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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习武出身于郎中家庭,刚满36岁,浓眉小眼,额头上有一道疤,看上去好像半截蚯蚓,走路时喜欢把左手插入裤兜里。
汪习武能走到今天,有他父亲一半的功劳。那年,县委何书记得了前列腺炎,那东西一年到头都硬不起来。他曾悲观地对司机说,完了,以前是硬着等,现在是等着硬,钱最多又有什么用啊。他搁下工作去香港上北京找名医看,但效果都不好,正当他灰心丧气无精打彩时,县妇联女主任符金花推荐他去找汪思银看,结果服了两个月的草药就被治好了,汪思银一下子由默默闻的中医成了县里的名人,仿佛再生华佗。何书记高兴至极带上礼物登门感谢。汪思银笑呵呵地推开礼物,说:“礼物我不收了,把我儿子调到你身边工作吧。”就这样汪习武从畜牧站调入县委办公室当副科级秘书,三年后红棉乡的党委书记因嫖娼被降职,何书记又将他提到红棉乡党委当一把手。
汪习武是个脾气很臭的人。在部队时,他因为和北方兵争水笼头洗澡打架,额头被铁桶底圈划伤留下了一道疤,他写信回来给父母说是火海救人光荣受伤,弄得汪思银十分高兴,在单位摆了两桌酒请来亲朋好友庆贺,好像儿子就是活雷锋似的。
复员后,汪习武运气很不好,被安排在畜牧站养公猪(其实只有三只公猪)。他很生气,认为是站里的领导故意给他难看,因此常常做出吊儿郎当的样子给领导看。有一次他回乡下喝朋友喜酒,畜牧站的贺副站长趁机偷偷地把公猪赶去给亲戚的一群母猪配种,他知道后很生气,冲进办公室指着贺副站长说:“男人做鸭得了舒服还有收入呢,公猪比做鸭辛苦多了吧,你怎能分文不付?”
贺副站长的脸涨成猪肝色,自知理亏不敢说话。
他又大声说:“你以为自己有权吗,你干脆把我也赶去给你不生孩子亲戚配种嘛。”
贺副站长站起来嘿嘿傻笑。他把发票往玻璃板上用力一扔,说:“这是公猪应得的出勤费,一千块一分也不能少,想占公家的便宜没门。”说完脸黑黑地走了。
贺副站长望着他的背影突然大声嚷了一句:“神经病!萨达姆!”
汪习武刚到乡里时大家都以为他干不了,但干部群众很快就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他凭着常人难以做到的韧性和忍性,使全乡的计生工作提前完成了任务。
有个种香蕉的大老板以为后台硬是不肯交税,弄得干部职工的工资都开不出来,他知道后一拍头上的伤疤,二话不说就带着乡里的干部职工去老板的地里砍了八汽车的香蕉当税款。走时汪习武还严词警告他,以后不按时交税除了罚款外还要取消租地合同。老板知道他和县委书记的关系很铁,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惹他,老老实实按时交纳了税款。
汪习武也是个很义气的人。去年“八一”建军节那天,县里部分退伍兵自发聚会庆祝,我被他硬拉去喝酒。酒过三巡,他便自告奋勇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我是一个兵”唱“我们的老班长”,唱得大家热血沸沸,唱得大家热泪满眶,仿佛又回到了难忘的军营。由于喝酒太多,很多退伍兵都醉了,也有人偷偷溜走了,老板找不到买单的,汪习武站出来主动用自己的工资付了帐,然后很有钱地把发票扔掉。
下到红棉乡蹲点的当天晚上,他陪我去镇上散步。我说,你都结婚10年了该要孩子了。他说,我是个没蛋之人,生个屁孩子啊。接着他告诉我,在部队时因为一次翻车事故,医院把他的两个蛋子都摘掉了。我说,北京有家医院做蛋子移植手术效果不错,有时间你应该去住院把手术做了。他摸摸裤裆说现在工作忙钱也不大够。再说,没有孩子做计生工作有说服力啊。说完蛤蟆般哈哈大笑。
有一次我们一同去围捕一个抢劫歹徒。当时歹徒已躲进镇上一座刚落的楼房里,扬言派出所不退兵就引爆身上的炸药与楼房同归于尽。我用望远镜看到歹徒身上真的绑了一大包东西,派出所长毛锤判断一定是烈性炸药,主张先退兵以后再想办法。汪习武一拍额头上的伤疤,说:“退你个头啊,妈的,你们都不长脑袋的。”他捋起裤腿又说:“你们想想,歹徒是因为抢钱才追逃进楼房的,在这么仓速的时间内他有可能准备炸药吗?你们再想想,这楼房是别人的,他不可能提前进去藏上炸药,而且据我所知这歹徒前几天才去民政局登记,一个要结婚的人了他会想死吗?”他的话把我们都弄糊涂了。我们没来得及说话,他就猛地站起来对着歹徒大声喊:
“你听着,不投降休想逃出去。”
“老子不怕你们,大不了与楼房同归于尽。”
“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投降?”
“你们统统离开,否则我真的点炸药了。”
“妈的,你不怕死,老子更不怕死。”他边说边举起塑料手枪向楼房冲去,歹徒见来人气势汹汹立即就瘫倒在地,派出所的干警一拥而上将歹徒拿下。经检查歹徒身上的炸药包其实就是一团破布。
这事在乡里一下子就传开,汪习武见到有人提起这事就满不在乎地说,屁大小事,说来说去干嘛。我问他,你怎么对歹徒如此了解?他沉默了片刻才说:他是我的堂弟,从戒毒所出来不到三个月。
不久,他向我请假要去北京移植蛋子。我建议他冬天去刀口容易愈合。他说:“不能等了,冬季还有更多工作要做。”
我说:“你爱人有什么意见?”
他摇摇头说:“别提了,昨晚她还和我吵。她恨不得今天就把蛋子给我装上,明天肚子就大起来。”
我说,钱不够我借给你。
他说,不用了,领导的钱怎么能随便借呢。
第二天一早他就动身走了,但没想到仅一星期他就回来了。我惊奇地问:手术怎么样呀?他拍拍额头上的伤疤说:“他妈的,现在的科技真是绝了,想不要蛋就不要蛋,想要蛋就有蛋。”说这话,他眼里放射着光彩,脸上的笑容跑到耳朵边,额头上的蚯蚓也显得生动起来。
妻子怀孕三个月后,汪习武被组织部安排去省委党校学习,而且一去就是八个月。
报复
凌晨五点二十五分,浓雾还没散去,我们在瘦狗岭终于将盗窃橡胶水的不法分子擒获。
瘦狗岭位于红棉乡的中部,实际上是一座大山,主峰不高,坡地较多,四周都种上了橡胶林,且大部分都到了收割期,近年来发生过多次偷胶水的案件,抢劫的案件也有增无减。
这已经是派出所第三次突击行动了。
此前,我们在橡胶林里埋伏了整整七个小时。
窃贼身材不高,四肢粗壮,行走敏捷。正当他不慌不忙将最后一杯胶水倒入水桶准备下山时,躲在树后的警察一涌而上将他按倒在地。他理直气壮地说:“轻一好不好,伤了手脚我回去怎么做工?”董一点用手铐扣住他的双手大声训斥道:“叫鸡巴呀,别给我装糊涂,再叫老子揍你!”
董一点是红棉乡派出所的所长,人不高,长一双酒糟鼻子,读书不多,屁股坐不住,每天上午上茶店窜门打牌,下午就腰间别着手枪手铐,双腿蹬一辆自行车在村里转来转去,群众都说他生活工作俩不误。
管理户籍的警察认出了窃贼,他的名字叫毛九根,是水鸭村的村民。据民警介绍:毛九根今年二十八岁,职业中学毕业,老实本份,在村里口碑不错。
一贯胆小怕事的白九根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呢?
返回的路上大家都很高兴,以为抓到台湾的李登辉似的,有人还吹起口哨来,董所长也当场表态:回去立即请大家喝早茶。
此案发于两星期前。羊角村村民梁四气鼓鼓地来到派出所报案,说他的胶水连续三天被人盗走损失不少,并扬言如果派出所不处理他就要报复。
经过派出所侦察调查,发现这几次盗窃行为相当离奇,一是窃贼没有伤害胶树,也没有砸烂一只胶杯;二是窃贼以假名将胶水卖给了收购站,并且当场索要了现金。后来再查下去,线索就断了。
梁四小学没毕业,五大三粗,嘴唇上留一撮毛,下巴有颗很人的黑痣,是羊角村第一个富起来的农民,凭着兄弟多家族大的优势,曾抢地占山还打伤过村干部,先后被派出所拘留过两次,群众都暗地里叫他“梁一霸”。是谁吃豹子胆敢偷他的胶水。为了稳定人心,也为了给粱四一个交待,我和毛所长策划了这次“擒贼”行动。
经过审讯,毛九根讲出了偷胶的原因。原来毛几根自少就勤奋老实,敬孝老人,家境也算过得去,三次被村委会评为“助人为乐”的好村民。特别是近几年来种香蕉赚了一些钱,并找了个很漂亮的女朋友。
正当他准备登记结婚时,突然女朋友提出要分手,且不到半个月就嫁给了邻村四十多岁的梁四。生性懦弱的白九根一怒之下拿着菜刀找梁四算帐,但到了梁四家门口他退怯了。他冷静地想了想,明着斗绝对斗不过他,弄不好自己还会吃亏。于是他就想出了偷胶水暗中报复的计划,看看派出所有什么动作没有,如果派出所没什么反映再设法报复他。
交待完作案动机后,毛九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尽管跪在地上的毛九根装得很轻松的样子,但脸上还是浮现出无可奈何的表情。
我开导说:“在没有登记之前,任何一个女青年都有选择和谁结婚的权力。这是法律给她的自由。你知道吗?”
“不知道。在我们农村,女朋友只要上男方家吃过饭睡过觉就是老婆了,哪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他擦去眼角米粒大的黄色眼屎,满不在乎地说。
“你们是按当地风俗订的亲吗?”
“是,她还花了我不少的钱。”
“你为他侵犯了你的权益应该通过法院去解决。”我提醒道。
“有屁用。在我们这里没有公道,有钱什么事都可以摆平。”他双眼盯着董所长大声嚷道。
“喊鸡呀,有本事你去勾他妹妹嘛。”董所长气得脸色发青。
董所长又细声地说:“看你以前给我送过几斤狗肉的感情上,大哥我今天不揍你,但你也不要为难我。”
“他凭什么抢我的老婆?有钱有势就可以干这种缺德事吗?”他不领情争辩道。
毛九根白了董所长一眼,把头抬得高高的。我又问:“卖胶水的钱呢?”
“一共六百六十七块钱,我都给了村里五保户符大婶,邢大妈了,我没贪一分钱啊!”他垂下眼帘,小手指不停地挖鼻孔。
我严肃地说:“不论钱给了谁,你都已经触犯了法律,知道吗?”
他瞪大眼睛直直地望着对面雪白的墙壁。
我接着说:“你要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违法行为,准备接受治安处罚。”
“反省个屁。‘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们如果不处理梁四,我还要报复。”他几乎是在喊。
董所长决定送他去县公安局拘留所,毛九根边上车边喊:“你们怕梁四,我不怕,死都不怕。”望着呼啸而去的警车,董一点忧心忡忡地说:“村霸问题不解决,报复的事情就会日益增多。这回你也亲眼看见了,情况就是这样子,以后你不要老批评我们软弱无能,没尽到责任啊!”
我没吭声,出门口时感觉双腿有些沉重。
“村霸”是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冒出来的“毒瘤”,就像正常人得了癌症一样必须坚决将它除掉,否则会危害整个农村肌体。
蹲点结束后,我把“霸”的问题列入全县重点治理对象,但由于梁四的舅舅,身居县委常委要职的马立正一直干扰这个案子,直到我调离县委时梁四的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劫车
县里开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已经是夜里11点钟了,我决意要返回红棉乡。司机陈风水提醒说,深夜行车不安全,上个月云古岭就发生了两起抢劫案,司机的钱和手机都被抢走了,有个司机还伤得很重,还是明天再走吧?我不为然地说:“就是要碰碰他们,看看这些王八蛋吃了几个豹子胆。”陈风水附和道:“对,早就该收拾他们了。”
云古岭是回红棉乡的必经之路,路窄弯多,岭高难行,四周又没有村庄,除了拉瓜菜的车辆外夜间很少有车行驶,歹徒就是利用车辆慢速爬坡时抢劫过往的车辆。
刚出了县城天就下起毛毛细雨来,我关掉车上的音响反复考虑如何擒获这帮歹徒。车子驶近岭下时正是子夜时分,雨刮器还在不停地扫抹车头玻璃上的雨水,强烈的灯光把公路照射得白蒙蒙的,远远望去云古岭仿佛挂在天上。
小车爬上岭顶时被一根水桶大的原木拦住了去路。我们真的碰上歹徒了。我讯速拔出手枪对陈风水说:“你去搬开木头我来掩护。”陈风水很紧张地说:“子弹别上膛啊,万一走火我就完了。”车子一停下来,我们就迅速跳出车外,几乎同时十几个黑影立即围上来。我大喊:“别动,再往前一步我就开枪了。”
“别开枪,我是火珍!”
我大吃一惊:怎么是她!
两年前我就认识火珍。
火珍是水龙村的媳妇,三十出头,人高马大,走路时屁股左右摇摆,在广东打过五年工,后来因工资问题和老板打了一架,回乡带着村里的乡亲贩卖瓜菜,生意做到北京上海赚了不少的钱,前年被选为村妇女主任。她性情刚烈,敢做敢为,曾把烂赌的老公揍了一顿,还差点踢破了鸡巴蛋。瘦削矮小的老公柱着拐棍到政法委告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要求我为他伸张正义。清官难审家务事,最后这事还是不了了之。事后一个多月县委召开妇女主任大会,我在县委礼堂门口碰到她。我说,你老公还赌不赌啊?她笑笑说:“揍了他一次有些收敛了,后来他又偷偷去赌,我恼火了,硬是用大腿把他夹晕了,现在他再也不敢去赌了。
我用手电筒朝人群扫了一圈果真看到火珍。
“你为什么这么做?”我收起手枪问。
接着火珍告诉我,今年瓜菜上市以来云古岭发生了四起抢劫案,弄得外地的老板都不敢来村里收购瓜菜。更令人气愤的是,几次到派出所报警,干警竟以没钱买汽油为由迟迟不去查案。所长董一点还说警不是孙悟空,就是有分身术也办不了那么案子。眼看着瓜菜就要烂在地里,村民都心急如焚,于是她就想出这招来逼领导解决问题。
黑暗中我借着手电筒光仔细一看,围住车子的群众全是妇女,手上都拿着木棍。我深知自己也有责任就平静地对火珍说:“在路上拦我的车?做法是不是过激了点?”
“我们一不抢物二不打人,谈何过激!”有人在黑暗中说。
我说:“打个电话写封信反映也可以嘛。”
“事情没那么简单,你们批下去的问题底下有多少干部去认真解决的呢?”火珍笑笑道。
我说:“事情闹大了影响不好吧。”
“怕什么,‘没有不好的农民,只有不好的领导’,中央首长说的。”火珍一字一句地说道。
黑暗中传出嘻嘻的笑声。笑声一落有人就操着很浓的当地口音说:“县委领导有什么了不起,没有农民就没有县委。”
我说:“咱们农民一贯都是很听话的,总不能不讲应道理吧。”
“有时候讲道理,有时候不能讲道理。这样我们农民才能活下去。”话一落又有人大声说。
“大家别说那么远了,现在不是辩论的时候,我们要求领导尽快解决路上的治安问题吧。”火珍举起手电简说。
人群顿时安静下来。“你说怎么办?”火珍焦急地问。
我立即郑重承诺:“这个问题我明天立即给你们解决!”
……
回到乡里,我一夜没睡好。第二天就和林业局的方局长协商,把原来设在云古岭下的木材检查站移到岭上,同时增派了两名干警一起值夜班。此后,“劫车”案件就再也没有发生了。
两星期后云古岭劫车案告破,歹徒是四个吸毒的农村青年。派出所所长董一点将功赎过不奖不罚。
让我至今还不解的是,是谁把我深夜返回红棉乡的准确时间告诉火珍的呢?看来这永远是个谜了。
手术室的灯火
晚饭后,乡里的干部回家的回家外出的外出,简陋的政府大院立刻陷入了寂静。随着夜幕的降临,我听到了鸟叫狗吠,听到了门窗经不住风吹发出的“怦怦”响。我不知道这样的情景还要延续了多少年。
其实我并不孤独,因为还有值班室的老胡。这时老胡正戴着眼镜坐在大门口翻杂志,他很快就翻完手上那本杂志,然后抬起头望着窗外那株老椰树发呆。
老胡今年五十出头,满头白发,说话歪嘴巴,胸前经常挂副老花眼镜,妻子去年车祸死了,儿子在省城工作,为此他打了几次报告要求内退,但乡党委都压着没批,理由是不满60岁。
我在院子里随便走了几圈,见他还是神经夸兮兮的样子,便走上前去对他说,你去通知钱副乡长到我房间里来,有事找他。老胡抬头看看我就诡秘地说,钱副乡长很忙呀,正在卫生院上夜班呢。我有些纳闷:钱副乡长既不是医生又不管卫生工作,他去医院干什么,难道他病了或是去看别的病人。我对老胡说,你一定带我去看看。老胡见我态度坚决,便关上大门然后领我朝卫生院走去。
卫生院离乡政府并不远,远远便看见三楼有一些灯光从窗帘里透出来。走进昏暗的楼梯口老胡就停下来说:“你自己往三楼走吧,不要说是我带你来的,否则乡长知道了又要卡我了。”
上了三楼才看清灯光是从手术室传出来的。我悄悄推开玻璃门只见明亮的灯光下,黄木方桌上堆满着麻将,四双手正哗哗地洗牌。钱副乡长见到我急忙站起来说:“我们玩一玩,出的卡都很小。”其余三人理也不理照样低着头哗哗地洗牌。
钱副乡长急忙摆了摆手,他们才悻悻地站起来,抽出抽屉里的钱慌忙离开。我拦住问:“你们是什么人?”一人说是包工头,另外两人都说是外地来收瓜菜的老板。我说,你们不知道聚众赌博是违法的吗?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玩得很少,偶尔玩玩。”说完他们就兔子般溜下楼。
返回乡政府的路上,我想,打麻将成风的根源在领导干部身上,如不及时制止势必会在群众中造成恶劣的影响。
回到房间我找来老胡作进一步的了解。老胡摇着头说:“没办法,乡里的领导个个都这个样子,没药救了彻底完了。”
“钱副乡长不是改了吗?”
老胡冷笑一下:“改个屁,他哪一天不赌到三更半夜。”
钱副乡长原先是田鸡乡的副书记,因为夜里打麻将白天不上班,组织部免职调到红棉乡当民政干事,两年之后表现不错又官复原职。钱副乡长打麻将水平不一般,赢得多输得少,据说,他曾创下了连打三天三夜,赢了八万块钱的纪录。当然,这些传说都无从核实。
思想工作不能过夜,我决定连夜和钱副乡长谈谈。
钱副乡长迈着鹅形步来到我房间里,他坐在对面脸色很不自然。我直截了当地说:“挨过处分了,为什么不吸取教训?”
“书记,你不知道,这是乡长让我这样做的。”
我大吃一惊:“乡长让你去打麻将,你有没有搞错啊?”
他狠狠地吸了一口烟,把他上夜班的真相说了出来。钱副乡长官复原职后负责乡政府的接待工作,但乡政府的财政十分困难,干部职工的工资都欠了几个月,哪里有钱搞接待。但县委机关的领导同志来了总得要接待的。于是了没钱付先赊着,时间一久债总是越欠越多,酒店老板再也不给赊账了。后来,改在乡政府的饭堂接待,费用是便宜了许多,可买酒买菜的钱又从哪儿来呢?先是书记乡长带头拿工资垫,但机关下来的人实在太多了,干部职工的工资很快就垫完了。书记乡长再次动员干部职工,有鸡的出鸡,有鹅的出鹅,有狗的拉狗。尽管如此,接待问题还是无法解决,无奈之中乡长咬咬牙想出了歪招:让钱副乡长打麻将赢钱,白天不用上班,赢了70%归公,输了钱副乡长自己负责。
钱副乡长真的不负众望,夜夜搓麻将,次次有收入,一年下来不但还清了乡里欠酒店五万多元的接待费,而且还还清了自己在县城建房时欠下的借款。
“乡里的工作压力大,有时间偶尔玩一玩不要打得太大,这也无尝不可,但过了度问题的性质就变了。”不知为什么我竟起了情心。
他叹口气说:“无路可走了,我们才这样做的。你看看我的脸,跟黄纸差不多了,都是熬夜落下的,你以为我愿意吗。”
他用左手压压颈椎又说:“我现在神经都乱了,躺下去就做梦,常常梦到和成龙刘德华逛商场,梦到和张惠妹去海边唱‘站在高岗上’。完了,我真的彻底完了。”
公款接待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干群关系,也严重地损害党群关系。如何让接待工作制度化和合法化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他轻松地喷了个烟圈:“现在好了,我解脱了,你这个政法委书记给我们乡一笔钱吧,以后我不用去找接待费了。”
我没有回答他的话,也无法回答他的话。待他双脚一迈出门口,我就问自己:去哪找一笔钱给乡政府呢!
躲债
早就听说山根中学治安不是很好,常有一些流氓去骚扰,严重影响了师生的正常学习。公安局长毛几锤也几次向我说过,抽机会下去收拾这些流氓。
这怎么得了,我决定带上民警小陈去学校找陆校长了解一下情况,切实解放学校的治安问题。
小车拐入沙土公路,远远便看见山坡上座落着一片暂新的教学楼,十二分的抢眼。民警小陈说,这就是山根中学了,以前学校的房子破破烂烂的,现在好多了,陆校长这家伙还是有本事啊。
我说,陆校长这个人怎么样?
民警小陈说:“听说人品不错,就是平时很难找到他。”
我生最敬佩的是老师。听了民警小陈赞赏有加的话,陆校长的美好形象在我心中渐渐地清晰起来。
不知不觉,小车很快就驶近学校的大门口,一个满头白发的保安迎上来堵住车子。小陈摁下车窗探出头去大声说:“县委领导有事找校长。”保安仔细看看司机又盯了我几眼才不咸不谈地说:“陆校长可能不在,你们去看看吧。”小陈又问:“办公楼在哪?”保安头也不抬指指那间平房。
所谓办公楼其实就是一栋很旧的红砖平房。我们刚下车就有个女老师迎来说校长不在。小陈没等她说完就很不高兴地说,你们快去找,政法委书记有事找他。年纪大约三十出头,满脸雀斑的女老师听说是县委领导连忙改口说:“啊,真对不起,校长在,校长在。”说完便转身对着房顶用力拍了三下手掌,掌声一落,陆校长就从房顶上站起来。他定神看了看我抱歉地大声说:“对不起书记,真对不起啊!”
女老师赶紧把放在墙下的木梯子架在墙上,陆校长顺着梯子一步步走下来。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对校长说:搞什么名堂,我们可不是来迫债的黄世仁啊,何必见到我们来就躲起来呢?”
陆校长脸红红的喘着气说:“包工头开的车和你的车都是一模一样的猎豹,我以为是他们又来了呢。”
“包工头来也不用躲嘛。”
“嗨,你不躲他就不走,我还用不用上课呀。”
这时我才发现陆校长脸色苍白。陆校长拍拍身上的灰尘说:“惭愧呀,咱们办公室里慢慢谈吧。”
我说,咱们还是到操场走走吧。
陆校长说:“好,那里清静些。”
我们离开办公室时,女老师对我说,陆校长有高血压,希望领导不要给他太大压力呵。
陆校长连忙说:“没有压力,领导的指示就是动力呵。”
我笑笑,民警小陈也笑笑。
天上显得很阴沉似乎要下雨,我们在沙地跑道上边走边聊。
山根中学木红棉乡唯一的一间公办中学,有师生员工两千多人,由于县里历年投入较少,危房越来越多,下雨时学生都不敢在教室里上课。前几年县里要搞教育达标,为了迎接捡查,学校借债建了六栋(所有的教学楼)教学楼,学校的面貌是改变了,学生上课也安心了,但欠下的工程款根本就没法还清。起初陆校长想用学生的课本钱顶债,但书店孔经理坚决不干,还扬言不按时交课本钱就不给学校发课本。
后来陆校长为了还债,暂时给老师发放奖金,但老师知道后都上办公室围着他,表示不按时发奖金明天统一罢课,学校发生罢课事件校长是要撤职的,陆校长再三考虑还是不敢不给老师发奖金。最后来,陆校长又打算用学生交的学杂费顶债,可根本就是杯水车薪,50年也还不清。因此,几个包工头都急了,几乎每星期都来催债,来了收不到钱就坐着不走。陆校长只好东躲西藏,但又能躲到哪儿去,总不能不在学校办公吧。
无奈之中,陆校长只好从新楼搬下平房来办公,发现包工头进来就从后门出来顺着梯子爬上房顶躲起来。为了联络方便和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办公室的小李老师想了三天三夜才想出一套击掌为约的“手语”。即:“县领导来了拍三拍,乡领导和教局领导来了拍两拍,包工头来了急速拍六拍”。这套简便的联络暗号让陆校长躲过了许多纠缠。
我听了暗暗发笑。
小陈哈哈大笑,说,这套联络办法拿去阿富汗打游击很顶用啊。
陆校长摸摸头上的白发抿着嘴笑。
陆校长摘下眼镜擦擦脑门上的汗水又说,有一次包工头坐在办公室就是不走,说不见到校长绝不回去。这回惨了呆在房顶的竹棚里一动也不敢动。那竹棚原先是一个老师用来养鸽子的又热又臭,自己又在里面拉屎拉尿,更是臭得不得了,呆在里面整整九个小时差一点儿中暑昏过去。包工头走后他再也无力往下走,是学校的体育老师邢大壮把他背下来的。你说我这个校长今年都58了,窝囊不窝囊呵!
我说,不要急,慢慢还吧。
“嗨,慢慢还,能还得起吗,你看看吧。”陆校长从裤兜里抽出一张通知单晃了晃说,“县里又来文件了,要求各个中学建两间电脑室,配置的脑不少于60台,我又去哪儿弄钱呢。”
“你再看看,年底教育局要举办‘中小学生英语大赛’,”陆校又从后裤兜里抽出一份文件,用力敲敲红头大字说,“各个学校都要交赞助费,我又去哪里偷钱呢?”
陆校长平视着前方,说:“这个校长真不知怎么当下去,上个月我向教育局长提出了辞职,可局长说不把那一屁股债还清,哪里也别想去。”
陆校长眨眨眼又说:“完了,我是一条路走到底了。”
我很同情他,但又不好问得太多,因为我不是管教育的,问多了有插足他人领地之嫌。于是我直接了当地说,听说学校有流氓来骚扰?陆校长捋捋白发说:“哪有什么流氓,要说有流氓包工头就是流氓了。”我恍然大悟说,以后流氓来了你别报警,我可管不了啊。陆校长晃着圆圆的脑袋说,报什么警啊,不会的不的。
我想去新教室里看看,但由于学生还在上课只好放弃。
这时,我看到教学楼右侧的教师宿舍还是低矮发黑的瓦房。
陆校长以为我去看老师的宿舍,就语气坚定地说:“领导放心,老师的破烂宿舍我会想办法改造的,明年下半年他们就可以住上新房了。”
我说,钱从哪来?
陆校长很有信心地说:“继续借钱。债务越多上级领导才越关注,说不定到时候国家会一笔勾销呢。”
我说,老师都理解你吗?
陆校长过了一会儿才说:“不理解。”
我说,为什么。
陆校长脸色凝重地说:“他们都以为我一定吃了包工头的回扣。”
我严肃地说,吃回扣是犯法的啊。
陆校长连忙申辩说:“不可能啊。老板是很精的,有拿回成本是不会给你回扣的。”
其实拿没拿回扣只有天知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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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把话题扯得太远,便拍拍他的肩膀说:“新宿舍建起来后,我一定来看看。”
陆校长苦笑着说:“好呀,好呀。”
离开学校时天下起毛毛雨来,辽亮的歌声从教室里传出,草地上的太阳花经过雨水的洗涤显得格外红。
几天后县里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我正好和管教育的谷副县长坐在一起。我认真地对他说,山根中学欠那么多债务怎么办啊?谷副县长不加思索地说:那能怎么办?教育这条线欠债太多了,当校长的该躲还是要躲一下嘛!
乡村小楼
今天乡里要召开“外出农民工经验介绍”现场会。
乡里对这次现场会十分重视,反复研究了几次会议方案,昨晚乡长赵五更还跑到我房间里说:“你一定要到会呀,给大家作作重要指示。”出门时他又回过头恳求道:“一定要去啊,县领导讲话意义就是不一样呀!”看他一本正经的神情,仿佛离开我现场会就开不成似的。
现场会我是一定要去的,因为我是蹲点的县委常委,更因为乡里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关系到我的声誉和政绩,可以说是一荣俱荣吧。
大会理所当然在乡大院的篮球场上召开。昨天还晒过稻谷的蓝球场上,一大早就黑压压地坐满了人。他(她)们有的是村委会动员来的,有的是被家长赶来的,更多的是听好乡里要发给每人一件衬衫而自发来的。其实来多少人都无所谓,反正乡政府不管住宿吃喝,更不会给大家发衬衫。
天空早早就呈现出一贯以来蓝色,椰树上的叶子格外的绿,连大院里狗和鸡也格外守纪律,自觉躲到远处的角落里,平时经常缠着书记乡长反映那解决那的农民也不见了,因为乡长昨天就贴出了通知今天什么人也不接见。二年前就坑坑洼洼的路面上还铺了一层细沙。在政府大门上,一条横标随风摇曳。
乡下开会一贯以来都不很正规。他(她)们坐在沙土地上很不老实,时而交头接耳,时而互相打闹,还有人在他人的后背上用手练字,好像乱哄哄的菜市场。大概是见多了的原因,主持会议的副乡长老蔡一脸无所谓的样子,时不时大声喊“安静,大家请安静”,但会场还是乱哄哄。见我眉头紧锁,老蔡不好意思地笑笑说,乡下开会就这个样子,以后会开多了就习惯了。
赵乡长的头发梳得贼亮,迈着鸭形步走上麦克风前,用比平时高得多的声音致开幕词,稿子是乡秘提前写好的,逻辑性号召性都挺强大,说到最后还领袖般地用力挥了一下拳头。我不理解他挥拳是什么意思。莫非他想模仿伟人讲话。
赵乡长讲话后,六位女青年轮流上台作报告,她们是石榴村的村民,也是乡党委和政府讨论几次才定下的“典型”。这几个姑娘都很年青,长得也不错,在乡村还是很抢眼球的。她们都是外出打工的妹子,有的做电子厂检测工,有的做公关小姐,也有做家政保姆的。报告中,尽管她们讲的都是打工的过程,尽管她们的话大家都没听清,但她们的发言还是引起了大家的热烈掌声,甚至有些人还吹起口哨来。也许是第一次对着那么多人讲话,发言的女青年都很兴奋,脸红红的仿佛成了乡里的英雄。
我觉得这些女青年很幸福,这样的幸福不是人人都有的,因此她们也是幸运的。
掌声一落,赵乡就请我作指示并带头鼓掌,结果又引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我讲话一贯言简意骇,讲了在外遵纪守法的重要性,讲了在外如何保护自己的身体和合法权益,前后不到10分钟,人群中又掀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喜得随行的电视记者急忙端起“枪”一阵猛扫。
大约10点钟,按照会议的安排,大家步行去石榴村参观刚刚落成的小楼。原先乡长想把场面搞壮观一些,考虑请手扶拖拉机拉大家进村,但由于人多成本太大乡里负担不起就改为步行了。
去石榴村要走三公里的小路,远远便看见前面,一角白色的楼房从树林里勾出。太阳很大,明晃晃地照在头上,好像悬在头上的火炉,但大家还是乐意去看一看,因为这村里的变化实在太大了,更因为姑娘的成功太诱人了。
我和赵乡长走在队伍的前面,跟在身后的青年立刻表现出干群一条心团结一致向前看观念,有意识地和我和乡长拉开了一小距离,好像我们俩是月亮他们是星星似的。
在乡下人眼里,走在队伍前面的人肯定有着与众不同的资格和身份。想想也是,在县里什么大会小会不都是领导走在前面的吗!
石榴村是乡里有名的贫团村,年收入不足一千元,许多农民至今还住着茅草屋,但近几年来随着村里青年外出打工,村里就有了很大的变化,譬如:修了人行水泥路,打了水井;又譬如:修了厕所拉了电话线。还有几户农民建起了瓦房,从此告别了住茅草屋的历史。
走进村里时大家都已经满身大汗了,村长头戴竹笠光着脚板站在村口迎接我们。身材矮小,嘴里镶着金牙的村长手上夹着一支香烟,边走边说着热乎乎的话,很热情带着大家直往小楼走去,他的麻脸上始终洋溢着自豪,仿佛这些小楼是自己的,而实际上他还住在茅草房里。
“村里的生活不错嘛。”我赞赏有嘉地说。
村长嘴一裂,说:“党的光辉照我心,倒吃甘蔗节节甜。”
“你很有能力呵。”我边说边走。
村长把手搭在我的肩,说:“瞎弄,瞎弄。”
村长摇摇我的肩头又说:“我是不会说话的,领导不要笑话啊。”
小楼一律为三层,白色瓷砖嵌墙,红瓦拱顶,很有鹤立鸡群的气派。但楼房还是参差不齐地立在破旧的草房四周,地面上到处都是鸡狗大便,臭味久不久迎面袭来,使得大家一边走一边捂着嘴巴鼻子。村长的鼻子好像有问题,不管别人爱不爱听津津有味地不停地说:“你们看看吧,她们年纪青青就有了小洋楼。你们知道吗?有了小洋楼就可以边看电视边打麻将,有了小洋楼就可以取个漂亮媳妇,有了小洋楼还可以在上面晒衣服晒稻谷,有了小洋楼一家人就可以在上面拉屎拉尿,还是外出打工赚钱好啊,还是党的政策好啊!”
由于天气实在太热了,又没有开水喝,大家都不愿听村长啰嗦片刻间就偷偷溜走了,现场只剩下我和乡里的干部。
离开村子时,村长抽抽裤子,麻脸很生动地说,欢迎又来啊,又来啊。
返回的路上,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想到还有那么多农民还在过着苦日子,想到那么多农家的孩子读完初中就辍学外出打工,难以言状的惆怅不禁涌上心头。
为了树立典型鼓励先进,乡党委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决定,把六位女青年的经验上报县委提请授予“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我也在报告上签了字表示赞同。
可会后我又想,这六位女青年凭什么在两年时间内就赚了一栋小楼(据说造价不低于8万)的钱,难道她们做出了技术发明,难道她买票发了大财,难道她们得了巨额的年终奖?但这些可能吗?
我的疑问终于被他人揭开。
两个月后的一天,广东A市的公安局长接通了我的电话,他说石榴村的六个女青年被公安局抓到了,理由是她们在市里暗中卖淫已达两年之久。把这个情况通报给你,就是希望你做做她们家长的思想……放下电话我沉默了很久才把事情告诉了赵乡长。赵乡长说:“哎哟,他妈的,好得“三八红旗手”的称号没批下来,要是批下来真是羞死人了。
第二天,我立即进村找到村长,村长又把她们的家长都找来,她们听了这消息都惊呆了。村长却满不在乎拿起桌面上一张发黄的“参考消息”说:“这点小事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日本台湾的中学生不也是假期去卖身赚学费吗?我们的姑娘卖身赚了钱建小楼有什么错?我看他们是眼红是嫉妒是吃饭没事干,有本事他们的女儿也去赚钱嘛,我完全没意见,真是的!”村长越说越气,麻脸憋成鸭蛋青,好像是他女儿出了事似的。
村长又气冲冲地质问道:“旁边的阳光村有个很漂亮的女孩子今年才十八岁,她跟到一个七十岁的台湾佬,不到两年家里就建了小楼,还种了两百亩槟榔,公安局为什么不去管她?……”
我狠狠地盯了他一眼,但一时找不到话批评他。
“如今这年头,我们农民是笑贫不笑娼呀。”村长又满脸怒色地说。
有个家长满脸泪水对我说,你官大给那边公安局说说,孩子不懂事教育教育就算了,千万不要送法院啊!说着说着就呜呜哭起来了。
面对家长焦急的眼神,我说,一定想办法一定想办法。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村子的,只是到了村口才感到夏日的热浪把胸口逼得闷闷的,整个大地简直就是个大闷罐。一种被悲哀压榨的痛苦,像鸟一样降临在我的心头。回头看,只见椰树掩映下的小楼露出了白色的身影,像几只时隐时现的兔子。
伏击大毒贩
这是第三次引“蛇”出洞了。
前两次设伏均无功而归。
这次行动由派出所指导员宋放生带队,大家都有点放心不下,因为宋放生从县养鸡场调来不到一年,从没带队办案的经验,他在养鸡场时是个保管鸡饲料的助理员。
宋放生当上派出所指导员完全出人意料。当公安局党委宣布宋放生的任职命令时,所里干警都想不通。派出所所长董一点气乎乎地说:“他妈的,这个鸟人来能干什么?”
政委朱宝宝说:“不服气吗,不服也要服气,他是冯县长安排来的,你们有意见跟冯县长提去。”
大家再也不敢吭声了,后来才知道是宋放生教会冯县长斗蟋蟀的。宋放生喝酒后还说,他还经常给冯县长送狗鞭,关系比钢铁还钢铁。
宋放生今年刚四十出头,白脸无须,中等身材,脑门秃亮,说话含糊不清,喜欢吃鸡屁股,习惯饭后叉着腰站在派出所门口的芒果树下剔牙。
刚当指导员那年,宋放生在工作中出了很多洋相。
有一次夜间进村破案,他不没抓到犯罪分子,自己反而掉进村里的大粪坑里,弄得混身上下臭了好几天。譬如,有一次他带队进山抓盗牛贼,过青河桥时不知怎么搞的把手枪掉进水里,几个干警脱掉衣服下水摸了半天才把手枪找回来。
去年局里组织业务考核,他把heroin(海洛因)翻译成云南谱耳茶;把“五四”式手枪的最大射程写成500米(实际最大射程50米)。结果考了五十分,致使所里的理论考核成绩排在全局的最后。在干警眼里,他不是个称职的领导,而是所里的一个累赘。
有一天,我看见他蹲在公安局大门口吃槟榔,我故意走过去开玩笑说:“宋指导员,听说你打麻将很厉害呀。”
他边嚼槟榔边含含糊糊地说:“厉害个吊,赢了半栋楼,输了一栋楼。”
在我的眼里宋放生是个好赌的人,也是个没有业务能力的人,但他是冯县长调来的人,我又能怎么样。
我曾问过关于宋放生的使用问题,钟书记回答说:“股级干部一般都是组织部和用人单位说了算,他很少过问,问多了他们会说我霸道。我虽然是县里的一把手,但也得平衡方方面面的关系,如果我和县长因为干部问题闹别扭,上面会说我们这个班子不团结的,我也不愿为了一个小小的股级干部和县长闹翻。大有大的难小小有难啊,这种情况和部队差不多,你应该清楚啊。”
“堂堂一个县长偶然一次乱点鸳鸯谱不为过吧,谁用人也做不到百分之百的准确嘛。”钟书记拍拍我的肩膀又说道。
出发前,我打电话问所长董一点为啥不带队,董所长说:“这几天尿道感染了,拉尿时那黑鸡痛得不得了,宋指导员带队也一样的嘛。”
董所长身体不是很正常,泌尿生系统毛病较多,口袋里经常装有“头孢拉定胶囊”。我一贯不主张干警带病工作。
“好,你在家好好治一治鸡巴吧。”
我的话引起了车上同行的哈哈大笑。
已经夜里两点了,海面还是一片漆黑,隆隆的涛声在浙浙减弱,冷冷的海风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两只海鸟在我们头顶时不时叫几下,声音怪怪的。至此,我们在防风林里整整埋伏了8小时。
我们正准备离开,突然不远的海面上闪过一道手电光,一会儿一只装有马达的小渔船快速靠近沙滩,我和干警立即向两边散开,防止“毒蛇”朝防风林的两侧逃跑。宋放生站起来整了整身上的便装,然后掏出手枪一个猫步迎上去。他边走边捻亮手电简朝小渔船划圆圈,这是他先前从“内线”那里得到的联络暗号。当宋放生走近海边和船上下来的人接触时枪响了,我和警小洪一跃而起快步跑过去,只见那人仰躺在沙滩上满脸是血,身边有一只黑色手提包,一支未来得及击发的“五四”手枪。乌黑的枪身在手电筒的照射下发出耀眼的光。小洪立即拾起手枪将子弹退出来。宋放生气喘喘地指着那人说,这家伙就是贩毒集团的头子。大概是太激动了宋放生说话时声音有些发颤。小洪翻了翻那人的眼皮说,那家伙好象还有一点气,要不要送医院抢救?宋放生弯下腰摸了摸毒贩子的鼻孔灰心丧气地说:“不要送了,估计活不了多久了。”果然,过了几分钟毒贩子就断气了。
我狠狠地踢了两脚毒贩子,不禁又想起了上次伏击时的情形。那天夜里我们也是埋伏在海边的防风林里,根据“内线”提供的情报等待毒贩子从海上送“货”来,可等到天亮也没见到毒贩子的影子。我的身上脚上被蚊子咬得红一块肿一块,宋放生得了重感打了整整一星期的吊针才止住咳嗽。大家都有被毒贩子戏弄的感觉,心里憋着一股窝囊气。宋放生好像啥事都没发生过似的,病好的第二天就请派出所的干警吃狗肉,鼓励大家不要灰心丧气。
毒贩子终于受到了惩罚。等检察院的同志接管现场后,我们就高高兴兴地返回乡里。路上,车子开得很快,有人在放声唱歌,干警小洪对宋放生说:“你说过破了这案子,请我们去县城桑拿的,你可要兑现啊。”宋放生装着没听见不停地喝水。刚从警校毕业的小邢对刚发生的“战斗”很感兴趣:“宋指导员,你的枪法真准啊,子弹不偏不倚正好从那人脑门中央穿过。”过了一会儿宋放生才横着眼睛说:“准个狗屁,他以为我是来接货的,当我的枪贴上他的后脑时,他才知道中了圈套想拔枪也来不及了。”说完这话后宋放生用力咳了几下,好像感冒还没好似的。
毒贩外号叫范大哥,是个“二进宫”的“屡犯”,虽然他是石海村人,长得电线杆似的,但周围村庄的老百姓都恨死他,因为他从海上贩运毒品到村里害了不少的人,派出所几次出警捕捉都没成功,后来花钱雇了个“内线”才摸清了他的行动规律将其击毙。
毒贩被打死的消息第二天就在乡里传开了,石海村的老百姓放了一上午的鞭炮,周围村庄的老百姓还敲锣打鼓庆贺。有个老板十分激动给派出所送了锦旗,还请全体干警喝了一顿。(后来我才知道老板的两个儿子也吸毒)破了全县“一号案子”的宋放生一夜之间成了城乡人民群众议论的人物。
沿海乡村青少年吸毒的形势相当严重,为此县委几次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都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公安局长毛几锤甚至提出撤掉派出所长和宋指导员,因冯县长坚决不同意,宋放生保住了乌纱帽。
当听到宋放生亲手击毙了毒贩子时,县委钟书记高兴得一拍桌子说:“你看,宋放生还是有两下子的嘛。”
冯县长也高兴地说:“公安局有人说宋放生是个草包,简直是胡扯。”
毛几锤却说是活猫碰上了死老鼠。
为了总结经验表彰先进,经请示县委钟书记同意,政法委准备召开隆重大会给派出所的干警嘉奖,给宋放生记功。宋放生知道消息后给我打电话:
“不要给我奖励,也不要给我记功。”
“给你记功是应该的,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嘛”
“给干警嘉奖我没意见,给我记功接受不了。”
“实事求是嘛,过份的谦虚等于骄傲啊。”
“书记哟,现在我那有闲心跟你高谈阔论啊。”
“怎么啦?”
沉默半响他才说“告诉你吧,毒贩子是我的小舅子。现在我正在做岳父岳母的工作,他们住在我家天天哭。我老婆也说,如果我要了这个功她就跟我没完。”
“这是两码事,功是一定要给你记的。”说完我就放下电话。
开庆功大会那天宋放生没有来领奖,因为他病了。
半个月后宋放生要求调离公安战线,钟书记很快就批准了他的请求,冯县长还亲自批示公务员单位任他挑。奇怪的是,宋放生选择了回养鸡场当副场长。
报到那天,我请他到县委招待所吃饭,毛几锤和朱宝宝以及董一点也来作陪。几杯酒下肚,公安局的两个头头都说了一堆该说话和不该说的话。董一点也检讨了自己的不是,说不应该临阵退缩把任务推给他。无意中我又提起他的小舅子,宋放生问非所答地说:“警察太难当了,月月都有破案“指标”,我没办法完成,还是回养鸡场做老本行好,不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亏了是公家的,赚了我又有回扣,比当个公安局副局长还实惠呢。”说这话时他的眼圈红红的,手上的筷子也有些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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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间顿时安静下来。于是几个人又生硬地举起酒杯,沉闷地喝了一杯又一杯。
毛几锤开玩笑说,以后过年过节别忘了给我送几个大公鸡啊。
宋放生动情地说:“不会忘的,不会忘的。”
朱宝宝马上接着说:“我也喜欢吃鸡屁股,你要经常给我留点喔。”
宋放生连连点头说:“那当然,那当然。”
这似乎是庆功宴,又似乎不是。我为他感到惋惜,因为很多东西包括荣誉和理想就要离他而去了。
爱“闹事”的退伍兵
上午10点钟左右,我正在办公室里看文件,突然乡里的民政助理老牛推开门闯进来慌慌张张地说:“书记你快出去看,他们要造反了,真的要造反了。”
看他大难临头的样子,我放下眼镜赶紧快步跑出去,只见几十个穿黄色军装的退伍兵正围着乡长赵五更吵吵嚷嚷,为首的正是水牛村的退伍兵胡喜来。他一边推赵乡长一边大声叫:“你要道歉,他妈的,乡政府必须道歉!”赵乡长不敢说话也不敢动手,任凭他们揉面似的推来推去。
乡政府的职工站在一边看热闹,没有一个人敢上去劝架。我走上前去大喝一声:你们想干什么?他们回过头来看见是我便立即停止了推柔并让出一条小路来。脸色苍白的赵乡长趁机走出他们的包围圈,然后小心翼翼地往我身后靠垅,好像我身后有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似的。
退伍军人是农村不可忽视的特殊群体,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中坚力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领头人物。退伍军人中出现的问题,必须分别对待妥善解决,处理不好就会激化矛盾,严重影响农村的稳定。
去年,田鸡乡政府因为没有处理好退伍军人的抚恤金补贴,被几十个退伍军人围困了一天一夜,把乡政府砸了稀巴烂,最后还是我去解的围。
前车之鉴不能忘啊。
钟书记接到乡里的电话后,立即用手机对我,要妥善处理好,不要让事情闹大了。
冯县长在电话里也一再提醒我:退伍兵有气应该理解,千万别伤了他们,天大的事也大家要坐下来商量解决。
公安局长毛几锤也说不够人手,他立即带一队人马下来。考虑再三,我拒绝他的请求。
于是,我都把他们请进会议室,服务员给他们递上矿泉水,民政助理又给他们散发了香烟,但他们还是气鼓鼓的。
这些退伍兵我都认识,因为他们退伍回到县里报到时,我曾和他们开过座谈会,他们知道我曾在部队当过团长,对退伍军人有感情。我平静地说:“有什么事不能商量呢,围着乡长总不能解决问题吧。”
“乡政府越来越不象话了,明目张胆地歧视我们。”说话的是水牛村的退伍兵胡喜来。
“乡政府是这样,县政府也是这样,我们这些伍兵还要不要活下去?”说话的又是胡喜来。
一个又高又大的退伍兵扔掉烟头狠狠地说:“我们都是托过铁回来的,没有功劳有苦劳,怕你个吊。”
胡喜来是90年入伍的农村兵,长得又粗又黑,高中毕业就去参军,在部队入了党。他能说会道,性情刚直,看不惯社会上的丑恶行为。他在村里专挑村长的毛病,譬如,他批评村长不公开帐目,开假发票,乱吃乱喝;譬如,他带头揭发村长偷看女青年大小便,弄得村长在村里形象很不好。
胡喜来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去年春节期间,民政局召开退伍军人座谈会。会上很多农村退伍兵提出,县里安排退伍军人工作时应该一视同仁,不能有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之分。谁知民政局局长贺三天信口开河说,农村户口的同志原本就是没工作的农民,怎能和有城镇户口的人比呢。这话惹恼了伍兵,立即就有人拍桌子骂贺三天没有文化,有人摔杯子骂贺三天不懂中央政策。胡喜来站起来指着贺三天的鼻子骂:“农民劳动最苦,农民交税最多,农民负担最重你却说他们没有工作,这不是歧视农民是什么?”
胡喜来吐口水又骂:“农民种粮食养活全国70%的人,他们的子女却因为没有城镇户口不能和城里人享受同等的待遇,这不岐视农民又是什么?”面对胡喜来连珠炮般的质问贺三天哑口无言。贺三天担心事态发展下去会惹出大事,当场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退伍兵还不肯罢休,散会后堵住贺三天不让走,硬要他在宾馆摆了五桌酒,好说歹说才把事情摆平。
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今天胡喜来闹事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乡里要招20名保安,专职上山保护森林,条件是非农业户口,当兵三年以上,中共党员。公告贴出去后立即引起了退伍兵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乡政府在招工问题上拿户口来卡他们,因此要求赵乡长作出解释。没想到赵乡长也犯了贺三天那样的错误,说他们是农村户口不能享受城镇户口的待遇。退伍兵火了,于是就出现了刚刚发生的围攻乡长的情景。
“今天的事情不解决,我们坚决不走。”高个子退伍兵说。
高个子退伍兵又动情地指着乡长说:“发大水的时候是当兵的冲在前,烧大火的时候是当兵第一个冲进火海,可如今在乡长眼里当过兵的人狗屎不如。你不要逼我去当李自成啊”
“连乡政府都欺负退伍兵,你说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公道。”一个留小胡子的退伍兵愤愤地说道。
胡喜来满脸怒色对我说:“这社会谁怕谁呀,乡政府以为我们是小孩,靠唬弄来安抚,靠欺骗来混日子,他妈的,门都没有!”。
为了尽快平息事态,我说:“我首先向你们道歉,也代表乡政府向你们道歉。关于招聘保安的问题,根据大家的意见我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有人问:“你说话算数吗?”
“算数。”我坚定地说道。
那人又说:“凭什么?”
“凭我的权力,凭我对国家政策的理解。”我手一挥说道。
有人跺了两下脚,威胁说:“好。如果县委常委也欺骗我们,我们还会来找乡长麻烦的,我不相信他会跑到国外去!”
“不把问题解决,我绝不离开木棉乡。”我又挥挥手说道。
听到我这样回答他们才慢慢离开了乡政府大院。这时,在场的干部职工才纷纷站出来指责退伍兵的过激行为。
后来,我和乡领导开会决定,放松招聘条件,不再有户口要求,只要足其它条件的退伍兵都可以报名。结果,经过考试入围当上保安的退伍兵中,有7人是农业户口,只有3人是非农业户口,奇怪的是胡喜来没有来报名,有人说他和舅舅一起下乡给农民阉鸡,也有人说他在深圳帮老板杀猪。
难立的“案子”
换届工作已经圆满地降下了帷幕,但乡政府大门口上依然插着迎风招展的红旗。乡领导由于顺利当选的原因,脸上的笑容明显比以往多了很多。我也很高兴,午饭时破例喝了点酒,回到宿舍正要上床休息。
然派出所所长董一点打来电话说:“流沙村的人大代表被打了,凶手正是她的丈夫,现在他们闹到派出所来了。女的态度很硬怎么样也不愿讲实情。你过来看看吧,这样的案子我没法处理。”
董所长的口气很无奈,我只好披上衣服穿着拖鞋朝派出所走去。没走近大门口就听见屋里传出激烈的争吵声,但当我的双脚迈入审讯室门口时争吵声却嘎然而止。
他们坐在审讯室里,女的脸青鼻肿,嘴里还流出血丝,男的上衣两个钮扣被拔去,脖子上有两道被指甲划出的红印,很明显俩人曾经撕打得很剧烈。
望着坐在自己对面的妻子刘万爱,望着刘万爱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丈夫杜大刀眼睛瞪得铜铃大对我说:“她开了三天的会就买了两套新衣服,口袋里还有五千块钱,不是卖淫赚的又是从哪儿来的。今天必须说清楚说不明白还要打她。”
刘万爱毫无畏惧地扬起脸轻蔑地看了他一眼,说:“凭什么要给你说清楚,我不怕你,大不了离婚。”
杜大刀摇了摇鸭蛋青的脸说:“你们看你们看,什么鸟脾气?”董所长举举手说,不要吵了,双方都要消消气,这样疆着解决不了问题。
我坐下来对刘万爱说,他对你几天时间就弄到那么多钱心里有想法也不见怪,只要你讲清楚了,他的怀疑不就打消了吗?刘万爱看看丈夫又看看我,说:“我可以讲出钱是从哪里来的,但你保证不追究送钱的人吗?”
我说,我们会替你保密的。
这时,我才发现刘万爱的脸蛋长得像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周涛。
刘万爱又说:“所长是当地人,他在我不敢讲。万一他传出去我哪还有脸呆在村里。”我用眼光示意董所长和干警回避一下。待他一走,刘万爱就对我说起六千块钱的来龙去脉。
刘万爱,年青有文化,勤劳会管家,很爱孩子和丈夫,是村里唯一的女共产党员。村民都说杜大刀这个“武大郎”走了黄金狗屎运娶了个那么好的老婆。
两个月前,刘万爱经流沙村的村民无记名投票,高票当选为党代表和人大代表。那时孩子正生病她不想去开会,丈夫坚决支持她当代表并负担起每天送孩子上医院的任务。乡领导也鼓励她不要弃权,甚至有些村民提醒她不去开会要吃亏。有丈夫和村民的支持,有乡领导的鼓励,她高高兴兴参加了党代会和人大会。
刘万爱说,那天走进会场时,她的心跳得很快,因为坐在主席台上不但有乡里四套班子的领导,还有协助选举的组织部的干部,还有蹲点的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而且乡领导都比平时严肃,尤其是被选举的干部一个都脸色铁青生怕落选似的。会议日程按排得很紧,学习县委文件,学习组织部的通知,学习选举的有关规定,刘万爱觉得尿憋得膀胱有点难受,可又不敢离开座位上厕所,肚子也饿得咕咕叫,头上也冒出了许多汗水了。她盼望会议早点结束。
可到了饭堂时她发现,食堂安排的饭菜没人去吃,代表们都被莫名其妙地被拉到洒店里喝酒,吃完后不须付款签上名就走。她心里想,当代表真好上洒店吃饭不花钱。到了晚上就更奇怪了,有几个不认识的人三番五次请她去洗头洗脸。她又想,村里来的农民洗那么多脸干什么?洗那么多次发干什么?这样的事重复了三天三夜,她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刘万爱越说越激动,挺了挺丰满的胸脯,回头看看门外没人又说,选举前的晚上,不知是谁在我枕头下塞了六千块钱,用信封装着的里面还有一张便条,纸上面清清楚楚列着一些人的名字。下端还写着:“尊敬的代表,请你投票时在下列名字的空格上打‘√’我们将会不胜感谢!”我知道他们是用钱来买我的选票,我害怕想把钱退回去,可我退给谁呢?这个人我不认识更没见过啊。
“你给那些人打勾了吗?”我问。
“打了。”
“钱花完了吗?”
“没有。我在镇上买了两套新衣服,剩下的钱都带回家里了。”
说完她的泪水夺眶而出。杜大刀恍然大悟道:“错怪你了。”说完打两巴掌自己的嘴巴,然后走过去帮妻子擦去脸上的泪水。刘万爱没等擦两下就一瞪眼猛地把他推开。
杜大刀朝我傻笑了两下,然后莫名其妙地低下头用手指拔鼻孔里的毛。
我说,事情非同小可,勿随随便便张扬。
她说,不会的,以后我绝不会说的。
杜大刀扶着妻子慢慢走出派出所,我站在门口目送着刘万爱前倾的身影消失在尘土飞扬的街头。
虽然刘万爱提供的情况可信度极高,但我还是难以理解:为什么只有刘万爱反映这种情况,而其它代表竟没一个人吭声,为什么事情就发生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竟毫无觉察,难道他们真的做到天衣无缝了吗?
回到办公室我又想,是不是我们的选举制度还存在着缺陷,假如组织部门不搞“内定”而是由代表们去直选,这些被选举的领导还会有那么多的钱去拉选票吗?假如我们的监督举报制度再严密一些,处分条例和惩罚的法律最严厉一些,还有人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去贿选吗?
有干部向我反映过,前次换届时就有人贿选。
农村贿选问题不彻底解决,势必会影响到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作为县委应该怎样采取有力的措施保证农村选举的民主性和公平性呢?
这也是广大农民迫切盼望县委尽快解决的大事情。
下班董一点问我要口供材料,我说那口供根本就不能记录。董一点瞪大眼睛问,为什么。我说,这些口供录下来,你去查谁?真的查出问题来哪个领导负责?一经查实有贿选行为选举要不要重新进行?县委钟书记高不高兴?此事会不会影响钟书记冯县长的升迁?确是牵一发而动全局,我们不妄动啊!
董一点略有所悟地说:“喔,有道理。这案子真是无法‘立’啊。”
三天后,杜大刀夫妇又来找我。杜大刀承认打老婆错了并保证以后不会再犯。刘万爱却对自己说过的话全盘推翻,说是当时一时气愤乱的。
我说,自己说过的话为什么又不敢承认。刘万爱说,有人跟她打招呼,如果她承认自己说过的话以后再也当不上代表了。
刘万爱看我一眼,又说:“过几年我还想当代表呢。”
难立的“案子”
换届工作已经圆满地降下了帷幕,但乡政府大门口上依然插着迎风招展的红旗。乡领导由于顺利当选的原因,脸上的笑容明显比以往多了很多。我也很高兴,午饭时破例喝了点酒,回到宿舍正要上床休息。
突然派出所所长董一点打来电话说:“流沙村的人大代表被打了,凶手正是她的丈夫,现在他们闹到派出所来了。女的态度很硬怎么样也不愿讲实情。你过来看看吧,这样的案子我没法处理。”
董所长的口气很无奈,我只好披上衣服穿着拖鞋朝派出所走去。没走近大门口就听见屋里传出烈的争吵声,但当我的双脚迈入审讯室门口时争吵声却嘎然而止。
他们坐在审讯室里,女的脸青鼻肿,嘴里还流出血丝,男的上衣两个钮扣被拔去,脖子上有两道被指甲划出的红印,很明显俩人曾经撕打得很剧烈。
望着坐在自己对面的妻子刘万爱,望着刘万爱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丈夫杜大刀眼睛瞪得铜铃大对我说:“她开了三天的会就买了两套新衣服,口袋里还有五千块钱,不是卖淫赚的又是从哪儿来的。今天必须说清楚说不明白我还要打她。”
刘万爱毫无畏惧地扬起脸轻蔑地看了他一眼,说:“凭什么要给你说清楚,我不怕你,大不了离婚。”
杜大刀摇了摇鸭蛋青的脸说:“你们看你们看,什么鸟脾气?”董所长举举手说,不要吵了,双方都要消消气,这样疆着解决不了问题。
我坐下来刘万爱说,他对你几天时间就弄到那么多钱心里有想法也不见怪,只要你讲清楚了,他的怀疑不就打消了吗?刘万爱看看丈夫又看看我,说:“我可以讲出钱是从哪里来的,但你保证不追究送钱的人吗?”
我说,我们会替你保密的。
这时,我才发现刘万爱的脸蛋长得像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周涛。
刘万爱又说:“所长是当地人,他在我不敢讲。万一他传出去我哪还有脸呆在村里。”我用眼光示意董所长和干警回避一下。待他们一走,刘万爱就对我说起六千块钱的来龙去脉。
刘万爱,年青有文化,勤劳会管家,很爱孩子和丈夫,是村里唯一的女共产党员。村民都说杜大刀这个“武大郎”走了黄金狗屎运娶了个那么好的老婆。
两个月前,刘万爱经流沙村的村民无记名投票,高票当选为党代表和大代表。那时孩子正生病她不想去开会,丈夫坚决支持她当代表并负担起每天送孩子上医院的任务。乡领导也鼓励她不要弃权,甚至有些村民提醒她不去开会要吃亏。有丈夫和村民的支持,有乡领导的鼓励,她高高兴兴参加了党代会和人大会。
刘万爱说,那天走进会场时,她的心跳得很快,因为坐在主席台上不但有乡里四套班子的领导,还有协助选举的组织部的干部,还有蹲点的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而且乡领导都比平时严肃,尤其是被选举的干部一个个都脸色铁青生怕落选似的。会议日程按排得很紧,学习县委文件,学习组织部的通知,学习选举的有关规定,刘万爱觉得尿憋得膀胱有点难受,可又不敢离开座位上厕所,肚子也饿得咕咕叫,头上也冒出了许多汗水了。她盼望会议早点结束。
可到了饭堂时她发现,食堂安排的饭菜没去吃,代表们都被莫名其妙地被拉到洒店里喝酒,吃完后不须付款签上名就走。她心里想,当代表真好上洒店吃饭不花钱。到了晚上就更奇怪了,有几个不认识的人三番五次请她去洗头洗脸。她又想,村里来的农民洗那么多脸干什么?洗那么多次发干什么?这样的事重复了三天三夜,她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刘万爱越说越激动,挺了挺丰满的胸脯,回头看看门外没人又说,选举前的晚上,不知是谁在我枕头下塞了六千块钱,用信封装着的里面还有一张便条,纸上面清清楚楚列着一些人的名字。下端还写着:“尊敬的代表,请你投票时在下列名字的空格上打‘√’我们将会不胜感谢!”我知道他们是用钱来买我的选票,我害怕想把钱退回去,可我退给谁呢?这个人我不认识更没见过啊。
“你给那些人打勾了吗?”我问。
“打了。”
“钱花完了吗?”
“没有。我在镇上买了两套新衣服,剩下的钱都带回家里了。”
说完她的泪水夺眶而出。杜大刀恍然大悟道:“错怪你了。”说完打两巴掌自己的嘴巴,然后走过去帮妻子擦去脸上的泪水。刘万爱没等擦两下就一瞪眼猛地把他推开。
杜大刀朝我傻笑了两下,然后莫名其妙地低下头用手指拔鼻孔里的毛。
我说,事情非同小可,勿随随便便张扬。
她说,不会的,以后我绝不会说的。
杜大刀扶着妻子慢慢走出派出所,我站在门口目送着刘万爱前倾的身影消失在尘土飞扬的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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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楼主你真是太给力了,这样的帖子都能找得到,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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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极囧囧的帖子,楼主你太雷了,真正把我给OUT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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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刘万爱提供的情况可信度极高,但我还是难以理解:为什么只有刘万爱反映这种情况,而其它代表竟没一个人吭声,为什么事情就发生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竟毫无觉察,难道他们真的做到天衣无缝了吗?
回到办公室我又想,是不是我们的选举制还存在着缺陷,假如组织部门不搞“内定”而是由代表们去直选,这些被选举的领导还会有那么多的钱去拉选票吗?假如我们的监督举报制度再严密一些,处分条例和惩罚的法律最严厉一些,还有人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去贿选吗?
有干部向我反映过,前次换届时就曾有人贿选。
农村贿选问题不彻底解决,势必会影响到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作为县委应该怎样采取有力的措施保证农村选举的民主性和公平性呢?
这也是广大农民迫切盼望县委尽快解决的大事情。
下班董一点问我要口供材料,我说那口供根本就不能记录。董一点瞪大眼睛问,为什么。我说,这些口供录下来,你去查谁?真的查出问题来哪个领导负责?一经查实有贿选行为选举要不要重新进行?县委钟书记高不高兴?此事会不会影响钟书记冯县长的迁?确是牵一发而动全局,我们不妄动啊!
董一点略有所悟地说:“喔,有道理。这案子真是无法‘立’啊。”
三天后,杜大刀夫妇又来找我。杜大刀承认打老婆错了并保证以后不会再犯。刘万爱却对自己说过的话全盘推翻,说是当时一时气愤乱说的。
我说,自己说过的话为什么又敢承认。刘万爱说,有人跟她打招呼,如果她承认自己说过的话以后再也当不上代表了。
刘万爱看我一眼,又说:“过几年我还想当代表呢。”
上访
中午乡政府食堂加菜,乡长赵五更很高兴硬把我拉去喝酒,因为乡团委书记方红给他送了一罐牛鞭酒,牛鞭酒在当地是很有名的壮阳酒,更因为乡里超额完成了今年的税收任务。
刚喝了几杯,值班室的老胡就神色慌张地跑进来说:“乡长,刚接到朱村长报告,冬茅村三百多人去县里上访,他们已经上公路了,要不要半路拦住他们。”
赵乡长放下酒杯说:“他娘的,不拦住他们今年乡里的治安工作就无法达标了。”
农民上访一贯以来是政府最头痛的事情,也是领导干部腐败的直接原因。由于近年上访的村民越来越多,前两年县委县政府曾作出过规定:凡发生过农民上访事件的乡镇,年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达标检查时扣年度工作总分的20分,出了严重上访事故的对主要领导实行一票否决。因此,如何制止农民上访已经成为乡里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我说:“应该叫上派出所,这样可以增强威慑力。”
“他娘的,来不及了,董一点所长带着干警回老家喝喜酒去了,那里手机又没信号。”乡长边出门口边说。
我的“猎豹”越野车和乡长的二手“海马”抄小路狂奔,很快就在兔子岭追上了上访的村民。这时,他们正乘着十几部手扶拖拉机浩浩荡荡向县城进发。
上了岭,他们看到乡里的小车拦住了去路,便纷纷跳下车蜂涌而上把乡长围住,好像找到了发泄对象似的。
赵乡长叉腰站在公路中央说:“你们到县里上访已经是第二次了,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一个穿黄色军上衣的青年人站出来说:“干什么,你应该清楚,我们的问题一天得不到解决,就随时都可以找县长书记反映,这是法律给我们的权利,你管得着吗?”
“我们可不可以在乡里解决问题?”赵乡长用商量的口气说道。
“你的话算个屁,上次你也说要解决,结果怎么样?”
民政助理何三告诉我,说话的人名叫米半筐,是去年的退伍兵,前次上访就是他组织的。
“解决问题需要时间,你们要相信乡政府。”赵乡长双手叉着腰极力解释。
“他妈的,领导都喜欢说假话。”一个又矮又瘦的村民说道。
“你跟我们农民说话叉腰干什么,你算个屁呀,伟人周总理跟农民说话都不像你那样高高在上的呢。”又矮又瘦的村民指着乡长又说道。
“我的话你们可以不信,政法委书记的话总可以相信吧。”赵乡长立即放下双手指指我说。
“县领导的话也不算数。我们反映的问题冯县长都批示了,可最后也是不了了之。”一个穿军裤子的青年人咬牙切齿地说。
“你以为玩点小动作就能唬住我们吗,告诉你乡长,我火了组织几十人冲乡政府一下,再来个打砸抢,你乡长的帽子就完了。”一个粗眉毛,说话翻眼睛的退伍兵威胁说。
“我说给你们解决问题,你们又不听,你们到底怎么样才相信我。”赵乡长撅着屁股狠狠地吸了一口烟。
“好办,你要用纸写下承诺,不彻底解决我们村里的问题,就自动离开乡长的位置。”穿军裤的青年人说。
“这还不行,写好后县委领导也要在保证书上签上名。”米半筐转过身对我说。
我说,没问题。以后问题没解决你们可以拿着保证书来找我。
赵乡长坐在路边的草地上,按照他们意图一笔一划地写保证书,我主动找了一位农民了解情况。
事情的起因很复杂。海防村是乡里土地最多的一个村,由于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日照时间又长,许多搞农业的老板跑到村里租地种香蕉。村长没经村民同意就和老板偷偷签了土地出租合同,村民意见很大要求公开合同把租金分到各家各户,但村长已经擅自租金当接待费花完了。村民一气之下到乡里县里告状,但不知什么原因事情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村民愤怒了,一夜之间把老板种下香蕉苗全部拨掉。此事震动了全县,管农业的常副县长亲自带着刑警大队的干警把为首几个村民拘留起来。但没想到被拘留的村民都是复员退伍军人,他们懂法律有知识胆子又大,出了拘留所的当天就组织几百村民涌到县政府大门口静坐。他们用高音喇叭喊口号,要求冯县长接见,要求惩治村长,要求公开村里的财务,要求赔偿精神损失。信访局的焦局长也是军人出身,脾气很暴,文化不高,平时喜欢戴副黑眼镜,看见村民堵塞了交通就很生气地指着他们说:“怎么着,你们想搞‘秋收起义’吗?”,这一下子村民更火了,“呼啦”一下子冲入信访办把桌子、杯子、风扇,水壶全部打烂,把空矿泉水瓶扔到焦局长身上,吓得焦局长捂住袋从后门逃走了。
在大批警察赶来前,他们很从容地唱着“国际歌”列队而去。
有个村民还不解恨,当天晚上冒充接待科的工作人员夜里给焦局长家送了一竹蓝子黑色大便。
村民以为这样一闹县里会派人下去解决问题,但事情过去了半年,县乡两级政府还是没派工作组去调解。
今天他们又集合在一起,坐着手扶拖拉机上县城,并扬言如果县里不来人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还要上省里上北京告状。我怕事情越闹越大就对村民说:“你们提出的问题,后天我和赵乡长亲自去解决,问题得不到解决你们可以拿乡长的保证书到省里告我们。”
他们得到我的许诺后,围成圈子商量了片刻,然后才骂骂咧咧地坐上手扶拖拉机返回村里。
晚上,我把拦截村民上访的事情给县委钟书记作了汇报。钟书记说,农民上访的问题根源在基层,责任在我们县委身上。
我说,他们上次闹事后县里为什么不及时派工作组去处理呢?
钟书记很有体会地说,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一个村上访就要派工作组去,全县几百村子都有人来上访,我们能派几百个工作组下去吗,县委机关也有一摊子事啊。
我说,怎么办?问题总是要解决的。
钟书记很有把握地说,当然要解决,靠什么来解决呢,靠基层党组织,靠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靠政府和国家的法律法规。
钟书记又很上司地说,地方工作很复杂,解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有些事情要慢慢来。
钟书记又语重心长地说,你刚从部队到地方缺乏工作经验,遇到任何事情都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千万别带着感情处理问题。
我说,今年全县已经发生了十几起因土地纠纷上访的事情了。如果不进行专项治理问题会越闹越大,势必会严重影响农村的稳定。
钟书记很主官地说,是啊,我也考虑过了,先抓一个典型。你就从冬茅村上访的问题入手吧,查清村长的腐败问题把他撤掉农民上访就会停止了。
在金钟书记的支持下,我和赵乡长进驻了冬茅村。反贪局的同志很快就查清了村长贪污的问题,同时按照法律条文解除了村长非法出租土地的合同,将土地的使用权还给了村民。
当乡党委宣布免去村长的职务时,整个冬茅村都响起鞭炮声。
不久的一天上午,我下乡办案在冬茅村村口碰到带头上访的米半筐,他正开着手扶拖拉机去拉化肥。他猛地刹住车回头朝我笑笑。我旧事重提:“你现在不上访了吧?”他哈哈大笑,说:“没事上访干嘛,你以为我们闲着没事干呵。”说完,朝我挥挥手开着手扶拖拉机走了。
槟榔村的新鲜事
槟榔村搞计划生育原本定在农民周方家里吃午饭的,但周方的家人都不愿意窝煮饭,因为乡干部在周家吃了十几顿饭从没交过一分饭钱,乡政府也没给周家一点儿好处。
“干部吃饭交钱是天经地义的嘛,为什么不付帐?”我对周方说。
周方耸耸说:“交个屁呀,乡政府几个月没给干部发工资了。”
“干部白吃白喝影响干群关系啊。”我担忧地说。
周方用鼻子吭了一下,说:“他们的确是没钱,还顾个屁影响啊。”
我无话可说。
我们只好上村长家里吃饭。放下饭碗村长就对我说,我现在就去把水英叫来,你帮我说说她,领导说话就是有力呵。
水英是玉竹村长得最漂亮的媳妇,勤劳孝顺,热情开朗,丈夫谷满仓也是个老实人,独身一人去温州打工赚了不少钱,现在里盖了楼房买了摩托车,孩子也上了县城最好的小学。
原本很幸福的家庭,随着丈夫打工时间一久事情就出来了。水英和村里的一个未婚青年好上了。这种不正当的嫂侄关系引起了村民的议论。
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村长把事情捂了下来,把责任推到麦满仓头上,说他是荒了自己的地去种别人的田。
样子有点像明星赵本山的村长在我面前抱怨说:“这也是改革开放给村里带来的新鲜事呢。”
现在,水英大大咧咧地坐在我的面前,大眼睛不停地在我身上转悠。
村长捋捋衣袖说,县委领导和你谈谈,指出的问题要好好改正啊。
水英侧头望着门口说:“改什么?怎么改?谷满仓外出打工几年了,儿子都上二年级了也不回家看看。我在家既辛苦又孤独,夜里睡都睡不好。”
“你们经常通电话吗?”
“通啊,可讲不到一分钟,他就说有事关机了。”水英满脸通红。
“听说村里人对你有些议论。”我轻描淡写地说。
“没那事,你别听别人瞎说。”水英眼圈红了。
村长说话的时候,一对鹰眼朝水英乳房高耸的胸脯勾了一下。水英惊出一身冷汗,眼睛朝门口看出去。
“人人都需要性生活,只要正当谁也不会干涉。”
“领导呀,你不要相信他们乱说,不信你问问村长?”水英急了。
村长咽口水,说:“是啊,没抓到事实就是没有事实。我要辟谣,我要辟瑶!”
“我也不相信槟榔村会出现伤风败俗的事。”我一本正经地说道。
村长立即接上话说:“那当然,村民戴绿帽子等于我村长也戴了绿帽子嘛。”
我笑着说:“既然没有,那就算了,不过你要知道乱搞的结果都是很惨的。”
村长说:“是啊,男女作风问题会连累孩子连累家庭啊。”
接着我把邻村一个有夫之妇乱搞被丈夫打死,又把县城一个有妇之夫乱沦得艾兹病的事例讲给她听。
水英听后一言不发捂着脸跑出去了。
望着水英的背影,我说:“农村的风气好不好,关系到生产建设的发展,关系到农民家庭的稳定。”
村长白了我一眼:“没有那么严重吧?”
我:“不正之风已经影响到农村,我们作为领不能掉以轻心啊。”
村长扔掉手上的烟头,说:“他妈的,都是城里的黄色录像害了农村害了农民。”
我说:“不止是黄色录像,黄色书籍对农村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村长摸摸头上的白发,说:看来得赶紧和谷满仓说说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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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长用家里的电话拨通了谷满仓的手机。对方说手机费很贵打宿舍的公共电话吧。村长再次打通电话说:“满仓呀,有个县领导想和你说几句话。
我在电话里通报了自己的身份后,对方说:“我早就听说你这个县委领导了,有文化有魄力,我们农民喜欢这样的干部啊!”
我开门见山说:“你出外打工赚了钱,盖了新房,家里的生活也比以前好多了,我恭喜你啊。希望我们乡里多一些象你这样农民,……”
“那里,那里,领导过奖了。”
“你富了村里也光荣啊。”
“钱赚得最多也是个农民嘛。”
“钱要赚,可老婆孩子也不能忘呵。”
“对,对,我经常打电话教育我的小子好好读书。”
“老婆也要关心,生活上关系,身体上关心,生理上更要关心,要经常回来看看她们,……”
他听出了我话里的意思,先是哈哈大笑然后不紧不慢地说:“领导同志,我算过一笔帐,回家一趟得花六百多块钱,在家住几天勉勉强强只能和老婆打两次洞,如果上当地发廊打一炮只要一百块钱,一个月打三炮也就是三百块钱,比起回家来解决问题省钱多了,我们农民过性生活也得算成本啊,你说是吧!”
我说:“家庭生活不能算得那么细,你想想,孩子见到你多高兴,父母见到你多开心,老婆见到你更是喜上心头,这些都是金钱买不到的。”
他说:“话是这么说,等我有了很多钱以后再考虑吧。”
见他如此固执,我严肃地说:“乡里许多农民进城打工后几年不回家,老婆都跟人家跑了。”
“领导同志啊,你说得太严重了,生过孩子的农村妇女能跑到哪啊?”
“有时间一定回来看看,你的孩子叫我跟你这么说的。”说完我就放下了电话。
村长问,他怎么说?
我说,他钻到钱眼里去了。
村长摇摇头说,我看这小子打工打懵了,过几天我再打电话说说他。
离开村子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夕阳把青翠的山峰染成玫瑰色,一群一群的小鸟往树林里飞。村长送我到村口,我转过身对村长说,水英的教育你还要抓紧,不要因为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呵。
村长瞪着眼说:“村里的生产要管,各种税收要管,计划生育要管,社会治安要管,现在连俩口子睡觉的事也要管,你以为我是孙悟空哦。”
选村长
“石八村的村长今天一定选出来。”县委钟书记对我这样说。
村长一般由组织部门根据乡党委的建议内定,而作为差额选举的村长则由村民推荐,乡党委上报组织门备案。如果村民对这两个人选都不满意可以另选。但无论是“内定”还是“推荐”的人选最终都要由村民代表无记名投票决定。
石八村是红棉乡最后一个选举村长的自然村,此前曾进行过两次选举都因为村民代表打架斗殴没有成功。为了防止再次出现打架事件,派出所的干警陪同我一起进村。
晚上八时,我和赵乡长准时赶到投票现场。这时组织部的巫干事已经把投票的现场准备完毕。在明亮的马灯光下,村民代表已经坐在村头的草地上,围观的村民黑压压地站在四周。我还看见在人群的中间隔开了一条很宽的行人道。赵乡长在我耳边悄悄说:右边的人是支持现任村长的,左边的人是村长差额人选马大海的支持者。他们双方都互不搭理,眼里也似乎带着轻蔑的目光。现任村长坐在人群的中间,神色不安,时不时回过头看看身后的人,上露出勉强的笑容。马大海则坐在人群的左边,目光兴奋,志在必得,并时不时回过头来和身后的人低声说几句,然后猛地抬起头来望着主席台咧开嘴笑。我想,他们的拉票工作已经做到家了。
此前,他们的确深入各家各户拉选票了。
赵乡长和巫干事相继讲话后,我也强调了几句,大意是选举要贯彻县委的意图,要公平民主。接着村民代表排队投票,投票相当顺利但结果则出人意外:现任村长和马大海落选,而没被上级看中的村民代表刘金福却以超过80%的选票当选为村长。
我对突然杀出来的“程咬金”感到十分的意外,围观的村民涌而上包围了投票箱,派出所的干警立即站到台前以防他们打架。巫干事也不知怎么办,像只无头苍蝇似的,在会场四周转来转去,嘴里不停地说:“这怎么行,这怎么行。”好像是他落选似的。
我立即把选举结果用手机向县委钟书记作了汇报,钟书记说,应该尊重选民的选择,因为今后村里的工作还得靠他们来做。
我接着又给冯县长作了汇报,冯县长说:“谁的票最多就是谁了,不要改,再改麻烦事就多了,反正村里许多事件还是乡里管嘛。”
钟书记又说:“要安慰落选的村长,对他过去的工作要肯定要表扬,他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不管怎样当个村长是很累的。”
书记县长的指示很及时。
但当赵乡长宣布:选举合法,刘金福当选为村长时,村民代表都站起来热烈鼓掌。落选的村长和马大海也站起来鼓掌傻笑。围观的村民喳喳呼呼地散去了,民警也把握在手上的铁家伙装回手枪套。
散会后,我问了几个代表对今天的选举有什么看法。有个镶金牙的代表说:“嗨,很主,跟美国选举差不多。”
有个长得五大三粗的村民说:“谁的票我都不投。”
“呵,为什么呢?”我笑了笑。
他甩甩手毫不隐瞒地说:“我谁都不得罪。他们以后贪不贪现在还很难说。”
有个塌鼻子代表说:“只要能给我们带来好处,选谁都无所谓。”
一个胖乎乎的女代表说:“如果村长说话不算数,我写信去省里告他,不把他拉下马绝不罢休。”
代表们为什么一反常态把票投给刘金福呢?第二天我进村作调查。在座谈中代表普遍反映,现任村长是个好人,但能力太差干不了大事,原先许诺的事情很多没落实。他也请代表吃过两饭,但大家还是不投他的票,因为他的确不能给村民带来好处。马大海的牛皮的确吹得很响,但村民对他的能力和许诺有怀疑。譬如,他说当选后帮村里修公路修厕所,可他的钱从哪来?他现在还住在破瓦房里。选刘金福村民有信心,他许诺当上村长后马上给村里修一条水泥路,修两个公共厕所,他种了八年香蕉很有钱,他的哥哥是县里的财政局长可以找到钱。大家掂量来掂量去就选了他。
刘金福是否有贿选行为?座谈会结束后我又找了个党员代表了解情况:
“刘金福真的没给你钱吗?”
“没有。”
“没请吃饭?”
“请呀,吃了两顿狗肉,上城里按了两次摩。”
“就还些?”
“嗯,就这些。”
“他能做好这个村长吗?”
“他做不好,别的人更做不好。”
……
刘金福今年三十二岁,中等身材,麻须短眉,红鼻子,肉嘟嘟的脑袋,说话时眼睛总是看着脚尖不停地搓手,好像做了错事的傻大人。
第三天上午,我把刘金福叫到办公室,他把“大中华”往我面前一放,说,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我很严肃地说,许诺一定要兑现啊,不然村民还会罢免你。
刘金福兴奋得满脸通红:“兑现,一定兑现!”。
两个月后,刘金福把村里的三公里长的行人小路扩建为三米宽的水泥公路。赵乡长参加了公路开通剪彩仪式,他回来对我说,他妈的,选刘金福当村长没错!
然而,刘金福修了一个公共厕所就停工不想再修了,我打电话问什么原因。他说,我们村的人一惯以来都是大便后用竹片刮屁股的,有了新厕所他们却舍不得买生纸,结果厕所的通道被竹片堵得没有一天是通的,现在厕所臭哄哄的,大家都不想进去了,再修又有什么用呢?
在我的督促下,刘金福还是没有再修厕所,而是用修厕所的钱给村里打了一口井。
后来,刘金福当满了两届村长。换届时,乡党委推荐他为副乡长的差额人选,但选举前三天他因为车祸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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