒,所以每攻陷一个地方,对官员和乡绅所作的报复,也非常残酷(我们不能想像那个艾姓乡绅跟他仆人们的命运)。

    明政府认为这种到处觅食的武装饥民是流寇,流寇的头目都是一些本性凶恶狡狯、人人得而诛之的叛乱匪徒。明政府用两种传统的老方法对付他们,一是讨伐,一是招降。

    讨伐是军事行动,但腐败的明政府军队所到之处,大肆奸淫烧杀,比饥民们仅加之于官员和乡绅身上无情的报复更甚。一六三四年,评议部主任委员(给事中)吴甘来的弹劾案,可代作说明,他在给皇帝朱由检的奏章上说;“山西军区总司令(山西总兵)张应昌兵团所杀的,一半以上是逃难的乡民,用他们的人头冒功领赏。中原(河南省)人民对曹变蚊所属军队的恐惧,远过于流寇。陛下想使人活下去而不能,军官们却一点不动心的把他们屠杀。”就在上世纪(十六),民间就有一首歌谣:“盗贼(饥民)好像梳子,军官好橡蓖子,士兵好像剃刀。”

    招降是政治解决的手段,但饥民投降之后,即令幸而不被指控为“诈降”而加屠杀,也会终于被迫再叛。一六三八年,张献忠曾向明政府投降,被安置在谷城(湖北谷城)一带。第二年(一六三九),忽然呼啸着拔营而去。临走时,在城墙上公布使他们不堪负荷的勒索贿赂的官员们的名单和已经勒索到手的款数,在名单后他们声明说:“不向我们要钱的,只有兵备(中级军官)王瑞(木冉)一人。”张献忠如果不早日脱身,一旦财货被勒索罄尽,而官员们却不相信已经罄尽时,他的结局可以预卜。

    朱由检也曾用严刑峻法制裁贪官污吏,但明政府已失去肃清贪污的能力,因为贪污的根恰恰就是朱由检。任何高级官员,文官包括宰相,武官包括总司令,都必须靠宦官支持,才能保持他的性命、地位和有希望擢升,而宦官的支持是非钱不行的,那些债官债帅当权之后,要想他不贪污,绝不可能。朱由检杀的贪污官员越多,贪污反而更炽,官员们互相警惕的不是停止贪污,而是不被发觉。

    饥饿的武装群众也开始转变。一六四○年,李自成得到两位知识分子(举人)李岩和牛金星的合作。李岩所以背叛明政府,是一个另一类型的官逼民反的故事。他是河南杞县人,一位高级官员的儿子,家庭富有,属于乡绅阶层,但在遍地饥谨的时候,他拿出粮食作救济工作,饥民们感激他,互相传扬说:“李公子救了我们的命。’当时有一位江湖上卖艺走绳索的美丽女郎,名红娘子,因没有人再看她表演的缘故,她的生路断绝,就也加入饥民的行列,成为一支武装力量的首领。她在一次攻击杞县的战役中,把李岩掳去,强迫他跟她结婚。李岩不甘心做流寇,婚后不久就逃了回来。但明政府却把他逮捕下狱,通匪的证据既然如此确实,所以任何解释都没有用,他被判处死刑。在行刑的前夕,红娘子攻破县城,把丈夫救出,李岩只好死心塌地叛乱到底,劝红娘子投奔李自成,他跟另外也是举人出身的牛金星,共同成为李自成的智囊。

    他们所以选择李自成,跟纪元前三世纪,张良、韩信所以选择刘邦一样。不是每一个群众首领都有政治头脑的。像张献忠,他只能成为真正的流寇。李自成在李岩、牛金星的辅助下,停止报复性的屠杀,发出“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号召。四年后(一六四四),李自成攻陷陕西西安,就在那个唐王朝的故都,正式组织政府,建立顺帝国,并立即北伐。

    七朱由检的下场

    明王朝第十七任皇帝朱由检并不是不想把国家治理好,但他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犹如小学生没有写出博士论文的能力一样。他精力充沛,沾沾自喜于自己明智的措施,发脾气的时候不可理喻,而且几乎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发脾气。他对自己的错误永远有动听的掩饰,绝不寻求更正,却喜欢他的部下歌颂他英明。

    朱由检深知宦官的弊害,所以当权后立即把阉党排除。但他不久就发现只有宦官最最忠贞,于是一切恢复原状,而且更变本加厉,大量的派出“监视宦官”到各军区、各兵团司令部、各重要城市,去监视主管首长有没有叛变的行为和是不是尽忠职守,完全是八世纪唐王朝和他刚刚撤销的监军制度的复活。最有趣的是,在从前,所有的军事指挥官无一不反对宦官,而现在几乎一致的热烈欢迎。因为从前那些军事指挥官还希望能建立功勋,所以讨厌宦官在一旁动则掣肘,朋政府末年的一些军事指挥官已没有报国的情操,他们发现只要满足监视宦官的私欲,自己反而可以从事更大胆的罪恶行为,任何人控告军事指挥官杀人越货、贪赃枉法都没有用,监视宦官会证明绝无此事,皇帝只相信监视宦官的话。

    朱由检最勇敢的一件事是杀人,在发脾气时,像一头挣脱了锁链的疯狗,人性和理性全失。一个城市沦陷,就把守城的将领杀掉,一个地方沦陷,就把守地的首长杀掉。陕西省华亭县(甘肃华亭)县长徐兆麟,到任只七天,照样依法处斩。朱由检对饥饿的武装群众恨入骨髓,坚决地指控只是一撮奸邪份子煽动起来的,有人向他提及饥懂和官员乡绅贪暴,他就发怒,发怒的原因是他无法解决,所以他不愿听到、不过他倒是确信小动作可以帮助他,确信仅只虚心假意的表演一下就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所以他不断地宣布“避殿”、“减膳”、“撤乐”,不断地声言流寇也是他最亲爱的赤子,不断地下令政府官员自我检讨(修省)。有一次还把宰相们请到金銮宝殿上,向他们作揖行礼,说:“谢谢各位先生,帮助我治理国家。”然而不久就大发雷霆,把被他谢谢的“各位先生”杀掉。朱由检的急躁性格,使他迫不及待地追求奇迹,并且认为重刑是促使他部下创造奇迹的动力。但有才干的部下又使他如芒刺在背,他只能用宦官型的恭谨无能之辈,在这种人之前,他才心情愉快。朱由检尝叹息他无缘得到岳飞那样的将领,其实,恰恰相反,他已得到了一位岳飞,那就是袁崇焕,结果却用冤狱酷刑对待他。

    一六四四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顺帝国政权后,即出发北伐,穿过山西省,直抵首都北京城下,几乎没有遇到抵抗,连最著名的九边之一的军事重镇大同(山西大同),都望风投降。最使人奇怪的是,各地主张投降最力的,却是那些被认为最忠贞的监视宦官。李自成于同年三月十七日到达北京,明政府用以保卫首都、但却五个月不发给薪饷的十万人的防卫部队(京管),霎时叛变。在宣府(河北宣化)投降的监视宦官杜勋,告诉城上的宦官同僚说:“我们的富贵,另有地方,不要太死心眼。”次日(十八)夜晚,监视城防的宦官巨头曹化淳大开城门,迎接顺兵团进城。像铁铸一样坚固的北京城,没有经过战斗,就告陷落。

    朱由检听到消息,乘天还未明,企图逃走。他抛下妻子儿女,手提着一支当时最新式的武器三眼枪,率领十数个还接受命令的宦官,宦官们都手执利斧(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每人发一支三眼枪。也不明白朱由检何以众叛亲离到如此程度,身旁连一个追随的将领都没有)。朱由检跑到东华门时,守门的宦官用乱箭阻止他逃走。朱由检再跑到齐化门,齐化门的守将是朱由检最亲信的朱纯臣公爵,朱由检找到朱纯臣的住宅,朱纯臣听说皇帝驾到,这在平时是稀世的荣耀,他会狂奔出来跪在门口迎接,可是现在他下令不准开门。朱由检再奔向安定门,安定门的守军已全部溃散,没有人在那里,城门封闭的很坚固,朱由检手下宦官们的利斧也无法把它劈开。这时已到了十九日的拂晓,大火四起,顺兵团搜索前进的声音渐渐逼近,逃既逃不掉,朱由检只好重返皇宫,在一座名为煤山的人工山之上,自缢而死。他在自缢之前;留下一份下列的遗书:

    逆贼直逼首都,固是由于我的品德不足,上天才降下惩罚,但也是群臣误我。我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请去掉我的帽子衣服,把头发披到我脸上。任凭逆贼割裂我的尸体,不要杀伤人民一人。

    这份遗书可能是后人伪造的,但也可能是真的,因为它充分显示朱由检用小动作掩人耳目的伎俩。他把失败的责任一古脑儿推到别人身上,自己责备自己品德不足,并不是真心的承认错误,而只是用以烘托群臣的罪恶。问题是,群臣中没有一个人出于民选或老天爷派下来的,全部由朱由检任用,中国那时有六千余万人口,不知道他为什么专挑选一些“误他”的人当他的政府官员。朱由检要求“逆贼”不要伤害人民,他也知道“这贼”不会听他的,这种廉价的文章,不过企图留下他非常慈悲的印象。那些在安塞县荒郊哭泣爸爸妈妈和蹲在地上吃粪土的孩子,以及被明政府军屠杀的难民饥民,恐怕不会同意朱由检有此悲天悯人的胸襟。

    李自成坐上朱由检坐的宝座,把顺政府由西安迁到北京。明政府的那些烂污官员,包括拒绝朱由检进门的朱纯臣公爵和另一位吴襄伯爵,他们一窝蜂投降,跪在李自成面前,歌颂他的功德,并争先恐后贡献扫荡明政府残余势力的计策。不过顺政府的反应大出他们的意外,新王朝的官员们把旧王朝的官员,当然包括二人在内,全部投入监狱,苦刑拷打,追缴他们在明政府时代贪污所得的赃款。

    八清军入关

    顺政府当时虽占领了北京,但事实上他们只控制了华北的一部分,明政府一支最强劲的边防军,由蓟辽兵团司令官(蓟辽总兵)吴三桂——吴襄的儿子,率领着从他的防地宁远(辽宁兴城),正向北京驰援,先头部队已到达距北京一百五十公里的丰润(河北丰润)。

    顺政府这时正陷于狂欢的追赃行动中,不能冷静下来考虑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同时,他们从拷掠第一个贪官起,就重蹈九世纪时变民领袖黄巢所犯过的错误,那些饥民出身的新官僚在使人眼花缭乱的珠宝金银之前,几乎是一霎时就把最初起事的精神,丧失殆尽;在宦官和宫女包围的皇宫中,李自成无法跟往常一样的同他的高级干部生活在一起。

    吴三桂得到李自成即位的消息,决定投降。他父亲吴襄正好也派遣仆人到军前劝他入朝。但经过下列一段对话后,吴三桂的态度立刻转变。他问他父亲的情形,仆人说:“已被逮捕。”吴三桂说:“我到北京后,就会释放。”又问他的财产,仆人说:“已经没收。”吴三桂说:“我到北京后,就会发还。”又问他美丽的爱妾陈圆圆,仆人说:“已被宰相刘宗敏抢去了。”吴三桂火冒三丈,下令他的军队为死去的皇帝朱由检穿上白色丧服,誓言为朱由检报仇,在答覆他父亲的信上,慷慨激昂说:“父亲既不能当忠臣,儿子自不能当孝子。”他知道不能两面作战,于是,转过脸来,向昨天还是敌人的清帝国投降,请求清帝国派遣军队入关(山海关),联合剿匪。

    ——不久,诗人吴梅村写了一首史诗,名《圆圆曲》,描述这件事,其中有两句:“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家家传诵。吴三桂那时还在云南昆明,既不能用诬以谋反冤狱的手段于万里之外杀吴梅村,只好送黄金一千两给他,请求把两句删掉或予以修正,吴梅村拒绝接受。

    清帝国一六四二年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入塞大掠。到次年(一六四三)初夏,才满载而去。就在当年(一六四三)秋天,第二任皇帝皇太极逝世。皇太极是暴卒的,没有人知道是不是出于谋杀。当十七年前(一六二六)努尔哈赤死时,为了争夺宝座,曾引起一场风暴,次子代善以下都被排除(长子早死),而由第八子皇太极继位。皇太极之死,使风暴再起,他的长子豪格以下都被排除,而由六岁的第九子福临继位。这种反常的继承,说明争夺的激烈。皇太极的亲军曾包围皇室会议,提出警告说,如果不立福临当皇帝,他们就得跟皇太极同死。以致亲王们纷纷逃席,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遂顺利地达到当摄政王的目的(他的目的最后当然仍是金銮殿,但他入关后就死了)。亲王硕托跟另一位亲王之子阿达礼,企图发动政变罢黜多尔衮,被多尔衮先发制人杀掉,但内战随时可以爆发,清帝国正进入危险的瓶颈时代。

    而就在这个时候,福临即位后第八个月,吴三桂求援的文书到达,清政府才知道中国发生巨变,宁远城(辽宁兴城)已空,数十年可望不可即的山海关,现在大开关门欢迎他们莅临。命运之神像母亲照顾婴儿一样照顾这批鞑靼,霎时间满天云雾消散,一个新的、使人兴奋的奋斗目标出现面前,内争平息,多尔衮亲王下令入关。

    李自成亲自统军攻击吴三桂,在山海关下会战,正鏖战到难解难分的时候,清帝国的满洲兵团从侧翼发动突袭,顺兵团蓦然间受到穿着奇异服装、发着奇异号令的生力军的攻击,不禁大声喊叫:“鞑靼兵参战了。”这是一个晴天霹雳,被旧王朝腐败病菌迅速侵蚀的顺兵团,承受不住这个打击,战斗力霎时崩溃,战士四散逃奔。李自成不能阻止溃退的浪潮,跟四世纪时苻坚在泥水上不能阻止前秦兵团溃退的浪潮一样。一泻千里的颓势,使李自成不得不放弃北京,向西安继续撤退。但在吴三桂的追兵下,西安也无法立足,就再放弃西安,向东南逃亡,行军到通城(湖北通城),李自成独自率领二十余骑兵通过九宫山(湖北通山东南)时,被村民误杀,部众溃散。

    清帝国的满洲兵团顺利地进入北京,他们宣称是被请来帮助驱逐“流寇”的。现在,“流寇”已被驱逐,应该把房子归还原主人了。可是这位正义凛然的大侠客,不但不把房子归还,反而把自己的家搬过来,坚持说他们就是主人。多尔衮把清政府从沈阳迁到北京,一面督促吴三桂兵团继续南下,一面派他的满洲兵团和投降过去的一些汉奸兵团,向长江流域进攻,消灭明王朝的残余力量。

    明王朝的残余力量努力反抗,一连串三个皇帝出现在江南,企图阻止鞑靼前进。可惜烂苹果堆里不可能挑出好苹果来,他们全是十足的酒肉皇帝,所以不能成功。

    第一位是朱由崧,洛阳被杀的亲王朱常洵的儿子。朱由崧的首都设在南京,他当了皇帝后第一道命令,就是征集宫女,第二道命令就是命各地方官员进贡春药秘方。被贬窜的阉党巨头之一的阮大钺,被召回政府任职,跟实力派宰相马土英结合成一条阵线。当初阉党被排除时,称为“逆案”,现在二人用“顺案”作为反击,凡从顺政府辖区逃出来的人,轻易的都被扣上“通匪有据”的帽子,大肆杀戮。这个乌烟瘴气的小朝廷只维持了十三个月,北京陷落后的明年(一六四五),清军攻破南京,把朱由崧捉住,送到北京砍头。

    第二位是皇族血统较为疏远的朱聿键王,南京陷落后,他辗转逃至福建福州,受到福建兵团司令官(福建总兵)郑芝龙的拥戴,继承朱由崧的帝位。可是郑艺龙只是把朱聿键当作筹码,并不打算效忠明王朝。他同蜂涌南下的清军秘密联络,把北境要塞仙霞关(浙江江山南)的守卫撤除,满洲兵团大摇大摆开进来。朱聿键在逃走途中被俘,押回福州处斩。

    第三位是朱由崧的堂兄朱由榔亲王,福州陷落后,他在肇庆(广东肇庆)即位,随后就跟张献忠之类的流寇一样,被清军追逐,在西南地区诸省,不停地狼狈逃亡,对清政府统治全中国的安定局面,已不能发生影响。他就在这种被忽视的状态下,支持了十六年。六十年代一六六一年,朱由榔在中国已无立足之地,只好逃入缅甸王国,搭建草屋,在边界蛮荒地区,跟土人杂居。但缅甸无法抗拒清政府的压力,便把朱由榔交给坐镇云南昆明的吴三桂,吴三桂把他绞死。这个使人作呕的明王朝,建立二百九十四年,到此灭亡。

    ——跟明王朝同时结束的,还有漫长的第三次宦官时代。朱由榔十六年颠沛流离的小朝廷中,宦官当权的传统没有改变。最后一位宦官巨头是司礼太监马吉翔,他在破草屋里的金銮殿上,对忠心耿耿、追随正统政府流亡的官员,仍不断地呵责叫骂和施用廷杖酷刑,好像仍在北京一样。朱由榔被擒送回中国之前,缅甸政府把马吉翔诱出杀掉。

    ——站在当时的民族感情上,由汉人组成的明王朝的覆亡,使人悲痛。但站在中国历史的高峰回顾鸟瞰,我们庆幸它的覆亡。明王朝本世纪(十七)的疆域已萎缩到三百余万平方公里,而且仍继续不断萎缩,内政的改革根本无望,只有越变越坏。如果拖下去,拖到十九世纪,跟东侵的西洋列强相遇,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会被瓜分,中华民族会成为另一个丧失国土的犹太民族,而且因为没有犹太人那种强烈的宗教感情作为向心力的缘故,将永远不能复国。至少,注意一点,二十世纪清王朝一再割地之后(总共割掉了、百五十余万平方公里),中国仍有一千一百四十万平方公里,比明王朝要大三倍,使中国具有翻身的凭借。这当然是二十世纪的今天一切都事过境迁后的观点,不是当时面对着异民族铁蹄入侵时的观点,两者时间相距三百五十年。

    九汉民族的反抗与三藩战役

    满洲人从没有想到会把明王朝消灭,更没有想到会成为天朝中国的主人,突然间被吴三桂邀请入关,已大大地出他们意料之外,而迁都北京后,向南方进军,好像暴风吹散一堆落叶,所向无敌。满洲民族于是大为惊奇,惊奇他们自己的满洲兵团竟是如此的英勇,也惊奇汉民族竟是如此糟透了的懦弱。

    事实上当时的情形确实如此,但它是有原因的,明王朝的军队腐败已极,汉民族疲惫已极。统治阶层的变化已不能刺激强烈地反应,在人民眼睛中,满洲兵团,汉奸兵团,明政府的正规军和游击队,以及所谓流寇,都是一丘之貉。更加上对明政府和对朱姓皇帝的厌恶,除了少数士大夫乡绅之外,没有几个人肯认真的为它牺牲。

    于是清政府毫无忌惮,就在一六四五年,攻陷南京之后,颁布剃发令。

    剃发,在另一个角度说,也叫辫发。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北方的一些蛮族,都是辫发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五世纪大分裂时代,南朝的汉民族诟詈北朝的鲜卑民族是“索虏”。索,绳索,形容他们的辫子像绳索一样垂在背后(这诟詈比较温和多了,二十世纪初叶,汉人讥嘲满洲人的辫子是猪尾巴),这种专属于男子的发型,十分丑陋,先把头顶四周的头发剃光(剃发),只留下头顶当中的一撮,使它成长,然后结成辫子(辫发),垂到背后。在稍为有点文化水准的人看来,如此装束,实在难以入目。汉民族男子对头发传统的处理方法是束发,既不剃边,也不下垂,而只是盘在头顶上。

    金帝国在十二世纪二十年代,就曾下过剃发令,凡拒绝一律处死,但只限于政府官员。现在清政府则普及全体汉人,严厉地执行,并喊出狰狞的口号:“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是一项尖锐的挑战,一下子触发起疲惫不堪的汉人的民族情愫,原来对砍头都驯服的像一群羔羊,忽然间只因为要剃掉他头上一部分头发而怒吼如虎。我们引叙当时绍兴(浙江绍兴)一位西洋的传教士马丁尼在他的《鞑靼战争记》一书中的目睹记载,代为说明:

    鞑靼军发现没有任何抵抗,顺利地占领绍兴。浙江省南部各县,也很容易的予以征服。鞑靼这时候下令,强迫新近归降的汉人剃发,于是所有汉人,无论士兵和市民,都愤怒起来,手执武器,向鞑靼反抗。他们对国家和皇帝都没有这种热爱,而为了保护自己的头发,却舍生命去抵抗强大的敌人,鞑靼终于被击退到钱塘江以北。

    最具有代表性的激烈反抗,发生在扬州(江苏扬州)和嘉定(上海嘉定),这两个孤城的殊死战斗,招来满洲人残酷的报复,他们在扬州屠杀十天,死八十万人,在嘉定屠杀三次,死二十万人。

    ——这笔血债,于二百年后十九世纪末期,汉民族向满洲人讨还时,称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可是被要求偿还这笔血债的凶手的后裔们,早已忘掉他们祖先这段兽行。

    因为没有统一的领导,最后的胜利仍归于满洲人,汉人终于跟满洲人一样,背后垂下辫子——这辫子垂了二百余年,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才跟清政府被同时剪除。不过汉民族的战斗力使满洲人变为恐慌,那时明王朝最末一个皇帝朱由榔仍在西南流浪,云贵高原一带山岳起伏,消息跟外界隔绝,清政府不愿再遇到扬州、嘉定那种场面,它希望跟逃亡中的明政府议和,互不侵犯。但大汉奸吴三桂反对,他主张斩草除根,并自愿当异民族主子的先锋,清政府迟疑了很久才接受他的建议,朱由榔遂死于吴三桂之手。

    ——回溯十二世纪的往事,金帝国以雷霆万钧之力南侵,却只能推进到淮河为止。而它的后裔清帝国,却迅速地把全部中国并吞,主要的原因是,金帝国在开始时便缺少得力的汉奸和汉奸兵团的帮助,以致完颜兀术虽然渡过长江,仍是一支盲目的孤军。而清帝国入关时,已豢养了不少强有力的汉奸和汉奸兵团,吴三桂更是摇着尾巴送上门的狗。很多重大战役,往往不是满洲人攻击汉人,而是汉奸攻击汉人。

    清政府旗帜下最著名的三大汉奸,都被封为藩王,并划给他们广大的地盘。当时称为“三藩”:

    清政府有一项最进步的措施,是皇帝的儿子不一定加封亲王。加封亲王后也不能取得采邑土地,也没有政治性的王府组织。而这三个非皇族的汉奸藩王,却各据一方,成为半独立的局面,显然不是正常状态。连三大汉奸都感觉到,削藩不可避免。

    削藩是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必须采取的手段,但中国历史显示的现象是,每一次削藩,都要引起一次激烈地反抗。一六七三年,尚可喜因为不能忍受他儿子尚之信的横暴,向清政府请求退休,推荐尚之信继承他的王爵并接替他镇守广州。当时的皇帝是福临的儿子玄烨大帝,他允许尚可喜退休,也允许尚之信继承王爵,但不允许尚之信接替老爹镇守广州,他说:“地方官职,没有世袭的规定。”吴三桂、耿精忠(第一任藩王耿仲明的孙儿),听到消息,发现气氛有点异样,于是他们也请求同时退休,目的在试探清政府的态度,希望(并相信)中央会慰留他们。清政府对这件事十分重视,有过激烈的争论,了解一旦真的撤藩,三个大汉奸一定叛变。二十岁的玄烨大帝坚持撤藩,下令接受他们的请求。三藩果然叛变,刚刚安定下来的中国,再陷于混战。

    三藩推举吴三桂当领袖,当时正在剃发令之后,汉人的民族感情沉重而蓬勃,全国各地人民纷纷割掉辫子响应。清军节节后退,后退到黄河一带,仍不断遭到沮丧的失败。可是,有两个重大的因素使形势不久即行倒转,一是吴三桂的汉奸招牌太过于响亮,不能发出明确的政治号召和建立坚强的领导中心,他既引导满洲鞑靼入关,又杀掉朱由榔全家,使他不能利用明王朝的惯性影响力。他只有自己当皇帝,但在这个紧要关头,新兴的政权无法马上产生向心作用。二是吴三桂老了,有老年人最容易发生的过度小心保守的心理状态,不敢采取冒险行动。他要求绝对的安全,但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安全的革命和叛变。

    另一个因素是,吴三桂的对手是玄烨大帝,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君主之一,年轻气壮,有刘邦豁达大度的胸襟和李世民知人善任的智慧。

    混战九年,一六八三年,三藩全部被扑灭。耿精忠、尚可喜以及吴三桂之孙吴世(王番)(吴三桂已病死)全族处决。

    从一六八二年饥民暴动,到一六八二年三藩结束,改朝换代的战争历时55年,中国又归统一,而且立即出现了一百余年的第三个黄金时代。

    十中国第三个黄金时代

    第三个黄金时代,始于本世纪(十七)八十年代,终于下世纪(十八)七十年代,距七世纪第二次黄金时代,恰恰一千年,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候。

    但大黑暗并没有过去,那沉重的污染不会这么容易一下子消失。只不过被满洲人强劲活泼的新的生命力,暂时驱逐到一旁,犹如一个淫雨季节中,忽然出现几日晴天一样。

    满洲人仿效明王朝的模式,建立了一个绝对专制的极权体制,整个中央政府,不过是皇帝发号施令的传达室。全体官员,不过是皇帝私人的秘书和传命兵。中央各部,每部设两个部长(尚书),一满一汉。常务副部长(左侍郎)二人,政务副部长(右侍郎)二人。也是一满一汉。六个部名义上虽各有职责,事实上每个部都握有直接给皇帝上奏的权力,谁也管不了谁,所以各部等于有十二个部长,也等于有十二个皇帝的秘书,一切都由皇帝裁决。而各部的任务,也只限于办理皇帝交办的事情,不能像十一世纪宋王朝之前那些王朝的中枢机构一样,可以主动地对地方政府颁发命令。清政府的体制跟明政府的体制至少有一点完全相同,那就是有权对地方政府颁发命令的只有一个人,就是高高地坐在宝塔尖上的皇帝。最特别的是,清政府的皇帝不仅是中国元首,也是满洲民族的最高奴隶总管。全体满洲人包括最高级的官员宰相在内,都是皇帝的奴隶——这是满洲民族最特殊的社会结构,奴隶们在主子面前,唯一的天职是俯首帖耳。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现象,固然容易败坏。但是历史上极少出现的英明君主,忽然接连着出现时,政府的功能却可充分发挥。

    中国传统的宫廷制度,在清政府手中获得重大改革,嫔妃宦官以及宫廷费用,都大量减少。清王朝皇族来自辽东(辽宁省)简单朴实的社会,带到宫廷中的是一种比较简单朴实的婚姻形态。皇帝除了皇后一人外,嫔妃不过十人左右,虽然仍是多妻制度,但比起从前那种三宫六院七十二御妻和数万名宫女的阵营,是一个可惊的进步,我们试就下列若干项目。加以比较:

    注意宫女宦官的人数,九千人和一百三十四人,十万人和五百人。再注意宫廷的每天开支,一万两和三十五两,这是太大的悬殊(明王朝如此浪费的挥霍下,我们回溯朱由检经常表演的“减膳”、“撤乐”、“避殿”小动作,会感觉到他实在是聪明得太过度了)。明王朝的宦官组织,有四十二个机构。福临入关后,曾一度沉迷于这种奢侈的享受,仅把四十二个机构改组为十三个机构,称为“十三衙门”,宦官的权力几乎跟明王朝时代同样膨胀,于是不久就发生宦官巨头司礼大监吴良辅跟汉人宰相刘正宗称兄道弟,买官卖爵的现象,使那时仍具有新兴活泼气质的满洲贵族,大为震骇。一六六一年,福临逝世,他的母亲博尔济吉特太后,跟辅政的大臣们合作,把吴良辅处斩,刘正宗免职,撤销十三衙门,另设立一个内务府,专管宦官和皇宫事务,由满洲贵族担任内务府大臣,宦官数目大量缩减,不再使他们居于领导地位。

    这一些改革,产生两种后果:

    其一,宦官时代从此成为陈迹,无力再现。下下世纪(十九)末期,虽有一、二宦官如安得海、李莲英之辈,很有势力,但性质上是个别的,不能结成一个集团。

    其二,清王朝寿命二百九十六年,共有十二个皇帝,十二个皇帝中,将近三分之二的皇帝都很能干,了解并努力完成他们的责任,三分之一也都属中等的才智,像明王朝那样一连串草包恶棍型的君主,清王朝一个也没有。中国还没有一个王朝,包括周王朝、西汉王朝、东汉王朝、唐王朝在内,出现过这么多具有很强能力,而又肯辛勤工作的帝王。

    对当时的汉民族而言,满洲人征服中国,是中国第二次亡国。但满洲人在文化上是一个非常落后的民族,连文字都没有,满洲文字是努尔哈赤时才创造出来的,并不能普遍。因为对满洲人来说,满洲字和汉字,都是新文字,而汉字拥有海洋一样的文化背境,满洲字则只限于日常口语。结果满洲人迅速的汉化,像掉到海里的人非喝下海水不可一样,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在建州卫时期,满洲人即已流行汉语。入关之后和汉人更广泛地接触,汉语就更普及。玄烨大帝精通汉文,跟一个汉民族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样,更精通儒家系统的各种经典。他以后的每个皇帝都是如此。他的孙儿弘历仅中国诗就写了五万余首,以数量而言,在全世界恐怕都要占第一位(可惜他的诗是一种帝王体的打油诗,不堪入目),所以,事实上没有多久,满洲人就以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自居,这跟蒙古帝国的统治阶级深拒闭固的情形,恰恰相反。

    不过,民族的界线仍划分的十分森严。本世纪(十七)时,汉民族人口已达八千余万,满洲民族人口只三百余万,满洲人以绝对少数统治绝对多数,以一个落后的部落统治一个文化深厚的古老帝国,有随时被消化掉了的危险,当然十分戒惧。它严厉地禁止满汉通婚,并尽可能排除汉人担任高级军官。在行政管理上,它不能不用汉人,但在满洲人的眼睛里,汉人只是乞丐,由满洲人赏碗饭吃而已,连他们的奴隶都不如,也不赋给汉人权力。就在本世纪(十七),汉人宰相见了满人宰相,汉人部长见了满人部长,都要下跪。会议的时候,满人宰相部长昂然上座,汉人宰相部长跪在他们的旁边,满洲人不开恩叫他们起来,汉人不敢起来。有时候满洲人谈得高兴,忘记开恩,年老的汉大臣跪得太久,甚至仆倒在地。满洲人的想法是,用强大的压力,培养汉人对满人的顺服奴性,直到永远。

    满洲民族所承受的中华文化,跟五世纪北魏帝国鲜卑民族所承受的中华文化,完全相同,主要的是儒家系统的文化,而清王朝承受的更为狭隘,只是儒家系统中的理学的部分。所以,虽然王朝政权和统治者改变,而构成大黑暗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基础不变,科举八股和酷刑诏狱不变,祖先崇拜和服丧三年不变,反对任何改革的情结不变。也就是,酱缸不变。举一个例子作为说明,监察部委员(御史)谢济世注解四书之一的《大学》时,采用另一古书《礼记》原文,而没有采用理学大亨朱熹的见解,第五任皇帝胤礻真就勃然大怒,判决谢济世死刑。后来好不容易免死,但仍罚做苦工。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都被酱死。

    第三个黄金时代,带给中国的不是第一个黄金时代那种澎湃的学术思潮,也不是第二个黄金时代那种英雄们气吞山河的气概,而仅仅是一百年的和平与秩序。这本是人民最低的要求和政府最低的功能,但它在中国已绝迹了很久。但比起明王朝和更早的蒙古帝国统治时代,这一百余年间的中国人民,好像活在天堂。

    第三个黄金时代的最伟大的成就,在于满洲人的清政府为中国开辟了广袤的疆土。东西汉两个王朝和唐王朝都曾为中国增加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但不久就行失去。而清政府为中国增加的领土,超过从明王朝承袭下来的中国领土的四倍。

    十一东方疆土的开拓——台湾

    清政府向外开拓的第一个目标是台湾岛。

    台湾岛距福建省海岸,最狭处只一百五十公里。自古以来由中国的少数民族高山族居住管理,和中原王朝没有多少政治联系。

    本世纪(十七)初叶,台湾海峡两岸发生变化;一是海盗郑芝龙向明政府投降,明政府任命他当福建省海军司令官(福建水师提督),海上商旅开始获得安全保障。一是比台湾岛大不了多少的荷兰王国,从欧洲向东发展,于一六一九年,登陆爪哇,征服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于一六二七年,登陆台湾,把岛上的马来人、中华人、日本人,全置于统治下。

    我们回溯明王朝第十九任皇帝朱聿键被杀的往事,那时郑芝龙已晋升为侯爵,统率陆海两军,掌握重兵,当他决定出卖朱聿键,向清军投降时,他的儿子郑成功,极力反对。郑芝龙当然不会改变主意,于是郑成功就率领一支孤军,以福建厦门为根据地,尊奉遥远的在西南云贵高原流亡的第二十任皇帝朱由榔,跟清政府对抗。一六五八年,郑成功大举北伐,由长江口深入,包围南京。可是结果失败,退回厦门。那时清政府入关不久,还没有力量反击,而只采坚壁清野的战略,从南京到广州二千公里的沿海地带所有居民,全部内迁二十公里。郑成功经过北伐的大创伤之后,已不能作第二次北伐。坚壁清野复使他的军队面对着饥饿和孤立。他这才想到台湾,如果能据有台湾,粮源和兵源都可解决。

    一六六一年,郑成功进攻台湾,荷兰所建筑的两大巨城之一的赤嵌城(台湾台南)陷落。另一孤城热兰遮(台南西安平城)被围九个月,荷兰军队弹尽援绝,向郑成功投降,郑成功把他们全部遣送到爪哇。

    ——荷兰占领台湾岛三十八年。向郑成功投降的荷兰总督揆一,已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但他回国后,仍以失陷台湾的罪名,被判十年有期徒刑。

    从一六六一年起,台湾成为中国明政府辖下的领土,而就在这一年,朱由榔被缅甸人解送给吴三桂处死。帝王政治制度的传统形式,一定要继续立一个皇帝,才是正常现象。但郑成功的态度十分暖味,迁到台湾的虽然也有其他朱姓亲王,郑成功却没有物色一个继承帝位。郑成功的封爵是延平郡王,他就以延平郡王的王府,作为最高行政机构。在法理上,这是畸形的,犹如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而只由一个总司令部代理中央政府。

    郑成功于占领台湾的次年(一六六二)年逝世,他的儿子郑经继承王位,曾向清政府提出和解,要求清政府承认台湾是一独立王国,允许台湾像朝鲜、安南(越南)、琉球一样,不剃发也不改换服装,只向清政府称臣进贡,永远作为中国的藩属,清政府表示同意。但郑经不自量力的又要求保留海峡对岸福建省的厦门,作为贸易的据点,清政府大起反感,谈判破裂。在三藩战役时,郑经跟三藩之一的耿精忠结盟,曾派遣军队到福建省和广东省参战。三藩失败后,郑经在大陆上的根据地,全部丧失,这时他终于承认力量微弱,开始想到自保,但机会已经过去,清政府决心用武力把他消灭。

    一六八三年,清政府福建海军司令官(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领三百艘战舰,从福州出发,先攻陷台湾海峡中的澎湖列岛,接着进攻台湾。郑氏政权在台湾已二十三年,二十三年中有很多变化。当初的战斗精神和复国雄心早已消失,将领们和战士们,都在岛上成家立业,习惯于和平安定。所以,清军没有遇到抵抗,便在鹿耳门(台湾台南西安平港)登陆,最后一位延平郡王郑克(土爽)(郑经的儿子)投降。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台湾岛,正式跟中国合并,跟西南方一干公里外面积略小的海南岛,像两只巨拳一样,保卫着中国的海疆。

    ——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发生,宰相李光地(著名的儒家系统理学巨头之一),向玄烨大帝建议,郑氏政权既已消灭,台湾是蛮荒烟瘴之地,不适合人类居住,应该仍赐给红毛(荷兰)。天老爷保佑玄烨大帝拒绝采纳他的意见。

    十二东北疆土的开拓——《尼布楚条约》

    在台湾海峡发生变化的同时,东北严寒地带的黑龙江流域情势,也发生变化。

    中国东北的领土,自纪元前四世纪战国时代以来,始终伸缩在七万平方公里左右,从前称为“辽东”,即现在的辽东半岛——包括沈阳和辽阳两个大城。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连这一块土地都不能保持。纪元后四世纪以来,也只有唐王朝保持了一百余年。蒙古的元帝国版图包括大部分东北地区,当蒙古人被逐出中国时,长城以北仍是他们的国土。明政府曾恢复唐王朝的辽东(辽宁省)旧疆,勉强维持了二百余年,一度把势力伸展到外兴安岭、黑龙江口和库页岛,但最后仍全部丧失给后金汗国。

    后金汗国原来只局限于狭小的辽东半岛,它的北方和东方,仍住着很多比满洲人更为落后的部落。这些部落一则不甘愿承认满洲人的优越地位,一则他们也正在向南迁移,双方遂不断发生战争。但每一次战争的结果,满洲人都得到胜利,而终于把他们完全征服。其中有4个主要的部落,如同下表:

    满洲人蓦然间被请进山海关时,他们在东北所征服的土地已达三百万平方公里。满洲人作为中国的主人后,这片广漠的土地,就成了他们嫁妆的一部分。

    比满洲人向北拓展稍早,俄罗斯帝国远在欧洲的斯拉夫人,已越过乌拉尔山脉向东扩张,西伯利亚荒原上人数稀少的原始游牧部落,不是那些俄国人的对手。从本世纪(十七)初叶到六十年代,俄国人在荒原上建立起来一系列的殖民城市,最主要的有下列诸城:

    一六○四年牧木斯克(明王朝皇帝朱诩钧在位)

    一六一九年叶尼塞斯克(萨尔浒战役之年)

    一六三二年雅库次克(后金第二次入塞前一年)

    一六三八年鄂霍次克(后金第四次入塞之年》

    一六五八年尼布楚(郑成功北伐图南京前一年)

    一六六六年塞楞金斯克(三藩战役前七年)

    雅库次克显然是俄国向东向南侵略的主要据点之一,它距黑龙江约一千二百公里。俄国的冒险家、流氓、杀人凶手、亡命之徒,当然也有抱着为国家开疆拓土高贵目的的英雄志士,从本世纪(十七)四十年代起,不断向温暖的东南方和南方发展,窥探井勘查当时刚刚被后金汗国征服不久的黑龙江流域。后金汗国于一六四二年吞并了呼尔喀、达瑚尔部落,明年(一六四三),俄国第一批探险队从雅库次克出发,相差不过一年,但这一年已够确定中国在法理上对于黑龙江南北两岸广大地区的主权。

    俄国人出动的次数和乘隙深入后金汗国——中国国境的情形,我们借下表说明:

    俄国人的运气不好,不仅是脚步迟了一年,而且它遇到的不是明政府奄奄一息腐烂透了的弱小中国,而是清政府正走上坡,朝气蓬勃的强大中国。俄国第一批和第二批行动队不过穿过中国东北的荒原地带,没有被清政府发觉,但是第三批行动队在施代巴诺夫领导下,在精吉里河口建筑城堡,兴高采烈地打算长期占领时,正式跟中国的力量接触。中国宁古塔(黑龙江宁安)军区参谋长(宁古塔章京)沙尔呼这,率领四十五艘军舰,逆黑龙江而上,给他代巴诺夫迎头痛占,施代巴诺夫全军覆没,他自己也于稍后被杀。俄国的侵略当然不会因这小挫折而停止,第四批在外蒙古之北建筑尼市楚城,但被中国逐走。但俄国人不久就又回来,中国人未加过问。第五批在黑龙江北岸,建筑雅克萨城要塞和卫星城堡,这批凶恶的俄国民徒把当地土著索伦人当作奴隶,奸淫妇女,并抢劫他们的辛苦猎取的貂皮。索伦人报告中国官吊,但当时清政府正困于三藩的战争,没有力量北顾。

    俄国人作威作福二十年,三藩战争结束,台湾也跟着收复。玄烨大帝对雅克萨城采取行动,一六八五年,中国边防军司令(都统)彭春,率大军包围雅克萨城,用一百五十门野战炮和四十门攻城炮,日夜轰击。四天后,守将图尔布青投降,中国允许他率领残余部队,向尼布楚撤退。——当俄国人再回到尼布楚时,中国没有再把他们驱逐,是一个大失策。等到俄军撤退后,中国纵火焚毁雅克萨城,也跟着撤退。

    图尔布青在撤往尼布楚途中,遇见由尼布楚开向雅克萨的增援部队,携带着重武器,告诉他驻屯尼布楚的俄国大军随时可以接应。这使图尔布青懊悔不迭,他立刻同援军重返故地,于雅克萨城被中国焚毁后第十七日,再重筑新的雅克萨要塞。

    中国接受这个挑战,明年(一六八六),宁古塔军区副司令(副都统)萨布素,再围雅克萨城。除用巨炮轰击外,并且使用从台湾调来参战的藤牌兵团攀城。图尔布青战死,守军只剩下一百余人,陷落就在旦夕。就在这时候,中国军队奉到停止攻击的命令。因为中俄两国外交人员正在北京接触,俄国要求先行停火,玄烨大帝允许。

    一六八九年,中国代表团团长钦差大臣索额图,俄国全权公使陆军上将费要多罗,在尼布楚谈判,双方都戒备森严,双方的态度也都非常强硬,而中国代表更甚。索额图有两次在大怒下拍桌子而去,要下令担任警卫的边防军攻城,俄国代表终于采取妥协态度,遂签订下列的《尼布楚条约》:

    一、外兴安岭之南属中国,之北属俄国。

    二、额尔古纳河之东属中国,之西属俄国。

    这是一个重要的条约,使中、俄得到和解,为中、俄两国带来一百七十年的和平,跟十一世纪中国与辽帝国澶州和解带来一百一十四年的和平同样重要。俄国对遥远的东方固然力不从心,而中国如果长期从事于东北荒凉寒冷地区的战争,也将精疲力尽。

    中国习惯于把所有的外国都当作藩属,因为事实是这样。《尼布楚条约》是中国第一次以平等地位跟外国签订的条约,但获得的利益却十分巨大。当时中国的力量,事实上只能到黑龙江北岸,还伸展不到外兴安岭和鄂霍次克海。俄国向南侵略,是由冰雪荒原,进入流奶与蛮之地,永不会自动停止。而中国不然,汉人那时仍以辽东半岛为主要范围,有耕种不完的肥沃土壤,满洲人则争先恐后入关去当中国的主人,没有人傻到从流奶与蜜之地,投身到冰雪荒原。这可从对雅克萨城的处理上看得出来,中国人把它焚毁而退,俄国人却把它当作宝贝,建了又建。所以,《尼布楚条约》对俄国是一种阻堵,对中国是一种保卫。

    十三塞北疆土的开拓——内蒙古

    蒙古只有一个,本没有内外。因为跟中国合并的时间有先后,遂被分割。先跟中国合并的南半部称内蒙古,后跟中国合并的北半部称外蒙古。

    蒙古人于十四世纪被中国明政府逐出长城后,一直不停地内战。虽然达延汗于十六世纪一度予以统一,但他的后裔又分为四部,那就是:察哈尔部、鄂尔多斯部、土默特部、喀尔略部。不过这只是指达延汗的血亲后裔,另外还有两个相当大的部落,跟这四个部落同时并存的,一是住在东北北部嫩江流域的科尔沁部,一是住在东北西部西辽河流域的喀喇沁部。这六大部落中,喀尔喀部的人口最多,察哈尔部的力量最强。

    本世纪(十七)初叶,察哈尔部的林丹汗,雄心勃勃地想效法他的祖先达延汗,创立蒙古再统一的伟大事业。一六一九年,他致函刚成立不久的后金汗国可汗努尔哈赤,信上开头就说:“统兵四十万蒙古国可汗,问候水畔三万人大金国可汗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看了大感沮丧。但林丹汗的才干跟他的雄心不能配合,他对内完全采取高压政策,以致引起反感。二十年代时,嫩江流域的科尔沁部,首先脱离林丹汗的统治,于一六二四年跟后金汗国结盟。明年(一六二五)林丹汗向科尔沁部进攻,努尔哈赤亲自统率精兵赴救。林丹汗不敢作战,自行撤退。这一次虎头蛇尾的军事行动,促使科尔沁部感激后金汗国不止,作更彻底的归附。

    三年后(一六二八),西辽河流域的喀喇沁部,不堪压迫,也叛高林丹汗,投降后金。四年后(一六三二),后金汗国第二任可汗皇太极,跟投降过去的蒙古部落,组织西征联军,对察哈尔部发动总攻,林丹汗大败,向西逃亡。土默特部和鄂尔多斯部,先后向后金投降。林丹汗逃到距青海湖尚有十天行程的大草原上病死,他的残部在青海一带仍支持三年。到一六三五年,终于也向后金屈服。

    满洲人把上述的这些被征服的蒙古部落和土地——塞北全境,称为内蒙古。把漠北还没有合并的喀尔喀部称为外蒙古。后来满洲人入主中国,这种称谓和区分,一直保留下来。

    清政府对蒙古人跟汉人不同,有下列的两大特点:

    其一取消蒙古固有的部落制度,改为盟旗制度,限制迁移,以便予控制。盟旗的行政系统,如下表显示:

    盟旗制度完全仿效满洲人的八旗制度,满族八旗: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镶旗是:黄白蓝三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这是努尔哈赤创立的图腾结构,所以满洲人没有地的籍贯,只有旗的籍贯,是一种全民皆兵的新户籍制度,全体满洲人是一个大奴隶集团,被划分为八份,人民受到层层节制,不能离旗独立。自入关后,原意渐失,演变成为一种单纯的军事制度。但同类型的蒙占盟旗制度,却一直保存到二十世纪,仍然存在。盟旗制度的特点就是八旗制度的特点,蒙古人被纳入组织后,局限在一块狭小的地区,不能选择居住地和牧场。旗跟旗之间也不能有横的来往,连流动于各盟旗间的小贩,都严厉禁止,目的当然是防止他们暗通消息,集结叛变。“逐水草而居”的时代从此消失,即今遇到荒旱,非清政府批准,不能移动。

    其二对蒙古人实行愚民政策,阻止他们接受汉民族文化。清政府统治蒙古,有两个秘密武器,一是利用喇嘛教,使蒙古人沉湎在宗教里面,不知不觉中丧失战斗精神,这方面的效果是可惊的。另一是把公主大批的嫁给蒙古酋长——他们本来称可汗,投降满洲人之后,被改封为藩王或公爵,合称为“王公”。满洲人的皇姑、皇妹、皇女之流,大多数都嫁给蒙古王公,从没有一个嫁给汉人的。清政府的政策是,用科举控制汉人,用婚姻控制蒙古人,结果证明完全成功。公主的儿子自幼随着母亲在外祖父或舅父的皇宫中游戏,长大后自然有一种向心力。纪元前二世纪大政治家娄敬,向当时的皇帝刘邦建议的和亲政策可收的效果,现在完全应验。本世纪(十七)九十年代,玄烨大帝在多伦诺尔(内蒙古多伦)用盛大的宴席招待蒙古高阶层时,发现很多蒙古王公都是他的外甥或外孙,又几乎都是在北京皇宫里长大的,不禁大为得意。但清政府虽赐给这些王公们财富和荣耀,巩固他们对人民的统治尊严,却对他们仍深谋远虑地细心防范,不准他们跟汉人来往,不准学习汉文,不准保管汉文图书,不准请汉人担任教师,不准子弟进入汉人学校,不准看汉人的戏剧。目的使蒙古人永远愚昧无知。从此,面积约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内蒙古,自本世纪(十七)起,也作了满洲人嫁妆的一部分,带到中国,永远成为中国的领土。

    十四漠北疆土的开拓——外蒙古

    比内蒙古还要庞大的外蒙古,在喀尔喀部统治之下,仍独立于瀚海沙漠群之北。已迁到北京的清政府无意向北发展,他们对拥有内蒙古广大的领土和西伯利亚外兴安岭以南广大的领土,已心满意足。可是一个意外的事件,却使外蒙古自动地请求跟中国合并。这个事件起因于以伊犁(新疆伊宁)为首都的准噶尔汗国,于《尼布楚条约》签订的前一年(一六八八),向外蒙古喀尔喀部发动攻击。

    喀尔喀是蒙古请部落中,人口最少,但占地却最广的一个部落,又分为下列三个汗部:

    一车臣汗部(外蒙古东部,牙帐设今温都尔汗)

    二土谢图汗部(外蒙古中部,牙帐设今哈尔和林)

    三札萨克图汗部(外蒙古西部,牙帐设今贝格尔)

    所谓喀尔喀部,只是一个部落的总名称,不是一个具体的行政组织,更没有一个共同领袖。事实上三个汗部独立并存,各有各的可汗,互相间不停地打斗。

    准噶尔汗国是四卫拉特之一准噶尔部建立的国家,参考上上世纪(十五)第四节附表及第六节,我们会记起当时声势煊赫,生擒过中国酒肉皇帝朱祁镇的瓦拉部落。瓦拉自从也先可汗死后,失去领导中心,这个突厥民族的部落分裂为三部:土尔扈特部、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稍后被辉特部取而代之,他们向西迁移到现在的新疆北部。而另一支蒙古人的和硕特部,也侵入到新疆北部,跟他们混合。于是,遂被笼统的称为四卫拉特。卫拉特,即瓦拉的转音。

    本世纪(十七)二十年代,和硕特部在固始汗率领下,侵入现在的青海省,建立一个庞大的和硕特汗国。土尔扈特部也移向中亚,深入欧洲。新疆北部的故土上,只剩下准噶尔部跟辉特部。我们用下表列出这四个卫拉特可汗的世系:

    本世纪(十七)六十年代,准噶尔汗国——也就是准噶尔部的第二任可汗僧格,被他的两位哥哥谋杀,由僧格的儿子索诺木阿拉布坦继位。僧格的弟弟噶尔丹正在西藏当喇嘛,喇嘛教领袖达赖送他回国安定内部。噶尔丹回国后,把两位哥哥以及侄儿索诺木阿拉布坦一齐杀掉,自己当上可汗。他不久就并吞了回部(新疆南境),又并吞了青海的和硕特汗国,使他的国土扩张到二八十万平方公里。

    噶尔丹可汗雄才大略,他的下一个猎物是外蒙古。

    外蒙古的喀尔喀部不能团结如故。一六八四年,土谢图汗攻杀了礼萨克图汗,把札萨克图汗美丽的姬妾和大批部众抢了去。中国清政府派藩属事务部部长(理藩院尚书)阿拉尼会同西藏喇嘛教领袖达赖的使节席勒图,在伯勒齐尔城(甘肃安西),召开和解会议。和解会议并不能使他们和解,反而发生了一件礼仪上的重大纠纷。蒙古地区喇嘛教主教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他是土谢图汗国的弟弟,在和解会议上,曾经跟达赖的使节席勒图以平等的身份,同席而坐。噶尔丹可汗得到报告,认为抓住了借口,于是他义愤填膺地宣称,库伦活佛犯了不敬达赖的滔天大罪,必须予以重惩。

    和解会议后的次年(一六八八),噶尔丹可汗自前进基地科布多(蒙古科布多)出发,向外蒙古攻击。喀尔喀的三个汗部大败,溃不成军,不得不停止内斗,紧急会商救亡措施。他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归附俄国,一是归附中国。这是一项重大的决定,这决定势将引起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历史反应。库伦活佛坚持归附中国,他说:“俄国不信佛教,穿的衣服也奇形怪状。中国一片和平景象,又信佛教,穿的衣服看起来好像神仙。而且中国繁华富庶,有用不完的财宝,绸缎锦绣更多,依靠他们,生活一定愉快。”除了这些理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没有说出来的理由,就是他跟玄烨大帝间的私人友谊最笃。三部可汗一致接受他的意见。

    玄烨大帝一面命三部撤退到内蒙古,发给临时急赈救济。一面向噶尔丹可汗呼吁放弃使用武力,退出外蒙古。噶尔丹答应放弃武力,但必须中国先行交出罪犯库伦活佛,以及土谢图汗。这是中国无法接受的,噶尔丹遂继续东进,横穿外蒙古高原,抵达二千五百公里外的克鲁伦河下游。明年(一六九○),大军更深入内蒙古,直抵距北京只有三百五十公里的乌兰布通(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南)。噶尔丹可汗企图用压力使中国屈服,他犯了横挑强邻的错误。

    玄烨大帝亲自统军出长城攻击,皇子胤礻是担任先锋,到达乌兰布通,发现准噶尔兵团的主力——驼城。驼城是弓箭战争时代的产物,把骆驼的四脚绑住,卧倒在地,加上木箱和用水湿透了的毛毯,即成为可以阻止骑兵冲突的坚强堡垒。但如果用来对抗新武器大炮,就太落伍了。胤礻是用炽烈的炮火轰击,骆驼大半死掉,驼城崩溃,噶尔丹可汗乘夜向西撤退。

    可是噶尔丹已无法摆脱恶运,他的侄儿即索诺木阿拉布坦的弟弟策妄阿拉布坦,在汗国的首都伊犁(新疆伊宁)宣布即位,下令通缉弑君篡位的叛逆噶尔丹。噶尔丹撤退到科布多城后,不能再西进。他向俄国求援,愿作俄国收复雅克萨城的先锋。俄国因跟中国刚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所以对噶尔丹的提议,不作回答。

    噶尔丹不是容易屈服的人物,他驻屯科布多整补训练,五年后的九十年代一六九五年,作最后的冲刺,跟遥远东方三千公里外,嫩江河畔的内蒙古科尔沁部,秘密结盟,向喀尔喀部(外蒙古)发动夹击。他希望用闪电战术一举消灭喀尔喀部,重新控制内蒙古,建立他的新汗国。当噶尔丹再度进攻,东进二干余公里,抵达克鲁伦河时,中国三路迎击的大军早已进入攻击的位置。次年(一六九六),玄烨大帝亲自北上一干公里,到克鲁伦河畔的车臣汗牙帐(蒙古温都尔汗),指挥作战。噶尔丹望见了中国皇帝的黄龙大旗,才发现被科尔沁部出卖,中了中国的诱敌之计,他急令撤退,用最迅速的方法脱离中国东路和中路两个兵团,日夜奔驰二百五十公里,到了库伦(乌兰巴托)东南三十五公里的昭莫多,正在庆幸终于脱险之际,却不知道恰恰进入中国西路兵团司令官(抚远将军)费杨古的口袋阵地。噶尔丹大败,他的妻子阿奴皇后跟她的丈夫一样的勇敢善战,她身穿钢盔铜甲,率领精兵突围,死于巨炮的轰击之下。

    噶尔丹虽全军覆没,仍拒绝投降。他退守科布多,但已不能再组织一支战斗部队。明年,却本世纪(十七)最后第三年(一六九七),他服毒自杀。喀尔喀三汗部仍回外蒙古故地,不过形势已经不同,外蒙古和噶尔丹辖下的科布多、乌梁海两地区,面积共一百八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自此纳入中国版图。

    十五东西方世界

    一六○○年(明政府平定贵州杨应龙民变),(一)英国设立东印度公司,积极向东方侵略。是年,远征军攻陷孟买,莫卧儿帝国无法抵抗。(二)日本毛利辉元攻德川家康,失败。前期武家时代结束。德川家康在江户(东京)设幕府,号令全国。江户时代及后期武家时代开始。

    一六一五年(明王朝第十四任皇帝朱诩钧召见群臣,大喝“拿下”),日本江户幕府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康,攻陷大阪,丰臣秀赖与母亲同时自杀。

    一六一六年(后金汗国建立),英国作家莎士比亚,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于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同一天逝世。

    一六一八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出兵攻明王朝),波希米亚王国拥立腓特烈五世当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独尔夫,下令讨伐,欧洲三十年战争起。

    一六二八年(陕西大旱,饥民张献忠、李自成聚众起事),英国国会向国王查理一世提《权利请愿书》,要求非经国会同意,不得拘捕人民。查理一世被迫签字。

    一六二九年(后金第一次人塞。袁崇焕被诬陷下狱。高迎祥被推为闯王),查理一世下令解散国会,独裁专制如故。

    一六三五年(后金汗国最后一年,明年即改称清帝国),日本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光,下《锁国令》驱逐所有外国人,也禁止日本人出国,只准少数中国和荷兰商船,可到长崎。此后二百一十九年间,史学家称为锁国时期。

    一六四○年(中国全国大旱大蝗,人与人相食),英国军队因索欠饷叛变,国王查理一世无奈,再召集国会筹款。

    一六四一年(清军攻陷锦州),英国国会向查理一世提出《大抗议书》,指责他种种的不法行为。

    一六四二年(清军第五次入塞),英国革命爆发。

    一六四六年(明王朝第十九任皇帝朱幸键兵败被擒,斩于福州),英王查理一世兵败被擒。

    一六四九年(清政府正追击明政府的残军,一连攻陷南昌、湘潭),英国国会法庭判决查理一世死刑,斩于断头台。宣布成立共和国,选举克林威尔担任执政。

    一六五八年(郑成功北伐,围攻南京失败),克林威尔逝世。

    一六六○年(明王朝灭亡前一年),英国迎立故三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当国王。

    一六八五年(中国攻陷雅克萨城),英王查理二世逝世,他的弟弟詹姆士二世继位,藐视国会,宣称国王有权干涉国会制定的法律。

    一六八八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前一年),英国发生不流血革命,新教徒秘密迎接查理二世的女儿玛丽、女婿奥伦治公爵,从荷兰人主英国。詹姆士二世逃亡法国。

    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条约》签订),英国国会通过《权利法案》,英国专制政治从本年起,完全消灭,这是英国对世界又一伟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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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三十一章 第十八世纪

    十八世纪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

    整个人类的生命,像一场无尽头的接力竟赛。十六世纪以前的亿万年漫长时间中,人类一直在缓缓步行。但自十七世纪起,欧洲的脚步加快。进入本世纪,欧洲开始跑步,科学上和意识形态上,同时都有非常重大的突破,把人类带进一个新的世界,作为未来的更猛烈发展的基础。诸如:

    ——约翰开发明飞梭(这是一个起步)。

    ——哈格理夫斯发明纺纱机,一人工作,可抵八人。

    ——瓦特发明蒸气机(人类开始脱离手工业时代,进入机器时代人

    ——孟德斯鸠创立司法、行政、立法三权分立学说。卢梭创立《天赋人权学说》(这又是一个起步,奠定了民权的和人权的尊严。正是中国政治思想中所缺乏的东西)。

    ——美国脱离英国独立,选举总统,实行三权分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没有帝王而由人民选举元首的国家。

    ——法国爆发大革命,发表《人权宣言》(卢梭学说的实践,民主思想开始传播,不可遏止)。

    而中国对这些却全部茫然不知,更没有引起丝毫震动。在清政府继续开疆拓土下,四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入版图。不过,到了八十年代,黄金时代结束,被驱逐到一旁的大黑暗,重新合拢,中国又恢复不幸。

    一喇嘛教与西藏

    在外蒙古喀尔喀部跟准噶尔汗国的冲突事件上,我们可以看到喇嘛教的影响力量。

    喇嘛是西藏语。喇,意思是“上”。嘛,意思是“人”。喇嘛,就是“上人”,就是高僧。我们回溯十三世纪蒙古帝国跟吐蕃宗教国的关系,可发现吐蕃的没落,全是被佛教这个奇异的支派所促成。十四世纪时,蒙古政权被逐出长城,吐蕃跟蒙古的联系也告断绝。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吐蕃的名字消灭,而被称为乌斯藏。到了上世纪(十七),又不知道什么原因,乌斯藏的名字也消灭,而改称为土伯特。

    跟喀尔喀分为三部一样,土伯特则分为四区:

    一、藏(后藏,今西藏西部)

    二、卫(前藏,今西藏中部)

    三、喀木(也简称康,今西藏东部及四川省最西部)

    四、青海(青海湖及柴达木盆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改称青海省)。

    喇嘛教主八思巴,于十三世纪时,被蒙古帝国加封为蒙古国师。在八思巴领导下,僧侣们都穿红色袈裟,并娶妻生子,因之称为红教。政治权力加上靡烂生活,使红教日趋腐败。十四世纪五十年代,一位改革家在青海西宁城附近一个藏民部落中降生,名宗喀巴,他是喇嘛教的马丁路德。十四岁时就当红教僧侣,二十岁时就大胆地提出改革方案。他改穿黄色袈裟,禁止娶妻,以便全心全意宣扬佛法,因之被称为黄教。改革在极端和平中进行,没有经过欧洲式宗教改革那种血流成河的屠杀场面。红教终于衰落,黄教一天比一天兴旺。

    宗喀巴是一位最有想像力的大师,他为喇嘛教创立一个别开生面的权力继承制度。他有两位门徒,一名达赖,一名班禅。宗喀巴宣称这两位门徒都是佛陀投胎,永不死亡,肉体虽然毁坏,但灵魂却立即再转生世界,永远不灭。达赖、班排在肉体毁坏(死亡)时,事先就预言他的灵魂要到某一个方向或某一个地方,以化身重生。逝世之后,先由高级巫师(拉穆吹忠)四个人,诵经作法,热闹一阵,然后分别出发去寻觅他身——灵童。找到之后,迎回拉萨,经过一段时间的宗教教育,等灵童年龄稍长,再举行坐床大典,成为喇嘛教的正式教主。坐床,就是坐在一张只有教主才可以坐的神秘宝床上,等于皇帝的登极大典,当然隆重非凡。

    宗喀巴大师于十五世纪一四一九年逝世,达赖以大门徒身份,继承为喇嘛教教主,班禅以第二门徒身份充当副教主。从此之后,就实行化身(呼必勒罕)统治。十六世纪时,那位使明政府招架不住的蒙古俺答可汗,曾恭迎达赖三世到青海讲道,蒙古人从那时候起,开始接受黄教。

    上世纪(十七),四卫拉特之一的蒙古和硕特部领袖固始汗,从天山北路侵入青海(青海省)与喀木(西藏东部及四川省西部)。这时候,达赖、班禅同住在前藏的首府拉萨城,而仍信奉红教的土王之一的藏巴汗,居住在后藏的首府日喀则城,跟黄教对抗。达赖宗教政府的最高执政官(第巴)桑结,向固始汗请求援助。固始汗接受这个邀请,出兵把藏巴汗杀掉,把原属于藏巴汗的后藏土地,奉献给教主。于是达赖仍住拉萨,而班禅则迁到藏巴汗所住的日喀则。固始汗大功告成之后,返回青海,留一个儿子率领蒙古军队,驻防拉萨。

    一六八二年,达赖五世逝世,最高执政官桑结秘不发丧,仍用达赖的名义,为自己向中国请求封号,清政府不知道内情,就加封桑结为土伯特国王。桑结跟当时准噶尔汗国的噶尔丹可汗,秘密结盟。噶尔丹对库伦(蒙古乌兰巴托)活佛的指责和对外蒙古的攻击,都是桑结出的主意。直到一六九七年,噶尔丹自杀,中国才知道一直是桑结从中捣鬼,向桑结责问达赖何在,并暗示要派遣军队去勘察达赖的生死。桑结国王才恐慌起来,急急忙忙找了一位名札阳嘉穆磋的十五岁灵童(这时候达赖五世已死了十五年,所以这个达赖六世必须十五岁,表示他已转生十五年),宣称他就是化身,举行坐床大典。桑结向清政府报告说,他秘不发丧的目的只不过为了安定民心。清政府知道他在胡说八道,但没有追究。

    西藏的政治形态是:三巨头并立。土伯特国王桑结主持行政,喇嘛教主达赖六世主持宗教,和硕特汗国王子拉藏汗(固始汗的曾孙)主持军事。

    二西南疆土的开拓——西藏

    西藏三头马车制有严重的基本冲突,进入本世纪(十八),冲突表面化。

    拉藏汗对桑结国王事先没有征求他的同意,就确定谁是达赖化身,大不满意,他说他将抵制到底。桑结认为你这个蒙古酋长竟敢干涉我们西藏内政,简直莫名其妙,决定把拉藏汗毒死。拉藏汗得到消息,先下手为强,一七○五年,发动突击,把桑结杀悼,把达赖六世囚禁。中国和准噶尔汗国分别向拉藏汗要求迎接达赖六世,玄烨大帝深恐拉藏汗不买中国的账,忧虑地说:“他们盲目地崇拜达赖,如果被准噶尔汗国迎接了去,可能发生很大影响。”但拉藏汗显然愿取得中国的友谊,他把达赖六世送往中国,不幸达赖六世却在途中病故。

    拉藏汗另行寻觅达赖化身,在博克达山(新疆吐鲁番北博格多山)找到一个名伊西嘉穆磋的孩子,说他就是灵童,举行了坐床大典,请中国加封。可是拉藏汗的政治手腕太差,他没有跟那些高级巫师搞好,其中一个在喀木(西藏东部及四川省西部)里塘(四川理塘)地方,找到了一个名格尔桑嘉穆磋的孩子,宣称他才是真正的灵童。青海和硕特汗国那些蒙古王公(酋长),支持这个新灵童。拉藏汗派军队去捉拿格尔桑嘉穆磋,老爹早抱着孩子逃到青海去了,他向中国申诉,也请求加封。于是出现真假达赖的争执,互相指责对方是假,而自称是真。

    准噶尔可汗策妄阿拉布坦跟拉藏汗有亲上加亲的婚姻关系。策妄阿拉布坦是拉藏汗的姐夫,而策妄阿拉布坦的女儿又嫁给拉藏汗的儿子丹衷,小夫妇一直住在伊犁(新疆伊宁)策妄阿拉布坦的王宫。

    然而,国家的利益超过一切,策妄阿拉布坦渴望征服西藏,拉藏汗拒绝把达赖六世送给他,使他对自己的阴谋诡计,更不受良心责备。一七一六年,策妄阿拉布坦组织一支八千人的远征军,命他的大将大策零率领,奇袭拉藏汗。这是世界上最勇敢、最困难和时间最长的一次闪电突击。从伊犁到拉萨,航空距离一千九百公里,要越过六千米的天山——比阿尔卑斯山还高二千米,绕过五百公里纵深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还要攀登七千米的昆仑山,才能爬上世界屋顶的西藏境内,然后又要在一千二百公里不见人烟的冰天雪谷中秘密行军。

    大策零这支远征军自一七一六年十月出发,白天潜伏,夜间前进,十个月后,于次年(一七一七)七月,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西藏首都拉萨。拉萨附近人烟稠密,既不能杀绝,又无法躲避,大策零对那些惊愕的藏民说,他们是送丹衷夫妇回国省亲的卫队。拉藏汗老了,中国方面一再警告他防备准噶尔汗国的突击,拉藏汗认为这是最幼稚的挑拨离间的手法。现在准噶尔远征军从天而降,攻陷拉藏汗所住的布达拉宫,把拉藏汗杀掉。为了斩草除根,策妄阿拉布坦下令把女婿丹衷也杀掉。西藏于是并入准噶尔汗国版图,策妄阿拉布坦完成了他父亲、叔父、祖父们的伟大心愿。

    策妄阿拉布坦在战略上获得成功,但在政略上他犯了错误,他没有估计到中国对这件事的关切和反应,中国在接到拉萨陷落的报告后,决定用武力干涉。次年(一七一八),清政府正式承认逃到青海的格尔桑嘉穆磋为达赖七世,派遣军队送回西藏。但进入西藏后,在喀刺乌苏河(怒江上游),被大策零击败。

    中国当然不会罢休,两年后(一七二○),清政府派出第二次远征军,分三路进攻。驻在外蒙古科布多和巴里坤(新疆巴里坤)的两个兵团,直接攻击天山北路准噶尔汗国本土,使它不能向西藏增援。东路军总司令(定西将军)噶尔弼则由打箭炉(四川康定)西进,北路军总司令(平逆将军)延信,由西宁(青海西宁)穿过唐古拉山(今青海与西藏分界)南下。大策零战败,不得不放弃占领了四年的别人的国土,由原道向国内撤退,但他们已没有来时候旺盛的士气,沿途死伤相继,生还到伊犁(新疆伊宁)的不到一半。

    中国远征军进入拉萨,撤销一切国王和一切可汗的称号,又撤销土伯特国号,改称西藏。任命故拉藏汗的一位僚属康济乃,当前藏最高执政官(固山贝子·噶布伦),另一位僚属颇罗乃,当后藏最高执政官(台吉·噶布伦)。把喀木(四川省西部及西藏东部)巴塘(四川巴塘)以东,划给四川省。

    面积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西藏——包括藏、卫、康,并入清政府中央版图。

    三中西部疆土的开拓——青海

    西藏并入中国后,青海起而反抗中央。青海本是土伯特王国四个地区之一,但它在上世纪(十七)初叶,就被蒙古人的和硕特部侵入,所以在青海广大的高原上,蒙古民族跟西藏民族同样的多。不过他们都是信奉同一喇嘛的虔诚教徒,因此蒙藏之间的感情,十分融洽。

    和硕特汗国最伟大的领袖固始汗,进入青海后,很快的就征服了全部土伯特王国。固始汗的后裔分为两支,一支在前藏,一支在青海。在前藏的一支,因拉藏汗被杀而结束。在青海的一支,由他的儿子鄂齐图汗继承,于上世纪(十七)被突厥族的噶尔丹可汗击败并吞。噶尔丹败亡后,青海脱离准噶尔汗国的控制,成为无政府状态,各个部落独立为政,乱糟糟的群龙无首。中国政府遵找到固始汗的另一个儿子札什巴图,封他为藩王,作青海各部落的领袖,以对抗西方准噶尔汗国的压力。

    札什巴图逝世后,王位由他的儿子罗卜藏丹津继承。本世纪(十八)二十年代中国进攻西藏时,罗卜藏丹津也率领他的蒙古兵团从征。这一次远行,使他看到和硕特汗国昔日的光荣,激起他万丈豪情,决心恢复祖父固始汗轰轰烈烈的霸业。于是他转而把朋友中国当作仇敌,而把仇敌准噶尔汗国当作朋友。

    西藏并入中国后的第三年(一七二三),罗卜藏丹津号召青海的蒙古人各部落酋长,取消中国清政府所封的“王爵”、“公爵”的称号,脱离中国的宗主关系。大多数蒙古部落和喇嘛教的重要寺院,都起而响应。清政府派驻在西宁城负责处理边疆事务的副部长(侍郎)常寿,被罗卜藏丹津诱到大营中囚禁,集结兵力二十余万人,进攻西宁。虽然没有把西宁攻下,但中国通往西藏的道路却被切断,沿边震动。

    罗卜藏丹津实在没有跟中国决裂的必要,事实上青海始终是独立的。中国除了把“可汗”“酋长”称谓改为“王”、“公”外,从不干涉他们的内政。准噶尔汗国并不比中国好,它曾征服过青海,消灭过和硕特汗国,把蒙古人和西藏人置于统治之下。至少它不可能帮助罗卜藏丹津夺取西藏,它如果有这种力量,它自己会夺取。罗卜藏丹津没有考虑到这些,也许考虑到了而认为并不如此。

    中国的反应强烈而迅速,清政府任命年羹尧当总司令(抚远大将军),岳钟琪当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襄赞军务,奋威将军)。次年(一七二四)二月,岳钟琪率五千人的骑兵,发动突袭。从西宁城向西急行军十二比于第十三日的黎明,在荒原上捕捉到罗卜藏丹津的主力。罗卜藏丹津的部队从梦中惊醒,但战马都没有备鞍,无法迎战,霎时间全军崩溃,四散逃命,罗卜藏丹津急换上女人的衣服溜掉,投奔准噶尔汗国。

    岳钟琪穷追不舍,每天奔驰一百五十公里,两天后,追到一个称为桑骆海(青海省西南角)的地方,只见红柳蔽天,渺无人迹,才带着他的俘虏,包括罗卜藏丹津的母亲在内,凯旋而回。岳钟琪自出发到大获全胜,只用了十五天时间,就把面积约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青海土地,完全征服,纳入清政府中央版图。这是中国战史上最有名的一役,跟大策零突袭西藏之役媲美。

    四准噶尔的覆亡与种族屠灭

    我们可以察觉到一个现象,无论在外蒙古、西藏、青海,清政府处处都遇到准噶尔汗国的强大力量。准噶尔汗国迫不及待地向外侵略,心情急躁而手段激烈,但他们恰恰遇到第三个黄金时代的中国。所以每一次都引起中国激烈的回报,不断从他们口中夺出已吞下咽喉的大片领土。

    准噶尔汗国一连串大有作为的君主,对这种挫败,有无限的愤怒,遂使清、准边界地带的冲突,没有宁日。清政府显然没有力量摧毁他们,所以只是一味盼望和平共存,相安无事。在征服青海之后,就向准噶尔汗国建议重新划定边界。为了表示诚意,清政府特地把驻屯在哈密(新疆哈密)和科布多(蒙古科布多)的两个兵团撤回。但策妄阿拉布坦可汗对和解没有兴趣,他仍希望至少取得西藏,谈判没有成功。一七二七年,策妄阿拉布坦逝世,儿子策零嗣位,他比他父亲更有才干和雄心,当清政府要求把和硕特汗国流亡可汗罗卜藏丹津交出来时,策零拒绝,并且用一种在清皇帝看来十分不礼貌的语句,通知皇帝胤礻真(玄烨大帝的儿子)说,他父亲策妄阿拉布坦已经升天成佛,他自己的责任是使喇嘛教弘扬于世界,世界人类都因他而获得安宁。这些话使他显得比胤礻真还要伟大,胤礻真大为光火。

    一七二九年,胤礻真组成远征军,任命傅尔丹当总司令(靖边大将军),岳钟琪当副总司令(宁远大将军)。一七三○年,傅尔丹兴筑科布多城堡,作为永久性的军事基地。第二年(一七三一),他得到非常生动的情报说,准噶尔汗国发生内乱。罗卜藏丹津率领他的残余部下打算投奔中国,被策零可汗发觉,发生战斗。傅尔丹大喜,即发动攻击。可是,他的前锋四千人挺进到科布多西方二百公里和通淖尔时,忽然胡笳四起,伏兵杀出,傅尔丹亲率主力前往救援,于是连主力也陷进重围。结果全军覆没,仅傅尔丹跟他的少数侍卫,狼狈逃回。岳钟琪在乌鲁木齐迅速发动进攻,已不能发生牵制的作用。策零可汗命他的得力将领大策零、小策零,乘胜向东推进,深入外蒙古腹地,幸而被外蒙古土谢图汗部所属的三音诺颜部(牙帐在今蒙古海尔汗杜兰城)酋长策凌郡王击灭(策零、策凌、大策零、小策零,使人混淆不清,大概那时候漠北部落很流行这种发音的名字)。清政府立即把策凌郡王擢升为亲王,命他的三音诺颜部脱离土谢图汗部,成为独立的一汗部。本来只有三个汗部的外蒙古,到现在分成了四个汗部,而喀尔喀部的总名词也被外蒙古取而代之。明年(一七三二),策零可汗再度攻入外蒙古,策凌亲王率三万蒙古兵团迎战,策零可汗大败,策凌亲王追击到光显寺(额尔德尼召,即哈尔和林——蒙古帝国的古都和林)附近,切断准噶尔兵团的退路,血战两天,准噶尔兵团崩溃,一半战死,一半被挤到水里淹死,策零可汗只跟少数卫士突出重围。

    中国远征军和通淖尔之败,由于胤礻真对岳钟琪以十五天的时间征服青海的印象太深刻了,认为准噶尔汗国也是那样脆弱。而他任用的满族人总司令傅尔丹,却是一个庸才,对敌人毫无所知,所以才陷入极其幼稚的诱敌之计,虽然有光显寺的大捷,也只能稳定情势,不能恢复战力。但对准噶尔汗国而言,光显寺战役却是一个意外沉重的创伤,从此再没有力量进攻。这时候策零可汗提议和解了,胤礻真也放弃强硬立场,表示接受。一七三四年,胤礻真派部长级官员(尚书)傅鼐前往准噶尔汗国首都伊犁(新疆伊宁),跟准噶尔划定疆界,以阿尔泰山为界碑,互相通商,清政府并允许准噶尔可汗可以随时前往西藏朝拜达赖(煎茶)。

    这是清、准间唯一的一次和解,维持二十五年。

    在不能消灭对方的情形下,长期战争会使自己血枯力竭而死,和解是明智的。但和解建立在双方同等强大的基础上,一旦一方过度衰弱,尤其没有第三者的力量平衡时,和解就会化为乌有。准噶尔汗国在和解后不久,便发生内乱。一七四五年,策零可汗逝世。嫡子那木札尔继位,他是准噶尔汗国第一位暴君,一七五○年,当他要杀他的庶兄达札尔时,达札尔反而把他杀掉,自己坐上宝座。可是达札尔更糟,一七五四年,他又被贵族大策零(奇袭西藏的那位名将)的孙儿达瓦齐杀掉,由达瓦齐继位可汗。不过达瓦齐还不如达札尔,他刚掌握大权就翻脸要杀帮助他取得大权的好友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是四卫拉特之一的辉特部(蒙古西北角)的酋长,他遂逃到中国。

    清皇帝弘历(胤礻真的儿子)亲自接见阿睦尔撒纳,用蒙古话交谈,封他为王爵,又送给他骏马之类的名贵礼物,又请他参加在热河原野(河北省最北部)举行的狩猎,用盛大的场面欢迎他。大臣们对弘历如此优待一个流亡政客,大大的不以为然,但不久就发现其中原因,简单的很,清跟准噶尔汗国冲突八十余年,而清对准噶尔汗国内部,无论政治情势和地理环境,都不了解,所以始终束手无策,如今平空得到向导,当然喜出望外。

    阿睦尔撒纳投降的明年(一七五五),清政府叛盟,两路大军同时向准噶尔汗国进攻。北路军总司令(定北将军)班第、副总司令(定边左将军)阿睦尔撒纳,由外蒙古乌里雅苏台出发;西路军总司令(定西将军)永常、副总司令(定边右将军)萨拉尔,由巴里坤(新疆巴里坤)出发。准噶尔汗国经过十余年的自相残杀,人心早已离散,加上阿睦尔撒纳号召他们不要抵抗,所以准噶尔军队纷纷放下武器,人民夹道欢迎。中国两路大军没有经过战斗,就轻易地占领了首都伊犁(新疆伊宁),达瓦齐跟逃亡了三十一年之久的罗卜藏丹津,一同被俘。

    一直到这时候,中国并没有并吞准噶尔汗国的意思,只是想分而治之,使它的力量削弱,不再侵略中国。所以清政府下令恢复上世纪(十七)四卫拉特的原状,使他们仍保持四个独立的部落,互不统属,个别的作为中国的外藩,像外蒙古合并前的喀尔喀分为三个独立的部一样。于是皇帝弘历一口气加封了四部的四个可汗,并邀请这批新贵到遥远的东方热河(河北承德),由弘历接见,参加盛大的宴会。

    对阿睦尔撒纳,清政府加封他为双亲王,以酬庸他的贡献。但阿睦尔撒纳有他更大的野心,他引导中国军队颠覆他祖国的目的,只在借。杀人,借中国的。杀他的政敌。他并不希望祖国分裂,所以他坚持仍维持汗国的体制,而由他当可汗。他这种想法跟中国的基本政策恰恰相反,清政府当然不能接受。阿睦尔撒纳在大失所望后,决心叛离中国,他了解中国在这次远征中所以迅速成功,有赖于他政治号召的力量,他估计这力量足可以把中国驱逐出境。于是,在占领伊犁(新疆伊宁)的明年(一七五六),阿睦尔撒纳宣布独立,那些刚接受清政府加封的四部可汗,也加入这个新兴汗国的行列。中国远征军果然一败再败,准噶尔汗国的土地几乎全部光复。这使皇帝弘历大失面子,认为准噶尔人是不能用仁义感化的野蛮民族,必须严厉惩罚。

    第二年(一七五七),弘历重新组成远征军,北路蒙古兵团由蒙古人成衮札布当总司令(定边左副将军);西路满洲兵团由满族人兆惠当总司令(定边右副将军),发动夹攻,恰恰这时候可怕的恶运抓了准噶尔,天花忽然流行,准噶尔战士相继死亡,军队自行瓦解。当中国远征军进逼伊犁(新疆伊宁)时,阿睦尔撒纳束手无策,只好逃到哈萨克王国,再逃到俄国,他也染上了天花,一病而死。在中国坚决的要求下,俄国把他的尸体运到外蒙古的恰克图城(蒙古阿勒坦布拉格),交还中国。

    准噶尔汗国虽然覆亡,阿睦尔撒纳虽然死掉,未死于天花的准噶尔人用游击战作誓死不屈的抵抗,使兆惠疲于奔命。这更增加弘历的愤怒,他下令兆惠执行他的灭种政策。准噶尔人从此在他们的故土上消失,只剩下一个地理名词准噶尔盆地和横亘在中、俄两国边界上的准噶尔门(新疆博乐东北阿拉山口)要塞,供后人垂泪凭吊。

    ——一个人或一个小团体,为了尊严的理由,宁可玉破,不为瓦全,他们所作的壮烈牺牲,应受万世的崇敬。但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应有智慧和勇气接受屈辱,瓦全还有复兴之日,玉碎便永无希望了。准噶尔人的遭遇,使我们惊悸。

    阿睦尔撒纳是拉藏汗的孙儿,丹衷的遗腹子,母亲是策妄阿拉布坦可汗的女儿。策妄阿拉布坦袭杀拉藏汗后,又斩草除根把丹衷杀掉,而把怀有身孕的女儿另嫁给辉特部的一位酋长。民间传说,当遗腹子阿睦尔撒纳呱呱降生时,满身鲜血,大家深信他为复仇而来,他果然达到目的。

    五西北疆土的开拓——新疆

    准噶尔汗国灭亡的疆域,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天山北路准噶尔盆地,一是天山南路塔里木盆地。清政府把天山北路称为“准部”,天山南部称为“回部”。

    征服了天山北路的准部,并不等于控制故准噶尔汗国全国领土。天山南路的回部是上世纪(十七)被噶尔丹可汗吞并的,现在侵略者失败,回部不愿再接受外人的统治。

    回部范围即塔里木盆地的范围,当中是那块庞大无比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沙漠西端,罗列着十数个繁荣的城市,盆地上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集中在这十数个城市之中。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古西域故地,纪元前二世纪张骞,纪元后一世纪的班超,就在这里威震列国。七世纪时,唐王朝的军队再度进入,把它归并中国,但八世纪时却被吐蕃王国夺去。直到本世纪(十八),整整一千年之久,跟中国隔绝。一千年里面,这个区域发生过无数我们不知道的事件和无数传说不一的兴亡存废的变化。所以,当中国远征军征服准噶尔汗国,越过天山南下时,所面对的已不是当年古色古香的西域,而是奇异而陌生的回部风光。

    回溯九世纪时,回纥汗国瓦解,部众星散。其中一部分进入西州(新疆吐鲁番),称为西州回纥。他们后来由西州再向西南迁移,到达航空距离一千一百公里处的疏勒王国(新疆喀什),征服了它,改名为喀什噶尔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回纥人抛弃了原有的佛教信仰,改信从西方阿拉伯传来的伊斯兰教。人们因为伊斯兰教为回纥人所信奉,所以倒果为因的把伊斯兰教称为回教。到了十三世纪蒙古帝国时代,又不知道什么缘故,回纥被改称为维吾尔,因他们信奉回教的缘故,人们又倒转过来称他们为回回、回民、回族,称他们所居的地区,即天山南路为“回部”。维吾尔人跟准噶尔人一样,同属于突厥民族,在蒙古帝国四大阶级中,属于第二等(色目)阶级,比汉人的地位要高。

    同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在回部兴起一位伊斯兰教教主,称为和卓木,地位跟喇嘛教的达赖,天主教的教皇相似,只不过和卓木是可以结婚的,所以教主的宝座是父子相传。准噶尔汗国策零可汗,曾于本世纪(十八)二十年代,把第二十五代的和卓木阿哈玛特,连同他的两个儿子布拉呢敦、霍集占,即著名的大小和卓木,诱到伊犁(新疆伊宁),当做人质。阿哈玛特不久逝世,两个儿子被囚禁如初。关于和卓木的世系,我们列如下表:

    一七五五年,中国远征军进入伊犁,把大和卓木送回他的故都叶尔羌(新疆莎车),但仍留下小和卓木帮助处理天山北路维吾尔人的事务。明年(一七五六),阿睦尔撒纳叛变,小和卓木也乘机逃回叶尔羌。又明年(一七五七),阿睦尔撒纳失败。中国远征军派遣使节到叶尔羌,要求接受中国的统治。大和卓木同意,但小和卓木反对,他说:“我们如果听从了中国,弟兄之中,势必有一个被送到北京当人质。从父亲那一代起,我们像奴隶一样,受人摆布,应该是停止的时候了。而且中国新占领敌国的土地,游击战激烈,人心惶惶,不可能对我们派出大军。即令派出大军,我们固守天山险要,他们粮道辽远,补给困难,绝不能持久。”在座的各城城主(伯克),都赞成小和卓木的意见。于是,他们宣布建立巴图尔汗国,跟中国对抗。

    然而小和卓木的判断完全错误,判断错误就要付出判断错误的代价。中国远征军强行越过天山南下,山麓一些重要城市的城主不能抵御,纷纷投降。第二年(一七五八),满洲兵团司令(定边将军)兆惠率领他的精锐四千余人进攻叶尔羌,在距城一公里的黑水(叶尔羌河),渡河一半时,桥梁中断,被分为两截,陷于包围。可是,和卓木兵团既没有攻击用的重武器巨炮,又没有斗志。僵持了三个月,中国援军到达,把兆惠救回阿克苏城。第三年(一七五九),兆惠作第二次进攻,攻陷叶尔羌,大小和卓木向中亚的浩罕王国(乌孜别克浩罕城)逃亡。经过葱岭巴达克山部落(阿富汗东北部)时,被巴达克山部落酋长杀掉,把人头献给尾追不舍的中国追兵。巴图尔汗国只有四年寿命,就告覆亡。

    现在,准噶尔汗国全部领土,面积约一百九十万平方公里,由清政府改称为新疆,即新开辟的疆土——事实上是新收复的疆土之意,并入中国版图。

    六清政府的民族政策

    新疆合并后,中国的领土膨胀停止,但已是一个拥有一千三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庞大的超级强国。在世界历史上,面积仅小于蒙古帝国,但比蒙古帝国属下的元帝国,要大两倍。两个世纪以来领土膨胀情形,用下表说明:

    从表上可以看出清政府对中国的贡献是如何巨大和重要。他们为中国开拓的疆土,较他们上世纪(十七)四十年代从明政府继承下来的领土,要大四倍,我们再用下表列出统计数字:

    清政府并不是为汉人开疆拓土,他们纯是为满族人开拓,不过后来不得不传递到汉人之手。而且他们入关之后,坚持自己也是中国人——满族裔的中国人,跟汉裔的中国人,完全相同,所以他们理直气壮的以中国主人自居,东抢西霸,广置田宅。对其他的各民族,站在满族人的立场,厘定他们的民族政策。

    对满族人清政府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坚决地保持满洲故土(东北)作为满族人独占地区,不准汉人出关(山海关)移垦,准备万一演出被驱逐的结局时,满族人可以跟当年的蒙古人一样,能够退回老巢。二是每一个满族男孩诞生,立刻就有一份战士的薪饷,目的在使满族人全民皆兵,专心从事战斗训练,不为外事分心。因为满族人太少,本世纪(十八)不过四百余万,而汉人已有二万八千四百余万,满族人认为必须这样,才能胜任对汉人和其他民族的控制。

    ——结果是,一、东北地广人稀,田地大部分荒芜,在东北的满族人遂私下欢迎贫苦的汉人出关为他们耕种,在严密的禁令下,汉人仍不断增加。二、满族人不需要有任何努力就有一份薪饷,使他们的生活堕落,他们的时间并没有用在战斗训练上,反而用在声色犬马上,成为满族人腐烂的根源。

    对汉人清政府完全效法明政府的手段,继续用科举作为武器,使中华民族中所有知识分子比从前更严重的酱在独占性的儒家系统和僵硬的八股文之中。同时对汉人传统的中华民族本位主义,予以打击,强迫中华民族接受多元观念,承认满族人并非夷狄,同样也是中国人,而且是中国的主人。

    对蒙古人清政府利用他们的战斗力,而根绝他们的智慧和知识,也就是彻底的愚民政策。除了阻止蒙古人接受教育和阻挠蒙古人汉化外,还诱使蒙古统治阶层“王”、“公”之流生活靡烂,跟人民形成尖锐的对立,使他们不能追求更高的理想,而且也根本不知道有更高的理想。

    对西藏人清政府尊重他们信奉的喇嘛教,而禁止他们从事政治活动。事实上西藏人在喇嘛教的“泥沼”中,也没有余力去过问政治。清政府用隆重的礼节对待达赖和班禅,鼓励西藏人出家当喇嘛,赋给喇嘛精神上的尊荣和物质上的利益,喇嘛是不准结婚的,在清政府的鼓舞下,本已日渐减少的西藏人,更加速减少。喇嘛教如果继续不变的话,西藏人会走入自然灭种的结局。

    对维吾尔人清政府看他们比蒙古人西藏人,要低一级,连谋略性的优待都没有,反而有相当难堪的迫害。满族官员虐待蒙古人、西藏人的事件不多,而虐待维吾尔人,以致激起民变的事件,却层出不穷。而且把新疆看成东北第二,作为满族人发展的专用土地,阻止汉人前往移民,早已移民过去的一些汉人,本来跟维吾尔人相处得十分融洽,清政府下令汉人必须单独居住,不准跟维吾尔杂居。于是每一个城市都分裂为二,汉人集中汉城,维吾尔人集中回城,绝对不许通婚,平时也不准有友谊上的交往,呈现一种人为的畸形社会形态,目的只是为了防止维吾尔人跟汉人结合。

    这种情形,在行政区域划分和地方政府的组织上,明显地表现出来。中国本土被划分为十八个省,简称为“本部十八省”,以汉人为主,仍维持明王朝遗留下来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省长称“巡抚”,两省或三省(有时候也有一省)设立一个大军区,大军区司令官称“总督”——也可以称为太上省长。这些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当然全由满族人担任。直到下世纪(十九)中期之后,满族人无力控制全局,才不得不情愿任用汉人。

    东北是满族人辫子王朝的发祥地,设立了三个“将军”,一个驻盛京(辽宁沈阳),称盛京将军;一个驻吉林(今吉林省吉林市),称吉林将军;一个驻齐齐哈尔,称黑龙江将军。他们办公的官署,称将军衙门。但他们的辖区却没有名目,既不称省,也不称特别区。人们迫于需要,只好称它为省,而把全部满族故土,称为东三省,但事实上并没有省,直到二十世纪初叶,才由清政府改称为省。满族人的政治思想仍十分简陋,只有部落(八旗)观念,还没有行政地区观念。将军事实上是总督兼省长,主要任务是维持治安和防止汉人移民。

    内蒙古,则设立三个官阶比“将军”次一级的“都统”,只管军事。一个驻承德,称热河都统。一个驻张家口,称察哈尔都统;一个驻绥远城(内蒙呼和浩特),称绥远都统。主要任务在镇压蒙古人叛变和防止汉人移民。内蒙古人民则自己有自己的盟长(地区首长)、旗长(县长),享有比汉人稍高的自治权力。

    青海,设西宁将军。西宁城在行政上属于中国本部十八省之一的甘肃省,但驻在西宁城的满族人将军,却是青海地区的首长,地位跟东三省的将军一样。他统治下的有汉人、蒙古人、藏人,情况比内蒙古复杂。

    外蒙古和西藏,在每一个地区的首府,设一个“办事大臣”,驻外蒙古库伦(乌兰巴托)的称库伦办事大臣,驻西藏拉萨的称西藏办事大臣:他们在性质上类似总督,但来办对外国的交涉。在外蒙古境内,与库伦办事大臣并置的,又有乌里雅苏台将军,职掌跟设于东北、青海的将军相同。外蒙古人民和西藏人民享受的是更高度的自治,他们不直接隶属于办事大臣,而仍然直接隶属于他们原来的首长,独立王国的形式继续存在,办事大臣只不过是清王朝皇帝的代表。

    新疆,在它的首府伊犁(新疆伊宁·准噶尔汗国的故都),设伊犁将军,跟东北、青海各将军性质相同。另外在喀什噶尔(新疆喀什),设一个参赞大臣,负责天山南路维吾尔人和汉人间的事务。

    七朝鲜·琉球·安南

    跟疆土开拓同时进展的,是藩属关系的加强。藩属,用现代话来说,就是被保护国。

    疆土的开拓是征服其他土地使成为中国不可分的一部分。藩属则仍是独立国家,但向中国称臣进贡,承认中国皇帝也是他们的皇帝,表示对中国尊敬服从,中国则允许他们跟中国贸易。中国不干涉他们的内政,但有权处罚和奖励他们的国王,因为他们的国王必须经过中国的加封之后,才算合法。藩属国王也以被中国加封为一种光荣和保障,他用此向怀有敌意的邻邦显示,他已获得一个庞然大物当他的靠山。

    ——藩属国的元首只能称国王或可汗,不能称皇帝。一旦称皇帝,就等于脱离藩属地位,跟中国平等。在中国看来,世界上只有一个皇帝,如果有两位皇帝同时出现,就等于天上有两个太阳,非拼个死活不可。所以有些藩属,虽然已称皇帝,但为了取得中国的保护,对中国仍谦卑的只称国王。像以东京(越南河内)为首都的大越帝国皇帝,他对中国只称中国所封的安南国王。

    朝鲜王国是中国最古老的藩属之一,世界上再没有两个国家能像中国跟朝鲜这么长期的密切融洽。中国为保护朝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过去的事我们已叙述过,到了下世纪(十九),中国又为他作出第二次更大的流血牺牲。

    另一个同样古老的藩属琉球王国,在十四世纪时,原是三个小国。十五世纪初叶,被其中之一最强大的国王尚巴志所统一,遂即派遣使节,远涉大海,向中国进贡,请求中国保护。它的首都名中山城,因之中国就封尚巴志为中山王。不过日本人的势力,因地理上更接近的缘故,不久也深入琉球各岛。每逢中国使节到琉球时,国王总是下令,命日本人先行躲避起来,在天朝大臣停留在国内期间,禁止人民说日本话,并涂去街市上的日文广告。南

    第三个古老的藩属,是前面曾提到的对外称大越帝国的安王国。安南第一任国王黎利,于十五世纪脱离中国独立,效法中国对首都称“京”的习惯,把交趾城(河内)改称东京,建立大越帝国,但仍尊奉中国为宗主国。黎氏王朝的政权后来落到大臣郑氏家族之手。郑氏所属的将领之一的阮氏家族,起而反抗郑氏上欺国王下压群臣的作风,在南方的顺化城,宣布独立,另行建立一个广南王国,跟北方的郑氏家族专权的大越帝国对峙,国土从当中分割为二。

    本世纪(十八)七十年代,另一个阮姓家族崛起,称为西山党,他们的领袖阮文岳,于一七七三年攻陷顺化,把旧王杀掉,而自称是广南国王。旧王的弟弟阮福映逃了出来,他就是越南历史上有名的嘉隆王。他逃到暹罗(泰国),又逃到富国岛,日夜图谋夺回政权。

    西山党既征服了广南王国,新王阮文岳派他的弟弟阮光平北伐。本世纪(十八)八十年代,阮光平攻陷东京(河内),废掉皇帝黎维祁,自己坐上金銮殿。黎维祁逃到北京,向宗主国求救。中国决定出兵,一七八八年,中国远征军总司令(两广总督)孙士毅,率领大军护送黎维祁回国,击溃阮光平的抵抗,进入东京(河内),黎维祁复位。于是孙士毅洋洋得意,认为他的神机妙算超人一等,不再采取戒备措施。次年(一七八九)元旦,正当他大摆酒席,庆祝新年时,阮光平发动突击,远征军溃败,数千人被杀,黎维祁和孙士毅狼狈逃回中国。

    但阮光平深知横挑强邻的结果是什么,他预防中国采取长期的报复手段,就派遣使节到北京匍匐请罪。恰好中国当时的皇帝弘历是一个虚荣心很强的人物,对阮光平的恭顺态度,大为欢喜。明年(一七九○),弘历八十岁生日,阮光平又亲自到北京恭祝寿诞,弘历就把黎维祁抛到脑后,而封阮光平当安南国王。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西山党的好景不常。逃亡中的嘉隆王阮福映,靠外交手段,得到侵入东方的法国强大军力援助,于本世纪(十八)九十年代反攻,一连攻陷顺化和东京(河内),阮姓政权的西山党瓦解,阮福映统一全国。下世纪(十九)一八○二年,阮福映向中国报告复国经过,请求加封。凡是政治都是现实的,中国又把阮光平抛到脑后。一八○四年,加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即大越与广南的合称。从此安南改称越南。

    八缅甸·尼泊尔·暹罗

    缅甸是中国南方的紧邻,但因万山重叠,两国的交往很晚。本世纪(十八)五十年代,缅甸国王雍籍牙在给中国皇帝的报告上说,第一世纪九十年代时,他的祖先雍田,曾被中国当时东汉政府第四任皇帝刘肇封为缅甸国王(当时称为挥国),还赐给一颗金印。不过中国史学家对此不敢肯定,因为史籍上查不出这个记载,除非真有金印作证。

    缅甸跟中国发生关系,似乎开始于十三世纪,位于云南的大理帝国消灭,云南地区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张,而并于它子国之一的元帝国,缅甸才跟中国接壤。上世纪(十七)六十年代,缅甸把请求政治庇护的中国明政府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榔,交给清政府。这件事情发生后,中、缅两国的邦交,并没有加强,甚至并没有继续。因为缅甸不断的内乱,中国也正全力在北方开疆拓土。

    经过九十年的疏远,本世纪(十八)五十年代,缅甸名王雍籍牙在位,跟中国恢复邦交。他逝世后,儿子孟驳继位,进攻东邻的暹罗王国(泰国),把暹罗并入版图。

    缅甸势力膨胀,使它不断干涉中、缅两国之间属于中国的一些部落,这些部落向中国清政府乞援,清政府已十分不高兴。但按下战争电钮的人物,却是清政府的一位赃官云南总督吴达善,他向请求归附的桂家部落(据说他们是跟随朱由榔流亡到缅甸的群臣们的后裔)酋长宫里雁,索取重贿,其中一件是珍珠马鞍,宫里雁无力奉献,吴达善就把他逮捕入狱害死。宫里雁的缅甸籍妻子囊古为丈夫报仇,向缅甸国王孟驳游说,缅甸遂在这位奇女子引导下,向中国沿边发动不断的攻击劫掠。

    中国政府改派明瑞出任云南总督,于一七六七年,率军攻入缅甸,企图夺取它的首都瓦城(曼德勒)。可是进入缅甸境后,在一个名叫象孔的地方,陷入缅军的埋伏,全军覆没。中国政府再派第二次远征军,由傅恒当总司令(经略),于六十年代最后一年(一七六九),再度深入。可是热带森林地区所特有的瘴气——空气污染和虐疾,无法克服,将领和战士们相继染病死亡,军心恐惧,在中途停顿,不敢前进。恰恰这时候,缅甸政府得到消息说,暹罗王国故土上的中国侨民郑昭,集结了武装部队,正攻击缅甸的占领军。缅甸不愿两面作战,就向中国请求和解,承认作中国的藩属。远在北京的弘历皇帝,正在进退维谷,也乐得就此结束。但缅甸的态度十分强硬,当中国远征军代表跟缅甸军司令眇旺模谈判,中国要求缅甸归还所侵占的木邦(缅甸腊戍以北一带)等三个部落的土地时渺旺模左顾右盼,没有听完就掉头而去,远征军代表只好瞪着眼睛回来。

    缅甸当时的目的只求停战,并不是真心的低头,所以当中国退军之后,两国敌对如故。一直到了十八年后,一个曾经当过和尚,跟前任王室没有关系的国王孟云即位,他为了取得大国的支持,于一七八八年主动向中国进贡。中国政府于一七九○年,加封盖云为缅甸国王,才正式确定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

    跟缅甸同样情形的,还有尼泊尔王国。

    缅甸开始向中国进贡的那一年,也正是中国护送大越皇帝黎维祁返回东京(河内)复位的那一年——一一七八八。就在这一年,遥远的喜玛拉雅山南麓的小国尼泊尔,突然向比它大一百倍的庞大的中国进攻。尼泊尔王国为什么如此,传说不一,可信的一个传说是,后藏喇嘛教领袖班禅的一个部属丹津班珠丹,因为受到不公平的酷刑(脸上被刺字),逃到尼泊尔。这时正当班禅积欠尼泊尔太多的贸易借款,一直不肯偿还。尼泊尔早已愤怒,得到丹津班珠丹作向导,遂采取强硬手段。清政府一面派四川兵团入藏应战,一面派藩属事务部副部长(理藩院侍郎)巴忠,代表皇帝,担任监军。不知道什么原因,巴忠竟做出一件使人连做梦都梦不到的荒唐怪事,他是由青海那条大道直接到拉萨的,不等四川兵团抵达,就先行跟尼泊尔代表谈判,承诺每年付给尼泊尔一万五千两赠款,换得尼泊尔撤军。但巴忠却向皇帝弘历报告说,尼泊尔已被他巧妙的辩才和义正词严的立场所折服,自动退出中国国境。对于每年一万五千两的赠款,只字不提,而只秘密通知达赖,请达赖按时送去。谁知道达赖一口拒绝,尼泊尔当然不肯甘心。一七九一年,再度进攻,攻陷日喀则,班禅逃到拉萨。尼泊尔军队把班禅宫中所有的珍宝和日喀则民间的财物,抢劫一空。

    巴忠听见尼泊尔索取赠款的消息,就跳井自杀。我们无法了解,天下竟有这种浑人,他怎么会想到他可以对如此重大的国际交涉,能够一手掩盖。

    中国远征军于次年(一七九二)抵达西藏,尼泊尔军队败走。远征军尾追,越过喜玛拉雅山聂拉木山口,进入尼泊尔国境。尼泊尔军再败走,远征军队进攻它的首都阳布(加德满都),旦夕可下。司令官(大将军)福康安,这位被誉为皇帝弘历手下第一名将,对自己的用兵如神,大为满意,他自比为《三国演义》上的诸葛亮,手拿羽毛扇(这是诸葛亮的标帜),坐在四人抬的轿子上(效法诸葛亮的四轮车),一副戏台上人物的模样,从容指挥作战。尼泊尔乘他正自命不凡,疏于戒备之际,发动猛烈反攻,远征军大败,死伤惨重,福康安狼狈逃命,几乎成了第二个带汁诸葛亮。

    然而,当福康安好容易脱离追兵,稳定局势,恐惧尼泊尔下一个攻势时,尼泊尔却派遣使节到军前请求和解,愿作中国的藩属,定期进贡。福康安喜从天降,迫不及待的立即接受尼泊尔的请求,撤军回国。事后才知道,并不是尼泊尔突然发作了神经病,而是另有原因,它曾向邻近的驻在印度东部加尔各答的英国军队求救,英国那时还不愿跟中国结怨,以免妨碍通商,而尼泊尔政府的另一个敌人披楞部落,正在南方国境发动攻击。尼泊尔政府不愿受到前后夹击,而尤其恐惧中国的远征军会源源而来,没有个完。

    ——尼泊尔当了中国的保护国之后,就发现了好处,成为中国最后丧失的藩属,直到二十世纪初叶,还向中国进贡不辍。

    不和中国土地相接的藩属,除了琉球王国外,还有暹罗王国。现代暹罗——二十世纪时改称泰国,它的开国国王郑昭,是中国广东省澄海县人,驱逐缅甸占领军后,他立即派遣使节到北京,请求中国加封。可是当使节还在中途时,发生政变。郑昭被他最亲信的暹罗籍的部将却克里所杀。却克里显然恐惧中国对郑昭之死发生反应,于是改名郑华,坚称是郑昭的儿子。于一七八六年,再派遣使节前往北京,陈述他继承王位的合法性。中国不知道内情,当然加封他为暹罗国王。

    暹罗和琉球都是没有经过不愉快的战争场面而归附的藩属,暹罗跟中国的密切关系,远超过缅甸和尼泊尔。举一个例子可作说明,当本世纪(十八)最后一年(一七九九),中国太上皇弘历逝世时,正在北京进贡朝见的两位使节,一位是朝鲜使节,另一位就是暹罗使节,他们适时的代表他们的国王,为皇帝服丧。

    ——却克里对中国虽坚称是郑昭的儿子,但对他的臣民因无法隐瞒真相的缘故,而自称为拉玛一世,并解释说,他并没有叛变,乃是另外一个将领叛变,由他敉平。

    九藩属外的进贡国

    中国跟藩属间的关系,可以分为若干等级。

    最密切的一级自然是朝鲜。中国为了朝鲜的利益和维护朝鲜的独立的跟领上的完整,所付出的牺牲是可惊的。但中国对朝鲜毫无所求,战争一结束,军队即行撤退。

    越南也包括在这一级之中,中国在下世纪(十九)也为援越而对法国作战。不过最重要的一件事还是意识形态方面,自上世纪(十七)明王朝灭亡,朝鲜和越南同时认为满族人不过夷狄之辈,中国在中国故土已经消灭,满族人所篡夺的只是中国的躯壳,只能算是假中国。中国的灵魂,即真中国,已转移到朝鲜和越南的国土——朝鲜人坚持他们是正统的中国,越南人也坚持他们是正统的中国。那就是说,中国已变成了夷狄,朝鲜、越南才是中国。两国对满族人的清王朝,在武力上虽然不能不低头,但从心眼里却十分地瞧它不起。这种心理持续约一百余年,直到本世纪(十八)结束时,才逐渐把清王朝跟中国合而为一。

    次一级的是琉球、暹罗。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印象,认为他们是那么遥远和那么恭顺。中国皇帝怜恤它们的遥远,而喜悦它们的恭顺,所以对于两国几乎是有求必应,最得实惠的还是他们的那些使节,赏赐他们也特别丰富,每次从中国回去,都满载而归。

    第三级是缅甸、尼泊尔。这两个国家有时候跟中国靠得很近,有时候又比较疏远。中国对他们当然也不肯付出像对朝鲜、越南那样的热烈感情,只求这两个邻国不再在边界制造麻烦,就很高兴了。

    除了上述的六个藩属国外,中国还拥有数不清的贸易性质的进贡国。“进贡”的意义,在藩属国来看是定期地向宗主国的一种呈献,在中国来看是一种荣誉——这跟欧洲那种勒索或剥削性的进贡,完全不同。藩属国最大的要件之一,就是定期的向宗主国进贡。但仅只进贡,并不一定是藩属,中国是当时亚洲唯一的庞然大物,矗立在万邦之中,四周相邻的一些小国家小部落,面积人口都处于绝对的劣势,文化物产也都显然落后,免不了对中国巴结奉承,向中国政府呈献该国的一些特产,诸如珠宝奇珍、奇异的动物植物,以及美女株儒,表示他们的崇拜和友谊,希望用以钓出更大的利益。中国从纪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起,就习惯于这种奉承,认为是一种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为了表示天朝大国的气度,对进贡国的那些使节团,一向有完善的照顾。我们回溯八世纪时,那些到了中国就不肯离开的使节,累积下来竟达四千余名之多,以致宰相李泌不得不下令驱逐,就可了解他们所受的待遇优渥到什么程度。有些品格恶劣的使节,甚至还利用这种优待,进入中国国境后,就像强盗一样,沿途横暴,为非作歹。中国政府总念及他们来自遥远的蛮夷之邦,缺少教养,倍加原谅。所以外国进贡的使节,有时候竟成为交通要道上的一大祸害。在进贡了之后,中国政府一定用丰富的赏赐作为回报,价值往往超过贡物的数倍。朝鲜就不断地对中国赏赐的绸缎过多而发出抱怨,因为它促使朝鲜的纺织业破产,严重地打击他们的农村经济。除了丰富的赏赐,使节团在进贡的同时,必然顺便(事实上却是主要的)携带大批货物,乘机做一次大买卖。所以若干国家不惜采取战争的压力,以要求增加进贡的次数。

    在这种情形下,向中国进贡的非藩属国和大小部落,多不胜数,而以第七第八第九,三个世纪为最多,当时唐政府对所有进贡的国家或部落,一律封他们的国王或可汗为某州都督。这种州,称为羁縻州,唐政府既不一定知道州在什么地方,被封为都督的那些国王可汗,对中国文字也不认识,只不过仅是中国史学家在纸上记下的一笔而已。本世纪(十八)时,这种情形依旧,如哈萨克王国、布鲁特汗国(塔吉克)、布哈尔汗国(乌孜别克布哈拉)、浩罕王国(乌孜别克浩罕)、阿富汗王国、不丹王国、哲盂雄王国(锡金)、巴克达山汗国(阿富汗东北部)、柬埔寨王国,都是进贡国家。

    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他们进贡的性质,位于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市东北,有一个小小的坎巨提王国,它每三年向中国进贡一次,每次进贡砂金一两五钱(它的价值相当于一个人两星期的伙食费用),并不送到北京(那太远了),而由新疆地方政府代表接受,回报他们的是绸缎、银币,和茶叶。假使世界上有一种一本万利的交易,那就莫过于向中国进贡了。这并不是中国呆如木瓜,而是一种荣誉心和类似父母或长兄、长姊,那种天下共主责任感的综合反应,即永不愿使依靠中国的友邦失望。

    ——外国人不会了解这种恢宏的心胸。下世纪(十九),中国为朝鲜、为越南而跟新兴的帝国主义者作战,以致受到严重的挫折,割地赔偿。外国人便嘲笑中国人莫名其妙,竟为了一个宗主国的虚名,而接受实质的灾难。但这正是中国文化中反抗强权、扶危济困的主要精神。

    十华侨

    除了疆土的开拓,和藩属国进贡的增多,中国人也大量向海外移民。

    中国人移殖朝鲜,以及经过朝鲜进入日本,早在纪元前就开始了。但大规模移向东南亚——包括菲律宾群岛、印尼群岛、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可能迟至第七世纪才开始。到十五世纪郑和下西洋时,才迅速增加。然而,中国人向外发展,不但不能像欧洲人那样,受到政府的支持保护,恰恰相反的,反而受到严厉的禁止。儒家思想是保守而尊祖的,对于为了追求财富而抛弃祖先坟墓,离开父母之国,远赴蛮夷番邦的人,十分痛恨。因而称他们是海贼奸民,用法律和监狱取缔他们,在这种情形下,华侨在海外遂成为被遗弃的可怜孤儿。可是中国沿海一带,人口稠密而土地贫瘠,东南亚却地广人稀,而且属于热带气候,谋生比较容易。沿海人民遂用逃避或贿赂的方法,躲过官员们的干涉,大批向海外涌出,这些贫苦无依的亡命之徒,以做小生意开始,不久就在蛮荒的各地,建立家园,跟上著人民,相处得十分亲密。

    十六世纪之后,欧洲人向东侵略。西班牙最先占领菲律宾(一五四二)。十七世纪时,荷兰继又占领爪哇(一六一九)。这批帝国主义者以主人自居,对中国人采取压迫政策。华侨不能忍受时,起而反抗,因为没有国家力量作后盾的缘故——不但不作后盾,明、清王朝政府,还希望外国人早一点把中国逃到那里的海贼奸民铲除。所以华侨每一次反抗,都受到惨重地打击。像西班牙,曾在菲律宾对中国人作过三次充满了原始兽性的大屠杀,每次都使用灭绝种族的手段:

    一、十七世纪一六○三年(明王朝酒肉皇帝朱翊钧在位,正行断头政治),菲律宾华侨二万余人,被西班牙屠杀。

    二、十七世纪一六三九年(清军攻明王朝,第五次入塞),菲律宾自第一次屠杀后,三十余年间,中华移民陆续增加到三万二千人。西班牙又作第二次屠杀,死二万余人,仅一万余人得以幸存,但被列为贱民阶级,每人要缴纳负担不起的六元的人头税,而且必须改信他们所信奉的天主教(信教一项难不任甲国人,甲国人的宗教观念淡薄,信什么教什么神都不在乎,这一点使西班牙人大惑不解)。

    三、十七世纪一六六二年(明王朝灭亡的次年),郑成功占领台湾,驱逐荷兰人,胜利消息使菲律宾首府马尼拉的中国人大为振奋。于是引起西班牙第三次大屠杀,中国人武装自卫,至死不屈,但无法抵抗西班牙正规军的炮火攻击。结果全体中国人,包括所有的妇女和儿童,被西班牙人屠杀罄尽。

    帝国主义者的心肠都是凶恶的,西班牙如此,荷兰也不例外。本世纪(十八)一七四○年,在爪哇首府巴达维亚(雅加达)屠杀中国侨民,使河水都变成血水,史学家称为“红河惨案”。

    中国人虽然受到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可怕的迫害,但向东南亚(包括三次灭种大屠杀的菲律宾和红河盈血的爪哇)的移民不断,这是中国人弹性精神的发挥。到了本世纪(十八)末期,散布在东南亚各地的华侨,估计有二百余万人,而且建立了很多城邦式的独立王国,最著名的诸如:

    一、广东省人罗芳伯,在婆罗洲(加里曼丹岛)西端坤甸,建立芳伯共和国,自任总统(大统制),继任元首由当地的中国移民选举。

    ——下世纪(十九),亡于荷兰。

    二、广东省人吴元盛,在婆罗洲北部建立戴燕王国,自任国王,王位世袭,立国百余年。

    ——下世纪(十九),亡于荷兰。

    三、广东省潮州人张杰绪,在安波那岛(纳土纳岛)建立没有特定名号的王国,自任国王。

    ——下世纪(十九)张杰绪逝世,内部发生纷争,王国瓦解。

    四、福建省人吴阳,在马来半岛建立另一个没有特定名称的王国。

    ——下世纪(十九)被向东扩张的英国消灭。

    这只是几个英雄人物,而屹立到二十世纪今天的暹罗王国的开国国王郑昭,还不包括在内。

    华侨的历史是一篇血泪史,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移民,受到过像中国移民所受到的那种永无终止的可怕灾难。就像被父母遗弃而又走进蛇窟的孤儿一样,除了自己保护自己外,没有人保护他们。当中国国力最强大时,如本世纪(十八)初叶,对他们不但毫无帮助,反而巴不得他们在海外死尽灭绝。到了下世纪(十九),国势衰弱,又逢欧洲帝国主义的武力汹涌而至,东南亚华侨的处境,就更艰难。所有中国移民的据点,都被白种人现代化的武器抹去,中国人被当作猪仔一样,被贩卖到更遥远的地球的那一边的美国去做苦工——美国铁路至少一半以上都洒着中华人的汗和泪。东南亚成为白种人的天下,贫苦的中华人常出卖自己一段时间对年或十五年)给白种人当奴隶,期满之后,再用自己卖身的代价,经营小本生意,他们所受的压迫剥削,并不比运往美国的同胞好。一位对东南亚相当熟习的英国作家,曾感叹说:“做一个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真是一种苦刑。”这句话说明华侨的悲惨遭遇,但也显示中国人倔强的一面。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秘密武器,这秘密武器是:高度的含垢忍辱,高度的勤劳吃苦和高度的警觉。使他们在万难之中崛起,而且壮大,竟掌握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大权,大大地出乎那些手执屠刀的帝国主义国家意料之外。

    十一文字狱

    清政府为中国开疆拓土是它光荣的一面,但它也有不光荣的一面,那就是它所发动的先后持续一百余年之久的文字狱措施。

    中国每一个王朝几乎都有文字狱,这是极权政治的特色之一,不过都是一些偶发事件。直到十四世纪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才把文字狱作为一种合法的谋杀手段,这手段到了清政府手中,更进一步地作为一种镇压汉人反抗的血腥工具。

    产生文字狱的心理背境,十分简单。当权者内心有潜在的罪恶感和自卑感时,自顾形惭之余,对别人的一言一语,都会硬拉到自己头上,恼羞成怒,采取强烈的报复。尤如一个秃子一听别人提到电灯泡就七窍生烟一样,朱元璋因为自己曾当过小偷,就总以为知识分子都要揭他的疮疤,满族人总以为汉人会借着文字来转弯抹角的表示对他们的轻视。

    所以,每一个文字狱,都是当权者神经衰弱、做贼心虚的一种反应。

    我们将清王朝最著名的一些文字狱,列为下表,以代表冗长的叙述:

    从这些案例,我们可以了解文字狱的本质,即有权人物对文字所加的奇异曲解。像贾士芬的咒语“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归我驱使”,不过是巫师们一贯的“口中念念有词”的勾当,竟然成为谋反的证据,可以当作文字狱的典型说明。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这是一句古老的成语,但弘历却酸溜溜地说:“我自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竟想用政治手段制造自己的文学地位,可谓异想天开。

    文字狱的审判是中国历史性司法黑暗——人权毫无保障的再一次的大暴露。每个案件发生时,皇帝先交给高级官员组成的专案小组研究如何处理,向皇帝提出所谓的“公论”——当时的术语称“九卿公议”。专案小组所提出的“公论”,当然千篇一律的认为那倒楣的被告罪大恶极,坚决的要求用酷刑“凌迟”处死,家属全部砍头。皇帝立即表示他的宽大恩典,特别加恩,免去凌迟,改处绞刑(或改处斩首),全族(或全家)男女老幼,改为发配到黑龙江(黑龙江黑河)或宁古塔(黑龙江宁安)给穷披甲人为奴。

    这种审判像一幕漫画家笔下的卡通,包括皇帝在内,不过一群小丑。没有人敢提出较轻处罚的建议,更不要说为当事人呼冤了,而且即令对当事人一句有利的话都不敢说,否则不但救不了被告,反而使自己也陷了进去。王锡侯案,江西省长(巡抚)海成,仅建议草去他“举人”的身份,弘历就勃然大怒,下了一道杀气腾腾的谕旨说:“海成请仅革去王锡侯的举人,所谓人臣尊君敬上的心安在?乱臣贼子,人人得而杀之的大义又安在?海成真是天良丧尽,辜负我命他当官的大恩。”海成还是幸运的,没有被砍头。徐述夔案的江苏省民政厅长(藩司)陶易,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他曾经拒绝受理对徐述夔的检举,结果判处死刑。

    文字狱的奇异谋杀,产生下列几项影响:

    一汉人知识分子本已拘限于儒家学派狭小的范围,现在在这狭小的范围中,史学、文学,以及对儒家学派经典的评论阐扬,都受到不可测的咒语禁制。知识分子只好走两条路,其中一条路是更加埋头在传统的八股文、科举之中,努力做官。八股文的特征是在纸面上写尽仁义道德,在纸面上坚持人生以仁义道德为根本,而仁义道德又以帝王和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标准,于是全国士大夫——现任官、退休官,和以当官为唯一盼望、但尚未当上官的读书人,全体用帝王所喜悦的方式,阿谀帝王。

    二另一条路是使知识分子专心一意从事考据工作。所谓考据,就是用这本古书去考证那本古书,用这本古书上的字去考证那本古书上的字,把平生精力钻在古书的旧纸堆里,成为一个工匠,不需要想像力,也不需要理解力,只要钻得年代稍久,就可以自称或被称为学者。这种学术,自然不会触怒任何人。

    三人民对现实政治和政府前途,更漠不关心。因为不关心,所以就没有爱心——也可以说因为没有爱心,所以就不关心,不关心和没有爱心就不担忧它的覆亡,既不担忧它的覆亡,就不会作任何批评。人们所听到看到的,全是歌功颂德。这是中国历史上人民对政治和政府冷漠的重要原因,文字狱使政府跟人民间的距离,更加扩大。

    四大黑暗再度来临。

    本世纪(十八)的西方,被赞扬为理性的世纪,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以及人性的尊严和人权的保障,都有突破性的进展。而中国人却酱在反理性的恐怖之中,连作诗的想像力,都被酱死。

    十二大黑暗的反扑

    事实上,起自十四世纪的大黑暗,并没有衰退,它只是被清政府万丈光芒的武功逼到一旁。第三个黄金时代主要的是指对外的开疆拓土,它对国内的贡献,仅只限于维持了社会的秩序。第三个黄金时代像一个暂时天朗气清的台风眼一样,满族人以入关初期那种旺盛的活力,一鼓作气地为中国扩张出广大的空间。但在内政上,他们没有可以跟他们军事力量相称的政治能力,以致把明政府的罪恶传统,大多数都接受下来。所以大黑暗的凶潮毒雾,仍在台风眼四周滚动澎湃。任何政权都是一个有机体,清政府的青春期一过,大黑暗四面八方反扑面至,只刹那间,中国社会又陷于明王朝时代那种伸手不见五指之境,文字狱是促成大黑暗迅速反扑的主要原因之一,因它促使官员们丧失了理性、道德和法律观念。发现保持官位的方法,只在于俯首帖耳,不在于明辨是非。

    大黑暗重临的按电钮人物,就是在文字狱浪潮中表现最癫狂的弘历,这个在位六十年之久的皇帝,在后半段时间,开始对政治厌倦,但并不是对权力厌倦,他沉湎在“下江南”的游荡生活中,这种生活是对大黑暗发出的邀请书。

    玄烨大帝曾到过江南六次,每次都很俭朴,目的在察看堤防和了解东南地区的社会。弘历到江南也有六次,誓言他的目的也是如此。问题在于,他的目的恰恰不是如此,他跟杨广、完颜亮一样,同染着大头症,六次下江南不过发泄他的自炫欲。六次下江南的时间和目的地,列于下表:

    第一次一七五一年到杭州、海宁

    第二次一七五七年到杭州

    第三次一七六二年到杭州、海宁

    第四次一七六五年到海宁、杭州

    第五次一七八○年到杭州、海宁

    第六次一七八四年到杭州、海宁

    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因下江南而闻名于世的酒肉皇帝,那就是七世纪的杨广;十六世纪的朱厚照,跟本世纪(十八)的弘历。弘历下江南所组成的南巡集团,声势之大,不亚于他的两位前辈,每次都有万人之多,像一群初登岸的饥饿海盗一样,所到之处,几乎都要洗劫一空。江苏省教育厅长(学政)尹会一,曾上奏章劝阻,奏章上说:“民间疾苦,怨声载道。”弘历光火说:“民间疾苦,你指出什么地方疾苦?怨声载道,你指出什么人载道?”皇家教师(侍读学士)纪晓岚,是儒家学派巨子,他因主编《四库全书》而被人尊重,曾趁便透露江南人民的财产已经枯竭,弘历大怒说:“我看你文学上还有一点根基,才给你一个官做,其实不过当作娼妓一样豢养罢了,你怎么敢议论国家大事?”

    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统治之下,政府的清廉和行政效率,完全消失。

    弘历最得意的是宣称他有下列十大武功,因而自称“十全老人”。

    一一七四九年平大小金川

    二一七五五年平准部

    三一七五七年再平准部

    四一七五九年平回部

    五一七六九年平缅甸

    六一七七六年再平大小金川

    七一七八八年平台湾

    八一七八九年平越南

    九一七九一年平尼泊尔

    十一七九二年再平尼泊尔

    认真的研究结果,弘历的武功只不过一个——征服准噶尔汗国,但他却把一个分为三个——平准部、再平准部、平回部。一百九十万平方公里疆土的开辟,仅此就可在历史上占不可磨灭的一页,弘历的大头症却使他非凑足十项不可,结果反而使他的丑态毕露。大金(四川金川)、小金川(四川小金)是藏民族部落间的纷争,清政府加以干涉;台湾是汉人林爽文的抗暴革命;这三大武功都是血腥的对内镇压。平缅甸是一场败仗;平越南也是一场败仗;平尼泊尔是一场丢丑的陋剧和另一场败仗。无论如何,我们都看不出什么武功和大武功,但我们却可看出死伤狼藉,以及军事和政治的腐败。

    然而,最严重的是弘历所犯的最后一个错误,从70年代起,他把大权交给一位侍卫出身的满族花花公子和珅,擢升和珅当宰相(大学士·军机大臣)兼北京治安总司令(九门提督)。

    和珅十六世纪明政府的宰相严嵩,先后辉映,具有同一类型的特殊机缘和做官技巧,用谄媚和恭谨的外貌,把自以为聪明绝顶的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和珅上台后不久,就建立起全国性的贪污系统,全国官员发现,如果不向上级行使巨额的贿赂,就要被无情的排除,甚至被投入监狱,他们不得不适应这种政治形势。所用的贿赂全部来自贪污——工程上的中饱(像克扣治理黄河的费用)和司法上的冤狱。有些总督和省长(巡抚)因贪污太狠而被告到弘历那里,弘历也大大地震怒,不断地使用死刑。但烈火不除去,只赖一两杯冷水加到滚沸的锅子里,根本无济于事。一切都恢复到十六世纪明王朝末期的原状,诛杀越严厉,贪污越严重,他们唯恐被检举和被检举后不能掩饰,必须使用更多的贿赂,去寻求保护。文官如此,武官更为恶劣,他们无法利用工程和冤狱,于是就克扣战士的粮饷和利用军事行动直接向人民抢劫,当人民阻止他们抢劫时,他们就指人民是盗匪,横加屠杀。

    和珅像一个无底的洞,全国官员们的贿赂巨款,瀑布般地倾注到里面。

    本世纪最后一年(一七九九年),弘历逝世。冰山倒了,和珅也跟着倒下去。新任皇帝(禺页)琰——弘历的儿子,立即把和珅逮捕处死,清算他的财产时,总数有九亿两,这还不包括他家人们贪污的庞大数字。那时国库全年的总收入,才八千万两,和珅当权二十年,贪污的数目等于十二年的全国总收入,使人惊骇。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于本世纪(十八)一七一五年逝世时,全部财产仅二千万法元(法郎),已招全国的唾骂,以当时的币值,一两折合三点七五法元计算;这位欧洲雄主的财产,不过中国一个贪官财产的一百七十分之一。而十六世纪的贪官严嵩,只贪了二百万两,不过和珅的四百五十分之一。

    弘历跟和珅两个满洲肥佬,密切合作,倾所有的力量,把清王朝的根基凿空,把大黑暗招回。

    十三官逼民反(上)

    本世纪(十八)五十年代弘历第二次下江南之后,大批农民即破产流离,水灾旱灾,以及因贪污而富有的士大夫和地主们的兼并,引起更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我们从当时诗人郑板桥的一首《逃荒行》,可看出在所谓“十全老人”弘历领导下的社会悲惨画面:

    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长路迂以远,关山杂豺虎。……嗟予皮发焦,骨断折腰臂。见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道旁见弃婴,怜拾正担釜。卖尽自家儿,反为他人抚。……身安心转悲,天南渺何许。万事不可言,临风泪如注。

    这位卖尽儿女、日暮途穷的农民,当他临风泪尽而仍不能活下去时,他可能跟他拣到的孩子一齐饿死,但也可能变成另一种人,跟其他同一命运的农民结合在一起抗暴。从本世纪(十八)六十年代开始,各地即不断发生农民暴动的事件。七十年代后,又增加了和珅的能源,全国民变,遂更风起云涌。我们选择十多个重要的民变领袖,列如下表:

    白莲教流行在北方,天地会流行在南方,都是一种宗教性的秘密组织。因为经常聚会的缘故,对官员的贪污暴虐和政治上的迫害,容易把愤怒化成集体的反抗行动。

    七十年代,白莲教领袖之一的刘松,在河南鹿邑县起兵抗暴失败,被杀。他的门徒之一刘之协逃亡。十八年后九十年代,刘之协忽然在河南扶沟县出现,但立刻就又失踪。弘历又惊又怒,命令严厉搜捕。这时和珅当权已久,贪污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正常风气,搜捕逃犯正是弘历赐给官员们的发财良机,千千万万大小官员就乘此良机,高喊捉拿白莲教,而对人民作有计划的敲诈勒索,被称中国心脏地区的各省,如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湖北、四川、甘肃,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在冤狱手段下,几乎全部破产。至于无产可破的贫苦家庭,只有三条路可以选择:,是被捕入狱,在酷刑下自动承认自己是白莲教匪徒,被绑赴刑场处死;一是像诗人所叙述的那位农民一样,抛弃家园,流离他乡,或终于饿死,或侥幸没有饿死;另一是愤怒而起,武装抗暴。聂杰人、王三槐,以及远在台湾的天地会领袖之一的林爽文,都是首先发难人物。

    在这些变民领袖中,王三槐事件,可使我们对民变性质加强认识。一七九八年,四川总督勒保向王三槐招降,发誓保证他的安全。王三槐相信勒保的誓言,可是勒保却把王三槐逮捕,宣称是在剿匪战役中生擒的。皇帝(禺页)琰命将王三槐送到北京,亲自审问他为什么要叛变,王三槐回答四个字。“官逼民反。”(禺页)琰教他举例说明,王三槐就把官员们贪污暴虐的情形,一一说出。(禺页)琰大为震动,追问说:“四川全省,难道没有一个不贪污的官员?”王三槐回答说:“只有一个,就是刘青天。”指的是四川南充县长刘清。我们可以想到这些被称为盗匪的朴实农民内心所怀的痛苦。他们只求官员不贪污或少贪一点污就心满意足,但这种最低的愿望,竟无法实现,这是大黑暗时代最明显的一个特征。(禺页琰)虽然对官员的贪污大为震动,但形势已经造成,他已无力改革,对于被人民称为“青天”的刘清,也不能保护,刘清在稍稍擢升后,被贪官群排挤革职——排挤的理由光明正大,但真正的理由则是当众人都害麻风时,不允许某一个人健康。王三槐仍被酷刑磔死,以警告全国人民,无论官员如何贪污残酷,只能接受,不能反抗,反抗就是叛乱,罪不可道。

    然而,杀了王三槐不过使变民少了一个领袖,王三槐的部众由他的助手冷天禄率领,继续跟清政府战斗。其他的革命群众因勒保的背信,使他们的反抗行动更为坚强。

    和白莲教、天地会同时并发的,还有苗民族的抗暴。

    苗民族在纪元前二十七世纪,被汉民族领袖姬轩辕击败后,辗转退到贵州、湖南两省广大的山区,而跟外界隔绝。他们没有文字,文化程度远落在汉人之后。上世纪(十七)二十年代,清政府下令取消苗民族部落酋长(土官)世袭制度(土司),改由政府派遣的官员(流官)治理。苗人纯朴诚恳,把官员当作神明。

    于是苗人区域遂成为贪污官员的乐园,汉民族的败类奸商和地主,跟满族官员勾结,用诈欺或威迫的手段,侵占苗人的土地。而且更进一步掳掠苗人的儿童和妇女,贩卖到远处当奴隶或妓女,反正法律永远是站在有权势这一边的,苗人有无限的悲恸和痛苦,无处申诉。本世纪(十八)一七三五年,曾因驻防军队抢夺苗人妇女贩卖,激起一场广大的暴动,被清政府用武力镇压下去。一七九五年,同样的暴行激起同样的暴动,上表所列的石柳邓不过是最先发难的领袖之一,他不久就战死,但是事实上全体苗人都参加叛变,他们的口号是:驱逐汉人,索回被骗和被霸占去的土地。

    清政府跟对白莲教、天地会一样,采取高压手段。不过清政府的军队,包括满洲兵团、蒙古兵团,跟以汉人为主的绿营兵团,都已腐烂不堪。当六十年代对乌什(新疆乌什)事变用兵时,高级将领每顿饭不过费用银币半两,只有一斤鲜肉和几样咸肉(盐酪)。而到了八十年代,对白莲教、苗人用兵时,即令在荒山穷谷,每顿饭无不山珍海味,需要银币二百余两(注意当时的购买力:五口人家的生活,一年的费用不过四十两,高级将领一顿饭的费用,够二十五个人吃一年)。时间相隔只三十年,风气已败坏到如此不可收拾之境。

    这种军队,跟上世纪(十七)明政府的军队一样,只能作为制造革命的工具。所以当本世纪(十八)结束时,中国又处处混战。

    十四最伟大的一部——红楼梦

    让我们再一次从砍杀声中,回到文学世界。

    中国在十六世纪一口气产生三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使中国文学迈进了时代。诗虽然照常发展,甚至远播到海外,像日本、朝鲜、越南、琉球各国的知识分子,差不多对中国诗都有很深的造诣。它们派到中国的使节,几乎每一位都是诗人,这可以从他们跟中国皇帝和跟中国官员们的互相酬答的作品上,获得证明。但诗在当时仍属于高级知识分子所专用。而自从三部巨著突破性的诞生后,它的领域跟外太空一样的广阔,供文学家骋驰。

    十六世纪的三部,只是数百年大众化白话文尝试的一个总结,经过二百年的辛苦耕耘,到了本世纪(十八)六十年代,出现奇葩,一部辉煌的一百余万字的巨著《红楼梦》问世。

    《红楼梦》共一百二十章(回),包括角色二百余人。叙述男主角贾宝玉跟女主角林黛玉、薛宝钗间的三角爱情故事,后来贾宝玉跟薛宝钗结婚,林黛玉在他结婚之夕病死。接着贾家破产,富贵荣华和那些绝顶聪明美丽的女郎,或死或散。贾宝玉无法忍受这种打击,也无法抹去他对林黛玉的怀念,于是离家远去,失踪在茫茫大地上,据说是到一个人迹所不能到的所在,削发为僧。没有几个人能把全书一口气读完,感情丰富的读者在读到林黛玉死时,便伤心掩卷。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他是满洲贵族,祖父、父亲、叔父,连续担任江宁(江苏南京)皇家纺织厂厂长(江宁织造)四十四年之久。纺织厂是直属皇宫的最大的生产机构之一,负责宫廷绸缎的供应。所以曹家拥有可观的由贪污得来的财富,玄烨大帝厂次南游时,有五次都住在曹家,由曹家负责招待(接驾)。这是一种光荣,同时也显示曹宅具有豪华的建筑和设备,才能容纳和供应皇帝出巡时所带的千万人组成的蝗虫集团。曹雪芹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

    曹家大概在曹雪芹二十岁左右时,辞掉(或被免除)纺织厂的职务,迁到北京定居,不久因为贪污案发而破产,曹雪芹开始贫穷潦倒。他没有谋生能力,终于衣食无着,这对一个从富贵中长大的人来说,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巨变。于是他开始写作,以他过去的生活作为蓝图,写下《红楼梦》一书。他于四十七岁的本世纪(十八)一七六四年除夕逝世,据说他逝世时《红楼梦》只写了八十章,最后的四十章由另一位作家高鹗代他续完。我们不敢肯定这种说法,因为世界上很难在同一时间和同一空间,会出现两个从气质见识到生活背景,从文学修养到心理状态,都完全相同的伟大家。曹雪芹逝世时,环境是凄凉的,而且他绝没有想到,他为他的国家留下无价之宝。

    我们用下列三项说明《红楼梦》的崇高价值:

    第一、在文学上,《红楼梦》的成功至为惊人,迄至二十世纪,中国还没有一部可以超过它。它布局的气魄像汪洋大海,描写的细腻深刻,像脂粉一样的沁人肌肤。二百余角色每人都有他的性格,互不相同,只要听他们的说话,就可分辨出他们是谁。只要分辨出他们是谁,就可知道他们对刺激产生什么反应。每一个情节都含有深长的意义,而且用的是白描技巧,这是长篇创作领域中最艰难的的一种技巧。曹雪芹始终把握住一个原则,即用言语和动作去表达心理——跟专注重心理描写的笨重手法,恰恰相反,使读者在淡淡的声调下,发生澎湃的感情。世界上还找不到一本能像《红楼梦》一样,包括这么多人,而又观察得如此入微。

    第二、在言语上,《红楼梦》使用的是纯北京话。北京话音调悦耳而词汇丰富,这些优美的特点在红楼梦里充分发挥出来。很多人物都以善于词令而被称赞,像贾宝玉的丫头小红,她能把一群身份和关系互不相同的一些凌乱言语,以闪电般的速度,表达清楚。《红楼梦》问世一百余年后的二十世纪,北京话始终被法律定为中国的标准国语。

    第三、在社会史上,《红楼梦》是一个包罗万象,蕴藏丰富的宝藏。因为本世纪(十八)之前中国社会在本质上和结构上,变化很少。《红楼梦》可以说是自纪元前三世纪西汉王朝直到十九世纪西洋文化冲击前,二千年间中国社会的总解剖。至少它显现出来大黑暗时代的中国社会的横断面。我们可以透过这部引人入胜的巨著,认识专制政体和儒家思想下,中国人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行为规范和各种奇形怪状的意识形态,以及奴隶制度、政治制度、地主跟佃农的关系,士大夫阶层的组成,贪污贿赂的艺术,司法黑暗和人权被蹂躏的内容,贵族生活的内容,权力在亲情中的地位,儒家伦理基础“孝”的实质意义,宗法与多妻制度以及嫡子庶子的冲突;古中国的男女爱情观念、婚姻基础、妾的地位,等等问题,都有非常丰富和详细的说明。《红楼梦》不但是一部具有无限重读性的作品,而且随着年龄智慧的增长,心理背景及社会背景的不同,每一次阅读,都有一次新的发现。

    《红楼梦》于本世纪(十八)六十年代问世,立即受到满洲贵族和儒家系统猛烈抨击,满族人认为它暴露了满洲贵族的靡烂生活,儒家系统认为它诲淫诲盗,坏人心术。但它却受到广大欢迎,不久就兴起一种称为“红学”的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学问,这部巨著对普通读者的感染力之大,直到二十世纪初期,男青年还都以贾宝玉自居,女青年还都以林黛玉自居。

    十五东西方世界

    一七三三年(玄烨大帝第四次下江南),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定都圣彼得堡。

    一七四八年(清政府第一次讨伐大小金川),法国学人孟德斯鸠出版《法律的精神》,提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理论。

    一七六二年(弘历第三次下江南),俄国皇后卡德琳二世,杀掉她的沙皇丈夫彼得三世,自称卡德琳大帝。

    一七六九年(中国与缅甸战役结束),英国人瓦特发明蒸气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发明,从此西方跟东方,分歧为两个世界

    一七七六年(第二次大小金川战役结束,改大金川为阿尔古厅,小金川为美诺厅),美国宣布独立。

    一七八九年(中国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法国大革命爆发七月十四日,攻陷巴士底监狱,释放政治犯,发表《人权宣言》(距上世纪(十七)英国发表《权利法案》,恰一百年)。

    一七九二年(中国跟尼泊尔战争结束),法国改建共和国(第一共和),斩国王路易十六于断头台。

    一七九九年(弘历逝世,和珅在狱中自杀),拿破仑解散执政四,称法国共和政府第一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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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三十二章 第十九世纪

    本世纪是西洋——包括欧洲和北美洲的黄金世纪。但在中国,却是最羞辱的痛苦世纪,大黑暗日增沉重。

    欧洲人以及由欧洲分支过去的美洲人,在人类接力竞赛的中途,由跑步而飞奔。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物和从来没有过的思想,风起云涌的出现,西洋文明开始形成一种巨流。欧美两大洲进入一个崭新的科学、群众、追求人性尊严,以及疯狂的向外扩张的轰轰烈烈的伟大时代,诸如:

    ——发明火车铁路、电灯、有线无线电报、电话、电车、电影、X光、留声机、轮船、打字机。

    ——发现石油。

    ——开创邮局,开凿苏伊士运河。

    ——军中女护士制度确立,女职员被雇用,妇女权利逐渐提高。

    ——工厂矿场林立,资本家兴起,劳工问题日趋严重。国际劳工协会(第一国际),国际社会主义者劳动联盟(第二国际),先后建立。

    ——绝对专制政体,和无限权力的君主制度没落,议会民主政府,迅速普遍兴起。

    ——各种前所未闻的思潮,如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帝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纷纷产生。

    ——不断发明和更新战争武器:如大炮、巨舰。

    中国一直到本世纪四十年代,对上述新生事物,还一无所知。大黑暗如故——政治思想如故、学术思想如故、社会结构如故、科学知识如故、科举八股文如故、贫穷愚昧如故、贪污腐败如故、男人作揖叩首如故、女人缠小脚如故。一切如故,而且恶化。拒绝进步和改革的结果,使庞大的中国从光辉灿烂的顶峰,堕落为一名国际间的丑角,不断战败,不断割地赔款,但当权者冥顽不灵如故。

    五十年代时,出现一个大规模的武装觉醒运动,建立太平天国。九十年代,又出现一个变法觉醒运动。但他们都被守旧的冥顽势力击败。本世纪结束时,中国已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命运,亡在旦夕。

    一官逼民反(下)

    上世纪(十八)的两大民变,白莲教的反抗历时九年,到本世纪(十九)一八四四年;苗人的反抗历时十二年,到本世纪(十九)一八○六年,先后被清政府的高压手段敉平。

    两大民变虽然失败,但政治腐烂已深,贪污和冤狱手段已成为官员们的正常发财途径。清政府在艰苦的军事镇压取得胜利后,鼓舞了控制局势的信心,认为得到教训的不是政府,而是人民,人民应该从血的教训中了解叛变必死,谋反必亡,抗暴必被扑灭。所以清政府本身丝毫没有改革,贪污和冤狱反而更普遍和更深入,暴虐的方法也更残忍。新的群众反抗力量,遂在各地重新爆发。前半世纪五十年间几件重要的民变,列如下表:

    我们选择林清跟张格尔二人作代表,加以说明。

    林清是天理教的领袖之一,天理教就是白莲教,当白莲教被迫不能露面时,林清就用天理教现身。这位冒险家有一个气魄恢宏的惊人计划,准备一举攻陷皇宫,占领北京。另一位领袖李文成,则在河南滑县发动群众暴动,组成武装部队北伐呼应。这个计划最大胆的一点是,它采取擒贼先擒王的手段,准备先活捉皇帝。

    一八一三年,林清率领群众进攻皇宫,不幸失败。李文成在暴动前夕被人检举,地方政府用酷刑把他的双腿折断。他的部下仓促起事,但因北京方面失败的缘故,最后也告失败,滑县城内二万汉人居民,全数被清政府屠杀。

    张格尔是上世纪(十八)回部(新疆天山南路)大和卓木布那敦的孙儿。清政府官员的贪污暴虐,在回部更甚,维吾尔人处境比内地的汉人更为绝望。他们大批向西逃亡,越过葱领(帕米尔高原),投奔同种同教,而又使用同一言语的浩罕王国(乌孜别克浩罕)。浩罕对他们的同胞所受的虐待,深为愤怒。

    事变的触发人物是清政府派驻回部的行政长官(参赞大臣)斌静,这位满洲赃官把维吾尔人当作畜牲一样看待,一八○二年,张格尔在浩罕王国军事援助下,攻陷天山南路大多数城市,但他显然缺少担任这种伟大事业所必须具有的英雄才能,他还没有把满洲人的势力完全驱逐出境,就急忙于专心从事内政的改革,而清政府始终掌握着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北最大的据点阿克苏城。

    张格尔政权只有八年寿命,八年后的一八二八年,清政府反攻,张格尔被他的部属出卖,呈献给清政府。当时皇帝旻宁(禺页琰的儿子)教人把张格尔送到北京,他要亲自询问他叛变的原因。高级官员们———一群贪污蠹虫,立即想到上世纪(十八)(禺页)琰亲自审判王三槐,被三槐提出“官逼民反”的往事,恐怕张格尔也在皇帝面前揭发他们种种的贪暴罪行,就用一种毒药灌到张格尔口中,使他的咽喉腐烂,不能言语。当他装在铁笼之中,经过三千公里的长途跋涉,被送到旻宁面前时,口吐着白沫,痛苦万分。旻宁问他的话,他无法作答。旻宁比他老爹还要低能,他根本无意、也无力弄清楚这场事变的真象,所以他并没有把张格尔放出铁笼,教他用笔写出来,也没有追究张格尔何以喑哑如此。张格尔跟王三槐一样,受到磔刑。

    我们列表只到四十年代为止,并不是以后再没有民变,而是五十年代之后,民变更大更多,如太平天国、捻军、回教徒、阿古柏汗国,比起林清、张格尔,要升高百倍,我们将逐项叙述。

    二中国与西洋的畸形关系

    在中国民变沸腾声中,西洋(欧洲,以及后起之秀的美洲)各国悄悄的在这个大黑暗国家的门口出现,要求通商贸易。

    回顾双方面的关系是不愉快的。

    中国文明在大黑暗时代之前,远超过西洋。十三世纪马可波罗眼中,中国简直遍地黄金。可是十四世纪明政府采取愚民政策,大黑暗时代开始,对所有的外来文化深闭固拒,中国遂跟西洋隔绝,远落在西洋之后。

    欧洲在十五世纪发生剧烈变化,西班牙发现新大陆,葡萄牙发现绕道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线。各国商人和基督教传教士陆续向东方发展,葡萄牙商船队于十六世纪一五一七年,抵达广州。六十年后的一五八○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抵达澳门,并于一五八三年,进入较为接近腹地的肇庆(广东肇庆)传教。

    因为隔绝太久的缘故,中国人对外国,尤其是欧洲,可以说一无所知。当利玛窦于十六世纪最后一年(一五九九)到达北京,求见当时断头政治皇帝朱诩钧时,政府高级官员在记载典章制度的《会典》书籍上,查不出有意大利这个地方,就坚决否认世界上有意大利的存在,幸而《会典》上载有大西洋国,于是利玛窦只好承认他就是大西洋国的人民。

    葡萄牙商船队在中国有很好的收获,初次到广州四十年后的十六世纪一五六三年,明政府把荒凉的小小澳门半岛,划给葡萄牙,作为西洋各国商人的居留地。但澳门太过于狭小了,显然无法成为商业中心,他们要求进入南中国第一大港兼第一大都市广州。清政府直到十七世纪收复台湾,不再受海上威胁之后,才于一六八五年,开放广州作为商埠。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的商船队和商人,汹涌而至。不过这时候的中国已非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国,西洋也非马可波罗时代的西洋,东方和西方互不相识,互不了解,各怀着跟对方相异的观念和相异的价值标准。

    对于西洋的通商贸易,中国所表现的是一种怜恤的态度。中国始终是一个农业社会,一切自给自足,基本上不需要外国的产品。尤其是一些邻国的文化程度相当落后,面积又小人口又少,中国不仅是万王之王的天朝上国,而且也是物产丰富的世界中心。所以中国没有西洋那种因小国林立而产生的狭隘的国家观念,更没有西洋那种因同样因素而产生的贸易观念。只有对藩属国和进贡国,中国必须负起宗主国的责任,才准许他们前来中国贸易。如果他们对中国有重大的冒犯或拒绝中国的要求,好像不肯交出中国的逃犯之类,中国即停止贸易,作为一种惩罚,这惩罚通常都会使对方屈服。

    中国对西洋的白种人,有一种离奇的印象——犹如白种人对中国人有一种离奇的印象一样。虽然中国人也曾有一小部分见过欧洲人,并跟他们打过交道做过生意,但这少数人并下能改变大多数人的意见,上自皇帝和统治阶级士大夫,下到小巷子摆地摊的穷苦小民。他们都坚信西洋人是一个没有文化的野蛮民族,鼻子特别巨大,皮肤像死人一样的苍白,长着猫一样奇怪颜色的眼睛,胡子跟眉毛都是红色的,脚长有三十五厘米(一尺二寸),而且身上发出一种奇臭。这种长相已够使中国人惊骇失措了,更可怕的事还有:英国王位竟可以由女儿继承,女王逝世后,再由女王的子女继承,这种改姓乱统的现象,使一向提倡忠于一姓,提倡宗法正统的儒家系统的知识分子,认为英国显然是无父无君的蛮夷之邦。而法国国王长发披肩,常常烹食儿童,显然是一个女扮男装的活妖精。俄国女皇更糟,经常更换情夫,几个月或一年,就把情夫砍头,再换一个接替,也属于人妖之类。根据这些认定,中国悲哀地发现,西洋人跟犬羊没有分别,具有犬羊特有的性格,不知道礼义廉耻仁义道德是何物。

    在上述认定的基础上,中国人更进一步的认定西洋人既然有犬羊的本质,他们又以牛奶作饮料,证明他们非吃牛奶、酪浆就不能维持生命。牛奶、酪浆不容易消化,胶结在肚子里,必须吃大黄和大量饮茶,才能使它化解。假如几个月不吃的话,双目就会失明,肠胃就会雍塞。所以西洋人宴客时,最贵重的食品,莫过于大黄,即令最贫苦的人家,也都在胸前挂一小口袋大黄,时常用舌头去舐一舐,或用鼻子去嗅一嗅。而大黄和茶叶,只有中国才出产,因之,野蛮的西洋人,必须依赖中国。中国只要拒绝通商,那就是说:中国只要拒绝卖给他们大黄茶叶,就能立即致那些西洋鬼子于死命。

    最初,西洋商人对东方庞然大物的中国,深怀敬畏,奉命唯谨,并不在乎做出低三下四丧失尊严的事。以跪拜礼来说,这个在以后不断因它而闹僵的最尊敬的礼节,西洋人开始时完全顺从。一六三七年,英国贸易团代表约翰威特,到了当时还没有辟为商埠的广州,就用双膝着地的跪拜礼,晋见中国官员。一六五五年,荷兰使节戈义尔,晋见中国皇帝福临,也行三跪九叩重礼。上世纪(十八)一七二七年,葡萄牙使节亚勒散,晋见中国皇帝胤礻真,同样下跪。不仅如此,西洋人自己不争气,他们互相排挤,互相使用丑陋的手段,向中国官员打小报告,甚至诬陷倾害对方,目的只在博取中国的欢心,以谋取多赚几个钱。中国官员高高在上,当然也无法把他们瞧得起。

    广州既辟为商埠,西洋商人获准进入广州,中国称他们为“夷商”,对他们有很多限制,诸如:夷商必须住在他们自己的“商馆”之内,不准跟中国人接触,一切由中国商人组织的“洋行”(代理店)代理。夷商把货物全部交给洋行,由洋行付给货款。

    ——这仍是古老的传统制度;回溯十六世纪激起倭寇事件的“市舶司”,对“洋行”就可有一个概念。不过市舶司是政府经营,洋行是商人经营。

    上世纪(十八)一七五九年,中国清政府颁布了一项对西洋商人的管制条例,有下列重要规定:

    一夷商每年五月到十月,才可到广州贸易,过期就要回国或回澳门。

    二夷商在贸易期间,必须住在商馆之内,不准携带武器,不准雇用中国仆妇。

    三夷妇不准进广州。

    四在贸易期间,夷商每月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才可到公园游玩。

    五夷商不准坐轿。

    六夷商不准直接晋见中国官员,有所请求时,应写妥呈文请洋行代转。

    七夷商不准到街上购买东西,不准探听物价,不准买中国书籍。

    这个条例显示出自十四世纪到本世纪(十九)约五百年之久,中国对西洋的畸形观念,和商业上的畸形关系。

    三英国势力的东进

    所谓畸形观念和关系,这是二十世纪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却认为十分正常。

    西洋自上世纪(十八)发生工业革命,帝国主义条件成熟,通商贸易成为各国的主要生存条件。各国在中国的商业,英国迅速地超过葡萄牙而居第一位,所以对中国跟西洋各国间的畸形状态,不能满意。上世纪(十八)一七九三年,英国派遣马甘尼率领一个六百余人庞大的使节团,携带价值高达一万三千英元(镑)巨额的礼物,前来北京,希望跟中国达成下列协议,建立充份的外交关系:

    一英国派遣驻中国使节。

    二准许英国在舟山、天津贸易,并仿效澳门先例,在舟山附近,指定一个小岛,居留商,人和存放货物。

    三允许驻在澳门的英国商人,居住广州。

    四请对英国商品在内河运送时,免税或减税。

    马甘尼的使节团到达天津后,中国清政府的官员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一面“英(口吉)(口利)贡使”的旗帜,插到他们的船只上,宣称马甘尼前来朝贺皇帝弘历的八十寿诞,其实弘历的八十寿诞,于三年前(一七九○)已经过去了。

    英国的国力在上世纪(十八)已够强大,所以英国人的膝盖也就比从前尊贵。马甘尼到北京后,拒绝双膝跪地,认为如果跪地,就等于承认英国是中国的受保护国——藩属。马甘尼的坚决态度,对中国皇帝的传统权威,是一种挑战。不过弘历的虚荣心不愿这场晋见告吹,因为还没有从万里外那么遥控远地方来过的贡使,所以特别准许马甘尼用觐见英王时一膝下跪的礼节。但对马甘尼所提出的要求,却全部拒绝。弘历的目的只在满足自己的大头症,不在为一个番邦解决问题。为此,他特地向英王颁发了两件诏书,说明中国不能答应他的请求的理由。

    第一件诏书上说:

    告诉国王:你远隔重洋,倾心中华文化,特派使节,恭恭敬敬,捧着表章,航海前来,叩祝我的万寿。我披阅奏章,见你词意恳切,足以证明你恭顺的诚意,深为嘉许。你表奏上请求派你国一人居驻天朝,照管你国买卖一节,跟天朝的体制不合,绝对不可。西洋国家很多,非只你一国,如果都请求派人留居北京,岂能一一准许。又岂能因你一国的请求,而破坏天朝制度。天朝托有四海,对奇珍异宝,并不重视,你此次进贡各物,念你诚心远道呈献,我已下令,命有关部门收纳。其实天朝的恩德和武威,普及天下,万国来朝,任何贵重的东西,应有尽有,这是你的使节亲眼看见的,所以不需要你国货物,特此详细示知。

    第二件诏书上说:

    告诉国王:昨日你的使节,又以你国贸易之事,呈请大臣转奏,无一不是要求变更以前所定的制度,不便批准。自来西洋各国,跟你国夷商,来天朝贸易,都住在澳门。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根本不需要跟外夷互通有无。只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巾,是西洋各国所没有的必需品,所以特别开恩怜恤,准你们在澳门开设洋行。而今你国使节在原规定之外,多作妄求,恳请在舟山、天津登岸贸易,此事不能允许。又恳请在舟山附近,指定一小岛存货,此事尤不可行。又请拨给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居住你国夷商,自应遵照往例,仍在澳门居住。又称英吉利夷商要求免税减税,查夷商贸易,往来纳税,都有一定规章,自应遵照旧章办理。至于你国所奉的天主教,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教化四方,中华与夷狄之间的分别,甚为严格。你国使节之意,欲请放任炙人传教,更绝对不可。我对进贡的外国,只要它诚心向化,无不特别体恤,表示怀柔。你国在遥远的海外,诚心进贡。我所赏赐的优待,也倍于他国。现在再明白晓谕。你当上体我心,永远遵奉。

    这两件诏书所表示的中国的立场,并没有夸大之处。像自称为“天朝”,并不是中国自己捏造出来的光采,在本世纪(十九)之前,所有的藩属国,如朝鲜、越南、暹罗,上自国王,下到农夫,他们对中国一向称为天朝。朝鲜人越南人绝对不说:“你是中国人,我是朝鲜人越南人。”而只说:“你是天朝人,我是朝鲜人越南人。”

    马甘尼虽受到盛大的优待,却毫无所获。马甘尼回国时,弘历命他纵穿中国本土,从陆路南下,目的在使“英夷”震惊于中国的富庶和强大,以吓阻他们的邪念。

    然而,那时大黑暗已经反扑,政治的腐败已经使社会溃烂。马甘尼是一个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外交家,他没有被北京豪华的排场所迷惑,反而对他所接触的事物,作出一一中肯的判断。

    马甘尼首先发现清政府的贪污病菌,已深入肺腑,而贪污和强大是不能并存的。弘历批准使节团的招待费每天银币五千两,这是一个骇人的巨款,但大多数被经手的官员克扣中饱。一位负责招待的赵大人告诉马甘尼说,某一年广州附近的县份被大水淹没,皇帝颁发银币五万两作为救济金,但在北京就先被中央官员克扣三万五千两,只剩下一万五千两发到广州。发到广州后,再被省级和县级官员克扣,难民所得到的不过象征式的数目。其次,马甘尼发现中国的科学极度落后,而科学落后和强大也是不能并存的。当赵大人吸烟时,马甘尼从口袋中拿出火柴代为点燃,赵大人对这位夷人把火藏到身上而竟毫无伤害,大为惊讶,马甘尼就送他一盒,以表示并非巫术。再其次,马甘尼发现中国社会上普遍的贫穷和不安定——这跟弘历希望他发现中国富庶的目的,恰恰相反,因为沿途他看见太多的乞丐和太多的破陋而荒芜了的建筑,以及大多数中国人所过的水准以下的生活。马甘尼还发现中国的武装部队如同一群叫化子,不堪一击。清政府沿途特地为使节团举行了很多次示威性的检阅,以向英夷展示武力,但马甘尼看出那些可笑的宽衣大袖的国防军,并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用的又都是西洋早已抛弃了的刀枪弓箭之类落伍的武器。

    最重要的是,马曾尼发现清政府官员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冥顽不灵。马甘尼对中国社会上太多的盲人和四肢残废的人,非常同情,向清政府提议英国愿派遣医学人员前来中国。又提议在北京设立一个氢气球,作为科学研究之用。官员们听到这些提议,对英夷有这么多奇才异人,大大地震惊称奇,但在一阵震惊称奇之后,就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闭口不再谈及。当马甘尼厌倦了那些不够水准的示威性检阅,而要求同行的一位福大人检阅一次使节团的仪仗队以开开眼界时,福大人傲然回答说:“看也可,不看也可,这种火器操法,没有什么稀罕。”马甘尼的结论是:“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他预言鞑靼王朝将继续压制人民,并将发生变乱。

    马甘尼返国二十三年后,本世纪(十九)一八一六年,英国作第二次试探,派遣第二位使节亚墨尔斯出使中国。清政府仍把他当作贡使看待,船只上悬挂“朝贡”旗帜如故。亚墨尔斯也拒绝下跪,经过无数次谈判,最后还是同意跪一条腿。但是当皇帝禺页琰坐在金銮殿上召见他的时候。藩属事务部长(理藩院尚书)和世泰,却通知亚墨尔斯说,非双膝下跪不可,亚墨尔斯就拒绝晋见。禺页琰又召见副使,副使也不肯双膝下跪,和世泰只好报告禺页琰说,他们都病了。在中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发生的奇事,禺页琰觉得他大大的没有光采,下令把使节连同他们“进贡”的礼物,一并驱逐。

    亚墨尔斯被赶走,使英国了解,靠谈判的方法无法改变中国加到英国商人身上的不平等的待遇,必须使用谈判以外的方法。马甘尼对清政府的印象,在以后的日子里,遂成为英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参考资料。

    于是,二十四年后的一八四○年,爆发鸦片战争。

    四鸦片战争

    鸦片,是一种供吸食用的麻醉性毒品。

    八世纪时,鸦片便经阿拉伯人之手,输入中国,一直作为药物使用。大概到了十六世纪,聪明的人才发现它可以被烧成烟雾吞到肚子里,明政府断头政治皇帝朱诩钧,据说就是著名的吸毒犯之一。当时葡萄牙是最大的贩毒国。十七世纪末,英国征服印度后,把鸦片专卖权授给治理印度的东印度公司,遂大量向中国倾销。根据统计,每年增加的数字,十分惊人,我们用下表列出:

    当时的鸦片价格,每公斤约值白银五两,所以进入本世纪(十九)三十年代,每年仅鸦片一项,即流出国境白银一千万两左右。这是一种残酷的贸易,把毒药卖给愚昧无知的中国人,使他们中毒,再把他们榨穷。如果放任它发展下去,必然产生两种后果,一是中国财富罄尽,社会崩溃,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庞大国土上,一片荒芜。一是中国人体格败坏,一个个骨瘦如柴,种族灭绝。

    有头脑的中国人警觉到这两种后果的严重,谋求解救。一八三八年,皇帝旻宁命各大臣提出意见,大多数都主张禁绝,而尤以湖广(湖南省·湖北省)总督林则徐态度最为激烈。他在奏章上说:“如果再漠视这种贸易,则数十年后,中国再没有可以抵抗敌人的士兵,也再没有维持军队的粮饷。”旻宁采纳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任命林则徐当钦差大臣——皇帝代表,前往广州查禁。

    三十年代最后一年(一八三九),林则徐到达广州,他是一个勇于负责的人,但当时大黑暗反扑后的时代背景,不允许他有丰富的国际知识,他跟其他官员一样,习惯于使用强硬手段。他到广州八天后的三月十八日,就下令禁绝鸦片,命外国商人把现存的鸦片,于三天内全部交出,还要具结保证:“以后永不夹带鸦片,如果违犯被查出时,甘愿船只立即没收,人员就地处决。”第二天,即三月十九日,外国商人所住的商馆即被包围,中国仆妇跟附近居民,也都撤退。其他国家都愿作此承诺。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也愿具结保证以后英国商船绝不夹带鸦片,但遇到有违犯这项禁令时,他要求两点:一是,没收鸦片,必须付给补偿。二是,对于违法人员,不能就地处决,必须经过公开的审判,才可以定罪。

    林则徐不理会查理义律的要求,宣称如果不交出鸦片,便断绝商馆的饮食供应。查理义律被包围到第十天,不得不屈服,交出全部鸦片一百四十万公斤,但仍拒绝具结,遂跟全体英国商人撤出广州,退到澳门。就在这时候,想不到节外生枝的发生了林维喜命案。英国水手在九龙醉酒后行凶,把村民林维喜殴死。中国认为“杀人偿命”是天经地义的事,要求引渡凶手。查理义律认为凶手当时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如果交给中国,一定斩首,所以他自己就当了法官,罚凶手二十英元(镑),判有期徒刑六个月。这表示在查理义律眼中,英国的人命贵不可言,中国的人命只值二十英元。林则徐再下令把所有英国人逐出澳门,查理义律跟英国商人只好挤到一艘英国商船上,在南中国海抛锚,等候英国政府的训令。

    很显然的,这事情并没有结束,但在中国官场上的锯箭杆观念看来,英国商人既被逐走,眼前再没有他们的影子,事情当然已经结束。于是,林则徐兴高采烈地向皇帝旻宁报告说,英夷已被赶走,鸦片已被禁绝。旻宁见了林则徐的报告,高兴地跳起来,认为这是进一步给骄傲不驯的英国人一个更重惩罚的时候了,于是,他下令永远断绝英国的通商贸易。

    在英国方面,最初的反应是温和的,他们不肯因中国禁绝鸦片的缘故发动战争,因为中国人如果到英国贩卖鸦片的话,准会被处死刑。英国外交部通知查理义律说:“女王陛下的政府,不能支持不道德的商人。”拒绝下令军舰进入珠江,命查理义律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这份训令使查理义律陷入进退失据的窘境。可是,当英国政府得悉曼宁下令永远禁止通商之后,维多利亚女王以下,包括国会的反对党都十分激动。通商贸易是英国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命脉,不能忍受破坏,他们遂决定使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大黑暗时代的中国,显然不是这英伦三岛的对手。

    这一场战争,事实上是贸易战争,不是为鸦片而战,而是为贸易而战。但它却是由鸦片引起的,所以称它是鸦片战争。

    一八四○年,英国远征舰队抵达澳门,共拥有军舰十六艘,战斗部队四千人,查理义律以全权大使身份,决定直接跟中国清王朝的中央政府交涉。他只留下少数军队封锁广州,自己率领大部分舰只北上,在中途攻陷舟山群岛上的定海县(浙江舟山),建立补给站,然后直抵天津的外港大沽。旻宁这时候才大吃一惊,命直隶(河北省)总督倚善赶到天津谈判。英国来势凶猛,本来要展示它的炮火威力的,但驻扎在舟山群岛的英军得上了传染病,已有很多人死亡,查理义律急于结束在北方的停留,于是他接受琦善所提的条件:一、清政府承诺处罚办事不公平的林则徐。二、清政府承诺再派大员到广州,听取英国商人的冤情。当查理义律和英国舰队撤退后,曼宁对传善竟以三寸不烂之舌,说退英夷,认为是天下奇才。于是把林则徐撤职,发配到边远的伊犁(新疆伊宁)充军,任命传善当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负责跟英国谈判。

    琦善事实上是一个饭桶,他于当年(一八四○)十一月到广州。查理义律向他提出的不是什么英国商人的冤情,而是最后通牒,除了要求立即恢复自由贸易外,还要求割让香港(广东新安县南部小岛)作为贸易根据地。琦善既不敢答应,又不敢报告旻宁,唯有乞灵于中国“官场”上的传统手段,推拖敷衍,盼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查理义律了解这种手段,他知道纵令谈判一百年,也不能解决问题。明年(一八四一)一月,英军发动攻击,占领虎门、穿鼻两个要塞,琦善束手无策,只好在英国所提的文件上签字,这就是《穿鼻条约》:

    一割让香港给英国,但税收仍归中国。

    二补偿没收英国商人的鸦片价款银币六百万两。

    三承认中英两国的地位平等。

    旻宁接到报告后,大为震怒,下令逮捕琦善,任命满族另一位贵族奕山当总司令(靖逆将军);湖南兵团司令官(湖南提督)杨芳当副总司令,率领他的精锐部队一万人,增援广州。查理义律听到琦善撤职的消息,知道事情发生变化,就命英军发动攻击,再度占领虎门、穿鼻两个要塞,军舰直抵广州城下,开炮轰城。奕山比琦善更糟,吓得浑身发抖,不知道如何是好,完全依靠杨芳。杨芳是内战时攻打白莲教和回教变民的名将,对内很有办法,对外便丑态毕露了。他发现英国舰队在舰身动荡之中发炮,仍能准确的击中目标,认为那显然是一种妖术。在民间故事里,污秽的东西可以使妖术失灵,于是他就在广州大肆骚扰,收集了大量的猪血羊血,以及粪便等物,罗列城头。可是英国舰队的妖术如故,炮弹的巨响终于使这一对总司令副总司令心胆俱裂,他们狼狈逃出广州,乞求英军不要进城,他们愿立即付出白银六百万两巨款,作为酬报。查理义律表示接受,他所以接受,并不是为了这六百万两,而是在等候英国政府对《穿鼻条约》的训令。

    英军不进入广州,使奕山认为事情已告结束,连《穿鼻条约》也不了了之。他向旻宁报告说:“英夷大将军前来广州上诉苦情,当商人把积欠他们的货款六百万两付清后,即行退走。为了怜悯人民的困难,已暂时允许英夷继续通商。”这也是“官场”的技巧之一,“瞒上不瞒下”,旻宁也再一次认为一切事情都已过去。

    英国政府对《穿鼻条约》拒绝批准——其实中国当时已经废除,英国纵使批准也必须使用武力才能教中国履行。英国认为香港税收仍归中国,不能叫做割让,赔款只有六百万两,数目太少。于是把查理义律免职,另派朴鼎查爵士接替他的职务。朴鼎查的态度更为强硬,他到任后就率领军舰十四艘,陆军二千五百人,从澳门北上。首先攻陷福建厦门,接着北上浙江省,攻陷定海(浙江舟山),在镇海(浙江宁波东北)登陆,又攻陷宁波(浙江宁波)。曾经宣称要抽英夷的筋做马鞭的华东战区总司令(钦差大臣兼两江总督)裕谦,于全军覆没后自杀。旻宁又惊又气,任命宰相奕经出任东南战区总司令(统筹东南沿海防务·扬威将军),剿灭英夷。

    次年(一八四二)春,奕经率二万人精锐的大兵团,反攻宁波,被一千余人的英军击溃,奕经仅逃出性命。英舰进攻乍浦(浙江平湖乍浦港),清政府最自豪的满洲兵团,看见那些夷人的军舰像山一样逼面而来,上面喷着妖怪一样的滚滚浓烟,天空一片漆黑,不觉的魂飞天外,竟然一哄而散。英军不久即攻陷上海,逆长江而上,再攻陷镇江(江苏镇江),切断江南运粮到北京的运河,然后再驶到江宁(江苏南京),在江心停泊。朴鼎查提出最后通牒说,如果中国不接受英国所提出的条件,就开炮轰城。

    清政府的将领对于一向瞧不起的英夷,现在已闻风丧胆,文职官员更惊慌失措,只求早日了结这桩公案。皇帝旻宁除了在奏章上批一些大言不惭的话,以显示他的愚昧无知外,最后只好派大臣耆英当全权代表,在江宁(江苏南京)城上竖起白旗,接受英国的条件,签订《南京条约》。

    ——英国以二千五百人,进入面积比它本土大五十倍,拥有四亿人口的庞大帝国,竟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直到下世纪(二十)中日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时一百年之久,中国就是打的这种每战必败的仗。大黑暗使中国军队腐烂,武器窳败,士气消沉,用任何方法都无法振作,因为这不单是军队问题,军队不能孤立于政治之外。

    五巨变

    《南京条约》共十三条,下列是主要的内容:

    一中国赔偿英国鸦片损失和军费白银二千一百万两。

    二中国割让香港全部主权于英国。

    三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港口为商埠,允许英国设立官员(领事)驻札自由贸易(五口通商)。

    四中英两国地位平等,公文来往,用平等款式,中国不得再称英国为英夷。

    这是中国第一次签订的现代意义的战败条约,战败国当然倒楣——割地赔款。五口通商,也是一种正常的国际关系。英国从“英夷”升格到跟天朝同样的地位,更显示《南京条约》的平等意味,何况中国在事实上仍称英夷如故,在心里仍瞧不起如故。可是,《南京条约》的一些附约,接着签订,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这些附约是:

    一一八四二年,再签《善后章程》八条。

    二一八四三年,再签《五口通商章程》十五条。

    三一八四三年,再签《虎门条约》二十条。

    在这些名称不一的附约中,有下列规定:

    一英国人之间,或英国人跟中国人之间,任何争执,英国人不受中国司法审判,而由英国官员审判(领事裁判权)。

    二英国军舰可在五个商埠停泊,保护商民。

    三英国在五个商埠,可以租地建屋(到了一八四六年,英国在上海正式划定区域,称为租界。在租界地内,视同英国本土,中国不能行使主权。以后各国纷纷仿效,中国国内遂又有国)。

    四中国以后给与其他国家任何利益,也应同时给与英国。

    这才是真正的不平等条约,在这些附约中,英国利用中国清政府官员对国际事务的茫然无知,一半恐吓,一半欺骗,使清政府在糊里糊涂中任凭英国摆布。而对引起战争的鸦片问题,反而像没有那回事一样,双方谁都不提。英国是故意躲避形诸文字,因为用条约保护贩卖毒品,将成为历史上的污点;尤其中国一旦醒悟过来,要求互惠,英国势将非常尴尬。清政府已精神恍惚,唯恐提起鸦片这个不祥之物,会招来更大的麻烦。就在这种谁都心里有数,却闭口不言的情况下,鸦片恢复进口,而且比从前进口更多,中国人吸毒的数目也疯狂增加。

    ——到了本世纪(十九)末,大多数官员和稍富有的中国人,都沉湎在烟榻之上,我们应对这个乌烟瘴气的社会景观,保持深刻印象,才可以了解中国一天比一天陷于绝境的缘故,鸦片的普及是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闭关自守五千年的古老大门,从此被英国的军舰大炮打开,再不能复合。接着美国总统泰勒派遣全权大使顾盛,拿着一封“孤统摄二十六邦”的图书,乘军舰到了广州,清政府官员已成了惊弓之鸟,急忙跟他签订《望厦条约》。法国军舰像逐臭的苍蝇一样,也闻风而至,清政府代表耆英鼓起胆量,稍为表示迟疑,法舰就开到广州海面示威,宣称将北上攻击舟山群岛,耆英也急忙跟他签订《黄埔条约》。又接着是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普鲁士(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等等,一些中国曾经听说过,或从没有听说过的弹丸小国,在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见得够资格的,现在排队而来。清政府手忙脚乱,无法招架,于是只要他们能报出一个国名,清政府就一一跟他们签订条约。所有这些条约中,都有“利益均沾”条款,他们虽没有把中国打败,结果却每一个都是战胜国,跟蝗蚁一样叮在中国身上吸血,凡英因在《南京条约》附约中所享有的片面最惠国特权,诸如领事裁判权、军舰护侨权之类,他们也都同时获得。在这些弹丸小国眼睛中,中国是一个土头土脑的大肥佬,如果不乘机坑骗一下,简直良心上过不去。

    这是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从没有过的巨变,中国所面临的差不多全是中国一向自负的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的东西,不但军舰大炮从来没有,连随着军舰大炮带进来的新思想新观念也从来没有。中国固有的生活方式和固有的意识形态,开始受到强有力的西洋生活方式和西洋意识形态的无情冲击。

    在生活方式方面,诸如:意识形态方面,大部分属于士大夫阶层的儒家系统思想,和农业封建的适应思想,诸如:

    上列的这些固有的文化传统,从没有人怀疑过它们的价值和正当,更没有人反对,偶尔有人反对,力量也非常微弱,或者被政治力量迅速压制。但现在开始面对着尖锐而猛烈的挑战。

    ——冲击和挑战立刻遇到反应,卫道之士前仆后继的去保卫它们。但是,他们保卫得越努力,中国脱胎换骨的时间,也就是使中国新文明诞生的阵痛时间,也越延长。中国所受的伤害,也因之越大。旧传统的生活方式一直到二十世纪清政府被推翻,满族人被赶下金銮殿,才算革除。但旧传统的意识形态,直迄二十世纪末叶仍余波荡漾。

    六太平天国

    五口通商使外国货物像潮水一样涌进中国,中国农村经济结构,受到严重破坏。鸦片普及到穷乡僻壤,它所产生的影响,跟禁烟前林则徐等一些禁烟人士所预料的完全相同,而清政府照旧冥顽不灵,并没有从鸦片战争中吸收任何教训,犹如酱缸中的树木不能吸收任何养料一样。高阶层统治群,包括皇帝在内,住在婢仆如云的小天地中,眼睛从看不见怪模怪样的西洋人,也看不见被产的农村和农民们的悲惨流离,他们依然歌舞升平,从不去想中国为什么如此衰弱和如果再发生战争时,中国如何抵御那些军舰大炮。

    但歌舞升平仅只属于统治阶层。恶化中的官逼民反,却继续恶化。而且因为对外国作战失败,清政府的纸老虎已被戳穿。四面八方的民变,更如火如荼。最大的一支民众武力,由基督教徒洪秀全领导,爆发的时间在鸦片战争结束之后第八年,即1850年。爆发地点在广西的桂平县金田村。

    洪秀全是花县(广东花都)人,花县属于说古中原话的客家人的县份。跟当时每一个知识分子一样,他自幼就接受儒家系统教育,熟读儒书,立志遵循科举程序,上进当官。可是,他到广州参加了四次考试,却连士大夫最低级的“秀才”头衔,都没有得到。后来他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崇拜耶稣所描绘的天国中的太平景象,成为一个狂热的教士。他创立“上帝会”,宣称耶稣并不是独生子,他还有一个弟弟,就是洪秀全。洪秀全认为上帝是天父,耶稣当然是天兄。他把家中供奉的佛教神像和儒书以及孔丘、盂轲的牌位,全部捣碎烧掉。

    这种举动,使社会震骇,卫道之士群起攻击他,他逃到广西,跟他的门徒冯云山深入桂平县紫荆山,向山上那些来自广东的客家烧炭工人传教,信徒数目急剧地增加。广西连年发生旱灾,民变蜂起,就在一八五○这一年,一省中就有九支民众抗暴武力,每支都拥有千余人或七八千人。省长(巡抚)郑祖琛又是一位有名的赃官,迫使那些不肯参加民变的人也不得不参加。洪秀全就把他的信徒组织起来,成立太平军。

    清政府用它那些腐败不堪的军队首先讨伐太平军,包围洪秀全所在地金田村。次年(一八五一),太平军突围北上,攻陷永安(广西蒙山),就在永安宣布建立太平天国,洪秀全被尊为天王,作为太平天国的元首。他把他的五位杰出的助手,都加封王爵。

    再次年(一八五二),太平军放弃永安,攻陷全州(广西全州)。进入湖南省后,攻长沙失败,于是绕过长沙北上,攻陷岳州(湖南岳阳)。在岳州,他们从地下掘出十七世纪吴三桂所埋藏的巨炮,实力陡然增加,立即攻陷湖北省的重镇汉阳(湖北武汉长江北岸)。

    ——吴三桂埋藏的巨炮,已是二百年前的古董了,却竟然派上用场,仍能在战场上发挥威力,说明清政府军队在二百年中,毫无进步。

    一八五三年,太平军攻陷湖北省城武昌(湖北武汉)。顺长江东下,最后攻陷江南最大的城市江宁(江苏南京),定为国都,改称天京。

    太平天国的政治号召,可分为下列三项:

    一把满族人逐出中国。

    二取消大部分不合理的生活方式。

    三建立一个基督教的社会。

    在这种要求下,太平天国做出种种使守旧的顽固派痛心的剧烈改革,诸如:禁止妇女缠足;禁止吸食鸦片;禁止崇拜偶像和崇拜祖先;禁止娼妓;禁止男子娶妾;禁止人口买卖;禁止饮酒;禁止赌博;禁止迷信巫师巫婆;割掉辫子;厉行土地改革;创立田亩新制度;收土地为国有;照人口平均授田;创立新历法,废止阴历,改用阳历。这一连串的措施,使中国平空跃进到一个新的境界,清政府对这个跟普通民变不同的新生力量,大起恐慌。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不久,就派出两支大军北伐,第一军由大将军林凤祥率领,由天京出发,挺进到距天津只三十公里的静海县独流镇,引起北京清政府震动。第二军由大将军曾立昌率领,由安徽安庆出发,挺进到山东省临清州。但这两支北代兵团却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没有援军,也没有补给供应。一八五五年,第一军退到直隶省(河北省)东光县的连镇覆没,第二军退到山东省西南境溃散。

    北伐失败,使太平天国推翻满清政府,而由自己统一中国的希望破灭。并由于下列三项原因,迅速没落。

    其一清政府在满洲正规军瓦解后,乞灵于汉人的民兵(团练),即地方性的自卫组织。清政府一位汉人副部长(侍郎)曾国藩正在他的故乡湖南省湘潭县为他死去的老娘守三年之丧。他是一个典型的儒家系统士大夫,对太平天国破坏那些固有生活方式的行为,强烈地反感。他以恢复传统生活方式——他称之为“维护名教”,作为政治号召(他竭力的避免提到向异民族效忠的尴尬问题),组织以湖南省人为主体的湘军,攻击太平天国,成为太平天国唯一的劲敌。

    其二太平天国以基督教立国,虽然天父、天兄之类已经严重的离经叛道,但西方那些基督教国家,却十分兴奋,又加上对清政府的恶感,他们都盼望太平天国成功。一八五三年,法国大使朵博尔隆到天京晋见洪秀全,对太平军的严格纪律,以及安定的社会秩序,至为惊异。可是,太平天国成长得太快,所有的领导人物,对国际局势,跟清政府那些酒肉官员同样的茫然无知,他们不知道利用外国的援助。而清政府和湘军中的若干将领,却已觉悟到跟外国人结合的有利影响。于是本来可以帮助太平政府的西洋力量,反而倒转过来帮助清政府。

    其三最主要的是,太平天国由广西起兵到天京定都,只不过短短的四年。领导阶层固然都是杰出的人物,但他们的成功过于迅速,从烧炭工人贫农,转眼间成了帝王将相,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可以说没有经过严重的折磨和必须的训练,使他们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定都天京后不久,他们就走上黄巢、李自成的覆辙,立即开始腐败,习惯于他们所反对的堕落生活,而且被权力摆布得发狂,开国的领袖们大部分死于自相残杀。

    ——任何新兴力量都有两个最致命的危机,一是腐化,完全背弃他们最初的革命精神和奋斗目标。一是不能团结,发生一连串自斩手足式的内斗。太平天国如果在这两方面不失败,士大夫的民兵和外国人的干预,都不足以使他们失败。

    在这三种压力下,太平天国终于不支。一八六四年,南京已被曾国藩的湖南兵团(湘军)包围了三年,洪秀全在围城中逝世,他的儿子洪(王真)继承王位。不久城破,太平天国最后一位新崛起的优秀将领李秀成,保护洪(王真)突围,但被湖南兵团冲散,洪(王真)失踪,李秀成被曾国藩擒获。李秀成被擒后伪装屈服,亲笔写了一篇供词,要求曾国藩派他去向仍散布在南中国各地的太平军招降。但曾国藩显然不愿跳进这个圈套,所以仍是杀了他。

    李秀成死,太平天国灭,建立政权十四年。

    太平天国所作的改革,至少使中国跃进一百年。而现在缠足、辫子、娶妾、吸食鸦片,以及等等其他被维护的“名教”,一一恢复旧观。只有一件没有恢复,那就是清政府手中的军权,从此转移到汉人手中。

    七捻军·回变

    太平军引发的战争限于南中国。

    北中国的战争同样激烈,它是捻军发动的。捻军比太平军起兵为早,而结束却晚。

    捻,作动词用时,指用大拇指和食指把纸片或棉絮搓成一条线样形状的动作。作名词时,意思是指“一小撮人”。本世纪(十九)初叶,淮河南北两岸广大的地区上,民间烧香拜佛,往往以一小撮人为一个团体,从事迎神和驱逐疫鬼的工作,一小撮人就称为一捻。他们在实质上是白莲教,但表面上不是。官员的贪污和水灾旱灾造成的饥馑,迫使农民大批离开土地,加入这种烧香拜佛的团体,到处流亡乞食。在乞不到食时,就向地主富户和官员士大夫家劫掠。清政府把他们当作盗匪剿捕,他们飘忽不定,用游击战术抵制。

    一八一四年,清政府听说捻军的领袖是一位名叫王妞子的女人,下令通缉,结果通缉不到。但经过这次打草惊蛇的搜捕骚扰,捻军遂逐渐由小股合并为大股,练成劲旅。当时清政府正在对付天理教和其他更严重的民变,对抢军没有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

    到了五十年代,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江苏南京),捻军领袖张洛行以安徽省蒙城县雉河集(安徽涡阳)为根据地,接受太平天国的封爵,分兵四出,攻城略地。清政府把征讨太平天国的责任交给曾国藩的湖南兵团(湘军),用汉人打击汉人。而由满洲兵团对付捻军,他们认为捻军比较脆弱。

    一八六三年,张洛行被叛徒苗沛霖出卖,擒献给清政府以残暴闻名的剿匪总司令僧格林沁。张洛行的侄儿张总愚继续作战,于两年后的一八六五年,即太平天国覆亡的次年,在曹州(山东菏泽)把僧格林沁击毙。清政府最后一张王牌输掉了,不得不再依靠汉人,命曾国藩跟另一位也是民兵出身,被称为“淮军”(以安徽省人为主)领袖的李鸿章,乘消灭太平天国的余威,负责对付捻军。

    一八六六年捻军被清军拦截,分为两支。张总愚亲率一支进入陕西省,称为西捻。另一领袖赖文光率领一支进入湖北省,称为东捻。一八六七年,东捻挺进到扬州瓦窑铺(江苏江都),在清军云集下覆没。明年(一八六八),西捻折回山东省,在在平县迷失道路,陷入黄河跟运河间的泥沼地带,也全军覆没。

    捻军战争历时五十五年,而最后十六年辗转华中各地血战。他们没有最高的政治指导原则,也没有崇高的理想,只盲目地攻击清军或被清军追逐,只能骚动,不能成功。

    在中国的中部地区,即以甘肃兰州为中心的广大范围,跟太平军和捻军兴起的同时,则有伊斯兰教徒的叛变。

    中部地区的伊斯兰教徒,跟西部地区(新疆省)的伊斯兰教徒,最大的差异是,西部的伊斯兰教徒大部分是维吾尔人,他们几乎全部保持固有的风俗和言语。中部的伊斯兰教徒据说他们的祖先是阿拉伯人,于一千年前的八世纪唐王朝时,迁居中国,现在除了宗教信仰这一点之外,其他都已彻底华化,但在相貌上仍显露着阿拉伯血统,跟汉人比较起来,他们的鼻子较高,胡子较多。

    中部伊斯兰教徒的行动分布三个地区:

    一云南省一八五五年,云南回民领袖杜文秀在大理县(九世纪时南诏王国的国都)起兵。

    二陕西省一八六二年,陕西回民领袖任武,在渭南县起丘

    三甘肃省一八六二年的同时,甘肃回民领袖马化龙,在金积堡(宁夏吴忠金积镇)起兵。

    云南省除了省城昆明外,其他县份几乎全都叛变。但伊斯兰教徒内部的分裂使他们转胜为败,也使那个当时汉人很少的地区免去像越南一样脱幅而去。到了一八七二年,清政府军攻陷大理城,历时十八年的混战结束。

    陕西省伊斯兰教徒的武装力量比较小,但因接近关中(陕西省中部)重镇西安——千余年的故都的缘故,影响却超过云南百倍,清政府军总司令(西安将军)多隆阿,在进攻囗(厂至)(陕西周至)县城时被击毙,满洲贵族已第一千次的被证明腐败无能,只好改派湖南兵团的另一位汉人将领左宗棠继任。一八六八年,最后一位变民领袖(但他却不是伊斯兰教徒)董福祥投降,历时七年的混战结束。

    甘肃省的回变规模最大,从东到西一千二百公里的省境之内,跟云南省的情形相同,除了省城兰州外,其他城堡都响应马化龙的号召。左宗棠于解决陕西省的回变之后,即行西征。一八七○年,攻陷金积堡(宁夏吴忠金积镇)。一八七三年,攻陷碾伯(青海乐都·大分裂时代南凉王国的国都)、肃州(甘肃酒泉·大分裂时代北凉王国的国都),历时十二年的混战结束。

    八英法联军

    焦头烂额的清政府正困于激烈的内战时,又因为过度的愚昧,引起致命的英法联军战争。

    中美《望厦条约》上,有十二年期满再行修订的条款,中英《南京条约》却没有。但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却有利益均沾条款,所以也就等于有这个条款。

    一八五四年——距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二年签订,已十二年;距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一八四四年签订,已十年。英法两国公使向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要求就修约事宜,举行谈判。清政府那时还没有外交部,对各国的外交事务,不在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北京处理,而由在广州的两广总督负责,这种畸形的形态,说明清政府的心理,那就是把这种棘手的事推的越远越好。叶名琛是一个传统的腐败老官僚,昏聩颟颥预而又自以为很聪明,他对外国人的态度是,一律拒绝接见,管你是普通商人或代表国家的使节,用以表示他的尊贵和对皇帝的忠贞。法国驻华公使布尔隆(注意到这一点,那时的外国驻中国使节是住在广州的)自一八五二年来中国,到一八五五年回国,四年之间,屡次要求进见叶名琛,都见不到一面。美国驻华公使史派克自一八四六年到一八四八年,自一八五○年到一八五二年,两次共六年之人,也无法见到叶名琛。接替他的新任公使马歇尔于一八五二年到职,请叶名琛指定日期呈递国书,直到一八五四年离任,连个回信都没有得到。

    在这种外交形态下,英法修订条约的要求,如果能得到反应,那才是天大的怪事。英法两国公使当然也了如指掌,他们早已洞察到中国官场的伎俩,所以在向叶名琛提出要求,完成这种外交上的例行程序后,就一齐北上,到了天津,向清政府提出,准许两国的使节进驻北京,再准许开放天津跟广州一样成为通商港口。皇帝晏宁看到报告后,气得死去活来,尤其对于外国使节长期驻在北京的一项,认为自从他祖宗创建清王朝以来,还没有听说过比这更荒谬的事。

    英法两国发现,除非使用武力,不能达到目的。

    用武力必须有一个借口,而借口来了。一八五六年,广东省的巡逻艇在珠江口截住一艘实际上是中国人所有,但在香港注册,挂着英国国旗,名叫亚罗号的船只,逮捕了船上十二个中国人,并把英国国旗拔下丢掉。巡逻艇水兵显然不知道国旗的意义,因为中国那时候还没有国旗。英国领事巴夏礼向叶名琛要求释放那十二个人,并用书面道歉。叶名琛倒是把十二个人释放了,但对道歉的要求好像没有见到一样。于是英舰轰击广州,广州人民在愤怒中纵火焚烧英国商馆,高呼“杀尽蛮夷,不留一人。”英国国内得到消息,舆论激昂。

    法国也在焦急的寻找借口,借口也来了。就在同一年(一八五六),法国籍天主教神父马赖在广西西北部荒僻的西林县,被西林县政府的官员当作江洋大盗斩首。法国立即跟英国采取共同行动。

    次年(一八五七),英法联军向叶名琛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十日内举行谈判。叶名琛用官场上的特技“推”、“拖”手段应付。十日期限到了,联军攻击,广州陷落,叶名琛被生擒。

    ——叶名琛跟四世纪淝水战役晋政府的宰相谢安,是从一个模子浇出来的人物,唯一不同的是,叶名深缺少谢安那种好运气。所以谢安在恍恍惚惚中成功,叶名琛却在恍恍惚惚中失败。谢安用郊游和下棋表示他的胸有成竹和从容不迫,叶名琛用的是扶乩拜神和睡大觉。叶名琛被捉住后,英国把他送到印度囚禁,于明年(一八五八)逝世。但恨他误国的一些中国人大却坚持说,他被英国当作一种奇异的动物,装在木宠之中,运到各国展览。其实这种愤怒不见得公平,如果颟顸的官员都要接受这种待遇的话,大黑暗时代中的千千万万官员,包括清政府的皇帝在内,恐怕没有几个不具备被展览的资格。

    次年(一八五八),英法联军舰队北上,攻陷大沽,进逼天津。清政府不得不接受修约的原则,由宰相桂良到天津跟随军而来的英法公使谈判。二十八岁的年轻皇帝奕(曼宁的儿子),仍严厉地拒绝外国使节进入北京,而英法坚持非进入北京不可。桂良被挤在夹缝中大为狼狈,于是他企图用国内的官场诈术来解决,在给奕囗的报告上说:“(现在跟他们签订的条约),并不作为什么真凭实据,不过借这几张纸,暂时打发他们把军舰从港口撤退。将来如果不愿履行,只要说我办理不善,严加治罪。所谓条约,就成为废纸。”

    桂良是签字了,这项在签字时清政府就预备背信的《天津条约》,包括下列重要事件:

    一英法两国派遣使节驻扎北京,中国派遣使节驻扎伦敦、巴黎。

    二开辟牛庄营口(辽宁营口)、烟台(山东烟台)、台湾(台湾台南)、淡水(台湾台北)、汕头(广东汕头)、琼州(海南琼山)为通商港口。

    三中国赔偿英法军费银币六百万两(英四百万两,法二百万两)。

    四英法商船可自由航行中国内河。

    五中国重申不得再称呼西洋人为夷狄。

    六双方政府批准后,明年(一八五九)在北京换约。

    皇帝奕囗对真正丧权辱国如内河航行的条款,毫不在意,独对外国使节进驻北京这件事,认为是一种不能忍受的奇耻大辱。所以等到英法联军舰队一走,他就下令迅速重建大沽炮台,指派七年后死于捻军的亲王僧格林沁率领他的精锐兵团,沿海布防。

    第二年(一八五九),换约时间已到,英法两国公使乘军舰抵达大沽。清政府通知他们,大沽已经设防,不能通行,请改在大沽北面十五公里的北塘登陆。两国公使眼中根本瞧不起清政府的所谓设防,不肯接受劝告,径行在大沽上岸,大沽炮台开炮射击,英法舰队应战,虽然有美国军舰在发现英法舰队情况紧急时,突然参战相助,向中国发炮,但英法舰队仍然失败,其中四艘沉没,六艘重伤,狼狈逃走。

    美国军舰这种暴行,清政府连抗议都没有提出,因为它根本不知道美国军舰已违犯国际公法。清政府大小官员像呆瓜一样,白挨了闷棍,还不知道它是闷棍。

    然而,无论如何,总算是把英法舰队击退,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使花花大少型的皇帝、叶名琛型的官员和士大夫阶层,雀跃欢呼。一致认为已经重振了天朝的威风,把夷狄制服,从此天下太平。

    第二年,一八六○年,英法舰队卷土重来,猛烈的炮火摧毁了大沽炮台,陆军登陆后即攻陷天津。但住在皇宫女人堆里、已三十岁的皇帝奕囗,信心却非常坚强,看见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国书译文上,有自称“朕”的字样,不禁冷笑,在一旁批注说:“夜郎自大”。下令僧格林沁,要他对英法联军:“迎头痛击,把丑类全部歼灭。”

    然而僧格林沁兵团没有力量支持奕囗的冷笑,不断败退,天津与北京间军事重镇杨村(天津武清)失守,英法联军距北京只剩下八十公里,奕囗跟他老爹旻宁一样,除了在报告上批一些大言不惭的话外,别无他法。最后,只好声明愿意接受《天津条约》。可是,当三国正要签字时。英国代表巴夏礼忽然提出“可怕的”条件,那就是在条约批准换约时,所有的国书都要由使节亲自呈送给国家元首。那就是说,外夷蛮官竟然企图跟天朝皇帝面面相对,这简直比使节进驻北京的要求更使得奕囗暴跳如雷,因为那些夷狄在面对面时一定拒绝下跪,而下跪磕头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文化之一,有二千余年的悠久历史,任何有天良有见识的爱国人士,都不允许它受到破坏。

    清政府的谈判代表,奕囗的弟弟奕訢亲王发现毛病就出在会讲中国话的巴夏礼一个人身上,他认为如果把巴夏礼排除,英法联军便失去了灵魂。于是他下令逮捕巴夏礼。

    ——跟巴夏礼同时被捕的随从人员,共三十九人,囚在北京监狱。中国传统式的监狱是恐怖的,在一个没有人权思想,没有良好刑事诉讼的社会,必然如此。后来,当清政府被迫把巴夏礼释放时,只剩下三十四人;十数天的囚禁中,五人死于狱卒的酷刑。

    逮捕巴夏礼促使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僧格林沁兵团在距北京十五公里的八里桥地方崩溃,奕囗逃出北京,逃到北方为避暑之用的热河(河北承德)。有趣的是,英法联军这时反而停止前进,提议再度谈判,为的是恐怕谈判代表奕訢亲王也跟着跑掉,他们便找不到谈判对象了。奕訢完全屈服,把巴夏礼释放,在北京城上竖起表示投降的白旗,迎接英法联军入城。这不是北京第一次对外国陷落,却是第一次对欧洲国家陷落,而这敌人的总数不过只有一万六千人。英军为了报复巴夏礼所受的虐待和他的随从们在监狱中的惨死,把一股怒气出到北京郊外中国皇帝豪华别墅圆明园上。纵火焚烧。圆明园是清政府用中国人民的血和泪筑成,作为皇帝一个人和他周围女人们专用的游逛和娱乐场所,现在化成一堆瓦砾。

    逃到热河的奕囗羞愧而沮丧,他发现仅只在大臣的奏章上批一些大话不能赢得胜利,他授权给他弟弟奕訢亲王,答应英法联军所提出的全部条件,只求联军早日退出北京。奕訢,这个二十余岁、面色苍白的青年,又气又怕,终于战战兢兢地跟英法联军分别签订《北京条约》。

    《北京条约》,包括下列重要事项:

    一《天津条约》除赔款一项外,其余继续有效。

    二中国赔偿英法军费白银一千六百万两(英法各八百万两)。

    三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

    四各国使节进驻北京,并觐见皇帝。

    五增开镇江(江苏镇江)、汉口(湖北武汉)、江宁(江苏南京)、九江(江西九江)、天津为通商港口。

    六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并有权购置房屋田产。

    英法彻底胜利,清政府执政下的中国彻底失败。但取得重大利益的英法帝国主义,对太平天国的立场却因之转变,认为太平天国是他们既得利益的最大阻碍,遂转而积极帮助给他们既得利益的清政府;对清政府而言,却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九俄国攫取九十八万平方公里疆土

    英国攻陷广州,生擒叶名琛后的第二个月,也就是一八五八年的春天,距广州三千公里外遥远的北方,俄国西伯利亚东部总督木里斐约夫,向中国清政府提出建议,要求准许俄国驻华公使前往北京,跟清政府商谈共同对付英国的策略,一方面也“顺便”商谈重新划定两国的边界。

    俄国自从上上世纪(十七)《尼布楚条约》,被中国阻挡,不能前进,到本世纪(十九)止,将近二百年,两国漫长的边界上,一向保持靖宁。然而,中国因大黑暗反扑,日益衰弱——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过分衰弱,就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罪恶,因为它能引诱其他国家的侵略狂热。本世纪(十九)四十年代,穆拉维约夫曾派人秘密潜越边界,调查黑龙江沿岸情况。五十年代时,他亲自出马,乘汽船深入中国领土,到黑龙江畔重镇瑷珲城(黑龙江黑河)。在瑷珲城,他亲眼看到中国军队的装备,不禁大吃一惊。瑷珲城当时驻军一千余人,只有少数十七世纪进攻雅克萨城时所用的旧炮,这在西洋各国早已送到博物馆了;也只有少数士兵有鸟枪,大多数士兵都手持长矛,背负弓箭。穆拉维约夫认为,对这种一百六十年之久都不进步的国家,如果不马上发动侵略,简直死不瞑目,俄国沙皇政府支持他的主张。

    清政府对所有的外国都不相信,当然不愿接受俄国的建议去对抗英国,至于“顺便”重划边界,清政府声嘶力竭的声明说,《尼布楚条约》是“鸣炮誓天”的万年和约,用不着再谈。可是鉴于拒绝英法修约的后果,对俄国不敢坚持到底,于是命黑龙江军区司令(黑龙江将军)奕山为全权代表。奕山就是十七年前在广州以白银六百万两巨款向英军赎城的那位浑身发抖的满洲权贵,用这种人跟外国办理外交,结果如何,是可以预知的。谈判开始后不久,穆拉维约夫就看出奕山不过是一个脓包,毫无忌惮地告诉奕山说,中国应该交出黑龙江以北土地,两国即以黑龙江为界。然后把用俄文和满文写好的条约交给奕山,要奕山签字。奕山最初不肯,一味自说自话的重申《尼布楚条约》是万年和约,僵持了两天,穆拉维约夫放下面孔,宣称奕山应负一切谈判破裂的责任,就回到停泊在江心的俄国军舰上睡觉去了。奕山在瑷珲城中心神不宁,夜间登高向江心眺望,只见俄舰上灯火齐明,而耳边又仿佛听到什么地方传来隆隆的炮声,他吓得第二次浑身发抖,好容易盼到天亮,立即派人去请穆拉维约夫驾临瑷珲继续谈判,穆拉维约夫反而端起架子,拒绝见面,只把已写好的条约交给去请他的人带回,奕山更加六神无主,迫不及待的签了字。

    这就是著名的中俄《瑷珲条约》,内容只有两条,规定中俄在东方的疆土,以黑龙江为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四万平方公里中国的广大领土,包括中国人为它两次流血并取得决定胜利的雅克萨城在内,不明不白的被俄国诈欺而去。而且又规定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由俄国跟中国共管。

    《瑷珲条约》的签订,使俄国喜出望外,它发现清政府比它想像的还要愚蠢无知,所以渴望再有机会跟清政府谈判,如果能天天都在谈判,那就更好。

    第二次机会闪电般来了。《瑷珲条约》于一八五八年四月签订,五月间,英法联军进攻大沽,俄国驻华公使普提雅廷趁热闹赶到天津,通知清政府说,如果把满洲(东北三省)沿海割让给俄国,就可以阻止英法联军进攻满洲腹地,普提雅廷在照会中特别表明心迹说:“俄国军队进驻沿海,并不是欺凌中国,而是完全为了中国的利益。”清政府代表桂良稍微表示不敢接受这种帮助,普提雅廷咆哮说:“俄国一心一意为了中国好,如果中国不给面子,我们从此不再管这一类的事。”清政府恐怕俄国参加英法联军,经过讨价还价的谈判,最后终于签订中俄《天津条约》,比劳师动众才获得签字的英法《天津条约》,还早十五天,距《暖浑条约》,也同样只十五天。它的重要内容如下:

    一开辟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台湾台南)、琼州(海南琼山)为通商港口(七口通商)。

    二利益均沾条款适用于俄国。

    三中俄两国未定边界,重新勘定(中国西北疆土丧失的伏笔)。

    俄国还要求割让乌苏里江以东领土,桂良心神恍惚,口头上连连应允。口头上的应允虽然没有法律上的效力,但有鼓舞俄国要求再举行谈判的效力。

    两年后,一八六○年,英法联军进入北京,俄国前任驻华公使伊格那提耶夫也狐假虎威,进入北京,向失魂落魄的奕訢亲王,表示他有办法使英法联军撤退,但中国必须把乌苏里江以东领土正式割让给俄国,作为酬谢。

    英法联军所以发生,跟鸦片战争所以发生一样,都基因于清政府对当代国际社会,连最低的基本常识都没有。英法联军的目的只求清政府履行《天津条约》,并无意打进中国的首都。既然阴差阳错打进了中国首都,一则缺少冬天装备,一则又怕清政府瓦解,妨碍他们的商人做生意。所以一心一意希望早日签订和约,早日撤退。清政府官员对这些一无所知,每日忧心忡忡、唯恐英法长期占领。在签约之后,英法联军本要依限撤退,偏因内部一点小事,延缓了几天,奕訢就慌了手脚,认为是俄国从中捣鬼,他向皇帝奕囗报告说:“恐怕俄夷之事一天不解决,英夷的兵一天不走。”就又晕晕忽忽地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

    一、割让乌苏里江以东土地给俄国。

    二、中俄两国在中亚,以山脉河流自然形势,和中国哨兵站为边界。

    三、俄国在喀什噶尔(新疆喀什)、伊犁(新疆伊宁)、塔尔巴哈台(新疆塔城)自由贸易,并有购地建屋,和传教之权。

    乌苏里江以东领土有三十四万平方公里,包括海参崴在内,在俄国的诈欺下,又莫名其妙的全部丧失。

    中国既没有被俄国打败,俄国也没有费一枪一弹,只凭恐吓和诈术,就硬生生的夺取了九十八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是日本面积的两倍半,而且这还是第一批,更多的恐吓和诈骗还在后面。这不像是真实的国际交涉,倒像是一篇童话故事。

    十新疆的脱离与收复

    太平天国覆亡的那一年(一八六四),西北的新疆地区,又爆发更严重的反抗战争。

    陕西回变领袖人物之一的妥明从陕西到了新疆天山北路的重镇乌鲁木齐,住在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参将)索焕章家中,企图发动另一个回变,以打击已失去控制力的清政府。恰巧军区总司令(都统)平瑞正向各县征收捐税,税吏马金、马八都是伊斯兰教徒,贪污暴虐,各县汉人纷纷起来反抗。马金、马八反而倒打一耙,指控这是抗暴的汉人有计划的要消灭伊斯兰教徒,号召伊斯兰教徒用武力对付。古城(新疆奇台)首先发生流血械斗,索焕章乘着混乱,把平瑞杀掉,拥戴妥明当王,建立独立政权。

    明年(一八六五),另一位从陕西逃到天山南路的陕西回民领袖金相印,在喀什噶尔(新疆喀什)暴动,把清政府的官员p走。天山西麓,位于中亚的浩罕王国(乌孜别克浩罕)派了它的大将阿古柏,带着维吾尔人伊斯兰教徒领袖大和卓木布士尔克(可怜的张格尔之子),率领强悍善战的安集延(乌孜别克安集延)兵团,进入中国领土,援助金相印。浩罕人也属于维吾尔民族,于是汉人伊斯兰教徒跟维吾尔人伊斯兰教徒合流。

    布士尔克在喀什噶尔称王,他既没有才能而又想干预阿古柏的军权,两年后(一八六七),阿古柏政变,把布士尔克逼下宝座,送去阿拉伯半岛麦加朝圣。阿古柏登位,称毕调勒特可汗,建立哲德沙尔汗国。一八七○年,阿古柏北伐,攻陷乌鲁木齐,当了七年王的妥明在逃亡途中死掉,阿古柏遂统一了新疆全境,只伊犁(新疆伊宁)地区除外,伊犁于一八七一年被俄国突击占领。

    阿古柏的庞大汗国很快的就跟英俄两国缔结通商条约,又跟当时伊斯兰教教主苏丹所统治下的土耳其帝国,建立密切关系。二百万平方公里的新疆,事实上已与中国脱离。

    一八七三年,甘肃回变结束,陕甘总督左宗棠向中央要求收复新疆。新疆这时脱离中国已经十年,分裂的形势已经形成,清政府高级官员对这个棘手问题,像对一颗病牙一样,小心翼翼,没有人敢去碰它。如今左宗棠提出收复国土的严正主张,使他们不得不正视现实。当权的高级官员分为两派,一派称海防派,以讨伐捻军的安徽兵团(淮军)首领李鸿章为主,认为中国的外患,来自海洋,所以主张加封阿古柏为国王,使他像朝鲜、越南一样,永作中国的藩属,也就是说,这一派主张把新疆放弃。另一派称塞防派,以湖南兵团(湘军)首领左宗棠为主,他在给中央政府的报告上说:“保卫新疆就是保卫蒙古,保卫蒙古就是保卫北京。”他和他的朋友主张必须收回新疆。

    最后塞防派胜利,一八七六年,左宗棠的西征大军攻克乌鲁木齐,天山北路光复。英国驻北京的公使乌亚德要求清政府允许阿古柏独立,以保持中亚的和平。这时清政府已不敢再把外国当作夷狄,而且已逐渐生出一种恰恰相反的自卑感,对所有外国,尤其对英国,心怀畏惧。连中国驻英公使,在当时思想最新最进步的郭嵩焘,也都同意这是一个妥善的办法,以免触怒英国。但左宗棠竭力反对,他说:“英国爱护阿古柏如果出于真心,为什么不把印度割让给他?”

    明年(一八七七),左宗棠的西征大军越过高插云霄的天山山脉南下,阿古柏无力抵抗。而浩罕王国在前一年已被俄国并吞,阿古柏也得不到外援,进退失据,就在库尔勒城服毒自尽。他的儿子们跟四世纪大分裂时代后秦天王姚兴的儿子们一样,大敌当前而仍拒绝团结,反而誓不并存,互相残杀。结果在内斗中胜利的一方——阿古柏的两个年轻儿子和三个孙子,被左宗棠的西征大军捕获,用酷刑磔死。

    新疆脱离中国版图十四年之后,再入版图。

    ——回溯十五肚纪交趾省(越南北部)因民变而永远失去的往事,阿古柏跟黎利没有两样。新疆面积十倍于越南北部,最后仍回到中国,主要靠塞防派一批英雄坚定的立场和左宗棠以下将领们卓越的军事指挥。历史上得失之间,往往间不容发。

    ——中亚所有的独立王国,在本世纪(十九)全被俄国征服。阿古柏以一个浩罕人在中国国土建立汗国,即令中国同意,我们用历史眼光可以断定,俄国必然的尾追而至。俄国对阿古柏,不会比对哈萨克王国或对浩罕王国更尊重。

    十一俄国再攫取六十三万平方公里疆土

    然而,伊犁地区仍在俄国军队占领之下。

    伊犁地区位于新疆西北天山主脉跟支脉婆罗科努山之间,面积约七万平方公里,是本世纪(十九)新疆全境耕地最肥沃、工商业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一个矩形平原,清政府统治新疆最高官署“伊犁将军衙门”,就设在伊犁城(新疆伊宁)内。一八七○年,阿古柏攻陷乌鲁木齐。一八七一年,俄国就发动突袭,占领伊犁地区。对这种明目张胆地侵略行为,它向中国解释说,因为中国已不能在那里行使职权,所以基于朋友的道义,暂时代为管理,以免落到叛军之手;一旦新疆的动乱平息,就双手奉还。俄国认为中国绝不可能再回到新疆,伊犁地区并入俄国,已成定局。

    一八七六年,中国竟然回到新疆,俄国大失所望。依它所作的承诺,必须从伊犁撤退。俄国无法拒绝撤退,但要求谈判撤退条件。谈判,是它最喜欢的事了。

    我们现在追溯一件十二年前(一八六七)中国在俄国高压下签订的丧失五十八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塔城条约》(或称《勘分西北界约记》)。

    根据一八六○年中俄《北京条约》,两国在中亚的边界是:“从沙宾达巴哈的界牌起,顺着山脉河流的形势和中国常驻的哨兵站(卡伦)等处,直到浩罕。”沙宾达巴哈,就是沙宾山口,在外蒙古唐努乌梁海西北,是中俄共同边界上的一个山隘。

    一八六二年,外蒙古军区总司令(乌里雅苏台定边将军)满族人明谊,跟俄国代表划界。明谊这才发现,山脉河流形热跟中国常驻的哨兵站是两回事,以山脉河流形势,也就是以分水岭为基准的话,则中国所有的哨兵站,都远在分水岭以西二三百公里之外。《北京条约》签订时,以奕訢亲王为首的官员,没有一个人了解中国真正的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明谊认为应该以中国哨兵站为主,因为那表示中国力量实质上就在那里。俄国立刻派出大批哥萨克骑兵,沿着一千余公里的边界,发动攻击。中国哨兵站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不能抵抗,被迫节节后退,一直退到俄国心目中的地点,然后说:“好吧,就以你们的常驻哨兵站为基准谈吧。”明谊狼狈不堪。

    一八六四年,新疆民变爆发,妥明在乌鲁木齐叛变称王,明谊恐怕俄国跟变民结合,就接受俄国的要求,签订了《塔城条约》,俄国再一次从中国手中不动声色的攫取了五十八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一块矩形的有日本一倍半大的广大土地上,包括六千三百平方公里的伊赛克湖和三千平方公里的斋桑泊,以及中亚重镇的阿拉木图城(今哈萨克共和国首都)和皮什别克(今吉尔吉斯共和国首都比什凯克)。

    然而,俄国仍不满意,七年后(一八七一),《塔城条约》的墨迹方干,俄国乘阿古柏攻陷乌鲁木齐(新疆乌鲁木齐)之际,又出兵占领伊犁(新疆伊宁)。

    俄国既要求谈判交还伊犁的条件,中国只好跟它谈判。一八七九年,清政府派满洲权贵崇厚前往俄国首都圣彼德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派遣使节到外国首都办理交涉。

    崇厚在观念上认为只要收回伊犁城,便算完成任务。而且星象家曾警告他,这一次出国对他非常的不利。所以他急于早日在条约上签字,以便迅速回国,摆脱恶运。因之他到了俄国后,很快就签订了下列的《里华几亚条约》(又称《伊犁条约》):

    一俄国把伊犁城(新疆伊宁)交还中国。

    二中国赔偿俄国占领费五百万俄元(卢布)(中国白银二百八十万两)。

    三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二万平方公里),及特克斯河流城(三万平方公里)与俄国。

    四斋桑泊以东,重新划界(这就是说,还要举行俄国最喜欢的谈判)。

    条约的结果是,中国只收回一个伊犁城,城以西和城以南的领土全部丧失,从伊犁到天山南路必须经过的特克斯河,也被切断。这时候清政府对国际事务,开始多少有点了解,再加上英国暗中为中国出主意,于是清政府拒绝批准这个条约,并且宣布崇厚因没有接到训令就擅自返国,把他逮捕,判处死刑(星象家的不祥预言应验了)。

    清政府若干大臣还声称要用武力收回伊犁。中国全国的舆论沸腾,左宗棠也集结军队,准备进攻。俄国的态度非常强硬,但那时他们还没有西伯利亚铁路,运兵困难。而且新征服的中亚诸国,有乘机反抗,跟中国合作的危险。最后,中俄两国恢复谈判,清政府这一次没有再派满洲权贵了,而派汉人曾纪泽当全权代表。

    一八八一年,签订《圣彼得堡条约》(又称《收回伊犁条约》):

    一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二万平方公里)给俄国(总算保住了特克斯河流域三万平方公里)。

    二赔偿军费九百万俄元(卢布)(多了四百万俄元,九百万俄元约合中国白银五百万两)。

    俄国仍不肯罢休,两年后(一八八三),再跟中国勘定斋桑泊以东边界,签订《科塔条约》(外蒙古科布多与新疆塔城间边界条约),用不着问,吃亏上当,割地如仪的仍是可怜的中国,面积三万平方公里(约有台湾岛那么大)的斋桑泊地区,再断送给俄国。

    俄国对清政府无论采取什么方式愚弄,没有一次不得心应手。仅西北边境一隅,中国的失地,就达六十三万平方公里。连以前所割东北边境的领土,至此共达一百六十一万平方公里,我们用下表说明详细的内容:

    这一百六十一万平方公里,有三个法国、或四个日本那么大,都是中国国防上绝对不可以丧失的重地,任何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笔巨债。中国在清政府满洲权贵领导下,被俄国一大块一大块的宰割,却没有惹起当时世界上任何人的注意。比起英国、法国以及以后的日本军国主义那种开枪开炮、声震四邻的公开抢劫,俄国的手段,更高一级。而最使中国人啼笑皆非的是,俄国每一次攫取中国土地,都在它坚称对中国十分友善和坚称它是中国最好的朋友之后。

    十二中法越南战争

    《圣彼得堡条约》签订两年后(一八八三),中国又为了保护越南,而跟法国发生战争。

    上世纪(十八)末,流亡在外的广南国王阮福映,得到法国传教士的协助,于一七八九年,跟法国签订同盟条约,允许法军长驻交趾中国地区(越南南部),并把土伦(岘港)割让给法国。法国承诺派遣一支军队,帮助阮福映复位。五年后一七九四年,法国远征军攻陷首都顺化,西山党政权消灭。这时正逢法国大革命,无法消化它的胜利果实,而把军队撤回。阮福映继续北伐,灭掉安南王国,统一全境。

    本世纪(十九)初叶,阮福映请求中国加封,中国改封他为越南国王,他就是越南历史上著名的嘉隆王。一八二○年,阮福映逝世,他临死时,嘱咐他的儿子阮福皎说:“不可忘记法国的大恩,对法国要敬爱不衰,但千万不要把土地割给法国。”可是他的后裔对法国却采取敌视态度,法国传教士受到动辄被杀的迫害,法国的愤怒自在意料之中。

    延迟到一八五六年,法国才采取行动,海军少将鲁约里到顺化呈递国书,要求越南履行一七八九年跟嘉隆王阮福映签订的条约。越南政府理也不理,原封退回。鲁约里就在土伦(砚港)登陆,摧毁越南炮台。越南政府等法国舰队撤退后,把在越南传教的法国传教士,屠杀净光,作为报复。

    三年后,一八五九年,英法联军在中国大沽口挫败,但对越南并不放松。法国舰队再度光临越南,攻陷交趾的首府西贡(胡志明市)。越南只好屈膝,于一八六二年,跟法国签订《西贡条约》,把交趾割给法国。

    法国政府对于占领越南三分之一的国土,似乎已经满意,但法国商人却垂涎被称为“北圻”地区的越南北部,商人久辟酉在北圻首府,交趾古都东京(河内),发现一条可以通往中国云南省的交通新道,就是红河。他利用这条河道贩卖军火到云南省,卖给正在作战的伊斯兰教变民和清政府的军队。但军火在越南却是违禁物品,越南官员无法阻止他,就要求驻在西贡的法国总督召回这位商人。一八七三年,法国总督派遣海军官员葛尔里前往调查,葛尔里率领两艘军舰到达东京(河内)后,竟被久辟酉说服,建议总督派兵并吞越南北部——北圻。越南官员对葛尔里痛恨入骨,就跟山区的黑旗军秘密联络,葛尔里遂在黑旗军一次狙击战中,中伏被杀。

    黑旗军的领袖刘永福,是中国广东省人,在五十年代中国遍地民变时,刘永福是其中的一支,但他不像太平军那些领袖有政治理想。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政府逐渐恢复秩序,刘永福在中国无法立足,就率领他的部众逃到越南,在中越边境北圻西北部山区一带屯垦,当然也免不了种种不法的勾当,自成一个独立王国。越南一向把中国人当作天朝人,所以对刘永福的侵入,既无力驱逐,也不想驱逐。刘永福这批约二千余人的绿林豪杰,使用黑颜色的旗帜,越南人因之称他们为黑旗军。当刘永福把葛尔里等五颗法国人头呈献给越南国王阮洪任(二任王阮福皎的孙儿)时,阮洪任大为高兴,认为法国已经丧胆,就任命刘永福当三宣兵团副司令(三宣副提督)。

    葛尔里之死,引起法国更大的压力。明年(一八九四),越南政府再次屈服,跟法国签订第二次《西贡条约》。

    一法国承认越南是独立国。

    二越南外交由法国代理。

    三开放红河自由航行。

    法国驻中国公使把条约副本,通知清政府,清政府正式覆函声明:“条约中有承认越南是独立国条款,中国大惑不解,越南自古就是中国的属邦,所以对此条约,中国不能承认。”越南对这种连外交权都丧失了的屈辱条约,也根本不准备履行。可是中越两国别无他法,只把希望寄托在黑旗军上,希望黑旗军能对红河通航发生阻挠作用。越南政府告诉法国说,因为来历不明的黑旗军盘据保胜城(中越边界上红河东岸的重镇老街城)的缘故,红河无法通航。一面不理会法国代理外交,继续向中国派遣朝贡使节,法国用武力阻止贡使出发,贡使却提前一天动身,使法国军队扑了一个空。

    法国当然不肯罢休,一八八二年,海军司令李威利由西贡率舰队北上,在北圻登陆,攻陷东京(河内),要求越南履行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向宗主国中国乞援,中国向法国交涉,两国代表在天津签订《天津草约》,在草约上,法国同意红河以北是中国保护区,中国承认红河以南是法国保护区。但这个草约呈报给两国政府时,立即受到反对,北京认为这样做等于瓜分越南,而且坚信黑旗军是法军的克星;巴黎认为法国必须全部占领越南,不能让中国分一杯羹。

    次年(一八八三),中法两国同时宣布草约无效。法国大军即进攻越南首都顺化,越南国防军瓦解,国王阮福升(阮洪任的儿子)投降,跟法国签订《顺化条约》,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内政外交,全归法国管理。越南政府高阶层拒绝承认,把阮福升罢黜,另立他的儿子阮福吴当国王,一面派急使到中国求救。清政府的反应十分迅速,立即派遣援越远征军进入越南,在东京(河内)附近的北宁府、山西府、兴化府一带布防。可是等到法军发动攻势,援越远征军和被估计过高的黑旗军,全部溃败。清政府只好再跟法国谈判。

    第二年(一八八四),中国代表李鸿章,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李福协定》(或称《天津简明条款》)。

    一中国军队从越南撤退。

    二中国仍是越南宗主国,但不再过问法国和越南间所订的条约。

    三中国不向法国索取赔款。

    然而,这草约再度受到两国政府的反对,中国政府认为这样等于出卖越南,法国政府认为中国仍保留宗主国名义,可能引起后患。法国首先突击越南东北边境城市谅山,被中国援越远征军击退,法国驻北京代办谢满禄就向清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中国在两天内承诺赔偿法国军费八千万法元(法郎)。清政府拒绝,谢满禄逾期得不到回答,即下旗回国。中国皇帝载湉下令各省备战,而法国舰队已开始攻击。清政府的军队腐败如故,停泊在福建福州闽江口的舰队和号称固若金汤的马尾炮台,被闯进来的法国舰队全部摧毁。法国舰队再攻击台湾,在基隆登陆,占领沪尾(台湾淡水),封锁台湾海峡,切断中国南北海道。

    明年(一八八五),法国军队再在台湾海峡中的澎湖群岛登陆。法国舰队司令海军中将孤拔,就死在澎湖。他的死,中国说是被中国击毙,法国说是害病逝世。但法国的陆军从东京(河内)向北进攻时,在中越边界上的镇南关(友谊关),被一位因这一次战役而成名的中国将军冯子材击败,并乘胜追击,重占谅山,进逼东京(河内)。这对于一向习惯于胜利的法国,是一个人心震动的打击,消息传到巴黎的明日,法国内阁倒台。

    就在这种情况下,中法接受调停,签订《越南条约》,承认《李福协定》,但取消中国是越南宗主国的条款,越南从此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中国虽然被迫放弃越南,但中国已尽了宗主国应尽的力量,没有逃避。

    ——当时,越南的嘉隆王朝政府,跟中国的清王朝政府,同等的腐败和同等的无知,对外国只一味的闭着眼睛。这时候距鸦片战争已三十年,清政府应该了解通商贸易的本身,并不是一件罪恶,应该鼓励越南接受。不去这样做,却去帮助越南利用乌合之众的黑旗军阻挠红河通航,即令阻挠成功,对于已经土崩瓦解的越南危局,实质上也没有补益。幸而中国乘着谅山的胜利,立即和解,否则法国非常有可能继续占领台湾、澎湖,造成割让的事实。

    十三自强运动

    本世纪(十九)四十年代的鸦片战争,是一个划时代的战争,然而清政府的皇帝和官员却把它当作历史上跟外国作战的一个普通战役,胜败乃兵家常事,算不了什么,中国虽然打了败仗,只不过一时的挫折,格言上说过,有小屈必有大伸,一旦具有无限权威的皇帝赫然震怒,大展雄威,重张天讨,那些夷狄丑类,仍将匐匍在王师脚下。可是紧接着六十年代英法联军攻进北京,满洲权贵们亲身挨到巨棒,尤其是签订《北京条约》的奕訢,这位青年亲王首当其冲,受的刺激更大,这促使奕訢处于领导一项发奋图强运动的地位。英法战争结束的次年(一八六一),皇帝奕囗逝世,六岁的儿子载淳坐上皇帝宝座,载淳的母亲那拉兰儿以皇太后的身分临朝,由奕訢主持政府(官衔是“恭亲王·议政大臣·军机大臣”),他遂得以实行他的主张。

    没有人反对发奋图强,问题是如何发奋图强。鸦片战争时,英国只不过出动军队二千余人;英法联军时,两国也不过出动军队一万余人,竟把拥有四亿人口,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打得落花流水。奕訢跟汉人中若干掌握实权的官员曾国藩、李鸿章之辈,恍然大悟,认为西洋人的政治不如中国,唯一比中国高明的,不过“船坚炮利”罢了。中国只要也船坚炮利,就可以制服英法诸夷。至于如何才能船坚炮利,则只要采取下列三项措施就能达成目的:

    一向西洋购买军舰大炮。

    二中国自己设立工厂制造军舰大炮。

    三派遣留学生到西洋各国去学他们的本领。

    唯一的问题是,深恐西洋那些夷狄对军舰大炮的建造使用方法,秘密不肯传授;但当发现那些夷狄不但肯传授秘密,而且还热心的传授时,不禁大为惊喜。于是,自强运动就在上述的理论基础上,积极推动。从六十年代英法联军战争结束,到九十年代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三十五年之间,我们用下表说明清政府的主要措施:

    自强运动最重要的是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它是英法联军打进首都北京后的新生事物。过去各国只能跟清政府指定的边疆地方官员交涉,像俄国只能跟库伦(蒙古乌兰巴托)的办事大臣,欧美各国只能跟广州的两广总督交涉。清王朝中央政府只有一个藩属事务部(理藩院),处理藩属国的事务。即令在鸦片战争之后,仍然如此,所以英法修约之议初起时,两广总督叶名琛拒不见面,英法连谈话的对象都找不到,才决定改用武力。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表示清政府终于在心理上承认世界上尚有平等地位的国家。它等于现代的外交部,但外交不过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主要工作之一,事实上它是自强运动总司令部,奕訢是最高统帅,稍后出任北洋通商大臣兼直隶(河北省)总督的李鸿章,则是总执行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推动的几乎是包罗万象的各种前所未闻的崭新业务,诸如:

    一教育自强运动需要通晓外国语文的人才,同文馆(外国语学校)不仅培植语文人才,除了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四个学系外,同时还培植科学人才,有天文系、化学系、地质学系、格致系(物理学系)、医学系,是近代国立大学的雏型。

    二海关这本应是财政部(户部)的事,现在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持,聘请英国人当海关的首长,称“总税务司”。沿海沿江口岸和沿边商埠,所有对外贸易的税收,留下十分之三作自强运动的经费,其他十分之七缴入国库。

    三海陆军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是海军部兼陆军部。海军舰队、船只、军港,和海军附属单位,如军械局、造船厂、海军军官学校,全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陆军军官学校、炮台要塞,新的陆军训练,以及海陆两军一切向外购买武器事务,也都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时的国防部(兵部)几乎成了一个不重要的机构。

    四其他不仅仅上述的那些而已,其他像矿产开发、铁路、电线、轮船、国内和海外航线、工业工厂之类,凡是跟船坚炮利有关的,甚至虽然无关,但只要跟外国有关,就都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持。

    因为自强运动主要的形态是军事的西洋化,和跟东西洋各国的洋人打交道,所以也被称为“洋务”。大量金钱投下来,中国不久就在外貌上呈现出一种金碧辉煌的场面,新式海军阵营堂皇,战斗力强大的北洋舰队最先成立,另外还有三支比较小的舰队,即南洋舰队、粤洋舰队和1884年在闽江口被法国全部击沉的闽洋舰队,拥有号称世界第七位海权大国的巨舰巨炮,本世纪(十九)七十年代之后,中国在世界上虽已不是超级强国,但仍保持一等强国的尊严。

    然而,政治腐败和官员的贪污无能,使新建立起来金碧辉煌的军事力量,不过是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被击败的末期癌症的老拳师,在观察强大对手的优点时,不归功于对手的强壮如牛,反而归功于对手有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比湖南兵团司令官杨芳归功于对手有妖法,已是很大的进步了。老拳师认为只要他也有这么一副漂亮的手套,就可发生同等的威力,甚至更大的威力,因为自己的身体(政治的和社会的)比对手健康得多。清政府的自强运动目的就是要弄那么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现在他们已经弄到。

    只有少数人发现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其中一位就是驻英公使郭嵩焘,这位科举出身的官员,却有时代的见解,他在英国写信给李鸿章,警告说:

    西洋立国两千年,政治和教育,都非常修明。跟辽金崛起的情形,绝不相同。……西洋富强,固不超过矿业、轮船、火车。但它们所以富强,自有原因。……我们必须风俗敦厚,人民家给户足,作为基石,然后才可以谈到富强。岂有人民穷困不堪,而国家能富强之理。现在谈富强的人,把国家大事,看作跟人民无关。官员贪污,盗贼横行,水灾旱灾不断,上下交困,每天都在忧患祸乱。这时轻率的追求富强,只不过浪费金钱。……船坚炮利(“兵事”)是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的根本。……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把郭嵩焘的各种报告,汇集出版,我们所引的不过其中一小片断,但可看出他的真知灼见。然而,他的真知灼见不但不能在当时引起正面反应,反而被全国沸腾的士大夫阶层的卫道舆论,痛诋他是数典忘祖的汉奸卖国贼。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戴上这副漂亮的拳击手套出场。

    十四第二次保卫朝鲜

    第七、第八世纪二百年间,中国文化大量输入日本,使日本跟在朝鲜之后,成为世界上采用中国文字为本国文字的两个国家。十三世纪时,中国跟日本同时受到蒙古帝国的侵略,中国被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国政府统治,而日本靠台风的帮助,幸免于难。

    十七世纪一六三五年,日本征夷大将军(江户幕府)德川家光下令驱逐所有的外国人,禁止日本人出国,在国外的日本人也不准返回日本,只允许中国和荷兰少数商船到长崎贸易。这是著名的锁国令,日本像一个塞着瓶口的瓶子,跟外界隔绝。

    日本锁国二百一十九年,本世纪(十九)一八五三年,即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江苏南京)的那一年,美国海军的一个舰队。在舰队司令培理的率领下,来中国保护美国侨民。在航行中途,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闯进日本的东京湾(江户湾),要求日本同意通商,培理送两幅白旗给日本官员,告诉他们作为战败时投降之用,又告诉他们说,今年不能久留,明年当再度来此。日本全国在惊恐中等到了明年(一八五四),培理果然如约光临,日本没有抵抗就告屈服,跟美国签订《神奈川条约》,锁国时代结束,门户大开。但最大的影响发生在八年后的一八六二年,日本杀死了一个英国人,英国军舰炮轰鹿儿岛。日本跟中国一样,受到巨舰大炮的刺激,决心发奋图强。

    五年后(一八六七),即太平天国灭亡之后第三年,以及阿古柏在新疆称可汗的那一年,日本明治天皇即位,下令变法,这就是历史上使全世界叹为奇迹的“明治维新”,征夷大将军(江户幕府)德川庆喜,把统治大权奉还给明治天皇,明治天皇把首都从京都迁到靠海的江户,改名东京,跟七世纪六四六年“大化革新”全盘吸收中国文化一样,明治维新则是全盘吸收西洋文化——从生活方式到意识形态。只短短数年,日本就从荒陋落后状态之中,一跃而成为一个完全新面貌的现代化的年轻国家。

    ——纪元前四世纪中国大黄金时代中,秦国变法成功,是人类最大的魔术。本世纪(十九)日本也变法成功,应该是人类第二次最大的魔术。日本人创下的这个使全世界都目瞪口呆的改变,各国学者都试图发掘出其中奥秘的原因,却得不到一致的结论。

    日本一旦崛起,立即向外侵略。

    一八七一年,琉球王国的船只在台湾海面沉没,船民在登上台湾岛时,其中五十余人被岛上牡丹社(台湾屏东牡丹乡)的土著杀害。这件事跟日本无关,但日本认为有关。一八七四年,日本新建立的、连运输舰都没有、还得租用美国轮船供应补给品的舰队,开到台湾,屠杀人民,焚烧村落。清政府不得不赔偿白银五十万两,日军才饱载而归。这件事距日本明治维新只不过第八年,便如此迫不及待地使它的邻居流血,一方面显示日本变法效果之大和成长之迅速,一方面也显示日本器小易盈。

    ——日本不久就禁止琉球国王尚泰向中国进贡,尚泰派出密使到北京乞援,但清政府对这个孤悬海外的藩属,已无力保护。七十年代最后一年(一八七九),日本把尚泰掳到东京,改琉球王国为冲绳县,琉球遂亡。

    台湾事件,使日本发现侵略妙不可言,像一个强盗发现劫掠妙不可言一样,他可以用最少的代价,得到最丰富的报酬。日本的下一个劫掠目标,立即转到三百年前碰过钉子的古老王国朝鲜身上。

    攻击台湾的次年(一八七五),日本舰队闯入朝鲜首都汉城所面临的江华湾,小艇更深入汉江测量水道。朝鲜炮台发炮阻止,日本舰队攻陷炮台,这跟西洋对付中国的手段一模一样。朝鲜只好答应日本的条件,签订下列要点的《江华条约》:

    一日本承认朝鲜是独立国家。

    二日本在朝鲜享有领事裁判权。

    三朝鲜开放两个港口(元山、仁川)通商。

    朝鲜把条约的内容和签约经过,报告中国,清政府这时候正在全力收复新疆,无力反应,就劝告朝鲜李氏王朝政府乘这个机会,主动的开放门户,跟世界各国广泛地建立外交的和商务的关系,使日本的力量受到牵制。可是朝鲜宰相金允植拒绝说:“与其通洋而存,宁愿绝洋而亡。”李氏王朝已历时五百年,现政权掌握在王妃闵氏家族手中,贪污腐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仅积欠军队的粮饷,就达十三个月,连以贪污腐败闻名于世的清政府酒肉官员,都大吃一惊。一八八二年,即中国签订《伊犁条约》的次年,汉城爆发兵变,愤怒的士兵攻击王宫,闵妃负伤逃走,国王李熙被囚,变兵又攻击支持阂氏家族的日本公使馆,日本若干军官被杀。李熙的父亲,那位早已失去权势的前任摄政王(大院君)李是应,出面维持秩序,主持政府。

    事实上李是应是这次兵变的幕后领导人,他是一个昏庸的老官僚,缺乏必须有的政治头脑,以致同时的触怒了中国和日本。中国认为囚禁被中国所册封的国王,即令是国王的父亲,也是大逆不道,而且也深恐日本抓住军官被杀的借口,向朝鲜进一步勒索。日本对日本公使馆被攻击,人员死亡,当然怒不可遏,尤其日本是一个正需要面子的暴发户,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于是,中日两国军队分别在朝鲜登陆,当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宣布日本军队将对李是应政府采取行动时,中国远征军司令(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已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李是应拘禁,专舰送回中国,迎接国王李熙复位。日本既失去发作的对象,只好接受调解,由朝鲜付出白银五十万两的赔款,跟日本签订《济物浦条约》,承认日本有在朝鲜驻军保护公使馆的权利。

    朝鲜不甘心日本的驻军,请求中国军队也不要撤退,以平衡日本的威胁。清政府同意,命吴长庆的一位部将袁世凯担任驻屯军司令官。

    朝鲜不断的内忧外患,使国内分为两党,一是“独立党”,主张效法日本变法,实行政治改革。一是“事大党”,主张继续侍奉天朝——中国,维持现状。两党在中日两国驻朝官员分别支持下,斗争激烈。

    两年后,朝鲜又发生甲申(一八八四)事变。这时中国正忙着为越南跟法国作战,日本认为中国已没有余力照顾朝鲜,独立党遂发动政变,率领由日本军官训练的新军,屠杀事大党,冲进王宫,强迫国王下令征召日军入宫护驾。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主张马上把国王秘密送到日本作为人质,但独立党恐怕激起人民的愤怒,无法善后,主张先行送到汉江口的江华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袁世凯得到消息,立即攻击王宫,一面向朝鲜人民揭露日本的阴谋。愤怒的朝鲜群众把王宫包围,协助中国军队昼夜攻打。日军不能支持,只得舍弃国王,跟独立党突围,撤退到四十公里外的仁川港。

    甲申事变是日本明目张胆地干涉朝鲜内政,在国际上引起各国纷纷指摘。所以它虽然吃了亏,但态度无法强硬。拖到次年(一八八五),终于跟中国签订解决朝鲜问题的中日《天津条约》,规定中日两国同时自朝鲜撤退,以后朝鲜如果再度发生变乱,需要出兵时,由两国同时出兵。这个条约使朝鲜成了中日两国的共同保护国。但在朝鲜人心目中,根本不承认日本有这种资格。

    日本像一只贪得无厌的饿狼,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朝鲜,祈求老天爷使它快一点发生变乱。中国则恰恰相反,唯恐朝鲜有什么风吹草动,引起日本的干预。只有朝鲜闵氏家族控制下的政府,对此茫无感觉,闵氏家族好像跟朝鲜王国有血海深仇,不把这个王国消灭誓不甘休,在重握政权之后,更顽强的拒绝改革。中国稍后把他们的政敌前摄政王李是应释放回国,闵氏家族于是又把中国恨入骨髓,企图联络俄国跟中国和日本对抗。

    一个称为东学党的朝鲜人民反抗行动,在朝鲜全国爆发。

    十五中日甲午战争

    东学党是朝鲜民间崛起的反抗暴政和反抗除了中国人以外所有外国人的组织,闵氏家族用最残酷的手段镇压他们,结果激起全国大暴动,朝鲜政府失去控制。一八九四年,即中国古老历法的甲午年,朝鲜向中国请求派军平乱。当中国军队出发时,依照中日《天津条约》,通知日本,两国军队遂同时到达朝鲜。日本这一次已拿定主意,再也不走了,他们从甲申事变(一八八四)焦急地等待了十年,才等到这个天赐良机。

    东学党听到中国军队登陆的消息,精神上失去支持,即行溃散,天大的变乱霎时间归于平息。中国通知日本,要求两国军队同时撤退,日本提出种种不能马上撤退的理由,然后,突然间发动攻势,把王宫占领,逮捕闵氏家族以消除人民的怨恨,请出李是应再当摄政王。国王李熙在压力下,下令废除跟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又下令征召日本军队驱逐侵犯朝鲜主权而又拒不撤退的中国军队。

    中国急向朝鲜增援,当增援的军舰济远号跟广乙号,运送陆军到牙山(汉城南八十公里)回航,驶到距牙山六十公里的丰岛海面时,受到日本舰队偷袭,广乙号搁浅,自己炸毁。济远号竭力抵抗后不支,悬起白旗诈降,然后乘隙逃走。日舰在追击途中遇到中国第二批增援部队所乘的高升号商轮和操江号护航舰。高升号被击沉,增援部队一千二百人仅七十余人逃生。操江号携同所载运的白银二十万两军饷投降。

    中日两国同时宣战。

    战争分别在陆海战场进行。中国驻防牙山的陆军,自丰岛海战后,就受到日军的猛烈攻击,无法抵抗,即向汉城北方二百公里外的重镇平壤撤退。中国在平壤集结的军队有一万四千人,司令官(诸军总统)叶志超是官场中的典型人物,胆小如鼠,视钱如命,又没有声望,其他将领们也都是大小官僚,除了吸食鸦片外,每天都摆酒欢宴,既不体恤士兵,也不理会逼面而来的大敌,他们都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官场哲学。等到日军以一万五千人发动攻击时,大军即行崩溃,叶志超首先逃生。日军乘胜尾追,越过鸭绿江,深入中国领土的辽东半岛,顺利地占领位于半岛最南端、中国最优良的旅顺军港。日本这时已决心永远的攫取旅顺,所以在旅顺作灭种式的大屠杀,中国人全部死尽,只有三十六人逃生。

    平壤溃败三天后,中国北洋舰队,包括战舰十二艘、炮艇二艘、鱼雷艇四艘,从大连出发,运送增援平壤的武装部队在大东沟(辽宁东港)登陆,在回航途中的黄海上,跟同样拥有十二艘战舰和四艘鱼雷艇的日本舰队相遇。

    北洋舰队司令(提督)丁汝昌站在旗舰定远号的舰桥上指挥,下令舰队作一字形雁阵应战。可是副司令兼旗舰舰长(右翼总兵旗舰管带)刘步蟾,发现如此则旗舰定远号恰恰在最危险的前端,将第一个受到炮击,于是他在转达命令时,竟改为人字形雁阵,使定远号位于他认为比较安全的中央后方位置。英国顾问泰乐尔看见阵势跟司令所下的命令不符,对这种在海军中闻所未闻、几近叛变的阵前抗命,大为震骇。他急忙奔上舰桥,企图挽救,但时间已不许可,日舰已经逼近,刘步蟾下令开炮。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定远号的大炮发射第一炮时,那个年久未修,早就锈烂了的舰桥,被震断裂,丁汝昌和泰乐尔被双双抛到半空而后跌到甲板上。丁汝昌腰部重伤,泰乐尔失去知觉。日舰的猛烈炮火,把定远号的桅樯摧毁,以致悬挂不出指挥的旗帜,各舰遂成了一群各自为政的盲鸭。

    海战只五小时,中国战舰五艘沉没,其余全部重伤,落荒而逃。日本则仅旗舰松岛号重伤,无一舰被击沉。

    北洋舰队这时仍剩下军舰二十六艘,包括战舰七艘、炮艇六艘、鱼雷艇十三艘,集结在基地威海卫(山东威海)。旅顺陷落后,威海卫更加重要,仍控制着渤海海口,阻止日舰进攻天津。黄海战役三个月后,日本海陆夹攻威海卫,陆军由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成山角登陆(七世纪时,中国援助朝鲜半岛上新罗王国的远征军,就在这里乘舰出发),日军登陆后,攻陷威海卫的要塞炮台,北洋舰队反而暴露在自己岸炮的威胁之下。日本海军又一连两夜发动鱼雷艇偷袭,定远号被击搁浅,来远号和威远号则被击沉,两舰上的战士伤亡惨重,但两舰的舰长却安然无恙,因为两位舰长都上岸嫖妓去了,根本不在舰上。

    这是一个绝望的局势,中国海军主力全在北洋舰队,其他南洋、粤洋两个舰队都微不足道,而且地域观念和派系观念,使他们乐意于看到以李鸿章为首的北洋系势力瓦解,所以北洋舰队根本不可能有援军。不久,司令部所在地的刘公岛上发生兵变,水兵弃舰登陆,要求司令丁汝昌“放他们一条生路”,而岛上驻防的陆军却抢着攀上军舰,要求快快逃命。秩序已乱,英国顾问瑞乃尔建议丁汝昌凿沉残余军舰,士兵徒手投降。丁汝昌采纳,下令沉船,可是那些舰长们恐怕沉船后会触怒日本人,可能性命不保,所以拒绝执行命令。丁汝昌又打算率领各舰突围,更没有人理他,丁汝昌只好服毒自杀。

    拒绝沉船,又拒绝突围的舰长之一程璧光乘着悬挂白旗的炮艇出港,向日本舰队投降。历时二十四日的威海卫战役结束,曾经煊赫一时,作为自强运动结晶的北洋舰队,灰飞烟灭。清政府知道大势已去,尤其是那位皇太后那拉兰儿,急于庆祝她六十岁的快乐生日,所以迫不及待向日本乞和。

    次年(一八九五),中国代表李鸿章在他领导的事业全部失败后,到日本低头接受屈辱的和平,签订《马关条约》:

    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自主。

    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给日本。

    三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中国战败,朝鲜陷于惊恐,在朝鲜人的眼中,伟大的天朝是不会战败的。朝鲜失去了靠山,六神无主,只有默默地承认日本为他们的宗主国。

    ——本世纪(十九)最后第三年(一八九七),日本命朝鲜国王改称皇帝,并改称为大韩帝国。下世纪(二十)一九一○年,即清政府被中国人推翻的前一年,日本命李照签订跟日本《合并条约》,朝鲜遂亡。朝鲜当中国的藩属一千余年,两国感情融洽,如足如手,中国对朝鲜没有任何领土野心,这一次又为了保护它,而连自己的领土都赔了进去。但它当日本的藩属只不过十六年,就被并吞。

    《马关条约》既然签订,中国的重大损失已成定局,然而国际间错综复杂的形势,却发生三国出面强迫日本退还辽东半岛的事件。俄国、德国、法国联合起来向日本提出抗议,认为割让辽东的要求,过份苛刻。这事件的动机十分简单,当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和已经爆发之后,清政府渴望俄国或其他任何一国出面干预,但没有一国肯帮这个忙。等到条约签订,俄国才发现它垂涎已久,远东最大的不冻港旅顺和旅顺所在地的辽东半岛,竟落到日本人手中。德、法两国也愿利用俄国的心理状态,向俄国和中国表示惠而不费本的友谊,作为以后索取报酬的资本。纯粹自私的动机,在外交词令下,看起来好像是正义的行动。

    日本无力跟三国抗衡,答应把辽东半岛退还中国,但由中国增加白银三干万两的赎金。

    ——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使清政府的当权人物对俄国感激零涕,认为俄国真是中国最好的朋友。这份感激之情维持了五年,直到下世纪(二十)第一年(一九○○),俄国乘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之际,突然间出兵占领面积达一百一十万平方公里的东北三省,清政府才大梦方醒。

    十六中国失败的原因

    在发奋图强上,日本起步比中国迟。中国门户开放了十年之后,日本门户才开放。中国发动自强运动七年后,日本才明治维新。但海军居世界第十一位的蕞尔小国日本,却一举击溃了海军居世界第七位的庞然大物的中国,使全世界都大大的震惊,不得不承认中国是远东病夫。——当时,欧洲人称土耳其帝国是近东病夫。

    都是发奋图强,为什么日本办得到而中国不能,不但本世纪(十九)不能,而且拖到下世纪(二十)中叶以前,仍然不能。

    这可以由对门户开放所持的态度上,得到启示。

    美国舰队敲开锁国二百余年的日本,日本并不把它当作一种耻辱,反而庆幸由于这个刺激,使日本早日惊醒。中国不然,像一个赤身露体而衰老患病的梦游患者,被鸦片战争惊醒后,发现自己所处的窘境,而认为惊醒他的人罪该万死。

    日本面对着巨变,内心充满着恐惧和自卑,立刻就认清必须全盘接受西洋文化,才能生存。中国则悻悻然怒不可遏。对西洋文化怀着一种轻蔑和仇视的心情,在不得不屈服时,也只勉强接受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这已是让步的最大限度。也就是说,日本认为万事不如人,它的改变出自内心的彻底觉悟。中国则始终坚持从古代传下来的儒家系统的那些儒书,仍是救世良方,只要加以现代化的解释就可以了。

    中日两国有同一的文化基础,却对同一刺激,产生两种恰恰相反的反应。为什么会如此?

    我们认为主要的下列四项原因:

    一中国有长期的科举制度,日本没有。

    二中国有士大夫僵化了的阶层,日本没有。

    三中国人在经济上有安全感,日本人没有。

    四中国帝王有危险感,日本帝王没有。

    日本于七世纪大化革新时,把中国文化几乎全部接受过去,不知道什么原因,却单单的拒绝或遗漏了中国知识分子最疯狂崇拜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有它的主要功能,它使政权向下微作一隙的开放,使拥有相当资产的平民有机会借此一线狭径,爬到政权高峰。但也使帝王用它来控制知识分子,这些被长久控制的知识分子,在帝王跟平民之间,形成一个新的统治贵族。他们异于旧有的血统上的贵族,而是一种由科举考试而产生的贵族,即士大夫阶层。他们以研究儒家学派的儒书和做官为唯一职务,俸禄和贪污使他们的财富增加,再把这些财富投资到土地上,所以每一个士大夫都拥有土地和一个寄生性的家族。这些士大夫和这些家族,就像大海里无数礁石,而中国政府则像一只巨舟,在这些礁石之间,蹒跚行驶。日本因为从没有科举的缘故,它幸运的没有制造出来这些礁石,日本政府航行的大海是辽阔的,只要领导人决心改变方向,它就可以改变,不会遭遇到像中国领导人所遭遇到的密如星斗般礁石的阻吓。

    科举制度主要内容是考试两千年前的儒书,儒家学派强烈的保守和崇古本质,也就成为士大夫最突出的冥顽性格,八股文的机械训练,更使士大夫脑筋里残存的想像力荡然无存、士大夫习惯于不用自己的思想,所有的著作都是代替圣人系统发言,于是养成一种不切实际发高烧的毛病,对社会上的任何改革和进步,都狂热的对抗。日本知识分子也有这种毛病,但毛病要轻得多,大多数都能冷静地思考到自己国家的缺点,虚怀若谷地接受西洋的生活方式和西洋文化的意识形态。

    日本的长子继承制度也使日本社会的资金容易累积,比中国社会蕴藏较高的活力。长子继承制度一定使次子以下的子弟(至少占全国青年三分之二)都有一种不安全感,他们发现父母的财产跟自己无关时,只有走出家庭,赤手空拳到陌生的社会上创立事业。中国是平均继承的,每一个男子都有一份遗产,他缺少创业的刺激,如果他雄心勃勃地去创业——除非是去参加科举考试,社会上没有一个人会赞扬他奋发进取,反而会认为他不知道安分守己。

    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的家庭,往往跟家族同义,《红楼梦》上的贾府就是一个士大夫地主家庭的典型形态,没有工作不能生产的成年人,他不必工作,只要停在家里,照样可以享受被重视的生活。而在老年时,尤其占优越地位,所以中国人永远在礁石保护之下,而不是在政府巨舟的保护之下。日本人没有礁石作他们的藏身之所,他们必须奋斗。

    中国政府的性质和皇族的地位,跟日本的完全不同。日本皇帝被形容为万世一系,是一种传奇的政治形态,日本有过将近七百年的幕府政治,但幕府的最高官位不过“征夷大将军”,他们把天皇的权力剥夺罄尽,但从没有人想到把天皇排除,自己去当天皇。中国任何一个有权力的野心家,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把皇帝挤下宝座,由自己的屁股坐上去,并且还要用极残忍的手段对付失去权力的帝王,以免他死灰复燃。帝王本身自然也用同样残忍的手段对付那些有权力的野心家,以免他们的屁股发痒。所以中国统治阶级对于权力问题,具有高度的敏感和紧张,帝王的最大工作不是治理国家,而是防止官员或将领独揽大权。一些高级官员或军事将领,也特别用不揽大权——事实上也就是不负责任,来表示自己并不是野心家。西洋文化中的民主政治,主要的精神是帝王无权,权在民选的宰相和议会,而这恰恰的严重违反了中国政治传统,更触犯了权力中心最大的禁忌。日本天皇事实上一直没有权力,所以也从不担心丧失权力,征夷大将军归还大政,不过把权力从旧式的幕府转移给新式的内阁与国会而已。

    所以中国专制政体下的帝王,是世界上危险感最大的人,对野心家的恐惧心理,助长一种对中国伤害最大的贪污罪行。贪污在中国数千年不能绝迹,而在大黑暗时代尤其无孔不入,原因之一就是帝王有意培养它,当愤怒的人群纷纷控告某一有权人物贪污暴虐时,帝王往往暗自高兴,认为手握大权的人一旦把注意力放到贪污上,他就再不会有坐金銮殿那种野心。英明的玄烨大帝,就公开承认,绝对不贪污的官员根本没有。以贪污为中心的官员们的结合,形成一个只有中国才有,而其他各国所无的“官场”和官场特有的意识形态,在官场中,以善颂善祷和不负责任为第一要务。这些跟西洋近代文化,尤其跟自然科学工业以及军备业务,不能并存。日本却在二开始就肃清了贪污,建立起来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文官制度,这是重要的分野。

    石头投入河流会生出涟漪,苹果种进肥沃的土壤会发芽成长。石头投入酱缸只会听到“噗”的一声,苹果种进酱缸很少能发芽,即令发芽,也无法成长,即令成长,结出的果实也使人沮丧。中国没有力量摆脱数千年累积下来、沉淀下来的渣滓废物的污染,这是中国的不幸。

    十七百日维新·戊戌政变

    中国在被日本击败后,弱点全部暴露。二十年前七十年代时,中国知识分子为堕落的祖国解嘲,说中国是一头睡狮,终会觉醒,有些外国人同意这个看法。现在西洋各国对这个睡狮的表现,哄堂大笑。当非洲、土耳其和印度莫卧儿帝国,先后被欧洲瓜分之后,他们认为瓜分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必须迅速下手,否则就可能会被别人抢走。在本世纪(十九)最末短短的五年内,各国对中国急吼吼宰割的成果,我们摘要列为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已千疮百孔,支离破碎,开始受到各国的凌迟酷刑。过去他们对中国还保持着对待一个一级强国应有的礼貌,现在完全露出帝国主义的狰狞嘴脸,不再作任何化装。像俄国对旅顺、大连,它的舰队突然闯进港口,声称有租借它,的必要,就大模大样作军事占领,清政府只好答应。英国对威海卫,法国对广州湾,都是直率地提出他们的要求。中国清政府这个末期癌症的老拳师,在失去了漂亮的拳击手套之后,只有挨打的份。

    各国的势力范围也就是各国预定的瓜分地区,都已协调妥当,只等动手的信号。幸而这个信号没有出现,却出现了美国的敏锐反应,美国不愿意被排除在瓜分的行列之外。本世纪(十九)最后一年(1899),美国国务卿(外交部长)约翰开发表声明,强调维护中国领土的完整和政治的独立,以及各国在中国有均等的通商贸易机会。这就是著名的“对华门户开放宣言”,各国因为它可以消除各国在中国对抗的紧张形势,先后表示赞成。

    中国就在这种脆弱的均势之下,苟延残喘。

    但被瓜分的危机,已使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觉醒。

    《马关条约》签订的那一年(一八九五),北京正在举行科学制度下的全国考试,集中在北京参加考试,来自全国各省的数千名考生(举人),悲愤交集,推举一位广东省的考生康有为当领袖,领导大家向皇帝载湉上书,要求效法日本的明治天皇,变法维新。专制政府等级森严,这份请愿书当然到不了载湉面前。次年(一八九六),康有为已考取了进士,再向载湉上书,载湉仍然不会看到。不过以康有为当领袖被称为维新党的知识分子们的呐喊,已掀起政治性的狂飙,成为十二世纪宋王朝大学生在被金军包围的首都开封,发动激烈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以来,第二次激烈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自强运动是当权官员发动的武器改良,现在是青年们要求发动的政治改革。

    经过皇家教师副宰相兼财政部长(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和的推荐(在康有为失败后。翁同和又誓言他没有推荐过),年轻的皇帝载湉,发现了这个救亡运动。他在读到康有为稍后所著的《波兰亡国记》、《突厥亡国记》,不禁痛哭流涕,这位头脑清晰的君主对他的王朝和中国的前途,怀着极大的忧虑。本世纪(十九)最后第二年(一八九八),古历的戊戌年,二十九岁的载湉,接见地位卑微的康有为。接着从四月二十三日起到八月五日,一百零三天中,载湉颁发了下列一连串严厉的诏令,实行公孙鞅式的变法:

    一科学考试仍保留,但废除八股文,改用议论体裁。

    二设立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各省原有的旧式书院(专门研究儒家的四书五经,造就科举考试人才),一律改为现代化的中学小学。并创办茶丝专科职业学校。

    三命满洲兵团,全部改用现代化武器,用新式训练。并将汉人组成的绿营兵团,改为警察。

    四撤销叠床架屋的若干中央机构,如詹事府(皇太子宫事务部),通政司(皇宫文件奏章收受处),光禄寺(皇宫供应部),鸿胪寺(属国或外国使节招待部,职权跟理藩院——藩属事条部重复),太常寺(祭祀部),太仆寺(畜牧部),大理寺(最高法院,职权跟刑部——司法部重复)。

    五选派满洲贵族出国游历考察。

    六改良司法部门,改良刑事诉讼法,改革监狱弊端。

    七命各省出版农业丛书,奖励各种工商发明。

    除此之外,康有为还建议载湉进行更激烈的下列明治维新式的改革:

    一建立内阁会议制度,由皇帝召见大臣讨论国事(开懋勤殿)。

    二禁止妇女缠足。

    三请载湉率先剪去辫子,改穿西服(断发易服)。

    四请迁都上海,摆脱旧势力,在新环境中改革。

    五借巨款六亿元,改良军队,广筑铁路。

    一百零三天中,载湉所作的这些冲击,使全国那些朽烂透顶了的官员士大夫阶层,像被挑了巢的蚂蚁一样,惊恐失措,骇叫奔走,乱成一团。自从十一世纪王安石变法失败以来,中国历史即显示出一个定律,在士大夫政治形态下,任何变法和改革都不可能。以王安石无懈可击的道德声望,和崇高的宰相地位,皇帝赵顼又有绝对控制政府的权力,都归于惨败。康有为不过一个新进的小官——工程部科长(工部主事),要他领导负载如此沉重的政府,做出比王安石还要激烈十倍的改变,失败自在意料之中。

    变法运动在技术上也发生错误,包括载湉在内,维新党没有一个人有实际的政治经验,他们不先谋求广大人群的觉醒,反而在自己的力量还没有能控制局势之前,剥夺了太多人的既得利益,因而树立太多的政敌。像突然间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世界上,除了八股文外,他们再不会其他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都埋葬。像突然间撤销那么多具有。千年历史的古老官署,立刻就触怒依靠那些官署为生的官员和寄生人物,他们散布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制造出愤怒的舆论,看起来北京就像是沸腾了一样。没有做好准备工作而作太猛烈的刹车,会导致车辆翻覆。没有做好准备工作而作太猛烈的改革,会引起暴力对抗。

    守旧党的势力事实上比维新党强大百倍以上,儒家学派理学巨头宰相徐桐,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连从洋楼前面走过都不肯,他坚持“宁可亡国,不可改革”。监察部委员(御史)文祥是满洲人,他向载湉警告说,维新党的目的只在救中国,不在救清王朝。文祥的见解供给满族人反对改革的理论根据,他们誓言:“宁把国家送给友邦,也不交给家奴。”家奴,指的是汉人。

    皇帝在理论上有绝对的最高权力,但必须获得军队的效忠,载湉也曾注意到这一点,他曾把河北省司法厅长(直隶按察使)负责在天津训练新军的袁世凯,擢升为副部长(侍郎)阶级,并且接见他,建立私人感情。但袁世凯是官场中人物,官场中人物只效忠权力较大的一方,那时中央的军权全部握在守旧党领袖直隶(河北省)总督满族人荣禄的手里,而荣禄正率领王公大臣(包括那些被裁撤的古老官署的高级官员),日夜在皇太后那拉兰儿——载湉的伯母兼姨母身旁,向她哭诉清王朝满族人的危机。而袁世凯又适时的告密说,皇帝载湉将有对那拉兰儿不利的行动。

    于是,爆发政变,那拉兰儿从她那挪用海军经费,在北京西北六公里外兴建的豪华盖世的颐和园,悄悄返回北京,把载湉幽禁,下令逮捕维新党。康有为跟他的学生梁启超在英国和日本公使馆掩护下,逃到海外。六名维新党的领袖,包括大黑暗时代中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的谭嗣同,都被以叛逆罪名处决。其他的维新党人,都被贬窜。

    那拉兰儿跟十一世纪的反改革主流司马光一样,掌到大权后,马上下令恢复原状。科举考试仍恢复用八股文,各古老官署仍恢复设立,司法恢复苦刑拷打,监狱仍恢复巴夏礼所受的那种黑暗。守旧党欢声雷动,歌颂那拉兰儿是满洲民族的救星,亘古以来最英明的女圣。

    ——历史不断呈现一种现象,对国家民族前途忧心如焚的人,往往受到最大的痛苦。而颟顸污秽的既得利益群,反而是最快乐的人。

    十八义和团

    清王朝已到了末日,亡在旦夕,老太婆那拉兰儿再对它砍下决定性致命的最后一刀。

    这一刀就是她利用的义和团。

    我们先说明清王朝皇帝宝座在本世纪(十九)的传位世系,他们间的关系位置如下表所示:

    那拉兰儿本是奕囗的婢女,因生了儿子载淳,才在名位上擢升为嫔妃(载漪是另一位姬妾生的)。一八六一年,即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的次年,奕囗在热河(河北承德)行宫中逝世,据说是被外国使节进驻北京并且还要他接见的条款气死的。六岁的载淳继位,那拉兰儿名正言)顺的当了皇太后。她是六世纪北魏帝国胡太后的翻版,有太多的小聪明和太多的小权术,甚至干涉到儿子房帷间的私事。一八七四年,载淳仅十九岁,就糊里糊涂的死掉。载淳没有儿子,依传统制度,应该由载淳的异母弟弟戴漪,或由载漪的儿子继位。但在极权政治下,传统和制度都是为箝制被统治者而设,不是为拘束统治者自身而设。那拉兰儿坚持立五岁的载湉,因为载湉的母亲是那拉兰儿的妹妹,载湉又只是一个儿童,那拉兰儿可以长期的握住权力不放。

    百日维新和袁世凯的诬陷,使那拉兰儿认为载湉罪不可赦,守旧派三公大臣对载湉更为怨恨,那拉兰儿决心把他推下宝座。她知道清政府已不能一意孤行,这件大事必须试探外国的态度。试探的结果是,各国对载湉有很好的印象,强烈反对。那拉兰儿于是想到谋杀,每天命皇家御医进宫,给没有病的载湉诊病,一面传出消息说皇帝的病情沉重。各国公使一致表示关切,各省重要官员也纷纷要求保护皇帝,谋杀念头只好取消,但阴谋没有中止。

    戊戌政变的明年(一八九九),即本世纪(十九)最后一年,那拉兰儿宣布立载漪的儿子溥(亻隽)当皇太子(大阿哥),预备采取合法的外貌,把载湉排除。清政府示意各国使节进宫道贺,各国使节根本不理。这不但使那拉兰儿难堪,也使立即夺取帝位的计划落空。于是,一批蠢才,包括那拉兰儿,皇太子之父载漪,以及全体守旧党,一个个义愤填膺。而那拉兰儿又看到转变为保皇党的康有为、梁启超,在日本发表把她攻击的狗头喷血的言论,老太婆遂把外国人看作眼中钉,但她束手无策,因为她王朝的军队抵挡不住外国人的枪炮。

    就在这个时候,她接到报告说,山东省一些称为“义和拳”的爱国民众,有一种神奇的法力,用不着变什么法,改什么革,只要口中念念有词,洋人的枪炮就不能把自己击伤。老太婆大喜过望,最困难的问题已经解决,她要向所有的“洋鬼子”——这是代替“夷狄”的新兴名词,作一次总的清算。

    义和团最初的名称是义和拳,属于白莲教的一支,事实上就是本世纪(十九)一八一三年曾在北京、滑县发动暴动失败的天理教的化身。中国自从四十年代鸦片战争以来,一次又一次的巨额赔款,和贸易上(主要的是鸦片)大量入超,再强壮的人都会把血抽干。加上官员们日趋严重的贪污,使国家的财富枯竭,农村残破。失去土地的农民迅速增加,一个广大的民变,自六十年代捻军平息后,现在再度爆发。但是门户开放后的国际背景,使他们的目标很容易的转到外国人身上,直觉的认为外国人是他们所受灾难的唯一根源。

    外国传教士的传教热情是可佩的,但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中,却拥有一些瘪三无赖之辈,对他们认为落后地区(事实上确是如此),骄傲侮慢,不可一世,有时候还做他们本国政府的暗探。而一些中国教徒,也不再拜祭祖先,任凭祖先的坟墓荒芜,都使他们的亲族和邻居怒气冲天。而且分子复杂,有些更利用传教士洋人的力量,横行乡里,为非作歹。传教士袒护教徒,地方官员畏惧洋人,袒护传教士,传教士遂往往成为地方上的恶霸,使乡民的怨恨更与日俱增。中国人对教会所办的慈善事业,如育婴室、医院,无法了解,就绘影绘声的历历指控教士修女都挖儿童的心肝,吃死人的眼睛。

    义和拳本是跟洋人无关的民间组织,但现在瞄准了洋人和中国籍的教徒。他们起初跟那拉兰儿一样,对外国同样的敢怒而不敢言。可是不久他们中间的聪明人就发明了“铁布衫”、“金钟罩”等秘密武器,一旦念动咒语,身上就像裹上一层钢甲,刀枪不入。用简单的咒语代替艰苦的科学发展,用不伤害既得利益的法术代替革新变法,就可以转弱为强,发生奇迹,这正是腐败的守旧人士最听得进去的消息。

    山东省长(巡抚)毓贤是守旧党中最坚定的满洲人巨头,他对义和拳大大的既惊又喜。义和拳不断地攻击外国传教士。毓贤下令把“义和拳”改称“义和团”,使他们在形式上成为一个正式的民间组织,又为他们提出“扶清灭洋”口号,以加强他将来向中央政府推荐的可能性。各国对层出不穷的暴行提出抗议,清政府不得不把毓贤召回北京,擢升出卖载湉的袁世凯继任山东省长。袁世凯的头脑到底比毓贤稍为清楚,他禁止义和团滥打滥杀。义和团反抗,袁世凯就用他所统率的新军镇压,把义和团的领袖朱红灯处决。义和团在山东不能立足,纷纷逃到直隶(河北省)。

    毓贤到了北京,向皇太子之父载漪、宰相徐桐、副宰相兼司法部长(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刚毅,保证义和团是天老爷特地派下来的救星,有神灵附体。这一批脑筋化不开的人渣,欣然向那拉兰儿推荐,老太婆大喜之情,前面已经叙述过了。

    十九东西方世界

    一八○三年(白莲教战乱第八年),美国人富尔敦发明轮船。

    一八○四年(白莲教战乱第九年),法国终身执政拿破仑称帝,法兰西第一共和终。

    一八○六年(陕西宁陕县兵变),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法兰西斯二世宣布除去帝号,仅称奥地利国王。神圣罗马帝国自是消失。

    一八一二年(清政府下令严禁满洲皇族跟汉人通婚),拿破仑进攻俄国,陷莫斯科(明年,法军溃败)。

    一八一四年(清政府下令不准建筑洋式房屋,商号不准用洋字。捻军四起),英、普、奥、瑞典联军攻陷巴黎,囚拿破仑于厄尔巴岛。法国故王之弟路易十八复辟。

    一八一五年(英国第二次使臣亚墨尔斯抵北京的前一年),拿破仑偷返法国,与联军决战于滑铁卢,再败,被流放大西洋圣赫雷那岛。

    一八三七年(林则徐在广州焚毁鸦片前二年),英王威廉四世逝世,侄女维多利亚嗣位(在位六十五年,为英国大黄金时代)。

    一八四四年(鸦片战争结束后第二年),美国人摩尔发明电报。

    一八四八年(太平天国建立前三年),(一)巴黎发生暴动,法王路易腓力普逃往英国。法国再建共和国(第二共和),选出拿破仑的侄儿路易波拿巴当总统。(二)民主共和的革命思想不可遏止,维也纳发生暴动,奥国宰相梅特涅逃往英国。(三)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

    一八五二年(太平天国建国第二年),法国总统路易·波拿巴称帝,改名拿破仑三世,法国第二共和亡。

    一八五四年(太平天国建国第四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英、法、土耳其向俄国宣战。英国女子南丁格尔组队赴前线担任看护,军中女护士制度自此建立。

    一八六○年(太平天国建国第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焚烧圆明园。中国割乌苏里江以东三十四万平方公里领土给俄国),美国林肯当选总统,南方十一蓄奴州宣布独立,成立美洲联邦。

    一八六一年(太平天国建国第十一年),美国林肯总统就职,认为各邦不可自由脱离,命军队开入南方,战争遂起。史学家称美国南北战争。

    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亡),各国工人代表集会伦敦,组织国际劳工协会(第一国际)。

    一八六五年(太平天国亡后的明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恢复统一,林肯总统遇刺身死。

    一八七○年(阿古柏可汗统一新疆全境),普法战争爆发,法帝拿破仑三世被普军生擒。巴黎人闻讯,宣布改为共和国(第三共和)。

    一八七一年(俄国占领伊犁),(一)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巴黎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二)巴黎共产党及社会主义者,成立公社。国民会议派军镇压,公社坚守四十余日失败。

    一八八○年(《圣彼得堡条约》签订前一年),从这一年起,欧洲各国蜂涌入侵非洲,二十年间,瓜分罄尽。

    一八八九年(清帝载湉亲政),各国工人代表集会巴黎,组织国际社会主义者劳动联盟(第二国际)。

    一八九○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四年),法国上尉屈里弗斯冤狱案起,保工党诬陷他是德国间谍,共和党极力为他伸雪。

    一八九七年(戊戌政变前一年。德国占领青岛、俄国占领旅顺、大连的前一年)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无线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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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三十三章 第二十世纪

    对中国而言,二十世纪是一个惊涛骇浪的大世纪,自从纪元前二十七世纪、黄帝王朝建立的那一天起,四千六年来,所发生事情的总和,都没有这一百年来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多那么重大,和那么严重。

    ——推翻清王朝,也结束历时约五千年之久的专制政治,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中国人自己发明了三民主义,建立亚洲第一个高举主义大旗的国家。

    ——接受马克思共产主义,建立亚洲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一八国联军

    本世纪(二十)的第一年(一九○○),义和团在涿州(河北涿州)、保定(河北保定)一带,杀害铁路上工作的外国人,外国使馆提出交涉,那拉兰儿派守旧党另一巨头、部长级的北京市长(尚书知顺天府)赵舒翘,前往调查。调查的结果在调查之前就已写好,他归来后报告说,义和团都是忠义之士,确确实实不畏惧任何枪炮。于是那拉兰儿命义和团开进北京,亲自接见他们的领袖(大师兄)曹福田。曹福田向老太婆保证,他的法术可以把天下所有洋人杀光。直隶(河北省)总督裕禄也迎接女领袖黄莲圣母到他的官署,下跪叩头,请求拯救天下苍生。黄莲圣母宣称,她已命令天兵天将降下大火、把外国人全数烧死。皇太子溥亻隽在颐和园里,一副义和团装束,自称是副领袖(二师兄),誓言扫除那些阻碍他立即登基的洋鬼子。

    于是,暴乱如火如荼,不可收拾。北京、直隶(河北省)和稍后任命毓贤当省长(巡抚)的山西省,全陷于义和团的风暴之中。外国人很少能逃出生命,妇女婴儿也不能幸免。不仅外国人,凡是信基督教的中国人,以及跟西洋事务有关的中国人,如带西洋眼镜、穿洋装的人,同样的恶运当头。跟西洋有关的东西,如洋楼、铁路、电线,也都被焚烧。

    各国对这种流血的动乱,十分震惊,驻北京的一些使节纷纷向中国政府要求火速派兵保护。他们还不知道,摧毁使馆正是中国政府的主要计划,他们认为使馆是夷狄的巢穴,只要能把使馆摧毁,夷狄就会彻底的被斩草除根。就在本年(一九○○)五月十五日,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到火车站探听援军的消息,在中途被宰相荣禄直辖的军队(武卫军)刺死。五月二十四日,德国公使克拉德亲自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交涉,在中途被皇太子之父载漪所统率的军队(虎神营)射杀。北京对外电报、铁路等一切交通通讯,都告断绝,那拉兰儿认为时机已到,下令正规军跟义和团联合进攻集中在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屠杀洋人。第二天,即五月二十五日,那拉兰儿下诏向世界所有跟中国有邦交的国家宣战。

    义和团最初的动机是单纯的,他们自发的民族感情,直觉的对抗外国人和做外国人奴才的中国人。他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知识,这从他们所敬奉的神灵,全是《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上的角色,可以看得出来。不幸落到愚昧的大小野心家之手,遂变成可怜可恨、不分青红皂白、一味排外的狂热暴徒。义和团的罪恶不在义和团,而在利用义和团的守旧党,守旧党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应该了解刀枪不入是不可能的,至少他们可以加以验证,教一个义和团念咒后,用子弹射击一下他的耳朵试试。在皇太后那拉兰儿召集的将向全世界宣战的御前会议上,也有人提出如此建议,但皇太子之父载漪大声吼叫说:“好的,这正是丧失民心的第一良法。”这一群满族人和汉人混合的顽劣权贵,像一窝瞎了眼的猪群,愤怒的撞下万丈悬崖,凡阻止他们栽下去的人都被当作叛徒。

    宣战日期是本世纪(二十)开始的第一年(一九○○)五月二十五日。

    世界各国最初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到证实真有这种怪事时,无不吓了一跳。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宣称,他要用对付野蛮人的手段对付中国。于是,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法国、日本、奥匈帝国、俄国,共八个国家,组成著名的八国联军,在天津大沽港登陆。六月十八日,攻陷天津,向北京推进,去拯救被围攻的使馆。其实各国使馆并没有陷落的危险,他们虽然只有四百人守卫,清政府正规军跟义和团数万人进攻,都无法攻破。但义和团系统对外虽没有力量,对内却十分凶暴。去年(一八九八)戊戌政变残留下来的维新党,跟在御前会议上指出义和团不可靠,主张冷静,反对暴行的官员,都被处决。他们把排外行动作为敲诈勒索和报复私仇的手段,随意的指称某人信奉天主教,就可杀戮。一个轰轰烈烈的民族自觉运动,到此彻头彻尾的变了质,北京内外成了恐怖世界。

    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距老太婆那拉兰儿向全世界宣战,仅五十五天。十数万赤着背、念着咒语,疯狂上阵的义和团和步履蹒跚、手握着鸦片烟枪的正规军,同时一溃不可收拾。逃散的义和团被受过骚扰劫掠的农民们捕获杀掉。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采取报复行动,中国人于受过义和团的“蹂躏”之后再受洋人的蹂躏。

    那拉兰儿像丧家之犬一样,带着载湉逃走,她临走时还对载湉再作一次打击,把他最宠爱的一位妃子投到井里溺死。老太婆逃到西安(陕西西安),急派《马关条约》的签订人李鸿章跟亲王奕劻,前往北京向八国哀哀乞和。

    然而,更大的事情又在东北发生。

    当八国联军从天津正向北京挺进途中,俄国突然出动大军向中国东北三省发动大规模的入侵,黑龙江省长(将军)寿山兵败自杀。俄军长驱直入,一连占领哈尔滨、奉天(辽宁沈阳),直抵长城的起点山海关,只七十天,俄国便攫取了面积一百一十余天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这就是本世纪(二十)第一年(一九○○)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和所呈现的悲惨景象。李鸿章到了北京后,向八国认罪,请求停止军事行动,各国的反应冷淡,他们再度密仪乘这个机会把中匡瓜分。至少有三千万以上无辜的中国人,家破人亡,痛哭无告,n替愚蠢的清政府承受惩罚。而那拉兰儿在西安却冥顽不灵如故。每天照样快快乐乐的看戏。

    ——回溯十八世纪准噶尔汗国的故事,它最后一位可汗阿睦尔撒纳生下来时,满身鲜血,民间坚信他是为复仇而来。据说当十七世纪清王朝的前身后金汗国初崛起时,第一任皇帝努尔哈赤征服同属于女贞民族的那拉部落,屠杀极为残酷,那位老酋长死前悲痛地说:“我们纵使只剩下一个女子,也要复仇。”那拉兰儿正是这位老酋长的后裔,她正在不知不觉中为她的种族,报此三百年前的血海深仇,努尔哈赤的子孙,将被她复仇之手埋葬。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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