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焚书之谜
一
李斯在秦统一六国过程中和秦统一后，为秦始皇出谋划策，在巩固统一、政权建设上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建立帝号，设置官制、实行郡县，制定秦律，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等。对李斯的这些作为，应予以充分肯定。
但是，秦统一后，朝廷中对一个问题有不同意见，李斯在这个问题上的所坚持的意见，为秦始皇接受，并以此为借口制造了一次重大事件。这就是焚书事件。
焚书是秦朝发生的一件大事，对秦朝历史而言，这次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后，秦朝的社会矛盾日益显现，不稳定因素开始增多；对秦始皇而言，这次事件之后，他由一个比较开明的君主开始变为专制暴君；对李斯而言，这次事件之后，他处处迎合、屈从最高统治者的心态进一步表露，他这样做虽然可保全自身，但也暴露了自身的弱点，为秦朝，也为自己埋下了灾难的种子。
首先谈谈焚书事件的来龙去脉。
这件事起因是朝廷中的大臣对治理国家的方式有不同意见。具体讲，不同意见就是统一的秦王朝究竟是全部实行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还是在实行郡县制的基础上一些地区实行分封呢？
商周实行分封制，尤其西周，分封制度相当完备。分封制就是周天子把土地和人口分封给周族王族的后代和异姓功臣。这些被封者称诸侯。所谓“受民受疆土，以蕃屏周。”历史证明，西周实行的分封制适应了当时的社会条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西周从公元前1046建立到公元前771年灭亡，社会基本是稳定的。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贵族等级制和宗法制动摇，分封制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到战国时，各国相继建立了君主专制集权制的政权，取消了分封制，建立了中央直接管辖的地方行政机构。秦灭六国后所建立的就是专制集权的统一国家。当时的问题是，秦统一中国后，还有没有必要实行分封制？
就在秦统一中国那一年，即公元前221年，就对这个问题在朝廷展开过讨论。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当时，先是丞相王绾发言，他向秦始皇建议：“现在，诸侯刚刚被打败，燕国、齐国、楚国地处偏远，不给他们设王，就无法镇抚那里，请立各位皇子为王，希望皇上恩准。”
这是以王绾为代表的所谓分封派的意见。细读王绾的建议，发现他不是要求实行全面分封，而是在偏远的燕、齐、楚让秦始皇的儿子们去镇守，并没有提出全面分封，其本意还是要巩固秦政权。秦始皇当时对这个建议没有表态，而是交给群臣商议。可以看出秦始皇对这个意见还是听得进去的，经过大臣讨论，都认为这样做有利。《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可以看出，主张分封的意见明显占了上风。
就在这时，廷尉李斯站出来，发表了与众不同的意见。他说：“当年周文王、周武王分封了不少同姓子弟为王，可是他们的后代逐渐疏远了，互相攻击像仇人一样。诸侯之间彼此征战，周天子也无法禁止。
现在，天下靠您的神灵之威获得一统，都划成了郡县，对于皇子功臣，用公家的赋税重重赏赐，这样就很容易控制了。要让天下人没有邪异之心，这才是使天下安宁的好办法啊。设置诸侯没有好处。”
李斯的话引起了秦始皇的警觉，秦始皇感到，灭六国的战争刚刚结束，天下刚实现统一，不打仗了，再在实行分封不就又要挑起战争吗？
秦始皇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意思是，以前，天下人都苦于连年战争无止无休，就是因为有那些诸侯王。现在我依仗祖宗的神灵，天下刚刚安定如果又设立诸侯国，这等于是又挑起战争，想要求得安宁太平，岂不困难吗？廷尉李斯说得对。
李斯的意见得到皇帝的肯定，于是一场争论也就告一段落。秦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郡县制。
关于治理国家用什么方法，由于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不同，而有不同的方案，这是很正常的。从这次讨论中，可以看到三个问题：
1. 主张分封的王绾并没有提出全面分封，只是建议在偏远的燕、齐、楚之地封皇子为王，这在经济落后，交通阻隔的中国古代并不是不可以实行的。历史证明，中国自汉以后，对地方主要实行的是郡县制，但在某种程度上仍保留着分封的状态。
2. 李斯对王绾的意见虽然不同意，但态度还算不错，没有打棍子，扣帽子。他的意见得到秦始皇的支持，王绾的建议被否定，这件事也就平息了。
秦始皇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很大度，让大家讨论，没有自作主张，更没有发脾气，能容人，有开明君主的气派。
3. 主张分封的意见虽然被否定了，但朝廷中仍有人认为可以搞分封，他们还在寻找时机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李斯在这次讨论后得到秦始皇的信任，后来由廷尉升为丞相，成为朝廷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要人物，有了这样的职位，他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势和影响发表意见，左右局势，分量就比过去重多了。
二
果然，8年之后，围绕着搞不搞分封问题又在朝廷上发生了争论。
这件事发生在前213年。应该是在秦王朝统一中国8年的庆祝大会上。当时秦打匈奴，伐南越都取得了胜利，领土又扩大了许多。《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就是在咸阳宫殿举行盛大酒会，这次大会不仅文武官员全部出席，还邀请了几十位有名望有地位的博士参加。在宴会进行中，七十位博士上前向秦始皇献酒颂祝寿辞。仆射（博士长官）周青臣走上前去颂扬说：
“从前秦国土地不过千里，仰仗陛下神灵明圣，平定天下，驱逐蛮夷，凡是日月所照耀到的地方，没有不臣服的。把诸侯国改置为郡县，人人安居乐业，不必再担心战争，功业可以传之万代。您的威德，自古及今无人能比。”
秦始皇听了周青臣的这一番颂扬，心里甜滋滋，脸上堆满笑容，十分高兴。可是，博士齐人淳于越上前，却说了与周青臣完全相反的话。他说：
“我听说殷朝、周朝统治天下达一千多年，殷周都分封子弟功臣，给自己当作辅佐。如今陛下拥有天下，而您的子弟却是平民百姓，一旦出现象齐国田常、晋国六卿之类谋杀君主的臣子，没有辅佐，靠谁来救援呢？凡事不师法古人而能长久的，还没有听说过。刚才周青臣又当面阿谀，以致加重陛下的过失，这不是忠臣。”
值得注意的是，淳于越的话，一是批评周青臣太爱拍马屁，阿谀奉承；二是再次提出分封子弟为王，派他们镇守地方。所谓齐国田常是指齐国的卿，他在前481年发动政变，把齐国大权控制在自己手里，实现了田氏代齐。原来齐国是周初分封给姜子牙的，这时田齐取代了姜齐。六卿是指晋国的六家卿，经过争斗最后剩下三家（韩、赵、魏），他们瓜分了晋国。
秦始皇听了淳于越的话，陷入沉思，他没有急于表态，仍然把意见下交群臣议论，“下其议”。这时，丞相李斯站了起来，他要发表意见。李斯的话很长，主要说了这几个意思：
第一，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五帝的制度不是一代重复一代，夏、商、周的制度也不是一代因袭一代，可是都凭着各自的制度治理好了，这并不是他们故意要彼此相反，而是由于时代变了，情况不同了。——此话体现了历史进化论的思想。
第二，现在陛下开创了大业，建立起万世不朽之功，这本来就不是愚陋的儒生所能理解的。况且淳于越所说的是夏、商、周三代的事，根本不值得效法！
从前诸侯并起纷争，才大量招揽游说之士。现在天下平定，法令出自陛下一人，百姓在家就应该致力于农工生产，读书人就应该学习法令刑禁。
请注意，李斯的话头要转，他把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提出来了——儒生心怀鬼胎，别有用心！
第三，李斯说：现在儒生们“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意思是现在这些儒生们不学习今天的却要效法古代，以此来诽谤当世，惑乱民心！这些人，“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入朝就在心里指责，出朝就去街巷谈议，在君主面前夸耀自己以求取名利，追求奇异说法以抬高自己，在民众当中带头制造谤言。像这样的活动如果不去禁止，君主的权威就会下降，在下面朋党的势力就会形成。我认为应该禁止他们的活动，必须对他们采取措施！
李斯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并上纲上线后，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李斯提出了以下几个建议：
第一，把人们个人收藏的《诗》、《书》、诸子百家著作，全都送到地方官那里去一起烧掉。有敢在一块儿谈议《诗》、《书》的处以死刑示众，
第二，借古非今的满门抄斩。官吏如果知道而不举报，以同罪论处。命令下达三十天仍不烧书的，处以脸上刺字的黥刑，处以罚作四年苦力，发配边疆，白天防寇，夜晚筑城。
第三，医药、占卜、种植之类的书不在清除之列。
秦始皇同意了李斯的主张，制曰：“可。”立刻下了一道命令：除了医药、种树一类书籍以外，凡是有私藏《诗》、《书》、百家言论的书籍，一概交出来烧掉。以后要是再私下谈论这类书，办死罪；谁要是以古非今的，满门抄斩；禁止私学，愿学法令的，“以吏为师”。这就是震惊中国历史的焚书事件。
三
我们如何看待李斯的焚书主张呢？
首先，淳于越建议实行分封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实行焚书有必要吗？
我认为，淳于越提出分封和当年王绾一样都是从善意出发的，他们的目的不是要颠覆秦政权，而是要使秦政权巩固。从王绾到淳于越，他们都是要在中央集权基础上、行郡县的基础上分封子弟为王，而不是像西周那样全面分封，把秦始皇的天下变成周天子的天下。李斯却认为这些人是完全照搬西周的制度，以古非今——李斯把问题的性质搞错了，搞复杂化了。
在焚书问题上，李斯小题大做，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套用今天的一句话，是他乎悠了秦始皇。把本来可以讨论的问题扩大化，便成了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似乎秦王朝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终于造成一场文化灾难。
第二，明明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明明可以讨论、甚至批评的问题，李斯为什么要用极端的方法解决？这表现了他什么心态？
我觉得主要是迎合心态。随着秦专制集权制度的建立，李斯看到，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作为丞相，他自觉地维护皇权，他知道，秦始皇的专权具有极强烈的排他性，即只要有他认为不利于统治的因素，都会毫不留情地扫除。为此，李斯把本来可以讨论的问题提高到影响国家治乱安危的高度来认识，造成了秦始皇的高度紧张和警觉，决心烧书。他迎合了秦始皇，也就获得了秦始皇的信任，使自己的地位更加稳定了。
其次， 李斯提出焚书的建议还集中体现了他的法家思想。严刑峻法无疑是法家思想的核心，与此相适应，法家主张在文化上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其表现就是除了法律书，别的书都不让老百姓看。商鞅变法时就实行“燔诗书而明法令”。李斯则想通过秦始皇下命令在全国实现文化专制。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李斯的老师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学大师，他跟随老师学习，肯定读过不少诸子百家书，你自己看了，为什么又不让别人读呢？你看了没问题，怎么别人看了就会出问题呢？你看诸子百家不反政府，不出事，别人看怎么就反政府，要出事呢？说穿了，这是法家的愚民政策。主张愚民政策不仅有法家，儒家、道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法家对愚民政策讲得最多。在法家看来，对老百姓就是要役使、利用，所谓战时则用其死，平时则用其力，让他们无休止的劳动或打仗，国家自然安定。至于知识文化，老百姓知道得越少越好。早在商鞅变法时就提出烧毁《诗》、《书》，厉行法治，禁止游说的措施。后来，韩非继承并发展了这种主张，他认为，不仅要用法规范人们的行动，还要严格限制人们的思想，这是最重要的。不许看不应看的书，不许说不应说的话，规定了思想罪。
韩非子在《说疑》中说：“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意思是，禁止出现奸邪的办法，最好的办法是管住人心，也就是管住思想，首先不许乱想；其次不许乱说；再其次不许做法律不允许做的事。怎样才能使老百姓不能乱想，不能乱说呢？有一个好办法就是不要让他们有文化，什么《诗》、《书》之类一律烧掉，要想学文化就学法律，“以吏为师”，把你的思想抽空，把你管得服服帖帖，你什么也不懂，不就不会七嘴八舌了吗？
说到底，愚民政策是统治者钳制民众思想的政策。统治者愚弄老百姓，让老百姓变成无知的顺民，更加容易统治。焚书就是愚民政策的体现。法国十八世纪杰出的政治哲学家，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对专制和独裁政权特点进行批判，他在《论法的精神》中说：
专制国家的教育寻求的着力点是降低民众的心智。……
在专制国家里，只是把恐惧置于人们心中，把某些极简单的宗教原则般的知识灌输给人们。当权者知道，知识导致危险，竞争足以招来祸害。……所以，在这种专制国家中，从某些方面来说，教育等于零。它先掠夺人们的一切知识，然后再给人们一点点看似知识的东西。”
用这段话解读法家的愚民政策的实质是再清楚不过的。
韩非子只是从理论上阐明了愚民政策对于维护专制统治的必要性，而李斯的焚书建议和秦始皇焚书的命令则是愚民政策的具体实施。李斯对焚书的要求十分严苛，不仅藏书非法，甚至“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就是说有人胆敢相互谈论《诗》《书》者，就在闹市执行死刑。
这么严厉的禁书措施，究竞焚书的效果怎么样？是不是民间的书都烧了？可以说，焚书的性质恶劣但效果却十分有限。这道焚书令，乍一看，来势汹汹，着实吓人，但实际考察，我们会发现它表面如洪水猛兽，但收效甚微。为什么这样说呢？秦朝地域辽阔，秦与东方文化有明显的差异。秦国奉行严刑峻法，烧书令可能在秦国本土能够实行，但这道命令对东方（包括楚国）就不那么灵了。秦可以用军事力量征服东方，但要从思想文化上真正征服东方并不那么容易。
首先，焚书必须让老百姓上交书，可老百姓、读书人就是不交，你怎么能搜查出来！当时，书的来源主要靠笔抄在竹简木牍上，来之不易，读书人爱书的情感之深，是现代人难以体会的。所以藏书是当时反抗焚书令的主要办法。特别是读书人比如儒门后学和诸子学人，纷纷藏书。那么，书都藏在哪里呢？
1、 藏在屋壁。
屋壁就是夹壁墙。传孔子九世孙孔鲋曾把一批珍贵的书籍藏在曲阜孔府一间屋子的夹壁墙中，秦末，他参加了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并担任了陈胜的博士，后来在战斗中牺牲。到汉武帝时，鲁恭王刘余翻修孔子旧宅，发现夹壁墙中有一大批藏书，包括《易》、《诗》、《礼》等典籍，这就是当年孔鲋为躲避秦朝的焚书令藏起来的书。
汉文帝时有个叫伏生的老头，90多岁了。他是当年秦朝的博士，他偷偷在屋中藏了一部《尚书》，偷着背诵，直到背得滚瓜烂熟，才把书销毁。汉初鼓励民间献书，他背诵了《尚书》，由政府派人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这就是今文尚书。
2、藏在深山。
此次焚书没有彻底执行，还有地方官员执行不力。落实焚书令需要各级官员执行、配合。秦始皇从十七年(前230年)起至二十六(前221年)，十年之间兼并六国，领土扩大了五倍。但在这么大的范围内，短时间内，哪里有那末多培训好的能忠于秦政的官吏？秦始皇只能大量利用降秦的六国旧吏。众多的六国降吏也不可能在数年之内被秦国完全更换。那么，众多降吏都能尽忠职守于秦吗?都会不折不扣地执行焚书令吗?不可能。正是因为有众多地方官吏的消极，才会造成众多有书之人的藏书机会，这使得焚书令大打折扣。
还有，出土秦简中未见只字焚书令的反映。2002年5月至6月，湖南省文物工作者在湘西龙山里耶发现了战国古城，出土秦代木质简牍36000多枚。这批珍贵文献的时间在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至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之间,内容包括法令、文书、历谱、郡县等十余项。被认为大部分是秦统一中国15年间的官方档案。按理说，这批简牍中应有秦始皇三十四年颁布的焚书令，但经清理却只字未见。（图片：里耶秦简出土之地）
这一发现也证明，秦始皇颁令行法,并非人们所推想的那么雷厉风行于全国。
第四，从《汉书》所反映的实际看，秦以后各种图书的数量依然很可观。《汉书》是东汉人班固写的记述西汉历史的史书。其中《艺文志》记载了各种书籍多达13000多卷。这一万三千多卷中,大都是西汉初至宣帝多次奖励人们向中央进献之书,也理应就是秦焚书令之后众多藏匿之书。其中仅诸子书就有189家，4324卷(篇),这些书大都经历了焚书→藏书→献书的历程。
通过以上简单统计,我认为清楚地证明了一个长期未被人们深究的大问题,即秦始皇的焚书令,其实是来势汹汹,收效甚微。但它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这个中国图书文化史上的大案,留给后人太多的思考。
四
李斯与秦始皇合谋的焚书政策从主观上讲是要加强统一和集权，但对不同意见显然没有必要用烧书的方法来解决，这一作法，对人心的伤害太大了。有人认为焚书是搞了扩大化，似乎像淳于越那样的人就值得抓起来甚至杀掉，其实他仅仅是说说而已，充其量是思想不对头，而并非搞垮秦王朝，颠覆秦王朝，有什么必要因此而毁掉民间的藏书呢，这不是扩大化，是做法根本错误。这项不得人心的文化政策，激发了人们对秦帝国的逆反心理,虽于当时潜伏,但在之后反秦斗争中的作用是剧烈的。反秦的强烈社会文化心理，应是加速秦帝国灭亡的一个潜在要因。历史证明，秦始皇所主要焚禁的民间人们读的书,被大量地藏匿保存了下来。可以说，历史上任何焚书、禁书的行政措施，都是令人的愚昧无知和可悲之举，都会给后人留下那么多的诅咒，都会激发人们对书的更加钟爱,都会使图书文化得以更顽强的发展。秦始皇焚书受到了历代指责，唐代诗人章碣有一首《焚书坑》写道：
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原来刘项不读书。
竹帛烟消，指焚书的烟火熄灭，帝业虚，文化破坏，帝业动摇空虚。关河：函谷关、黄河，祖龙指秦始皇。山东指函谷关以东，农民起义爆发的地区。刘项，刘邦小吏，项羽游侠，都读书不多。这首诗讽刺秦始皇，书烧了，帝业动摇了，激起民愤，起义的领袖恰恰不是读书人！
清人陈恭尹也有一首诗写道：
谤声易弥怨难除，秦法虽严亦甚疏。
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有有未烧书。（《独漉堂集》）
“呼孺子”——这是人们熟知的张良获书的故事。张良原是韩国贵族的后代，秦灭韩后，他怀恨在心，变卖了全部家产，招募刺客，阻击秦始皇于博浪沙，（今河南原阳东南）没有成功，秦始皇下令捉拿刺客，张良隐名埋姓，一直逃到下邳，有一天他在在一座桥上过，一个老人走到他面前，一不留神鞋扔到桥下，让他去捡。张良吃惊不小，想这个老人，又见这人很老了，终于忍住，去桥下捡走鞋来拿到桥上。老人又很过分地让张良为让穿鞋，张良默默照做了。老人大笑而去，一会儿回来，夸他“孺子可教”，命他五天后大清早在桥上等。张良五天后一去，见老人早在桥上了。老人大怒，让他过五天再来。过五天，张良又迟到了、老大又怒，约他再过五天来。过了五天，张良半夜赶往，终于赶在了老人的前面。老人见他先到，高兴了，地是传了他一部《太公兵法》。张良就因为这次奇遇，成为后来汉高祖刘邦首师军师与汉王朝的开国元勋之一，这说明民间用各种办法藏书，书一旦进入民间是烧不尽的。
对于焚书坑儒，历来有种种的否定与抨击，但是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的复杂是不可以简单论定的。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卷四《后秦纪》中曾经这样评论李斯关于焚书的上书：“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当战国横议之后，势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
焚书是秦朝发生的一件大事，对秦朝历史而言，这次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后，秦朝的社会矛盾日益显现，不稳定因素开始增多；对秦始皇而言，这次事件之后，他由一个比较开明的君主开始变为专制暴君；对李斯而言，这次事件之后，他处处迎合、屈从最高统治者的心态进一步表露，他这样做虽然可保全自身，但也暴露了自身的弱点，为秦朝，也为自己埋下了灾难的种子。
焚书这项不得人心的文化政策，尽管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彻底贯彻执行，但由于其手段粗暴，做法野蛮，激发了人们对秦王朝强烈的反抗心理，后来爆发的秦末农民大起义，有这么多人参加，其中包括孔子的九世孙孔鲋和许多读书人，说明焚书不得人心，李斯在这个事件中的恶劣表演，使人们对他有了新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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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6-21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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