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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是个朝代更换频繁的国度,除了宋是亡于异族侵略,其他大大小小的王朝大多是亡于自身的分崩离析。短的寿命只有几十年甚至更短(秦十五年),长的即使强盛一时如汉、唐、明、清,国柞亦无非两三百年之久(汉分东西,各有两百多,合做一起,则有400多年)。相交西方一个国家能生存上千年的历史,中国王朝更替算得上是频繁的。面对这个现实,其中必有了些必然的规律,以我粗浅的历史知识分析看来,这个规律是由于中华封建体制的自身局限和约束,而其的背后,则是中国所处地理位置和天文气候所导致的一种适应统治制度的悲剧。
如果打开一张中国地图并以天文和地理爱好者的观点来看,中国适于发展农业。而中华体制的根本就是农业,中华民族本身即是农耕民族。直到今天,农民仍然占人口的大多数,中国仍然是农民的王国,国民是农民的心态。谁要是脱离了农民的特性,实际上就脱离占中国大多数人口的群体。历朝历代,大多以农为本,重农轻商。中国古代之皇帝,如果要维持其正统地位,主持祭天和重视农业是维持其神圣不可侵犯形象的重要保证。皇帝自称天子,也就是天的儿子。其的称呼很有深意。比如为什么皇帝不自称是某个具体的神的儿子,是救星,是弥撒亚,或者干脆自称就是某个大神的转世而偏要说是虚无缥缈的天的儿子呢?对于农民来说,天,也就是气候时节是最为重要的东西。其关系到农民生活作息,播种时节,当年收成。所以,天是农民的图腾,是农民的精神支柱。皇帝作为天的儿子,是广大农民兄弟的顶膜礼拜的文化正统,带有其统治的必然和正确性。中国古代皇帝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制定每年的年历,我们称之为农历的东西,来指导全国农民的耕种作息。如果计算失误,就会影响当年收成,严重的,会造成其权威的丧失、统治的崩溃。清朝的时候,中国古代相传的占星术由于时代的变迁和资料的流失,与实际节气已有了相当的误差。于是康熙大帝采用西方传教士的计算方法,精确制定了每年的年历,奠定了其是天的代表的地位,维护了其的统治。皇家制定年历的传统反映到现在,就是俗语中把买年历称之为买“皇历”。
在中国以农为本的经济基础下,我们再来看中国其他重要天文地理因素。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我们的母亲河是黄河。黄河是含沙量极大的河流,其在养育了中华民族的同时也带给了中华民族深重的灾难。整个黄河流域,如果没有一个统一有效的指挥中枢,以古代落后的生产水平,实在难以抵御黄河的改道和决堤。从气候上看,中国算不上是风调雨顺。到公元1911年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的灭亡,中国有案可查官方纪录水灾1621次,旱灾1392次,自有记录开始平均每年灾害达1.4次之多。从规模上每三年往往大旱,五年又有大洪水,这是中国气候的一个普遍规律。其直接影响了王朝的兴衰成败。比如最为倒霉的明,赶上人类历史上最近一次小冰河时期,北方连年干旱,终于酿成了流民大起义。每年的自然灾害,一旦发生,受灾地区人民流离失所,惨状不忍一一述明。用现代的话说,那是每天都在死人。古代交通运输不发达。即使在20世纪上半叶,抗战时期从国外每进口一架飞机,就要损失一架飞机。虽然是战争年代所致,古时状况却更为惨烈。汉武帝时24石粮草,运到前线时只剩1石。在炀帝开挖大运河前,从南方调集物资赈灾,一车的稻谷,运到北方往往所剩无几,古人号称只剩一粒。虽有夸张,但也证明了损耗之大。正是在这种客观条件下,中国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强权中央大政府。唯有如此,中国才能有效组织起足够的人力物力,发展水利,抵抗自然灾害,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强盛,社会才能发展。中国之所以能屡屡消化外来民族的入侵,虽多次四分五裂却最终走向统一,不是因为什么中华文明之精髓——那是后话,而是中国自然条件需要中国统一,唯有统一才能发展,才能走向强盛。分裂对国人来说,没有出路,历史证明那是死路,对谁都没有好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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