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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坛 正说清朝二十四臣 纪连海(讲稿 视频 文字 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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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9-13 16:33


  纪连海,北京师大二附中教师。北京市骨干教师,西城区学科带头人,西城区兼职历史教研员。1986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98年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首届历史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班结业,2001年首都师范大学计算机系计算机专业毕业。1999年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长期从事高中历史教学工作。与人合著有《〈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1(必修)〉教师教学用书》、《高中中国古代史教案》、《中国古代史教案·全一册》、《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教案》、《新教材典型题例详解·高中历史·全》、《高考历史总复习指导》、《高考真题精讲巧练·历史》、《高三热点测试金卷·历史》、《2005高考训练营·榜中榜课·历史》、《学习·探究·诊断》、《高二文综寒假作业》、《暑假作业·高二文科综合》、《高中历史·课外练习·选修》、《初中世界历史练习册》、《初中世界历史课外练习》等书。还是中央电教馆聘请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学与教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子课题《教育资源开发与应用》课题组成员。多次在《现代教育报·高考周刊》、《考试》杂志等报刊上发表文章。

  1986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在昌平四中教学,后调昌平二中,2001年在北师大二附中历史老师招聘中脱颖而出,并成为教研组主任。

  1998年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首届历史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班结业。1999年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长期从事高中历史教学工作。被中央电教馆聘请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学与教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子课题《教育资源开发与应用》课题组成员。曾在《现代教育报·高考周刊》、《考试》杂志等报刊上发表文章。

  2001年首都师范大学计算机系计算机专业毕业。

  纪连海自称不是明星,只是一位普通中学教师。 纪连海在百家讲坛讲了六位清朝的名臣,这个讲座有一个终极悬念就是孝庄到底嫁没嫁给多尔衮, 纪连海便从这里入手把爱兄敬嫂多尔衮的一生展现出来了,从母亲惨死到喜得玉玺,从与豪格的皇位之争到和李自成崇祯争霸天下。纪连海有自己的博客,名为“历史的江湖”。

纪连海作品《正说清朝二十四臣》全部目录:正说和珅(共10集)、正说多尔衮(共20集)、正说纪晓岚(共9集)、正说刘墉(共4集 )、正说鳌拜(共6集)、正说吴三桂(共6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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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坛 正说清朝二十四臣 纪连海(讲稿 视频 文字 全集)


百家讲坛 正说和珅(一)发迹之谜


百家讲坛 正说和珅(二)敛财之谜


百家讲坛 正说和珅(三)乾隆不杀之谜


百家讲坛 正说和珅(四)嘉庆杀和珅之谜


百家讲坛 正说和珅(五)和珅的情感世界(上)


百家讲坛 正说和珅(六)和珅的情感世界(中)


百家讲坛 正说和珅(七)和珅的情感世界(下)


百家讲坛 正说和珅(八)和珅的用人之道(上)


百家讲坛 正说和珅(九)和珅的用人之道(中)


百家讲坛 正说和珅(十)和珅的用人之道(下)


百家讲坛 正说多尔衮(一)多尔衮与孝庄身世之谜


百家讲坛 正说多尔衮(二)多尔衮与孝庄青梅竹马之谜


百家讲坛 正说多尔衮(三)多尔衮争夺后金汗位之谜01


百家讲坛 正说多尔衮(四)多尔衮争夺后金汗位之谜02


百家讲坛 正说多尔衮(五)多尔衮争夺后金汗位之谜03


百家讲坛 正说多尔衮(六)多尔衮争夺大清帝位之谜01


百家讲坛 正说多尔衮(七)多尔衮争夺大清帝位之谜02


百家讲坛 正说多尔衮(八)多尔衮争夺大清帝位之谜03


百家讲坛 正说多尔衮(九)多尔衮争夺大清帝位之谜04


百家讲坛 正说多尔衮(十)多尔衮统一中国失败之谜


百家讲坛 正说多尔衮(十一)多尔衮定都北京之谜


百家讲坛 正说多尔衮(十二)多尔衮十四大正确决策之谜


百家讲坛 正说多尔衮(十三)多尔衮六大弊政之谜(上)


百家讲坛 正说多尔衮(十四)多尔衮六大弊政之谜(下)


百家讲坛 正说多尔衮(十五)孝庄下嫁多尔衮之谜01


百家讲坛正说多尔衮(十六)孝庄下嫁多尔衮之谜02


百家讲坛正说多尔衮(十七)孝庄下嫁多尔衮之谜03


百家讲坛正说多尔衮(十八)孝庄下嫁多尔衮之谜4


百家讲坛正说多尔衮(十九)孝庄下嫁多尔衮之谜5


百家讲坛 正说多尔衮(二十)大结局―多尔衮之死


百家讲坛 正说纪晓岚(一)纪晓岚身世及特异功能之迷


百家讲坛 正说纪晓岚(二)纪晓岚的入仕之迷


百家讲坛 正说纪晓岚(三)纪晓岚发配新疆之迷(上)


百家讲坛 正说纪晓岚(四)纪晓岚发配新疆之迷(下)


百家讲坛 正说纪晓岚(五)纪晓岚相貌之迷


百家讲坛 正说纪晓岚(六)纪晓岚“竹苞”之迷


百家讲坛 正说纪晓岚(七)纪晓岚与和珅关系之迷


百家讲坛 正说纪晓岚(八)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之迷


百家讲坛 正说纪晓岚(九)纪晓岚辅助嘉庆登极之迷


百家讲坛 正说刘墉(一)刘墉的家世之谜(上)


百家讲坛 正说刘墉(一)刘墉的家世之谜(下)


百家讲坛 正说刘墉(一)刘墉与和珅关系之谜(上)


百家讲坛 正说刘墉(一)刘墉与和珅关系之谜(下)


百家讲坛 正说鳌拜(一)家世之谜


百家讲坛 正说鳌拜(二)鳌拜崛起之谜


百家讲坛 正说鳌拜(三)鳌拜登上权力顶峰之谜


百家讲坛 正说鳌拜(四)鳌拜辅政之谜


百家讲坛 正说鳌拜(五)鳌拜与康熙矛盾激化之谜


百家讲坛 正说鳌拜(六)康熙智擒鳌拜之谜


百家讲坛 正说吴三桂(一)相貌与身世之谜


百家讲坛 正说吴三桂(二)崛起之谜


百家讲坛 正说吴三桂(三)勤王之谜


百家讲坛 正说吴三桂(四)吴三桂与绝代佳人陈圆


百家讲坛 正说吴三桂(五)一叛再叛之谜


百家讲坛 正说吴三桂(六)吴三桂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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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98685748.jpg
2013-9-13 15:38


       和珅(音:hé shēn)(1750年5月28日—1799年2月22日,即乾隆十五年——嘉庆四年正月十八日),原名善保,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二甲喇人。曾兼任多职,封一等忠襄公,任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兼管吏部、户部、刑部、理藩院、户部三库,还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库全书》总裁官、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等等要职,为皇上宠信之极,官阶之高,管事之广,兼职之多,权势之大,清朝罕有。他还是皇上的亲家翁,其子丰绅殷德被指定为皇上最宠爱的十公主之额驸。后被嘉庆皇帝赐死。

阿上治下

  和珅以善伺上意得宠幸,史书:“高宗(乾隆)若有咳唾,和珅以溺器进之。”视君如父。他与乾隆帝和诗,乾隆一生喜爱作诗,和珅对乾隆帝所作诗词的风格、用典、喜用的词句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和珅为了迎合乾隆帝,下功夫学诗、写诗,并造诣很深。他偶尔会在乾隆面前表现一下自己对诗文的偏爱,甚至闲暇的时候以“骚人”自居。与和珅同时代的钱泳曾评价他的诗说:他的诗偶有佳句,很通诗律。和珅的诗作统统合乎乾隆的审美趣味,乾隆阅后,怎能不喜,很多时候就命和珅即景赋诗,以代替自己亲为了。在和珅的诗集《嘉乐堂诗集》中就有很多首是奉乾隆帝的命令所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北京故宫重华宫内屏风上的诗文是乾隆帝书写,而挂在故宫崇敬殿的御制诗匾,据考证就是由和珅代笔的。从中可以看出和珅书法之造诣。乾隆帝崇奉佛教中的喇嘛教,于是和珅也崇奉喇嘛教。共同的宗教信仰就为和珅博得乾隆帝垂青。由此可见和珅和乾隆帝的默契是多么深厚。和珅擅政二十余年,升迁四十七次,权倾朝野,百官争相谄附。公然勒索纳贿,又排斥异己,致使吏治败坏,官场充斥小人。和珅生前曾经兼任六十余重要官职,可见乾隆帝对他的信任。

  虽然贪污是他的最大的过错,但他的才华还是应该得到认可。有人将他与刘墉和纪晓岚并列为清乾隆时期三大中堂。虽然刘墉和纪晓岚均未入军机处,但刘墉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正一品),纪晓岚官至协办大学士(从一品),按职级标准而言,称为中堂是合理的。《清史稿》说“大学士非兼军机处,不得为真宰相”。故称为刘、纪为中堂还可以,宰相则不沾边了。

  他担任的职位很多,重要的有抓崇文门关税、内务府库银(皇上自己的钱库)、国库。刚刚上任的时候,国库、内务府库银空虚得很,又得花钱办事,如修《四库全书》、用兵、修园林、修皇陵、修河、救灾等。和珅利用自己能力,在短短几年里,就把空虚得很的库银变得饱满,又大把大把的银子让国家去办事,让皇上去花。他虽然聚敛,但他确实善于理财。前几任都因办不到,而被罢职。之后,由于要花钱办事,所以,还得靠和珅来弄钱。

贫困生活

  乾隆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元1750年7月1日)和珅出生在福建副都统常保家中。三岁时母亲因难产而去世临终时产下弟弟和琳,父亲常保在和珅九岁时亦因病去世,幸得一位老家丁和父亲的一位偏房保护和珅、和琳两兄弟才能免于被赶出家门。他更成功考上咸安官官学,和珅仪表俊雅,精通满、汉、蒙古、西藏四种语文,更精通四书五经。更得老师吴省钦、吴省兰器重。

  十八岁娶直隶总督冯英廉之孙女冯氏,和珅从此一鸣惊人。和珅曾参加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己丑年科举,但名落孙山。他以文生员承袭三等轻车都尉。具体来说,这是从事管理最卑微士兵的职位。由于和珅的精明能干,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22岁,十月,被授三等侍卫。终于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得到一个机会,做了皇上的仪仗队的侍从。具体的工作是抬轿和举旗杆的。由于他懂得利用机会,在乾隆面前展示自己的才学,终于在四年后,当上了大臣。

官宦生涯

  清廉为官


  和珅最初为官时一心报效国家,与朝中的清官一起打击福康安、福长安等贪污官员,更在二十六岁时就任管库大臣,管理布库,他从这份工作中学习到如何理财,他勤朴地管理布库,令布的存量大增,他凭借这些才干,令他得到乾隆的赏识。乾隆四十年,和珅擢为乾清门御前侍卫,兼副都统。乾隆十一月再升为御前侍卫,并授正蓝旗副都统。乾隆四十一年正月,授户部侍郎,三月授军机大臣,四月,授总管内务府大臣。这两年间,和珅清廉为官,勤奋好学,成为一位有为的青年。

  李侍尧案

  乾隆四十五年正月,海宁揭发大学士兼云贵总督李侍尧涉嫌贪污,乾隆下御旨命刑部侍郎喀宁阿、和珅和钱沣远赴云南查办李侍尧。起初毫无进展,后来和珅拘审李侍尧的管家赵一恒,向赵一恒严刑逼供,赵一恒起初还拼死抗争,拒不招认,后来终于奈不住痛楚,把李侍尧的所作所为一一向和珅作了交待。和珅有了坚实的证据,心里就有了底,踏实下来。他把赵一恒交待的事项笔录下来,又命人召来了云南李侍尧属下的大官员,当着他们的面宣告了赵一恒的供述,那些原来忠于李侍尧的官员见和珅已掌握了证据。于是他们纷纷出面指控李侍尧的种种罪行,就连那些曾向李侍尧行贿的官员,也申明自己是迫于李侍尧的淫威,被迫行贿的。和珅取得了实据,迫使精明干练的李侍尧不得不低头认罪。和珅也因此被提升为户部尚书。

  开始贪污

  李侍尧案审结后,李侍尧被判斩监候,李侍尧和他的党羽一大份财产被和珅私吞,加上乾隆的赏赐,和珅终于初尝掌握大权大财的滋味。四月,长子丰绅殷德,被乾隆指为十公主额驸,领受乾隆赏赐黄金,古董等等,百官争相巴结。和珅起初不受贿赂,但日子一长,和珅开始贪污,他广结党羽,形成一股大势力。(讽刺的是,党羽中包括当年在云南对和珅百般羞辱的李侍尧),更培植犯罪集团用以迫害政敌,地方势力和人民。俨然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大贪污集团,和珅就立在金字塔的顶端。

  苏四十三起义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属甘肃河州管辖的循化厅(今青海省循化县)撒拉族人苏四十三,因不满甘肃之官员贪污舞弊,欺压人民,率众起义,于河州围攻中杀死支援之杨士玑,起义军分兵从小道绕过清军勒尔谨部,直取首府兰州。兰州城只有八百守兵,一经交战,便损兵三百,甘肃官吏惊恐万状。乾隆皇帝惟恐兰州不保,遂命尚书和珅为钦差由京城赴甘肃,又命军机大臣阿桂督师,速调陕西、四川、新疆等地援军进剿。合共十几万军队入甘肃支援。十日后,巴彦岱率三万大军到达兰州城下,撤了陕甘总督勒尔谨的职,暂任陕甘地区军事指挥,组织军队反击叛乱军。

  李侍尧到达后正式接任陕甘总督,只用四万军队把十万起义军打得溃败,分五路进军循化。二十日后,和珅到达海兰察部,发现海兰察部已经击败起义军,于是下令分四路进军,但是四路军中对于和珅这位拍马屁起家之长官多有不满,于是海兰察、图钦保出征,海兰察绕山而进,歼敌军伏兵。但是图钦保则被困于山中,最后被围困而死。和珅此举更增加了诸将之反感,数日未曾再出征。

  再过数日军机大臣阿桂领十万大军到达,阿桂问和珅为何战败,和珅推搪诸将不听调遣,阿桂说:“是宜诛!”次日,阿桂下令集合,一会儿军队就全部集合,他马上反问和珅:“诸将殊不见其慢,当谁诛?”和珅语塞,知道这是诸将有意为难,只得闭上嘴,认错。阿桂正式接手最高统帅,十日后,李侍尧攻下循化,阿桂捕杀韩二个,苏四十三叛乱接近结束,和珅亦被调回京师,因指挥失败关系导致总兵图钦保战死,被停职处分。加上阿桂和海兰察等三十余将上书,奏请乾隆帝禁止和珅再度领兵。和珅知道此事后对阿桂结下不解之恨,直至阿桂去世。清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丙午日清兵包围起义军据点华林山华林寺,清兵放火烧寺,起义军皆葬身火海,苏四十三在混乱中被杀,历时七十多日之苏四十三起义终告失败。

狱中自尽

  嘉庆四年正月,太上皇乾隆驾崩;正月十三,嘉庆帝宣布和珅的二十条大罪,下旨抄家,抄得白银八亿两(晚近史家重大新观点:不一定都是和珅财产,极可能部分是天地会会款秘密存放在和珅处孳息、放高利贷也因为嘉庆时不认和珅帐导致连串民变起事)。当时清廷每年的税收,不过七千万两。和珅所匿藏的财产相等于当时清政府十五年收入。时人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正月十八,廷议凌迟,不过,固伦和孝公主和刘墉等人建议,和珅虽然罪大恶极,但是毕竟担任过先朝的大臣,应改赐和珅狱中自尽。最后赐和珅在自己家自杀。其长子丰绅殷德因娶乾隆帝第十女固伦和孝公主,得免连坐。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进行报复,刘墉向嘉庆帝建言应避免案件扩大化,妥善做好善后事宜。结果,在处死和珅的第二天,嘉庆帝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不大规模地牵连百官,以安朝臣之心。

贪污

  据《清朝野史大观·和珅家财》等野史记载,和珅总财产是“二十亿两有奇政府岁入七千万,而和珅以二十年之阁臣,其所蓄当一国二十年岁入而强”。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提供的数额是二亿三千万两。副都统萨彬图力陈“和珅家产甚多,断不止此查出之数”,要求严刑审讯“和珅家掌管金银内账使女四人”,对和宅院附近进行挖掘,寻找“窖埋金银”以及查清和家帐本和各大银号,以求彻底查清。他的府邸装潢胜似皇家园囿,其华贵为其他大臣府邸所不及。和珅“跌倒”后,他的府邸被转赐给恭亲王,成为人们现在所熟悉的恭王府。

  由于清朝与现代的时间最接近,因此和珅成为中国史上最著名的贪官,乾隆五十五年至六十年的税收被和珅贪掉了一半;2001年,入选《亚洲华尔街日报》世界级富翁行列。

议罪银

  议罪银是一个拿钱减刑的制度,假如被判刑,只要交一笔钱,就可减刑。举个例子:纪晓岚曾被充军新疆,要是没交钱的话早就死了。全国刑徒多如繁星,得到的银两之巨,不言自知。

千叟宴

  乾隆帝举办过两次千叟宴:第一次因为老人们等待皇帝略久,导致菜肴凉冷不甚成功;第二次千叟宴由内务府总管和珅筹措,和珅改革旧式个人小火锅,发明今制大火锅加烟囱,热呼呼宴席让数千位老人吃得眉开眼笑,乾隆面子俱足;四十八年(1783年)正月初十,在乾清宫办了530桌火锅席以宴请宗室,盛况空前,更是巩固和珅在内务府(也掌管国库能敛财)掌控地位。

福字碑

  和珅当年秘密的将康熙皇帝写给孝庄皇太后的福字碑从皇宫内偷窃出来,并安装在自己家花园内的假山洞中,假山修成龙形,现在依然存于该假山下的福字碑的‘福’字碑为康熙御笔之宝,隐于密云洞中,谓之‘洞天福地’,纵观康熙皇帝亲笔所书的这个‘福’字刚劲有力,颇具气  福字碑势,右上角的笔画像个‘多’ 字,下边为‘田’,而左偏旁极似‘子’和‘才’字,右偏旁像个‘寿’字,故整个‘福’字又可分解为‘多田多子多才多寿多福’,巧妙的构成了福字的含义,极 富艺术性,且意味深长。更为珍贵的是碑的右上方,刻有康熙的玉玺以镇福,因此此“福”字被誉为天下第一福。

受宠原因

  1,和珅此人确实有才,他从官学毕业后考过一次科举,但落第之后就听从其岳父的意见去选了侍从,有一次乾隆用论语中一句话来下旨,虎兕出于匣,当时在场大臣都不明白什么意思,和珅启示说是皇帝要追究看守人的责任,被乾隆赏识。

  还有一次就是乾隆在看孟子。天色已暗,乾隆看不清书上的注,就命和珅掌灯,当时和珅就问皇上是哪一句,乾隆告诉他之后,和珅就把书上的注全部背了出来。可见和珅有才是乾隆用的一个原因。   

2,据说和珅长相清秀,乾隆觉得其酷似因乾隆被处死的一个妃子,而且和珅中的珅字,也就是乾隆三阿哥的名字,三阿哥永珅,英年早逝,乾隆一直对他有一种愧疚之情,故而重用和珅。   

3,和珅擅长拍马屁,在乾隆日益昏聩的老年,越来越听不进忠言,又好大喜功,自诩十全老人,认为自己能够及的上祖父康熙、父亲雍正,而和珅就用此来麻醉乾隆。

  而且,和珅知道乾隆深深地爱戴他的母亲,皇太后。所以和珅就竭尽自己的一切解数来讨好皇太后,特别是在皇太后归天的时候,和珅不是像其他大臣一样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而是时刻陪在乾隆身边,痛哭流涕,一连几天,茶不思,饭不想,赢得了乾隆的好感。   

4,和珅被乾隆重用初期,确实做过几件令乾隆高兴得事情,比如审判李侍尧,在乾隆心中留下了清正廉洁的印象。而且和珅在官学内苦读,掌握了汉,满,藏,蒙语,在关键时刻总能发挥作用,深得的乾隆喜爱。   

5,和珅的敛财技巧炉火纯青,能为老年乾隆的无限制挥霍提供财源,在乾隆晚年几次下江南中,和珅的捞钱本领给乾隆带来了想不到的好处。   

6,总结一下,和珅此人之所以深得皇帝的宠信,最重要的一条是揣测上意,能够时刻替皇帝赴汤蹈火,把皇帝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办,皇帝烦心的事情,和珅来办。久而久之,乾隆当然就把和珅当成自己的一部分了,当然会重用了。

二十条罪状
  
一、当乾隆皇帝册立嘉庆皇帝颙琰为皇太子时,先期呈给颙琰如意,泄露机密以为拥戴之功,   
二、在圆明园内骑马,直入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   

三、乘轿出入神武门,直进宫中。   

四、娶出宫女做小老婆。   

五、川、楚教匪滋事,各路军营文书报告,延搁不报。   

六、乾隆皇帝病重时,毫无忧戚,逢人谈笑自若。   

七、乾隆皇帝批阅文件,字写错了,竟然说不如撕掉另拟。   

八、管理吏、户、刑三部,一手遮天,变更成法,不许手下的人参议一个字。   九、西宁报贼匪聚众抢劫杀伤,将原摺驳回,隐匿不报。   

十、朝廷有旨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却违背谕旨,无论出没出痘者,俱不令来。   

十一、任人唯亲,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吴省兰、李潢等人,俱保举提升。   

十二、军机处在册人员随意撤去。   

十三、私盖楠木房屋,奢侈豪华,超标准、超规格。   

十四、其坟茔设立享殿,开置隧道,致使老百姓称之为“和陵”。   

十五、所藏珍珠手串二百余串,比宫中多好几倍,其中的大珠,比皇帝帽子上戴的还大。   

十六、真宝石顶,不是他应该戴的,却藏数十余颗,还有整块大宝石,为宫里所没有的,不计其数。   

十七、家中银两衣饰等物,数逾千万。   

十八、夹墙内藏赤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赤金六千余两,地窖埋银百余万两。   

十九、当铺钱铺资本十余万,与民争利。   

二十、家人刘全资产亦二十余万,且有大珠及珍珠手串。

绝命诗

  嘉庆四年正月十八日,嘉庆帝派大臣前往和珅囚禁处所,“赏赐”他白绫一条,令其自尽。此时和珅一看到白绫,知道死期已至。他对自己惨淡经营一生,家业富比皇室,到头来落得个如此悲惨下场,不禁万分慨叹。这一次自己锒铛入狱,身陷囹圄,尝到了凄凉、冷清、饥饿、刑罚、痛苦等苦辣滋味。特别是正月十五日,正值元宵佳节,和珅自然而然想到往年家中欢欢喜喜,自己在众人侍奉下悠然自得、尽情享乐的情景,提笔作了题名为《上元夜狱中对月两首》的诗:

  “夜色明如许,嗟令困不伸。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室暗难挨晓,墙高不见春。星辰环冷月,缧绁泣孤臣,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余生料无几,空负九重仁。”

  “今夕是何夕,元宵又一春。可怜此月夜,分外照愁人。思与更俱永,恩随节共断。圣明幽隐烛,缧绁有孤臣。”

  从上述两首诗中可以得知,和珅已经预感到自己的余生时间不会太长了,末日即将来临,伤感前事,发出几声悲鸣。他至死执迷不悟,觉得自己满身是才,“怀才误此身”,表现出一种“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无可奈何心情。

  和珅看到白练后,又提笔写下了一首绝命诗:

  “五十年前梦幻真,今朝撒手撇红尘。他时唯口安澜日,记取香魂是后身。”

  赋诗完毕,和珅拿起白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悬梁自尽,结束了自己的一生,终年50岁。但他留下的这首绝命诗,却耗尽了无数史家特别是附会者的心血。人们把此诗集中在和珅的前身和后身上,说和珅的前身是乾隆宠爱的妃子马佳氏,而后身便是世所不齿的慈禧太后。大意是和珅为了报仇,而化为女身来惑乱清朝,而要说惑乱清朝最巨的莫过于慈禧太后了。所以,众口相传,和珅是投胎变成慈禧太后了。自和珅死后,对其绝命诗的各种解释附会无不朝此方向发展,最终都是为了把和珅变成慈禧。这些说法虽属痴人说梦,但却也反映出人们对和珅以及后来的慈禧太后的憎恶。   事实上,和珅这首绝命诗,并无什么特殊的含义。上句无非是临终的人生感叹。而下句与“二十年后我还是一条汉子”类似,只不过和珅作为文人,话说得比较含蓄而已。

家产清单  

房屋3000间   

田地8000顷,   

银铺42处,   

当铺75处,   

赤金60000两,   

纯金,大金元宝100个, 1000两一个,100个,多少,十万两;  和珅故居

小银元宝56600个,100两一个,566万两。   

银锭900万个,   

洋钱58000元,   

制钱150万文,   

铜钱,150万文。   

吉林人参600余斤;   

玉如意1200余柄,   

珍珠手串230串,   

桂圆那么大的珍珠,10粒,   

大红宝石10块,   

大蓝宝石40块,   

银碗40桌,   

珊瑚树11支,每支都一米以上高,   

纱缎绸罗,绫罗绸缎,做衣服的料子,一共有14300匹,   

毛呢哔叽20000板   

狐皮550张   

貂皮850张,其他的皮又各种粗细皮56000张,   

铜器和锡器361000件,   

名贵瓷器10万件。   

镂金八宝炕床24座,   

西洋钟460座,   

四季好衣服7000件(貂皮男衣713件,貂皮女衣650余件,杂皮男衣860件,杂皮女衣437件,锦夹单纱女衣3118件,锦夹单纱男衣3808件,貂帽54顶,貂蟒袍37件,貂褂短罩48件,貂靴124双)。   

家人606名,妇女600名。   

当铺75座,估银3000万。   

银号42座,估银40万。   

古玩店13座,估银30万。   

玉器库2间。估银7000万。   

绸缎库4间,估银80万。   

瓷器库2间,估银1万。   

梨木紫檀家具组合6件

  史料中有关和珅家产的数量及估价说法颇多,且各处记载不一,野史、笔记、民间流传口碑,甚至档案馆中所藏“档案”均与官书(如《清实录》、《清史稿》、《清史列传》)的有关记载相差甚远。如:清代的史料笔记《庸庵笔记》称和珅的全部财产分为109号,其中26号经估价值23890万两。据此推算未估计的83号约值银8亿两有余。当时清王朝每年的国库收入为六七千万两白银,而和珅的个人财产足抵整个清王朝15年的财政收入。《清朝野史大观》中称和珅的家产“值八百兆两有奇(笔者注:即八亿两),政府岁入七八千万两,而和珅以二十年之宰相,其所著当一国二十年岁之半额而强。”其他清代笔记、小说及历史档案所载数字,虽与以上所记有所出入,但大体相同。邓之诚在《中华二千年史》中说:“是时军饷告竭,欲得其家产以赡军耳。世传《查抄和珅家产清单》出于当时报房小炒,实不足据。”林铁均先生在《嘉庆皇帝传奇》中也对“八亿两”这一数字提出质疑,并认为“所有这些家产,除某些稀世珍奇难以计价外,初略估算,大概在2000万-3000万两之间。” 而当代史学家冯佐哲先生根据《清实录》及其他正史的记载,认为和珅除了珍藏的大量稀世宝物、古玩和字画外,能够估价的现金、土地、房屋等家产,“当在一二千万两之谱。” 应该说这两种估计是非常有现实意思的,一方面给出了关于和珅家产的较为合理的数据,另一方面证明了野史、笔记、民间流传口碑、档案馆中所藏“档案”中所载数据不可信。

  根据官书记载,当时共抄出各色银三百余万两(折合库平银二百八十三万余两),金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一两;各处土地一千二百六十六顷;各处收租房屋一千零一间半;借出本银所开当铺十二座,及家人刘全、刘印、刘咳、胡六自开伙开当铺共八座;当铺、房、地共计价银二十万三千三百两零,价钱六千一百吊零;放债银两共计二万六千三百十五两;八十辆大车工共折银九千六百两;珠宝古玩衣物等贵重物品数愈千万件,价值不可估量……据笔者看来,以上数字最为可信,因为在乾隆五十一年,乾隆处理曹锡宝状告和珅家奴刘全一案时说:“而山西富户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亦岂得概以华侈富厚而罪之乎?”,可见当时和府的财产当在百十万两以上;嘉庆在宣布和珅罪状时说道:“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内并有埋藏银两百余万(其大罪18)”;在和珅的供词中也提到:“又奴才家资金银房产,现奉查抄,可以查得来的。至银子约有数十万,一时记不清数目。”可见其私有财产正如冯佐哲先生所估计的那样,并不像野史记载得那么多,除了不可估价的珍宝首饰、古玩字画等物品以外,可估计的家产总值当在三百八十五万两以上。和珅的家产究竟有多少?由于现存关于和珅家产的史料没有一份是完整的,且其家产中珍宝无数,所以根本无法确切分析及估算其家产的确切数额。

被杀之因


  好多人问,嘉庆为什么非要杀和珅不可?因为和珅是他爸爸的时候大学士,也还可以为你服务,为什么一定要杀他?嘉庆为什么要杀和珅呢?学术界有三种见解: 第一种是经济原因。和珅富可敌国,杀了,有一句顺口溜,有一句名谚嘛,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这是从经济的角度。但是和珅抄家的东西主要是分有关的大臣。他的宅子,现在恭王府的前身,就分给他自己的兄弟了等等。尽管和珅贪污这么多,但是嘉庆杀和珅,经济是一个原因,不是主要原因。

  嘉庆杀和珅的二十条罪状里头第一个理由是什么呢?第一个理由就说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乾隆宣布嘉庆做皇太子,前一天初二和珅向嘉庆递了一个如意,嘉庆说,说你这是讨好,表示你有拥戴之功,我想这一条和珅够不着杀头之罪,我至少对你表示好,以后我支持你,至少没有恶意吧。这是嘉庆杀和珅的第一条,经济上是一个原因,不是主要原因。

  第二条就是军事上的原因,就是南方白莲教的事情。嘉庆的时候,军队经常败退,抓到四川的教首叫王三槐,王三槐供状里头,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子?他说官逼民反,嘉庆说这官逼民反,这官是谁呀?就是和珅这一类的赃官逼的,所以要杀和珅,其他赃官给你看看,赃官就这个下场,以儆效尤,杀鸡给猴看,这是处于军事上的。

  第三,还有个学者认为: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就是军权和相权的矛盾。就是和珅权利太大,叫做权大震主。直接威胁到嘉庆的皇权,所以要把和珅杀了,把和珅集团,死党给他瓦解了。我想嘉庆诛和珅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经济方面的,你是贪官,有军事方面,要振奋军心。有政治方面的,维护皇帝的皇权,乾纲独断,可能这三个因素比较起来,军权和相权的矛盾可能更重要一些,但是有一条,就是嘉庆杀和珅只是做一个个案处理,没有深入追究和珅这个现象背后的深刻的社会根源上面。

和珅宅第

  恭王府的前身为清代乾隆朝大学士和珅的宅第已经毫无疑义。这在故宫博物院著名的文物专家单士元先生1938年写的《恭王府沿革考略》一文里也已获得证实。关于宅第的建造年代,应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目前府邸内,和珅宅第时期代表性的建筑主要有两处:一为“嘉乐堂”,是现在府邸中路的最后一进正厅,五开间,大门正上方现悬有“嘉乐堂”匾额,传为乾隆帝御赐和珅的,但该匾无署款、钤记,故无由证实。由于和珅集有《嘉乐堂诗集》,当可推断出是和珅时之室名。另一个为“锡晋斋”,原名“庆宜堂”,源于乾隆所赐“庆颐良辅”匾额。锡晋斋是西路院落最后一进的正厅,七开间,前后出廊,后檐带抱厦五间。正厅的东西北三面是两层的楼,上下安装了雕饰精美的楠木隔段。此隔段式样是和珅家太监呼什图受和珅指使前往紫禁城宁寿宫画下图样仿造的,是明显的僭侈逾制,这也成为嘉庆皇帝赐死和珅的二十大罪之一。

家族

  就家族来看,和珅出身武将世家,而且有满蒙血统,高祖父钮祜禄·尼雅哈纳更是清朝开国元勋,与后金开国五大臣之一的额亦都为堂兄弟。可见其满洲贵族血统。清镇武将军镶白旗蒙古都统伍弥泰是其外祖父,其父又是掌管福建地区军事的第二号人物,所以和珅幼年的生活十分富足。和珅本来可以与其他八旗子弟一样玩乐人生,但常保的猝死却彻底地粉碎了他和弟弟和琳的美好童年,令他年纪轻轻已经备受磨练。

妻妾  

冯氏:名霁雯,直隶总督冯英廉的孙女。冯氏与和绅成婚时,和绅尚是一个破落家族中的咸安官官学的生员。和珅发迹后,和珅对这位“有所取无所归”的糟糠之妻十分敬重。冯氏与和绅生得二子,长子丰绅殷德,为乾隆之附额,娶十公主和孝;次子四十多岁时方出世,于嘉庆元年早夭。冯氏悲戚过度,身染重疾,死于嘉庆三年(1798年)春。死时四十七岁,和珅悲痛欲绝,幸亏二夫人长氏劝止,当晚做诗六首悼念冯氏。葬礼十分隆重,当时的王公大臣无不前往吊唁。冯氏是电视连续剧《梦断紫禁城》中冯月瑶的原型,但是真实的冯氏并非深居简出,更没有出家。   

长氏:相府中人称二奶奶、二夫人,与冯氏同住一室且关系良好。冯氏去世后被和珅扶正为妻。和珅倒台后,遵照和珅遗言,没有追随和珅而去。而是和丰绅殷德一家一起生活,嘉庆十二年去世,享年五十二。长氏与和珅有二女,长女嫁给永鋆贝勒(淳度亲王允佑孙)为侧福晋。长氏是电视连续剧《梦断紫禁城》中长二姑的原型,但性格刚好相反。   

吴卿怜:卿怜是王亶望的爱妾,是王亶望花了二万两白银在苏州买的歌女,姿色才艺皆冠于苏杭。到了王亶望府中后,卿怜深受宠爱,并很快又学会了另一种本事:料理家务。王亶望暴露以后,和珅极想得到此女,可她先被京中的一位侍郎买去了。这侍郎听说和珅渴求此女,于是便把她赠送给了和珅。卿怜到了和珅府中以后,和珅家的内部事务都由她和太监呼图二人主持,外面的一切帐目报到和府中,则由卿怜一人主持整理,她把这些帐目处理得井井有条,成了和珅家里家务以及理财的不可缺少的左右手。   

豆蔻:东方美人。豆蔻是扬州名商汪如龙精心训教的“进献美女”之一,比冯氏更加多才多艺。和绅随乾隆下江南之时,汪如龙在进献美女给皇上的同时,把豆蔻作为贡品,进献给了和绅。和绅在乾隆面前极力保举汪如龙做了两淮盐政。和绅对豆蔻很是宠爱,从她那里可以享受到知识,享受到关怀,享受到理解,可以进行思想感情交流。嘉庆四年正月十八日,豆蔻得知和绅吊死的消息,悲痛异常,赋七律二首挽之,并以此自悼。诗中有“白练一条君自了,愁肠万缕妾何如”、“自古桃花怜命簿”、“伤心一派芦沟水,直向东流竟不还”等句,诗成之后,豆蔻纵身从楼上跳下,“一缕青丝坠玉楼”,追随和绅而去。   

纳兰:纳兰名为和绅的干女儿,实为和绅的相好。纳兰的父亲就是苏凌阿。纳兰十三四岁时,苏凌阿在江西饶广做道台。他日夜想到京城做大官,就巴结上了和绅,叫女儿纳兰拜和绅做了干爹。这纳兰姘上和绅之后,自己与家人都得到了说不尽的好处,享受到了数不清的荣华。她父亲苏凌阿从江西调到了京城,先做了吏部侍郎,后来一直做到了宰相。纳兰与和绅有了那苟且之事之后,和绅本想把她娶过来,但一时改不了口,又怕人背后说三道四,于是就一直以干女儿相待。   

黑玫瑰:本是和绅陪皇上下江南时选送给乾隆的美女,她那黑缎子似的皮肤莹洁闪闪,那身材丰满结实,风韵独具,令和绅想了许多年。乾隆年迈时,遣女子出宫,和绅想了好多办法,拐了几个弯才把她接到府中。   

玛丽:西方美女。   

小莺和紫嫣:和珅真是喜出望外,当年扈从皇上南巡到了江宁,自己撺掇皇上来到秦淮河“观风问俗”,有两江总督和江宁织造安排江宁的名妓集于船艇,好不热闹。当晚,江宁织造又献上小莺和紫嫣二个南国佳丽,一个倾国倾城,一个国色天香。他当时真想把江宁织造掐死,如此的美色不献给我和珅竟然献给了皇上!次日,江宁织造虽知罪,给了他十几万两银子,又给了他几个名优让他蓄养,但他仍然对江宁织造恨恨的,不久江宁织造易主。如今两个南国佳丽被放出宫——他朝思暮想,垂涎了十几年的佳人被放出宫——这怎么不令他喜出望外。于是他立即把她二人娶在府中做了小妾。

子女  

长子:丰绅殷德。1789年,丰绅殷德与乾隆帝十公主固伦和孝公主成婚。历官御前大臣、护军统领兼内务府总管大臣,总理行营事务等。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和珅赐死,丰绅殷德被夺职,削夺伯爵爵位,保留散秩大臣头衔。嘉庆七年(1802年),清廷以平白莲教而大赦天下,丰绅殷德得以恢复伯爵。嘉庆八年(1803年)固伦和孝公主府长史奎福诬告丰绅殷德谋反,并国服期间产女等,谋反虽然子虚乌有,但是国服期间与侍妾行房以致生女确实,为此削去散秩大臣职务和伯爵爵位。嘉庆十一年(1806年),出任头等侍卫,满洲副都统,恢复伯爵,离京赴乌里雅苏台军中任职。嘉庆十五年(1810年)二月回京养病,晋公爵位,当年五月,丰绅殷德去世,终年三十六岁。有子早夭,遗二女,以养子福恩嗣,承袭和珅父常保所遗三等轻车都尉世职。    

次子:和珅的次子是和珅在40多岁才生的。生下来没多久就死了,所以也没什么名字。由于其悲痛万分,故提笔写了《忆悼亡儿绝句十首以当挽词》。   

女:钮祜禄氏,后嫁与康熙皇帝七子淳亲王允佑之孙贝勒永鋆。和珅死后,他们受到冲击,抑郁不得志。

直系后人

  根据中国古代传统的嫁娶关系,和珅的后代中女子已经嫁出和家,应该不属于和珅后人。所以严格的来说和珅没有后人。但也有一种说法是:和珅血统的传人在和珅死亡262年后在黑龙江当农民。

史书记载


和珅,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少贫无藉,为文生员。乾隆三十四年,承袭三等轻车都尉。寻授三等侍卫,挑补黏杆处。

四十年,直乾清门,擢御前侍卫,兼副都统。次年,遂授户部侍郎,命为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骎骎乡用。又兼步军统领,充崇文门税务监督,总理行营事务。

四十五年,命偕侍郎喀凝阿往云南按总督李侍尧贪私事。侍尧号才臣,帝所倚任。和珅至,鞫其仆,得侍尧婪索状,论重辟,奏云南吏治废弛,府州县多亏帑,亟宜清厘。上欲用和珅为总督,嫌于事出所按劾,乃以福康安代之。命回京,未至,擢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及复命,面陈云南盐务、钱法、边事,多称上意,并允行。授御前大臣兼都统。赐婚其子丰绅殷德为和孝公主额驸,待年行婚礼。又授领侍卫内大臣,充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兼理籓院尚书事,宠任冠朝列矣。

古四十四十六年,甘肃撒拉尔番回苏四十三等叛,逼兰州,额驸拉旺多尔济、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护军额森特等率兵讨之。命和珅为钦差大臣,偕大学士阿桂往督师。阿桂有疾,促和珅兼程先进。至则海兰察等已击贼胜之,即督诸将分四路进兵,海兰察逼贼山梁,歼其伏。贼掘沟坎深数丈,并断小道,不能度。总兵图钦保阵亡。

后数日,阿桂至,和珅委过诸将不听调遣。阿桂曰:“是宜诛!”明日,同部署战事,阿桂所指挥,辄应如响。乃曰:“诸将殊不见其慢,当谁诛?”和珅恚甚。上微察之,诏斥和珅匿图钦保死事不上闻,赴师迟延,而劾海兰察、额森特先战颠倒是非;又谓自阿桂至军,措置始有条理,一人足办贼,和珅在军事不归一,海兰察等久随阿桂,易节制,命和珅速回京。和珅用是衔阿桂,终身与之龃龉。寻兼署兵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主四十七年,御史钱沣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纵营私,命和珅偕都御史刘墉按鞫,沣从往。和珅阴袒国泰,即至,盘库,令抽视银数十封无缺,即起还行馆。沣请封库,明日尽发视库银,得借市银充抵状,国泰等罪皆鞫实。会加恩中外大臣,加太子太保,充经筵讲官。四十八年,赐双眼花翎,充国史馆正总裁、文渊阁提举阁事、清字经馆总裁。甘肃石峰堡回匪平,以承旨论功,再予轻车都尉世职,并前职授一等男爵。调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户部如故。斋五十一年,御史曹锡宝劾和珅家奴刘全奢僭,造屋逾制,帝察其欲劾和珅,不敢明言,故以家人为由。

命王大臣会同都察院传问锡宝,使直陈和珅私弊,卒不能指实。和珅亦预使刘全毁屋更造,察勘不得直,锡宝因获谴。逾月,授和珅文华殿大学士。诏以其管崇文门监督已阅八年,大学士不宜兼榷务,且锡宝劾其家人,未必不因此,遂罢其监督。部员湛露擢广信知府,上见其年幼,不胜方面,斥和珅滥保。又两广总督富勒浑纵容家人婪索,和珅请调回富勒浑,不兴大狱。京师米贵,和珅请禁囤积,逾五十石者交厂减粜,商民以为不便。廷臣迁就原议,上并切责之。

五十三年,以台湾逆匪林爽文平,晋封三等忠襄伯,赐紫缰。五十五年,赐黄带、四开褉袍。上八旬万寿,命和珅偕尚书金简专司庆典事。内阁学士尹壮图疏论各省库藏空虚,上为动色,和珅请即命壮图往勘各省库,以侍郎庆成监之。庆成每至一省辄掣肘,待挪移既足,然后启榷,迄无亏绌,壮图以妄言坐黜。斋五十六年,刻石经于辟雍,命为正总裁。时总裁八人,尚书彭元瑞独任校勘,敕编石经考文提要,事竣,元瑞被优赉。和珅嫉之,毁元瑞所编不善,且言非天子不考文。

上曰:“书为御定,何得目为私书耶?”和珅乃使人撰考文提要举正以攻之,冒为己作进上,訾提要不便士子,请销毁,上不许。馆臣疏请颁行,为和珅所阻,中止,复私使人磨碑字,凡从古者尽改之。主五十七年,廓尔喀平,予议叙,兼翰林院掌院学士。

六十年,充殿试读卷官,教习庶吉士。时朝审停勾,情重者请旨裁定。和珅管理籓院,于蒙古重狱置未奏,镌级留任。又廷试武举发策,上命检实录。故事,实录不载武试策问,和?申率对不以实,诏斥护过饰非,革职留任。先是京察屡邀议叙,是年特停罢之。嘉庆二年,调管刑部。寻以军需报销,仍兼管户部。三年,教匪王三槐就擒,以襄赞功晋公爵。古和珅柄政久,善伺高宗意,因以弄窃作威福,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或故缓其事,以俟上怒之霁。大僚恃为奥援,剥削其下以供所欲。盐政、河工素利薮,以征求无厌日益敝。

川、楚匪乱,因激变而起,将帅多倚和珅,糜饷奢侈,久无功。阿桂以勋臣为首辅,素不相能,被其梗轧。入直治事,不与同止直庐。阿桂卒,益无顾忌,于军机寄谕独署己衔。同列嵇璜年老,以谗数被斥责。王杰持正,恒与忤,亦不能制。朱圭旧为仁宗傅,在两广总督任,高宗欲召为大学士,和珅忌其进用,密取仁宗贺诗白高宗,指为市恩。高宗大怒,赖董诰谏免;寻以他事降圭安徽巡抚,屏不得内召。言官惟钱沣劾其党国泰得直,后论和珅与阿桂入直不同止直庐,奉命监察,以劳瘁死。曹锡宝、尹壮图皆获谴,无敢昌言其罪者。高宗虽遇事裁抑,和珅巧弥缝,不悛益恣。仁宗自在潜邸知其奸,及即位,以高宗春秋高,不欲遽发,仍优容之。

知四年正月,高宗崩,给事中王念孙首劾其不法状,仁宗即以宣遗诏日传旨逮治,命王大臣会鞫,俱得实。

诏宣布和珅罪状,略曰:“朕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和珅于初二日在朕前先递如意,以拥戴自居,

大罪一。骑马直进圆明园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

大罪二。乘椅桥入大内,肩舆直入神武门,

大罪三。取出宫女子为次妻,

大罪四。于各路军报任意压搁,有心欺蔽,

大罪五。皇考圣躬不豫,和珅毫无忧戚,谈笑如常,

大罪六。皇考力疾批答章奏,字迹间有未真,和珅辄谓不如撕去另拟,

大罪七。兼管户部报销,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

大罪八。上年奎舒奏循化、贵德二贼番肆劫青海,和珅驳回原摺,隐匿不办,

大罪九。皇考升遐后,朕谕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和珅擅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来,

大罪十。大学士苏凌阿重听衰迈,因与其弟和琳姻亲,隐匿不奏;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在其家教读,保列卿阶,兼任学政,

大罪十一。军机处记名人员任意撤去,

大罪十二。所钞家产,楠木房屋僭侈逾制,仿照宁寿宫制度,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

大罪十三。蓟州坟茔设享殿,置隧道,居民称和陵,

大罪十四。所藏珍珠手串二百馀,多于大内数倍,大珠大于御用冠顶,

大罪十五。宝石顶非所应用,乃有数十,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胜于大内,

大罪十六。藏银、衣服数逾千万,

大罪十七。夹墙藏金二万六千馀两,私库藏金六千馀两,地窖埋银三百馀万两,

大罪十八。通州、蓟州当铺、钱店赀本十馀万,与民争利,

大罪十九。家奴刘全家产至二十馀万,并有大珍珠手串,

大罪二十。”内外诸臣疏言和珅罪当以大逆论,上犹以和珅尝任首辅,不忍令肆市,赐自尽。古诸劾和珅者比于操、莽。

直隶布政使吴熊光旧直军机,上因其入觐,问曰:“人言和珅有异志,有诸?”熊光曰:“凡怀不轨者,必收人心,和珅则满、汉几无归附者,即使中怀不轨,谁肯从之?”上曰:“然则治之得无太急?”熊光曰:“不速治其罪,无识之徒观望夤缘,别滋事端。发之速,是义之尽;收之速,是仁之至。”

上既诛和珅,宣谕廷臣:“凡为和珅荐举及奔走其门者,悉不深究,勉其悛改,咸与自新。”有言和珅家产尚有隐匿者,亦斥不问。和珅在位时,令奏事者具副本送军机处;呈进方物,必先关白,擅自准驳,遇不全纳者悉入私家。

步军统领巡捕营在和珅私宅供役者千馀人,又令各部以年老平庸之员保送御史。至是,悉革其弊。吏、户两部成例为和珅所变更者,诸臣奏请次第修正。

初,乾隆中命和珅改入正黄旗,及得罪,仍隶正红旗。主子丰绅殷德,尚固伦和孝公主,累擢都统兼护军统领、内务府大臣。和珅伏法,廷臣议夺爵职。诏以公主故,留袭伯爵。寻以籍没家产,正珠朝珠非臣下所应有,鞫家人,言和珅时于灯下悬挂,临镜自语。仁宗怒,褫丰绅殷德伯爵,仍袭旧职三等轻车都尉。

嘉庆七年,川、楚、陕教匪平,推恩给民公品级,授散秩大臣。未几,公主府长史奎福讦丰绅殷德演习武艺,谋为不轨,欲害公主。廷臣会鞫,得诬告状。

诏以丰绅殷德与公主素和睦,所作青蝇赋,忧谗畏讥,无怨望违悖;惟坐国服内侍妾生女罪,褫公衔,罢职在家圈禁。十一年,授头等侍卫,擢副都统,赐伯爵衔。

十五年,病,乞解任,赐公爵衔。寻卒。无子,以和琳子丰绅伊绵袭轻车都尉。知和珅伏法后越十五年,国史馆以列传上。仁宗以事迹疏略,高宗数加谴责,阙而未载,无以信今传后,褫编修席煜职,特诏申戒焉。

  论曰:高宗英毅,大臣有过失,不稍假借。世传敏中以高云从事失上意,有疾,令休沐,遽赐陀罗尼经被,遂以不起闻。观罢祠之诏,至引严嵩为类,传闻有无未可知矣。和珅继用事,值高宗倦勤,怙宠贪恣,卒以是败。仁宗尝论唐代宗杀李辅国,谓:“代宗为太子,不为辅国所谗者几希。及即帝位,正其罪而诛之,一狱吏已办。”盖即为和珅发也。

评价

  乾隆皇帝:“于清文、汉文、蒙古、西番(藏文)颇通大意。”(《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承训书谕,兼通清汉。旁午军书,唯明切断。平萨拉尔,亦曾督战。赐爵励忠,竟成国干。”(《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图赞》);“去岁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清、汉文,此分颁给达赖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臣工中通晓西番字者殊难其人,唯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勤劳书旨,见称能事。”(《平定廓尔十五功臣图赞》中乾隆注)。

  岳丈冯英廉:“机敏且善察言观色”;“相貌白杳而英俊,少有大志,他日前途不可估量。”

  与和珅同为亿万富豪的伍秉鉴:“和相为人穷奢极侈,以珠佐食,家中又以黄金为器。吾日进万两,仍不能望其项背。”

  军机大臣阿桂:“此欺上瞒下之辈,吾早晚必为国除之!”

  军机大臣于敏中:“此人奸险古来稀,吾欲除之而后快。惟其善测上意,宠冠诸臣,难以除之。”

  薛福成:“性贪黩无厌,征求货财,皇皇如不及。督抚司道畏其倾陷,不得不辇货权门,结为奥援。”

  和珅的敌人和老师朱圭:“珅早年好学,唯其为官后日渐贪婪,后手握权柄,挟百官于朝廷。不顾师生之谊,陷吾于不义,幸皇上(嘉庆帝)力保,吾始免一死,臣朱圭必肝脑涂地以报皇上。”“今珅已殁,吾惜其才致其入歧途。吾本欲与其一同为皇上效力,惜珅先吾而去,令吾感叹。”

  吴熊光:“凡怀不轨者,必收人心,和珅则满、汉几无归附者,即使中怀不轨,谁肯从之?”

  袁枚对少时的和珅、和琳评价:“擎天兼捧日,兄弟各平分。”

  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在其回忆录中数次称赞和珅,并称和珅为“中国首相”,称赞其是“成熟的政治家”。

  《所闻录》载:“清乾隆时,和珅当国,权倾一世”,“结党营私,道路侧目,朝士莫敢撄其锋者。”

影响

  和珅的家产过于庞大,甚至足以还清清朝末期所有重大对外战争赔款:清末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总计赔款总值银六亿六千一百万两。而和珅的家财比这天文数字的赔款还要多,以和珅一人之力足以还清,可见和珅之影响力。

  和珅当年发明并实行议罪银制度,令贪污官员被揭发后仍然不需要判处死刑,只需要罚款,造成乾隆一朝百官齐贪的现象。以致清代流行一句:“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中国官员虽在清朝之前已经多有贪腐,但在和珅主政年间达到高峰,连乾隆帝也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当年不贪污反而难以生存,因为一般官员年俸只有几十两,经不起挥霍,当时婚丧嫁娶都需要一百两以上。万一薪金不足以糊口时,他们只好自行解决,又有和珅在撑腰,可以理直气壮,大肆搜刮民财。雍正年间,曾经提出名为养廉银的制度解决以上问题,但和珅反利用养廉银,称必须要增加养廉银以追上当年因白莲教起义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所以和珅养廉银高达十多万两,而年俸只有一百七十两。和珅倒台后,和珅发明的议罪银制度被嘉庆废止,嘉庆帝下令不许再增加养廉银,同时废除和珅全部有利于贪污的制度,但是效用不大,终嘉庆一朝,贪污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倒更加严重。而和珅的贪污制度并未全部废除。

  正是因为和珅令贪污制度合法化,官员一同贪污,加速清王朝衰亡。根据高震东所撰之《中华历史歌诀》中提到:“和珅乱政肇中衰,嘉道咸同国事衰。”和珅随意干预朝政,修改税率。社会经济追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人们纷纷饿死。白莲教起义更令社会诸多矛盾一次性爆发,导致和珅死后清朝立即进入了嘉道中衰。

年贵妃与和珅

  雍正皇帝的太子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有一次见到年贵妃,就被皇娘的美貌打动,他想调戏年贵妃,就从后面去蒙年贵妃的眼睛。年贵妃以为是哪个宫女戏耍,拿起梳子往后一挥,右臂贴近弘历前额。弘历急忙抓住年贵妃的玉臂,年轻美貌的年贵妃回头一看,见是风流倜傥的太子,就势倒在太子怀中。这一情景正好被弘历的母后和随行的宫女们看见。他母后想,这个消息要是传出去,会影响皇家的名声,说皇太子戏弄皇帝的妃子;这个女人一旦勾住了弘历的魂,说不定还会闹出更大的事来,直接影响儿子弘历继承皇位。他的母后为“杀一儆百,以绝后患”,就背着雍正皇帝,赐年贵妃三尺白绫自尽。

  待弘历赶来之时,年贵妃已经自缢气绝身亡了。他抱着年妃捶胸顿足,连声说:“是我害了你呀!是我害了你呀!”年贵妃的贴身宫女上前跪下说:“太子,贵妃自缢前托奴婢转告太子一句话:二十年后在人间与你相见。”弘历听说此话,更加悲痛,他抚着年贵妃的脸说:“年妃,如果我们俩真的有缘份,二十年后相见;如果此生不能相见,来生一定相见。相见时以此为记。”说完,咬破中指,在年贵妃的额头上点了一记朱砂。

  二十年过去了。当乾隆皇帝第一次见到和珅的时候,就发现和珅长得酷似当年死去的年贵妃,且额头上也有一块红记。乾隆忘情地连喊了三声“年妃”,希望“二十年后相见”之人能在和珅身上找到一点线索。乾隆问和珅:“你家里有姐姐妹妹吗?”   和珅的回答令乾隆十分失望:“回禀皇上,奴才家中只有兄弟二人,和珅只有一个弟弟叫和琳。”

  乾隆失望之余,随口问起和珅的年纪,和珅的回答令皇上大为震惊──和珅出生的那一年,正巧是年贵妃死去的那一年。还有更巧的是,和珅额头上也有一处和当年自己点在年妃额头上的位置、大小、颜色都一模一样的朱砂记。

  于是乾隆认定和珅就是年贵妃转世,就把和珅留在了身边,以朝夕相伴,解除思念年贵妃之苦,同时把应给予年贵妃的恩宠加倍地给予和珅。和珅虽不明此意,但他善于曲意迎奉,讨好皇上,官也就越当越大。

  以上虽然是野史,不能当作史实来看,但是乾隆喜欢年贵妃,而和珅长得酷似年贵妃应该是可信的。在北京恭亲王府(即和珅当年的府邸)里有一幅当年和珅和年贵妃的画像,画像里年贵妃和和珅确有几分相似。

  但是年贵妃是不可能和乾隆有染的,年贵妃贵为贵妃,乾隆到宫中时15岁,年贵妃已经生病了。乾隆的生母也并非皇后,只是一名妃子——熹妃钮钴禄氏,根本不可能去动高高在上的贵妃。

和珅府邸

  恭王府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初为大学士和珅的私邸。

  恭王府前半部是富丽堂皇的府邸,后半部为幽深秀丽的古典园林,总占地面积将近六万平方米。其府邸建筑庄重肃穆,尚朴去华,明廊通脊,气宇轩昂,仅次于帝王居住的宫室。府后的萃锦园则衔水环山,古树参天,曲廊亭榭,富丽天然;其间景致之变化无常,开合有致,实为中国园林建筑的典范。

  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在这块位于京城前海西岸,被"蟠龙水"环抱着的风水宝地上,元、明两朝曾经有过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香火旺盛,游人如织,就连皇帝也来此礼佛上香。大约十六世纪中叶,该寺院才逐渐荒废,沦落为明朝廷的供应厂;清朝入主北京以后,在这里建造大小不等的院落若干,供内务府等普通旗人居住。

  乾隆四十年前后,在皇帝面前红得发紫的和珅,相中了这块四周萦水,遥接西山,而且又离“皇上家”不远的风水宝地,遂以高价购买下这里的多处房产,建造成大名鼎鼎的“和第”。

  恭王府之被称“半部清朝史”,是和居住在这里的三代主人密切相关的。尽人皆知,第一代府主和珅,是乾隆晚期的宰辅、大学士,又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贪官,在清史中十分惹人注目,有关他的传说也因此多不胜数。特别是他的儿子丰绅殷德,后来娶了乾隆皇帝的小女儿固伦和孝公主为妻,使这座豪宅一时成为了实际上的公主府……

  嘉庆四年,和珅因罪赐死,嘉庆皇帝遂将这座宅第转赐给他的小弟弟庆郡王永璘。永璘大概算得上历代主人里最为钟爱这座豪宅的人。早在和珅当道时,乾隆的诸位皇子便凑在一起商订,将来不管谁当了皇帝,都要“办”掉和珅,惟十七皇子永璘说:“将来不论哪位哥哥当上皇帝,只要把和珅的这座豪宅赏给我,我就知足!”

  说到永璘,或者许多人都不太熟悉,但若提起他的孙子,那个与李鸿章一起同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的庆亲王奕匡,恐怕又是无人不晓了。奕匡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贪官,但与清末那一群懦庸无能的王公贝勒相比,他总还算是一个敢于负责,能够委以重任的人。因此,从同治朝起,奕匡便得到慈禧太后的宠信。在咸丰将府邸改赐恭亲王之前,他一直以辅国将军的身份在此居住。

  至于说恭亲王奕欣,那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他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其后(1853-1898年之间)的几乎全部重大政治活动,"辛酉政变"时,就是他把慈禧扶上了"垂帘听政"的宝座……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奕,整部中国近代史,乃至后来的中国历史就会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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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9-13 17:35


      爱新觉罗·多尔衮(1612.11.17—1650.12.31),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清朝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完成大清一统基业的关键人物,清朝入关初期的实际统治者。1626年封贝勒;1636年因战功封和硕睿亲王;1643年辅政,称摄政王;1644年指挥清军入关,清朝问鼎中原,先后封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1650年去世后,先追尊为成宗义皇帝,后被顺治帝追论谋逆罪削爵;1778年乾隆帝为其平反,复睿亲王封号,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

  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十月二十五日降生在赫图阿拉,生母阿巴亥,姓乌拉纳喇氏。这时,努尔哈赤已不再是地位低微的小部落头领,而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的“聪睿恭敬汗”,并且正在进一步发展统一事业,为建立清朝奠定基础。当多尔衮诞生未满百日,努尔哈赤就率大军进攻乌拉,最终灭亡了其妻阿巴亥的母国,多尔衮母子面临着被打入冷宫的危险。但是,由于努尔哈赤优待降顺者的政策,以及阿巴亥富于心计,善为周旋,使他们母子安然度过难关,随着时间的流逝,多尔衮也步入了台吉的行列。

  公元1616 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年号天命,两年后以“七大恨”告天,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揭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在对明战争节节胜利中,后金内部的矛盾斗争也不断发生。天命五年(1620年)九月,努尔哈赤宣布废黜大贝勒代善的太子名位,而“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共议国政。也就是说,从此时起,多尔衮以八龄幼童跻身于参预国政的和硕额真行列。这样一个改变后金政治格局的重大行动,是从当年三月努尔哈赤休弃滚代皇后富察氏开始的。当时虽然给大福晋富察氏头上加了四条罪状,但是都缺乏足够的根据,例如四大罪之一,便是代善与富察氏关系暧昧,实际上,是有人对他们进行陷害。

  富察氏被休弃之后,取代她作为大福晋的正是多尔衮之母阿巴亥。这样,努尔哈赤爱屋及乌,多尔衮及其兄弟阿济格、多铎地位上升便在情理之中了。此外,代善由于处处计较而失去乃父的欢心,又听信后妻的谗言而虐待已子硕讬,这就为觊觎其地位的人们带来了反对他的口实,造成了前面所说的其“太子”地位的被黜。这样,在努尔哈赤共治国政的制度下,多尔衮兄弟便第一次成为均衡力量的鼎足之一。

  多尔衮此时还不是旗主贝勒,而仅与其弟多铎各领十五牛录,他毕竟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政治地位不如阿济格,甚至不如多铎。在天命年间许多重大活动中,都不见多尔衮的踪影。天命元年(1616)正月初一的朝贺典礼中,可以亲自叩拜努尔哈赤的宗室显贵中,阿济格与多铎分列第六、第七位,而多尔衮则不允许参与其中。尽管如此,除四大贝勒和乃兄乃弟之外,多尔衮是领有牛录最多的主子,超过了德格类、济尔哈朗、阿巴泰等人,在当时来说,也算是颇有实力的一位台吉了。

  但是,好景不长。努尔哈赤在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去世,临终前曾召见爱妻乌拉氏阿巴亥,似乎要授以遗命。但众贝勒早就担心多尔衮三兄弟力量迅速壮大,便在拥戴皇太极继位为汗之后九个时辰,迫令阿巴亥自尽殉夫,声称是太祖的“遗命”。这时候,多尔衮三兄弟的处境最为艰难,他们既失去了政治依靠,又面临着兄弟们对其所领旗分的攘夺,谁知道今后又会有什么灾祸降临?

  皇太极继位之后,虽未向他们开刀,但也通过三份效忠的誓词把他们的地位贬低很多,特别是皇太极在后来一系列加强皇权的行动中,更是都处压制他们的两白旗势力。连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三大贝勒都处处受挤,多尔衮兄弟又怎能幸免。但是,皇太极知道,若要削弱最威胁皇权的三大贝勒的权力,自己的实力还不够,还必须拉拢和扶植一些跟他无甚利害冲突的兄弟子侄,其中就有多尔衮。天聪二年(1628)三月,皇太极废黜了恃勇傲物的阿济格之旗主,以多尔衮继任固山贝勒。这时候,多尔衮刚满十五岁。少年多尔衮在夹缝中求生存,开始显示出他善于韬晦的过人聪明。他一方面紧跟皇太极,博取他的欢心和信任,而绝不显示自己的勃勃野心;另一方面则在战场上显示出超人的勇气和才智,不断建树新的战功。天聪二年(1628)二月,他初次随皇太极出征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立下战功,皇太极赐予“墨尔根岱青”的称号,赞他“既勇且智”。半个月后,他就继任了固山贝勒。多尔衮少年得志,为他将来的进取开始奠定基础。

  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率军攻明,多尔衮在汉儿庄、遵化、北京广渠门诸役中奋勇当先,斩获甚众,一年半后,他又参加了大凌河之役,攻克坚城的功劳也有他一份。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再度攻明,多尔衮三兄弟入龙门口,在山西掳掠,结果“宣大地方,禾稼践伤无余,各处屋舍尽焚,取台堡、杀人民更多..俘获生畜无数”。

  当然,使他名声大振的是征服朝鲜和攻击蒙古察哈尔部之役。朝鲜和察哈尔被皇太极视为明朝的左膀右臂,是后金攻明的后顾之忧。天聪六年皇太极虽大败察哈尔部,林丹汗走死青海大草滩,但其残部仍散布在长城内外,于是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便命多尔衮率军肃清残敌。结果他首遇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及琐诺木台吉来降,又趁大雾包围林丹汗之子额哲所部,使人劝其归顺,双方盟誓而回。这一次出征,多尔衮不费一刀一枪,出色地完成了皇太极的使命。更具重大意义的是,多尔衮从苏泰太后(林丹汗之妻)那儿得到了遗失二百余年的元朝传国玉玺,其玺“交龙为纽,光气焕烂”,后金得之,使皇太极获得称帝根据及招揽人心的工具。果然,皇太极闻讯大喜,亲率王公大臣及众福晋等出沈阳迎接凯旋之师,对多尔衮等亦大加褒奖。皇太极亲征朝鲜,多尔衮也在行伍之中。他率军进攻朝鲜王子、王妃及众大臣所居之江华岛,一方面竭力劝降,一方面“戢其军兵,无得杀戮”。对投降的朝鲜国王“嫔宫以下,颇极礼待”。这使朝鲜君臣放弃继续抵抗,减少了双方的杀戮。

  这两役之后,战局顿时改观,皇太极除去了后顾之忧,便可全力对付明朝。他在天聪十年(1636年)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南面称帝,与明朝已处在对等地位。多尔衮在这两大战役中所立的战功,也使他的地位继续上升。正月初一新年庆贺大典时,多尔衮首率诸贝勒向皇太极行礼,这与十二年前的情形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当年四月皇太极称帝,论功行封,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已列六王之第三位,其时年仅二十四岁。

  在此之后,多尔衮几次率师攻明,均获辉煌战绩。崇德三年(1638年)他被授予“奉命大将军”,统率大军破墙子岭而入,于巨鹿大败明军,明统帅卢象升战死。然后兵分两路,攻打山东、山西,多尔衮所部共取城三十六座,降六座,败敌十七阵,俘获人畜二十五万七千多,还活捉明朝一亲王、一郡王,杀五郡王等,给明朝以沉重打击。班师之后,多尔衮得到了马五匹、银二万两的赏赐。崇德五年到六年,多尔衮又作为松锦决战的主将之一走上战场。起初,他由于违背皇太极的部署,私遣军士探家而遭到急于破城的皇太极的责罚,但他仍以郡王的身份继续留在军中,一方面屡次上奏提出作战方略,一方面率领四旗的护军在锦州到塔山的大路上截杀,并在攻破松山后率军围困锦州,迫使明守将祖大寿率部至多尔衮军前投降。松锦之战后,明朝关外只剩下宁远孤城,清军入关已是时间问题。

  多尔衮并不是一介武夫,这点连皇太极也看得很清楚,因此,在更定官制时,便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给他统摄。根据他的举荐,皇太极将希福、范文程、鲍承先、刚林等文臣分别升迁,利用他们的才智治国。根据他的建议,皇太极又对政府机构作了重大改革,确定了八衙官制。此外,文臣武将的袭承升降、甚至管理各部的王公贵胄也要经他之手任命。在统辖六部的过程中,多尔衮锻炼了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为他后来的摄政准备了条件。

  更需注意的是,多尔衮一直秉承其兄皇太极意旨,对加强中央集权发挥了重大作用。崇德元年和二年,皇太极两度打击岳讬,意在压制其父代善正红旗的势力,多尔衮等人揣摸帝意,故意加重议罪。崇德三年遣人捉拿叛逃之新满洲,代善略有不平,便被多尔衮抓住大做文章,上报皇太极,欲加罪罚。这些举动,正合皇太极心意,他一方面对忠君的兄弟表示赞赏,另一方面又减轻被议者的处罚,以冀感恩于他。通过这一打一拉,来稳固自己的独尊地位。

  但是,皇太极并没有料到,多尔衮正利用皇帝的信任,逐渐削弱昔日曾打击他与母亲之人的势力,等待时机,觊觎权柄。

   不久,这个时机终于来到了。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丑时,皇太极“暴逝”于沈阳清宁宫。由于他的突然死去,未对身后之事作任何安排,所以王公大臣在哀痛背后,正迅速酝酿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

  这时候,代善的两红旗势力已经遭到削弱,他本人年过花甲,早已不问朝政。其诸子中最有才干的岳讬和萨哈廉年轻时已过世,剩下硕讬也不为代善所喜,满达海初露头角,还没有什么发言权。第三代的阿达礼和旗主罗洛浑颇不甘为人后,但崇德年间却屡遭皇太极压抑。由此看来,两红旗老的老,小的小,已丧失竞争优势。但以代善的资历、两个红旗的实力,其态度所向却能左右事态的发展。皇太极生前集权的种种努力和满族社会日益的封建化,自然也使皇太极长子豪格参加到竞争中来。从利害关系而论,两黄旗大臣都希望由皇子继位,以继续保持两旗的优越地位。他们认为,豪格军功多,才能较高,天聪六年已晋升为和硕贝勒,崇德元年晋肃亲王,掌户部事,与几位叔辈平起平坐。皇太极在世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大大削弱了各旗的势力,但同时又保持着一定实力,又把正蓝旗夺到自己手中,合三旗的实力远远强于其他旗。因此,这三旗的代表人物必然要拥戴豪格继位。另一个竞争者便是多尔衮。他的文武才能自不必说,身后两白旗和勇猛善战的两个兄弟则是坚强的后盾,而且,正红旗、正蓝旗和正黄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持他,就更使他如虎添翼。还有一个人也不容忽视,他就是镶蓝旗主济尔哈朗。虽然他不大可能参与竞争,但他的向背却对其他各派系有重大影响,无论他倾向哪一方,都会使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

     平心而论,皇太极遗留下的空位,只有三个人具备继承的资格:代善、豪格、多尔衮。但实际上竞争最激烈的是后两人。就这两人来说,豪格居长子地位,实力略强,这不仅因为他据有三旗,而且由于代善和济尔哈朗已经感到多尔衮的咄咄逼人,从而准备投豪格的票了。

  果然,皇太极死后不久,双方就开始积极活动,进而由幕后转为公开。

  两黄旗大臣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等议立豪格,密谋良久,并找到济尔哈朗,谋求他的支持。而两白旗的阿济格和多铎也找到多尔衮,表示支持他即位,并告诉他不用害怕两黄旗大臣。双方活动频繁,气氛日益紧张,首先提出立豪格的图尔格下令其亲兵弓上弦、刀出鞘,护住家门,以防万一。是年八月十四日,诸王大臣在崇政殿集会,讨论皇位继承问题。这个问题是否能和平解决,直接关系到八旗的安危和清皇朝的未来。两黄旗大臣已经迫不及待,他们一方面派人剑拔弩张,包围了崇政殿;另一方面手扶剑柄,闯入大殿,率先倡言立皇子,但被多尔衮以不合规矩喝退。这时,阿济格和多铎接着出来劝多尔衮即位,但多尔衮观察形势,没有立即答应。多铎转而又提代善为候选人,代善则以“年老体衰”为由力辞,既提出多尔衮,又提出豪格,意见模棱两可。豪格见自己不能顺利被通过,便以退席相威胁。两黄旗大臣也纷纷离座,按剑向前,表示:“如若不立皇帝之子,我们宁可死,从先帝于地下!”代善见有火并之势,连忙退出,阿济格也随他而去。多尔衮见此情形,感到立自己为帝已不可能,迅速提出他的意见,主张立皇太极幼子福临为帝,他自己和济尔哈朗为左右辅政,待其年长后归政。这一建议,大出众人所料。立了皇子,两黄旗大臣的嘴就被堵上了,豪格心中不快,却又说不出口。多尔衮以退为进,自己让了一步,但作为辅政王,也是实际掌权者。济尔哈朗没想到自己也沾了光,当然不会反对。代善只求大局安稳,个人本无争位之念,对此方案也不表示异议。这样,这个妥协方案就为各方所接受了,但由此而形成的新的政治格局却对今后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政局起着巨大影响。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为帝,曾被某些骚人墨客扯到他与其母庄妃的“风流韵事”上。实际上,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一是由于他年甫六龄,易于控制,而排除了豪格,因而也排除了叶布舒、硕塞诸皇子;二是由于其母永福宫庄妃深得皇太极之宠,地位较高,选其子为帝更易为诸大臣所接受,甚至可以说是符合先帝的心愿。当然,麟趾宫贵妃的名号虽高于庄妃,但她的实际地位并不高,所以她才两岁的幼子博穆博果尔也不可能被选中。同时,辅政王的人选也代表了各方势力的均衡。既然黄、白二旗是主要竞争对手,福临即位便已代表了两黄和正蓝旗的利益,多尔衮出任辅政则是必然之事。但他一人上台恐怕也得不到对手的同意,所以便拉上济尔哈朗。在对方看来,这是抑制多尔衮的中间派,在多尔衮想来,此人又比较好对付。而对下层臣民而言,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是皇太极晚年最信任、最重用的人,许多政务都由他们二人带头处理,所以对他们出任摄政也并不感意外。

  就这样,多尔衮妥善地处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争夺问题,自己也向权力的顶峰迈进了一步。随后,统治集团处理了反对这种新格局的艾度礼、硕讬、阿达礼、豪格及其下属,稳固了新的统治。多尔衮的这一方案,在客观上避免了八旗内乱,保存了实力,维护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基本一致。当然,他这一提案,是自己争夺皇位不易得逞之后才提出来的,是在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的逼人形势下提出的中策或下策,而并非是他一开始就高瞻远瞩、具有极广阔的胸襟。

  就在八旗贵族因为内部矛盾争吵不休的时候,明朝后院起火。这年十一月,李自成农民军攻破潼关,占领了西安,然后分兵攻打汉中、榆林、甘肃,在年底以前已据有西北全境,以及河南中、西部和湖广的数十府县。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转战湘赣鄂数省,亦给明廷以重创。而在关外,多尔衮一待政权稳固,并于九月派济尔哈朗和阿济格等率军出征,攻克明朝关外据点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割断宁远与山海关的联系。明朝内外交困,已经无力抵御。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李自成农民军和清军一南一北,都距明朝政治中心北京数百里之遥,究竟谁能逐鹿得手呢?

  公元1644 年春,历史的天平开始向农民军倾斜。三月中,农民军便包围了北京城。多尔衮虽然试图与农民军协同作战,但并没有什么结果,直到明朝崇祯帝急诏宁远守将吴三桂回师勤王,才知道一块肥肉已落入他人之口。但是,历史的偶然性使吴三桂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在山海关首先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由唐通接管了山海关,然后率兵朝见李自成。但他走到玉田时,得知自己的私人利益遭到损害,便“翻然复走山海关”,击走唐通,背叛了李自成。至此,历史的天平又开始向清方偏倒。

  这时候,满人已经意识到实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企图的时机到了。四月初四日,即吴三桂刚刚叛归山海关之时,内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多尔衮,认为“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主张立即出兵进取中原。他提出,“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因此要一改以往的屠戮抢掠政策,“严禁军卒,秋毫无犯”。即不仅在战略上改变得城不守之策,要入主中原,在战术上也要招揽民心。多尔衮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并在得到北京为农民军攻破的确报之后,“急聚兵马而行”,与农民军争夺天下!

  四月初十日,“吴三桂移檄至京,近京一路尽传”。李自成此时方知事态的严重,于十三日亲率部队往山海关讨吴,但仍带有招降他的侥幸心理,行军速度亦颇迟缓,十九日前后才兵临关城之下。在此期间,吴三桂已派出使者向清军求援,使者于十五日便见到了多尔衮,向他递交了吴三桂的信函,表示如清兵支援,则“将裂土以酬”。还不是投降的意思。多尔衮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他非常谨慎,一方面召集大臣谋士们商议,一方面派人回沈阳调兵,再一方面故意延缓进军速度,逼迫吴三桂以降清的条件就范。由于事态紧急,吴三桂只得答应多尔衮的要求,请清军尽快入关,因为二十一日清军还距关十里,而关内炮声隆隆,喊杀阵阵,农民军已经开始攻城了。

  多尔衮非常了解吴三桂的窘境,因此长时间地作壁上观,在李自成即将攻下东西罗城和北翼城,吴三桂几次派人又亲自杀出重围向他求救的情况下,估计双方实力已大损,这才发兵进入山海关。在与农民军的决战中,他又使吴军首先上阵,在双方精疲力竭之际再令八旗军冲击,结果农民军战败,迅速退回北京。可以说,在山海关以西发生的这次著名战役前后,多尔衮充分利用了汉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挟制了吴三桂,使他不得不充当清军入主中原的马前卒。

  山海关战役后,李自成慌忙退出北京,撤到山陕一带休整力量,以图再举。多尔衮则乘胜占领了北京,接受北京汉奸的拥戴。从此,北京变成了满人的都城。

   在不到一年里,多尔衮为清朝立下了两件大功:一是拥戴福临,巩固了新的统治秩序;二是山海关之战中运筹帷幄,击败了农民军,占领了北京城,开启了清皇朝入主中原的历史一页。特别是他占领北京之后,严禁抢掠,停止剃发,为明崇祯帝朱由检发丧,博得了北京士绅的好感,然后迎请顺治小皇帝赴京登基,很快稳定了占领区内的形势。这些功绩,在顺治元年开国大典上均得到表彰,不仅给他树碑立传,还赐他大量金银牲畜和衣物,并封他为叔父摄政王,确立了他不同于其他任何王公贵族的显赫地位。

  李自成退入山陕之后,原明朝降官降将纷纷反水,但他在顺治元年(1644)六月仍积极准备反攻,坐镇平阳(今山西临汾),分兵三路北伐。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已建大西国于成都,统一了全川,而多尔衮对此尚不了解。其他小规模的农民军则更是活动频繁,使近畿地区常常飞章告急。除此之外,残明势力已于五月中拥戴福王朱由崧为帝,定都于南京,改年号为弘光。

  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的战略是:对农民军的主要力量坚决消灭,其中对地方小股起义、“土贼”则剿抚并用;而对南明政权则是“先礼后兵”。在此方针领导下,多尔衮先后派叶臣、石廷柱、巴哈纳、马国柱、吴惟华等进攻山西,十月攻陷太原,进而包围陕西。同时,多尔衮派出大量降清的明官对南明君臣招抚,并写信给南明阁臣史可法,提出“削号归藩,永绥福禄”。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团来北京谈判过程中,他将其软禁起来,并不给予明确的答复。此时,清军已于九月占领山东,十月进据苏北,与史可法的军队沿河相峙。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认为全面进攻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十月先后命阿济格和多铎率军出征,向农民军和南明福王政权发起了战略总攻。就当时双方力量对比而言,多尔衮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由于他双管齐下,本来不多的兵力却分兵作战,兵分则势弱,容易被分别吃掉;况且此举很容易引起汉民族的同仇敌忾,使他们暂释前嫌,有可能携手作战。就在这年十月,大顺农民军二万余人进攻河南怀庆,获得大胜。败报传来,给多尔衮猛然敲了警钟。他立即令多铎暂停南下,由山东入河南,与北面的阿济格军对陕西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历史的偶然性再一次救了多尔衮,使他得以在战略上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很快,多铎于十二月底破潼关,李自成放弃西安转移。多尔衮下令由阿济格追击农民军余部,而多铎则继续南下。至顺治二年(1645)二月,农民军连战失利,五月,李自成死于于湖北通山之九宫山。这时多铎军已克扬州,史可法殉难。接着,清军渡长江,南京不战而克,朱由崧被俘,弘光政权灭亡。

  这一连串的胜利不禁使多尔衮喜出望外,他以为天下就此平定,江山已归一统。五月底,他已对大学士们表示要重行剃发之制,六月初,正式向全国发布剃发令。这好像是一根导火索,一下点燃了各地的抗清烽火。本来清军南下就打破了南明官绅“联清抗闯”的迷梦,鲁王政权、唐王政权已纷纷建立起来,这一下则更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各阶级各阶层的汉族人民纷纷起来抗争,其愤怒的情绪,如火山爆发,正如一首诗写道:“满洲衣帽满洲头,满面威风满面羞。满眼干戈满眼泪,满腔忠愤满腔愁。”鲁王朱以海政权曾在十月给清军以重创,被时人评论为“真三十年来未有之事”。唐王朱聿键政权也颇想有所作为,在仙霞岭一线设防备战,但终因北方汉奸的出谋献策,而被清军各个击破。

  抗清力量的主体是南明和地方军和自发的广大人民。大顺农民军余部李过、高一功、郝摇旗等与南明何腾蛟、堵胤锡部联合抗清,在湖南等地连获大捷。张献忠死后,大西农民军在李定国等人率领下,与永历政权联合,也接连掀起抗清高潮。其他如山东揄园军、山西吕梁山义军等亦在北方暴动,搞得多尔衮防不胜防。根据《清世祖实录》的不完全统计,从顺治二年七月起到五年七月止的三年中,关于反清斗争及清兵攻击农民军的记录就达一百二十条左右,而官书未载的小规模斗争更是不计其数。此外,还有明降将金声桓、李成栋、姜瓖等人在江西、广东和山西宣告反清,也使多尔衮一时手忙脚乱。虽然各地起义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先后为清军镇压下去,但直到多尔衮离开人世,他也没能看到一个他所希望的“太平”天下。尽管多尔衮在战争中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但由于他制定的某些政策失当,而引起连年战乱,并招致政治、经济等一系列社会恶果。

  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多尔衮也开动了整个国家机器,力图使其正常运转。在政治体制上,他无法完全采用在关外时期的一套来治理如今这样庞大的国家,而是接受了明皇朝的现成制度,并且任用所有北京的叛将降臣,因而十分得心应手。在中央机构中,仍以六部为最重要的国家权力机关,尚书皆由满人担任,但王贝勒亲理部事的制度却在入关前夕废除掉了。到顺治五年,多尔衮于六部实行满汉分任制度,命陈名夏、谢启光等六汉人侍郎任汉尚书,但其地位要低于满尚书,金之俊对此曾表示不胜感慨,更不胜恐惧。多尔衮力图表现得比较开明,因此除原有的都察院之外,六科十三道也保留了下来,并一再鼓励官员犯颜直谏。总的来说,中央机构中虽承明制,但也保留了某些满族特有的制度。除满官权重这一点外,还引进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理藩院等机构,其内院的权力比起明代的内阁要小得多,并对原明臣试图增大内院权力的努力加以压抑。地方机构不同一些,由于新朝急需用人,所以普遍任用了降清的汉官。如多铎克南京后,把南下途中招降的明将吏三百七十二人分别任命各级职务。洪承畴总督江南军务后,也一次推荐旧官一百四十九名,这些都得到多尔衮的批准。多尔衮把明朝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全盘继承下来,乃是为适应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施行的明智之举,但急于补缺,宽于任人,难免把明皇朝的弊习带到新皇朝来。

  对于吏治,可以说多尔衮是加意整饬的。明代胥吏之弊遗留入清,他曾批示:“衙役害民,从来积弊。..如果有巨奸,即加重治,严禁重蹈明朝故辙。”如,发现吏部中有四名小吏,为害甚多,他批示道:“三法司严审追拟,毋得徇纵。”府、州、县守一级,贪劣者亦不乏其人。如牛金星之子牛铨,降清后任黄州知府,他在任上贪污受贿,被人举劾。多尔衮批道:“牛铨著革了职,并本内有名人员,该督抚按提问具奏,该部知道。”最贪酷的大员当属福建巡按周世科,其为非作歹,令人发指。被人参劾之后,多尔衮批示革职,并令督抚按审问定罪,最后将其就地斩首。此外,他还十分重视传统的京察大计,对各级官员严格考核。顺治七年正月,大计全国官员,对谢允复等八百一十六名官员分别加以革职、降调、致仕。

  除整顿旧官之外,多尔衮还注意选用新人。他自称:“别的聪明我不能,这知人一事,我也颇用功夫。”所以自入北京伊始,便多次下诏各地征聘北方汉奸。此外,在顺治元年十月的登极诏书中,还规定了重开科举的制度,并于顺治三年、四年、六年举行了三次会试,共取进士一千一百人。首科之中,出了四位大学士、八位尚书、十五位侍郎、三位督抚,还有都察院副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内院学士等六位高官,如傅以渐、魏裔介、魏象枢、李霨、冯溥等均出自是科。其他人也都充实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机构中,成为新朝统治的骨干力量。

  由于明末清初动乱不安,社会经济十分凋敝,而要想使社会安定,非恢复和发展经济不可。清军入关甫一月,汉官宋权便提出:“尽裁加派弊政以苏民生”。多尔衮便批示道:“征输须循旧额,加派弊政速宜停止。”十天后便发布“大清国摄政王令旨”,向全国人民宣布取消明末加派。但从主观上说,清政府按万历年间则例征派赋税,免除了天启、崇祯时期的加派,而万历末年加派之辽饷通共五百二十万两照征如故;从客观上说,由于连年战争,经济支出庞大,所以一些“杂费”的征派逐年增加。百姓一听说开征便想方设法逃避。赋税征收不上来,无法支付军费,战争却始终不得结束,形成恶性循环。对这个问题,多尔衮费尽了心机,他在会试中两次以此为题,征求贡士们的意见,又两次召开中央各部门的联席会,讨论能否在不加派的前提下增加收入,减少不必要的支出。但由于满人执政能力低下,所以效果甚微。在多尔衮摄政期间,他还狂征暴敛最大限度地收刮汉人的财富,同时大开杀戮不断激起人民的进一步反抗。所以,清初统治者一直吃力地挣扎在财政泥沼之中,难以自拔。

  然而,在导致清初经济迟迟不得恢复的因素中,还有圈地、投充、逃人三大恶政。

  随着清皇朝定都北京,大量八旗官兵及其族属也进入关内,其生计便成了问题。多尔衮于顺治元年十二月下令清查无主荒地,建立八旗庄田。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见好田就圈,不管是有主还是无主。若是有主之田,表面上换拨给其他土地,但由于大规模的杀戮,许多田地荒芜成不毛之地,无法耕种,甚至根本找不到所拨之地。到顺治二年九月,由于关外兵民继续涌入,多尔衮下令继续扩大圈地,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均深受其害,人民或流亡、或反抗,官员们也纷纷谏阻。与此同时,一些汉人被迫带地投入满洲贵族旗下,不致背井离乡,还有一些地痞无赖随意指称别人之地是为自己所有,携带投充,迫使土地原主也成为旗下之奴。顺治二年三月,多尔衮准许贫民投充,这无疑为满人通过各种方式增加自己的奴仆数量提供了借口。圈地和投充的直接后果就是“逃人”问题的严重。土地被圈或被逼投充后成为旗下奴仆的汉族百姓,无法忍受残酷的压迫而纷纷逃亡。多尔衮在顺治三年五月时发现,“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因此多次下令加重对逃人及有关人员的惩罚,即使因父子、夫妇、兄弟团聚而逃的也都得不到宽恕。但效果却适得其反,顺治六年时旗下奴婢“今俱逃尽,满洲官兵纷纷控奏”。由于清统治者把这些看成是维护国体和事关八旗特权,所以凡官员为这些事上疏参劾的,一律予以严惩,致使这些恶政扰害社会达数十年之久。

  在民族关系和对外政策方面,多尔衮可以说是成功的。他首先继承了乃父乃兄的政策,对漠南蒙古友好相待。科尔沁、阿霸垓、扎鲁特、鄂尔多斯、郭尔罗斯、土默特、苏尼特、翁牛特、喀喇沁、敖汉、奈汉诸部曾入关协助清军作战,多尔衮对他们优劳有加,封赏甚丰,后来双方的封贡往还长期不断。此外,双方首脑人物也时有来往,如科尔沁部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郡王满朱习礼等贵戚前来,多尔衮等亲自迎送宴请。多尔衮因事出塞,也常与各部落王公贵族相会,从而不断加深双方的感情。顺治二年四月,皇太极第八女下嫁科尔沁部巴雅思护朗。同年十月和四年十二月,皇太极之二女及十一女先后下嫁阿布鼐和噶尔玛索讷木。四年八月,多尔衮自己也纳阿霸垓部落笃思噶尔济农之女为妃。这些都是传统的联姻政策的体现。多尔衮正是通过这种手段,维持了北方的稳定。正如后来魏源所感叹的:“世祖当草创初,冲龄践阼,中外帖然,系蒙古外戚扈戴之力。”多尔衮对漠北蒙古人似乎不太热情,该部蒙古对清廷也不怎么买帐,喀尔喀部札萨克图汗曾将满人称为“红缨蒙古”,与清廷尔我相称。顺治三年初,苏尼特部落的腾机思等人叛清投奔漠北之喀尔喀车臣汗,因此多尔衮命多铎率军平叛,并直接与土谢图汗和车臣汗发生了冲突。事件平息之后,双方经过书信往还和使者谈判,土谢图、车臣、札萨克图三汗先后遣使谢罪,表示和解。但此三部真正向心于清政府,还是在四十年后他们在噶尔丹的威胁下迁入内蒙的时候。另外多尔衮与漠西蒙古也开始往来。清兵入关后,准噶尔下属的许多部落纷纷前来朝贡,巴图尔珲台吉也与清廷建立了联系,厄鲁特下属一些部落还曾帮助多尔衮镇压甘肃等地的人民起义。尽管这样,多尔衮对漠北、漠西蒙古人尚怀有戒心。

  西藏和回疆也早与清廷建立了联系。统治西藏的和硕特顾实汗和达赖五世、班禅四世在顺治二、三年间上表入贡,多尔衮也遣使携礼物去慰问。顺治五年,多尔衮又派人敦请达赖喇嘛进京,加强双方的关系。对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西藏帕木竹巴家族的后代首领,多尔衮也没有轻视,亦赐号锡诰。另外,吐鲁番首领遣使入贡,多尔衮也表示欢迎,并同意对他们重新封爵。这样,在多尔衮摄政时期,清廷已与西藏和回疆的地方政权及宗教政权建立或是恢复了联系,为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进一步确立在这些地区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清初与朝鲜的往来比较频繁。多尔衮入关之时,带着入质世子在军中,顺治二年又同意质世子等回国。但是,他也曾多次令朝鲜贡米、水果等物,并令朝鲜为他选美女,搞得朝鲜王国人心惶惶。日本一直对清抱敌视态度,当时的德川幕府似乎有意支持南明。但在顺治元年发生的漂倭事件中,多尔衮却对那些日本人十分优待,又多次召见他们,“恳切地问话”,并在第二年送他们回国,向日本表示了友善的态度。西方传教士自明末以来就进入中国,但多尔衮并未以狭隘的民族偏见对待他们,这从他优待和信任汤若望的行动中可以明显看出。但对葡萄牙人入广东贸易的要求仍加以拒绝,这表现出多尔衮对少数为自己服务的外国人十分优宠,政策开明,而对有可能威胁清朝安全的较大规模双边交往则持保守态度。后来,其侄孙玄烨也采取类似的态度,不能不说受到多尔衮的一定影响。

  多尔衮以摄政王的身份,全力处理国家的政治经济事务。同时,他还不得不陷于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由于明末党争激烈,清初又大量引用旧人,因此明末党争积弊在清初政局中反映出来,并与满洲贵族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从顺治二年(1645)开始,以弹劾冯铨案形成了南北党争的中心内容。是年七月,浙江道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矛头直指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紧接着,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等亦纷纷上疏支持吴达。高层官员中如洪承畴、金之俊等均是南方人,大概不会支持冯铨。多尔衮考虑到冯铨这些人死心塌地效忠于满洲贵族,如果处罚了他们,朝中南方官员得势,于清朝统治可能发生不利影响。所以过了十天,多尔衮仍未表态。但出于对稳定整个形势的考虑,他终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在朝中公开申斥了龚鼎孳,仅将李森先革职,而对其他人并未深究。从根本上说,多尔衮并未压制某一派、支持某一派。同时,也将冯铨一派的孙之獬革职,永不叙用。多尔衮只是通过双方的斗争更好地利用他们,借此达到他以汉治汉的目的。虽然汉人的党争会影响到政局,但对多尔衮利害关系更大的是八旗内部的勾心斗角。由于皇太极死后争位的余波未息,豪格显然是多尔衮最需严加防范的政敌。还在顺治元年四月,豪格就对何洛会、杨善、俄莫克图等人发泄对多尔衮的不满。后来还屡次说多尔衮不是有福之人,没有几天的寿命。多尔衮自然对他怀恨在心,先后派他征山东、攻四川,尽管取得大捷,但并没有给予应得的奖赏,反而找借口处罚了正黄旗干将鳌拜等,最终幽禁了豪格。没有多久,豪格便死于狱中。这样,主要政敌正黄旗势力群龙无首,谭泰、拜尹图、巩阿岱、锡翰、冷僧机又被多尔衮拉了过去,剩下几个强硬分子图赖、索尼、鳌拜等,都遭到了残酷打击。

  多尔衮也不遗余力地分化中间派。豪格死后,所领正蓝旗已转给多铎,旗中宗室博洛也已被多尔衮拉了过去,封为端重亲王,成为摄政末期理事三王之一。正红旗中代善家族已经衰落,满达海和勒克德浑被多尔衮所笼络,且长年在外打仗,至摄政末期才参预议政。一旦犯了小错,还要受到多尔衮的惩罚。镶红旗是不同势力的混合体,一方面是代善系统的罗洛浑、喀尔楚浑等,但年轻而逝,构不成威胁。另一方面是皇太极系统的硕塞和褚英的后代,前者已被多尔衮笼络,后者多是一勇之夫,尼堪也因投靠多尔衮而受到提拔。镶蓝旗的济尔哈朗倒是个潜在的威胁,也被多尔衮几次打击,连辅政王的职位都被多铎取代了。

  多尔衮真正依赖的后盾还是自己兄弟的两白旗,在扩充势力方面他也是下了些功夫的。在入关前后的战争中,他多次让阿济格和多铎充任主帅,就是让他们功勋卓著,地位难以动摇。多铎是个文武全才,很受多尔衮重用,顺治四年七月任辅政王,成为多尔衮的左膀右臂。但多铎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紧跟多尔衮,有时还颇受多尔衮的斥责,特别是顺治六年多铎死于出痘,使多尔衮一派的力量不甚稳固。阿济格是一勇之夫,脾气暴躁,容易坏事,多尔衮不敢十分重用。然而,尽管他们互相之间有龃龉,有矛盾,在对付外来势力时却是团结一致的。就这样,多尔衮一方面分化中间派,一方面狠狠打击异己,使他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而且逐渐闯出了一条通向巅峰之路。

  顺治元年十月,多尔衮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后,俸禄、冠服、宫室之制均超过一般亲王。据说他的府第“翚飞鸟革,虎踞龙蟠,不惟凌空挂斗,与帝座相同,而金碧辉煌,雕镂奇异,尤有过之者”。顺治二年五月,根据赵开心的建议,多尔衮称“皇叔父摄政王”,重新规定了各项仪注,如跪拜等等,几同于皇帝。顺治四年,他又根据群臣的意见,元旦朝贺时不再对福临跪拜。到顺治五年十一月,又“加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凡进呈本章旨意,俱书皇父摄政王”。至此,他的权势地位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多尔衮大权在握,“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称诏旨。擅作威福,任意黜陟。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升,不合伊者滥降,以至僭妄悖理之处,不可枚举。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竟以朝廷自居,令其日候府前”。

  随着权力的迅速增长,多尔衮个人的生活穷侈极欲日益发展。顺治二年时就曾想仿明制为己选宫女,后来还“于八旗选美女入伊府,并于新服喀尔喀部索取有夫之妇”。他曾逼朝鲜送公主来成婚,但发泄欲望之后,又嫌其不美,让朝鲜再选美女,搞得朝鲜国内鸡犬不宁。他又于顺治七年七月下令加派白银二百五十万两,在承德修建避暑之城,还亲临其地勘察,不料竟死在这里,工程才告停顿。

  多尔衮身体一直欠佳,据他自己说,是在松山大战时劳神太多而种下的病根。而入关之后,他“机务日繁,疲于裁应,头昏目胀,体中时复不快”。他自己也知道“素婴风疾”,即患有脑血管病。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时,多尔衮病死在边外喀喇城。噩耗传到京城,福临下诏为他举行国丧,“中外丧仪,合依帝礼”。国丧之后,他被追尊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顺治八年正月十九日,又将多尔衮夫妇同祔于太庙,二十六日,福临正式颁诏,将尊多尔衮夫妇为义皇帝、义皇后之事并同祔庙享之事公诸于众,并覃恩大赦。

  但是,多尔衮死后不久,其政敌便纷纷出来翻案,揭发他的大逆之罪,首先议了阿济格的罪,然后恢复两黄旗贵族的地位,提升两红旗的满达海、瓦克达、杰书、罗可铎等。白旗大臣苏克萨哈等见势头不对,也纷纷倒戈。在这种形势下,先兴罗什等五人狱,然后便正式宣布多尔衮罪状,追夺一切封典,毁墓掘尸。接着,当权者又接连处罚了刚林、巴哈纳、冷僧机、谭泰、拜尹图等。多尔衮多年培植的势力顷刻瓦解。

  多尔衮死后两个月,突然从荣誉的顶峰跌落下来,完全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但是,多尔衮对于清皇朝所立下的不世之功也绝不是政治对手们的几条欲加之罪所能掩盖的。顺治十二年正月,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分别上疏,称颂多尔衮的功勋,几乎句句在理,但被济尔哈朗骂了个狗血喷头,流放宁古塔充军。迟至一百年后,乾隆帝当政时,发布诏令,正式为多尔衮翻案,下令为他修复坟茔,复其封号,“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如此铁案又再度被翻了过来。到此时,有清一代对多尔衮的评价算有了定论。

  多尔衮一生多妻无嗣。其正妻为蒙古科尔沁台吉吉桑阿尔寨之女,即敬孝忠恭正宫元妃。又有继福晋佟佳氏、扎尔莽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拉布希西台吉之女)、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索诺布台吉之女,即原豪格的福晋)、朝鲜李氏,还有妾察哈尔公齐特氏、博尔济吉特氏、济尔莫特氏、朝鲜李氏,前后共有六妻四妾,仅生一女,名东莪,多尔衮倒台后给与信王多尼,以后命运不详。其养子多尔博是多铎之子,后归宗。乾隆帝为多尔衮恢复名誉后,仍以多尔博四世孙淳颖承袭睿亲王爵,一直传到民国初年。

福晋(妻)

  这6位福晋均记入《睿亲王家谱》

  嫡福晋(1610-1649),即元妃,是多尔衮的元配大福晋。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部桑噶尔寨(吉桑阿尔寨)台吉之女,科尔沁贝勒明安之孙女。是孝端文皇后的从侄女,孝庄文皇后的从姐(她俩的祖父是兄弟)。明万历三十八年生。后金天命八年/明万历五十一年(1624)五月二十八日与多尔衮成婚。顺治六年(1649)十二月卒,年四十。多尔衮私谥曰敬孝忠恭元妃。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1650.12.31)多尔衮病卒。诏追尊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八年正月,尊元妃为成宗义皇后,祔太庙。二月,发多尔衮生前谋篡大位之罪,诏削爵,撤庙享,并罢孝烈武皇后和成宗义皇后谥号庙享,黜宗室,籍财产入官。乾隆四十三年,还爵。乾隆四十三年(1778),复多尔衮宗籍、还睿亲王爵位,追谥忠,即为睿忠亲王。元妃亦恢复睿亲王嫡福晋身份。

  《满文老档》对此的记载为:“天命九年五月二十八日,科尔沁桑噶尔寨贝勒之女嫁多尔衮阿哥,杀九畜,置四桌,汗与诸福晋,诸贝勒、大臣等出坐八角殿,演百戏而宴之。”顺治六年十二月,嫡福晋去世,追封为敬孝忠恭正宫元妃。顺治八年正月,多尔衮被追封为皇帝,元妃也追封为义皇后,二月被夺。

  二娶福晋,为侧福晋。佟佳氏,建州女真本部尚书孟噶图之女。其父为工部承政孟噶图(孟阿图),属正白旗。这位尚书和他的兄长巴笃理,都是较早归顺努尔哈赤的辽东大族满族佟佳氏的高官。皇太极继位后,蒙阿图被授予佐管旗务十六大臣之一,佐正白旗。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正白旗的旗主正是其弟多铎,蒙阿图可以说是同样身在两白旗(多尔衮属镶白旗)的多尔衮的半个属人。多尔衮娶她的具体时间不详,应该在天聪年间(皇太极继位后)、天聪六年前,在三娶福晋入门之前。

  三娶福晋,为侧福晋。扎鲁特博尔济吉特氏,名扎尔莽,蒙古扎鲁特部根杜尔台吉之女。天聪六年二月所娶。

  四娶福晋,为侧福晋。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部拉布希西(应为图美之子喇嘛什希)台吉之女。根据《清史稿》,图美的祖父诺扪达喇和明安、莽古斯的祖父博第达喇为亲兄弟。理论上说,四福晋是孝端文皇后的堂侄女,孝庄文皇后的堂妹,不过血缘关系已经很远很远了。天聪七年九月(一说,六月)所娶。

  五娶福晋,名巴特玛,为侧福晋。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巴特玛福晋是蒙古科尔沁和硕福妃之女。多铎继福晋的姐妹。天聪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多尔衮前往科尔沁迎娶该女。此时的多尔衮历经征服察哈尔,带回“传国玉玺”的赫赫战功,荣升为后金炙手可热的后金政权二号人物,而他的五娶福晋也比四娶福晋身份尊贵得多。

  蒙古科尔沁和硕福妃,清人称之为科尔沁大妃,是孝端文皇后之母,孝庄文皇后和敏惠恭和元妃之祖母。其第一任丈夫是科尔沁部札日固齐(断事官)、贝勒莽古斯,是孝端文皇后之生父,孝庄文皇后和敏惠恭和元妃之祖父。莽古斯去世后,科尔沁大妃复嫁给莽古斯之第三子台吉索诺木。崇德二年,皇太极追封莽古斯为和硕福亲王,册封科尔沁大妃为和硕福妃。

  因此各方资料关于五娶福晋巴特玛的身份记述比较混乱,存在争议。国史档和实录里都只记此女是科尔沁大妃之女;她的死后册文和睿亲王家谱上记此女为莽古思之女;有些资料则记此女为索诺木之女。确实身份有待考证。多铎的继福晋达哲,情况也相似。

  六娶福晋,为继福晋,是多尔衮在元妃去世后娶的继室大福晋。李氏,她来自朝鲜,金林郡公李开音之女被封为义顺公主,顺治七年五月所娶,她时年十六。

  顺治七年,多尔衮在他的元妃博尔济吉特氏死后,以丧妻的名义向藩属国朝鲜求亲。而朝鲜王公对这位曾经率军大败过朝鲜的大清皇父摄政王有求必应,挑选了金林郡公李开音的女儿,即义顺公主给他。

  《清世祖实录》对此的记载为:“五月,摄政王率诸王大臣亲迎朝鲜国送来福金于连山,是日成婚。”从“亲迎”可以看出是非常隆重的。连山,即今天辽宁省葫芦岛市。

  不过,她嫁过来几个月后多尔衮就死了,据说这位义顺公主后来归了安亲王岳乐,或云其寡居后被接回了朝鲜,待考。



  这4位妾室均记入《睿亲王家谱》

  妾,察哈尔公齐特氏。蒙古察哈尔部布延图台吉之女。

  妾,博尔济吉特氏。蒙古杜思噶尔卓农台吉之女。

  妾,济尔莫特氏。帮图武之女。

  妾,李氏。称小福晋。李世绪之女,朝鲜宗室女子。崇德二年所娶,是多尔衮征服朝鲜后带回盛京的。引人瞩目的是,这位朝鲜姑娘在第二年给妻妾成群,却始终没有一儿半女的多尔衮生了一个女儿东莪,是多尔衮唯一的血脉,这一年多尔衮26岁。

(一)未入《家谱》的妻妾

  有三位没有记载在“家谱”中,分别为:

  1、扎鲁特博尔济吉特氏,蒙古扎鲁特部贝勒之女。天聪五年所娶。

  2、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部贝勒满珠习礼(斋桑第四子)之女。天聪八年所娶。

  3、 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部土谢图汗巴达礼之女。顺治三年所娶。

(二)所娶的豪格福晋

  顺治五年三月,豪格去世。多尔衮在顺治七年正月娶了豪格的一位福晋;济尔哈朗、阿济格则娶了豪格的另外两位福晋。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多尔衮去世。

  根据记载,多尔衮所娶的豪格福晋是他元妃的亲妹妹。故而,应为:

  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部吉桑阿尔寨之女。她是多尔衮元配嫡福晋之妹。

  请注意《清世祖实录》中的一段记载:“摄政王召议政王、贝勒、固山额真、内大臣、议政大臣会议是日、纳和硕肃亲王豪格福金博尔济锦氏。”这正说明了,多尔衮娶豪格福晋,是“合法”的。

  关于多尔衮所娶的这位豪格福晋的身份,有一下几点:

  (1)很多人认为豪格的这位福晋就是多尔衮的五娶福晋巴特玛,是不对的。因为五娶明确记载是在多尔衮在天聪九年十月所娶的,而豪格福晋明确记载是在顺治七年一月所娶的。

  (2)很多人认为豪格的这位福晋就是豪格的继福晋,带着她和豪格的儿子富绶嫁给多尔衮,是不对的。豪格的继福晋的确是富绶之母,但是她并不是多尔衮元妃的妹妹,所以被多尔衮所娶的豪格福晋并不是她。

  豪格的继福晋,博尔济吉特氏,名杜勒玛,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洪果尔贝勒(亦作 栋果尔、伊尔社齐董郭罗公)之女,明安贝勒之孙女。孝端皇后的堂侄女,孝庄文皇后的堂姐妹。崇德元年七月,嫁给了杀妻不久的豪格,崇德四年十一月册封肃亲王大福晋。子一,第七子富绶,袭爵。

  (3)很多人认为豪格的这位福晋就是改嫁给豪格的林丹汗遗孀苔丝娜伯奇福晋。是有这种可能性,但是目前仍无法确定,有待考证。

  苔丝娜伯奇福晋,名苔丝娜,也称伯奇福晋。原为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的八大福晋之一,所管领的部民不详。姓氏和母家不详。天聪九年(1636),归顺满清,改嫁豪格,为其侧福晋。“伯奇”在蒙语中是黄金家族血统以外,部落领之女儿的尊称。

  豪格的这位福晋应该既没有被记入《睿亲王家谱》中,也没有被记入《肃亲王家谱》中。

(三)所娶的淑妃的养女

  有记载,多尔衮在崇德五年三月娶了康惠淑妃抚养的蒙古女。

  康惠淑妃,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的遗孀,八大福晋之四,芭德玛瑙伯奇福晋,统管窦土门万户斡耳朵,故又称窦土门福晋。阿霸垓博尔济吉特氏,名巴特玛·璪(亦作 芭德玛瑙),蒙古阿霸垓部塔布囊博第塞楚祜尔之女。天聪九年,率先归顺满清,改嫁给皇太极。崇德元年被封为东衍庆宫淑妃。顺治九年十月被尊为皇考康惠淑妃。她抚养一蒙古女,皇太极命多尔衮娶之。

  她的这位蒙古养女是谁呢?应该不会是六位福晋,因为她们的身份都很明确,不存在是淑妃养女的可能。并且从时间来看,该蒙古女嫁与多尔衮的时间是崇德五年三月,和六位福晋入门的时间均不合。

  所娶的淑妃蒙古养女的几种可能性:

  (1) 未记入家谱。为康惠淑妃和前夫林丹汗之女;或林丹汗与其他福晋之女,淑妃代为抚育。因为是林丹汗的女儿,所以皇太极会特地下旨指婚。

  (2.)未记入家谱。不是林丹汗的女儿,是出身蒙古察哈尔部的一个女子,可能是林丹汗下属等的女儿。

  (3)记入家谱了,是除了那位朝鲜小妾李氏之外的另外三位妾室中的一个。从姓氏上来看,“济尔莫特氏”似乎来自于喀喇沁部,不像是来自察哈尔部的。比较可能的是“察哈尔公齐特氏”或“博尔济吉特氏”,其中“察哈尔公齐特氏”可能性等大些。

  这个蒙古女子的身份究竟如何,有待考证。

独生女

  爱新觉罗·东莪,多尔衮独生女儿,也是他唯一的骨血。生母为妾李氏,李世绪之女,朝鲜宗室女子。生于崇德三年(1638)。东莪这个名字,是多尔衮为纪念其长姊东果公主(东果为东果格格夫家的部落名和姓氏“董鄂”,不是其名)所取的名字。在多尔衮死后,东莪被顺治下旨交于信郡王多尼府中看管,这是清史中关于这个女孩子唯一的记载,此后,史册中再无任何记载,不知所终。

  东果=东莪=董鄂=栋鄂

  很讽刺,顺治帝的最爱董鄂妃也是董鄂氏,并且他是因董鄂氏的死悲伤过度未及时避痘,得天花而崩,可以说因董鄂氏间接而死……

  嗣子(过继子) 爱新觉罗·多尔博,多尔衮同母十五弟豫通亲王多铎第五子。生母为多铎继福晋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是蒙古科尔沁部索诺穆台吉之女,多尔衮五娶福晋的亲姐妹,也是孝端文皇后的亲侄孙女,孝庄文皇后的亲侄女。或许由于多尔博的生母是多尔衮五福晋的亲姐妹,故而相比其他侄子,多尔博有更近一层的亲缘关系,后来他过继给了多尔衮为嗣。顺治七年袭睿亲王爵;八年被革归宗。顺治十四年封多罗贝勒。康熙十一年卒,年三十。乾隆四十三年为多尔衮平反,复爵,多尔博及其后嗣亦复爵。

   第一代睿忠亲王多尔衮,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于崇德元年(1636)因功晋封为和硕睿亲王。

  第二代睿亲王多尔博,是多尔衮的嗣子、豫通亲王多铎的第五子。顺治七年(1650)袭封睿亲王;八年被革归宗。顺治十四年封多罗贝勒。 康熙十一年卒。乾隆四十三年(1778)追赐复封睿亲王。

  第三代睿亲王苏尔发,是多尔博的次子,生母为刘氏,康熙四十年卒,年三十八。生前为镇国公。乾隆二十七年(1762)追封信郡王;乾隆四十三年(1778)追封睿亲王。

  第四代睿亲王塞勒,是苏尔发的长子。生前为辅国公。乾隆二十七年(1762)追封为信郡王,乾隆四十三年(1778)追封为睿亲王。

  第五代睿亲王功宜布,是塞勒的第五子。乾隆二十七年(1762)追封信郡王;乾隆四十三年(1778)追封睿亲王。

  第六代睿亲王如松,是功宜布的第三子。乾隆二十七年(1762)追封为信郡王;乾隆四十三年(1778)追封睿亲王。

  第七代睿恭亲王淳颖,是如松之子。乾隆四十三年(1778)袭封睿亲王。

  第八代睿慎亲王宝恩,是淳颖的长子。嘉庆六年(1801)袭封睿亲王。

  第九代睿勤亲王端恩,是淳颖的第四子。嘉庆七年(1802)袭封睿亲王。

  第十代睿僖亲王仁寿,是端恩的第六子。道光六年(1826)袭封睿亲王。

  第十一代睿亲王德长,是仁寿的第三子。同治四年(1865)袭封睿亲王。

  第十二代睿亲王魁斌,是德长的第四子。光绪二年(1876)袭封睿亲王。

   多尔衮善用北方汉人,有一定军事才能。入关前后对蒙古、朝鲜、汉族所犯下的群体屠杀、野蛮掠夺、强奸妇女等罪行,是不可以原谅的罪孽。

  多尔衮是满族征服朝鲜、蒙古、中国的重要功臣之一,但一般认为他有“六大弊政”,剃发、易服、圈地、占房(侵占房舍)、投充(抢掠汉人为奴隶)、逋逃(逃人法),延续时间最长的,是逃人法。顺治七年六月,广西巡抚郭肇基等人因为“擅带逃人五十三名”,被处死。顺治十年豪雨成灾,“直隶被水诸处,万民流离,扶老携幼,就食山东。但逃人法严,不敢收留,流民啼号转徙”。

  阎崇年的《明亡清兴六十年》里面,对多尔衮的历史评价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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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9-13 17:22


      纪昀(jǐ yún),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生于清雍正二年(1724)六月,卒于嘉庆十年(1805)二月,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八十二岁。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

  纪氏迁献后主要从事农业,由于原来家底厚,很快成为献县富户,但比较开明。某年,遇大灾,流民甚多。纪氏舍粮放粥,招官怨被诬入狱,并令其自己出钱盖牢房,凿水井。水井凿于县城东门外,人称纪家井,解放初尚存。此后纪氏锐意读书仕进,成为书香门第。至明末,受到农民起义的打击和清兵入关的变乱,家道中落,四散奔逃,纪晓岚的两位伯曾祖避乱河间,城破被杀。但稍一安定,“便勤铅椠,再理丹黄”(纪钰碑文),读书不辍。有据可考,自纪晓岚上推七世,都是读书人。高祖纪坤,庠生,屡试不第,有诗名,著有诗集《花王阁剩稿》。曾祖父纪钰,十七岁补博士弟子员,后入太学,才学曾受皇帝褒奖。祖父纪天申,监生,做过县丞。父亲纪容舒,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恩科举人,历任户部、刑部属官,外放云南姚安知府,为政有贤声。其道德文章,皆名一时,尤长考据之学,著有《唐韵考》、 《杜律疏》、《玉台新咏考异》等书。至纪容舒,纪氏家道衰而复兴,更加重视读书,遗训尚有“贫莫断书香”一语。纪晓岚为纪容舒次子,他就是出生于这样一个世代书香门第。

  纪晓岚儿时,居景城东三里之崔尔庄。四岁开始启蒙读书,十一岁随父入京,读书生云精舍。二十一岁中秀才,二十四岁应顺天府乡试,为解元。接着母亲去世,在家服丧,闭门读书。三十一岁考中进士,为二甲第四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授任编修,办理院事。外放福建学政一年,丁父忧。服阕,即迁侍读、侍讲,晋升为右庶子,掌太子府事。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授贵州都匀知府,未及赴任,即以四品服留任,擢为侍读学士。同年,因坐卢见曾盐务案,谪乌鲁木齐佐助军务。召还,授编修,旋复侍读学士官职,受命为《四库全书》总纂官,惨淡经营十三年, 《四库全书》大功告成,篇帙浩繁,凡三千四百六十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九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纪并亲自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二百卷,每书悉撮举大凡,条举得失,评骘精审。同时,还奉诏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基础上,精益求精,编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为涉猎《四库全书》之门径,是一部研究文史的重要工具书。

  《四库全书》的修成,对于搜集整理古籍,保存和发扬历史文化遗产,无疑是一重大贡献。在主编《四库全书》期间,纪晓岚由侍读学士升为内阁学士,并一度受任兵部侍郎,改任不改缺,仍兼阁事,甚得皇上宠遇。接着升为左都御史。

  《四库全书》修成当年,迁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乾隆帝格外开恩,特赐其紫禁城内骑马。嘉庆八年(1803),纪晓岚八十大寿,皇帝派员祝贺,并赐上方珍物。不久,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兼国子监事。他六十岁以后,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礼部尚书。纪晓岚卒后,筑墓崔尔庄南五里之北村。朝廷特派官员,到北村临穴致祭,嘉庆皇帝还亲自为他作了碑文,极尽一时之荣哀。

  据史书记载,纪晓岚先后有一位夫人和六房妾,这在当时对于一个官至礼部尚书的大学士来说是很正常的,没有反而不正常。纪晓岚很讲感情,1740年17岁的纪晓岚就跟邻县20岁的马氏成婚了一生相敬如宾,白头偕老。马夫人直到纪晓岚七十二岁那年才去世。他有一房妾名为文鸾,是  纪晓岚
他从小青梅竹马的朋友。这在封建社会来讲是很难得的。

  纪晓岚的夫人姓马,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以“嫡庶”之“嫡”的身份出现的。《槐西杂志》第二卷八十八条是为纪的一个侍姬立传的,说马夫人很喜欢那侍姬:“故马夫人终爱之如娇女。”第二次是以婆母身份出现的,在《槐西杂志》卷三第二百一十四条:“马夫人称其(二儿媳)工、容、言、德皆全备。” 纪惜墨如金,两次提到马夫人,一共就用了二十多个字。笔法之中,读不出夫妻之间应有情感色彩,倒是有些客气,有些许远距离的尊重。这是合乎情理的。

  郭彩符是纪的侍姬之一。《槐西杂志》卷二第一百四十一条专门讲的就是这个女人,三百余字,不少了。纪简单讲了这女人的来历和命运的不佳。重点讲了两件事。一是纪受贬在新疆时,“姬已病瘵”,到关帝庙问了一支签,知道还能等到纪回来,但病却好不了,果然纪回来不久,郭氏就去世了。二是在郭氏死后,家里晒其遗物,纪睹物生情,作了两首怀念郭氏的诗:“风花还点旧罗衣,惆怅酴釄片片飞。恰记香山居士语,春随樊素一时归。”(郭氏亡在送春之日)“百折湘裙台画栏,临风还忆步珊珊,明知神谶曾先定,终惜芙蓉不耐寒。”

  沈明玕是纪的另一侍姬,纪着墨最多,用了两篇七八百字。《槐西杂志》第二卷八十八条几乎是在给沈氏作传,除介绍了她的来历、自愿当富家之媵妾,“女子当以四十以前死,人犹悼惜。青裙白发,作孤雏腐鼠,吾不愿也”的心愿,还录了她一首小诗:“三十年来梦一场,遗容手付女收藏。他时话我生平事,认取姑苏沈五娘。”而且说沈氏临终前生魂跑到纪晓岚“侍值圆明园”的住处去探望了他。沈氏死后,纪在其遗像上提了两首诗,其中一首为:“几分相似几分非,可是香魂月下归。春梦无痕时一瞥,最关情处在依稀。”《滦阳续录》卷一第二十八条专门录了沈氏死前不久, “以常言成韵语”写的一首《花影》诗:“绛桃映月数枝斜,影落窗纱乡帐纱。三处婆娑花一样,只怜两处是空花。”说沈氏诗中“两处空花,遂成诗谶”(一花为沈氏不久亡,一花为沈氏婢女亦不久亡)。

    五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 《姑妄听之》 自序),加之治学刻苦,博闻强记,故贯彻儒籍,旁通百家。其学术,“主要在辨汉宋儒学之是非,析诗文流派之正伪”(纪维九《纪晓岚》 ),主持风会,为世所宗,实处于当时文坛领袖地位。纪晓岚为文,风格主张质朴简淡,自然妙远;内容上主张不夹杂私怨,不乖于风教。看得出,他很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除开其阶级局限外,其在文风、文德上的主张,今天仍不失其借鉴价值。纪晓岚以才名世,号称“河间才子”。但一生精力,悉付《四库全书》。又兼人已言之,己不欲言,故其卒后,只有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和一部《纪文达公遗集》传世。 《阅微草堂笔记》共五种,二十四卷,其中包括《滦阳消夏录》六卷, 《如是我闻》四卷, 《槐西杂志》四卷, 《姑妄听之》四卷, 《滦阳续录》六卷,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三年(1798)陆续写成。嘉庆五年(1800),由其门人盛时彦合刊印行。本书内容丰富,医卜星相,三教九流,无不涉及,知识性很强,语言质朴淡雅,风格亦庄亦谐,读来饶有兴味。内容上不仅有宣传因果报应等深刻的一面,而且在不少篇章,尖锐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揭穿了道学家的虚伪面目,对人民的悲惨遭遇寄予同情,对人民的勤劳智慧予以赞美,对当时社会上习以为常的许多不情之论,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所以其可以说是一部有很高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书籍。当时每脱一稿,即在社会上广为传抄,同曹雪芹之《红楼梦》、蒲松龄之《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经久不衰,至今仍拥有广大读者。鲁迅先生对纪晓岚笔记小说的艺术风格,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 《中国小说史略》)。其《纪文达公遗集》 ,是纪晓岚的一部诗文总集,包括诗、文各十六卷,为人作的墓志铭、碑文、祭文、序跋、书后等,都在其中。此外还包括应子孙科举之需的馆课诗《我法集》,总之多系应酬之作。另外,二十岁以前,在京治考证之学,遍读史籍,举其扼要,尚著有《史通削繁》多卷,为学者掌握和熟悉中国史典提供了方便。

  《阅微草堂笔记》是五种笔记小说的合集。有《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集《滦阳续录》。

  《阅微草堂笔记》是纪昀晚年的作品,也是清代文言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其故事由来多源,精粗杂陈,既有上层社会的故老疑闻、官场百态、人情翻覆、典章考证,也有下层百姓的曲巷琐谈、奇闻异事。医卜星相、神鬼狐媚。这些或雅或俗、亦正亦邪的故事,纵横上下各个角度和层面,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揭示了社会的种种矛盾,也显示出不同阶级人物的善行与恶迹。

  《阅微草堂笔记》的题材以妖怪鬼狐为主,但于人事异闻,边地景物,诗词文章,名物典故等也有记述,内容相当广泛。纪昀仕途顺利,他写此书的指导思想是“大旨不乖于风教”,采用六朝志怪的笔法,叙述简淡,不作细节描写,不求文辞华美,与《聊斋志异》的描摹细腻、委曲动人大异其趣。

  除此这外还撰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三十二卷《纪文达公遗集》(上十六卷文章,十十六卷诗赋)、十卷《评文心雕龙》、六十三卷《历代职官表》、四卷《史通削繁》三十六卷《河源纪略》、《镜烟堂十种》《畿辅通志》、《沈氏四声考》二郑、《唐人诗律说》一册、《才调集》、《瀛奎律髓》评、《李义山诗》、《陈后山集钞》二十一卷、《张为主客图》、《史氏风雅遗音》、《庚辰集》五卷、《景成纪氏家谱》等。他还参与编选、评点其它一些书籍,也参与了另外一些官书的纂修。   纪晓岚一生才华和学术成就十分突出,多姿多彩。他曾给自己写过一首词,其中两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不老泉”,就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纪晓岚不仅在清代被公认为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就是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也是一位少见的文化巨人。

  少年时期,纪晓岚就聪颖过人。一次,他和小伙伴们在街上玩球。恰好府官乘轿经过。一不小心,球被掷进轿内。孩子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纪晓岚壮起胆子上前讨球。

  府官戏弄地出了个上联,“童子六七人,惟汝狡。”让纪晓岚对下联。对得出,就还球给他。   纪晓岚一寻思,“太守二千担,独公……”“怎么不说完?”府官问。“你要是还我球,就是独公廉,不然就是独公贪。”府官一楞,只得把球还给了纪晓岚。小伙伴们都从心里佩服这个机敏聪慧的孩子。
  清朝时,大臣和坤贪婪成性。一次他新修了一座竹园,知道纪晓岚墨迹珍贵,便要他题个亭额。

  纪晓岚略加思索,挥笔在纸上写了“竹苞”两个大字。和坤赶快让工匠刻成匾额,悬挂在亭台上。

  一天,乾隆皇帝来游园子,见到亭台上“竹苞”的匾额,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和坤在一旁陪着笑,谁料皇帝说道:“好一个纪晓岚。这竹苞二字,拆开来不就是个个草包嘛!”

  纪晓岚幼时读私塾,聪敏过人,过目成育,强记不忘,有小神童美誉。其师石先生甚爱之,只因功课对他毫无压力,他便偷闲喂家雀塞进墙洞里,再用砖头把洞堵上,石先生发现这个秘密,怪其不务正业,便偷偷将家雀摔死又放入洞中,然后在堵洞口的砖上戏题一上联:

  “细羽家禽砖后死,”

  纪晓岚下课又去喂家雀,见砖上对联言明家雀已死,知是石先生所为,便在旁边续对下联:

  “粗毛野兽石先生。”

  石先生看到续联大为恼火,手持教鞭责问纪晓岚,为何辱骂先生?纪晓岚,为何辱骂先生?纪晓岚不慌不忙答辨说:

  “我是按先生的上联续对的下联。请看,粗对细,毛对羽,野对家,兽对禽,石对砖,先对后,生对死。是还这样对,请先生指教。”

  石先生无言对答,指袖而去。不几天纪晓岚去见石先生,石先生怒气未消,面沉似水,稳坐太师椅,不迎不送。纪晓岚又出了怪招,从先生屋走而复返,又请教“阄”字的念法和写法。石先生并无介意,等纪昀走后才醒过味来。原来“阄”即“门内龟”,是骂自己不出门送客的,但又不好加责,暗骂:

  “竖生,歪才也!”

  抽烟是纪晓岚平生三大嗜好之一,且吸烟成癖,烟瘾奇大,所用的旱烟袋是订做的,容量很大,有人说一次能装三四两烟丝,这虽有夸张之嫌,但在京中是独一无二的,在全国也属罕见。因此就有了“纪大烟袋”的绰号。

  纪晓岚烟瘾大,旱烟袋常攥手中,口里不停喷云吐雾,倍感舒心惬意。但也有忍痛割爱的时候,那就是吃饭、睡觉和见皇上这三个时段。有一天,乾隆皇帝驾临圆明园巡视《四库全书》的编纂情况。

  纪晓岚正一边吸烟一边手不停挥地忙碌,硕大的一锅烟刚吸到一半,忽听“万岁爷驾到”的喊声,匆忙间把没磕去烟火的烟袋随手自己插入靴筒里,跪地给万岁爷请安。起身后觉得脚踝上火辣辣地疼,但皇上正说着话,又不好打断,他只好咬牙忍着,疼的他腿直打颤。乾隆看他满脸焦灼难耐的样子,吃惊地问:“纪爱卿,怎么了?”“臣......臣靴子里失......失火啦。”话都成颤音了。

  乾隆急忙挥手,“快点出去!”纪晓岚急跑殿外,顾不得有失体面,坐在石阶上一下子扒掉了鞋袜,靴筒里即刻冒出一股黑烟,脚上皮肉已烧焦一大块。乾隆皇上出来看时,烟袋锅还探在靴筒里冒着烟,人们一时被逗得笑弯了腰。此后一段时间里,纪晓岚成了地道的“铁拐李”了。

  纪晓岚在当朝才高人缘好,在家养伤期间同僚们多去探望,看他手握大烟袋依然如故,劝他说:“既然深受其害何不戒掉。”“诸君只见我身受其累,却不知道我深得起利啊!每天捉管之时,吸上几口便思如泉涌,挥洒自如。缺少它便文思枯竭,寂寞难耐埃”纪晓岚大言吸烟之利,颇有一番宏论。“我之吸咽实出有癖,不若那些趋附时尚之士为的是显示高雅。”

  一老太监在冬天看见纪晓岚穿着皮衣,手执一把扇子(文人的习惯),感到十分好笑,遂说:“小翰林,穿冬装,执夏扇,一部春秋可读否?”   纪晓岚听老太监南方口音,对道:“老总管,生南方,来北地,那个东西还在吗?”

  清朝名士纪晓岚,有一天和朋友一起上街。走在街上,看见前面有一家小店,店里的老板娘正忙着。纪晓岚就和他的朋友打赌,“我会一句话让老板娘笑,再一句话让老板娘闹。”

  朋友们不相信,决定以一桌酒席为赌。只见纪晓岚走向小店,向店门前的看门狗鞠了一躬,叫道“爹!”,老板娘“噗”地一声乐了。纪晓岚转过身又冲老板娘叫了一声“娘!”。顿时,老板娘勃然大怒,直骂纪晓岚。

  于是,纪晓岚赢得了一桌酒席。

  相传,有一个庸医,医道拙劣,常出事故,曾把纪晓岚耽误了好几次,纪晓岚对他十分不满。这医生偏偏再三来请求纪晓岚的“墨宝”,其用意当然是相借纪晓岚的名望地位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纪晓岚一时却不过情面,只好替他写了一块匾额:“明远堂”。医生看这字面很漂亮,就高高兴兴而去。旁人不解纪晓岚题这三字究竟什么用意,他解释说:“经书上不是有‘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和‘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的句子吗?象这样的医生,只好说他‘不行’。”听的人为之哑然。于是又问他:“假如这医生再来纠缠不休,定要配幅对联,你打算怎样?”

  纪晓岚回答说,早已想好了两幅对联,一幅五言的,是把孟浩然一首五言律诗里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两句变换两个字,成为:“不明财主弃,多故病人疏”(上联中的“不明”是指医道不高明,“财主”就是借求医的病家,下联中的“故”字解释为“事故”);另一幅七言对联,上联是用杜甫《兵车行》诗里的现成句子:“新鬼烦冤旧鬼哭,”下联是用李商隐《马嵬》诗里的现成句子:“他生未卜此生休。”

  想来这两幅对联后来是不会写出去的,但就其对仗而言,就可以说是天衣无缝,而且引人发笑。

  纪晓岚常在皇帝面前揭和珅的短儿,弄得和珅好不尴尬。乾隆也是有意偏袒和珅,总是找个机会捉弄纪晓岚。一天,乾隆在批阅奏章时,忽然发现一件参劾纪晓岚的奏折。奏折上说,纪晓岚宽于治民之说是有意收买人心,博取虚名,不如和珅严刑峻法,敛财富以利国家,堪称治世能臣。乾隆看罢,眼前一亮,心想,待我逗一逗纪晓岚,看他如何分解?

  次日早朝,议罢政事散朝时皇帝把纪晓岚与和珅这对儿逗口冤家留下。他先对纪晓岚说:“纪爱卿,你天天说和珅如何奸诈,如何贪婪,群臣如何愤恨,敢怒而不敢言,还说天下皆曰可杀,可是你看看这个奏折,有人称和珅是治世之能臣,而你纪晓岚只不过是好图虚名罢了。”

  纪晓岚接过奏折,用眼一溜就放在龙书案上,和珅连忙抓到手里,一边看,一边得意洋洋。“纪晓岚,你还有什么话说”乾隆故意敲山震虎。

  和珅在一旁奸笑:“皇上,其实臣也没有奏折上说的那么好,只不过为皇上尽职尽责,尽心尽力而已。至于纪晓岚嘛,嘻嘻,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可也不至于罪大恶极。我看皇上就开恩留下他这条小命,料他一条小泥鳅也翻不了大船,把他削职为民也就算了。”

  纪晓岚微微一笑:“启禀皇上,臣有话要说。”

  “说吧!”乾隆把脸一黑。

  “臣虽下愚,亦知世间万物,纷繁复杂。凡事不可一概而论。有人奏称和大人为能臣,并诋毁臣下,不足为怪。譬如春雨如油,农夫喜其润泽,而行旅之人则恶其道路泥泞;月光皎洁,佳人悦其舒朗,而盗贼则恶其光亮。上天尚且不能尽如人意,何况臣乎?至于和大人之能,臣亦明了其中道理。大粪臭污,其质倒可肥田;乌龟丑陋,皮肉却能延寿。”

  和珅听了,自然气得咬牙跺脚,指着纪晓岚的鼻子:“你,你,你——”乾隆哈哈大笑,心中暗想,这个纪晓岚,言语虽然尖刻。释辩倒也得体,举例妥帖,终是机智敏捷,于是赶紧圆场:“两位爱卿,不要闹了,你俩都是朕的股肱之臣,朕需要你,也需要他,一个也不能少,望你们能携起手来,共保大清江山。”

  沈氏,字明玕,自幼神思朗彻,这位立志“不为田家妇、宁当贵家媵”的姑苏女子,如愿做了纪晓岚的一个小妾。她的芳名明美如玉,在纪晓岚的一妻三妾中,也大概是顶有才气的。可惜,三十岁的她竟过早地受到阎君的召见,给纪晓岚留下了“可是香魂月下归”的伤感。明玕的名字远远不及她留下的一个曾难倒纪大学士的联语响亮。

  那是一个暑日,她用一种很薄的类似于纱布的夏布糊窗,阳光透过横竖相间的窗棂,自然让每个棂格里都很亮堂,她偶得一句:“夏布糊窗,个个孔明诸格亮。”句中,巧妙地镶嵌三国人物诸葛亮字孔明,切“葛”与“格”又为谐音,明白如话,自然有趣,可谓妙手偶得,精巧之致,难怪联坛不倒翁纪晓岚为之却步。

  自康熙至乾隆,是整个清朝的鼎盛时期,史称康乾盛世。乾隆在位六十年,不仅治国有方,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可以说乾隆一生既日理万机,又风流倜傥。纪晓岚能在清朝众多才子里面脱颖而出,绝非偶然,只有在那样的年代,有了那样的皇帝,才能造就出纪晓岚这样的人物。

  乾隆一生多次去江南巡游。乾隆下江南的真正意义除实地考察一些民情外,更主要的便是游山玩水。因此在扈从官员中,少不了纪晓岚、刘墉、袁枚等文人雅士们开心凑趣,开心解闷,而每次下江南都能给后世留下一些可资谈笑的风流佳话。说话这年,乾隆皇帝在宫里住得烦闷,又想出来走走,决定再次下江南,随行人员中依旧有纪晓岚、袁枚、和珅等人。出得紫禁城,抛却宫中的繁杂事务,立刻觉得神清气爽,格外舒畅。不多时间即到了通州。乾隆打起轿帘一看,通州道路宽畅,行人来来往往,车水马龙,一片热闹景象。立刻来了兴致,召纪晓岚至轿前说:“纪爱卿,通州乃京门首驿,一派繁华,你可知江苏也有一通州,也是交通要道,这真是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

  纪晓岚一听,知道乾隆无意中出了一个上联,要自己对下联。刚出京,可千万不能扫了皇帝的雅性。可这个上联说的巧,下联很难对。纪晓岚往路左右一瞅,看到有好多当铺,便有了主意,说:“万岁,你瞧这路东西两侧,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

  乾隆一听,说:“纪爱卿果然名不虚传,此联对得即景生辞,自然天成”。随后君臣一行弃马登舟,沿着京杭运河兴致勃勃地继续南行。

  来至沧州地界,远远看到运河东岸有一寺院,飞檐斗拱,亭台楼阁,气派宏大。乾隆说:“纪爱卿,到了你老家沧州了,这是什么寺院如此恢弘?”

  纪晓岚马上回答:“启禀万岁!此乃沧州名刹的水月寺。”

  乾隆说:“水月寺,好啊!纪爱卿,我有一联,你何不对来?”

  纪晓岚说:“请皇上赐联!”

  乾隆吟道:“水月寺鱼游兔走。”这个上联看似平常无奇,实则构思巧妙,水中有鱼,月中有兔,月映水中,兔伴鱼动。又是本地风光,现成之景。

  纪晓岚听后,略加思索,便说:“山海关虎跃龙飞。”山海关对水月寺,虎跃龙飞对鱼游兔走,而且山中有虎,海中有龙,山海关本身又依山傍海,上下呼应,自然贴切,乾隆听后拍手称妙。

  君臣一行过了长江,大自然也换了个天地,一改江北辽阔粗犷的面貌,处处山清水秀,景色怡人,乾隆不住称好。

  这时江南大才子袁枚上前说:“万岁,我们南方是多山多水多才子。”乾隆称是。

  纪晓岚上前说:“袁大人,你们南方虽是多山多水多才子,但我们北方有一天一地一圣人。”

  乾隆听后说:“纪爱卿真是厉害,连开玩笑也不让过。”说完三人哈哈大笑,继续前行。

  到了杭州,已是黄昏时分,君臣一行下榻行宫。

  第二天一早,畅游西湖。西湖的早晨别有一番景致:四周袅袅的炊烟,湖面上一层薄雾,水中的红鲤成群结队地游来游去。远处有一艄公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划着小船,唱着渔歌,悠哉游哉,自得其乐。见此情景,乾隆兴致大增,问到:“众位爱卿,谁能就眼前景象用十个‘一’字做一首诗?”话音落后,沉默了很长时间,无人答话。

  乾隆说:“论文才,有‘南袁北纪’之说,袁爱卿先说说看。”只见袁枚搜肠刮肚,一脸的木讷,说:“万岁,微臣愚钝,一时想不起来。”

  乾隆说:“那纪爱卿呢?”

  其实纪晓岚早就想好了,只是一路上出尽了风头,这次不愿占先罢了。听到皇上钦点,才轻轻吟道:“一篙一橹一渔舟,一个艄公一钓钩;一拍一呼还一笑,一人独占一江秋。”吟罢,大家一数不多不少,正好十个“一”字,乾隆赞叹到:“论才华还是纪爱卿胜大家一筹啊!”

  到了湖心,但见红莲映日,绿叶接天。船儿轻轻划过,一只青蛙从水中跳到一个荷叶上。

  这时一直闷闷不乐的和珅诡秘一笑,心想纪晓岚一路上算是风光够了,这次我也要在皇上面前露一手,捉弄捉弄他。于是指着刚刚跳起的青蛙对纪晓岚说:“出水蛤蟆穿绿袄。”纪晓岚时任侍郎,着绿色官服,和珅此句是把纪晓岚比作蛤蟆加以戏弄。

  纪晓岚听后,立刻面带微笑地说:“和大人,落汤螃蟹罩红袍啊!”和珅当时为尚书,着红色官服。红晓岚回敬的这一句不仅对仗工整,而且把和珅比作横行霸道的螃蟹,暗含讥讽。众人听后都忍俊不禁,大笑不止,弄得和珅面红耳赤。

  君臣等人一唱众和,妙语连珠,气氛高涨,时不时地传出一阵笑声。不觉已到傍晚,艳红的晚霞照在湖上,波光鳞鳞,树影倒立,给美丽的西湖增加了一层诱人的光环

  突然,一只白鹤长啸一声飘然飞过。乾隆本来兴犹未尽,见此情景,脸上更是流光溢彩,起身道:“纪爱卿,朕要你以此鹤为题,做诗一首助兴。”

  纪晓岚哪敢怠慢,上前吟到:“万里长空一鹤飞,朱砂为顶玉为衣。”

  刚吟到这儿,乾隆灵机一动,指着远去的黑点说:“纪爱卿,你说错了,那鹤明明是黑色的。”

  纪晓岚微微一笑,接着吟到:“只因觅食归来晚,误入羲之洗砚池。”

  乾隆和众大臣一听,都为纪晓岚的灵活机智赞叹不已。

  后来,乾隆游钱塘江边之六合塔时,又出一联:“宝塔六七层,四面东西南北。”纪晓岚以“宪书十二月,一年春夏秋冬”对之,再次博得了乾隆的欢心.。

  一年盛夏,纪晓岚和几位同僚一起,在书馆里校阅书稿。

  纪晓岚是个近视眼,因为身体肥胖,经不起炎热酷暑,于是就脱掉了上衣,赤着上身,把辫子也盘到了头顶上。

  不巧,这时,乾隆皇帝慢慢走进馆来。当纪晓岚发觉时,已经来不及穿衣服了,于是他赶紧把脖子一缩,钻到了书桌底下。其实,乾隆早就看见纪晓岚的动作了,但他装作不知,就在馆里故意与其他官员闲聊,迟迟没有离去的意思。纪晓岚在桌子下面大汗淋漓,实在是熬不住了,就探出头来问道:“老头子走了没?”他的话音刚落,抬头一看,乾隆皇帝就坐在他面前。许多人觉得好笑,但乾隆不觉得好笑。

  乾隆大怒道:“纪晓岚,你好无礼。为何叫朕老头子,如果你解释得当,朕就放过你。”所有官员都为纪晓岚捏了把汗。

  纪晓岚真不愧是铁齿铜牙,他从容的回答道:“皇上万寿无疆,难道不叫‘老’吗?您至高无上,难道不叫‘头’吗?天地是皇上的父母,难道不是‘子’吗?连起来不就是‘老头子’吗?”

  乾隆听了,立即转怒为喜,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还奖赏了他。

与和珅的真实关系

  闻二人结怨颇多,事实上,纪晓岚与和珅的关系就像是忘年交。年轻的和珅处世外向泼辣。年老的、处世逐渐内敛圆滑的纪晓岚会时时善意地提醒和珅。两人既有政见不同带来的争吵,也有默契的配合。在工作中,更多的是和珅对纪晓岚的关照;在人际关系上,更多的是纪晓岚对和珅的帮助。

  在政治上,纪晓岚也是很有见地的,惜为其文名所掩。他认为,“教民之道,因其势则行之易,拂其势则行之难”。主张“酌乎事势”,趋利避害。也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因势利导。其目的在于避免因矛盾激化而引起一决横流,出现明末农民大起义那种局面。纪晓岚的家族,在明末动乱中经受过严重的挫折和打击。纪晓岚重视民情,因势利导的主张,不能不说是一种经验之谈。同时也说明,他对当时在“盛世”掩盖下的各种社会矛盾,看得比较尖锐。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对民间疾苦比较关注。乾隆五十七年(1792)夏,北京附近遭受严重水灾,盗贼蜂起,大批饥民拥入京师就食,秩序十分混乱,大有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之势。纪晓岚看到这种情势,急忙向皇帝上疏陈情,剖析利害,奏请截留南漕官粮万石,到灾区设粥放赈,京师饥民不驱自退,社会秩序安定下来。虽然其主观上是为了维护朝廷统治,但在客观上帮助灾民度过了饥荒,不能不说是一宗善政。

  纪晓岚一生,有两件事情做得最多,一是主持科举,二是领导编修。他曾两次为乡试考官,
纪晓岚画像(9张)六次为文武会试考官,故门下士甚众,在士林影响颇大。其主持编修,次数更多,先后做过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馆纂修官、功臣馆总纂官、国史馆总纂官、方略馆总校官、四库全书馆总纂官、胜国功臣殉节录总纂官、职官表总裁官、八旗通志馆总裁官、实录馆副总裁官、会典馆副总裁官等。人称一时之大手笔,实非过誉之辞。纪晓岚晚年,曾自作挽联云:“浮沉宦海同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堪称其毕生之真实写照。

  纪晓岚天资颖悟,才华过人,幼年即有过目成诵之誉,但其学识之渊博,主要还是力学不倦的结果。他三十岁以前,致力于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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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9-13 17:08


       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另有青原、香岩、东武、穆庵、溟华、日观峰道人等字号,清代书画家、政治家。山东省高密县逄戈庄人(原属诸城),祖籍江苏徐州丰县。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士,刘统勋子。官至内阁大学士,为官清廉,有乃父刘统勋之风。刘墉是乾隆十六年的进士,做过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工书,尤长小楷,传世书法作品以行书为多。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卒于京。谥文清。

    刘墉于清朝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进士,一年后散馆,授编修,进入仕途,再迁侍讲。乾隆二十年(1755年)十月,其父刘统勋(时任陕甘总督)因办理军务失宜下狱,刘墉受株连而遭逮治,旋得宽释,降为编修。次年六月,充广西乡试正考官。十月,提为安徽学政。任职期间,针对当时贡生、监生管理的混乱状况,上疏“请州县约束贡监,责令察优劣”,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补救办法,“部议准行”。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调任江苏学政。在任期间,他又上疏:“生监中滋事妄为者,府州县官多所瞻顾,不加创艾。(行政官员)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以致遇事迟疑,皂白不分,科罪之后,应责革者,并不责革,实属阘茸怠玩,讼棍蠹吏,因得互售其奸。”这一看法深刻而又切中时弊,因此深受乾隆皇帝的赏识,称赞其“知政体”,并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任命他为山西省太原府知府。

  乾隆三十年(1765年),升任冀宁道台。第二年,因任太原知府期间,失察所属阳曲县令段成功贪侵国库银两,坐罪革职,判死刑。乾隆帝因爱其才,特加恩诏免,发军台(清代西北两路传达军报及官文书的机构,即邮驿)效力赎罪。次年赦回,命在修书处行走。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授江宁府知府,有清名。第二年,迁江西盐驿道。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擢陕西按察使。第二年,其父刘统勋病故,回家服丧。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三月,刘墉服丧期满还京,清廷念刘统勋多年功绩,且察刘墉器识可用,诏授内阁学士,任职南书房。十月,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并派办《西域图志》及《日下旧闻考》,任总裁。次年七月,充江南乡试正考官,不久,复任江苏学政。在任期间,曾劾举秦州举人徐述夔著作悖逆,要求按律惩办。是年底(乾隆四十三年),刘墉以劾举徐述菱著作悖逆事有功和督学政绩显著,迁户部右侍郎,后又调吏部右侍郎。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授湖南巡抚。时值湖南多处受灾,哀鸿遍野,无灾州县也盗案迭起,贪官污吏猖獗,百姓怨声载道。刘墉到任后,一面查明情由,据实弹劾贪官污吏,建议严办;一面稽查库存,修筑城郭,建仓储谷,赈济灾民,井准许民间开采硝石。仅一年余,库银充实,民粮丰足,刘墉赢得了百姓的爱戴。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迁刘墉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三月,仍任职南书房;不久,又充任三通馆总裁。此时,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结党营私等。刘墉奉旨偕同和珅审理山东巡抚舞弊案。刘墉至山东,假扮成道人,步行私访,查明山东连续三年受灾,而国泰邀功请赏,以荒报丰。征税时,对无力缴纳者,一律拿办;并残杀进省为民请命的进士、举人9人。及至济南,经审问,查清国泰已知贪赃案发,遂凑集银两妄图掩饰罪行。刘墉如实报奏朝廷,奉旨开仓赈济百姓,捉拿国泰回京。此时皇妃已为国泰说情,有的御史也从旁附和,和珅亦有意袒护国泰。刘墉遂以民间查访所获证据,历数国泰罪行,据理力争,终使国泰伏法。在处理国泰一案上,刘墉不畏权要,刚正无私,足智多谋,与钱沣一起挫败了皇妃及和珅等人的阻挠而成功地执行了大清律法,为民除了害。后来,民间曾据此事写成通俗小说《刘公案》,对这位“包公式”的刘大人大加颂扬。

  国泰案结,刘墉被命署吏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不久授工部尚书,仍兼署吏部,并充任上书房总师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六月,命署直隶总督。八月,又调吏部尚书,不久,充顺天乡试正考。是年底,充经筵讲官。次年五月,复兼理国子监事务。六月,授协办大学士。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充玉牒馆(修帝王族谱之处)副总裁。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月,以上书房阿哥师傅们久不到书房,刘墉身为总师傅而不予纠正,被降职为侍郎。不久,授内阁学士,提督顺天学政。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初,迁都察院左御史,旋擢礼部尚书,并再次兼管国子监事务。五月,又署吏部尚书。嘉庆二年(1797年)四月,授刘墉为体仁阁大学士。五月,奉旨偕同尚书庆桂到山东办案,并察看黄河决口的情况。察看黄河之后,他上疏请求于秋后在决口处“堵筑”,下游“宽浚”。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嘉庆四年(1799年)三月,加太子少保。后奉旨办理文华殿大学士和珅植党营私、擅权纳贿一案。刘墉不畏权势,很快查明和珅及其党羽横征暴敛、搜刮民脂、贪污自肥等罪行20条,奏朝廷。皇上处死了和珅,没收了他的家产。

  嘉庆四年底,刘墉上疏陈述漕政,对漕运中的漏洞体察至深,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嘉庆皇帝看后,深以为然。嘉庆六年(1801年),刘墉充任会典馆正总裁。   刘墉不仅是政治家,更是著名的书法家,是帖学之集大成者,是清代四大书家之一(其余三人为成亲王、翁方纲、铁保)。清徐珂在其《清稗类钞》中称赞刘墉道:“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刘墉是一位善学前贤而又有创造性的书法家,师古而不拘泥。刘墉书法的特点是用墨厚重,体丰骨劲,浑厚敦实,别具面目。刘墉之书,尤善小楷。后人称赞他的小楷,不仅有钟繇、王羲之、颜真卿和苏轼的法度,还深得魏晋小楷的风致。刘墉兼工文翰,博通百家经史,精研古文考辨,工书善文,名盛一时。著有《石庵诗集》刊行于世。

  嘉庆七年(1802年),皇上驾幸热河,命刘墉留京主持朝政。此时,他八十有余,却轻健如故,双眸炯然,寒光慑人。

  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嘉庆九年对应公历1804年,但十二月二十五日时公历已经进入1805年。按传统农历纪年为嘉庆九年,但在用公历表示生卒年份时,本着尊重事实的态度,还是应该记成“卒于1805年”),刘墉卒于官,享年85岁。卒后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谕祭葬。

   刘墉家族,世人称之为诸城刘氏,诸城刘氏家族从刘必显开始五代为官,有三公二宰相,因此诸城也成为刘氏的望族所在。

  诸城自古名人辈出,在西汉初设东武县,隋代方改称诸城,刘墉作为诸城人,以诸城古地名“东武”自号,足见刘墉深以为诸城人为豪。

  刘墉书法造诣颇深,在乾隆之际,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刘墉并享书法声誉。当时人们称翁、梁、王、刘“四大家”。其书法艺术成就,当推刘墉最高。因其书法造诣,后人尊称刘墉为刘诸城。可见刘墉与其故乡诸城的深厚渊源。

  刘墉出身于山东诸城刘氏家族,这个家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很多。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为顺治年间进士,祖父刘棨(qǐ)曾担任过四川布政使,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父亲刘统勋更是一代名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为官清廉果敢,乾隆帝说他“遇事既神敏,秉性复刚劲,得古大臣风,终身不失正”。

  刘墉生长在这样世代书香、以科举仕进为荣的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自不必言,后来他成为四库全书馆副总裁也证明了其学识的渊深。但不知什么原因,满腹经纶的刘墉却迟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至少目前尚未发现他在30岁之前参加科举考试的记录。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33岁的刘墉才因为父亲的关系,以恩荫举人身份参加了当年的会试和殿试,并获进士出身,旋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庶吉士是翰林的预备资格,一般从科考成绩优异的进士中选拔,然后在庶常馆学习深造,期满考试合格者,授翰林院编修。清代翰林虽然薪俸较薄,但作为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近臣,号称“清贵”,“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而且,大臣死后如果想得到皇帝赐谥的“文”字,则必须是翰林出身。所以,清代以科举仕进者尤重翰林出身。应当说,刘墉在仕途上开局良好。

  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开始,刘墉被外放作地方官,此后20余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主要做地方官,由学政、知府,直至一方面的督抚大员。在做地方官期间,他基本上还是秉承了乃父刘统勋的正直干练、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对科场积弊、官场恶习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顿,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诸城县志》称赞他:“砥砺风节,正身率属,自为学政知府时,即谢绝馈贿,一介不取,遇事敢为,无所顾忌,所至官吏望风畏之。”同时,他也不遗余力地贯彻乾隆皇帝的意旨,查禁书,兴文字狱,捉拿会党,积极推行文化高压政策。

  刘墉做过提督安徽学政和提督江苏学政。提督学政是一省的教育长官,类似于现在的教育厅长,但不同之处在于,学政不受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节制,独立开展各项事务,督抚大员也不能侵其职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学政离任,督抚才可暂时代管其事。学政还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反映地方情况,吏治民风。

  刘墉在前往安徽赴任前,乾隆帝特意召见并赐诗,其中有“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之句,意思是希望刘墉能够不辱门楣、有所建树。在出任江苏学政前,乾隆皇帝仍有诗相赠,可见对刘墉抱有厚望。刘墉也不辱使命,很是严肃认真。据清人笔记记载:“昔日刘石庵相国视学江苏,严肃峻厉,人多畏惮。”刘墉曾先后两次提督江苏学政,相隔近20年,为官处事风格也由峻厉刚急转为平和舒缓,但严肃认真则是一贯的。以刘墉第二次出任江苏学政时按试扬州为例,因为把关严格,使得许多想以作弊蒙混过关者最后不敢入场。

  乾隆三十四年(1769),51岁的刘墉获授江宁知府。从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时算起,到此时刘墉浮沉宦海已经整整18年。说来,刘墉的仕途并不平坦,早在做翰林院编修时,其父刘统勋因事获罪,刘墉遭株连被革职,与诸兄弟一起下狱;后外放刘墉作安徽和江苏学政,因表现卓异得到乾隆皇帝赏识,擢山西太原府知府。刘墉之父刘统勋,曾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到山西查办布政使蒋洲侵帑案,乾隆二十四年(1759)到山西查办过将军保德侵帑案,声誉颇佳。刘墉同样是不负重托,到任后不几天便将前任遗留下的疑难案件审理一清,受到官民的一致称赞。正当刘墉以政绩迁冀宁道时,前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段成功亏空案发,刘墉以失察罪差一点丢了性命,后来朝廷加恩命他赴军台效力赎罪长达一年,回北京后又在一个叫作“修书处”的闲散机构里蹉跎两年。由此可见,这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运并不怎么“亨通”。

  刘墉能够在重罪之后出任江宁知府,说来还是沾了父亲的光。此时刘统勋圣眷正隆,先后以大学士之职兼管兵部和刑部,被乾隆皇帝倚为股肱之臣。因此,在乾隆三十三年刘统勋七十寿辰之时,乾隆皇帝不仅亲书匾额志贺,还加恩刘墉以知府候补。第二年,刘墉获授江宁府知府。

  刘墉也十分珍视这次机会,“颇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内,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至以包孝肃比之”。创作于嘉庆初年的弹词《刘公案》,就是主要以刘墉在江宁知府任上决断疑案、为民做主的故事为蓝本改编而成的,虽然其中必然夹杂着弹词艺人的想像夸张和道听途说的内容,未必都是实录,但说明刘墉在短短一年的江宁知府任上确实有政绩、有政声,是难得的贤能官吏。著名诗人袁枚也在一首诗中称赞刘墉说:“初闻领丹阳,官吏齐短脰(dòu)。光风吹一年,欢风极老幼。先声将人夺,苦志将人救。抗上耸强肩,覆下纡缓袖。”意思是说,刘墉到江宁后,对下属要求严格使其不敢耀武扬威,对百姓关爱拯其脱离水火,不怕得罪上司而怕百姓受苦。

  此后,刘墉历迁江西、陕西、江苏,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刘墉被授湖南巡抚,其官职全称是巡抚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节制各镇,兼理粮饷,驻长沙,兼理军民事务,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

  在湖南任期内,刘墉继续以前的作风,盘查仓贮,勘修城垣,整顿吏治,镇压反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刘墉的政绩可谓斐然。《清史列传》上面说他:“在任年余,盘查仓库,勘修城垣,革除坐省家人陋习,抚恤武冈等州县灾民,至筹办仓谷,开采峒硝,俱察例奏请,奉旨允行。”将其所办大事都列举出来了。《湖南通志》也赞扬刘墉抚湘期间,所行诸事“民以为便”。

  乾隆四十七年,刘墉奉调入京出任左都御史,命在南书房行走。当时和珅炙手可热,刘墉遂“委蛇其间,惟以滑稽悦容其间”。这又表现了刘墉为人和为官的另一面。刘墉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同时也是官场中人,他也要按照官场的规则做事,包括应付上级和同僚的圆滑趋避之术。大体说来,他任地方官、能够独当一面的时期,主要表现了清勤刚正的一面,“一时有阎罗包老之称”;入京以后,正好碰上和珅专宠于乾隆,擅弄威权,排斥异己,刘墉只好以静默自守,以滑稽模棱取容。

  刘墉刚入京的几年仕途还算顺利,做到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其间还处理了一件棘手的案子。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国泰是山东巡抚,其父四川总督文绶是刘墉的老上级,更关键的是,国泰的后台就是乾隆皇帝的红人和珅。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御史钱沣参劾山东巡抚国泰专横,以向皇上纳贡的名义大肆搜刮钱财,下属历城、益都等几十个州县仓库亏空严重。乾隆皇帝对此事十分重视,责成和珅、刘墉等同钱沣一起前往核查。

  国泰,满洲镶白旗人,姓富察氏。国泰与和珅过从甚密,因此,和珅得到要查办国泰等的消息后立即派家人通风报信,使得国泰有了挪用其他款项填补亏空的时间。赴山东途中,和珅还以言辞威胁钱沣。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刘墉深知和珅与国泰的关系,因此常与钱沣密商对策。到山东历城县后,和珅说不用彻底核对,只要抽查几十个库就可以了,并且先起身回到住所。钱沣要求先封库,第二天彻底拆封。结果发现库里的银两“多系圆丝杂色银”,通过盘诘库吏得知,这些银两是从各商铺借来充数的。于是,出告示叫各商铺前来认领,“大呼曰:迟来即封贮入官矣”,意思就是说赶紧来,晚了就封存入官了,于是商贾纷纷前来认领,库藏为之一空。

  在这件事上,刘墉自始至终支持钱沣,他的态度对于案情最终水落石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很显然,刘墉支持钱沣,同时也就得罪了和珅。从这件事我们看到,刘墉仍不失其“刚正”。

  此后的几年里,刘墉似乎总是在犯错误,受指责,乾隆对他显然并不满意。乾隆五十二年初,刘墉因为漏泄他和乾隆帝关于嵇璜、曹文埴(zhí)的谈话内容,不仅受到申饬,而且失去了本应获授的大学士一职。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乾隆委托刘墉主持祭拜文庙。因他没有行规定的一揖之礼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参劾。

  乾隆五十三年夏天,刘墉兼理国子监,发生乡试预选考试中诸生馈送堂官的事,被御史祝德麟弹劾,结果刘墉受到处分。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底至三月初,负责皇子教育的上书房诸师傅因为连天阴雨没有入值,乾隆皇帝得知这个情况十分恼怒,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被责处得尤其严厉,降为侍郎衔,不再兼职南书房。乾隆皇帝还专门为此下了一道上谕,大意是说因为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之子,念及统勋为朝廷效力多年,才对刘墉加恩擢用。而刘墉在府道任上还算勤勉,及至出任学政就不再认真办事,在湖南巡抚任上官声也平常。入京为尚书,办事情更是一味模棱两可。我曲意优容,未加谴责,原以为他会感激圣恩,勤勉办事,不想竟然发生上书房诸师傅旷工七日之久而刘墉置若罔闻之事。并说刘墉这样事事不能尽职,于国则为不忠,于父则为不孝,其过失甚大,实在不能宽恕。应当说,措辞相当严厉。

  乾隆五十八年,刘墉为当年会试主考官。因为安排失当,阅卷草率,违制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按规定,刘墉等至少要罚俸10余年。乾隆皇帝虽然作了宽大处理,刘墉还是被“严行申饬(chì)”。

  嘉庆元年,因为大学士一职空缺多时,破格增补户部尚书董诰为大学士,而资历更深的刘墉被排斥在外。而且在上谕中又一次批评刘墉“向来不肯实心任事”,并举例说,皇帝曾向刘墉询问新选知府戴世仪可否胜任,结果刘墉对以“尚可”。而戴本来十分庸劣,断难胜任。可见刘墉平日里对于铨选用人全未留心,只是以模棱两可之词敷衍塞责。要他“扪心内省,益加愧励”。

  嘉庆二年,授刘墉体仁阁大学士,但仍旧指责他“向来不肯实心任事,行走颇懒”,并说“兹以无人,擢升此任”,可见其评价。当然,以上两条嘉庆初年的上谕,代表的仍然是乾隆帝的意见。

  刘墉像是变了一个人,做人的棱角看不到了,做事的勤谨也看不到了,此期间的刘墉更多表现出的是滑稽和圆滑世故。清人笔记记载,一次在军机处吃饭,有同僚提起唐宋时宰相吃堂餐的故事,刘墉马上接口说:“但使下民无殿粪,何妨宰相有堂餐?”一座为之喷饭。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有一个颇具意味的细节:乾隆问和珅,你是做忠臣呢,还是作奸臣?和珅答,我不做忠臣,也不作奸臣,我要做的是让您高兴、逗您开心的弄臣。结果乾隆对和珅的回答很满意。这个情节很可能只是出于编剧的一种想像,但应当说,剧作家对乾隆心态的把握是比较准确的。

  乾隆皇帝有一个“本朝无名臣”的理论,他说,因为朝廷纲纪整肃,本朝没有名臣,也没有奸臣。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把所有荣誉归于圣主,大臣们所做的一切有利于百姓的事情,都是出于圣主的旨意。所以,他下令禁绝为地方官建德政碑、送万民伞之类为官员扬名的活动。老年乾隆更是志得意满,炫耀自己的“十全武功”,权力欲和虚荣心越发膨胀,此时他的身边更不需要名臣,而只需要忠心办事、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的奴才。

  再加上当时朝堂上宵小环绕,和珅弄权,勾结党羽,把持朝政,排斥异己,正直之士很难有所作为。御史曹锡宝曾经想通过参劾和珅家奴刘全以达到惩办和珅的目的,结果反遭陷害,被革职。所以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当刘墉为地方官时还做了一些兴利除弊的事情,而到了皇帝的身边却反而无所建树,唯唯诺诺。也许从适应官场规则、保全自己的角度看,刘墉这样小错不断、屡遭申饬、弄得自己名誉扫地,未必不是聪明之举。

  在当时以滑稽方式为官的还大有人在。比如嘉庆帝的老师朱珪,也是如此。据说他晚年每逢门生、旧吏来看望,他所言皆不关政治,全为诙谐之语。

  这些以清正刚直著称的官员尚且如此,当时官场风气可见一斑。乾隆皇帝聪明太过,使得大臣们只好装糊涂;乾隆皇帝好名太甚,使得大臣们只得“平庸”。这使人不禁联想到汉高祖刘邦与承相萧何之间的关系。萧何作为大汉第一功臣协助刘邦夺取天下后,继续兢兢业业地办事,清正廉洁地为官,因而在百姓中口碑极好。这使得刘邦很不放心,于是找借口将萧何抓了起来,虽然念及旧情最终又释放了萧何,但萧何出狱后汲取了教训,不再顾及名声,圈地、贪渎之事也颇做了几件。老百姓意见很大,也有人向刘邦告状,这下刘邦却一笑了之,不再追究。

  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刘墉于北京驴市胡同家中逝世,享年86岁。去世的当天,他还曾到南书房当值,晚上还开宴会招待客人,“至晚端坐而逝”。《啸亭杂录》记载,刘墉死时,说他“鼻注下垂一寸有余”,暗合佛语中的善于解脱之意。不管怎样,刘墉可算得上是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功德圆满。

民间传说:刘墉巧计杀和珅

   传说有一年的秋天,乾隆皇帝带着一帮子人到居庸关一带去行围射猎。随行人员除了亲王、驸马外,还有大学士刘墉。

  早晨路过清河的时候,但见河水缓缓地流着,水清见底,河底里的小石头子一粒一粒的看得清清楚楚。刘墉一边看着河水,一边想着主意。

  到沙河的时候,天快晌午,大队人马就在沙河岸上扎营休息。这沙河是清河与榆河会合后的河流,水势比清河湍急多了。就在御膳房的太监在河旁摆上琼浆玉液、熊掌、燕窝,准备用膳的时候,刘墉连忙上前跪奏道:“臣有一事不明,特向万岁求教。”乾隆正要用膳,随口说道:“有话请讲,何必行此君臣大礼?”刘墉站起来,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扔到河里。噗嗵,石头掉进了河底,只溅起一点小小的水花儿。

  “陛下,您看这水有多深?”刘墉问。

  乾隆摸了摸胡子,心里说:你个刘罗锅,这么点事你还想难我呀!就说:“一丈五,差不离。”

  “那清河呢?”刘墉又问。

  “清河吗?”乾隆又摸了摸胡子,“丈把深吧!”

  “这么说,是清河深呢还是沙河深?”

  “当然沙河深。”

  “真的?”

  “当然是真的!”乾隆想:你刘罗锅鬼主意多,想糊弄我?我不上你的当。他捻着胡须,洋洋得意地靠在御椅上。

  刘墉看了看正在兴头上的乾隆,转身叫过一个太监说:“你快回城传圣旨:杀和珅!”

  “这……这……”太监吓了一跳,“这陛下让杀吗?”

  “你刚才没听陛下说‘杀和珅’吗?你只管去好了,有事我担当。”

  那太监平日里也看不惯和珅对乾隆吹牛拍马,对下边的人奸诈刁恶那一套。反正万岁爷有话,这是大家都听见了的,管它是真是假?再说,真要有事,还有刘墉顶着呢!便说了声:“遵旨!”便跨马奔了京城。

  那天,乾隆玩得还挺痛快,獐子、野鸡什么的,打得也不老少。第二天,高高兴兴地回到城里,刚进宫就有太监来禀报说:“和珅已伏法。”

  乾隆一听,立刻拍桌子瞪眼地大叫:“这,这是谁叫杀的?”

   “是,是刘墉传——”太监一句话还没说完,刘墉就大模大样地走了进来。

  “你,你为什么叫杀和珅?”乾隆怒冲冲地奔到刘墉面前。

  “陛下息怒。您怎么那么健忘?杀和珅是您昨儿个去打猎时说的呀!我还钉问了一句:‘是真的吗?’你说:‘是真的!’”刘墉不慌不忙。

  “我,我——”乾隆气得张着嘴说不出话来,心里狠狠地骂着:“好你个刘罗锅呀,原来你装傻充愣是在这儿等着我。我算上了你的大当了!”但他也不敢对刘墉怎么着。一是不管怎么说,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二是他还真离不开刘罗锅,没有刘罗锅他就玩不转了。

  刘墉呢,心里暗自高兴,因为他到底替朝廷、替百姓除了这一大害。

   刘墉就是家喻户晓的“刘罗锅儿”,因为他为官“忠君、爱民、清廉”,深得百姓喜爱。有关他的事迹广为流传。当代的影视剧作家也很了解民众这种渴盼清官的心理,于是,刘墉成了清代大臣中“上镜率”最高的大臣之一(其他两位是和珅和纪晓岚)。在剧作家的安排下,他和大贪官和珅成了死对头和欢喜冤家,和珅在他面前总是显得笨手笨脚,经常弄巧成拙,想算计人反遭算计。乾隆皇帝对他又爱又恨、又有点无可奈何。这个人物寄托了中国老百姓太多的理想和愿望,他是智慧的化身,也是正义的化身,甚至连他的罗锅儿也让人不惟不觉其丑陋,反成为他的标志性特征。其实,荧屏上的刘墉和历史上的刘墉并不完全重合,从形象到事迹有许多地方源自剧作家的想像。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一下清代的取士、选官标准。

  在封建社会,选官向来是以“身、言、书、判”作为首要条件的。所谓身,即形体,需要五官端正,仪表堂堂,否则难立官威。所谓言,即口齿清楚,语言明晰,否则有碍治事。所谓书,即字要写得工整漂亮,利于上级看他的书面报告。所谓判,即思维敏捷,审判明断,不然便会误事害人。

  在这四条标准之中,“身”居首位,是最重要的。因为观瞻所系,不能不特别强调。

  刘墉系科甲出身,必在“身言书判”四方面合格,方可顺利过关。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刘墉不会是“罗锅儿”。姜纬堂先生早在1996年时,就曾在《北京晚报》上专门撰文《刘墉绰号“罗锅”考》,指出过这一点。

  还有一个旁证,可以从侧面说明一定的问题。按照当时制度,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者,还可以应“大挑”一科。这一科不考文章,只论相貌,标准是“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个字,以字形喻体形、相貌。

    “同”指长方脸,“田”指四方脸,“贯”指人的头大而身体直长,“日”指身体端直而高矮肥瘦适中。以上这四个字是好字,符合者有中选的可能;“身”指身体不正,“甲”指头大身子小,“气”指一肩高耸,“由”指头小身子大。这四个字是不好的字,沾上一个就会落选。可见,清代选官很重视被选者的相貌,所以,刘墉即使算不上仪表堂堂,总也不至于体有残疾。

  当然,“刘罗锅”的称号,也事出有因。史书上记载,嘉庆帝曾称刘墉为“刘驼子”,可见他确实有些驼背。不过,刘墉当时已经年届80岁,难免会驼背弯腰,这就很可以理解了。如果以此认定刘墉年轻时即为“罗锅”,那就不准确了。

  可见,从形象言之,历史上的刘墉与民间传说和文艺作品中的刘墉并不一致。那么,从为官行事的角度看,历史上的刘墉是不是像剧作家描写的那样清廉干练,不畏权势,是不是真的能将大贪官和珅戏弄于股掌之中,在乾隆皇帝面前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刘墉书法

  在乾隆之际,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刘墉并享书法声誉。当时人们称翁、梁、王、刘“四大家”。其书法艺术成就,当推刘墉最高。亦有以来其与翁方纲、成亲王永瑆、铁保并称“翁刘成铁”。包世臣《艺舟双楫》称:“文清少习香光,壮迁坡志,七十以后潜心北朝碑版。虽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兴学识,超然尘外。”近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石庵亦出董(其昌),然大厚思沉,筋摇脉聚,近世行草作浑厚一路,未有能出石庵之范围者,吾故谓石庵集帖学之成也。流传书迹较多。著有《石庵诗集》,刻有《清爱堂帖》。《小楷册》,书于嘉庆元年(1796)。纸本墨迹。凡24行,共360字。各页均纵11.8厘米,横 6.9厘米。故宫博物院藏。刘墉的书法,初看圆润软滑,若团团棉花,细审则骨络分明,内含刚劲。刘墉精于小楷,其特色由此件作品可窥一斑。他书的蝇头小楷具有擘窠大字的恢宏气象,结体丝毫不令人觉得拘紧,点画洁净讲究。尤其粗重与纤细交织在一起,加之偶尔揉入行草笔意,使得整个作品在规模的大效果中不乏生动活泼的情趣,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后世人们称许他的小楷不仅有钟繇、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的法度,还深得魏、晋小楷风致,实不为过。

清史稿:刘墉传

    墉,字崇如,乾隆十六年进士,自编修再迁侍讲。二十年,统勋得罪,并夺墉官下狱,事解,赏编修,督安徽学政。疏请州县约束贡监,责令察优劣。督江苏学政,疏言府县吏自瞻顾,畏刁民,畏生监,兼畏吏胥,阘冘怠玩。上嘉其知政体,饬两江总督尹继善等淬厉除旧习。授山西太原知府,擢冀宁道。以官知府时失察僚属侵帑,发军台效力。逾年释还,命在修书处行走。旋推统勋恩,命仍以知府用,授江苏江宁知府,有清名。再迁陕西按察使。丁父忧,服阕,授内阁学士,直南书房。迁户部、吏部侍郎。授湖南巡抚,迁左都御史,仍直南书房。命偕尚书和珅如山东按巡抚国泰贪纵状,得实,授工部尚书,充上书房总师傅。署直隶总督,授协办大学士。五十四年,以诸皇子师傅久不入书房,降为侍郎衔。寻授内阁学士,三迁吏部尚书。嘉庆二年,授体仁阁大学士。命偕尚书庆桂如山东谳狱,并按行河决,疏请宽濬下游。四年,加太子少保。疏陈漕政,佥丁不慎,途中盗米,致有凿舟自沉,或鬻及樯舵,舟存而不可用,请饬各行省佥丁宜求殷实,皆如所议行。九年,卒,年八十五,赠太子太保,祀贤良祠,谥文清。墉工书,有名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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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9-13 16:59


      鳌拜(满语:Oboi),中国清初权臣。出身瓜尔佳氏,生年不可考,满洲镶黄旗人,清朝三代元勋,康熙帝早年辅政大臣之一。以战功封公爵。鳌拜前半生军功赫赫,号称“满洲第一勇士”,后半生则操握权柄、结党营私。康熙在黄锡衮、王弘祚等大臣的支持下,主政于朝,康熙又定下计策,在武英殿擒拿鳌拜。鳌拜被生擒之后,老死于囚牢中,他是为影响清初政局的一个重要人物。

  鳌拜的伯父费英东早年追随努尔哈赤起兵,是清朝的开国元勋之一,二哥卓布泰是清初军功卓著的战将。鳌拜本人亦随皇太极征讨各地,战功赫赫,不但是一员骁勇战将,而且也是皇太极的心腹。

  清崇德二年(1637年),鳌拜为先锋攻明皮岛,以勇闻。此后屡败明军,1644年清军入关,鳌拜率军定燕京,征湖广,驰骋疆场,冲锋陷阵,为清王朝统一中国立下汗马功劳。1646年鳌拜出征四川张献忠大西军,在南充大破大西军军营,斩张献忠于阵,因此以首功被顺治皇帝超升为二等公,授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在(皇帝禁卫军司令),擢领侍卫内大臣,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教习武进士。自此,鳌拜参议清廷大政。

  1661年顺治帝驾崩,爱新觉罗·玄烨八岁即位,顺治帝遗诏,由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四大臣辅政。当时鳌拜在四辅政大臣中地位最低,但因索尼年老多病,遏必隆生性庸懦,苏克萨哈因曾是摄政王多尔衮旧属,为其它辅政大臣所恶,因此鳌拜才得以擅权。

  鳌拜结党营私,日益骄横,竟发展到不顾康熙的意旨,先后杀死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临与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等政敌,引起朝野惊恐,康熙震怒,最后康熙终设计由一群少年在宫内练习“布库”(即摔跤,满族的一种角力游戏),鳌拜以为是小孩子的游戏,不以为意,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这群少年将鳌拜擒获。康熙宣布鳌拜三十条罪状,廷议当斩,康熙念鳌拜历事三朝,效力有年,不忍加诛,仅命革职,籍没拘禁,其党羽或死或革。不久鳌拜死于禁所,其子纳穆福后获释。

  鳌拜,姓瓜尔佳氏,出生于一个武将世家,生年不详。伯父费英东在明万历十六年(1588)随其父索尔果投奔努尔哈赤,历任固山额真、“众额真”,天命建后金国前,位列五大臣之一。他英勇善战,曾被努尔哈赤誉为“万人敌”。鳌拜之父伟齐,系费英东第九弟,而鳌拜又是伟齐的第三子。鳌拜的二哥卓布泰、四弟巴哈、六弟穆里玛以及叔伯兄弟图赖(费英东之子),都是清初军功卓著的战将,在对明和对农民军的战争中效力甚多。但关于鳌拜五弟萨哈、七弟索山以及其他亲属的情况,历史失载,所知不多。

  鳌拜一家之所以武功赫赫,当然是与当时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的形势分不开的。费英东一家投奔努尔哈赤的时候,正值努尔哈赤开始统一女真各部,并逐渐走向抗明立国的道路。不久以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年号天命,接着,他以“七大恨”告天,发兵攻打明朝的抚顺,揭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明清(后金)战争的帷幕。此后,历经开铁、辽沈、宁远、松锦、山海关等多次战役,先后击败了明兵,收蒙古、降朝鲜,灭亡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最终夺取了全国的统治权。鳌拜的前半生,就是在这样一段错综复杂、战火纷飞的历史环境中度过的。

  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鳌拜尚未崭露头角。鳌拜的名字在官修《清实录》中首次出现,是在皇太极天聪六年(1632),鳌拜等人“自明界捉生还。获蒙古人五、汉人三十、牲畜三十二。上命即以所获赏之”。到天聪八年(1634)二月,鳌拜已成为“管护军大臣”,具体职衔是护军参领,即皇太极所领镶黄旗的巴牙喇甲喇章京,所以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征朝鲜时,称鳌拜为“内直甲喇章京”。

  在崇德初年皇太极第二次征朝鲜的战争中,鳌拜显示出他勇猛无畏的性格,并从此获得了“巴图鲁”(勇士)的称号。就在攻下朝鲜京城之后,皇太极派硕托、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率军攻打皮岛。皮岛在鸭绿江口外,距朝鲜本土及中国大陆都很近,是一个战略要地,明将毛文龙曾据守此岛,使皇太极经常感受到威胁,因而对它十分重视,认为“此岛可比大城”。但硕托等进攻不利,皇太极又派阿济格前去增援。渡海之前,鳌拜向阿济格表示:“我等若不得此岛,必不来见王面!”于是他大呼奋力而上,“冒矢石直前搏战”,然后举火为号,引来后续部队,攻下了皮岛。皇太极对鳌拜的表现十分高兴,提升他为三等梅勒章京,赐号“巴图鲁”,加世袭六次,准再袭十二次。

  以后,鳌拜在松锦之战以及入关后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屡立战功。崇德六年初围困锦州及攻克锦州外城时,鳌拜先后率护军击败明朝杏山、松山援军,并徒步攻克明军的步军营,因而从三等梅勒章京升为一等梅勒章京,准再袭十次。崇德六年八月,松山明军突围,被鳌拜率部击退。接着,鳌拜又追击吴三桂、唐通、白广恩等明军各部,获得大胜。于是,崇德七年(1642)六月,鳌拜又升为护军统领,即巴牙喇纛章京,实际相当于都统,即固山额真之职,成为八旗将领中具有较高地位的人物。

  皇太极取得松锦大捷后,奠定了入关夺取全国统治权的基础。这年底,他派阿巴泰率兵入关,经河北直趋山东,杀掉明鲁王,掳获大批人口牲畜。鳌拜也随军作战,他曾在北京和山东三败明军,攻克四城,在密云附近大败范志完和吴三桂的军队。他以此次战功,再次被提升为三等昂邦章京。顺治二年(1645),清朝为夺取全国政权叙功时,鳌拜一跃而成为一等昂邦章京。此后,鳌拜便加入了阿济格进攻李自成的军队,直下湖广一带。顺治三年正月,鳌拜随肃王豪格等率军进攻张献忠大西农民军。在汉中打败贺珍以后,得知张献忠率军已到西充一带,鳌拜再次充当先锋,率先头部队前往狙击,结果两军相遇,“鳌拜等奋击,大破之,斩献忠于阵”。打败大西军主力之后,鳌拜等又继续深入四川、贵州等地,屠杀大西政权的大小官员一千多人,基本上消灭了四川一带的大西军。

  入关前后的鳌拜,战功赫赫,升迁频频,似乎一帆风顺。但是,这次鳌拜镇压农民军却不但没有获得升官的机会,反而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被借口“停其赏赉”,还险些丢掉了性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作为两黄旗的中坚力量,在满洲贵族的内部争斗之中,采取了反对与之抗衡的白旗势力的立场,这就必然遭到当时身为摄政王的多尔衮的打击。

  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突然死去,由谁来继承皇位便成为满洲贵族面临的头等大事。但是,皇太极生前对于继承人并未作出安排,所以他之死便引起“诸王兄弟,相争为乱,窥伺神器”。当时势力最大、地位最高、最有资格继统者有三人:一是两黄旗系统的、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一是两白旗系统的、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一是两红旗系统的、皇太极的哥哥礼亲王代善,其中尤以前两者的争夺最为激烈。顺治五年三月,贝子吞齐等讦告济尔哈朗罪行时曾提到:“当国忧时,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八人往肃王家中,言欲立肃王为君,以上为太子,私相计议。..肃王使何洛会、扬善谓郑王云:‘两旗大臣已定立我为君,尚须尔议’。”说明肃王豪格确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之一,而鳌拜等是其坚决的支持者。在顺治九年审讯多尔衮余党时也提到,“皇上即位时,英王、豫王跪劝睿王当即大位说:‘汝不即位,莫非畏两黄旗大臣乎?..我等亲戚咸愿王即大位也。’是以睿王于众人前亦述此言。”可见当时不仅多尔衮是争位的另一有力候选者,而且也表明两白旗与两黄旗在继位问题上针锋相对,互为寇仇。

  在这场斗争中,鳌拜身为镶黄旗贵族、皇帝的护军头目,是坚决支持皇太极的儿子继承皇位的。皇太极在位时便对鳌拜很信任,有人曾对鳌拜比较专横提出意见,但皇太极却偏袒鳌拜。鳌拜则更是对皇太极忠心耿耿。崇德二年岳托曾派人于夜晚向皇太极进献马匹,鳌拜以“此暮夜就寝时,非献马时”为理由,说:“上已安寝,欲令惊动,秉烛观马耶?”加以挡驾。事后皇太极听说此事,颇为高兴,将献马一事作为“违法妄行”,“命法司分别议罪”。鳌拜忠于皇太极,自然希望由他的儿子即位,而两黄旗仍是“天子自将之旗”,地位较高,利益较大。这也是鳌拜等竭力支持豪格即位的原因之一。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鳌拜曾与图赖、索尼等六人“共立盟誓,愿生死一处”。在诸王大臣于崇政殿商议册立时,“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命两旗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对会议施加武力威胁,而“索尼及巴图鲁鄂拜(即鳌拜)首言立皇子”。朝鲜国王的世子也记载:“帝之手下将领之辈,佩剑而前曰:‘吾等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当时的形势确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

  多尔衮是一个素有大志而文武双全的人,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绝不是像他在日后向群臣所表白的那样,在“诸王、贝勒、大臣率属意于予,跪请予即尊位”的情况下,从内心深处“誓死不从”,这从他在皇太极时期的地位以及在他摄政时期的许多作为中可以一目了然。他之所以退而充当辅政王,扶持皇太极的幼子福临登基,则在于以鳌拜为骨干的两黄旗势力的激烈反对,害怕两者相争,削弱整个清国家的力量,影响入统中原的基业。

     1644 年清兵入关,打败了李自成永昌政权,占据了北京,进而统一全国,正是在多尔衮缓和内部矛盾、上下团结一心的基础上完成的。但是,以济尔哈朗、多尔衮为辅政王(后为摄政王),福临继位为帝的暂时妥协,并不能彻底消除八旗内部敌对势力的矛盾。豪格对这样一种妥协就很不满,他在顺治元年四月曾说:“和硕睿亲王非有福人,乃有疾人也,其寿几何,而能终其事?设不竟终事,尔时以异姓之人主国政,可乎?”清朝迁都北京后,鳌拜与谭泰、图赖、锡翰、巩阿岱、索尼等两黄旗贵族依然在暗地里与多尔衮等作对,而多尔衮也一再打击和压制他们。顺治五年三月,“睿亲王多尔衮与豪格有夙隙..系豪格于狱”,最后豪格死于狱中。多尔衮又以吞齐等人的“讦告”,将济尔哈朗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鳌拜也以同盟拥立豪格,与郑王同谋,以及为豪格鸣冤叫屈等四大罪,落得个“免死赎身”的下场。顺治七年(1650)七月,多尔衮生病在家,他对前来探病的锡翰等人抱怨顺治帝不来看望他,又不准锡翰去奏报顺治帝。结果锡翰等还是请来了顺治帝,多尔衮十分生气,要杀锡翰,而鳌拜则因为“目睹锡翰等罪状,不即执鞫”,从一等精奇尼哈番降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鳌拜遭到打击,许多黄旗大臣人人自危,有的向两边讨好,以图自保。巩阿岱、锡翰并逼鳌拜、索尼等“悔弃前誓”,但鳌拜家族仍不向多尔衮屈服,多尔衮恨恨地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今索尼、鳌拜辈意向参差,难以容留。”便“将索尼遣发,鳌拜问罪”,并拆毁了图赖死后的享堂。锡翰等还建议说:“鳌拜、巴哈不宜留上左右,当..俱逐退,勿令近御”。

  顺治七年十二月,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病死,顺治皇帝亲政。不久以后,多尔衮的封谥被追夺,阿济格被赐死,两白旗群龙无首,一蹶不振。曾遭到压制的两黄旗贵族及以济尔哈朗为代表的蓝旗势力又重掌要职。顺治八年正月,以“鳌拜巴图鲁、巴哈为议政大臣”;闰二月,“以军功升三等侯鳌拜巴图鲁为一等侯”;八月,鳌拜以谭泰“营私及党附睿亲王”,提出控告,杀掉谭泰。顺治九年二月,鳌拜认为自己军功甚多,但前些年对他待遇不公,因而向顺治帝提出申诉。顺治帝特意批复吏部:“这所议是。鳌拜著优升一等侯兼一拖沙喇哈番为二等公”。三月,顺治帝颁布谕旨,命诸王大臣会审旧附多尔衮、陷害鳌拜等人的巩阿岱、锡翰、冷僧机、席讷布库等,并将他们全部处死,“家产籍没”。这一升一黜,说明了顺治八年以后清初政局的重大变化,标志着八旗内部、特别是上三旗与下五旗之间实力对比的转折,但这其中的矛盾与斗争却远远没有结束。

  从此以后,鳌拜作为内大臣之一,常在顺治帝左右,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各类事务,如商讨本章批复程序、联络蒙古科尔沁部,将太后旨意传达给皇帝、祭奠故世王公妃嫔,并倡议“大阅以讲武”,自教武进士骑射,协助会审案狱等等,俨然成为一个能文能武的干臣!而正是由于他始终不渝地效命于福临,顺治帝对其也十分信任。顺治十三年鳌拜旧伤复发,卧床不起,“上亲临视之”。而皇太后有病,鳌拜则“昼夜勤劳,食息不暇”。顺治帝也感到“深可嘉悦”,将鳌拜等“俱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就在鳌拜日益得到皇帝信任,地位不断上升之时,顺治十八年正月丁巳夜子刻,福临病死于养心殿。从此,无论是清皇朝,还是处于末世的中国封建社会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鳌拜个人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福临去世后,其子玄烨即位,开始了在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都享有盛名的康熙帝统治时期。但是,玄烨登基时不过是个年甫七龄的幼童,还没有控制大局的能力,管理国家的重担便落到顺治帝遗诏指定、孝庄太后博尔济吉特氏暗中赞助的四位辅臣的肩上。

  顺治帝遗诏云:“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

  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荩,保翊冲主,佐理政务”尽管鳌拜在四辅臣中名列最后,但史学家们却往往称此时期为“鳌拜辅政时期”,究其原因,实与鳌拜个人的独掌辅政大权有关。在四位辅臣中间,索尼能文能武,顺治年间总管内务府,是四朝元老,地位很高;苏克萨哈和遏必隆在皇太极晚年才初露头角,能力有限。鳌拜虽然名列最末,但实际地位却与索尼不相上下。输政初期,“索尼老病,鳌拜多专政,与苏克萨哈不相能,遏必隆不能自异”。在这种情况下,鳌拜的作用绝不像他的辅臣次序一样是最微小的,恰好相反,而是日益增大。从另一个角度说,这四位辅臣都是上三旗的大臣,他们除了旗与旗之间的内部争斗之外,在辅政期间实行的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鳌拜的主张基本上也同样代表着其他辅臣的意见。这样,从顺治十八年到康熙八年五月的辅政时期的历史,实际也就是鳌拜辅政的历史。

  尽管福临接受了乃父的教训,在临死前把身后的一切安排妥当,但是留给皇位继承者和四位辅臣的却并非万事如意的太平盛世,而是一个问题丛生、矛盾复杂的艰难局面。一方面,西南的南明永历政权和大西军余部,东南沿海的郑氏政权以及夔东十三家军等抗清力量依旧存在,部分汉族地主仍然怀念故国,不愿与清政府合作;另一方面,连年战乱,使社会经济严重凋敝,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财政状况十分窘迫。这样,如何保证财政收入、恢复生产,同时又要继续进行征服和统一战争,就成为当时统治者面临的重大课题。此外,“大兵入关时,明臣迎降,睿忠王权宜任之,故胜国弊政,未尽厘正”。顺治一朝,党争不断,明代重用阉宦的恶习也继承下来,中央地方各级官吏不尽心任职,反而贪污受贿,行私中饱,吏治比较败坏。再者,顺治年间实行的一些恶政,如圈地、逃人、迁海等等,依旧给人民带来极大的苦痛,引起人民的不满。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造成新建立的清朝统治的不稳甚至有被颠覆的危险。

  在这样的局势下,辅政伊始,他们便宣称要“率循祖制,咸复旧章,以副先帝遗命”。经过篡改的顺治遗诏以“渐习汉俗”、对满臣“不能信任”等十四罪自责。这些已表现出辅政时期的基本方针政策。但是,这些方针政策并不是“违背当时历史发展趋势”的“复旧政策”。

  鳌拜等辅政大臣十分重视正确处理满汉关系问题。清朝统治者在各方面“首崇满洲”,是其既定国策,无论是在皇太极、多尔衮和顺治帝执政时期,还是在康熙八年(1669)五月玄烨亲政以后,这一国策基本不变。不管他们对汉族地主表示出多么友善,但一旦触及满族统治者切身利益,危及满洲贵族统治地位,他们“重满轻汉”的根本原则就充分反映出来了。鳌拜辅政时期,自然也不例外,鳌拜等在强调满族统治地位,清除明末弊政残余的同时,并没有在顺治朝满汉关系的格局上做更多的改变。

  顺治十八年三月,鳌拜等下令将制度上“满汉分别、参差不一者,或前后更易、难为定例者”,根据“太祖、太宗成宪斟酌更定”。但对“有今昔异宜、时势必须变通,有满汉悬殊、定例难于归一者,亦须斟酌至当,详明具奏”。这说明他们并不完全是恪守陈规,也讲究“变通”。如康熙元年谕都察院:“巡视茶马一差,近经部议,满汉兼差,已经奉旨准行。今思巡视茶马差原系汉御史,从无差满官之例,以后著仿照旧例,止差汉官,不必兼差满官”。表明其因事任人的原则。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鳌拜等认为其“责任重大,今作礼部所属,于旧制未合”,抬高其地位,尚书“入议政列”,并由满蒙人专任。这个改变并不能算作重满之举。众所周知,清朝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比较成功,是与理藩院的作用分不开的。因此,鳌拜等认识到,“理藩院职司外藩王、贝勒、公主等事务,及礼仪、刑名各项,责任重大,非明朝可比”,从而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和管理,实际上是有积极意义的。至于康熙亲政后沿用此制,雍正时还以王公、大学士兼理院事,正是鳌拜时期这一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顺治十五年,福临曾将皇太极时建立的内三院名号取消,仿明制将大学士改为殿阁大学士,满、汉“仍俱正五品”,比顺治初年俱正二品有所降低,但并无差别。顺治十八年,鳌拜等以不合旧制恢复内三院名色,“设满、汉大学士等,照尚书、侍郎品级”,即大学士为正二品,恢复的乃是顺治初的定制。同年亦定内三院满、汉大学士各一员,满学士二员,汉军学士和汉学士各一员,满、汉比例大致相等。六部在清初统治者眼里一直是要比内三院更重要的,所以鳌拜等在康熙六年曾定满尚书为一品,汉尚书为二品,略有差别。但实际任事的满、汉尚书、侍郎人数是相当的,均为满、汉各一人。就地方行政机构而言,顺治、康熙、雍正时期“八旗人员之任督抚者,汉军十居其七,满洲十居其三,蒙古仅二人”。而顺治年间和鳌拜辅政时期,任督抚者几乎没有满、蒙人,汉军旗人在总督中约占十分之八,一般汉官占十分之二;在巡抚中汉军旗人与一般汉官平分秋色,前者略多,只是到辅政末期,才有极少几个满、蒙人任督抚,还不如康熙帝亲政以后的多。至于府州县各级官吏,几乎是清一色的汉官。这种中央机构满人占居优势,地方军政大员中汉军与汉人各据其半,低级官吏几乎全为汉人把持的情况,在整个清前期变化都是不大的。因此,尽管鳌拜等比较强调“首崇满洲”,但由于这样一种满、汉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基本格局不能变更,满、汉关系也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汉化的趋势没有被遏止。

  鳌拜辅政时期,对汉族地主阶级分子的打击,当以顺治十八年“江南奏销案”为代表(同年稍早还有“哭庙案”和后来的“明史案”、“逆诗案”,均不予涉及)。如前所述,顺治年间清统治者与江南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较深,这一方面是因为民族矛盾激化所导致的汉族士绅的反抗及不合作态度遭到清统治者的仇恨;另一方面是因为清统治者在南北党争中支持北人,排挤南方官绅,引起后者不满;此外,江南士绅“仍明花分诡寄之弊”,规避赋役的情况又十分严重,所以清政府不仅通过“科场案”、“通海案”等从政治上打击江南士绅,还下令清查江南无锡等县“乡绅举贡之豪强者包揽钱粮,隐混抗官,多占地亩,不纳租税,反行挟制有司”的问题,从经济上与豪强地主争夺赋税,以供军需。“奏销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顺治十八年三月,鳌拜等谕户部:“近观直隶各省钱粮逋欠甚多,征比难完,率由绅衿藐法,抗粮不纳,地方官瞻徇情面,不尽法追比..。如仍前抗粮,从重治罪,地方官不行察报,该督抚严察,一并题参重处。”在苏、松、常、镇四府及溧阳一县,“不问大僚,不分多寡,在籍绅衿按名黜革,现任缙绅概行降调”。结果查出“未完钱粮文武绅衿共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七名,应照例议处,衙役人等二百五十四名,应严提究拟”。江南名士,如吴梅村、徐元文、彭孙遹等皆牵连入案。昆山叶方霭为顺治乙亥科一甲第三名进士,“适欠折银一厘,亦被左迁”,时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

  “奏销案”对江南汉族地主的打击是很大的,但纵观其来龙去脉,与其说这是出自清统治者狭隘的民族观念,不如说是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是顺治朝打击南方官绅政策的继续,很难把这算作鳌拜时期“重满轻汉”的表现。尽管“奏销案”牵连过多,打击过重,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明末农民起义较少触动江浙地主而造成的明末积弊犹存的缺陷,有利于巩固清政府刚刚建立的统治秩序。

  鳌拜很注意吏治整顿问题。针对晚明遗留下来的弊政,鳌拜等进行了一些整顿和改革,来提高行政效率和官员的办事能力,清除官场恶习。顺治十八年二月,他们借口“凡事皆遵太祖、太宗时定制行”,革除内官十三衙门,“内官俱永不用”,为有清一代避免宦官干政肃清了道路。

  辅政半月后,鳌拜等以皇帝名义诏谕各官:“朕以冲龄践阼,初理万几,所赖尔大小臣工,同心协力,矢效赞襄”。次日,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阿思哈就提出对巡按的十项要求,对能够“恪遵上谕,洁己爱民,奖廉去贫,兴利除害..又能大破情面,纠察地方恶宦劣衿者”分别升迁;能“谨慎奉法,察吏安民者仍留原任”;“行事碌碌,无实政及民者”降调外用;而“徇情贪贿”者要革职治罪。奏上之后,御批:“这所议各款,务须恪遵力行,不得视为虚文,著通行严饬。”为了提高行政效率,顺治十八年三月,鳌拜等要求“进奉本章,关系政务,应切实陈奏..事情正理,明白敷陈,不得用泛泛文词”,规定本章“不得逾三百字”。数月后,又因各部门回复奏章时往往拖延,而“各部事务虽巨细不同,于国政民情均有关系,理宜速结”,规定了完结事务的时限,“如仍前含糊迟缓,任意迁延,治罪不贷”。对各督抚奉命查处事件也按地方距京师的远近不同分为四类,制定限期,“违限者按年月处分”。后来还多次重申,“部院官员办理之事,皆关国政..如仍前因循草率,以至壅积者治罪”。

  鳌拜等认识到,“民生之安危,由于吏治之清浊。吏治之清浊,全在督抚”。因此对各地督抚是否清正称职十分注意。康熙四年(1665)三月,曾谕有关各部门严查督抚在地方的劣政,诸如私征强派,威逼驿站官役多派乘马支应,携带家人至任所“入兵丁数内食粮”,纵容奸徒恶棍扰乱正常贸易等,并下令对此严行禁止。同年十二月,鳌拜等又指斥督抚公然受贿,下令对他们“从重治罪”。康熙五年,“四大臣欲每省差大臣二员,设立衙门于督抚之旁,以廉督抚”。虽因方法不妥而未行,但却反映了鳌拜等整肃地方吏治的决心。

  由于经济问题是当时政府面临的大事,因此鳌拜等命“今后经管钱粮各官,不论大小,凡有拖欠参罚,俱一体停其升转,必待钱粮完解无欠,方许题请开复升转”,并“定直隶各省巡抚以下、州县以上征催钱粮未完分数处分例”。康熙二年,又由“户部题定征收地丁钱粮总作十分考成则例”。此外,鳌拜等仍以劝垦荒地之多寡对地方官员加以奖惩,如河南总督刘清泰、巡抚张自德、偏源巡抚周召南、湖广巡抚刘兆麒等,先后以劝垦荒地功被加尚书、侍郎衔。对“垦地后复荒者”、“荒地捏报垦熟者”、“督抚降级罚俸、道府降级调用,州县等官革职”,以解决垦荒中出现的弊病。在此基础上,鳌拜等下令各部院长官“俱著自行陈奏”功过,又下令对现任督抚加以甄别,结果康熙元年有十一位督抚留任,一人解任,一人休致,一人以原官致仕,一人著降一级调用。为减少行政开支,康熙四年及五年把六科满汉给事中由十二员减少到四员;康熙六年将各省布政使二人裁撤一人;同年十一月考察军政后,将贪酷、不谨、罢软、年老、有疾、才力不及、浮躁等官共五百六十三人“处分如例”;康熙七年(1668)四月,“裁直隶各省大小衙门吏攒承差等役三千八百四十九名”;七月,“甄别才力不及满汉官二十七员”,分别降革。而另一方面,鳌拜等对地方官吏“不论满洲、汉军、汉人,应拣选贤能推用”,“遇有紧要员缺,著不论资俸,将才能之员选择补用”,并将熟悉民间疾苦,“才能夙著”的地方官擢为科道言官,令其“据实指陈,有裨政治”。这种裁撤冗吏、罢免不职、不拘资历、任人以才的做法,显然有利于吏治的整顿。康熙元年,为简化官吏考核制度,鳌拜等曾停止京察大计,“俱著三年考满”,并定出考满规则。康熙四年,又停止考满,恢复京察,定每六年考察官员一次。这样的来回变化,也无非说明辅臣对吏治的重视。

  当然,在封建社会,特别是在其末世,政府机器中的许多弊病已积久难除,统治者的良好愿望也并不一定能收到好的客观效果,鳌拜辅政时期亦不能例外。因此,康熙六年熊赐履对当时弊病的指摘也定有事实根据。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鳌拜在整顿吏治方面的努力,特别是康熙、雍正时继续执行了这些措施,为“康乾之治”创造了有利条件,就更不能掩没鳌拜辅政时期在这方面的贡献了。

  鳌拜在辅政时期,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恢复经济。在鼓励垦荒方面,除了前述以垦荒对官吏实行考成外,政府也鼓励百姓承种荒地。顺治十八年六月,针对顺治朝以来所以无人承种荒地是因为“耕熟后往往有人认业,兴起讼端”的情况,鳌拜等听从河南御史刘源浚的建议,“先给帖文,以杜争端”,并“除三年起科之外,如河工、供兵等项差役,给复十年,以示宽大之政”。在国家财政拮据的情况下,政府还发给湖广等地穷民及河南等数省投诚官兵牛种银两,给他们创造条件垦种田地,务农为生,这在以前是少有的。清初四川经济残破,鳌拜等亦接受官员建议,准许各地册籍有名无业或无名无业之人,由官府措处盘费,“差官接来安插”,并提出“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官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纪录一次;有能招民六十家者,量与纪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这对恢复四川的农业经济意义甚大。

  为了保证经济恢复,鳌拜等实行了“轻徭薄赋”政策,除了开垦荒地,三年起科之外,他们还十分注意蠲免。康熙三年山西太原府属十二州县旱灾严重,地方官至次年才行申报,并征收了当年的赋税。“上以地方官察报迟延,有失抚恤之道,下旨切责”,并准蠲免次年钱粮和发仓赈济。按清初例,灾十分者只蠲额赋十之三,但康熙四年山东济南等六府旱灾严重,政府就将全部钱粮豁免。数日后,鳌拜等又下令户部注意防止地方官乘蠲免之机“侵扣肥己”,“使小民不沾实惠”,并提出对犯有此罪的大小官员从重治罪,决不宽恕。此外还规定地方官在察看灾情时,“随带人役,务极减少,一切执事,尽行撤去”,切实保证蠲政的实效。据《清实录》的不完全统计,辅政八年中,除康熙三年六月下令将顺治十五年以前各项钱粮悉予蠲免这一次大规模蠲免外,政府进行了包括灾蠲、欠蠲在内的各类蠲免共一百七十四次,涉及十六个省的七八百个府州县卫。除频行蠲政之外,鳌拜等也主张严禁加派。顺治十八年七月,清廷因用兵等以致入不敷出,下令加派练饷,直到钱粮充足日为止。但由于地方凋敝,人民困苦,鳌拜等只得于当年十二月下令“急停,以舒民困”,“除顺治十八年已派外,康熙元年通行停止”。加派练饷无疑是一大恶政,但他看到有损于经济的恢复、人民的休息,便在数月后停止,这种及时纠偏的作法,比起明末统治者来显然要高明一些。

  鳌拜辅政时期经济上的一个德政,就是实行“更名田”。康熙七年十月,“命查故明废藩田房,悉行变价,照民地征粮”。由于这些土地的一部分已在明末农民起义中为农民占有,清政府此举实际上就是向这些农民反攻倒算,也就必然遭到后者的激烈反对而无法实行。康熙八年三月,政府下令“著免其变价,撤回所差部员,将见在未变价田地,交与该督抚,给与原种之人,令其耕种,照常征粮”,并“将无人承种余田,招民开垦”,这就正式承认了农民在明末起义中获得的部分成果。

  到顺治末年,统一全国和巩固统治的战争虽已近尾声,但军事行动毕竟还一直存在,对经济恢复也有一定影响,由于鳌拜等努力实行促进经济恢复的措施,这段时间的农业生产不但没有停滞倒退,而且有所恢复和发展。仍以《清实录》中数字为据:从顺治十八年到康熙七年,人丁共增加228575;土地共增加145322顷;征银共增加114838两,平均人丁年增长率为千分之一点七;平均土地年增长率为千分之三点六;平均税银年增长率为千分之零点六二,可见土地年增长率超过税收银年增长率四倍多,这当然有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有利于经济的恢复。

  鳌拜虽然是追随皇太极马上得天下的重要军事将领,其他三位辅臣也多次披甲从征,武功赫赫,有较长的军事生涯,但是,除了继续顺治朝以来的统一战争之外,鳌拜辅政时期却没有进行什么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与他们在政治、经济诸方面的作为相比,他们在军事方面的政策和行动却是很有节制的。

  辅政开始以后不久,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小朝廷及其支持者李定国部为清军消灭了,康熙二年到三年,鳌拜的弟弟穆里玛等又率军镇压了大顺农民军的余部夔东十三家军。尽管只是继续完成顺治时期的军事行动,但这些行动的后果已足以使鳌拜等采取相对保守的军事政策。夔东十三家军的英勇抗击,一直使统治者心有余悸,“京师中谚语有其事险难者,则曰:‘又上茅麓山耶?’”。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财政方面的困难——军事开支的浩大,不仅使鳌拜等难以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且使人民负担极重,不得休息,有可能因此而使辅臣们恢复经济的努力付之东流。于是他们在灭亡了永历政权之后,就急不可待地宣布:“从此大兵得以休息,粮饷不致糜费。宣诏中外,咸使闻知。”基于此,他们在对东南沿海的郑氏政权的行动中,就奉行了一条以防为主,以攻为辅,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路线。

  康熙元年,郑成功病死,其子郑经继立,在台湾以及金厦一带与清皇朝抗衡。由于郑成功死后因继位问题而发生内讧,郑氏政权内部矛盾异常激化,许多文官武将都对郑经表示不满。鳌拜等利用这个机会,对郑氏人员诱以高官厚禄,招抚他们降清。如康熙元年十一月,杨学皋来归,授其左都督,加太子太保,“仍给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二年,郑成功之族兄郑鸣骏被授遵义侯,族侄郑缵绪为慕恩伯,如此等等,不胜枚举。除封赐爵职之外,鳌拜等还重用这些人来打击郑氏政权,以示对他们的信任,如康熙三年命征台湾,统率水师的施琅、周全斌、杨富、林顺、何义等,无一不是郑氏故将。在清政权的“感召”之下,“自顺治十八年九月起,至康熙元年七月止,陆续招抚伪将军、都督、总兵,并副、参、游、守、千、把总等官共二百九十员,兵共四千三百三十四名,家口共四百六十七名”。从康熙元年十月以后到康熙三年十月,较大规模的投降者有十六、七批,其中包括被称作郑经“腹心”、“左右臂指得力之人”的大量官员将领,还包括郑缵绪、郑世袭、郑芝豹生母黄氏、以及郑氏的“子侄眷属”,与他们同来降清的官员不下千余,军队百姓共有十数万,还有大量船只、盔甲器械等物,这就大大削弱了郑氏政权的力量。

  鳌拜等乘郑氏政权的内讧,又辅之以攻,派兵先后攻克金、厦、铜山等地。郑经退守台湾。康熙四年,“廷议罢兵”,并派慕天颜赴台谕降,力图和平收复台湾。但郑经却企图裂土割据,“请称臣入贡如朝鲜”,遭到辅臣的拒绝。康熙六年,施琅再请攻打台湾,因“朝议循于招抚”而未果。从此双方对峙,直到十四年后。

  鳌拜辅政时期采取的“以抚为主”的统一方针,应该说对恢复经济、与民休息、缓和财政危机都有好处,直到康熙二十一年,大臣冯溥为了“清心省事,与民休息”,还请玄烨“勿轻剿台湾”,继续鳌拜时期的政策。鳌拜等人的上述行动,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为康熙二十二年统一台湾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关于清初几个弊政的处理问题。顺治初年给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很大危害的劣政,诸如逃人法、圈地与投充、迁海等等,在鳌拜辅政时期虽仍存在,但逐渐有所缓和。

   由于迁海政策使沿海居民流离失所,顺治十八年八月,辅臣曾下令对迁海居民“速给田地房屋..使小民尽沾实惠”。康熙四年,山东青、登、莱等处沿海居民“因海禁多有失业”,鳌拜等遂允许“令其捕鱼,以资民生”。康熙七年,两广总督周有德报告当地“沿海迁民,久失生业”,建议于海口“一面设兵防守,一面安插迁民”。此建议得到鳌拜等批准。康熙八年正月,“奉旨尽弛海禁”,这对沿海居民是有好处的。

  顺治年间,由于圈地和投充等弊政,迫使大量不甘沦为农奴和包衣的人四散逃亡,顺治十一年“逃人几至三万,缉获者不及十分之一”。清廷便制订了更为严酷的逃人法,除捉拿逃人之外,还严惩窝主,牵连四邻,许多恶棍无赖又趁火打劫,使许多人身家性命难保。康熙三年底,专事缉捕逃人的兵部督捕衙门右侍郎马希纳也指出逃人法之弊害,请求“免提案内牵连之人质审”,以免“牵连多人”。次年正月,鳌拜等历数逃人法之弊,认为“此等株连蔓引,冤及无辜,饿死道途,瘐毙监狱,实属可悯”,下令有关部门制定一个“逃人可获,奸棍不得肆恶,小民不受诈害”的立法。康熙六年,又下令各地政府对骚扰地方的解役和逃人严加管束,如有“同谋挟诈”之事,要治以重罪,对这些解役约束不严的官吏,也要“严治其罪,必不宽恕”。尽管他们把逃人问题看作与本族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而不能根本改变逃人法,但由于注意了它的弊害并试图加以解决,使此时期的逃人问题日趋缓和。顺治年间两次大规模圈地之后,康熙五年,在鳌拜的直接干预下,京畿地区又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土地圈换,这是辅政时期的一大弊政。康熙五年,鳌拜提出,顺治初年,多尔衮为了自己利益,把镶黄旗应得的保定等府好地据为己有,而把正白旗的坏地换给镶黄旗,因此要求“呈请更换”。这一提议遭到正白旗户部尚书苏纳海等人的反对。苏纳海认为“地土分拨已久,且康熙三年奉有民间地土不许再圈之旨”,要求将此议驳回。虽然此事之起是由于八旗内部矛盾所致,但毕竟苏纳海的主张有利于社会安定,也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发展。

  但是,鳌拜恃威专断,不顾苏纳海以及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等人的反对,于康熙五年十二月确定“镶黄旗迁移壮丁共四万六百名,该地二十万三千晌,将蓟州、遵化、迁安三处正白旗壮丁分内地、民地、开垦地、多土地、投充汉人地派给。不敷,又将永平、滦州、乐亭、开平民地酌量取拔”。从以上记载看,正白旗迁出后的十一万多晌土地是远远不够镶黄旗二十余万晌的需要的,其他就要新圈民地。而正白旗迁走的壮丁也并未迁往畿南即镶黄旗迁出的地方,反去新圈玉田、丰润、永平等府县的民地,这样,所谓换地实际上就成为顺治以来的第三次大规模的圈地,给畿辅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尽管鳌拜等在两个月后“拨换地土将完”之时,下令“此后各旗有具呈请拨换者,概行禁止”。但是,鳌拜等人不顾百姓“扶老携幼,远徙他乡”之苦,不管“秋收之后”,蓟州、遵化等地“周遭四、五百里,尽抛弃不耕”的恶果,强行换地圈地,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损失,也危及农业生产和社会安定,实是祸国殃民的一大弊政。

  康熙八年(1669)五月十六日,权倾朝野威风凛凛的辅政大臣、一等公鳌拜,被康熙帝玄烨捉拿问罪。造成这一重大案件的根本原因是鳌拜结党营私,擅权专横,他的所作所为阻碍了皇权的高度集中,不利于玄烨的乾纲独断,而不是所谓的鳌拜欲图谋叛篡位。

  康熙五年(1666)鳌拜利用圈换土地沉重打击了以正白旗为首的反对势力,他的势力急剧增长。康熙六年六月,索尼病死。七月,苏克萨哈由于鳌拜的威胁而请求退出政界,“往守先皇帝陵寝”,被鳌拜定为不满康熙帝亲政的大罪,处死籍没。这样,康熙初的四辅臣中就只剩下一个唯唯诺诺的遏必隆,鳌拜的势力就在康熙六年到八年五月他被逮前达到了顶峰。从他个人来说,他被授一等公,并加太师(有清一代大臣加太师者,唯鳌拜与遏必隆而已);其子那摩佛承袭了二等公,并加授太子少师;其侄讷尔都尚公主,封为和硕额驸。就其集团成员而言,如班布尔善为大学士,济世为工部尚书,马迩赛为户部尚书等,基本上把持了朝政。“一切政事先于私家议定,然后施行,又将部院启奏官员带往私门商酌”,甚至“红本已发科抄,辅政大臣鳌拜取回改批”。正如法国传教士白晋所记,“在他(指康熙帝)十五、六岁时,四位摄政王中最有势力的宰相,把持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六部的实权,任意行使康熙皇帝的权威,因此,任何人都没有勇气对他提出疑议”。但与此同时,玄烨个人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成熟,在鳌拜力主严惩苏纳海及苏克萨哈时,他已能明确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虽然由于鳌拜势大而难以硬顶,但却更坚定了他清除鳌拜的决心。特别是鳌拜常常在“御前呵叱部院大臣,拦截章奏”,甚至在玄烨面前“攘臂上前,强奏累日”,极大地损害了玄烨作为一个皇帝的尊严。随着玄烨在康熙六年七月宣布亲政,鳌拜就日益成为他大权独握的障碍。因此,他在捉拿鳌拜的谕旨中称,“鳌拜在朕前理宜声气和平,乃施威震众,高声喝问..又凡用入行政,鳌拜欺朕无权,恣意妄为”,这对于一代英主玄烨来说显然是不能容忍的。

  康熙八年五月,玄烨利用“布库游戏”擒捉鳌拜,结束了清史上的“鳌拜辅政时期”。从鳌拜的三十条罪状看,其中与其结党擅权有关的有二十三条,不尊重太皇太后的二条,对册立皇后妒忌、私买奴仆等有五条。与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其他权臣或朋党集团如明珠、索额图、年羹尧、隆科多及和珅等相比,鳌拜既无严重的违法乱纪又无恶性之贪污受贿,更无图谋不轨的勃勃野心,反之却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事。对此,玄烨是很清楚的,他在捉拿鳌拜之后,只是将他“革职籍没,仍行拘禁”。不久死去,时间不详。康熙五十二年,玄烨已到了晚年,犹记起鳌拜的功劳。一次,他召集诸王贝勒大臣,说:“忆及数事,朕若不言,无敢言之人,非朕亦无知此事者。”其中特别提到,“我朝从征效力大臣中,莫过于鳌拜巴图鲁者..鳌拜功劳显著,应给世职”。讳而不言者,当年捉鳌拜系不得已之举。雍正帝执政后,“赐鳌拜祭葬,复一等公,世袭罔替”,并于雍正九年加封超武公。这些身后隆典,说明鳌拜并非是极其危险的巨奸大憝,而仍是清帝褒奖的有功之臣。

  鳌拜,苏完尼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卫齐第三子。初以巴牙喇壮达从征,屡有功。天聪八年(1634年),授牛录章京世职,任甲喇额真。崇德二年(1637年),征明皮岛,与甲喇额真准塔为前锋,渡海搏战,敌军披靡,遂克之。命优叙,进三等梅勒章京,赐号“巴图鲁”。崇德六年(1641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明总督洪承畴赴援,鳌拜辄先陷阵,五战皆捷,明兵大溃,追击之,擒斩过半。功最,进一等,擢巴牙喇纛章京。崇德八年(1643年),从贝勒阿巴泰等败明守关将,进薄燕京,略地山东,多斩获。凯旋,败明总督范志完总兵吴三桂军。叙功,进三等昂邦章京,赉赐甚厚。

    顺治元年(1644年),随大兵定燕京。世祖考诸臣功绩,以鳌拜忠勤戮力,进一等。顺治二年(1645年),从英亲王阿济格征湖广,至安陆,攻灭李自成。进征四川,斩张献忠於阵。下遵义、夔州、茂州诸郡县。顺治五年(1648年),坐事,夺世职。又以贝子屯齐讦告谋立肃亲王,私结盟誓,论死,诏宥之,罚锾自赎。是年,率兵驻防大同,击叛镇姜瓖,迭败之,克孝义。顺治七年(1650年),复坐事,降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世祖亲政,授议政大臣。累进二等公,予世袭。擢领侍卫内大臣,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顺治十八年(1661年),受顾命辅政。既受事,与内大臣费扬古有隙,又恶其子侍卫倭赫及侍卫西住、折克图、觉罗塞尔弼同直御前,不加礼辅臣。遂论倭赫等擅乘御马及取御用弓矢射鹿,并弃市。又坐费扬古怨望,亦论死,并杀其子尼侃、萨哈连,籍其家,以与弟都统穆里玛。

  初入关,八旗皆有分地。睿亲王多尔衮领镶黄旗,定分地在雄、大城、新安、河间、任丘、肃宁、容城诸县。至是已二十年,旗、民相安久。鳌拜以地确,倡议八旗自有定序,镶黄旗不当处右翼之末,当与正白旗蓟、遵化、迁安诸州县分地相易。正白旗地不足,别圈民地补之。中外皆言不便。苏克萨哈为正白旗人,与相抗尤力。鳌拜怒,悉逮苏纳海等,弃市。事具苏克萨哈传。又追论故户部尚书英俄尔岱当睿亲王摄政时阿王意,授分地乱序,并及他专擅诸事,夺世职。时有窃其马者,鳌拜捕斩之,并杀御马群牧长。怒蒙古都统俄讷、喇哈达、宜理布於议政时不附己,即令蒙古都统不与会议。

  鳌拜受顾命,名列遏必隆后,自索尼卒,班行章奏,鳌拜皆首列。日与弟穆里玛、侄塞本特、讷莫及班布尔善、阿思哈、噶褚哈、玛尔赛、泰必图、济世、吴格塞等党比营私,凡事即家定议,然后施行。侍读熊赐履应诏陈时政得失,鳌拜恶之,请禁言官不得陈奏。上亲政,加一等公,其子纳穆福袭二等公。世祖配天,加太师,纳穆福加太子少师。鳌拜益专恣。户部满尚书缺员,欲以命玛尔赛,上别授玛希纳,鳌拜援顺治间故事,户部置满尚书二,强请除授。汉尚书王弘祚领部久,玛尔赛不得自擅,乃因事齮而去之。卒,又擅子谥忠敏。工部满尚书缺员,妄称济世才能,强请推补。

  康熙八年(1669年),上以鳌拜结党专擅,勿思悛改,下诏数其罪,命议政王等逮治。康亲王杰书等会谳,列上鳌拜大罪三十,在兵部左侍郎潘湖叟黄锡衮的率领下,王弘祚配合黄锡衮密助康熙主政于朝,逮捕鼇拜有功。王弘祚晋兵部尚书、潘湖叟黄锡衮升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左侍郎。论大辟,并籍其家,纳穆福亦论死,上亲鞫俱实,诏谓:“效力年久,不忍加诛,但褫职籍没。”纳穆福亦免死,俱予禁锢。鳌拜死禁所,乃释纳穆福。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上念其旧劳,追赐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以其从孙苏赫袭。苏赫卒,仍以鳌拜孙达福袭。世宗立,赐祭葬,复一等公,予世袭,加封号曰超武。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高宗宣谕群臣,追覈鳌拜功罪,命停袭公爵,仍袭一等男;并命当时为鳌拜诬害诸臣有褫夺世职者,各旗察奏,录其子孙。

  鳌拜作为“天子自将之师”镶黄旗的重要将领,忠心事主,始终不渝,在皇太极去世后坚决拥立其子为皇位继承人,甚至不惜兵戎相见,最终争得福临继位。他为此与睿亲王多尔衮结下怨仇,在后者摄政期间,多次遭受残酷打击,三次论死。当年曾一起盟誓的黄旗大臣这时早已分化瓦解,改变初衷转而投靠多尔衮者(如谭泰)大获好处。故主皇太极既已去世,其子福临也得以即位,鳌拜此时完全可以为谋求个人利益而党附多尔衮,这在古往今来的官场上是司空见惯之事。但鳌拜面对如此险恶处境,却仍然不屈不挠,始终没有迎合多尔衮。就此而言,鳌拜作为清初一员骁将,其性格是梗(ɡěnɡ)直倔强、敢于抗争的。他对故主皇太极忠心耿耿,一片赤诚,而对顺治也始终坚守臣节,称得上是一个难得的忠义之臣。在目前热播的影视剧中,鳌拜形象给人们留下的都是骄横跋扈、贪婪不法的奸恶形象,他的忠贞梗直这一面恐怕还是鲜为人知的。

    至此,索尼已故,苏克萨哈被杀,四大辅臣只剩下一个无足轻重的遏必隆,鳌拜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虽然康熙已经亲政,但鳌拜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并不想归政于他。当时在康熙宫廷中的法国传教士白晋记载说,在康熙十五六岁时,四位摄政王中最有势力的宰相(即鳌拜),把持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六部的实权,任意行使康熙皇帝的权威,因此,任何人都没有勇气对他提出异议。此时的鳌拜已经对康熙的皇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康熙决意铲除鳌拜集团。鳌拜党羽已经遍布朝廷内外,行动稍有不慎,必将打草惊蛇,酿成大变。康熙决定不露声色,于是挑选一批身强力壮的亲贵子弟,在宫内整日练习布库(满族的一种角力游戏,类似摔跤)为戏。鳌拜见了,以为是皇帝年少,沉迷嬉乐,不仅不以为意,心中反暗自高兴。康熙八年(1669)五月,清除鳌拜的时机终于到来。康熙先将鳌拜的亲信派往各地,离开京城,又以自己的亲信掌握了京师的卫戍权。这时康熙皇帝早已布好六连环计策,意在生擒鳌拜。

   一连环:康熙和孝庄太皇太后联同“爱新觉罗家族、赫舍里氏家族、钮钴禄氏家族”。三大家族合并,共同对付鳌拜。

  二连环:索尼之子索额图奉命调任康熙侍卫,当天索额图在门外站岗,缴了鳌拜的武器。

  三连环:鳌拜所坐的椅子,右上角的腿是锯断又简单粘合的。因为他面圣,身子要朝皇帝那方倾斜,因此这折了的腿不会用上力。

  四连环:十几个布库少年中,最厉害的两个,一个在椅子后面服侍;另一个则端上在开水中煮了一个多时辰的茶杯,给鳌拜送茶。

  五连环:将生擒鳌拜的地点选在宽阔的武英殿。

  六连环:将训练好的十几名布库少年藏于武英殿内。

  此前,康熙召集身边练习布库的少年侍卫说:“你们都是我的股肱亲旧,你们怕我,还是怕鳌拜?”大家说:“怕皇帝。”一群小毛孩子,其实他们连鳌拜是谁都不知道。

  擒拿鳌拜当天,鳌拜受皇帝召见,进入武英殿。在门外,索额图让他交出武器。鳌拜大意了,心想:就算交出去他们也奈何不了我,再说一个小皇帝能把我满洲第一勇士怎么样呢?于是交出了随身佩剑。来到武英殿之上,康熙一声令下:赐座!鳌拜就坐在了那经过改装的椅子上。鳌拜身体向着皇帝,还好那条椅子腿很争气。否则历史就有可能被改写了!下面都按照原定的计划发展,功夫第二好的布库少年乔装成太监给鳌拜送茶,鳌拜接过茶杯,拿盖子的时候,觉得非常烫,要把茶杯摔了。但他不敢冲皇帝,因为那样是大不敬。身子就靠向了那条残废的椅子腿,这时,椅子后面的布库少年用力一推椅子,使鳌拜整个身子连同茶杯都摔在了地上。布库少年大喊:快来救鳌少保!(这哪是救他啊,这是要活捉他)这时早已埋伏好的十几个布库少年一拥而上。鳌拜还天真的以为他们是来扶自己的,哪想到他们竟是要擒拿自己!当把鳌拜弄得不能动弹了,康熙突然起身,读起鳌拜的30大罪状来。当念到“凌迟处死”时,鳌拜挣脱了这十几个孩子。脱下上衣,露出了满身的伤痕。指着康熙皇帝“我鳌拜一辈子,哪一天不是为了你们爱新觉罗打天下!你们却如此对我!!”康熙原定的凌迟处死鳌拜,已经不能实现了。后来经各大臣的建议,改为了终身监禁。一代骁将就这样戏剧性地败在一群少年手下。

  当鳌拜在监狱中度过的第一个月,就是他一生经历的两起两落的最低谷。他天天在想为什么,越想越生气,越生气越想,最后于1669年被自己活活气死在监狱之中。

  有女儿,但绝对不是青格儿。青格儿在康熙秘史中是鳌拜手下一名沈姓军官的遗孤

  其实这是不可能的,鳌拜一生是反对满汉一家的,不可能会收养汉女。

  电视剧中的人物是使故事情节更丰满,事实上查无此人,确切的答案可以看看《这里是北京》专门有一期的说明。

  而《康熙秘史》的青格尔历史上的原型是江南才女沈宛,此人才是真实人物。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皇帝念其旧劳,追赐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以其从孙苏赫袭。苏赫卒,仍以鳌拜孙达福袭。世宗立,赐祭葬,复一等公,予世袭,加封号曰超武。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高宗宣谕群臣,追覈鳌拜功罪,命停袭公爵,仍袭一等男;并命当时为鳌拜诬害诸臣有褫夺世职者,各旗察奏,录其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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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9-13 16:52


      吴三桂(1612年-1678年10月2日),字长伯,一字月所,明朝辽东人,明末清初著名政治军事人物,吴周政权建立者吴周太祖。祖籍江南高邮(今江苏高邮),锦州总兵吴襄之子。以父荫袭军官。明崇祯时为辽东总兵,封平西伯,镇守山海关,后封汉中王,济王。1644年降清,引清军入关,被封为平西王。1661年杀南明永历帝,1673年叛清,发动三藩之乱,并于1678年农历八月十七夜病死。其孙吴世璠继其皇帝位。

  吴三桂,字长伯,辽宁人,明末清初人物,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父吴襄,字两环,明天启二年(1622年)武进士,崇祯年间先后任都指挥使、都督同知、总兵、中军府都督等重要职务。

  吴三桂出身于辽东将门望族,吴襄自幼习武,善于骑射。吴襄耳闻目睹了明朝在天启二年(1622年)如何丢失广宁,辽东经略熊延弼如何被传首九边,辽东巡抚王化贞如何下狱而死。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吴襄奉旨调进北京,娶了祖大寿的妹妹为妻。祖大寿是世居辽东的望族,吴襄成为祖大寿的妹夫,吴三桂成了祖大寿的外甥。祖、吴两家的联姻,使吴襄,吴三桂父子找到了坚强的靠山,也使祖氏家族的势力更加壮大。

  吴三桂在父亲吴襄和舅舅祖大寿等的教诲和影响下,即学文,又学武,不到二十岁就考中武举,从此跟随父亲吴襄和舅舅祖大寿,开始他的军旅生涯。

  崇祯四年(1631年)大凌河之战中,团练总兵吴襄率马步四万余往援大凌河祖大寿,结果吴襄临阵逃脱,被削职。第二年六月,为平息山东登州参将孔有德等兵变,吴襄随副将祖大弼出征山东,最后孔有德从登州乘船渡海,投奔后金,崇德元年(1636年)成为清初“三顺王”: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而吴襄恢复了总兵职务。

  随着吴襄官复原职,吴三桂也在当年任游击,时年20岁。崇祯八年(1635年),吴三桂被擢为前锋右营参将,时年23岁。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任前锋右营副将,相当于副总兵,时年26岁。崇祯十二年(1639年)蓟辽总督洪承畴、辽东巡抚方一藻、总督关宁两镇御马监太监高起潜,报请朝廷批准,吴三桂被擢为宁远团练总兵,时年27岁。吴三桂从游击、参将到副将,再到总兵,升迁之快,超乎常规。一来和他懂文习武,能说会道有关,也和他父亲吴襄,舅舅祖大寿是总兵有关,还有一个关键是吴三桂拜御马监太监高起潜为义父。蓟辽总督洪承畴年初调到辽东,发现辽军缺乏训练,影响战斗力,用吴三桂为署练兵总兵官,负责练兵。后来吴三桂参加了几次战斗:杏山战斗,松山战斗,松锦大战。以上几次战斗吴三桂虽有战绩,既表现出智慧勇敢的品格,又暴露出怕死投机的秉性,这种性格的两面性后来影像并决定了吴三桂的命运。

  崇祯十六年,发生的四件事改变了吴三桂。

  一、正月,已投降的祖大寿在沈阳收到吴三桂的来信,祖大寿即将来信转交皇太极,皇太极回信道:尔遣使遗尔舅祖总兵书,朕已洞悉。将军之心,犹豫未决。朕恐将军失次机会,殊可惜耳。吴三桂在动摇中,虽然没有降清,但是已经给自己留出了降清的后路。

  二、春天,吴三桂奉命入关,驰援京师,抵御第五次迂道入塞的清军。行军迟缓,到达时清军已退,但是崇祯还是很器重他,感谢他来北京勤王。五月十五日,崇祯帝在武英殿宴请来勤王的的吴三桂等,赐吴三桂尚方剑。

  三、觐见崇祯后不久,吴三桂应邀到国丈田弘遇家做客。田宏遇有一位养女,是崇祯的田贵妃,很受宠爱。这时田贵妃已经病逝,田宏遇感到无助,他见吴三桂受皇上重用,便想巴结吴三桂,邀请他来家做客,就在这里,吴三桂遇见了陈圆圆。四、九月,清军绕过宁远,打下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前后七八天,三座城池全部失陷,这样,吴三桂的宁远,成为山海关外一座孤城,这时的宁远,已经失去战略意义。到第二年,崇祯十七年,明朝正陷于灭亡,使吴三桂深深陷入大明、大清、大顺的夹缝中,徘徊不定。

  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大顺军直指京师,崇祯诏征天下兵勤王,命吴三桂火速领兵入卫北京。吴三桂从宁远入山海关,200里路程,走了十一天。同时李自成派唐通带4万两白银前去招抚吴三桂,吴三桂不答。等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自缢,吴三桂才到达丰润一带,犹豫观望,停止不前。

  李自成令诸将发书招吴三桂,命吴襄写信劝子投降,另派人带白银4万辆犒赏吴军官兵。吴三桂和众将商议决定归顺大顺。四月初五日,吴三桂行到永平西沙河驿,见到从北京逃出的家人,得知父吴襄为闯王部下行掠,吴三桂大怒,考虑到自己和清军结仇甚深,北归很难,而“李害父陷于不知,不必仇”,到北京后再辨明。接着听到京城被李自成部下大掠,拷掠净尽,自己的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抢占,发现不能投降李自成,改变了投降李自成的初衷,寻找新的主子。

  吴三桂投降清王朝完全不是因为“冲冠一怒为红颜”,关键的原因是李自成的大顺王朝对于投降的地主阶级严厉拷掠,虽然已经占据了大半个中国,但是完全反对地主阶级,坚决消灭地主阶级,这样就和吴三桂的既有利益冲突,和吴三桂的家族利益冲突,和吴三桂的支持来源冲突。这时吴三桂已清楚的知道,他和他的阶级不能和李自成的大顺王朝共同相存。

  明清在关外对峙时期,吴三桂作为一个明朝将领,虽然参加过一些战斗,但是败多于胜,过大于功。然而,出人意外的是,在明末清初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时刻,他却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屡行投机,左右逢源,一跃而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

  首先,明朝政府对吴三桂表示了特别的重视。到崇祯十七年(1644)初,在经过与李自成起义军的长期战斗之后,明军主力损失殆尽。此时,李自成起义军又师出西安,北渡黄河,很短时间内,连下临汾、太原、真定、宣府、大同,矛头所向,直指北京。面临覆亡命运的明朝便把赌注押在了关外拥有重兵的吴三桂身上。不少朝臣如王永吉、吴麟征等先后上疏,要求撤宁远之师以入卫京城。在这种舆论的推动下,崇祯皇帝先是于二月间召见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询问吴三桂的兵力情况并将吴襄提升为中军府都督,而后,又于三月五日将吴三桂加封为平西伯,飞檄急调其入卫京师。一时之间,朝野舆论几乎一致把吴三桂看成是挽救明皇朝的唯一救星了。

  在吴三桂接到撤离宁远的诏书之前,由于去秋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三城的失守,宁远早已是处于清军包围下的一座孤城。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吴三桂已有弃守宁远之意。因而,在北京发出撤兵通知后,不过十天,吴三桂便已将宁远兵民五十万众撤至山海关。接着,又自山海关率师进京,二十日抵达永平。但是,就在此时,北京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腐朽透顶的明皇朝未待吴三桂率师至京便已于三月十九日被李自成起义军推翻了。明朝的灭亡使吴三桂失去倚靠,为了寻找新的主人,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吴三桂便在各种政治势力间进行投机活动。

  永平和北京之间相距数百里,吴三桂于三月二十三日抵达蓟州时始得知李自成进京和崇祯皇帝吊死的消息。不久,在京的绝大多数明朝官员投降李自成的消息也纷纷传来。面对敌我悬殊的军事、政治形势,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吴三桂最初决定投降李自成,恰在此时,李自成派来的招降人员李甲、陈乙也到达吴三桂军中,吴三桂遂“决意归李”,率领所部继续西进,并且还于所过途中,大张告示,宣称进京“朝见新主”。几天以后,李自成在致左良玉等人的檄文中也声称:“唐通、吴三桂、左光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可见,在李自成进京之初,吴三桂确曾投降过李自成。

  吴三桂之“决意降李”,并非是其立场的转变,而是在敌我形势悬殊下的投机之举。他希望自己的投降至少可以保证已有的特权和在京家小财产的安全,也许还抱有充当新王朝的佐命功臣的幻想。但是,农民军进京以后的革命措施使得吴三桂的这些幻想成了泡影。就在吴三桂刚刚决定投降李自成并向北京派出约降使者不久,从三月二十五日开始,农民军领导人刘宗敏、李过等便开始了对俘获的明朝在京官员进行拷夹、追赃等行动,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在被拷夹之列。这一行动,触犯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诋毁、攻击农民军的流言蜚语开始像瘟疫一样从北京传往外地。吴襄也私下致书吴三桂,要他“亟来救父”。两三天后,这些消息和吴襄私函一起到达了正在西进的吴三桂军中。这对吴三桂的降李活动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带有戏剧性的是,就在吴三桂得知其父被拷夹的同时或稍早些时候,李自成也注意到吴三桂对巩固自己政权的重要性,指示刘宗敏释放吴襄并命吴襄写信,劝告吴三桂投降。同时,又派出了降将唐通、降官王则尧、张若麒、左懋泰等人携带吴襄手书和大批银两直至吴三桂军中,进一步劝其投降。从时间上来说,这批招降人员到达吴三桂军中的时间仅比吴襄致吴三桂的私函晚到一两日(约在三月二十九日左右),而两封信的内容却截然相反,这不能不使吴三桂认为李自成的招降不过是一场骗局,是想诱己进京再行消灭。因此他立即停止西进,率部重返山海关。在致父吴襄的复信中表示与李自成的决裂。促使吴三桂降而复叛的还有一个陈圆圆被掳的问题。明末清初的不少史书都记载,甲申之变时,陈圆圆在北京被李自成的重要将领刘宗敏所占有,吴三桂得知后,盛怒之下叛李降清。这些记载,把对一个女人的争夺作为吴三桂叛李降清的主要原因,显然是失之片面的。但是,这一事件的确触发了吴三桂的感情。明末,封建士大夫不惜重金购置美妾已成为一种风气。陈圆圆既是吴三桂以千金之资所购得,而他本人又是拥兵数万的封疆大吏,在自己的这一特殊财产受到侵犯之时,他在感情上无论如何是不能与之合作的。因此,否认或是忽视陈圆圆被刘宗敏所掳掠这一事件对吴三桂举兵反李的作用,也是失之于片面的。

  在政治上和李自成相决裂使得吴三桂处于腹背受敌的局面。山海关之西,李自成重兵近在咫尺,一场恶战迫在眉睫。山海关之东,又有日益逼近的宿敌强大的清兵。降李的道路既已堵塞,为图本身生存之计,吴三桂被迫把目光转向了雄踞东北的清朝政权。

  就当时形势而论,吴三桂投向清朝虽然是势所必然,但是将这一设想付诸实行仍然有许多现实的困难。首先,几十年来,明清两个政权一直处于严重的军事争战状态,不独那些战败降清的军政要员如洪承畴、祖大寿等为士林所不齿,就是那些主张停战议和的大员如杨嗣昌、陈新甲等也为此饱受唾骂,现在自己却要去步这些人的后尘,会不会因此而给李自成政权制造一个动员各阶层人士讨伐自己的口实?其次,由于两个政权长期仇杀,自己军队中的仇满情绪也是相当强烈的,此刻,自己在政治上倒向清朝,会不会引起部队的哗变?还有,皇太极在世时,曾对自己多次劝降,却都被拒绝,当此穷蹙无路的情况下贸然求救,清朝会不会答应,会不会烧香引鬼而使自己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为此,吴三桂先在三月底和李自成决裂之后制造了他和清兵联合入犯的假军情,以试探包括李自成政权在内的各阶层的反应,其后,又到处散发传单,大造复辟舆论,宣扬“周命未改,汉德可思”,“试看赤县之归心,仍是朱家之正统”,并煽动在京的士绅官僚为崇祯帝服丧。

  核之《清世祖实录》卷3 顺治元年三月并无清军攻打山海关事。以此可知,此为吴三桂和李自成决裂后所制造的假军情。

  在他确知前者并未引起各界人士的恶感而后者却得到了大部分亡明官僚士绅甚至部分儒生的同情或支持后,四月初十左右,吴三桂才开始了他的联清击李计划的实施。

  吴三桂致多尔衮的第一封求援信,表现了他最初对联清击李这一重大问题的基本立场。在此信中,吴三桂屡称明朝为“我国”、“我朝”,称清朝为“北朝”。也就是说,吴三桂是以明朝臣子的身份向清朝求援,请兵之目的是“灭流寇”,并使明朝得以“中兴”,而不是让清入主中原。在消灭农民起义军之后,将以“子女玉帛”和部分土地作为对清朝出兵的酬谢和报答。在清军进关路线问题上,吴三桂要求清兵“直入中协、西协”,而他本人却“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即是说,只允许清兵从喜峰口、龙井关、墙子岭、密云等处进入明境。这些地方,既是以往历次清兵进入内地之旧路,又是目前李自成大军驻扎之处。按照这一规定,不但可以保护自身安全,防止清军乘机行其假途灭虢之计,而且还可以促使清军与李自成主力进行火并,他自己可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吴三桂最初实行的联清击李的政策。因为当时山海关形势虽然紧张,但李自成大军尚未东行,吴三桂尚未到达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对清仍心存疑惧。很快,就在吴三桂派出的使者携带书信刚刚出发时,李、吴军事对峙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吴三桂于四月初连败降将唐通、白广恩之后,李自成开始注意到山海关方面局势的严重性,便对吴三桂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四月初六日,李自成增派万人东援并运大炮出城,两天以后,又“发数万骑东行”。这些消息,当在十日前后传至山海关。李自成大军东来,山海关将作为主要战场。这样,清军即使从中协、西协等处入境也解救不了吴三桂即将覆亡的命运。在形势的逼迫下,吴三桂被迫改变初衷,由不许清兵自山海关进关转而迫切要求其自山海关进兵,以与即将到来的农民军作正面的交锋。据《沈馆录》卷七载:吴三桂使者转达了他的紧急请求:“贼锋东指,列郡瓦解,唯山海关独存,而兵弱力单,势难抵挡。今闻大王业已出兵,若及此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大王一入关门,则北京指日可定,愿速进兵”。清军主帅多尔衮接受了他的请兵,“即遣学士詹霸、来衮往锦州,谕汉军赍红衣炮,向山海关进发”。次日,多尔衮所率的全部军队也转向山海关进发。这说明,在清兵入关路线问题上,由于李、吴军事对峙形势的变化,吴三桂临时改变了决定,而这临时作出的新决定,是由使者代为口头转达的。

  长期以来,山海关一直是清军入关作战的重要障碍,此次多尔衮率师入境,最初,其行军路线也仍是走密云、蓟州。此时,吴三桂却请求主动献关,这对清军来说,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所以一接到吴三桂的来信,多尔衮便立即决定全部军队折而向南。次日,又迅速复信吴三桂,告以共捐前嫌,许诺“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世世子孙,长享富贵”。为了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清、吴之间的联合阵线就这样初步形成了。

  在吴三桂派出求援使者不久,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率六万大军奔向山海关。此时,被年初以来的一系列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李自成,对当时军事对峙的严重性是估计不足的。在他看来,不但自己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吴三桂,而且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及其家属也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吴三桂不是在大兵东向途中卷甲归降,也一定会在战争中被轻而易举地消灭掉。对于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的现实可能性,则更是连想也不曾想。因此,在大军出发之时,他还携带了崇祯帝的两个儿子和吴襄随行,把政治上招降吴三桂作为此行的主要目的。李自成的这种轻敌麻痹思想和政治解决的幻想正好被吴三桂所利用。他得知李自成亲自率军东征的消息后,随即派出了山海关士绅、儒生李友松、谭邃寰、刘泰临、刘台山、黄镇庵、高选等六人“轻身绐贼”,迎候李自成大军于北京之东不远的三河县,表示投降之意,以拖延时日,等待清兵。在派赴清军求援的使者携带多尔衮的复信返回山海关后,吴三桂马上又致书多尔衮,求其“速整虎旅,直入山海”。李自成直至行抵关门之时,吴三桂派去接洽投降的代表妄图脱逃,才发现吴三桂假投降的真实意图,但已贻误了轻兵速进夺取关门的有利时机。而多尔衮却在接到吴三桂的二次求援信后,经过一昼夜的强行军,于二十一日抵达关门十五里之外。这时,吴军已与农民军在石河战斗了一天。李自成未能在清军到达之前攻下山海关,已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清军的到达更使清、吴联军在数量上超过了李军。这样,尽管两军尚未交锋,但战争的胜负已经大致决定了。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抵达关门附近的当夜,便开始进行紧张的战斗部署,“夜半移阵骈阗之声四面皆至”。清军统帅多尔衮利用吴三桂所处的危急局面,逼迫吴三桂放弃联清击李的政策而彻底投降清朝。出于这一目的,次日平明,清军进迫关门前五里许,“即顿兵不进”。“驻兵欢喜岭,高张旗帜以待”。此时,由于连日以来农民军所发动的强大攻势,山海关已危在旦夕,吴军内部也出现了瓦解的迹象。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吴三桂得知了清军到达的消息,马上“遣使往请,九王犹未之信,请之者再三,九王始信,而犹未及行”。吴三桂初次遣使往请,多尔衮顿兵不进,固然是因为不明吴三桂之真意和城中之虚实,是一种军事上的持重。而在“请之者再三”亦即了解了上述情况后,仍然观望,则显系借机逼迫吴三桂作出更大的让步。果然,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清、吴之间“往返八次”之后,吴三桂又向清军作出了新的让步,这就是剃发归顺清皇朝和割让包括北京在内的黄河以北的大片领土。在此同时,吴三桂也提出了“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作为允许清兵入关的条件,并得到了清军主帅多尔衮的同意。这样,一方面是吴三桂在政治上降清,一方面清朝又允许其拥立明朝故太子。尽管这一约定的两个方面是直接矛盾的,但却是清、吴联合中的新突破,对于击败李自成农民军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清军入城后的当天下午,清、吴联军和李自成为数甚少的农民军交战于山海关外的一片石。次日,四月二十二日爆发了决定命运的惨烈的石河大战。根据清、吴双方的约定,首先由吴三桂率领所部和李自成大军作正面交锋。在战斗进行到最紧张的时刻,清军突然从阵后绕出并向李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李自成事先对清军入关毫无所知,兼之以连日作战,李军士气也处于再而衰的境地,虽然拚命搏战,最终抵挡不住清、吴两军的凶猛攻击,遭到严重的损失,“积尸相枕,弥满大野’。农民军被击败了,李自成被迫率余众西走。决定三方命运的山海关之战就以清吴联合作战的胜利和李自成农民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自明初以来,山海关一直是北京的门户和屏障。关门既已为清、吴军所有,北京即告危急。在军事上异常被动的形势下,李自成被迫西撤,途中,将吴三桂父吴襄及家属三十余口全部杀死。二十六日,返回北京,二十九日草草即位于武英殿,三十日晨,仓皇撤离北京,率军西行归陕。与此同时,清、吴联军紧追不舍,长驱直入。五月二日进入北京,不久宣布迁都于此。这样,以吴三桂献关降清为转折点,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而吴三桂献关降清为清进据中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吴三桂也因此得到了新主人的最高奖赏:山海关之战刚刚结束,摄政王多尔衮即于军中承制,给吴三桂进爵为平西王。他请兵击败李自成,实现了亡明士大夫的共同愿望,又得到了南明政权的赏识:南京福王政权建立伊始,便将他遥封为蓟国公,还派专使北上,携银犒军。一时之间,吴三桂这样一个在政治漩涡中挣扎图存、反复投机之人,竟然被戴上了“纯忠极孝、报国复仇、裂土分藩”的“世间伟人”的桂冠,成为了明清之际风靡一时的人物!

  清兵入关后,由于各种政治势力的对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清政府又实行了高官厚禄收买的政策,亡明官僚纷纷归降清朝。吴三桂也放弃了拥立明太子的主张。尽管如此,作为降清的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表,吴三桂和清政府之间仍有着相当大的距离。首先,吴三桂之乞师击李,打的是“复君父之仇”的旗号。在清兵入关之初,这一旗号因有利于清政府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共同镇压李自成起义军,也一度为清朝统治者所容许。但从长远看来,这一旗号又和清政府取代明朝、建立其对全国的统治的总目标相矛盾。其次,吴三桂在降清之初,仍与明朝残余势力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对南京福王政权,他甚至表示:“不忍一矢相加遗”。再次,和其他降官不同的是,吴三桂还拥有一支由自己独立统率的部队。因此,在入关之初,清朝政府对其外示优宠,内存疑忌,并未授之以事权。除在政治上对其严加防范之外,在军事上,也只是利用他对李自成起义军的仇恨,使其率兵击李。根据清政府的指令,顺治元年(1644)六月,吴三桂师出山东,平定李自成余部,九月,又从英王阿济格西征李自成。在李自成主力基本被消灭之后,顺治二年八月,清政府将其从前线调回,“出镇锦州”。对于清政府的这种安排,吴三桂了然于心。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提什么“复君父之仇”,而是望风转舵,称崇祯帝为“故主”,反复表白自己“矢忠新朝”了。三年之后,清朝政府又调吴三桂入关,与八旗将领李国翰同镇汉中,剿杀西北地区的抗清义军余部。在此期间,吴三桂为了表示自己对“新朝”的忠诚,不但对农民军残部进行残酷的镇压,动辄屠城,而且,对一些起兵抗清的朱明后裔,他也不遗余力地去斩尽杀绝。吴三桂思想和行动的转变使得清朝中央政府对他更加倚重,在西北地区抗清义军残部被剿杀殆尽之后,顺治八年,清朝政府又命三桂和李国翰一起率军入川,攻打张献忠义军余部。几年之中,先后平定重庆、成都等两川重镇。顺治十四年,又以平西大将军职,南征云贵,攻打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桂王永历政权。顺治十六年,下云南。十八年,师出缅甸,擒斩桂王。十几年间,吴三桂率部从西北打到西南边陲,为清朝确立对全国的统治建立了特殊的功勋。因此,清朝对他也由原先的控制使用改为放手使用。不但在李国翰死后,让他独承方面之任,而且在一切军事活动中也“假以便宜,不复中制,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同时,在职务上,也一再升迁。顺治十六年攻下云南后,即委其开藩设府,镇守云南,总管军民事务,康熙元年(1662)十一月,又以擒斩桂王功,晋爵亲王,兼辖贵州。其子吴应熊也选尚公主,号称“和硕额驸”,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就这样,吴三桂以千百万抗清义军的头颅博得了清政府的信任,并使自己攀上了一生中权势的顶峰。

  然而,就在吴三桂开藩设府,坐镇云南,权力和声势都达到顶点的时候,他与清朝中央政府的矛盾却开始激化起来。就清朝政府而言,使用吴三桂攻打南明政权,是为了建立其对全国的统治。为此目的,历时十数年,始将各地南明政权逐一消灭。在全国平定之后,清政府亟需在政治上实现对新占领地区的统治,在军事上裁减军队以减轻财政上的压力。因此,早在占领云贵之初,便向这些地区派出了行政官吏,而后不久,又计划撤回和裁减满洲及绿营军队。清朝的这些措施,无疑是和当时整个社会都需要休养生息的要求相符合的。但是,由于十几年来吴三桂政治、军事势力的迅速增长,清朝的这些措施却触犯到吴三桂本人的利益。就吴三桂方面说来,在南明政权尚未消灭之前,他与清政府命运相连,必须拼死作战。但在云贵底定之后,他便作起了“世镇云南”的美梦,并处心积虑地要把云南变为自己的割据领地。在政治上,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对于辖下的各级官吏,他“选用自擅”,“各省员缺,时亦承制除授,谓之西选”。与此同时,他还以重金收买在京朝官及各省将吏,为自己效劳。在经济上,吴三桂除利用政治特权籍没“故明沐天波庄田七百顷为藩庄”之外,还大肆兼并土地,“勋庄棋布”,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与此同时,他还“垄盐井、金铜矿山之利”,官卖各种土特产品,放高利贷,并凭借其庞大的财富,豢养宾客,收买士人。在军事上,他招纳李自成、张献忠余部,编为忠勇五营、义勇五营,加紧训练。此外,吴三桂还纵容部下将吏为非作歹,鱼肉百姓,“杀人越货,毫无畏忌,讼牒、命盗两案,甲兵居其大半”。事实证明,吴三桂已经成为分裂割据势力的总代表。

  对于吴三桂的这些活动,清朝洞若观火。因而在云贵平定之初,便着手裁抑吴三桂的权势。康熙二年(1663)即以云贵军事行动已经停止为理由,收缴了他的平西大将军印信,接着,又“截其用人题补之权,迁除悉归部选”。六年,又乘其疏辞总管云贵两省事务之机,下令两省督抚听命于中央。同时,还剥夺了他的司法特权,“平西藩下逃人,俱归有司审理,章京不得干预”。吴三桂则以“构衅苗蛮,借事用兵”,扩军索饷相报复。吴三桂和清朝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

  康熙十二年春,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康熙皇帝遂乘势作出了令其移藩的决定。而后,又对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的撤藩要求也依例照准。在形势的逼迫下,吴三桂也假惺惺地上疏朝廷,请求撤藩,实则希冀朝廷慰留他。对于吴三桂的真实意图,康熙皇帝非常清楚。他认为,吴三桂和朝廷对立已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于是力排众议,毅然决定允其撤藩,还派专使至滇,雷厉风行地经理撤藩事宜。

  清朝同撤三藩的决定粉碎了吴三桂“世镇云南”的美梦。吴三桂气急败坏,暗中指令死党向撤藩使者请愿,要求停止撤藩,继而又拖延时日,与心腹将领密谋发动叛乱。他还指使其党羽以“九天紫府刘真人”的名义吹捧自己是“中国真主”,为反叛大造舆论。在经过一阵短暂的准备后,同年十一月底,吴三桂铤而走险,杀巡抚朱国治,自号“周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令部下“蓄发,易衣冠”,称兵反叛于云南。为了给自己的反叛活动披上名正言顺的外衣,吴三桂在“矢忠新朝”三十年后,又扯起了“复明”的旗号。反叛之前,他装模作样地率领部下祭扫桂王陵墓,“恸哭,伏地不能起”,对部下大加煽动。反叛之后,又发布檄文,指责清朝“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并声称要“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一场大规模的叛乱活动就这样开始了。

  由于吴三桂专制滇中十四年,这场叛乱又是蓄谋已久,因此,在反叛之初,吴军乘锐连下贵州、湖南,福建靖南、广东平南二藩和吴三桂在各地的党羽如四川之郑蛟麟、谭弘、吴之茂,广西之罗森、孙延龄,陕西之王辅臣,河北之蔡禄等也先后揭起叛旗,纷纷响应。一时之间,形势对吴三桂显得非常有利。在他看来,自己军队的战斗力远胜八旗,而揭起反满的旗帜,可以争取广大汉族士民的支持,就指挥才能而言,年轻的康熙皇帝又决非自己的对手。他以为自己又可以稳操胜券了。但是,实际情况恰与吴三桂的愿望相反。一是吴三桂兵力虽然强盛,但却不具战略眼光。在其起兵之后,既没有“疾行渡江,全师北向”,设法以军事上的胜利去推动政治上的成功;也没有“下金陵,扼长江,绝南北通道”或“出巴蜀,据汉中,塞淆函自固”,以建立巩固的后方,而是分兵湖南、江西、湖北,逐地争夺一些战略价值不高的城镇。这就贻误了战机,给了清朝政府以从容布置反击的时间。其次,由于此时清兵入关已经三十年,民族矛盾早已下降为次要矛盾。吴三桂以反满相号召不过是刻舟求剑,脱离实际。而且,吴三桂降清以来的自我表演也太充分了。在民族矛盾最尖锐、民族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他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矢忠新朝”,对各地抗清义军极尽镇压之能事,曾几何时,他却又要“共举大明之文物”了。吴三桂的自我表演使人们看穿了他是一个见利忘义、口是心非、反覆无常的野心家,一些有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对之更是嗤之以鼻,耻与为伍。因而吴三桂发出的“反清复明”的号召,在广大汉族士民中并未产生什么重要影响。

  再有,与吴三桂的估计相反,康熙皇帝虽然年轻,但却有着杰出的政治才干。早在撤藩之初,便已对撤藩可能导致的后果有所准备,因此在他得知吴三桂反叛的消息后,镇定自若,措置得当。他首先停撤平南、靖南二藩,以在政治上孤立吴三桂,而后,又在京师处死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及其同党,以打击吴三桂气焰,巩固后方。与此同时,为对吴三桂部下进行分化瓦解,康熙皇帝还宣布,在各省任职的吴三桂部下的亲属概不株连,各安职业。在军事上,康熙皇帝也作了周密的部署。他任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师征讨吴三桂,还分别派出得力将领硕岱、赫业、马哈达、科尔坤等分赴荆州、兖州、太原、四川等军事重地。虽然在叛乱发动之初,清兵有所失利,但是,由于在政治上是讨逆平叛,经济上是以全国制一隅,时间不长,便扭转了军事上的失利局面,使得正面进攻的吴军,不能越长江一步,双方在战场上暂时出现了相持的局面。

  康熙十五年是双方军事形势发生重要转折的一年。由于兵兴三年,吴三桂深感兵力、财力严重不足,而吴在各地的党羽也纷纷离心离德,各有图谋。与此相反,清朝政府却以全国的兵源、财源作后盾,数路出兵,进行反攻,并迫使各地之吴军处于守势。在湖广战线上,清军将领安亲王岳乐师出湖南,连克萍乡等镇,矛头所向,直指潭州。在西北战场上,自是年初图海任统帅以来,所向皆捷。六月,穷蹙无路的王辅臣被迫投降。在东部战场上,康亲王杰书也率师自浙入闽,连克重镇。十月,耿精忠被迫投降,清师进入福州。受此影响,盘踞广西的孙延龄和盘踞广东的尚之信也表示要叛吴降清。十二月,孙延龄因事泄被杀,尚之信则遣使诣江西简亲王喇布军前投降。

  康熙十三年为“周王”元年,并联合福建靖南王耿精忠、广东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和各地反清势力起事。

  康熙十五年(1676)十一月初五,吴三桂率兵经潭州至衡阳,以衡永郴桂道衡州知府衙门(旧衡阳市衡南县政府所在地)为“行殿”,指挥各路军事。

  清兵的反击挫败了吴三桂的锋锐,吴三桂为鼓舞士气,挽救危局,稳定军心、民心,于康熙十七年三月初一日(1678年3月23日),筑坛于衡州府回雁峰前馒头岭,举行称帝加冕典礼,称“大周昭武皇帝”,定国号为“周”,改元“昭武”,改衡州府为“应天府”,改钟鼓楼为“五凤楼”,回雁门为“正阳门”,大街名“棋盘街”等,一切用京城名称,册妻张氏为皇后,孙吴世璠为皇太孙,加封文武,百官颁制新历。大周帝国辖衡州、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和甘肃等省。八月开科录士,录取者60人。建造皇帝宫殿95间,象征九五之尊。

  康熙十七年六月初,吴三桂在都城衡州亲点大将马宝,并授计率5万大军南下,攻击兵家必争之地永兴,两战两胜,大创清军,一战击毙都统宜里布、护军统领哈克三,夺据清兵河外营地(永兴依耒水而立,此水上接衡州,下通广东);一战大败前锋统领硕岱、副都统托岱、宜思孝所率援军,营垒被冲垮,河南岸失陷,清军被迫退回广东,给清军和康熙以严重的军事打击。

  康熙十七年六月中旬,张皇后驾崩,吴三桂精神受挫。

  康熙十七年七月,吴三桂亲自部署对广东、广西的大规模进攻。在衡州派出大将胡国柱、夏国相率10万大军,突入两广,几度得手,尤其在广西取得了更大的进展,除了梧州,全部都被吴军收回。   北部岳州战事由吴三桂侄儿吴应期主持,御清军于湖湘门外,清兵几次渡江,均未得逞。

  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衡州酷热,吴三桂加之心情不舒,焦虑过重,肝火过盛,便突然得了“中风噎嗝”的病症,随后又添了“下痢”病症,太医百般调治,终不见效。吴三桂便授意心腹大臣,迎接皇孙吴世璠来衡州继位,托付后事。八月十八日深夜,吴三桂在都城衡州皇宫驾崩,时年六十七岁,只做了五个多月的皇帝。

  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二十二日,吴三桂的侄、婿与心腹将领马宝、胡国柱、夏国相齐聚衡州,公推吴国贵总理军务,派胡国柱回云南,迎吴世璠前来衡州奔丧。胡国柱到达云南,向留守的郭壮图传达众将的意见,准备护送吴世璠去衡州继位。郭壮图有一女儿嫁给吴世璠,为保势力,力阻吴世璠离开云南,去衡州继位。

  康熙十七年(1678年)九月,吴国贵召集并主持诸将会议,讨论今后的方针大计。其制定至大计为“舍弃云南而不顾,北向以争天下:以一军图荆州,略襄阳,直趋河南;一军下武昌,顺流而下,经略江北。勿畏难,勿惜身,宁进死,勿退生,拼死决战,剜中原之腹心,断东南之漕运,即令不能混一,黄河以南,我当有之。” 吴国贵虽是周帝国颇有眼光、有胆有识的统帅,但诸将欲保云南家小财物,此议没经慎重讨论,便被否决了。

  康熙十七年(1678年)十一月,胡国柱等用棉裹吴三桂遗体,秘密载经宝庆入贵州,经宝庆入贵州,大将军马宝留守衡州(衡阳)。吴世璠迎至贵阳,并即帝位,康熙十八年改元为“洪化”元年,尊祖父吴三桂为“太祖高皇帝”,父吴应熊为“孝恭皇帝”。官制皆依三桂所定,郭壮图女儿晋封皇后。

  康熙十八年(1678年)二月初七,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复衡山县,五月中旬,吴国贵、马宝、夏国相弃衡州出逃,奔永州、辰州,入贵州。

  康熙十八年(1679)九月,清军复克大周帝国都城衡州(衡阳),结束了衡阳作为帝都的短暂历史。

  乘此时机,清朝政府加强了政治策反和军事进攻。康熙十八年(1679),克复湖南、广西。康熙十九年(1680),又下四川、贵州并进兵云南。康熙二十年(1681)春,师围昆明,并分兵克复附近州县。十月,昆明城内粮尽援绝,吴世璠自杀,余部投降。由吴三桂掀起的持续八年之久的一场大规模的内战至此全部平定。

  吴三桂在衡州(衡阳)称帝,并铸造的「昭武通宝」钱币在漳州诏安发现[1]。这枚古铜钱直径3.5厘米,孔径0.8厘米,正反面都是篆体字,正面文字为 「昭武通宝」,背面为「壹分」。

  吴三桂称帝后的「大周」政权铸造了一批「昭武通宝」及「利用通宝」钱币,两钱并行,传世的“昭武通宝”有平钱及壹分钱二种,平钱有篆楷二种,人称“小昭武”。壹分钱人称“大昭武”,存世仅见篆书一种。流通范围为湖南、贵州、云南、福建、四川、广东、广西等地区。清政府平乱后,严禁「昭武通宝」下令一律收缴,因而「昭武通宝」绝大多数被付之一炬。当地专家称,该钱币在诏安首次发现,对研究当时的衡制、重量、度衡有一定的价值。

  “文县守御所印”印,印面7.6×7.6cm,通高10cm。印铜铸,柱钮。印面阳线宽边框内铸阳文叠篆书体印文,右上起顺读。印台有楷书刻款“文县守御所印。礼曹造。周五年二月 日。天字四千六百九十三号”。

  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叛乱被彻底平定。文县守御所印刻年款为“周五年二月日”,说明此印是吴三桂称周王时颁行的地方官印,印款推行纪年,也表明吴三桂在衡州称帝之前即有称帝之心。印款编号之大,足见吴三桂当时的影响与号召盛极一时。此印的整体铸造形式与同类的清政府官印基本相同。

  将军本朝之勋臣,新朝之雄镇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烈皇帝之於将军可谓甚厚。讵意国遭不造,闯逆肆志,突我京师,逼死我先帝,掠杀我人民。将军缟素誓师,提兵问罪,当日之本衷原未尽泯也。奈何清兵入京,外施复仇之虚名,阴行问鼎之实计。红颜幸得故主,顿忘逆贼授首之后,而江北一带土宇,竟非本朝所有矣。南方重臣不忍我社稷颠覆,以为江南半壁,未始不可全图。讵鸾舆未暖,戎马卒至。闵皇帝(指弘光)即位未几,而车驾又蒙尘矣。闽镇兴师,复振位号,不能全宗社於东土,或可偏处於一隅。然雄心未厌,并取隆武皇帝而灭之。当是时,朕远窜粤东,痛心疾首,几不复生,何暇复思宗社计乎?诸臣犹不忍我二祖列宗之殄祀也,强之再四,始膺大统。朕自登极以来,一战而楚失,再战而西粤亡。朕披星戴月,流离惊窜,不可胜数。幸李定国迎朕於贵州,奉朕於南(宁)、安(隆),自谓与人无患,与国无争矣。乃将军忘君父之大德,图开创之丰勋,督师入滇,犯我天阙,致滇南寸地曾不得孑然而处焉。将军之功大矣!将军之心忍乎?不忍乎?朕用是遗弃中国,旋渡沙河,聊借缅国以固吾圉。出险入深,既失世守之江山,复延先泽於外服,亦自幸矣。迩来将军不避艰险,亲至沙漠,提数十万之众,追茕茕羁旅之君,何视天下太隘哉!岂天覆地载之中,竟不能容朕一人哉!岂封王锡爵之後,犹必以歼朕邀功哉!第思高皇帝栉风沐雨之天下,朕不能身受片地,以为将军建功之能。将军既毁宗室,今又欲破我父子,感鸱鴞之章, 能不惨然心恻耶?将军犹是中华之人,犹是世禄之裔也。即不为朕怜,独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独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独不念己身之祖若父乎?不知新王何亲何厚於将军,孤客何仇何怨於将军?彼则尽忠竭力,此则除草绝根,若此者是将军自以为智,而 不知适成其愚。将军於清朝自以为厚,而不知厚其所薄,万祀而下,史书记载,且谓将军为何如人也。朕今日兵单力微,卧榻边虽暂容鼾睡,父子之命悬於将军之手也明矣。若必欲得朕之首领,血溅月日,封函报命,固不敢辞。倘能转祸为福,反危就安,以南方片席,俾朕备位共主,惟将军命。是将军虽臣清朝,亦可谓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负先帝之厚恩矣。惟冀裁择焉。

  吴三桂降清后,文人对之讽刺不绝,其中最著名的莫过於吴伟业(梅村)所写的《圆圆曲》。

  由于世人将吴三桂变节归咎于其爱妾陈圆圆被掳,令吴三桂为夺回陈氏而出卖国家,吴梅村以西施讽今,谱下七言长诗《圆圆曲》,指出陈圆圆无一丝损害国家之举,责任应在吴三桂。  吴三桂和陈圆圆
虽然晚清名家王国维比较〈圆圆曲〉与唐代诗人白居易之长恨歌时认为前者不若白氏之平白,境界逊后者一筹。然无可否认,吴伟业能将西施与陈圆圆之际遇融合得丝丝入扣。但最令吴三桂介怀的却是诗中中段几句与西施无关,矛头直指吴三桂的诗句:   

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   

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   

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   

据说吴三桂曾出重金希望吴梅村删改上述几句,然为吴梅村所拒绝。

喝火令 

世乱金瓯破,枭雄意气高。   

任他樯橹自身漂。铜鼎欲知归处,须看我抽刀。   

赤心昭明月,清风不折腰。   

奈何流寇戏吾娇。一怒冲冠,一怒马萧萧。   

一怒令旗横指,国阼顿时夭。   ——诗酒仙

醉高歌
  
笑谈今古英雄,我说吴公有种。   

洪流群鲫随波涌,怕死贪生饭桶。   

男儿气势如虹,日月流光似梦。   

人生不惧天作弄,命运双拳掌控。   ——诗酒仙

《圆圆曲》   

清 吴伟业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怒为红颜。   

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夭亡自荒宴。

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   

相见初经田窦家,侯门歌舞出如花。

许将戚里箜篌伎,等取将军油壁车。   

家本姑苏浣花里,圆圆小字娇罗绮。

梦向夫差苑里游,宫娥拥入君王起。   

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

横塘双桨去如飞,何处豪家强载归。   

此际岂知非薄命,此时唯有泪沾衣。

薰天意气连宫掖,明眸皓齿无人惜。   

夺归永巷闭良家,教就新声倾坐客。

坐客飞觞红日暮,一曲哀弦向谁诉?   

白皙通侯最少年,拣取花枝屡回顾。

早携娇鸟出樊笼,待得银河几时渡?   

恨杀军书抵死催,苦留后约将人误。

相约恩深相见难,一朝蚁贼满长安。   

可怜思妇楼头柳,认作天边粉絮看。

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阑。   

若非壮士全师胜,争得蛾眉匹马还?

蛾眉马上传呼进,云鬟不整惊魂定。   

蜡炬迎来在战场,啼妆满面残红印。

专征萧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车千乘。   

斜谷云深起画楼,散关月落开妆镜。

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桕红经十度霜。   

教曲伎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

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   

长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

当时只受声名累,贵戚名豪竞延致。   

一斛明珠万斛愁,关山漂泊腰肢细。

错怨狂风飏落花,无边春色来天地。   

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

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   

全家白骨成灰土,—代红妆照汗青。

君不见

馆娃初起鸳鸯宿, 越女如花看不足。   

香径尘生乌自啼,屧廊人去苔空绿。

换羽移宫万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   

为君别唱吴宫曲,汉水东南日夜流!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一,大同总兵姜镶投降大顺军。京师震动。因大同乃京畿西边门户,大同陷落,北京危殆。此时崇祯再也顾不得驻守关宁的吴三桂部所负北防重任,急令吴三桂入卫京师。三月中旬,获令后的吴三桂立即着宁远地区几十万辽民内迁,三月十九日(一说十六日)到达山海关,继而率兵西进京畿。二十二日吴三桂兵至玉田一带,这时突获京师陷落崇祯自缢的消息。同时又获悉明居庸关总兵唐通已降大顺,并奉李自成令乘虚占领山海关。吴三桂进退失据忧心忡忡。

  就在吴三桂撤离宁远之后的两三天,都设沈阳的清廷业已探知。这对于他们来说不啻一大喜讯。宁远这座城无疑是他们辉煌事业的一个黑洞。在那里长留着他们抹不去的耻辱。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初,他们那不可一世的、与明廷交锋百战百胜的大汗努尔哈赤所率的六万大军惨败在宁远城下。努尔哈赤也身负炮伤。清军撤回沈阳后,努尔哈赤羞愤交加终日忧忿,不久伤患(一说背痈)恶化,不治身亡。经过一番角逐以后,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

  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皇太极在出兵朝鲜获胜后,率凯旋之师猛扑锦州、宁远,志在必胜以报父仇、雪国耻。不期赵率教矢志坚守锦州、袁崇焕拼死保卫宁远。后金军死伤枕藉,皇太极不得不饮恨撤围。又一次惨败宁远城下。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皇太极暴卒。幼主福临立,多尔衮、济尔哈朗摄政。为树立威望,九月,济尔哈朗就迫不及待地率军猛攻明廷残留在关外最后几个军事据点。他很快攻占中后所、中前所、前屯卫,但当他率军攻打宁远时,却遭到吴三桂的坚决抗击。宁远,这座城市简直是清的梦魇。从1626年到1643年,清军三次猛攻它都铩羽而归。然而没想到今天它竟然垂手可得。清廷真是大喜过望。急于建功立业的多尔衮等人闻讯当即下令“修整军器,储粮秣马,俟四月初大举进讨。”

  三月下旬到四月初,吴三桂盘桓踯躅在永平、玉田一带。崇祯死、明廷亡,他和所有明廷故臣一样都在寻找出路。而一条最简捷的出路就是投降大顺。这并不违反礼教。改朝换代,自古亦然。既然明太祖贫僧一名竟是真命天子,那么李自成这个驿卒又为什么不能做皇帝呢?

  大顺对吴三桂的政策亦是招降。李自成遣使三桂,给予其四个月军粮及白银四万两,并声明“俟立功日升赏”。这对于已缺饷一年多的吴军确实是雪中送炭。吴三桂已有降意。就在这关键时刻,吴三桂先后接到两种文书。一是大顺使者所持其父吴襄劝其归顺李自成的书信,二是有人送给吴三桂密信,详告其父被刘宗敏抓捕追脏,遭到严刑拷打。其父已凑白银五万两,但离刘宗敏所索二十万两甚远。此外,吴三桂爱妾陈园园亦被刘宗敏霸占。吴三桂闻讯大怒。遂拔剑斩案、升帐演兵场,斩一名来使,将另一名割去双耳,令其传言李自成:“李贼自送头来。”同时,起兵回师击败唐通,夺回山海关。

  吴三桂从态度模棱两可转变为公开对抗,这在大顺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一派意见是立即予以征讨。另一派意见是暂时放置。持后一种意见的原因有二。一是刘宗敏、李过等已沉醉在胜利的欢乐中。拷掠故明脏官、坐拥声色美姬实在是不亦乐乎。不想立即再去冒死作战。二是李岩、牛金星、宋献策等基于策略的考虑,认为暂不宜大举征伐。因为“新得京师,人心震迭”,而且吴军以“素能战”闻名,不可轻视。他们认为还是暂时维持现状,继续招降为上。但李自成力排众议,下令亲征。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兵十万,号称二十万东出京师。

  大顺朝决定征伐一事,吴三桂先期探知,大惊。他自忖断无抵挡大顺军的力量。为自保计,他决定向清借兵。条件是不但给予清财帛,而且“将裂地以酬” 。清对关内的这些变故并不详悉。它只知李自成陷京,崇祯身亡,应藉此中原大乱的机会与大顺一争天下。四月九日清大军起程沈阳。十五日行至翁后遇到吴三桂派来的特使。多尔衮等大喜且疑,并未加快行军速度。二十日到达连山。吴三桂第二次使者至。言李自成军已薄山海关,情况紧急。清军闻讯日夜兼程二百里,于二十一日傍晚抵达关外。二十一日白天,大顺军与吴军已有交战。吴军几不支。吴三桂再度遣使到清营,急催清军加入战斗。此时明了情况的多尔衮再不以吴三桂所言“不唯财帛,将裂地以酬”为满足,他的志向是入主中原,故改而坚持吴三桂必须剃发以降方出兵相助。此时,吴三桂已别无选择。若明日单独与大顺军交锋,必将不敌,身家性命必毁于一旦。于是只得依多尔衮所示,亲往清营,剃发跪拜。次日,山海关大战展开。狡诈的多尔衮令吴军先与大顺军战。待交战双方皆疲,而吴军已显不支之时,方挥师跃入阵中。毫无思想准备的大顺军兵败如山倒。至此,吴三桂所谓借清兵以伐大顺,以复明室的设想已成泡影。在军事上、政治上已完全掌握主动权的清,只把吴三桂视为众多归降故明官员中的一个,并驱之若走狗来为其征服全中国的企图效力。

  明季之末大量的明廷故臣变作汉奸的原因是多式多样的。常见的是战穷活命型和投效觅官型。前者典型为洪承畴、祖大寿等,后者典型为张存仁、马光远、冯铨等。吴三桂跟他们都不同。吴三桂没有战穷。山海关和五万将士均在他掌握之中。他官至明庭总兵官、平西伯。若明庭得以延寿,他的升官图仍未有穷期。更为重要的是,从十几岁至此他一直处在与清毫不妥协的交战之中,可以说他身上并无显著的汉奸因子。鉴此,有必要探讨他终究成了大汉奸的原因。

  面对事实进行探究,应该承认客观因素是促成吴三桂蜕变为汉奸的重要原因。这客观因素就是李自成入京后所采取的一系列错误作法。

  基于农民起义军对地主豪绅阶级和故明官僚的痛恨,大顺军许多将士对明廷降臣进行拷掠追赃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李自成并不具备一个封建改朝换代者的眼光和胸襟。古代的农民起义并非近代、现代的民主革命。它只能是以一个新兴的王朝代替原有的王朝。大顺要能站稳脚跟就必须与故明官僚合作。而且这些故明官僚已抛弃朱明政权张开双臂准备与大顺朝合作了。如礼科给事中惠世扬就十分肉麻地向李自成下跪说:“天生老臣,以遗陛下。”可是李自成竟对个中奥秘欠缺洞悉。任由大顺将士去拷掠故明官员,甚至骚扰百姓,于是李自成大失京师民心。许多故明官员降后复萌叛志,有的则化装潜逃。

  从整体上来看,大顺的作法是丢弃了于自身政权的稳定十分重要的故明官僚的合作,从局部上来看,是逼反了吴三桂。这既是促使吴三桂降清,也是使大顺朝由盛至衰最终覆灭的关键。对于那十几天--历史长河中短短的一瞬间--里的情况各种史籍中有着略有出入的记载。在剧烈的变动面前,吴三桂情绪激动举止失措。有记载说他已接受李自成的招降。只是在还没有完全公开之时,又陆续得到父亲被关押拷掠和爱姬被霸占的消息。有说是,他还勉强能接受父亲的遭难,却决不能接受爱姬的受辱。他明白自己是处在清和李自成两大势力的夹缝之中。无论是出于父亲滞留京城的考量,还是从他与清拼杀了十几年的仇恨来看,他归降大顺才是顺理成章的。可是三十二岁血气方刚的青年武将在斩了李自成的使节并口出“李贼自送头来”的狂言后,就自断了这条应该走,并且本来已打算走的路。可是尽管如此他对降清仍有顾虑,以至在获悉李自成起兵后曾想自戕以了断一切。然而当他面对现实后,只得走出向清搬兵的招数。

  民间史学界多认为吴三桂并非一开始就是明朝叛臣,而是由于满清打着“为君父报仇”的名义叩关,相对于攻占北京逼死崇祯帝的李自成,被明朝册封过的建州女真反而是自己人。联合清兵共同打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在当时看来再合理不过。明末时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并不强烈,只要统治者的治国方式可以让汉人接受,汉人对异族统治也并不排斥。这也是无论是北魏的鲜卑,抑或是西夏、辽、金时期,异族在建国的初始阶段通常并没有遭到汉人的强烈反抗。

  然而后续的发展并不如忠直的明朝旧臣所想。清以大明臣属的名义公开寻找崇祯之子,声称会将崇祯之子奉为正统,令其即位。却又自食其言,将明朝旧臣和内宫老太监都认定是崇祯第三子朱慈炯的人处死,并称此人是假冒的崇祯后裔。自此明庭失去了正统的继承人,明室的诸亲王都缺乏正统性和号召力,南明小朝廷也不得不走向了衰亡之路。此时的三大降将吴三桂、耿精忠和尚可喜三人已是骑虎难下:清廷已经坐大,只有协助清廷消灭南明,才能保他们家族的平安,并消除他们降清的道德危机。明室虽从未薄待过吴三桂,身为降将的吴三桂却不得不积极的消灭南明,并最终手刃永历帝以向新主子表忠心。

  吴三桂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之一,但是,康熙有相当一段时期,被这个吴三桂逼到墙根,康熙没想到局促在云南一隅的吴三桂,居然挥师北上,来势凶猛。广西、四川、贵州、湖南、福建、广东诸省响应,江西、陕西、甘肃等省波及;同时,他也没想不到八旗子弟兵“观望逗留,不思振旅遄进,竟尔营私适己希图便安,或诿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未具,借端引日,坐失时机……不知怎样应对?”《清通鉴》记载有康熙在永兴之战失利以后“忧心忡忡,现于词色”。 虽然,康熙最后险胜了。

  吴三桂死时已七十四岁,这年玄烨刚二十五岁,两人相差四十九,康熙有足够的时间等到吴三桂自然死亡树倒猢狲散。何必打八年仗,生灵涂炭,满目疮痍?然而,年轻气盛的他,等不及。康熙非常自信:朕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十六岁就不动声色地拿下辅臣鳌拜,独掌朝政大权。那么,朕二十岁了,还不撤除三藩,以去心腹之患,更待何时?

  结果,这场仗,打了八年,吴三桂差不多打下了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这其间,双方进行过六次殊死决战,吴军胜四,清军胜二,吴是占上风的。几年的仗打下来,吴的总兵力为清军的两倍,无论数量和质量上,玄烨都不是吴的对手。因此,如果不是吴三桂病死,战争未必很快结束。既然战争还要进行下去,那么,他被吴三桂打败的可能是存在的。所以说,玄烨的赢,赢得有些忐忑。

  “幸荷上天眷佑,祖宗福庇,逆贼遂尔荡平。倘复再延数年,将若之何?”这是发自他内心的话,说明他请得了神,而送不了神的尴尬,曾经使他六神无主过。

  后人对于吴三桂的评价不一,甚至两极化。

  大部分人认为,由于他作为汉人,却与清朝勾结,导致大顺政权及南明政权等汉人政权的覆亡,加上曾杀死永历帝等明朝皇族、大臣等,故他的行为应被视为“汉奸”。因此故经常有人拿“现代吴三桂”这个称号来攻击对手。

  也有人认为,在动荡的明清交际时代,吴三桂不过是忠于他和他家族的利益行事,所谓汉奸评价实在太过苛刻。更有人指撰写《圆圆曲》讥讽吴三桂的吴梅村本人,最后竟然自己去做到清廷的国子监祭酒侍讲,在道德高度上实在没有资格去写诗辱骂同样是投清的吴三桂。

  现玉田县南部窝洛沽镇,仍保留着完整的《吴氏家谱》,其中记载,吴三桂引清入关的原因,皆因李自成逼迫吴三桂投降,未果,一怒之下,在北京杀吴家百余口,原文如下:“李贼进京,于宣武门外,杀吴家百余口.....”,并未闻怒发冲冠为红颜。家仇所使,这才是他引清入关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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